八九一日：1990年6月2日，侯德健、周舵、高新再度被捕

1990年6月2日，侯德健、周舵和高新在他们原定的北京家中记者招待会之前分别被捕，记者会被迫取消。这是他们参加在天安门广场“四君子”绝食一周年的日子。

他们被关押三星期后才在六月“敏感期”之后分别释放。


八九一日

八九一日：1990年5月10日，戴晴、周舵等被释放

1990年5月10日，中国政府宣布211位因参与八九民运而被捕的人士被免于刑事处分。这批被释放的人中包括戴晴、曹思源、李洪林、周舵、杨百揆、李南友等。

戴晴在接受香港电视台电话访问时说，她在狱中没有受虐待，但必须接受审问和写材料。


八九一日

八九文件：新华社《和平撤离，无人死亡》

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

——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

新华社记者　邱永生　黄智敏　易俭如　张宝瑞　朱　玉

制止动乱、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已经过去了100多天。西方和台港新闻机构曾经在海内外大肆散布的所谓“天安门血案”的谣言，早已为事实所戳穿。海内外广大人士已经开始明白了事实真相。但是，还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尤其是叛国外逃的吾尔开希等人，依然在不同场合侈谈什么“血洗天安门”、“坦克把人压成肉饼”等一类谎言，以蛊惑人心。“美国之音”也不时引用这伙人的话，以所谓“客观”的手法继续散布这类谎言，煽动反华情绪。

记者最近分别走访了6月4日凌晨天安门广场清场的一些当事人，其中有执行清场任务的戒严部队军官，交涉和平撤离的代表、现场救护的医生和最后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他们用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事实说明，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整个过程中，采取妥善措施，避免了流血冲突，实现了和平撤离，没有打死、轧死一个人，再一次以铁的事实批驳了吾尔开希之流的谎言。

响应政府号召、同意和平撤离的侯德健、周舵等人说：对历史负责，军队没有在广场打死人

从6月2日下午起在天安门广场参加有限期“绝食”的侯德健、周舵、刘晓波、高新等4人，4日凌晨响应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的号召，设法找到挺进广场的戒严部队交涉和平撤离，并且最后随学生队伍撤出天安门广场，目睹了清场的全过程。近日，他们在分别接受记者采访时，详细讲述了清场的经过。

记者是在侯德健的北京寓所采访他的。这位作曲家从6月4日撤离天安门广场后便躲进某国驻华机构达两个月。在此期间，海外对他的安危去向众说纷纭。坐在记者面前的侯德健，谈起天安门广场清场情况时说：“在整个过程中，我没有看到有人被打死，不管是谁，学生、市民或军人。”

他说：“我也没有看到坦克或装甲车轧向人群。我见到有三四辆坦克停在广场外边。但是，我听到打枪，我也亲眼看到打枪。那是在同学已经开始撤离的时候。大概有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军人冲过来，枪是对着纪念碑角上‘高自联’的高音喇叭打的。在这之前，我还看到在长安街上，由西向东有枪弹划过的光线，但是很高。我也看到朝广场西南角施放的催泪弹，不是很多。部队让我们撤离的时候好像也有放枪的声音，我看到的几个都是朝天放的。”

侯德健说，他藏身某国驻华机构期间，曾于6月12日写过一篇题为《撤离天安门广场时我的亲身经过》的文章，记述了清场时他的所见所闻。他说：“我的朋友看到这份东西后认为和他们听到的情况差别很大。但是我说，我所看到的，就是这样子。”

侯德健回忆说，6月4日清晨3时左右，广场气氛很紧张，纪念碑附近有很多学生不愿走。“我、刘晓波、周舵和高新在那里，我们4个人想了想，觉得应该撤，就开始做这个工作。”“因为当时很多人，包括我们4个30多岁的人在内都不冷静。有两个红十字会的医生倒很冷静，建议我们不妨去找戒严部队谈一谈，争取能够给一点时间，使我们这些人和同学能够和平撤离。”

侯德健在谈到他和周舵由两个红十字会医生陪同与戒严部队交涉的情况时说：“当时已是3点半了，我们两人和两位医生，在纪念碑西侧，现挡住了一辆急救车，往广场北面开去。有几个保卫我们的纠察队员也上了车。才到广场的东北角，我们就看见长安街有很多部队，急救车立刻停住了。我们急忙下车往部队跑去，当即引起了一阵叽叽咔咔的子弹上膛声。医生急忙表明身份，并介绍我是侯德健，希望能与指挥官说话。激动的士兵稍稍缓和，也听得见议论我的名字的声音，虽听不大清楚，但感觉并无敌意。指挥官离我们不很远，听清我们的来意后与四五个军人一齐走过来。他看起来很正常，就像平日常见的那种40多岁、很结实而略显发福的三颗星的高级军官。他与我们握手的时候，显得很平静，一点也不急躁。我觉得他认真地听了我们的请求，刚开始时他有点严肃地要求我们先停止绝食。我和周舵回答，我们已经停止绝食了。之后，他的态度一直很温和，表示需要请示总部。我们4个人站在空旷的广场东北角，极为突出，还是医生比较镇定，让大家站着别动，并把双手举起来高声喊叫请他们快一点。几分钟后，指挥官又来了，告诉我们总部已同意我们的请求，最安全的撤退方向是东南口。在我们询问下，他告诉我们他是部队的政委，姓季，番号我记不得了。我们需要这些材料去说服同学。在交涉中，我记得季政委还曾经说过，如果你们成功地说服大家撤离广场，你们就立了一功。我个人认为他这句话是真诚的，没有什么其他含义。”

“有了保证，我们飞也似地跑回纪念碑，拿起话筒便喊，大意是在未经大家同意的情况下，我擅自作主，找到部队与之交涉。”

“尽管我们的脑子已不太好使，但我们仍然尽可能地去说服大家。我觉得工作不太好做，就想再回去和部队交涉争取点时间。于是我和周舵及两位红十字会的医生就再次向广场的北面走去。还没有走到广场中间，就碰到了戒严部队的那个政委。这时部队已经开始向纪念碑集中了。结果很简单，部队命令的时间已到，他们必须行动了。这时我赶快跑回去，远远地听到纪念碑附近的学生在喊撤还是不撤，声音到底哪个大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当时迷迷糊糊的，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看到坐在地上的学生就过去把他们拉起来。当时已经有部分同学开始慢慢地往广场东南角撤离了。整个撤出过程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长时间。”

侯德健说：“由于饿了两天两夜，又到处乱跑，感觉有点虚脱。学生们就把我扶到广场东面历史博物馆旁边的红十字会急救站。这时我听他们说学生已经离开纪念碑，过了纪念堂，走到前门了。我和医生、伤员等100多人是最后离开广场的。”

周舵和高新的谈话都是从批驳吾尔开希之流在国外鼓噪“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的谎言开始的。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天安门广场清场时，吾尔开希根本不在现场，他根本没有资格谈清场问题。周舵说：“我6月3日晚上12时前后在广场上见过吾尔开希一面之后，就没有再看见他了。听说一、两个钟头后他的心肌炎犯了，被同学们抬离了广场。可见他是没有经历过当时清场过程的，而我是清场的目睹者、见证人，我对事实负责、对历史负责。我讲的是事实，而吾尔开希是没有资格评论天安门广场清场问题的，他讲的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纯属谣言。”周舵谈到他自己经历的清场过程时说：“反正我没有看见任何打死轧死人的事，确实没有。”他在介绍了同侯德健一起同戒严部队军官交涉和平撤离的经过后说：“在撤离过程中，有的同学一边撤，一边回过身子骂解放军，但解放军还是很克制，没有开枪。开始撤的时候，由于人多拥挤，走得很慢。等快离开纪念碑的时候，我看见几辆装甲车在离学生队伍末尾很近的地方停下来。我还记得很清楚，有一个战士打开装甲车的顶盖，探出半个身子，作了一个动作，示意同学们快点走。这时大概快5点多钟了，天快亮了。最后，我们就从广场东南角离开广场，然后走到六部口，从音乐堂到的西单，队伍慢慢散了。”

高新说：“天安门广场清场全过程，可以说我是基本清楚的。我是在4日凌晨2时左右在广场看到过吾尔开希的。当时他在纪念碑上喊了几句话，就晕倒了，然后有人把他抬走了。整个清场过程我没有再看见吾尔开希。我参加绝食，属于认识问题，但作为一个人，首先应该尊重事实。我绝对不隐瞒事实，同时也不捏造事实”。

他接着说：“在3日下午，我趁上厕所的工夫，在纪念堂西侧看到有几千人的部队，纪律很好，坐在地下待命。天安门前有群众围着部队。部队没有枪，也没有其他棍棒之类的武器。我回来和其他3个同志讲了，外面传过来的消息不属实，我看到的部队纪律很好。到了晚上12点左右，我们听到广场周围有零零星星的枪声，还传来了政府的广播声，由于人声嘈杂听不太清，但隐隐约约听到北京市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这时，有的学生情绪很激动，有的手里还拿着棍棒等。我们4个人看到广场这个情况，觉得无论如何要坚持和平主张，就动员大家把棍棒收起来。后来，我们又在纪念碑上发现有人放着一挺机枪和冲锋枪。通过反复动员，他们把枪收起来了。之后，我们4个人又商量，由侯德健和周舵去找部队接触，希望部队能开一条通路，我和刘晓波继续留在纪念碑台阶上。侯德健和周舵回来，传达了部队首长的意见，很多学生开始向广场东南角撤离。这时走过来一些士兵，还有一个指挥官，他们用枪把广播喇叭打哑了，但自始至终没有对人群开枪，这是我看到的，很清楚。这时候，坦克也陆续从北往南开，走在最前面的坦克离我们只有20米左右。走到前门箭楼一带，我已是落在向外撤离的大学生队伍的最后一个，所以我这个目击者、见证人、或当事人，从纪念碑往南撤的整个过程和整个场面，我是看得很清楚的。”

高新说：“在学生撤离时，我没有看到军人向人群开枪。如果对人群开枪，我觉得首先受伤死亡的应该是我，因我走在队伍最后面。在清场中没有一个人死亡，这是可以肯定的。不管‘高自联’的头头在外面怎么‘宣传’说广场死了几千人、上万人，像肖斌在电视上面讲的，绝对是造谣。从一个人的人格出发，我可以说我讲的都是事实，没有夸大。”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刘晓波说，我要对历史负责，因此有必要叙述一下当时我所看到的事实。6月4日凌晨2时左右，我从“高自联”广播中，听到“高自联”头头吾尔开希的发言，他说要与天安门广场共存亡，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正说着，他开始喘粗气，大概是心肌炎又犯了。在这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也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当时吾尔开希躺着的担架在我们绝食的帐篷的东侧，我们走出帐篷后发现那副担架不见了。当时我与侯德健、周舵、高新商量了一下，由侯德健、周舵二人去找部队交涉，另外让“高自联”也出两个学生代表，但遭到柴玲的反对。

谈到撤离的情况时，他说：“我没有看见部队朝群众开枪，他们开枪都是朝天打或是打广播喇叭。我也没有看见死亡一个人，更没有看见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

广场救护站医生宋松、王海燕说：救护过程没有见到部队打死人

6月4日凌晨和侯德健等人参加与戒严部队交涉的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医生宋松回忆当时的情况时，对记者说：“6月3日下午到晚上，我受医院指派，在广场值班。因为我当时没戴手表，很多时间只能估计。约凌晨1点多钟，听到政府广播让学生离开广场，我当时在纪念碑北侧下边治疗几个被玻璃划伤的学生，这时看到广场北侧有车辆被烧着，也听到了长安街方向的枪声。此时‘高自联’广播站有‘血战到底’之类的话，学生是一会儿传来一个消息，说某某被打死了，许多学生的情绪十分激动，很不冷静。当时我觉得我作为一名医生，应该做些工作，让学生按政府要求撤出。但考虑我个人的作用不大，此刻到‘高自联’去提这样的建议，不一定起作用。我想到侯德健等人年龄较大，社会经验丰富，可能会冷静一些。同时他们在学生中有一定名气，可能会起一些作用。我和侯等4人不认识，但由于6月3日晚约十点受红十字会委派曾送水到纪念碑，知道他们绝食的地方，就决定试一下。两三点钟左右，我上到纪念碑最高层北侧，找到了他们。我以医生身份向侯德健等人提议，应该让学生撤出去，出现危险是不好的。侯德健等人谈到，他们也有这种想法，但他们不是‘高自联’的人，恐怕不好办。我又建议，是否可以和解放军直接谈一下。侯德健等人表示同意，并说希望我一块去，有个医生在场比较好些。我仔细考虑后，答应了。我从纪念碑下来拦车，当时广场上车很少，好不容易在广场西侧找到一辆小面包车，我向司机说帮忙拉侯德健去有解放军的地方，他说容易，就把我和侯德健、周舵拉到广场东北侧，此时看到长安街上全是解放军。我和侯、周及原来坐在车上的一个穿白大褂的人一起下车，举起双手走向解放军。几个军人问我们是干什么的，侯德健说：‘我代表我们4个绝食的人，想和解放军交涉，帮助学生和平撤出。’等了几分钟后，一个姓季的政委回来向我们说：经请示戒严部队指挥部，同意你们的建议。回纪念碑后，侯德健等人通过广播要学生撤出广场。学生们情绪逐渐缓解，并有人响应。约4点15分左右，广场西南角又看见烟雾并听到枪响（放催泪弹），学生中又开始骚动。由于担心撤出时学生情绪不稳定，侯德健、周舵和我又从纪念碑下来找解放军，在广场的东南侧碰到了季政委，刚看到他，广场的灯就全部关闭。侯德健问季政委是否可以多给学生一些时间，以便于和平撤出。季政委看了一下表说：清场的时间快到了，不能更改。如果你们对学生不起作用，你们自己就赶快撤出。我们马上往纪念碑跑，可我到纪念碑二层时，解放军已从另一个方向上到了纪念碑的最高层，把纪念碑上的喇叭打没声了，我们赶紧到纪念碑东侧和北侧，组织学生有秩序地向广场东南撤出。在撤出过程中，我没有看到死人，没有看到解放军向人群开枪，也没有看到学生与解放军直接冲突。”

6月3日夜间奉红十字会命令在天安门广场担任救护任务的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几位大夫，向记者谈了类似的情况。北医第一医院副院长王海燕教授说：我们是在5月18日奉红十字会的命令在纪念碑东北角靠近马路的地方设立救护站的，并再三接到红十字会不让我们撤出的指令。6月3日晚，我们有七八个业务骨干参加救护队，在广场值班。6月4日凌晨黑灯前后，各家医院的医疗点先后从广场撤到历史博物馆西侧。我白天忙了一天，实在累了，就打起盹来，迷迷糊糊地听到一个沙哑的声音在广播，我听明白大意是要撤出广场，后来有人告诉我，说话的是侯德健。我赶快起来，听到广场上在唱国际歌，看到旗帜向南移动。我问帮助做救护工作的医科大学学生愿不愿和大家一起撤，话音未落，两阵枪声，纪念碑上正在响的喇叭哑了。金水桥前的坦克向广场缓缓开来，就我目力所及，未发现轧着人。一些穿迷彩服、拿冲锋枪的军人，来到我们跟前，距离我们只有1米左右。我对军人说：“我们是红十字会派来的医务人员。”一个扛录像机的军人命令战士向后撤，战士后撤到3米左右。我马上迎上去感谢他，和他握手。这时，一个四五十岁的只戴钢盔、无领章帽徽的军人走过来，我告诉他我们这里都是医务人员，还有伤员，希望能派军队护送我们撤出去。不一会儿来了6纵排解放军战士护送我们。我们把两个负伤的军人送回去，把非军人伤员抬在床上，4人一排，向广场东南走。此时天已大亮，我们一路上没见到打死的或轧死的人。我们刚走到历史博物馆南面的第一个胡同口，就听到路边小黄楼上向下开枪的声音，保护我们的解放军靠着墙和树架起枪向上还击。我们正在射程以内，我命令大家全体蹲下，原地向后转，又回到了历史博物馆西侧。在枪声停了以后，我们这批最后撤出广场的非军人，就从广场东南角坦克让出的通路最后离开了广场。

当晚也在广场值班救护的泌尿外科大夫山刚志补充说：“那天晚上不断有伤员送来。这些伤员一般是钝器伤，有的是扭了脚，或是手上割了口子。其中有学生，也有解放军，我处理的伤员最重的是肱骨干骨折。一个解放军躺在地上，我弯腰为他治疗，一个汽水瓶从我脸边飞过，险些打着我的头。当时我们这个圈里气氛很融洽，我们给伤员喂水、喂饼干，一个伤员要喝水，解放军把自己的水壶给了他。”

最后撤离广场的清华大学学生邹明等说：军队没有向学生和群众开枪

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过程中，在广场上的清华大学的一批学生，是跟在撤离队伍尾部最后离开广场的，他们以当事人的身份谈到了当天清场时的情况。工程物理系研究生邹明对记者说，我是6月3日晚8时许来到天安门广场的，10时左右听“高自联”的喇叭广播说，6月4日零时至1时部队很可能进入天安门广场，我想看看部队是怎么对待留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群众的，于是留了下来。晚12时10分左右，我看见一辆装甲车从前门开入天安门广场，一些人拿着木棒追了过去。6月4日凌晨零点51分，大批部队从前门东侧进来了，聚集在纪念碑东侧。1时半，又有一些部队从西长安街过来了。这时我站在国旗旗杆附近，看到一些人朝部队扔砖头、汽水瓶。一会儿，我来到前门，部队开过来，于是我回到纪念碑东侧。我看到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出来不少士兵，围在纪念碑周围。“高自联”广播说，侯德健等人已跟部队一个团政委有接触，部队同意学生和群众和平撤离。但是有一些学生不同意撤离。我这时站在纪念碑东侧栏杆上，看到过来十几个士兵，他们从东边穿过学生聚集地，来到纪念碑北面，站成一排，示意学生让路，然后上了台阶。有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手持自动步枪朝纪念碑上“高自联”设的喇叭点射。几个士兵来到三层东南角“高自联”广播站前把帐篷扯下来。过不久，我随撤退的学生队伍朝广场东南角走去，正走着，回头一瞧，看到一个士兵正在用自动步枪点射“高自联”广播站另外的喇叭。这时有一些学生骂士兵，但士兵没有朝他们开枪。我走出天安门广场时是凌晨5时多。

热能系学生戴东海说，我是6月3日晚11时来到天安门广场的。12时过后，听到一片轰隆声，紧接着有一辆装甲车从前门沿历史博物馆一侧开了过来。这时，一些人把天安门广场上的栅栏推到马路上做路障。我看到靠近东观礼台一带有一辆装甲车着火了。一会儿又看到一些人搀扶着一个士兵朝历史博物馆附近的救护站跑，后面有人拿着木棒追。以后我来到纪念碑的第二层石阶上，“高自联”指挥部给每个人发了口罩和苏打水，说是防止催泪瓦斯用。我曾听到“高自联”广播中有人倡议拿起武器自卫，并说缴获了十几支枪。但遭到一些人反对。凌晨4时左右，广场上的灯突然灭了，没多久灯又亮了。以后我随着撤退的队伍从东南角走了出去，周围没有发现伤亡的同学和群众。上午9时回到学校。

化工系学生刘卫说，6月3日上午10时我就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晚上听到“高自联”广播站和政府的广播站都在广播，政府的广播站广播说，那天晚上要清场。6月4日凌晨3时许，根据“高自联”广播站在广播中提出的要求，我们都围在纪念碑四周，我呆在东侧。4时左右听到“高自联”广播中侯德健、刘晓波等人征求大家的意见，是撤离还是坚持，结果要求撤离的声音比要求坚持的声音大一些，最后决定撤离。我曾看到部队在捣毁“高自联”指挥部时，朝天鸣枪示警。我们撤离的时候，广场上帐篷里肯定没人了，因为当时那么大的动静，又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谁还会呆在帐篷里呢？

清华大学原非法组织“筹委会”成员、工程物理系学生赵明对记者说，在撤退时，我与一些纠察队员负责检查纪念碑以南的帐篷内有无同学，检查结果没有一个。

戒严部队军官季新国、顾本喜说：学生和平撤离、没有发生死亡事件

北京部队某部团政委季新国上校、某部军官顾本喜中校，6月4日凌晨率部队参加了天安门广场清场的全过程，并且是同侯德健接谈的戒严部队代表。他们在向记者介绍六·四凌晨清场经过时说：

6月4日凌晨1时半，首批戒严部队抵达天安门南面的金水桥一带集结，各路部队也相继到达广场四周的指定位置。从这时开始，人民大会堂楼顶的高音喇叭就不断广播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紧急通告，指出：首都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

约3时半，从广场南侧向北驶来一辆救护车，在历史博物馆北面停了下来。车上下来4人，其中两位穿白大褂的是红十字会的医生。当时，这一带已无行人，他们的出现格外引人注目。他们神态慌张地举着双手，朝部队走来。戒严部队的一位团队指挥员向他们摆手，大喊“站住！”并派几人过去询问，来人中一位自我介绍：“我是侯德健，我们要求见部队的司令官，交涉广场上的学生和群众撤离的问题。”

团队指挥员认为这是进一步做好学生工作，让他们尽快撤离广场的一个好时机，便说道：“请等一等，马上答复你们。”

这一情况迅即向上级首长汇报。跟随部队开进的戒严指挥部工作人员顾本喜中校跑步到金水桥前，向现场最高指挥员报告了侯德健等提出交涉的要求。现场指挥员当即回答：“可以谈，告诉他们一定要撤离天安门广场，从广场东南方向撤出，越快越好！”

于是，团政委季新国上校、顾本喜中校以及政治处主任王剑中校和一位保卫干事、两位警卫战士一同来到侯德健一行跟前。双方握手后，互相介绍了身份。对方来的除侯德健外，还有一位是四通公司的周舵。季新国和顾本喜首先说：“你们又搞绝食，对学生继续留在广场起了很坏的作用。”

“我们已经停止绝食了。”侯德健和周舵答道。

“停止绝食是明智的。”季、顾接过话茬说。

接着，侯德健反映：“纪念碑那边现在很乱，一些学生想撤离，但对能不能和平撤离有顾虑，怕被军队包围，担心军人动武。能不能给点时间，我们给学生做工作。”

季新国、顾本喜马上表示：党和政府及戒严部队是不愿看到流血的，我们曾一再表示实行戒严不是镇压学生和群众，现在已经发生反革命暴乱，为了使部队在执行任务时不误伤学生和群众，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广场上的学生和其他人都要无条件撤离。并指出，侯先生主动提出要做学生工作，我们是欢迎的。如果侯先生能说服、动员学生响应政府号召，尽快离开广场，你们就立了一功。

侯德健听了很高兴，连声说：“好、好！一定回去做工作。”他又问道：“从哪里撤离？”季、顾告之：从广场的东南方向，部队在那里留了一条通道。

分手时，侯德健还特地询问了季政委的名字和部队代号，说是回去好向学生做工作。季新国如实相告姓名、职务及部队代号。最后约定，他们同学生谈的情况如何，再碰头交涉。

侯德健等4人走后，季新国、顾本喜跑步奔向金水桥，向现场指挥员汇报，首长们听后都说：好嘛！就是要动员他们撤离。

4时20分左右，季新国、顾本喜和几个警卫战士一同朝广场南面走去。此时，广场上显得很空旷。走到离人民英雄纪念碑百把米时，纪念碑上的广播喇叭传来侯德健沙哑的声音，劝说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说经过与部队交涉，同意在广场的东南角留出一条学生撤离的通道。季、顾指出：应该说，侯德健他们不来交涉，戒严部队也预先留出了这条通道，清场时原本就是这样的部署。

稍过片刻，侯德健、周舵和红十字会的两位医生朝北面走来了。双方相遇时，季、顾两人问他们做工作的情况怎样？

侯答：学生们的情绪一时冷不下来，一部分人同意撤，一部分人还是主张坚守，有的还骂侯德健。侯说，希望再给一点时间做工作。

季、顾说道：我们已经给了不少时间了，希望你们抓紧做工作。如果你们做不了，希望你们赶快离开广场，我们会保障你们的安全。

在这次交谈中，侯德健还说学生担心部队没诚意，会开枪。顾中校当即反驳：怎么没诚意！你听广播！这时人民大会堂楼顶的高音喇叭正在广播：“戒严部队指挥部同意同学们的呼吁，从东南方向尽快撤离。”顾说：这说明戒严部队指挥部已经作出反应了。侯德健显出高兴的样子：“是嘛！希望多广播几遍，我们更好给学生做工作。”因临近清场，季、顾两人一再敦促他们要赶快撤离，时间不多了。如果还有人不愿撤，那你们也要赶快撤离广场。

侯德健他们返回后，人民大会堂楼顶的高音喇叭停止了一段广播，以免声音嘈杂，影响侯德健他们给学生做工作。

采访中，季新国和顾本喜指出：当戒严部队对广场实行清场的部署已布置就绪的情况下，侯德健、周舵等前来交涉，部队马上表示同意，对他们做动员学生撤离的工作表示欢迎，并指出了从东南方向撤离的道路。当戒严部队指挥部得到关于侯德健等前来交涉的情况报告后，马上作出反应，在广播中表示同意同学们撤出广场的呼吁。为便于他们做工作有更好的音响效果，大会堂楼顶的高音喇叭还一度停止播音。这说明戒严部队认真执行了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不但总的部署得当，而且连一些细节都考虑得很周全。

大约4时10分，广场上的灯光熄灭了。有人造谣说这是为了便于部队采取镇压手段。对此，季政委、顾中校说：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是别有用心。他们告诉记者，熄灯、亮灯都是那天清场的信号。熄灯是通知戒严部队准备清场的信号，让各部队做好准备。4点半钟，广场上亮灯，这是开始清场的信号，以便协调统一行动。

清场过程中，顾本喜一直随部队由北而南向前推进。他看到纪念碑周围的学生排着队、举着旗，从东南方向部队预留的通道撤离。队伍外围有学生纠察队维持秩序，前面一段走得比较整齐。

季新国和顾本喜郑重地说：整个清场过程，除在捣毁“高自联”指挥部挂在纪念碑上的几个广播喇叭时战士们朝喇叭开了几枪外，没有向人群开过一枪，整个清场过程中没有打死一个人。

季政委说，清场时战士们手里拿着棍子向前推进，但和撤离的学生队伍保持一定距离。部队未到跟前，学生队伍就开始外撤了，部队向前运动，他们就加快了撤离的速度。最后，纪念碑北侧有少数学生不愿外撤，部队只好强行将他们驱赶出去。

顾本喜谈到：在装甲车开过来之前，指战员们已经按戒严部队指挥部的要求，一个个帐篷察看过里面是否有人。他亲自检查过一些帐篷，看见一位战友在一座帐篷里清出一个约莫30来岁的瘸子，还给了他一根棍子让赶快拄着离开。在另一座帐篷里，有一个女学生被吓昏了，战士们把她抬了出去。因为一个个帐篷都仔细检查过，装甲车开来时里面绝对没有人。

季政委、顾中校指出，在天安门广场清场中，能够做到学生“和平撤离”，是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正确决策，是戒严部队正确执行政策的结果。他们说，当部队执行清场抵近纪念碑时，一些学生缺乏理智，仍在高呼反动口号，谩骂部队，甚至向指战员们扔石块、砸汽水瓶。如果不是部队采取克制态度，要求指战员坚决执行命令，流血死人就难以避免。


八九文件

八九回忆：侯德健《六月四日撤离天安门广场时我的亲身经历》

六月四日撤离天安门广场时我的亲身经历

侯德健

在六月四日零时以后的三个小时内，天安门广场上弥漫着一股浓厚的牺牲、就义气氛，广场指挥部带领大家宣誓与天安门广场共存亡，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我还特地钻出绝食帐篷，与大家一齐宣誓，高呼打倒李鹏伪政府的口号。

尽管从六月三日早上便陆续传来士兵开枪，学生、工人、市民倒下的消息，血衣、子弹，然而大家仍无法想像手持半自动武器的士兵能冲着广场上和平非暴力静坐的人毫不犹豫地开枪，更难以想像装甲车能全速前进往人群身上压过去。还有不少愤怒或者可以说是乐观天真地以为士兵们只会以催泪弹、橡皮子弹，和电棒驱赶人群的人，还准备用手中的棍棒和他们拼搏。

谣言遍地各人誓死与共

已经一个多月了，在卫生、生活、休息各方面条件都非常恶劣的广场上坚持的同学们已经非常的疲倦了。同学们已经很难再冷静地分析情况，在不断升高地紧张气氛下作出理智的选择。广场上谣言遍地，一会是三十八军起义倒戈，一会是呼吁用棉被来破坏坦克的履带，一会是军人已经撤出，而唯一可信的事情只有从长安街西侧飞往东面的枪弹和信号弹的光火、咆哮，以及受伤和死亡的血衣。

刘晓波、周舵、高新和我在绝食棚内，在纪念碑的第三层（最高层）仍坚持绝食。门口的纠察队们，联合交来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的是，只要他们还有一人活着，就绝不放一个军警进我们的帐篷里来。晓波也以我们四人的名义写了一张与纠察队员共存亡的字条，让我们都签了名，由一位纠察队拿出去在帐篷外大声宣读 后，传来一阵坚定的掌声。最后还在碑上采访的几个外国记者不时地经过绝食棚，每次打招呼，每次拥抱，每次祝福、叮咛，都可能是最后一次似的。

全体安全撤离谈何容易

六月四日凌晨三时左右，恐怖气氛达到了最高点，广场上还能清醒思考问题的人已几乎没有半个，没有人因害怕而哭泣，而我却清楚地感觉到许多人的镇定都 是自己强迫出来的，实际上连我们四个三十多岁的人的情绪都已经无法自制地跟着广场上的气氛摆荡，高新与周舵实在看不下去了，他们决定或者把大家撤出广场， 并为此来征求晓波和我的意见，晓波是唯一坚持死守的人，最后只好同意我们三人的看法。就正当我们还不能斩钉截铁地作出决定的时候，纪念碑下的广场指挥部的喇叭里突然出来柴玲激动无法克制的柔弱的声音，告诉大家最后关头已到，愿走的人可离开广场，不愿走的人就留下来与广场共存亡。我们四个立即意识到这段话的危险性，这段话只能动摇大家原本害怕却团结的心，万一有许多人离开，广场势必混乱，而混乱势必引发士兵的杀机，且结果不论愿留的人必死无疑，愿走的人也未必能或者离开。我们四人决定劝说全体广场人员安全撤离的决定，就在这一秒钟内决定了。

决定安全撤离广场，却不见得就能办到，广场西侧，人民大会堂方向的枪声越来越近了，间中还有几发催泪弹落到离碑不足五十米处，而纪念碑四周的人约莫还有两万以内，这两万人如何能听我们的劝告，能听进去的人又如何能影响那些早已写好了遗书的人，只有大家一起行动才能保证最大多数的安全，而我们更不能一 拿着话筒便喊“走”，这么一喊，非但不能说服人，更有侮辱人的意思，而被侮辱的人因逆反心理更容易引发极端行为，于是程序就成了至关重要的技术问题。

多年来第一次眼中有泪

首先，必需要把纪念碑上的一切看起来是武器的东西全部放下，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我们四人由纠察队员的护送下由碑上来到碑东北角的广场指挥部时，指 挥部的喇叭坏了，我们四人在另一个帐篷内，集合了高联及广场指挥部的几位学生领袖，说明了来意，柴玲不置可否，我们当然不能强逼她同意撤，只准备以我们四个人的名义号召、说服大家。学生领袖们提到：对不起已经牺牲的市民同学以及秋后算帐两问题，都让我们说服了，柴玲又提出赵紫阳、阎明复希望同学们坚持到天亮，他们便能控制部队的传言，我们四人当时就反击了回去，这么多年轻的生命无论如何也不可以为这个不管是真是假的传言而牺牲。好在碑上还有另一座功率最低的扩音设备，好在这会儿同学们都集中到碑的四周，一位声音非常稳健也相当沉得住气的男同学（也许是李录或封从德），是他在这最后关头一直还能自我控制，尽量以自己的平稳的声音安定大家，也是他带着我们再度冲上纪念碑，接过其他同学正在播音的话筒，把我们四个介绍出来，于是我们开始了第一步：以和平非暴力的理想劝说大家放下一切可能被当作是武器的东西。

争取同学们的合作比较容易，几个支持我们观点的学生领袖和纠察队员，偷偷地告诉我们，在碑上有一挺轻机枪、两支半自动步枪、一把手枪，及一箱自制的啤酒瓶燃烧弹。

把住机枪的是几个工人，在碑的西南角最高一层上架着，用棉被盖着，几个工人手持钢管不停地敲打枪身，不准任何人接近，否则便用钢管自卫，见我们一群人冲了上去，立时戒备起来，我抱住了其中一个年纪约莫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告诉他我是侯德健，他喊了一声侯哥便痛哭起来，他哭着说，他们是最早也是最坚决 支持同学的，为了挡军车，为了保护同学，他们的同伴被军人打死了，自己也被打得遍体鳞伤，我抱着他也哭了，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哭泣，却只有声而没有泪。我把他拉回碑正北的绝食棚内，又跟了两个人进来，高新和晓波还在原地想办法说服工人弟兄，周舵与我在棚内连说带哄地，最后好不容易把我们整个安全撤离广场地计划都托出来，并报以万一解放军发现这支枪，则我们大家都得死，而且还死个武力暴乱不清不白的下场，小哥儿们，这才领我们去抱了机枪，又到一顶红色帐篷内去取一支没有子弹的步枪，荷枪的是东北处一位中等个头的壮实工人，交了枪以后，我们大家都抱在一起痛哭，我这时才希奇地感到自己的眼睛里有些泪水。

拿到了枪，晓波立刻走到记者面前，一面把枪捣毁，一面让记者拍照，一面重申我们的运动是和平的，是非暴力的，这会儿同学们也纷纷从碑下扔上来一些木棍等工具。

正当我们收了武器，四个人聚在帐篷里商量下一步序的时候，红十字会的两位医师，带来了好主意，他们建议由我们出面在他们的陪同下坐救护车出去找部队谈判，希望能争取大家撤退的承诺与时间，建议立即被接受了，我马上表示自己是最佳人选，因脸熟、最易被接受且最安全，后我选了周舵，一脸文质彬彬，讲起话 来慢条斯理却极有说服力的周舵，而晓波和高新则留在碑上一面继续收武器，一面安定大家的情绪。

戒严部队同意撤离请求

为了让军队认为我们是可以谈判的代表，我们决定请柴玲一起去，而柴玲以总指挥不能离开现场而作罢，一时间又找不到其他合适的同学一起去，时间已是三点半了，于是我们两人加两位医生，奔下纪念碑西侧，现挡了一辆急救车，往广场北面开去，有几个放心不下誓死保卫我们的纠察队员也上了车。才到广场的东北 角，我们就看见了，整条长安街都已摆好了冲锋的数以万计的部队，急救车立刻停住了，我们急忙下车往部队跑去，当时我们停车的周围已无人影，不知道部队已在 这儿待了多久了，一见我们跑来，立刻引起一阵叽叽咔咔的子弹上膛声，中间夹着叫骂喊住的声音，我们即停住了脚步，医师急忙表明身分，并介绍我是侯德健，希望能与指挥官说话，激动的士兵稍缓和，也听得见议论我名字的声音，听不清楚，但感觉并非敌意。指挥官离我们不很远，听清楚我们的来以后与四五个军人一起走 上来，他看起来很正常，就像平时常见的那种四十多岁，曾经很结实而今略显发福的三颗星的高级军官，他与我们握手的时候，显得很平静，一点也不急躁，他的手 很厚，很软也很热，我觉得他认真地听了我们的请求，刚开始他有点严肃（不能算凶）地要求我们先停止绝食，我和周舵回答我们已经停止了，之后他的态度一直很温和，他表示需要请示总部。就在他走回部队中没五分钟，广场上的灯突然熄了，我没看表，不知是部队清场信号，抑或是日常惯例的五点熄灯，因为当时我们惊恐极了，几乎所有的士兵又急躁起来，搬动枪机，又开始叫吼，还有些迫不及待不停地用鞋子猛踩地下的碎瓶子，有的拣了瓶子用力地扔向已无人的广场边缘。我们四 个人站在空旷的广场东北角上，极为突出，前后左右都不敢动，还是医生比较镇定，让大家站着别动，一方面把双手举起来高声喊叫请他们快一点。三分钟不到，指 挥官又来了，告诉我们总部已同意我们的请求，最安全的撤退方向是东南，在我们询问下，他告诉我们他是部队的政委，姓纪，番号我记不得了，因为我们需要这些材料去说服同学，在谈判中，我记得纪政委还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成功地说服大家撤离广场，我们将立下一个大功，我个人认为他这句话是真诚的，没有什么其他含义。

请大家为国保重活下去

有了保证，我们飞也似地跑回纪念碑上，拿起话筒便喊，大意是：在没经大家同意之前，我擅自作主，找到部队与之谈判，因我个人认为，血已经是流得够多的了，不能再死人了，我相信到这时候还留在广场上得人没有一个是怕死的，我更认为现在场上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如果我们就这么死在这儿，我们将对这个 国家、这个民族犯下不可宽恕的莫大罪恶，民主事业绝非短期间可以完成的，这次学生运动、全民民主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了，我们已经胜利了，我请大家为国保重，为民族、为民主事业活下去。

就在我说话的时候，纪念碑西侧的枪声和炮声（瓦斯）也越来越近，每当我说一句，碑下就有人骂我一句，我听不清楚，但相信是投降派等内容，我在喇叭中大喊，请大家怪我吧！请大家骂我们四个人吧！只要大家能安全离开广场，你们任怎么都行。

我接着：广场的东南口是撤退方向，撤退是我的建议，是否这么做请大家自己决定，而无论如何大家一起行动，我们四个人一定要亲眼看见大家撤走了之后才会离开广场，为了保证市民与工人的安全，大家务必一致行动，团结在一起行动，至于秋后算帐，则不管我们撤不撤都是要算的，而如果算起帐来的话，我们四个人也必定是最先要抓的，尤其是我这张大家都认识的脸想往那儿跑也跑不掉。周舵接过话筒又继续喊，他喊得比我更有条理些。而内容大致相同，晓波接着周舵表示同意我们的观点，更把我们的内容充实了许多，现场的气氛已有些改变，而枪声却越来越多、越近，我已看见有不少士兵乘车或步行从南面围拢来了，我担心这会影响 到同学们对部队承诺的信任，立刻拉了周舵与两位医生又往东北方向去请求部队克制再多给点时间。

军队坦克已进入广场了

这时北面的部队已经开动了，我们在广场中央位置与纪政委碰上了，纪政委比先前严肃多了，表示听到了我们的广播，但时间已到，他们的任务必须完成，并劝我们若带不走学生最好自己先走，我表示我们四人一定最后离开广场。若怕死的话，早拔腿跑了。不知是不是被我的话激怒了，纪政委身边的一位士兵胀红了脖子 瞪圆了眼珠，一副迫不及待，气急败坏的模样向我们狂吼，并用枪指着我们，我们眼见无法再说什么便急忙往回跑。

我们一面跑一面喊“快走”“往东南方向走”，已经有许多人开始撤了，当我跑上碑东面第二层时，见到一小队十几个士兵已冲上第三层正冲着碑上的喇叭开 枪、拼命的开枪、到处都是枪声，碑上的人很快走完了，有几个士兵正押在人群后面，我用手示意请他们把枪口朝天，其中有几个士兵照做，他们叫我的名字让我赶快走，态度很真诚，但也有些士兵很凶恶，我不敢说比例，因这会儿谁都很难把握自己，谁都很难冷静、正常。

我站在碑第一层台阶上，看着同学们排着队，打着旗，拥挤缓慢地向东南方向移动。忽然中间一段队伍不走了，我急忙大声喊“快走”，而这是我才听清楚他们正一起向我喊“一齐走”，我挥了挥手，转身在两位自始至终保护我的纠察队员的陪同下与周舵下了东面，转往北面。

同学们哭着喊我们不怪你

北面的人群竟仍文风不动地坐在地上，毫无撤走的打算，这下把我急坏了，我往正北，周舵向东北侧冲过去，见人就拉起来往外推，一面推一面喊：“你们只管怪我，骂我好了”，这时已没人骂我了，坐在地下的同学伸出手握着我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的声音更急了，直往里喊，“你们死在这儿有什么用”，“我也死在这又怎么样”，这会儿我再也忍不住了，一面哇哇地大哭，一面去拉那些还坐着的同学，当最后一批同学还没站起来时，一整队像人墙似的士兵持枪由西向我们逼来，与我们相距不到五米，同学们都站起来了，因为部队来得太急的原因，我们这最后一群竟像细口肥肚的瓶里往外倒水似的，竟拥挤得几乎无法移动脚步，我被两个纠察队左右架着，才能站住，这时我已几乎虚脱得快休克了，两天未进食，先前又拼了命地奔跑喊叫，这会儿，我真支持不住了，挤在人群中，我只感呼吸困 难。

忽然我们的队伍由西北面挤过来，有不少同学高喊不许打，不许打人，我夹在队伍中隔着人头看见几个便衣像防暴警察正挥动着手里的粗大木棍往队伍西北侧的同学们身上打下来，有同学当场头破血流，整条人龙往东北侧挤来，正巧赶上地上的铁栏杆，忽地一排人被绊倒，后面的人没能立即停止，便又横了上去，压了有 两三层，在左侧扶着我的纠察队员便是第二层，我们想拉他，他却拉着我从他身上踩了过去，这才没有倒在人堆里去，情况真是乱极了。

才待我挤出人堆，就听见晓波喊我，原来他因见不到我们三个，才逆行回来找我们，而其他两人已不见，因我与一纠察队都支持不住，晓波便扶着我们往历史博物馆西门边上的红十字医务站，这是我才知道自己只是虚脱，而救我的纠察队员地小腿骨已经折断，我不时回头往广场看了几眼，只见坦克在场上，有十来个学生在一架坦克旁扶着三个满身是血的人，陆续有不少伤员来到救护站，晓波扶我躺在一张行军床上，身边有些人在哭泣，天气转凉，有一个女生将她的红色大衣盖在我 身上，十多分钟以后，晓波告诉我队伍已经离开广场到了前门外街。而急救站也被士兵包围了，还没等我考虑下面该往那儿去，几个医生走过来，示意我躺下又把大 衣盖住了我的头，医生们让我放心，别动，我就这么躺在行军床上足足有一个半小时，到医院，已快八点了。

（原载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四日《香港经济日报》）


八九回忆

八九一日：6月30日，周舵被捕、陈希同做总结报告

1989年6月30日，“四君子”之一周舵在这天被捕。人大常委会开会，北京市长陈希同在会上做了长篇报告，该报告是官方对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总结性文件。


八九一日

八九回忆：刘晓波《避难在外交公寓》

避难在外交公寓

《末日幸存者的独白》第三章第三节

刘晓波 

侯德健躺在担架上，由四个协和医院的医生抬着。他的一双手垂下来，随担架晃来晃去。我走在担架边上，拉住侯德健的手，希望他能清醒过来，和我说点什么。但是德健一点反应也没有，那双手象死人的手，或象刚刚打过麻醉药完全失去知觉的手，任人摆布而没有一点儿感觉。我对抬担架的一位医生说：“德健是不是不行了？”医生把手伸进毛毯里，摸了一会儿说：“问题不大。”我说：“能快点走吗？我来帮你们抬。换换会快点儿。”那位医生说：“刘先生，你身体也很虚弱，还是我们抬吧。”说完，他们又叫来四名医生，替换正在抬担架的四个人，加快了脚步。就这样，八位医生交替着把侯德健从广场一直抬到协和医院。

在路过通向王府井大街的十字路中时，一辆公共汽车正在长安街上燃烧。车身倾斜，黑乎乎的浓烟飘向空中，油漆被烧焦后散着刺鼻的气味。被烧得发黑变形的铁皮，在火中不断扭曲，发出一种奇怪的声响，就象有什么东西被强行撕裂似的。王府井大街上空空荡荡，见不到一个行人，只有几名外国记者跟着我们拍照、录影。突然，一辆救护车停在侯德健躺着的担架旁。驾驶室里探出一个头问：“有垂危的伤员吗？担架上的是什么人，干脆上车，我们负责抢救。”抬担架的四个人停住了，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一个医生问我：“刘先生，怎么办？”我说：“还是抬着保险。上了车，德健就不知道被拉到哪去了，反而更危险。”医生点点头，示意抬担架的继续走。

协和医院的大门口围着几十人，这些人都是来探听自己的亲人、朋友、同学的下落的。医院的人劝他们不要急，查对也要慢慢来。我和王越红跟着侯德健的担架进了协和医院。德健被抬去检查身体，我和王越红在外面等着。我再次劝王越红回家，她仍然不肯。一会儿，德健在两位年轻医生的搀扶下出来了，虽然看上去脸色不好，但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医生把我们三个人领进一间小屋中，屋里有两层床和一张桌子，看来是供医生值夜班用的。医生们拿来面包、香肠、汽水、西瓜给我和德健吃。吃了些东西后，德健的气色逐渐恢复了正常。医生们劝我俩好好休息一下。王越红回家了。我和德健一头栽到床上，竟死死地睡了过去。

一阵敲门声把我惊醒，原来是王越红。她回家安排了一下又回来了。这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了。我叫醒德健，商量怎么办。我说：“这里不能长呆。我想回家。”德健说：“现在绝不能回家。一来街上太危险，二来你的家肯定被监视了，我们最好还是躲一躲。”我问：“去哪儿？”德健说：“外交公寓”。我说：“现在家里的人不知道我们的死活，一定要让家人知道我们是安全的。”德健说：“可以打电话通知家里人。”王越红插话：“你们俩出去太危险，还是由我去。”我俩把家里的电话和一个外国朋友的电话告诉了王越红。一会儿，王越红回来了，她说：“已经告诉陶力和程琳你俩很安全，请她们放心。那个外国朋友说，三点半他开车来协和医院接我们。”我们三人在那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焦急地等着，胡乱猜着周舵和高新的下落。两个医生一直陪着我们。下午三点二十五分，两个医生带我们走出了医院的大门。由于怕德健被人认出来，医生稍稍给他化了妆，穿上白大褂，戴上白帽子。医院的门口仍然聚集着许多人，从他们脸上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们寻找亲人的焦虑。

我们三个人在协和医院门口站了大概有十分钟左右，一辆挂着黑色牌照的红色轿车神奇地出现在我们身边。车门开了。我们立即上车。开车的人对德健讲着不太流利的汉语。这时，一群人围了上来，人群中突然有人喊：“侯德健！”汽车飞快地启动，甩开所有的人。

我们的车上了朝阳门立交桥，德健才笑着对开车的朋友说：“你是北京最勇敢的司机。”开车的人没有回答，表情严肃地盯着前方。东二环路上，几乎排满了军车，只有我们一辆载客的民用小轿车。我望着车窗外向后飞掠的军车，真为司机捏把汗。我一直在想：如果被截住怎么办？如果戒严部队向我们开枪怎么办？十分钟后，我们的车驶进建国门外交公寓的院子，一颗提着的心才放下来。

在等电梯时，那个外国朋友嘱咐我们不要说话。电梯的门开了，开电梯的中年妇女上下打量着我们三人。我顿时又紧张起来。以前就听说过：“在外交公寓为外国人服务的工作人员大都负有监视住户的使命”，“六·四”期间，这种监视肯定要加强。六月六日深夜，我离开外交公寓后，在街上被绑架式地抓住，就证明了从我进入外交公寓就已经被盯住了。

一进朋友家，我和德健就紧紧地抱住为我们开车的朋友，连声道谢，他的确是北京最勇敢的司机。我们避难的寓所还是我前些天见白杰明的地方，屋里的一切依然如故，同样是宽敞明亮的客厅，同样是色泽舒适的地毯和沙发，同样的酒、茶，同样的音乐……好象是这里的一切与昨晚的血雨腥风无关。但是，在我的眼中，这里的一切都有种异样的感觉，站也好，坐也罢，总感到心中空空，一点也不踏实，随时可能有恶运降临。唯一可以使自己镇静下来的方法就是洗澡。淋浴的喷头向我赤裸的身体上喷洒着密集的水珠，我毫无感觉地揉搓着自己的皮肤，仿佛不是在洗去几天来积满身上的污垢，而是在清除渗入心底的恐惧。我手下的肌体似乎是个远离我而去的无生命体，它感觉不到水滴，感觉不到温度，感觉不到有两双手轻轻地揉搓。尽管洗手间中很热，但我仍然不住地颤抖。我始终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离开了那层层把守的士兵，离开了那些毫无表情的目光，离开了闪亮的枪口。

从洗手间出来，走进客厅。我叫了一声，“德健，洗澡吧。”德健一动不动，好象没有听见我的声音。他蜷缩在一把靠窗的椅子里，呆呆地看着窗外。我走过去，站在他的背后，顺着他的视线向窗外望去。下面是建国门立交桥，桥上是排列整齐的军车和来回走动的士兵。

突然，门锁响起来，我和德健顿时紧张起来，不约而同地向门口望去。门开了，进来的是这个家的主人周思和琳达。他俩都是我们的朋友。四人相见，既惊且喜，他俩万万没有想到我和德健能如此安全地进到这里。我们四人紧紧拥抱，琳达哭了，泪水表达了她的担心、焦虑和意外的欣喜。

房间里的人一多，紧张的气氛自然就有所缓解。当只有我和德健时，我俩都不掩饰我们的恐惧，但是有了周思和琳达，我俩又毫无感觉地变得潇洒、超脱起来，好象我们不曾身处层层戒严部队的包围之中，不曾听到过枪声，不曾被士兵用枪口逼下纪念碑，我们只是听到别人说过广场的情况，现在只不过在向周思和琳达转述。尽管我的心还在剧烈地跳，我在讲述撤离的经过时尽力保持平静，偶尔还要玩点儿小幽默。德健更是一副超然于生死之外的神情，他讲到躺在担架上的感觉时说：“我已经死过一次了，葬礼都举行完了。”

吃过丰盛的晚餐，琳达坐在我和德健的对面，商量以后怎么办。琳达让我进澳大利亚使馆，我不同意；德健要我马上去广州，他在广州有一套房子，可以供我使用，我也没有同意。我说：“在我没有见到高新和周舵之前，我绝不离开北京。”反过来，我力劝德健离开北京去香港。德健开始时不同意，但到最后，还是我的话起了作用：“德健，我们四个人必须出去一个人，把六月四日的真相告诉全世界。这是我们的责任。而你出去的条件最充分。如果你也留在北京，也许人们一辈子也不会知道清场的事实。”德健同意了。

接下来琳达分别给陶力和程琳打了电话，告诉我和德健正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并嘱程琳准备好德健的护照，我们会派人去取。我又分别给高新和周舵打电话，想让他俩也来外交公寓。周舵家里的电话没人接。高新的未婚妻张小梅接了电话。我告诉她：要高新呆在家中不要出门，明天会有人开车去接他。

那天晚上，我们根本没睡。白杰明从澳大利亚打来长途，叙述了他在电视中见到的北京大屠杀的血腥场面。当琳达向我们转述时，我和德健都感到庆幸，当时的北京城，风暴之眼的纪念碑附近是最安全的。同时，我又隐约地感到不安，有一种道义上的犯罪感，总觉得死于戒严部队枪口下的人与我发起的绝食有关。一种挥之不去的推论总是跟着我，直到我被抓进秦城监狱，直到我获得自由，直到我走进坟墓：“如果我不发起绝食，就不会有新的运动高潮；如果没有新的高潮，政府也许会等待着学运的自我瓦解，不会进行强硬的清场；如果没有强硬的清场，北京市民就不会与军队发生正面的暴力冲突；也就不会有现在的暴力屠杀。”当我从秦城监狱出来后，多次向朋友和熟人谈到过这种想法，尽管他们都众口一辞地说清场早已决定，与我们的绝食无关，但我仍然放不下这心灵的重负。每每想起，都感到自己不自觉地和共产党一起策划了“六·四”大屠杀。

  

至今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晚上九点多钟，我的学生程真不知从哪打来了电话，问我是否安全，是否想尽快离开北京躲一躲，她说她可以安排一切。我告诉他我现在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谢谢她想着我。程真打来的电话使琳达非常紧张，说不定已经有人知道了我的下落。万一出现意外，对我和德健、对周思都没有好处。

晚上，窗外不时地传来枪声，有时密集，有时零星，有时近在几十米之内，有时好象从北京城的某个角落里响起。我们几个人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窗前度过的。一阵枪声响后，我们总要拉开窗帘的一角，小心翼翼地向外张望。六月五日凌晨二点多钟，我们看见有五十多辆坦克驶过建国门立交桥，向天安门方向开去。我们边听外电的广播，边议论着、猜测着北京的局势。英国BBC的华语节目，播放了对著名翻译家杨宪益的采访，杨老愤怒地说：“在中国的首都北京，用坦克、装甲车和全副武装的军队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和青年学生，是北洋军阀不敢为的，国民党不敢为的，连日本人也没有干过，但是今天共产党却干了。这样的政府，天理难容。”杨老的仗义直言令我们感动不已，因为我、琳达、德健都是杨老的朋友，曾多次去他家聊天、吃饭。我们的《六·二绝食宣言》的英译稿还请杨老帮过忙。“六·四”后，由于他坚持自己的反对戒严和屠杀的立场，他被开除出党。

  

六月五日，又有几位澳大利亚在北京的公民避难于周思家中，准备乘六月七日的飞机回国，周思家成了一座难民营，但是是一座生活条件优裕的难民营。除了睡觉不太方便外，其他的条件还是满不错的。而且，高度的紧张和恐惧很难使人成眠，所以人多反而成了一件好事。六月五日一整天，琳达都在为从德健的家中取回德健的护照忙碌，打了无数次电话，托了无数多门路，结果还是没希望。琳达一闲下来就劝我进澳大利亚使馆，并且当即写了邀请信，以备在必要时得到澳大利亚使馆的签证。但是，我执意不肯去。我的理由是：绝食由我发起，至今不知道周舵的死活，也不知道高新的情况，如果我进使馆寻求政治避难或逃亡国外，而周舵和高新被捕，那我将在国外或使馆中背一辈子道德的十字架。琳达气愤地说：“到什么时侯了，还讲哥们义气。现在是能逃一个算一个。”我反问道：“那你为什么不先回国，非要和德健一起去香港干吗？你不也是出于对朋友的忠实吗？”琳达无言以对。后来，在监狱里，提审人员都对我有条件逃亡而没有逃表示敬佩，出狱后，也有朋友夸我这样做的勇气。但我以为，我这样做实在不值得夸耀。我之所以留在北京，没有进使馆避难或逃亡，完全不是出于留下来为“六·四”、为八九抗议运动、为死难者承担责任，而是为了狭义的哥们义气，为了自我良心的解脱。如果当时我、周舵、高新、德健四人都有条件逃亡国外，我想我就不会考虑留下来承担责任，肯定和他们三人一起逃亡海外，或避难于使馆。不是“六·四”中死难者的鲜血和生命留住了我，而是狭义的私情留住了我。宁愿不负朋友之谊而冒险，不愿为自己深深卷入其中的、结局悲惨的运动承担责任，这难道有什么正义、道义、高尚可言吗？绝对没有。

  

从外交公寓的窗户向下望，可以清楚地看到建国门立交桥上的军车和头戴钢盔、手持武器的士兵。中午十二点左右，十几辆军用卡车载着一车车士兵驶过立交桥，有的车上的士兵不断地向天空鸣枪。有一辆军车驶到立交桥的一半便停住了。司机下车和车上的士兵说了些什么，士兵们跳下车，截住后面开过来的军车上去了。显然，那辆停下来的军车出了毛病，孤零零地停在桥上。半个小时以后，几个市民来到军车旁，看着驾驶棚和车厢。他们用铁器砸开油箱，把汽油洒向驾驶室、车头和车厢。然后划着火柴，扔进驾驶室。顿时，火舌蓦然升起，从驾驶室的窗口向上升腾。过了一会儿，整个车身都开始燃烧。那几个烧车的人站在几十米外欣赏着他们的杰作。令我和德健奇怪的是，在这几个人烧车的全部过程中，立交桥上的戒严部队离他们只有二十来米的距离，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烧车。而那几个烧车的人一点恐惧感都没有，一切都干得从容、自信、毫不慌张。一开始，当我和德健看到他们在士兵的枪口下烧车，确实替他们捏了一把汗。但是，直到这辆车烧黑烧焦，也没有一个戒严部队的人出来干涉。这是不是戒严部队有意为之？是不是政府为了证明“反革命暴乱”而精心策划的阴谋。我被捕后，看官方的平暴录影，也见过类似的场面。在历史博物馆的马路上，一排军车开过，其中的一辆被人群截住，砸毁、点燃，但后面的军车好象没有看见一样，匆匆开过。据官方报导烧毁军车是所谓的“反革命暴乱”的证据之一，是不是官方有意拿出一些早该淘汰的破车让市民烧，烧得越多越好？

  

同时，戒严部队的士兵却对外交公寓的动静警惕万分。他们不让外国人站在阳台上录影、拍照，甚至不让外国人看。只要一发现有人站在阳台上，戒严部队就鸣枪警告。从窗口，我看见几个士兵追赶一个小伙子，一边追一边开枪。这时，有一个外国人站在阳台上录影，大概是想录下戒严部队开枪抓人的场面。那个外国人一出现在阳台上，几十个士兵一起跑过来，枪口对准那个外国人，大声道：“不准录影！”“赶快回去！”“再不回去，我们就不客气了！”过一会儿，一个当官的拿着手提式扩音器，冲着外交公寓的窗口反复喊话：“请你们不要录影，不要站在阳台上。不听劝告者，我们无法保证其人身安全，一切后果由自己负责。”

  

五日下午五点多，高新随周思来到外交公寓。一见到高新完整地站在我面前，我无法抑制地抱住他哭了，高新也掉下了眼泪。德健没有哭，但从他的表情中能看出他的激动。高新说：“我和程真、梁兆二一起走的，在六部口看见坦克碾死学生。有的士兵一边笑一边开枪，他们打红眼了。中午到了北师大，去陶力家，安慰了她一阵，吃过午饭，就回家了。陶力让你在外面躲一躲，能出国就出国，不要考虑她和孩子，这是陶力托我带给你的三千元钱。真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

  

高新还说：“昨天晚上枪声一响，陶力就到北师大东门前等你，从半夜十一点半一直等到天亮，等到从广场撤下来的学生全部返校。她没有找到你，以为你非死即伤，她哭得眼病又犯了。”

  

陶力，我的前妻，我儿子刘陶的母亲，无论是在我们没有离婚时，还是在我们离婚时，我都对不起她。除了我放荡的生活给予她心灵上、身体上的痛苦和绝望之外，我参与“八九抗议运动”的风风雨雨，也始终令她悬着心；在惊吓中度过了我回国后的日日夜夜。不管“八九抗议运动”的结果多么惨烈，不管我因此受了多少磨难，统统与陶力无关，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是我自己要回国、要投入、要绝食。我在外面风风火火，有刺激、有观众、有名声，即使受难也不会白付代价，即使死了也只能自己负责。而她呢？她得到的是什么呢？除了痛苦、惊吓、焦虑、揪心，除了疾病的折磨、抚养孩子的艰辛、卧床两年和病魔搏斗之外，她一无所得。当我在“八九抗议运动”中面对欢呼的人群时，我从未想到她和孩子；当我面对成群记者、闪光灯，自我感觉良好地讨论时事时，我从未想到过她的痛苦；当我在广场上和其他女人调情时，更没有想到过她那受过多次伤害的心灵还在滴血。因此，陶力与我离婚，无论在什么时侯、什么情况下都是理由充足的。象我这样生性放荡而又贪恋社会功名的人，根本就不配有家庭、不配做一个负责的丈夫和父亲，不配得到陶力的爱。接到离婚协议书时我所经受的痛苦完全是应该的，而且它还远远不能与陶力所承受的痛苦的深度相比。

  

在周思家吃过晚饭，除了没有任何目的的等待外，我们无事可干。德健出于道义上的激愤，提出由我们四人联名写一份面向世界的紧急呼吁，呼吁全世界主持正义的政府和公民在物质上、道义上谴责中国政府的法西斯暴行，支持“八九抗议运动”。德健说：“这个呼吁录成磁带，如果我能出去，就带到海外。如果我走不成，就交给琳达或其他人带出去。”我和高新开始时都有些犹豫。我觉得周舵不在场，不知他会怎么想。德健说：“没问题。我们四人在广场组织撤离时的一致是超人的，现在仍然如此。更重要的是，人权是国际性的，受到联合国的保护，我们的呼吁完全合法。”在德健的说服下，我和高新同意了。

  

呼吁书的起草自然由我执笔。草稿出来后，大家都觉得不够简练，太长。德健进行了删改，加上了杨宪益在接受BBC采访时说的那段话，最后由我订稿。《呼吁书》的大致内容如下：

由胡耀邦逝世所引发出的、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民主运动，是完全符合宪法的。此次运动一直遵循着理性、和平、非暴力的原则。但是，李鹏政府居然动用坦克、装甲车、军用卡车、飞机和全副武装的军队来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完全是法西斯行为，是八十年代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暴行。 

现在，大屠杀已经血染整个北京城，学生和市民仍然坚守着和平的非暴力的原则，它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的大觉醒。这种觉醒绝不是靠血腥的暴力所能镇压的。 

在中国现代史上，如此大规模地血染北京城还是第一次。北洋军阀没有干过，国民党政府没有干过，就连日本法西斯也没有干过，今天却由共产党干了，这样的政府，天理难容。 

为此，我们向全世界一切维护人权和民主的政府呼吁，向全球一切主持正义、维护和平、反对暴力的良知呼吁，给中国的法西斯政府以经济上、政治上、外交上、道义上的制裁，给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和“六·四”的受难者以一切形式的支持与声援。 

呼吁人：天安门广场的绝食者      

侯德健、高新、刘晓波、周舵      

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于北京

周舵的签名由我代笔。《呼吁书》写完后，由侯德健和高新分别对着录音机念一遍。琳达当时把《呼吁书》翻成了英文。我们商定，如果德健能出去，公开发表由四人签名的呼吁书要视我们三个留在北京的人的情况而定。如果我们三个人被抓，就只以德健一个人的名义发表：如果我们安全，就以我们四人的名誉发表。后来，由于六月六日的忙乱，《呼吁书》的原稿和录音带是否被带出国境，是否安全发表，我就不得而知了。

六月六日差不多一整天，大家都在为德健的护照和飞机票奔忙。上午九点多钟，高新冒险骑自行车去双榆树的德健家中取护照。从建国们到双榆树，几乎横穿了大半个北京城，我真为高新捏一把汗。一个小时后，高新从德健家打来电话，说程琳已经带着护照走了，肯定是她去了建国门外交公寓。果然，过了一会儿程琳打来电话，说她在国际大厦门口，带来了德健的护照。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是否让程琳上来。但是最后我们一致认为不能让程琳再卷进来了，少牵连一个人是一个人。于是，琳达和另一个澳大利亚的女孩儿下楼取回了护照。程琳想见德健而没能如愿，我想她肯定非常痛苦。六月六日的北京城还充满着恐怖气氛，人走在街上随时都有危险，程琳能孤身一人给德健送护照，已经是忘我的勇敢之举了，确实让人感动。我想，不管程琳和德健的关系到了多么不可挽回的地步，但是在当时或在以后，德健都应该感谢程琳能够冒着风险给他送护照。

高新从德健家里出来，就直接去昆仑饭店附近的一个民航售票处给德健取去香港的飞机票。这边桑哗和王越红带着护照和钱去和高新见面。我、德健、琳达和其他几个人在焦急地等待着。下午四点左右，高新打来电话，说一切都办妥，约定在澳大利亚使馆的门口见面，一会儿，周思从使馆回来，接在他家的几个澳大利亚人去使馆。德健又找到一个外国朋友的车一起去澳大利亚使馆。德健的飞机票是六月七号的，他必须在使馆住一夜，第二天和琳达一起飞往香港。在周思家中避难的所有的人，特别是琳达都劝我和他们一起走，躲进大使馆肯定更安全。但我执意不肯。我一定要等到高新和王越红回来，再商量怎么办。另外，我一直为不明下落的周舵悬着半颗心。

我看见他们忙碌着收拾东西。德健的行李最简单，只有一个小挎包。他把我叫过去，拿出他身上所有的人民币，共一千七百元交给我，他说：“我一出境，这钱也没用了。你们留在北京的人也许用得着。”

一阵忙乱过后，房间里一下安静下来，要走的人都聚到了门口，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我的身上，我知道分手的时侯到了。德健过来，仿佛特别不情愿地和我拥抱，他对我说：“小波，这次分手很难说什么时侯再见，你多保重。如能见到周舵，代我问候。如果你想开了，等高新回来，你们也一起来吧。”琳达哭着和我做最后的吻别，她的嘴唇贴在我脸上时，我感到一阵彻骨凉气，那是一种冰冷的悲哀，渺茫的离别，尽管她在不住地颤抖。直到门已打开，其他的人都走向电梯时，琳达还在说：“小波，跟我们一起走吧。”我固执地摇摇头。琳达的眼中掠过一种无可奈何的凄凉。我送他们到电梯门口，又和所有的人一一告别，最后我对他们说：“放心吧。我知道怎样保护自己。如果高新和王越红也能进大使馆，就代劝他们进去。如果不行，请你们开车把他俩送到这。”电梯的门开了，他们动作缓慢地上了电梯，当电梯的门缓缓地关上时，我看见德健负疚似地看着我，撇了撇嘴。

电梯开走了，我呆呆地站在走廊中，盯着那个闪着红光的倒三角，那垂直向下的形状让我想起一个大头朝下的人，正在被从无限的高处推下来，一头栽入无底的深渊。真不知道德健此去，是入天堂还是下地狱。

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回到周思家，关上门。忽然感到从未有过的冷飕飕的失落，仿佛在生死攸关之时我被最好的朋友抛弃了。尽管我心里清楚，谁也没有抛弃我，完全是我自己决定留下来，但是，我的意识的清醒已经无法控制那种浸透整个身心的失落感。偌大的房间，刚才还到处是人，是各种混合的气味，是各种嘈杂的声音，但是仅仅几分钟后，它空了，空得如此迅速、突然，如此不留余地；它静了，静得毫无道理、毫无感情。仿佛在我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挨了猝不及防的一击，还没等我有所反映，攻击者早已不见踪影。我的确懵了。

头脑里空空落落，外界无声音，内心里也没有窃窃私语，没有独白的词语，甚至没有任何可以称之为动的痕迹。唯一能作的就是双脚机械地移动，走遍周思家的角角落落。经过一大段可怕的空白之后，自己对自己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不能就这么等着，必须干点什么。”我的目光在房间里东游西荡，象轻飘飘的败叶没有着落。我坐在沙发上，拿起一本杂志，又放下。起身倒了一杯水，拿到嘴边又不想喝。我走进洗澡间，想解手，但又什么都尿不出来。我拧开水龙头，洗了把脸，想让自己清醒一下。擦脸时，偶尔在镜中看见自己，仿佛在看一个脏兮兮的陌生人，总也洗不干净。我又去洗脸，一连打了三次香皂，毛巾把脸皮擦得火辣辣的。突然，我想起了德健的眼睛那目光似乎是在做永久的告别。我猛地意识到，也许不会有任何人再走进这套公寓，我将一个人长期地生活在这里。不行，我一定要出去。我快步走向门口，但是恐怖逼迫我没有勇气开门。只要跨出去，我将无法回来。门是一条界限，门外的世界仿佛杀机四伏，到处都是陷阱，狰狞狠毒。

犹豫了几分钟，我退了回来。走进厨房，打开冰箱、看看有多少吃的东西。冰箱几乎是空的，只有冷冻室里有生的肉、鱼。我又打开冰柜，里边差不多有半柜各种肉食。我感到有点饿，又想到高新和王越红可能来，干脆开始做饭吧，为他俩做一顿烧牛肉。我拿出一块牛肉，放在案板上化冻。

一走进客厅，看见了放在一角的电话，我这才意识到我最应该干的是给周舵拨电话，拨通了周舵的电话，万万没有想到他居然在家，我叫他想办法过来，他说：“我们单独行动更安全，更方便。现在我白天回来看看，晚上躲出去。”我说：“我们最好见一面，看看以后怎么办。”周舵说：“哥们儿，以后怎么办。先老老实实呆上一阵子，现在不能做任何事。”我说：“一会儿高新也许来，我俩一起去找你。”周舵说：“太危险。找到了安全的地方就等着吧。我马上就要出去。德健怎么样？”我说：“德健已经去澳大利亚使馆了。他明天飞香港。”周舵问：“你为什么不和他一起走？你比他危险。”我说：“我们要逃一起逃，什么时侯见面？”周舵说：“这不是讲义气的时侯，能逃一个算一个。”我说：“反正知道你安全我就放心了。你要是能走就一个人走吧。我和高新再想办法。”周舵说：“就这样吧。多保重。”电话断了，我一怔，感到自己很累很累，真想躺下睡一觉。

大约七点多钟，有人敲门。我的心怦怦地跳着打开门，原来是高新和王越红。他俩在使馆门口把飞机票交给了德健，坐一个外国朋友的车回来了。我和高新坐下来商量怎么办，想来想去想不出好办法。大概到晚上九点钟左右，周思回来了。他说：“我回来取东西，还要接两个澳大利亚的人去使馆，明天回国。”我说：“我们三个马上就走。”周思说：“去哪？”高新说：“先到我家去吧。”周思说：“小波，你坐我的车，安全些。”我说：“我还是和他俩一起走吧。”高新说：“我和王越红骑自行车，你就坐周思的车吧。澳大利亚使馆就在我家对面。”

周思收拾好行装，我们一起下楼。我坐进周思的车。开车后，周思问我：“小波，你想进使馆吗？”我说：“不想。”周思问：“为什么？”我说：“周舵和高新怎么办？”周思摇摇头，不再说话了。车到大使馆门前，周思又一次问我：“小波，你想进去吗？这是最后的机会。”我说：“不，谢谢。”我拿起自己的东西下了车。

两个小时后，当我骑着自行车被拦路抢劫式地抓上公安局的警车后，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后悔，痛心疾首地后悔：我为什么没有进使馆？

（原载《北京之春》1993年8月号）

八九回忆

八九回忆：周舵《血腥的黎明》

血腥的黎明

周舵

2009-5-22

听过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的朋友，应当都知道贝多芬的名言，“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我深爱贝多芬，当然，也就深受这句话的鼓舞。加上湖南人的热血，胸怀大志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就以为命运是可以由人掌握的。现在想来，这是多么浅薄狂妄啊(我是说我自己，不是说贝多芬)！

不是说人不能有所作为。我是说，你做的事再大，也只是我们人类眼中的大罢了。孙猴子一个跟头云十万八千里，本事不可谓不大，可他只不过是在如来佛手掌心里打转转。命运，就是如来佛的手掌啊！我下面要讲的六四亲历记，你可以看作是对于“命运（神意）与人的自由意志”这个大问题的一个小注脚。

前面说了，我从小受的是胸怀大志的教育。我上的中学清华附中，有一个了不起的校长万邦儒，我还清楚记得他是如何谆谆教诲，让我们“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但这“大志”和政治却毫不沾边。我受的家庭教育就是千万别弄那个东西，那个太危险了。我从小只有一个志愿，想当科学家。我的目标就是进北大物理系，非常明确，没有第二个目标。文革一来，把我的梦想打得粉碎，我只好重新寻找自己的人生道路。好不容易找到了，随后的“六四”又把我的人生道路彻底扭到了另外一个方向上去，是一个我从来没想要走的一条道路。居然走到一个dissident，持不同政见者这样一条道路，恰恰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

六.四之前，我前面的路真称得上是“条条道路通向飞黄腾达”。我本可以在任教的中央团校混入共产党内——当时的校长正是胡锦涛——以我的教学和科研能力，至少，当今团派出身的大官，会有一大半是我的学生加信徒。现在中国唯一的女省长，就是我当年的学生。我也可以留在北大，作费孝通先生的博士生，然后舒舒服服当一个北大的名教授。或者在四通集团再干上几年，发笔横财，当时我离副总裁的位置只有一步之遥。总而言之，从我自身的利益考虑，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去干六四这件要命的倒霉事。以当今中国的主流价值观看我这种人，简直就是疯子，神经病；或者，准白痴，脑残。

你问我后悔不后悔？不，绝不！要是我没干成最后这件事，我会后悔死，后悔到恨不能以头抢地。可是鬼使神差，这件事居然干成了。“六四”我做了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幸运，但也非常偶然。没有任何人事先估计到，我们能够就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把几千学生和市民安全带出广场。而且我要实事求是，非常坦率的说，上帝是用我的手做了这件事——不信教的朋友，你们可以不信上帝，但你们不能不信“鬼使神差”这句老话。意思是一样的。是我倡议的，我设计的方案，我拉上的侯德健去跟戒严部队谈判。没有任何人想到，包括我自己，这个事情到最后做得成。真是千钧一发，马上广场上就要大流血的时候。这不是奇迹是什么，这就是miracle。

我还是从头讲起吧。

学生闹事，是由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起的。为什么是胡耀邦？因为胡耀邦是被1986年底的学生闹事搞下台的，学生们觉得自己的命运和他连在了一起，也觉得对不起他。邓小平后半生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先后把胡和赵搞下台，亲手拆散邓胡赵这“改革开放三驾马车”，造成改革派的步步后退，保守派的步步进逼，六.四之后，邓一度几乎被保守势力逼入绝境。胡下台，李鹏上来，邓胡赵变成邓李赵，这马车还能跑吗？李鹏是什么人？大家都认为他既是个保守派，又是个低能儿，从六四期间他的表现看来，此人治国无能不假，但玩弄权术却颇有一套——大概是家传吧！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他居然野心大到想取赵而代之！六四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李鹏要付最主要的责任——是他在赵出国后带上李锡铭陈希同到邓面前煽风点火，误导邓讲出一篇昏话，搞出那个要命的“426社论”；是他一再阻挠赵对学潮的处理方案，一而再、再而三地激怒学生；是他那千夫所指的极其负面的形象，激起社会各界对中共决策层的极大反感，让中共的脸面扫地以尽！就是这么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却在中共这个昏昏然的干部体制内青云直上，弄得老百姓全都说，人民讨厌谁，共产党就热爱谁！我觉得真奇怪，为什么没有人到海牙国际法庭用“反人类罪”起诉这个家伙？在李鹏的去留问题上，中共这个体制已经完全丧失了起码的纠错能力，对人民的意愿没有丝毫的回应和尊重。李鹏可把邓小平，把中国共产党害惨了！或者不如说，是一党专政这个自封代表人民的专制体制，把中国，把中共，把邓都害惨了。

学潮起来，我的心理很矛盾。一方面，我希望学潮能冲击一下日益坐大的保守势力，另一方面，又担心学生适得其反，反而再把赵紫阳搞下台。4月二十几号，我特地通过北大社会学系原来的同事王汉生，找到北大的几个研究生，力劝他们这些年龄大，比较成熟的学生介入学潮，引导学潮往有理性、讲策略的方向走。我重点告诉他们一定要注意两条原则：第一，一定要和党内的改革派合作，矛头要对准保守势力；第二，不管对邓小平有多大的意见，一定不能把他推到对立面上去。否则学运必败！

可惜，没人听我这一套。他们告诉我，他们也努力过，没有用，实际情况是，谁温和理性讲策略，谁被轰下台，越是激进冲动的，越能得到大家的拥护。他们已经失望了，不想再干傻事。

从北大回来，我决定以《世界经济导报》和《亚太经济时报》两家报纸特约记者的身份，动员新闻界介入学潮，“掺沙子”，改变单一学潮的性质，以便让更理性成熟的社会力量起到引导作用。四月底，我和《经济学周报》的郑棣，《亚太经济时报》的柳军一起，在鲁迅博物馆发起了五.四新闻界大游行，和1013名记者的签名请愿。这是我在六四期间第一阶段所做的事，是我主动介入的。

这之后，我决定不再介入，只做一个旁观者。如果我什么都不做，我会问心有愧；但是，继续介入，一则风险太大，再则，我当时已经看出，所谓“掺沙子”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学运激进化的势头不是我们能够阻挡的。白白把自己赔上，对社会又毫无益处，这种傻事绝不能再干了。

万万没有想到，不介入也只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

回四通公司上了一个星期班，5月13号早晨，我一进办公室——当时我主管四通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兼管公关部——部下就告诉我，中共中央统战部六局陶斯亮刚刚来了电话，让我务必放下手边的一切事情，立刻赶到统战部，有急事商量。统战部在六部口，当时我配有专车，很快就到了。

当天，中共统战部里同时开着两个会。一个是由部长阎明复主持，胡启立参加的与新闻界的对话会。另一个是由知识分子局召集的想听取党外知识分子对时局看法的会。出席这个会的除了知识分子局副局长陶斯亮之外，还有我和郑也夫、李肃、章立凡（章乃器之子）等人。谈来谈去，大家出主意说请统战部出面，召集各方面学生代表来对话，劝他们停止绝食，陶斯亮说要请示阎明复。一会儿阎明复从胡启立的那个会上走过来了，他对大家说要商量个具体办法。阎明复对在座的人说：“中央领导对目前的局势很担心，戈尔巴乔夫访华是世界瞩目的历史事件，国际上非常关注。学生在这种时候占据广场，必然干扰这次重大外事活动，产生很坏的国际影响。青年学生的愿望是很好的。游行示威本来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香港的徐四民曾经去医院看我。我说，我个人的意见，目前中国正经历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的阵痛期。游行示威应当成为正当现象。我对前途有信心，你愁容满面干什么？当然，解决问题需要时间，要纳入法制轨道。示威是在没有其它渠道下的选择，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就好了。对此一定要大度，应当接请愿书。比如说要越过一座山，过去的习惯做法是放炮炸开，但也可以用机器挖隧道。香港有些报道对我不利，是不是要把我抬得很高，然后掉下来摔死？《虎报》说邓小平反思三件事：反自由化、物价闯关和学潮，说是我说出去的。哪有这回事？你们说中央分成保守派和改革派，这我不同意。在支持改革上，中央领导是意见一致的。但是对于许多具体问题、具体做法，不在第一线的同志有许多看法。时至今日，北京市仍然坚持原来的态度。我看北京市是一定要动手的。学生们再闹下去，可能引起北京市动手，造成全面的上街。把话说穿：要给那些你们认为是‘改革派’的人以喘息的时机，否则我们都完蛋，都下台。请在座的各位做做工作，劝劝学生识大体，顾大局，先撤出广场，有什么要求以后都好商量，通过协商和对话来解决。重大决策总要有个过程，不可能三天两天马上就作出决定。事情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学生们一味闹下去，将来难免要后悔。”

阎明复这一番话打动了在座的人。阎明复在吃午饭的时候还跟我们说：“学生们不了解情况，反对邓小平同志是不对的。小平同志实际上是你们所说的改革派的一堵挡风墙。没有他挡着，许多事情都不好办。”午饭后继续谈，我们建议閻明复直接和学生代表对话。閻明复当即同意，说事态紧急，最好是今天下午就谈。我们都表示来不及，晚上说不定可以。閻问，谁能帮我去联系学生代表？我看没人应声，就说，我去试试吧，您给我配三辆车。然后建议李肃、郑也夫和我兵分三路去找学生代表。

广场上学生山头林立，他们的情况大家都不熟悉，上哪儿去找他们的人，找谁？找来的人能不能代表学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干起来再说。我建议郑也夫去《经济学周报》社找王军涛，因为我知道军涛和政法大学的“对话团”有联系。又建议李肃和我一起跑西郊的八大院校。李肃有事，不久就先走了，我也只来得及跑了北大、清华和北师大。在这过程中，我才知道，当时学生组织共有三大山头：高自联，对话团和绝食团。

去了北大、清华之后，我到北师大找刘晓波，想要通过他找吾尔开希。把吾尔开希找到晓波家，已经将近七点。临上车，我对晓波假客气了一下，问他是不是也参加。我原以为他会拒绝的，没想到他欣然接受了！我心想，坏事了！因为我知道，阎明复是不可能接受他这个头号“黑手”的，而且很可能连累閻。事实上也果然如此，后来这成了阎被整肃的一大罪状。

七点半左右，我回到统战部，各路被找来的学生代表已经到了，有大约十余人。由团中央的刘延东带来的共青团和官方学生会代表大约二十人，作为中间人的我、李肃、郑也夫、王军涛、刘晓波、闵琦等，加上统战部的工作人员，共六十多人，把统战部第六会议室挤得满满的。

阎明复坐在长条会议桌一端的主席座位上，右手边坐着陶斯亮，左边位子空着。閻见我进来，指指空位，示意我过去。我摆摆手，却和刘晓波坐在了一起。阎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阎明复首先做了自我介绍，说自己也是学生出身，长期搞俄文翻译工作，文革中在秦城坐了八年牢，文革后当百科全书副总编，后来到人大常委会当副秘书长，一九八五年到统战部。他说学生们的合理要求，政府和中央都在研究。但是一定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不可能一夜之间变得尽善尽美。他说当天下午，赵紫阳、胡启立、温家宝和他一起已经应总工会的邀请和工人代表进行了对话。下周一准备和学生代表对话。他要求学生们尽快结束绝食，不要做出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接下来是学生代表发言，他们坚持要收回“四•二六”社论，要政府改变“动乱”的提法，承认学运是爱国民主运动。否则不会停止绝食。阎明复则反复说服学生结束绝食，以国家大局为重。

閻明复的真诚、坦率、善意和人格魅力感动了大家，但是，学生代表坚持不让步，而多数中间人的劝说也软弱无力。会议至午夜方散，大家没有取得任何一致意见。许多知情者认为，这次会议是整个学运期间，政府官员和学生代表对话中最能充分相互理解的一次，但其结果却让人极其失望。

閻明复要赶去开政治局会议，先告辞了。统战部安排了简单的夜宵，留下的人边吃边聊。刘延东是我的清华附中校友，我和她交换了看法，也是不得要领。看到王丹，吾尔开希，梁二，程真等几个学生代表要走，我赶过去，把他们拦在会议室门外。因为怕“秋后算账”，在会议桌上，我们知识分子所讲的话都是遮遮掩掩，点到为止，学生们年轻幼稚，领会不了。在私下场合，我可以直指核心。我讲了大约20分钟，居然把他们说服了！王丹当面答应我，回广场就动员同学撤离。我太高兴了，回来就告诉了陶斯亮，她又叫人电话通知了阎明复。我还以为大功告成了呢！

两、三点钟的样子，统战部派车送我和刘晓波回家。车开出去没多远，晓波说，不行，我还得回广场。后来他一直埋怨我说，要是那天晚上大家都去广场劝说学生撤离，是有可能成功的。

回到家，我一觉睡到下午。给统战部打电话，没有人接。后来陶斯亮说，到处找你找不到，你跑哪去了！那时没有手机，座机都很少，联系极不方便。晚饭后，我约上师弟刘世定去导师于光远先生家；从于先生家里出来，我们去了广场，才发现广场上已经人山人海！我很生气，心想这王丹兔崽子怎么搞的！费了好大劲把他找出来，我责问他为什么说话不算话，他很为难地说，我有什么办法？戴晴下午和十几个老师来劝了一大通，不也是没劝成吗！

回公司上了两天班，5月16号早晨，刚进办公室，就接到陶斯亮的电话，又是让我立即赶到统战部。我有点不耐烦了，我说，不是该做的都做了，该说的都说了吗？还干什么？她急了，说你就别啰嗦了，赶紧来吧！

到了统战部，陶斯亮让我再辛苦一趟，去把学生头们找来，閻部长还要再做一次努力。我拿着学生纠察队发给我的特别通行证进了广场，把当时的几个主要的学生领袖领到统战部。这回，閻明复对他们的态度大变，冷冷的，很严肃，还让他们在传达室坐了好一会冷板凳。当然，还是毫无成效。学生们仍然坚持不肯让步。

午饭后，统战部里聚集了一大群人，乱哄哄七嘴八舌，大家全都既着急又无奈。我们几个知识分子开始劝说阎明复干脆直接对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喊话，不要再指望那些学生领袖了。阎开始有些犹豫，问“有用吗？”我说，现在不是有用没用的问题，是您自己的历史定位问题！最终，阎同意试一试。但是，怎么去，到哪去找广播器材，阎的安全如何保证？大家又无计可施了。我心生一计，让统战部当时主事的张秘书长给急救站打电话，看看能不能坐救护车混进广场。张说对，立刻叫人打电话。问了几处，回话都是，救护车都在抢救绝食学生，派不出来！显然是不买帐。又卡住了。一计不成，我又生一计，问张秘书长统战部现在有没有面包车一类的车？她让人到院子里看了看，回来说有三辆车。我很高兴，说那就成了！您赶紧叫人准备一只开水桶，装上凉白开；再做两面旗子，一面写上“急救”，一面写“送水”，我们假装送水混进广场，就用学生的广播站发表广播讲话！张大喜，立刻让人准备，当即让我负责全部行动的指挥。

两辆车准备好，阎明复走出统战部大楼，两边是夹道欢送的人群，不少人还在抹眼泪，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气氛！阎是个很重感情的人，看了这番情景也很受感动，竟然冒出一句大逆不道的话：“豁出去了，我当一回中国共产党的纳吉！”我就在他身边，听得清清楚楚！

临上车，忽然冒出一个人，拼命往车上挤。统战部的工作人员用力拦住不让他上车。他说他是记者，这么重要的事，记者不能失职啊！我被他的敬业精神感动，就放他上了车。此人我后来才知道是唐师曾。

我们从中南海西门进去，穿过中南海，过金水桥，混进广场直扑广播站。学生纠察队涌上来护住我们，王丹、吾尔开希主持，然后，閻说了一番很感人的话，公开报道都有，无须我罗嗦了。他再三劝说学生撤离广场，再三保证绝不会秋后算账，如果同学们不相信，他可以做人质，和同学们一起回学校！我看见好多学生都在掉眼泪，但是很可悲，学生们还是不理会，坚持不撤。

阎讲完话，忽然冒出一群穿白衬衫的壮汉，一拥而上，把阎明复弄进一辆车，立刻开走了。这是中央警卫局来人保护他的——或者，是来阻止他的？不得而知。

我彻底失望了。回到统战部，吃过晚饭，我找了一间会议室闷头大睡。起来之后，百无聊赖地乱逛了一阵，后半夜，照例由统战部派车把我送回了家。


5月18号下午，我在公司上班，接到邓正来的电话，约我晚上八点钟去统战部会面。我准时到达，却没有看见邓正来，只看到他约来的柯云路等几个人。天正下着小雨，统战部里黑洞洞的。我把六局局长请出来，要求进去避避雨。看得出来，他不大情愿，但也不便拒绝，开了一间会议室让我们坐。几个人谈了一会，问了问情况。我从那位局长的态度和答话，以及各处传来的消息，判断赵紫阳很可能已经下台。

王军涛和陈子明这时也来了，还带来一辆中巴车。我们出了统战部，到车上继续商量。我说，看来赵已经不行了，鹰派马上就会动手。我们的斡旋彻底失败，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必须重新定位。无非两个选择：一是各回各的单位上班，再也不管了。这对我们自己最有利。我们都是共产党的总书记动员出来劝架的，秋后算账再怎么算，也算不到我们头上。另一个选择，就是站到学生一边去。后果是什么，不必我多说了，坐牢是跑不了的。我个人是要站到学生一边去的，因为，我们知识分子向来都是在他们后边指手画脚，不肯站到第一线去。现在，刀子已经架在学生们脖子上了，这种时候如果我们还是缩在后头，那我们知识分子也太可耻了！我并不同意学生们的很多做法，但我别无选择，只能和他们共命运了。

我的话把众人都打动了，大家一致同意我的立场，还委托我起草一份声明。最让我感动的是，大家还拿出一张纸，我一个字还没写，他们就事先把自己的名字签上了！当然，这份声明我根本没写，因为第二天就宣布戒严了，我不想连累这些朋友。

这是我的第二阶段，受命斡旋。接下来是第三阶段，绝食。

第二天，5月19号，我们二十几人在蓟门饭店开会，中间陈子明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回来神色凝重地说，接到一个非常可靠的消息，今天晚上要实行军管。你们哪位立刻帮着写个东西，把消息散出去？刘卫华指着我说，周舵笔头子快，让他写吧。二十分钟左右，我写出一个《告人民书》的草稿念给大家听，众人提了一点修改意见，陈子明马上派人送到北大，学生们印成传单，很快传遍了全北京城，吴学灿又用它印成了《人民日报》号外。

5月28号早晨，王军涛来电话，找我去人大附中院内的“中国文化书院”开会，“首都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每天在那里会面。席间刘晓波突然提出要去广场绝食，然后非拉着我去不可。我不要去干这个事。我完全想不通为什么他要干这个事。我说，你要考虑社会后果啊。社会后果无非就是两种，一种就是我们四个人——那时候还不知道几个人呢——去了之后，没有任何反应，没有任何响应，你不就跟跳梁小丑一样吗？然后自己弄到监狱里头不知道要呆多久，这不是大傻瓜吗？另一种可能，就像5月13号王丹他们绝食一样，把大家都煽动起来，然后你控制不了局面。这两种结果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我想不出来会有第三种结果。我说为什么要去干这个事，他讲了一大堆，也没能说服我。讲的那些我就不能公布了，那是我们的秘密。

到了5月29号晚上9点钟，刘晓波给我家里打来一个电话，说“你必须今天告诉我，去还是不去”。我又劝他说，你别干这个。他太太也哭得不行，求他不要去。他说“这事儿我干定了。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决定要做的事，谁劝也没用。哪怕最后就是我一个人去，我这事儿也干定了。”那我说“好吧”，没有办法说服他，我说“这样，你一个小时后再给我打电话，我给你明确答复。”就这一个小时，我觉得我就像哈姆雷特一样，To be or not to be。这是我一生当中最难做的一个决定。我甚至拿了一张纸，中间画了一道,去?还是不去。然后列举这些理由。我发现我根本没有理由要去。最后是由于两个理由，我决定我非去不可。第一，刘晓波从认识我不久就到处跟人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你一个最好的朋友要去干一个掉脑袋的事儿，要你陪着去，你能不去么？我从来就说，我周某人最看重的就是两个字，叫“仗义”。你没办法不去，这是第一。否则你整个人格就垮台了。那是我宁死也不能接受的一个前景。第二个理由就是，我觉得我去之后说不定能影响他。我要是不去，说不定他会干出什么疯狂的事儿。他的太太陶力当着我们两个的面——那是第二天了，在他们家，她说“听说你同意去了，我这心放下一半。也就你的话刘晓波还能听得进去。”最后事实上也就是这样，如果没有我去的话，他们三个一块死在里头，非常非常可能是这样。总之，我去绝食完全不是我的意愿。最后你发现你必须选择自己不愿做的事！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一个小时之后，我给刘晓波回了电话，告诉他我同意去绝食。他乐坏了，我趁势提出几个条件，一是一定要发表一篇宣言，说明我们的目的不是去煽动，是劝和，并且要借此宣传一种没有敌人的新的政治文化；我还提了两个口号，“我们没有敌人”，“中国的社会进步人人有责”。这就是我们《六.二绝食宣言》的起因，第二天我拟了个提纲，晓波执笔写的。再就是要严格遵守绝食规则，连糖水都不许喝！他全都一口答应。我问他还找谁，他说准备找侯德健。我问为什么找他？他说侯名气大，可以动员群众！我又问侯什么态度？他说还没找到呢，侯还在香港做他的录音带。

5月30号晚上，我们去机场接侯德健。他一路上都在问，你们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有什么意义？他实在搞不懂。他一个台湾人，对大陆的事情根本摸不着头脑。我们费了好大劲，最后又把刚刚起草好的《六.二绝食宣言》拿给他看，他才同意了。

6月2号下午，我们四个人先在侯德健家里集合，我看见李双江也在，李还表示要参加绝食。我说你不想活啦？你是军人啊，要上军事法庭的！下午四点左右，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在纪念碑平台上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先由刘晓波说明，绝食的目的是为了抗议戒严和军管。我们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要以和平的方式来显示民主力量的坚韧。我们认为戒严和军管是“阶级斗争”式的，以暴易暴的政治文化的体现。我们为此呼吁全体中国人，从现在开始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要求政府立即结束军管，并呼吁学生和政府双方重新以和平谈判、协商对话来解决双方的对立。

有记者问我们这样做是否考虑到后果。我说，所谓后果，无非是社会后果和个人后果。社会后果我当然担心，担心发生过激反应。我希望大家不要为这件事情过于激动。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四个人来饿三天罢了。至于个人后果，我们很可能会去坐牢。可政府不能关我们一辈子。我说我只担心自己的行动会牵累四通公司，希望政府不要因为我个人的行动而加罪四通，并说我已经辞职。侯德健讲了他几天前在香港参加港台百名大明星“民主歌声献中华”义演的盛况。三十万香港同胞为这次义演慷慨损献了一千三百万港币，他还把T恤衫上邓丽君、奚秀兰、张明敏、成龙等人的签名指给大家看。高新以一个中共党员的身份讲了他参加这次行动的意义。随后，我们到广场广播站去发表讲话。侯德健还大声呼吁学生们行动起来把广场清理干净。他再次讲香港的“民主歌声献中华”义演结束后，三十万香港市民从跑马场退场如何井然有序，如何没有在地上留下一片废纸垃圾。他还说他发现他写的歌曲“龙的传人”当中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龙的传人不限于“黑头发黄皮肤”。他很抱歉犯了这个错误，并且决定修改歌词，我则说，如果政府中的某些人能有侯德健这样自我批评的精神，中国的事情会好办得多。后来，侯德健领唱了“龙的传人”。

六月三日的白天一直很平静，我们四个人除了在中午举行过一次记者招待会之外，一直在帐篷里昏昏欲睡。傍晚时分，空气骤然紧张起来。解放军强行进城，在各处路口与群众发生冲突的消息不断传来。广场广播站开始教授学生们防备催泪瓦斯的方法，以及天晓得会不会奏效的，用汽油瓶、棉被（！）打坦克的方法。

十点钟前后，广场以外的四面八方突然枪声大作，而且越来越密集，尤其是西面木樨地方向。开始大家都认为打的是橡皮子弹，不久就有人跑来说，军队已经真的开了枪，然后不断有人在广场广播站失声痛哭，控诉当兵的如何残酷无情地杀人。只是广场上暂时还算平静。几个学生搀扶着一位满头血污，面无人色的军人挤过来，一边高喊着“别打，别打”。人们刚七手八脚把这人护送上救护车，忽听得纪念碑西北角人声鼎沸。刘晓波和我挤过去一看，原来是一群市民敢死队，带着几支冲锋枪上了平台，说是要在纪念碑上坚守。学生们拼命劝说，让他们不要以暴力对抗。这些小伙子哪里听得进去？他们怒吼着说：“你们不使用暴力，当兵的可不管你这一套！你不杀他们，他们可要杀你！”刘晓波、我和高新三个人和学生们一起把好话说尽，总算把他们请走了。临走时，这些人怒视着我们大吼道：“好吧，你们这些软骨头！我们走！我们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们？有你们后悔的时候。”

六.四凌晨，那时已经打枪打得一塌糊涂了。午夜一点钟，一辆装甲车开进广场，发出隆隆巨响，绕广场兜了一圈。枪声响得愈发密集，四面的天空这里那里不时划过一道道闪光的弹迹。广场东北角一片火光，看上去像是一辆公共汽车被点燃了。我们四个人想下去看看，被学生纠察队坚决阻止。学生们甚至不准我们离开帐篷一步，怕我们中了流弹。这些可爱的、好心的、英勇的、可又是自负的大孩子们，甚至认为他们有责任在这已经发生大流血的夜晚，保证我们这些成年人的安全！

广场的大喇叭里，一边是学生领袖柴玲在领头宣誓：“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我心里觉得好笑，什么“人民广场”！立刻让我联想起“人民币”、“人民银行”、“人民邮电”！什么“不可丢”，丢了又能怎样！全是共产党电影小说里学来的一套——另一边是政府在反复广播北京市政府的“通告”：“今晚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请你们马上离开广场，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这时，军队已经开枪打死了人，留在广场上的学生们也都准备了棍棒、菜刀和汽油瓶。双方的一场恶斗看来已成定局，广场上眼看就要血流成河了。

突然一个学生，北大的邵江，跑进来蹲在我面前，我听那声音都颤抖了。看不见他什么表情。他说，“周老师，太可怕了，完全不是大家事先估计的那样，真的是血流成河了!那些大兵简直疯了，跟疯狗一样，见人就开枪，根本不管男女老幼”。他说他刚刚从枪声最密集的几个地方跑了一圈回来。他说“周老师，求求你，现在能救同学的就是你们几个老师了。你千万想个办法救救大家。”我听了之后心想，我能救谁啊，我连自己都救不了啊！那天下午就有好多朋友来找我，包括王东、王苏波，我部队里的两个铁哥们儿，都是军队首长身边的人，穿上便衣进来跟我讲，说你必须要想办法出去，你不能呆在这儿，晚上要出大事儿。我问什么样的大事儿，他说要多大有多大！我不可能走啊，对不对？你自己跑了，像吾尔开希那样，那是一个人格垮台的事儿。那是不能做的。所以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两个字——等死。听天由命了。邵江说了之后，我先问他“你这个主意跟柴玲说了没有？”柴玲是“总指挥”啊。他嗤之以鼻，说柴玲？跟她说没用，根本说服不了她，她也说服不了同学。我心想，我是你们的客人啊，我怎么能够去指挥好几千同学呢？而且你们之间意见分歧对立那么严重，而且这么情绪化！我心想，我哪有那么大本事，怎么能说服你们大家？但是后来我决定，必须要试一试。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我试了，不成功，我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如果上帝要灭这些人，那是天意。但是我不试，我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再说四个人里我是老大啊！于是我就下了决心。先说服了高新，高新非常容易跟我一致，他说早就该撤了，就是他不敢说而已。谁说要撤谁就是叛徒。然后我们两个人再说服侯德健，最后再说服刘晓波。我们四个人意见一致之后，我设计了一个操作方案，一二三四，其中就包括跟戒严部队谈判，否则部队根本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一阵乱枪就把你打回来了。我们有一大堆学生纠察队负责保护——也不知道是保护还是控制，因为柴玲私下里跟身边的人说“这几个人都是来夺我的权的!”——不错，我们就是想夺她的权！所以后来王军涛设计了一个马拉松绝食，想要凝聚起一批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夺柴铃的权，否则毫无办法——这些学生纠察队一听说我们要跟戒严部队谈判，就说你们千万不能去！你们去了肯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争论得一塌糊涂。最后我急了，就说“没时间再争论了，这事儿我说了算！有任何后果我负责任！”然后我做了一个分工，我们四个人分成两拨。我说“晓波，你和高新留下，继续劝说同学，”因为同学们根本没同意撤呢。说“德健你跟我一块去谈判”，因为我心想这猴子等于一张活名片。谁知道什么周舵是谁，那还不是一枪就把你干掉了。你要说你是侯德健，他可能会手下留情。你来两个人，说是代表学生来谈判，谁知道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来谈判？你说话算数么？所以他必须跟我去。刘晓波还挺仗义的，非要说他跟侯德健一块去。侯德健就劝他“你这个人脾气太坏，弄不好跟人家吵起来，咱们全玩完。周舵看上去温文尔雅，不像个暴徒。还是我们俩去。”侯德健真不错，你想想这事跟他有什么关系，咱们好不容易把他弄上这条贼船来了，根本从始至终他都不知道干嘛来了，现在跟着我去干这要老命的事儿。然后我们有个保健医生——我们都是首长待遇——叫宋松的一个小伙子，就说“周老师，我们在人大会堂那儿停了一个救护车。我们把那车开来，给你们二位穿上白大褂，就伪装成红十字会什么的，然后去找戒严部队。”

正商量着，几个学生纠察队员气急败坏地跑进我们的绝食帐篷，说不好了，出大事了，老师们赶紧去看看吧！原来是又来了一批市民敢死队，带着一挺从坦克上拆下来的高射机枪，把学生纠察队赶开，把机枪架在纪念碑西侧的汉白玉栏杆上，对准人民大会堂，准备和军队拼命。这几个敢死队员已经处于半歇斯底里状态，手里拿着铁棒，谁敢上去就要敲死谁。我们使尽浑身解数劝说他们。这五个人又哭又喊，两眼通红，除了一心报仇，什么也不顾了。他们一边哭着，一边讲述军队如何凶残：“他们全是野兽，不是人！”讲述他们如何看着身边的伙伴一个个平白无故地给打得满身窟窿。“回去怎么向他们的父母交代？”“我也不想活了，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刘晓波本来就结巴，此时连打躬作揖都用上了。在劝说中，刘晓波提到广场上的大学生都是宝贵财富，说他们都应该替大学生的生命安全负责。这些人一听就火了，又大吼起来：“只有你们这些大学生是人？我们就不是人？我们为了谁？不是为了保护你们这些人，我们呆着好好的，为什么要往枪口上撞？你们倒是没事，可我们的人死了那么多，就白死了不成？”

我走到一个年纪看上去不到二十的小伙子面前，此时我们两人都已经泪流满面。我劝那年轻人冷静，千万要保重自己。那小伙子哽噎着告诉我，他十九岁，是个体户。他说他家里有父母在，还有一个姐姐。我说死了的人没法再活过来，你去死也救不活他们。你要是出了事情，你的父母亲还有姐姐会多难过？我们怎么向你的父母交代？千万千万别冲动，快离开这个地方回家去。

就这样，好歹劝这些市民敢死队把枪扔掉了，起初就扔在纪念碑上层的平台上，邵江过来对我说他受过军训，问我是不是把枪栓卸掉。我告诉他快去！一会儿，他回来告诉我，已经把枪栓卸掉，扔进垃圾堆里了。但是这人群里头还有好多抢在里边。一旦这里面枪声一响，那就根本不分青红皂白了，非常危险。当时我设计方案，第一个就是要把所有这些武器都收集起来。是不是真收集起来了，谁也没有把握。真的是千钧一发！

我们四个人回到绝食帐篷里继续商量。方案决定之后，立刻开始行动。我们首先找到柴玲和李禄，劝他们尽快组织学生撤离。出乎意料，没费什么力气就把他们说服了。接着由我向广场上的人喊话。我说：“亲爱的同学们，北京市民和各界同胞们，我是四通公司的周舵。刚才我们参加绝食的四个人和学生组织的领导成员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我们一致决定，马上组织和平撤离。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正规军，抵抗是毫无意义的。血已经流得够多了，不能再流更多的血了。在这里的全都是中国的精英，是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多保留一个人，多保存一滴血，中国的民主事业就多一份希望。我们强烈呼吁各校同学马上组织撤退。我们要求同学们马上集中到纪念碑的周围，马上放下手里的石头、棍棒，这一切不成其为武器的武器，坚持非暴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广场周围的解放军官兵们！你们不是人民的子弟兵吗？这里都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平民。我们强烈要求你们马上停止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停止自相残杀。我们正在动员同学们和平撤离，请你们配合，派代表来谈判。我们也将派代表去和你们谈判撤退。”

我把这番意思反复喊了两遍，刘晓波、侯德健和高新也都讲了话。我们随即听见一片呼喊反对的声音。反对意见最强烈的是纪念碑西南角上的人群。后来才知道那里大部分是市民。

我和侯德健正要出发去找戒严部队谈判，德健忽然说，是不是把柴玲拉上？我说你试试看吧。过了一会儿他跑回来，气愤地说，妈的，她不肯去，她说她是广场总指挥，不能离开！

我们从西面走下纪念碑，我就让小宋赶紧去找他说的那辆救护车，我和侯德健就在下面等他。等了好半天小宋才回来，等得我们心急火燎的。他垂头丧气地说“车不见了，衣服也没有”。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开来一辆中巴，我赶紧跑过去把它截住了，上去跟司机说我们要去找戒严部队谈判，你能不能帮个忙。这个司机真不错，那是多危险的事儿!他把车上人都劝下去之后，就问我们往哪儿开。我心想，我哪知道往哪开啊。除了我和侯德健、小宋，另外还有一个学生纠察队的学生陪着我们。他就讲，听说天安门前边金水桥那一带，停着的都是坦克。那就往那儿开吧！然后就往北开。当时天安门广场是这样，大家都知道，这边纪念碑，这边天安门，这边是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这边是人民大会堂，三面都是马路，马路和广场之间都有隔离栅栏，把马路和广场隔离开来。我们就往北边的隔离栅栏这边开。快到的时候，我们在车上正说话呢，司机一下急刹车停住了，说“几位先生，不能再往前开了。大兵在前面嚷嚷说再往前开就开枪了。你们几位自己走过去吧。”没有别的选择，就只能自己走过去了，就从这两个隔离栅栏的缺口这儿走过去，就是在劳动文化宫南边，现在这儿有个交通岗。就是往这个方向走，大概比这个交通岗再靠北边一点。这段路，大概也就100多米，我觉得简直就是走向地狱之路，恐怖之极。你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什么都看不见，黑乎乎的一片。只知道对面就是坦克，就是机枪。走到那之后，忽然就呼啦啦跳起一帮人，稀里哗啦，你也没法判断是什么声音，后来侯德健说是拉枪栓的声音。然后就听有声音高喊说“站住！不许再往前！再往前就开枪了！”我们赶紧停下来，扯着嗓子使劲玩命的喊：“别开枪！我们是来谈判的！我们是侯德健！”先把名字报出去，“赶紧把你们的指挥官叫出来，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事儿！”喊了半天，天保佑，真的是天保佑，居然没开枪。过了一会，跑近来一群人，十几个，全副武装，戴着钢盔，前边的当官的拿着手枪，后面大概是警卫员，拿着冲锋枪。为首的跑近前来，我一看，是一个上校，两道杠三颗星。先是吵架，吵了一通，他们说我们怎么来支持暴乱，我们说他什么人民子弟兵，杀这么多老百姓。然后我说，不能再吵了，现在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我们来就是为了避免更多的流血。你们是什么态度？他当即就表态说“我个人完全同意，但是我不能作主。”那当然，他当然不能作主。他说“你们几位就在这儿，千万别动。我马上去请示指挥部。”然后这十几个人就跑回去了。就在我们这几个人在那儿等答复的时候，广场上靠近纪念碑原本有一点昏黄的灯光，哗一下也全灭了，整个漆黑一片。没多久就见烧起几堆火。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看官方报道才知道，学生把垃圾什么的点着了，怕部队来偷袭他们，照明用的。他们三个就有点紧张了，问我怎么办。我说“没办法，必须在这儿等着。估计这就是开始清场的信号。”过一会他们跑过来了，说“你们赶紧回去，指挥部已经同意了，给你们在东南角留了通道。你们赶快回去带学生出去。”我们连滚带爬跑回去，因为我拖着侯德健，侯德健已经——他大概身体很坏，有胃病，平常又不大锻炼，我还经常跑个万米什么的，又绝食——他已经跑不动了，好不容易把他架回去。然后就开始动员学生，在广播站里广播。我就把学生吓唬了一大通，就说“不要抱有任何幻想。跟我们谈判的部队讲得非常清楚，得到的命令是不惜任何代价，可以使用任何手段，一定要在指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我只差没说，如果不撤出去的话，你们一个个都会死在这里头！我不敢说这个话，因为说不定这成为我将来一个反革命罪行。但是我觉得我已经把信息传达过去了，这话本身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因为在那之前，大家都以为，无非是来一大帮子人，把大家一顿臭揍，枪托子什么的，架走就完事了。根本没想到是这种结果，真的是机枪横扫，不分男女老幼，谁也没想到是这种结果。我们在广播里反复动员，我先讲，然后侯德健、刘晓波、高新全讲了，一定要让大家撤。学生还在争论撤还是不撤，把我急坏了。我就跟侯德健说，“不行，咱们能不能再去一次，看看他们能不能推迟行动的时间，哪怕给我们半个小时也好。”我们又跑回去，这时就剩三个人，小宋还跟着我们，又重复这个过程，又跟他们讲了半天。他们说没有任何可能。军令如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又说，你们赶快，如果学生不撤，奉劝你们几位自己赶快走，否则不能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侯德健跟他们说，你们大概已经听见了，我们已经在广播上讲了，我们一定最后走，哪怕广场上还留下一个学生，我们也不会走。分手时很客气，我记得还握了握手。

我们赶快跑回去，回去的时候才发现，学生已经开始撤了。我那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学生们打着旗唱着歌，非常荒诞的是唱着《国际歌》，唱着共产党的党歌。当时那个场面确实很悲壮。我们俩赶紧往纪念碑上跑，跑到第一层平台上，然后，因为也没仔细看，就被一个大兵拿枪一横就把我们拦住了。这个时候我一看，整个顶层平台上一片钢盔的反光，早已被部队占领了，在往下赶人。小宋赶紧上去跟他们解释，“谈判代表，刚跟你们达成协议了”等等。他也就没怎么样，反正不能让我们再往前走。我们是想去找刘晓波和高新。我们就回过头来，站在栏杆后面，面朝东，朝着历史博物馆方向。正在想怎么办呢，我们三个人，小宋还一直跟着我，就看见那些学生，很悲壮的，慢慢地往东南角撤。后来才知道，是封从德说大家表决，同意撤的就喊“同意”，不同意撤的就喊“不同意”，哪边声音大就按哪边办，少数服从多数。最后他说是同意撤的声音大。其实这是个好办法，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太教条主义。如果你在下面，你怎么知道哪边声音大？只有在上边才听得出来哪边声音大。他就非说是同意撤的声音大。就这样才说服了学生撤。

我们正在这儿站着看，正在想怎么办呢，突然学生们停住了——这时天开始微微有点亮了——然后有个学生喊“侯德健，一块走！”，他们把他认出来了。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担心我们被大兵俘虏，反正意思就是跟他们一块走，别再留。我们拼命劝他们快走，他们也不听。这样我们就赶紧跑下去，顺着学生队伍往队尾走，因为我们不是说了要最后走吗。转到纪念碑的北边，因为我们朝东站的，从东边跑下去，到北边一看，居然还有大片大片的学生，有的坐在草地上，有的坐在纪念碑的台阶上，就是死不肯走。少数服从多数，他们也不服从。把我急坏了。我和侯德健分头去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连哄带骂，连拉带扯，我刚把前边那个学生说服了，拉起来要走，后边就有一个声音喊“不许走！谁走谁是叛徒！”他马上就坐下了。把我气得当时就开骂了，把他臭骂一顿，大意是说，你可以死，这是你的权利，你的自由，但你有什么权力强迫其他同学死？万一你没死，你将来怎么向这些同学的父母交代？讲了很多，最后他不说话了。过了一会，他说了一句“走！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还是要找个理由。这样才大家全起来跟着走了。我正要跟着走呢，突然抬头一看，前面一大群军人，离得非常近了，挺着刺刀就过来了。我也没来得及多想，赶紧就跑过去，一边跑一边喊：“别开枪！别动手！同学正在撤退，”等等，喊的什么我现在也记不太清楚了。结果话音没落，一个东西就捅过来了，我也看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一下子就捅在我这边，就在心脏旁边的肋骨上。当时我就要窒息了，差点坐在地上。小宋跟着我，赶紧把我扶住了，然后就跟他解释，说这是周老师，谈判代表什么什么，当兵的根本不理这一套，嘴里骂着脏话照着他就是两下。后来小宋拿自行车把我驮到我家门口，我们两个还互相撩起来看伤。都在这里，非常准，就在心脏旁边这个肋骨上。后来听说那就是从越南前线下来的特种兵。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捅的，我现在还留着疤呢。然后赶紧，小宋就拉着我回过头，走在队伍最后，一点一点往前走，很慢。走了一段之后，小宋就使劲把我往人群里头推，还不断往后面看。我回头一看，顿时毛骨悚然，后面那枪口就对着我们后心！小宋就怕他们，你不管是什么，不小心走火还是什么，我们就没命了。他赶紧把我推到人群里。裹在人群里走了一段之后，我就从东边钻出来。这时候我和侯德健也失散了。我就想去找他们三个人。就见一辆坦克开过来，离得非常近，大概也就是三四十米这样,冒着浓烟。然后到这里它就停住了。停住之后，这些冲动的学生还在地上找瓶子找砖头要砸坦克。我赶紧把他们摁住，一边看坦克前边的舱盖里钻出来一个坦克兵，做这个手势——估计大概就是说，别废话，赶紧走吧。没开枪，也没扔催泪瓦斯什么的。因为我们已经在撤了。我顺着队伍来回跑了好几趟，想要找他们三个，谁也没看见。

我和小宋从广场出来，这时候天已经亮了。陆陆续续就有一些市民出来。人不多，站在马路边上，人人都在掉眼泪。然后跑过来一个中年人，像是30多岁的样子，一边哭着一边跟我讲，“实在对不起，我们真的是顶不住了！”我一听，眼泪就掉下来了。他一定是这整个那天晚上就是在拼命阻挡那些军队，他还跟我说对不起，我们没把他们挡住！

我和小宋从前门大街走到北京音乐堂，然后到六部口。到六部口那个路口，还是西单路口，记不清了，我在那儿站了半天，看一辆烧焦了的装甲运兵车。我还直纳闷，这么一个铁家伙怎么就被烧了呢。然后穿过马路就快到西单了，就在电报大楼附近。这时候，就从东边开来一辆坦克。后边坦克我没看见，后来才知道不止一辆。开得非常快，就在紧靠着人行道的马路上。我那时候也冲动了，也在拼命找砖头砸坦克，打得坦克乒乒乓乓的。幸好没开枪，一个催泪瓦斯扔过来；我们所有人在广场上都发了湿的口罩，我赶紧掏出来捂着鼻子，呛得一边咳嗽一边跑。这时候我才低头看见，整个马路人行道上都是血，半干的血迹，一滩一滩，一溜一溜的。那是我第二次看到流血。第一次是我去发表广播讲话。我说了还没两句，广播器材坏了。我坐在那儿等着他们学生满头大汗在那修的时候，想起来有一个学生送给我一顶钢盔，给我作纪念品。我就掏出来一看，里面全是血，估计是砖头砸的。把我恶心坏了，一甩就给丢到松墙那边去了。第二次就是在西单路上看到的血。这辆坦克开到西单路口，一个急转弯，从那边又开过去。后来听了很多见证人说，不知道这辆还是后边从东边开来的坦克，就在六部口那个路口，压死了13个学生。我认识的一个北大姓刘的职工子弟，一直不断跟我联系，他就是在那里被辗掉一只胳膊，现在装的是假肢。因为坦克开过来之后，学生们都排着队，这个十字路口所有的四边上，也有很高的隔离栅栏。所以坦克开过来的时候，就把他们挤在坦克和隔离栅栏之间了。前后都有人挡着，中间这些学生就根本没有地方跑，连辗带挤压，据说是死了13个学生。高新说他当时就在离我后边不远，他刚刚跑到这个路口，亲眼看到学生死伤。所以死人都是发生在广场的外围，唯独没有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后来许多人胡说八道，我6月5号上午还在街上看，就看到有人贴出来的传单，说一个自称清华大学的学生，他已经跑到香港了——真神速啊，可能是坐火箭——说他如何如何在广场里头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等等。不是柴玲说的，柴玲很晚才跑出去的。老外又根本不知道天安门广场是怎么回事，北京市地形他也不知道，一说“六.四”就是天安门事件、天安门大屠杀，那一定是在天安门。完全不对。这就像一个台风一样，周围是12级台风，就这个台风眼是风平浪静的。因为在部队还没有大开杀戒之前，我们就把学生和平的撤出来了。他们不是为了杀人，是想把我们这些人都赶走。没有必要在广场上再杀人了。

到了西单路口，小宋他家就住在西单，他说他从家里找个自行车把我驮回家去。从西单这个路口拐过来往北走——那是我第二次流眼泪——我站在那儿愣住了。我根本没想到这种情形！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马路当中是一片狼藉，就像经过一场大混战一样，废砖烂瓦，什么烂铁条自行车，乱七八糟一塌糊涂。但是你看两边商店的橱窗，没有一块破玻璃，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我当时心里就在想，天底下哪有这样的“暴乱”啊！没有一个人砸玻璃，到里头偷东西抢东西！你再想想看，比如说，我去美国之前，就在92年，洛杉矶大暴乱，你看看那是什么景象!那些人要抢南韩人的商店,韩国人在房顶上架着机枪跟他们对着干！天底下哪有北京六.四这样的“暴乱”啊！我心里想，北京人真是了不起，太伟大了！后来，每当我有点动摇，心情沮丧的时候，就用这件事激励自己，告诉自己说，我们中华民族一定会大有希望！

以上所说，就是我的六.四亲历记。

二十年过去了。每年六四，我都要例行绝食一天，纪念这个永世难忘的，惨烈的，血腥的黎明。

（本文引用了罗点点《天安门广场最后的故事》部分文字。该文的素材系由我提供）

"六。四"早晨从广场撤出来，一直陪同我的医生宋松家在西单，我在他家附近的公用电话亭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家里人快要急死了，说是一晚上都在接美国的来电，国外的报道都说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推土机在推死尸，等等，我表弟罗安邦一边打电话一边哭。小宋从家里取出自行车把我一直驮回家；在我家大门口，我们撩起外衣看伤，竟然都在同一个地方，就在紧挨心脏左边的肋骨上。小宋真是个了不起的小伙子，一直冒着生命危险守护着我，寸步不离。他后来去了美国，我们在波士顿又见了面。我随便吃了点东西，一觉睡到下午，傍晚时到中学同学王和那里暂避一晚，第二天骑自行车回家，一路上看传单，当我说那个自称的"清华大学学生"是在胡说时，旁边的人都怒视我，以为我是便衣特务！到四通公司一看，人去楼空，只有一个人值班；问万总在哪，说是已经离开北京。

不久接到刘晓波的电话，让我去和他们三人会合，他说是在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我一听就知道是外交官公寓。我拒绝了；一来他要出来接应我，对我们双方都不安全；再者，我也不愿接受老外的庇护。事实上我是对的；不久全北京的外国人都慌忙往回跑，侯德健进澳大利亚使馆政治避难，使馆也同意接受刘晓波，但不接受高新；晓波还挺仗义，表示这样的话他也不去了。那位收留两人的外交官很为难，说是你们可以留在这儿，冰箱里有吃的。这不是扯淡！冰箱里的东西能吃几天！于是两人只好出来；高新回了家，不久被捕，晓波一出外交官公寓就被抓走了。王军涛托甘阳打来电话，让我和他们一起走，我也谢绝了。人越多目标越大，越不安全。

当时我的想法很明确：就看老邓死没死。只要他活着，规矩就不会大乱，我至少不会被枪毙；要是他死了，那就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那我非跑不可。6月9号，证实邓没死，于是我决定就在家等着，哪也不去。后来实在拗不过家里人的劝说，在一位朋友的姐姐赵娅平家里藏到6月13号。在此期间，我把六四广场清场的情况详细写了下来，用国际邮件寄给了我在美国的姨妈，还居然寄到了。11号，我骑车进城查看情况，在地安门遇到老朋友张玉川，他见到我大吃一惊，说你疯了，还在北京瞎转悠，还不快跑！我说跑什么，总不至于枪毙了我。他说那可不一定！他把我领到家里，百般劝说，还把身上所有的钱、粮票和外汇卷都给了我，叫我务必快走！

躲在朋友家里总归不是办法，迟早会连累他们的。我终于决定逃亡外地。四通的两位同事帮我租了一辆小面包车，假装往烟台的分公司送货，计划6月13号出发。他们听说铁路盘查很严，公路的情况好一点，其实满不是这样，我们一路闯过了七道公安检查站！出发前一天，我特地赶到西单附近的文怡印刷厂，把我负责编辑的公司周年纪念刊全部资料交给他们，算是对我的工作善始善终，负责到底。那里的人感动坏了，一直说四通人的精神真是了不起！

13号下午，我和两位四通的同事，董文艺，和另一位——我不提他的名字了，就是他后来顶不住压力，把我出卖了——以及司机和他的助手，五个人往烟台出发。一天的车程，竟过了七道关卡，都是全副武装的警察在盘查每一辆车，和每一个人。幸亏那时还没有发我的通缉令，居然被我一一混过！在河北-山东交界的无棣县扣了我三个多小时，我还以为一定露馅了，趁着上厕所的机会，想要把日记嚼着吃了，没想到那么难吃，实在咽不下去，只好都吐在了茅坑里。

到了烟台，住进分公司近海别墅的二楼，除了吃、睡、看电视，就是去海边游泳。海边浴场的大喇叭不停地播放"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听得我不禁悲从中来！在我的祖国，"仇恨"才是主旋律，"爱"却何其少也！

25号，我买好去上海的火车卧铺票——全然没有目标，走一步算一步——来到火车站。站台上每隔十几米就是一个武警站岗，虎视眈眈地盯着每个人。来到车厢门口，列车员看了我的证件——我弄了一个假工作证，编了个假名字"刘勇"——笑了，说和他的名字一摸一样；又要看介绍信，说是必须是处级以上的干部才能坐卧铺——我买的还是硬卧，不是软卧！我当然没有；我问换硬座不行吗，他说不行，于是我只好灰溜溜地回到藏身之地。这是什么活见鬼的规定！

6月30号，小董说很抱歉，他必须回北京上班了，不能再陪我。晚上我给他做了顿好饭，九点多钟，分公司的小张骑摩托车送他去火车站。大约十点多，我正准备洗澡，忽然想起自行车还在外头马路边上，于是下楼想去把它推进来。刚出楼门口，几条黑影就迎了上来！近前一看，是警察和武警，据说来了好几卡车，早把我住的地方团团围住了。他们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反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回答"查户口".我把假证件掏出来给他们看，他们问，"你刚才在哪儿？"我说就在楼上啊！他们问"怎么没看见你？"我心里直好笑，显然，他们刚才已经偷偷摸进去了，居然没发现我！

小张养了一条极其凶恶的大狼狗，见人就咬。我原以为只要有外人进来，这狗东西一定狂吠不止，我好翻墙逃遁；谁想到，它是条警犬，警察养大的，见了警察格外亲。只见它围着警察脚边乱转，警察反倒害怕了，让我把它拴住。这就是后来谣传，我放狼狗咬警察的由头。

他们押着我，楼上楼下看了个遍，当然，谁也没找着。于是问我，这里还住着谁，都到哪去了。我说，一个人回北京，另一个去火车站送他。他们听了一愣，互相看了看——我立刻明白，他们一定认为回北京的是周舵！说不定我还能蒙混过关！不幸，送人的小张不久就回来了，坐在我身边，脸色煞白。警察盯着他问，你怎么这么紧张？我悄悄掐了他一下，替他解释，"小伙子这么年轻，他哪见过这阵势？怎能不紧张？"他们越看越不对，就把他叫到另一间屋子去了。我心想，这回算是完蛋了！

果然，过一会他们回来，满脸阴沉，二话不说，两个人从两边紧紧夹住我，把我押上楼，仔仔细细地搜查我的东西，很快就把我的身份证搜了出来。这两人把我押下楼，拿出手铐把我铐上，冲他们的头说，就是他！我还开玩笑说，原来你们找的就是我呀！他们瞪了我一眼，没说话。

过一会，他们拿出一张搜查证，让我签字。我一看，"罪名"一栏空着，当即说罪名都没有，我不能签！他们说那好办！先给我开了一张扣押物品清单，倒是一丝不苟，连几两粮票都写得清清楚楚。等了一会，搜查证拿回来了，罪名填的是"涉嫌参与发生在北京的反革命暴乱".既然是"涉嫌"，那我可以签；一边说了一句，"什么反革命暴乱，荒唐！"他们回了一句，以后你就知道荒唐不荒唐了！我看到下面有一栏，是"被搜查人意见"，拿起笔就要写；他们想阻止——显然是怕我乱骂一通——我没理会，写了一句"有关执行人员都能依法办事，我没有意见"，他们看了很意外。这是我一贯的主张：警察也是人，只要他们有进步，就一定要及时表扬；这样他们才能不断进步，你也才能化敌为友。化敌为友，这才是最高的政治智慧！

我站在楼门外等着，一位小个子武警看守着我。他见旁边没人，就开始问长问短，言语中充满同情和关切。我趁机把六四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他一边听，一边叹气。

深夜，我被送进烟台公安局看守所。这地方是我到过的看守所里条件最好的，每间牢房都带洗漱间，顶上是铁丝网，可以晒太阳。关到7月4号，我被押往北京。

四个人看押我，两个武警，两个便衣；坐的居然是硬卧，同一间车厢里还有另一个乘客，是个小伙子，想必是早就被警告过，不看我们一眼，从头到尾在闷头大睡。旁边过道人来人往，也都避免看我们。白天，警察用车上的枕巾盖住我的手铐（真是欲盖弥彰！）；晚上就把我的一只手铐住，手铐的另一只铐在茶几的立柱上。一日三餐，竟让我自己花钱买盒饭，他们自己只吃随身带的食品，连盒饭都舍不得买；比起现在猖狂蔓延的腐化，当时的政府工作人员真可以说是无比廉洁了！

第二天上午，为首的武警少尉正在看杂志，忽然过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士，二话不说，一屁股坐在了我的身边，开始没话找话，问东问西，问那位少尉穿的是什么制服，等等。那少尉一时间不知如何应对，支吾了两句，又低头看书。那女士勃然大怒——显然是故意找他们的麻烦——说"我是当老师的，我教了这么多学生，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没礼貌的，跟你说话，你不理不睬！"说着说着，忽然从身上掏出一个证件给我看，说"同学你看（她大概把我当成被捕的学生了），这是我的工作证，我是东北××学校的老师……"话音没落，那少尉一把把证件抢了过去，几个人把乘警叫来，把她带走了。我看到这幅场景，心中感叹不已——这就叫做"公道自在人心"啊！我不知道，那些没种的中国男人，在这位女侠面前是何感受！这位可敬的女士，不知现在何处？

傍晚到了北京，警察办完交接，北京市公安局一处（政治保卫处）的四个警察把我押上一辆切诺基，四个人把我夹在中间，往北疾驶。四个人沉着脸，一句话不说。我问，你们把我送到哪去？其中一个人回了一句，到地方你就知道了！

车开到远郊，往东拐上一条乡间土路，越走越偏僻。我心里"咯噔"一下，"别是把我悄悄毙了吧！"不知走了多远，来到一个大门前，迎面是一个大鱼缸，养着荷花；右手边是一座雕梁画栋，二层的中国古典式建筑。车开到楼前，警察把我领进一个房间；里面两张席梦思床，带卫生间，有电扇，但没有空调。直到这时，警察才和我说话，问我饿不饿，让我先泡个热水澡，马上就开饭。我泡在浴缸里直发蒙，不知道这共产党在玩什么花样。

洗完澡开饭，挺丰盛。吃完饭就开审了，一直审了一整夜。我说，我干的都是大有利于人民的事，所以没有设么可隐瞒的（其实当然大有必须隐瞒的！）；他们说，那就好。审了几天，我自己的事说得差不多了，就让我说别人的事。我当即拒绝，表示别人的事你们去问他们自己，我不能瞎说。僵持了几天，他们说，既然这样，那就挪挪地方，把我送到了顺义看守所。那个鬼地方，是我所见过的看守所里最肮脏的；一间十几平米的牢房，关了将近二十个人，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拉肚子，不停地轮番在屋角的小便池里拉稀。每个人都在糊火柴盒，这样中午可以加餐；我拒绝加餐，当然也拒绝干活。最可恶的是，我有严重的胃溃疡，他们把我随身带的药没收了，不给我吃。

关了三天，我估计一处很快就会来人——看看我服不服。我心想，少来这一套，"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老周自有妙计。果然，第四天上午，一处两位审我的警察来了，笑哈哈地问我，老周啊，你怎么样啊，还好吧？我心说"好个屁"，脸上也笑哈哈地说，你们这叫胡萝卜加大棒，恩威并施啊！好吧，你们也别费事了，给我纸笔，我给你们写就是了。他们大喜，自以为得计了。

落到警察手里，你最难办的就是必须随时判断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完全不说是不可能的，按照直到不久前的中国法律，这样你可能被警方神不知鬼不觉地关上一辈子，加上种种折磨。显然，这不是个办法。但是，你一旦说了，就可能把秘密越漏越多，这个分寸可不好把握。加上警察都受过专门训练，很会找你的漏洞，不断误导你做出错误判断，而且不给你时间去充分考虑。用笔写就有两大好处：第一，有充分的时间仔细考虑；第二，可以多多地写对自己有利的情况，因为警察的询问笔录都是专门记录对你不利的事。这就是老周的应对之道，反过来误导他们，让他们高兴去吧！——对不起了警察朋友们，尽管你们待我不薄，但我们毕竟是对立面哪！确实，最让我欣慰的是，没有一个朋友能够指责我出卖了他，连累了他！

实事求是说，我遇到的这些警察确实很不一般，算得上是整个中国公安系统当中最优秀的一部分；很文明，很有水平，还很有人情味。用他们一位姓高的处长的话说，"你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知识分子，是国家的财富，政府应当主要着眼于教育和挽救"——这些话，放在那种红色恐怖的时期，就算是很安慰人的了。可就是这样一批改革意识超前的人，后来却在他们内部的权力斗争中，被安上"代表了公安系统内一条右倾投降路线"的罪名，清洗出局！这就是共产党体制最大的危险，"逆淘汰"，淘汰精英，留下奴才。

个别警察的表现更让我大大吃惊。有一次，看管我的警察悄悄问我，有没有信想要寄出去，他可以帮我忙。我担心是个圈套，不敢贸然尝试；反复想了一天，凭直觉不像是圈套，于是写了一封信给四通的部下，托他们把消息转告我家里——因为担心我家的地址已经被监控；我倒无所谓，对这位警察却很不利。这位可敬的警察居然冒了天大的风险帮我寄到了，反倒是收信人不敢去转告！后来和他熟悉了，我问他，你怎么这么大胆子，就不怕我举报你？那你可就大祸临头了！他说他敬佩我，相信我不会，知道我"够仗义"！这就叫人心所向啊！总会有那么一天，我要好好报答这位警察朋友，现在还做不到，会给他添大麻烦。还有一位女军医，偷偷把她家的地址电话告诉我，让我出去以后和她联系，可惜获释前我怕被搜出来，毁掉了——其实我的担心多余了，释放前根本没有搜查行李。

根据门后的一张纸，火警逃生图之类的，我了解到这地方叫做"潮白河管理处". 7月中旬，看到新闻里那些对刘晓波杀气腾腾的大批判，我很担心他会被枪毙；另一方面，我认为共产党不会垮台，而且，共产党垮台对于中国的民主化并非好事，那种敌我二分的仇恨和对立不应当长期持续下去——套用雷蒙。阿隆的名言：面对六。四屠杀这样的非正义不愤怒，可以说是没心肝；无止境地只有愤怒和仇恨，可以说是没头脑——于是提议由我们四个人出面作证，说明天安门广场清场的真相，交换条件是免于我们四个人、特别是刘晓波的刑事处分。这个提议居然被接受了——看管我的警察认为那绝对不可能；晓波后来告诉我，他获释前，他的预审员给他交了底，凡是在广场清场过程中"立了功"的，一律不判刑。我的做法，是耶非耶，留给后人评判吧。

7月30号，一整天天色都阴沉得可怕，大白天如同黑夜一般；到了下午，疾风暴雨，雷鸣闪电，炸雷就好像在头顶爆裂，震耳欲聋。晚饭后，警察进来，吩咐收拾东西，转移。对讲机里不断传来瘆人的命令："×号车，检查武器！""×号车，准备！"在瓢泼大雨中，我们被押上警车，一人一辆，互相不能见面，照例是四个警察把我们夹在当中。据说有一个人当场被吓瘫了，跪地向警察求饶——不少人都以为要把我们拉出去枪决。

好几年之后，我才听说，这地方关的基本都是知识分子，被关的时间长短不一，不断有人进来，又不断有人出去，有些人只被关过一夜；有些曾经被关在这里的人放出去之后，就把消息吐露出去，于是就有还被关在这里的人的家属跑来要人，警方这才不得不转移。当然，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就是警方故意利用这种气氛恐吓我们。

当天转移到昌平县城的保险公司招待所，北侧四层的配楼被警方全部占用；仍然是双人标准间，一人一间，一个警察24小时陪住看守；有卫生间、地毯和窗式空调。不过，空调质量很差，开起来轰轰响。吃饭和警察一样，招待所有餐厅，他们先吃，然后给我们端上来在房间里吃。每一层关四个人，我的西边是包遵信，东边是李宏林，李的东边是曹思源。老包后来被送去秦城，我这一层的三个人，加上三层关的杨百揆，就是这地方最后被释放的四位知识分子。

幸亏我随身带了20本书——嘿，逃亡还带着20本书，不多见吧？——又托警察买了两三本，其中包括亨廷顿的《变动中社会的政治秩序》，所以日子还算好过。后来允许看电视和报纸了，但内容极其令人作呕，好像回到了文革时代。尤其是那些歌星明星，极尽阿谀逢迎之事，真是丑态毕露！你何苦来哉，这些都是你的历史记录啊！柴玲还说什么"流血才能唤起民众"，我却没看到唤起了谁；直到获释若干年之后，还是只有我和高新、侯德健、刘晓波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在坚持发出抗议的声音。——对不起了朋友们，我不是说要求大家都这样做。多元社会，每个人都有自行选择的自由，我也知道许多朋友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做着有益的工作。我只是说，最低限度，在那种极端不正义的黑暗时期，你不可以去和非正义主动合作，和他们同流合污，替他们粉饰太平，欺骗民众！再放低一点标准，最最底限度，你在与他们合作时，至少应当在内心深处保留一份羞愧，一点自责！再放低一点，最最最低限度，至少，你不能颠倒是非黑白，把自己那一套鼠辈行径合理化甚至神圣化，反过来把英雄主义和理想情操践踏在脚下，大肆嘲弄！那样做，你还算是个人吗？你将怎样面对你自己的后代儿孙？你就用那一套无耻的下贱言行去教育他们吗？一个没有了灵魂的民族，对人类究竟有何益处？尤其是现在的大学生们，甚至是"中国民主发源地"的北大学生，公然毫无愧色地自称"我们现在都不关心政治"，真叫可怜哪！我问他们，你们懂不懂什么叫"政治"？一种政治，是以政治为业，当政治家——没有人要你非干这一行不可；另一种政治，是关心国家大事，尽你的公民义务，你们如果连这种政治都不关心，那你们就不是现代社会的公民，而是专制政体下的臣民——甚至连臣民都不是，中国传统皇权专制社会的知识分子都知道"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你们哪里能比？你们就不过是奴才而已！中国的"精英"们竟然已经堕落到了这步田地，简直是旷古奇闻。

不错，我们一贯的主张是"没有敌人"，是"真相与和解"，主张"批评之前首先尝试作同情式的理解"，但这不意味着抹杀是非善恶，不意味着对于明显的非正义、不人道和愚昧无知听之任之，毫无抗议和纠正。和解不是从天而降的，不是权势者恩赐的，它是众多的仁人志士不折不挠的行为抗争，和思想启蒙的结果。

10月1号，警察陪我们上山散步，晚上又开车拉我们进城看焰火（当然是每个人单独分隔开的）。在山上，警察开玩笑说，你可别跑啊，一边用手拍了拍屁股后边的手枪。我说，我不傻，我哪有子弹跑得快！有一次，这位警察大爷竟然粗心到了把他的手枪落在我桌子上的地步；我提醒他，他还自我解嘲说，你会用吗？我心想，老子不是玩枪的，老子是玩智慧的！

听说原本决定十。一以后就释放我们，结果发生了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崩溃，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决的事件，于是又多关了我们半年，直到90年5月9号。家人这时已经获准来探视，我借机会托师兄曹思源的太太把我的手稿偷带了出去。获释前的一段时间，看管已经很松了，我和老曹可以见面说话了。我这位师兄胃口极佳，每顿饭一大盆油腻腻的饭菜，我只能吃一少部分，余下大半盆都被他一扫而光；这还不算，他还要求我用"热得快"给他煮豆腐猪肝汤。难怪他会得脂肪肝。

5月9号，临获释前，警察拿出一张油印的，很粗糙的《悔过书》，很为难的样子说，你看，我们费了好大劲，好不容易为你争取到今天这个最好的结果（指不判刑，所谓"教育释放"），你就给个面子，把这个手续办了吧！就是个手续而已嘛！我把这东西的全文抄了下来，然后跟警察说，你们也知道，我根本无过可悔；不过，既然你们这么说，我就签了，因为人人都知道这是假的。我也没多想，就签了字——现在谁都明白，在外力胁迫下，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合同文件一律无效；可是我根本没有想到，这在许多没有法律常识的中国人眼里，仍然是个大问题！也许，这就是我这一辈子干的最让我后悔的一件大糗事，算是终于着了警察的道了！

回家之前，先把我送到四通公司，当时公司已经被北京市委派来的"工作组"接管。警察事先已经给我做过工作，让我冷静，不要发火——他们知道我的湖南人脾气。可是，听到那个姓郭的工作组组长说什么我已经辞职了，以后和四通没有关系了，等等，我还是火冒三丈，臭骂了一通，把门狠狠一摔，甩袖而去。不错，为了怕连累四通，我去绝食前特地给总裁万润南写了辞职书，但是他没有批准。四通工作组如果想开除我，必须自己做这个决定，自己承担责任。又想讨好上级，又不愿承担责任，也太无耻了吧！——事后冷静下来，觉得他们不愿担这个臭名声，也算是天良未泯，我未免反应过度了。直到现在，四通还欠着我一年的工资。

当天晚上10点多钟，侯德健和高新就找上门来；德健是89年七月份从澳大利亚使馆出来，高新是九月份获释的。过了几天，我们就开始策划六。四一周年纪念，6月1号要开一个大大的外国记者新闻发布会；这二位还声称要借此把周某人制造成"政治明星".据说当时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闻讯都纷纷买机票往北京赶来；很显然，共产党不会让我们的阴谋得逞，5月30号，警察半夜敲门，把我们再一次抓走，关进顺义宾馆。

我和这些一处的警察都成了老朋友了，所以也没有什么压力；他们也尽可能地带我们出去散心，溜旱冰之类的。实际上，他们对当局这种公然违法的做法很抵触，经常忍不住在我面前发泄不满；有一位负责我案子的警察姓卢，是当年对越作战的侦察英雄，在战场上被地雷炸掉半只脚，退役当了警察，他有一次甚至说，再这么把我们关下去，他就要辞职抗议！诸位，共产党可不是铁板一块啊！听说老卢早已退休，我说这些应该不会害了他吧。

关了18天，当局把我和高新放了，把侯德健送到福建，没收了所有的身份证件，塞上一条被扣押的台湾渔船，让船老大把他偷渡到台湾去。就这样，侯德健以偷渡罪回到台湾，被判了两年徒刑。这也该算是一件千古奇闻了！

这时，陆续有被关押的学生获释，开除了学籍又找不到工作，而且我自己也丢了生计，就想到在我当年插队的白洋淀投资建度假村，收容这些落难的学生。经朋友介绍，有人愿意投资。辛苦了一年多，工程建设到一半，政治局常委宋平在一次内部讲话中点我和温元凯的名，说我们是在"积累经济实力，将来再和共产党对着干"；于是有关部门一连四次下来"调查"我。当然，马上就把投资方吓跑了，弄得我们欠了一屁股债，好几年都还不清。从此以后，我就成了一个烈性传染病带菌者，很难再找到工作；我自己也不愿意连累朋友，也就尽量自我约束，偶尔用假名字做点事。那时我家就像一个难民营，落难的学生凡是无处落脚的，纷纷经人介绍来我家暂住。我做了一大海碗炸酱，买了一大洗澡盆的干切面，大家就靠它凑合填饱肚子。

92年初，高新在美国帮我联系到作一年的哈佛大学访问学者，92年底，我来到美国。为了拿到护照，耗了半年多，据说过了三关——北京市公安局，公安部，还有哪儿，不知道——然后和我"约法三章"，不能参加反动组织，不能污蔑公安部门，等等；否则就不让我回来。我是下定决心要回国的，所以很小心地遵守了约定，尽可能保持低调。

在哈佛呆了一年，又到洛杉矶的姨妈家住了一个月，我准备回国了。美国所有的亲戚都反对我的决定，姨妈和在台湾的舅舅老泪纵横地劝我不要回来，至少，拿个绿卡再回也不迟。他们说，你们一家，你自己，受共产党的罪还没受够啊？为什么还要回去？我说，我爱国啊！我表弟嗤之以鼻，你爱国，那个国家爱你吗？中国哪点好，值得你爱？——93年，正是六。四镇压之后最黑暗的时期，中国在全世界的形象糟糕到了极点，在全世界民主国家眼里，当时的中国干脆就是被世人唾弃的头号邪恶国家；加上我在美国刚刚一年，看到的都是美国的优点，在我看来，美国可以说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了，所以，实话实说，我简直看不出中国有哪一点比美国好。

坦率说，我爱中国，不是因为中国比美国可爱，是因为我和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和它的历史与文化血肉相连；是因为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的祖国和人民遭受了如此深重的苦难，让我深深地感觉到，自己肩上有一份不可推卸的沉重责任。也因为我留在美国不会对那个国家有任何贡献，我不过像一条蛔虫挂在人家肚子里罢了；美国不会有大变化了，而中国恰恰相反，每天都在变，而且，中国变成什么样子，很可能就取决于我们这一两代人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还因为六。四的经历使我多了一些自信，觉得确实有些事情，我做和不做可能会有区别。其实，人经常最难了解的是自己，六。四之前，我一直认为我就是个思想者，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竟然能够在5月13号组织阎明复和学生领袖的对话，5月16号策划和指挥阎明复去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特别是六。四凌晨的和平撤离，这些重要的关键时刻起到关键作用。坦白讲，改革开放初期，我曾经拼命想办法出国，我已经恨透了这个疯人院般的，全世界最坏的国家；是改革开放的新气象，是六。四惊心动魄的亲身经历改变了我的想法。所以，我也理解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对政治极端冷漠——深深的恐惧，和沉重的无奈感攫住了他们的心。我只是说，毕竟20年过去了，情况已经大不相同，公民意识正在觉醒，公民维权运动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宪政和法治开始有了一些眉目，现在的"不关心政治"已经越来越成为懦夫的借口，犬儒的托词，奴才的挡箭牌。

93年初，我回到北京。和王丹、刘晓波等人头一次见面，我就提醒大家，一定不要脱离主流社会，不要搞成一个自弹自唱、自我欣赏、自我封闭的小团伙，那是不会有前途的。但是，六。四镇压之后的江-李政权在政治上倒行逆施，反和平演变、反市场经济的调门甚嚣尘上，邓南巡后虽然有所收敛，意识形态的极左，媒体的铁腕控制，对批评意见的全面封杀却没有丝毫改变，整个国家除了经济领域，一片死气沉沉，令人窒息。因为没有人出头公开批评执政当局，我不得不和寥寥可数的几个"异议分子"担起这份责任，"不脱离主流社会"的良好愿望只得暂时搁置。

没多久，这个小圈子就让我越来越失望。

93年三月，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华，姿态空前强硬，中美关系濒临破裂，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岌岌可危。北京市公安局一处的处长高伟突然找我，问我"能不能帮个忙？不是帮我，也不是帮共产党——我知道在这方面我们的立场不同——是帮咱们的国家，帮中国人民；我知道你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不希望最惠国待遇被取消，那么做只会让中国的老百姓倒霉。你不是说，为了这个国家，你个人的荣辱在所不计吗？"他说，克里斯托弗一定要见王丹，上边——他只是说，是很高的层次；过了好几年，他才告诉我是江泽民在亲自坐镇——下令必须在明天5点之前把王丹带出北京，不然就抓他！真抓了他，最惠国待遇肯定完蛋了。他请我帮忙把王丹带走。

我深知此事非同小可。一旦传出去，什么样恶臭的脏水都会统统泼到我头上来。和中共的秘密警察合作！这样的罪名，想想都要让人不寒而栗！我沉吟良久，然后表示，我认同做这件事的正当性，我愿意做。但是，此事风险极大，搞不好我会背上一个大黑锅，这辈子就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我半开玩笑地说，要是你们让我成立组织，那就很好办，我请示一下组织就行了。我必须有个见证。我要和陈子明、刘晓波、闵琦四个人一起商量，听听他们的意见。

老高出去商量了一会，回来说，找陈子明绝对不行，可以把刘、闵找来。于是他们把晓波和闵琦接来，我把情况一五一十通报他们；晓波反对，理由是"这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的事"；闵琦却同意我的意见。我说，你可想好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闵琦表示没问题。

就这样，我和闵琦一大早来到王丹家，说服他离开北京，三人到厦门住了十天。在厦门，我们通过外国媒体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第一，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不得不离开北京；第二，我们强烈呼吁美国国会延续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不出所料，刚刚回到北京，王丹就被许良英臭骂了一顿，然后，许就到处说"周舵是共产党的特务"，等等。这么说吧，在这个民运圈子里，就没有人可以幸免被指为"中共特务"的恶名，其实真正的特务经常都是最激进，最"坚定"，调子唱得最高的那些人。我从内心深处鄙视这整个一套小儿科，本人自认问心无愧，所以安之若素。是耶非耶，留待历史评价吧。

这年6月，我美国的表弟罗安邦回到天津开发区他所投资的一个中美合资电子公司，请我过去帮忙。我带上出狱后找不到工作的"六。四"被通缉学生马少芳来到天津。一周刚过，就被一大群不知何方人士24小时紧密跟踪监视，我们走到哪，他们跟到哪，晚上一辆车、几个人守在我们的住所外面。班是上不成了，我带着马少芳故意满天津城乱转，专找人多的地方去；这帮人时远时近跟着，到商店里就干脆贴身跟踪，我们打量他们，他们就恶狠狠地瞪着我们。

回到住处，我让马少芳去请他们的领导来家里面谈，先礼后兵嘛。马少芳回来说，他们态度极其恶劣，让他"滚回去"！我一听，登时怒火万丈，当即决定明天跟他们大干一场！

第二天早饭后，我骑上自行车，后座带着马少芳，先是在楼群里转圈子，他们的汽车开不进去，只好换上摩托车；我转过一个墙角停下来，他们急忙赶过来，我就掉转头迎面冲上去，他们又赶忙掉头往回跑，煞是狼狈。转了几圈，很开心，我挑了一个楼群当中人多的广场停下来，掏出相机，让马少芳站到我和这些跟踪的傢伙中间，假装给马少芳照相，想要给这些鬼魅的尊容留个影，作为历史记录。这下把他们彻底激怒了，一大群人冲上来，把我们两人团团围住，下手抢夺我的相机。我立刻高声大喊，"来人哪，有坏人抢东西啦！"周围的群众有几个胆大的想要过来帮忙，他们派人拦住，一个戴墨镜流里流气的傢伙把我的胶卷拉出来曝了光，把相机还给了我。我大骂，你们是哪来的不三不四的人，凭什么一天到晚跟着我，你们到底想干什么？瞧你这幅流里流气的样子，简直就是个流氓！这流氓居然恬不知耻地说，我就是流氓，你能怎么样？他们当中一个看上去是当头的，语气和缓地说，先生你也是见过世面的人，我们是谁你很清楚嘛！我说我不清楚！我要去公安局报案，要求保护！又指着那个戴墨镜的傢伙对他说，像这种流氓，你们也该清理清理门户了！这当头的怕把围观的群众都聚拢来，把事闹大了不好收场，开始和稀泥，说了些比较和解的话。我看目的达到，带着马少芳回家吃午饭，还睡了个午觉；然后又骑车带上他，进了附近一个人烟稠密的水上公园，故技重施，又假装给马少芳拍照，把跟踪的放在背景里一起照下来。这群人气急败坏，冲上来抢走了相机，这回不再还给我了。我照例高声大喊"抓坏人"，然后扭住其中一个，让他们跟我一起找派出所。

来到公园派出所，我说我来报案，这些不三不四的人整天跟着我，不知想要干什么，还抢我东西，我要求保护。警察不明就里，拿出纸来就要记录，那个当头的上去跟他耳语几句，两人走进旁边屋子密谈去了。一会，警察走出来，装模作样地记录，姓名，职业，事由，等等；跟踪的人先走了；大家心照不宣，继续演戏。警察问我来天津之前的工作，我说是"运动员"；他问做什么运动，我说"也就是时不时地去天安门广场遛一遛"，马少芳在旁边听了直乐，警察没听懂，还一幅肃然起敬的样子。

警察把我的相机扣下，让我明天再来解决问题。

第三天，我到警察指定的某公安分局询问，他们耗了我整整一天，又让我明天再来。第四天又让我等了半天，给我买了午饭，让我到一间屋子睡个午觉。正在朦胧入梦时，有人推我，睁眼一看，是管我案子的北京公安局一处的那些"老朋友".接下来是谈判，最后达成协议，我保证不在天津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天津安全局同意不再干扰我工作。

几天之后，我表弟很为难地和我商量，说是天津市委书记亲自找他谈话，请他劝说我离开天津，说什么他们天津"庙小，容不下你表哥这尊神".不过十几天的功夫，我又失业了。

回到北京没几天，我家大门旁赫然出现一张通知，让我必须在7月的某一天搬家换房，因为中央民族学院要盖一座新楼，我父亲留给我的这一套教授住宅必须让给被拆迁的其他教授；如果到时不搬，就要"采取强制措施".我看后简直气炸了肺，知道这是明目张胆的政治歧视。我先是把整个教授楼的四个单元从上到下跑了一遍，果然，只有我这里贴着那份东西，而与我同样情况的一共有九户，他们门上却没有这个混蛋通知。当晚我就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大意是，本人刚刚在天津和安全局大打一架，丢了工作，正在气不打一处来，无处发泄，你们倒找上门来了！整个教授楼和我同样情况的一共九户，为什么只有我必须搬家？你们是赤裸裸的政治歧视！共产党口口声声说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你们睁开两眼看看全世界，有没有一个国家，哪怕是发展中国家，一个教授为国家服务了一辈子，连一套房子都留不下的？当初我要从中央团校调动工作去北大，团校收回我的住房，理由是我有住房，实际上只是住在父亲这里，现在你们又要连这套房子也收回，岂不是欺人太甚！最后我说，你们要是敢采取所谓的"强制措施"，本人有"反措施"对付你们，谁敢非法侵犯我的合法权利，我这里有大棒、菜刀、开水、滚油伺候，谁敢露头，管教你们皮开肉烂！！

当天晚上，我就把这封信送到了中央民族学院的主管部门，又特地和几个朋友打好招呼，让他们召之即来，准备大干一架。

不料，几天之后，北京市公安局一处来人找我，告诉我他们已经和民院谈过，让他们不要做得太过分，"影响安定团结，国际影响也不好"；他们对民院的领导说，"你们不了解这个人，他在六。四期间是立了大功的，要不是他在天安门广场，广场上会死很多人"；又让我不要冲动，好好和校方谈——原来，中央民族学院居然把我的信当做"反动言论"交到了北京市公安局，让他们来"处理"我！据说民院还打算叫上派出所的警察，用电焊枪破坏我的防盗门，然后强行进入。如此穷凶极恶的，"新中国"的"高等学府"！

一处的警察临走前，一位科长私下和我说，"要按我的想法，再给你两套房子都不算多！"所以，有什么样的人民，才有什么样的政府。你与其责骂政府，不如反省自己，因为坏政府全都是被人民惯坏的！

我的上述维权经历，是不是可以给如今的维权运动提供若干启示？

房子总算保住了，工作仍然无法解决。我索性不再找工作，下决心发起了一个专门帮助贫困农村民办教师的社会公益项目——烛光工程。期间经历的种种苦辣辛酸难以言表，当时民间公益事业少之又少，"公民社会"干脆就几乎没有人知道，尤其是因为我本人不能公开露面，只能由夫人赵燕英出面推动，就更是难上加难。总而言之一句话：在中国，做坏事太容易，做好事太难太难！

以下摘录2003年烛光工程结束后，我们向理事会提交的《烛光工程工作报告》第一部分"工作概况回顾"的开头几段文字：

1995年3月，一群热心的社会人士，出于对教育事业的关注，对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状况的忧虑以及对乡村贫困教师（特别是民办、代课教师）的关注与同情，各尽所能、奔走呼吁，倡议发起烛光工程这一社会公益事业，旨在帮助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乡村贫困 教师减轻生活负担，提高业务素质。1998年4月，烛光工程交由中华慈善总会面向全社会正式启动。同年，世界宣明会与中华慈善总会达成协议，参与支持烛光工程的运做实施。

自1998年项目正式启动至2003年底，烛光工程共筹募到善款RMB 987.9万元， 图书70万册，折合人民币约200万元，另有价值150万元的教具、服装等物资。

截止目前，烛光工程项目涉及全国28个省份。项目总共投入资金816.7万元， 并向受助地区捐赠了价值约为350万元的支援物资。通过各个项目的直接受益人数为13000人次，间接受益人数愈10万人，受助学校千余所。

（详情可参看《烛光工程筹备记》）。

烛光工程被迫结束后，我才重新捡起在哈佛大学时的研究课题：《中国民主化的渐进道路——极端主义批判》，直到今天仍在继续这项研究。

回想我这一生，堪称跌宕起伏，丰富多彩。这里记录的只是很少一部分，急就章，权当"六。四"20周年的一篇小小纪念。


八九回忆

八九回忆：吴仁华《天安门事件的最后一幕》

天安门事件的最后一幕

吴仁华

1990年5月发表于香港《当代》杂志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中午，北京大学廿九号楼，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最后一次会议，与会者有王军涛、王丹、老木、甘阳、刘苏里、杨涛等人。

当日，北京城的气氛已非常紧张，许多知识界知名人士已纷纷离开京城避风。

会议决定立即向天安门广场增派一支特别纠察队，任务是维护秩序，保护刘晓波、侯德健、高新等四位绝食请愿的知识分子和广场学生指挥部。于是，我和刘苏里主动请缨，保证迅速组织并带领一支特别纠察队赶赴天安门广场。

会议尚未结束，我与同校的青年教师刘苏里即勿勿赶回中国政法大学，通过学生自治会广播站，召集了四十多名男学生组成特别纠察队。

下午三时四十分许，我们抵达天安门广场，随即接管纪念碑底座最高层的纠察任务。此前，这一带的纠察线已经松驰得近乎消失，只有寥寥无几的市民纠察队员三三两两地散布着。

尽管局势已经急剧恶化，但我们与所有参加民主运动的学生和市民一样，赤手空拳，没有任何防卫武器，因而我们的宗旨始终是和平、理性和非暴力。在这个时候，我们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依然丝毫没有以暴易暴的准备。

晚六时许，一群愤怒的学生和市民送来一名化装进入天安门广场的军人。此时化装进入广场的军人和警察为数众多，任务是侦探广场上动态，尤其是侦探学生指挥部的动态，并趁机制造混乱，以便于血腥镇压。这名军人由于沿途一再受到学生和市民的谴责，已经惊恐得失去常态。我们急忙将他保护在纪念碑底座最高层西南角的帐篷里，并请来照料四名绝食知识分子的医生，帮助我们稳定他的情绪。我们在对他进行一番有关八九民运的真相和宗旨的宣传后，委托医生伺机用救护车将他安全送离天安门广场。

晚六时三十分，戒严部队指挥部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发出第一项紧急通告，该通告使用了“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字眼，显露出血腥镇压的苗头。但是，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并未引起应有的警觉，一切仍按既定的计划照常进行。

晚七时，广场学生指挥部在纪念碑南侧召开有关学生和市民被军人和武警所伤情况的新闻发布会。学生领袖柴玲、李录、封从德、吾尔开希主持出席了这次新闻发布会。

北京测绘出版社职员郑鲁滨的控诉发言令人印象深刻。郑鲁滨身为中共党员，六月三日下午三时十五分在人民大会堂南侧看见一群军人用武装带猛抽学生和市民，便冲上去抢救一位被军人击倒在地的老人，因此，也遭到军人的毒打，头部被军人用钢盔击破，血流如注，白衬衣几乎全被鲜血染成了红色。

广场上的秩序有些混乱，虽然在六月一日经过一次全面的整顿，搭起了香港同胞捐的帐篷，表面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但实际上的操作和管理仍然混乱，学生领袖们对管理广场有点力不从心。我们这些要坚守到翌日中午的特别纠察队员在晚八时后仍吃不上饭，而学生指挥部物资处却将大量的盒饭供给以各种理由来到纪念碑底座的人员。我一方面安排安抚纠察队员的情绪，一方面与物资处负责人交涉，甚至以撤走纠察队相威胁，但依然无济于事。直到很晚以后，我们才在香港物资供应站领到食物，每个人一个小面包，每两个人一小瓶软包装汽水。

晚九时五十分许，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联合发出了第二项紧急通告，要求北京市民呆在家中，不要上街，不要到天安门广场，以保证生命安全。

该通告让人联想起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流血事件时，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吴德在武力清理天安门广场前夕所发表的类似的广播讲话。回想当年，我曾可悲地信从了中共的宣传，从内心里拥护当局对所谓胆敢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首都借机闹事的反革命分子采取镇压行动。而今，我却置身于所谓的反革命分子之列，真不知道应该算是我的光荣，还是应该算是中共的悲哀。

第二项紧急通告已经明白无误地发出了血腥镇压讯号，任何只要稍具政治敏感的人，都应该能从中嗅到火药味。但由于自从五月十九日北京城实行戒严以来，天安门广场上一直回荡着“狼来了！狼来了！”的呼唤，而狼却始终没有出现。因而广场上的大多数人并未对此项通知引起应有的警觉。

纵观天安门广场，依然人山人海，四十年来深受中共当局压抑的群众象往常一样，尚在欢庆着盛大的节日。他们或是兴致勃勃地观赏着“民主女神”塑像，或是簇拥在纪念碑底座北侧四名绝食知识分子的绝食棚前，齐声而有节奏地呼喊着：“侯德健出来！侯德健出来！”渴望一睹著名作曲作词家侯德健之风采。当时的北京城曾流传着一句话：“先看女神后看猴（侯）”。

晚十时，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按原计划在“民主女神”塑像下举行开学典礼仪式，宣告正式成立，著名政治学者严家祺、作家赵瑜等人出席并致词。

晚十时十六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联合发出了措词更为严厉的第三项紧急通告，声称“解放军部队一定要按计划执行戒严任务，任何人不得阻挡。如遇阻挡，戒严部队将采取多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

罪恶的枪声终于回响了，时间是晚十一时许。当第一阵枪声从西长安街方向传入广场时，人们无不受到强烈的震撼。

紧接着，从北京城不同方向陆续响起枪声，而且越来越密集。眺望西长安街方向，熊熊火光冲天而起，染红了那一片夜空。

枪声揭开了中共当局蓄谋已久的血腥镇压的序幕，而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仪式则在枪声中匆匆落幕。

此后，一些人陆续来到广场学生指挥部报告军队在各处用真枪实弹屠杀和平学生和市民的情况。来者几乎全都满身血迹，或是自身受伤，或是救护他人所致。直到此时，广场上的人们才如梦初醒，中共当局不仅对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使用催泪弹、电警棍，而且使用真枪实弹、装甲车和坦克。所谓的人民子弟兵开始血腥屠杀人民！
 
午夜十二时，广场学生广播台播出了第一名学生死亡于西长安街军事博物馆前的噩耗。这是八九民运爆发以来第一次公布学生死亡的消息，引起了在场学生的强烈反响，悲愤情绪迅速弥漫。一位男生在广场中唱起了萧邦的《哀歌》：“沉沉浓雾，慢慢地升起，迷住我双眼和茫茫大地；有一支哀歌，在心中响起，我欲唱又止，把悲痛藏起……”如诉如泣的歌声回荡在广场的上空，数以千计的学生肃然端坐，唯有一行行泪水流淌着。

六月四日凌晨零时三十分许，广场中传出吾尔开希哭诉一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女生被射杀的经过，这名女生当晚随他一起从北师大校园出发。吾尔开希由于过度激愤，声音时断时续，终致完全消失。只听得广播中传来一阵忙乱的声音，有人焦急地呼叫着救护车。吾尔开希晕过去了。

广场学生指挥部在十二时过后作出了一项新的决定，副总指挥李录通过广播号召广场上的学生有秩序地向纪念碑集结，团结一致，准备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最后的抗争。

集结到纪念碑一带的学生约近万人。纪念碑北侧的人数最多，约有五、六千人，南侧次之，约一、二千人，东西两侧人数不多，各有数百人。此外，在广场四周边沿地带，尚分布着数以万计的学生和市民，约在七、八万之众。在帐篷内，也还有数目不详的学生睡觉休息。

在血腥镇压开始后，我亲自接待了几位来自屠杀现场的报讯者。

一位河北的十一岁的小男孩，来自虎坊桥一带，哭诉他在京当民工的哥哥被军人射杀。可怜的小男孩惊恐已极，怎幺也说不清在京的住处。我强忍泪水，安排人员护送他离开广场。

一位北京大学好友来自西单路口，愤愤指控军人杀人兽行。在西单路口，有一群约百名学生，打着两面旗帜，一面是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正规校旗，一面是临时自制的白底黑字的南京中医学院的旗帜。这群学生手挽手、肩并肩，对着杀气腾腾的军队迎面而去，反复齐声呼喊着一句口号：“为了可爱的祖国，我们已做好牺牲的准备！”劝阻军队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军人先是朝天放了一排子弹，时隔不到一分钟，即端枪向这群学生扫射。在密集的枪声中这群学生先后纷纷倒下。景状之惨烈，令两旁目睹者无不悲愤万分，不顾安危地怒斥军人：“畜牲！畜牲！”

一位北京市民来自五棵松一带，他叙述说，当军队坦克向天安门广场进发时，数以万计的人试图阻挡，但坦克毫不减速，冲向人墙。一名群众躲闪不及被冲倒，他的弟弟正欲上前枪救，后继的坦克依然全速前进，连续过了四十余辆坦克，地上只留下一片肉浆，惨不忍睹。（事后查明，这名死难者是航空航天部的干部。）

从屠杀现场不断传回的消息，对坚守在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造成强烈的刺激。一部分人忍受不了愤怒，准备奋起反抗，以暴易暴。他们四处寻找一切可以用作自卫武器的东西，包括石块，汽水瓶子和从帐篷上拆除下来的棍棒。人们陆续离开广场，冲向枪声最激烈的西长安街。

在六四屠杀事件中，部分北京市民和学生以暴易暴的行动，是无需否认的曾经发生过的事实。不过，就时间而言，军队血腥屠杀于前，学生和市民的反抗于后；就因果关系而言，军队的血腥屠杀是因，学生和市民的反抗是果。

六月四日凌晨零点十五分，一辆装甲车沿长安街从天安门城楼前由西往东急驶而过。数以万计的民众试图筑成人墙加以阻挡，但装甲车毫不减速。紧接着，又有一辆装甲车从同一线路快速驶过。愤怒的民众纷纷捡起石块投向装甲车，并有不少人挥舞着棍棒冲向装甲车，毫无惧色地抽打装甲车。对于装甲车这类钢铁怪物来说，这些举动近乎唐吉诃德斗风车，然而，这时并没有丝毫的喜剧色彩，只有撼动人心的悲壮。

这是当晚最初发生在广场视野之内的军方行动。

零点三十分，又有两辆装甲车从天安门广场南面的前门方向分别进入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大道，风驰电掣，横冲直撞，围绕着广场转了好几圈，向学生炫耀武力。其中一辆在辗过交通隔离墩和广场外沿的铁栅栏、企图进入广场东北端时发生了故障，骤然停车不动。愤怒的民众蜂拥而上，先是用棍棒撬砸，继而用棉被铺盖上去烧烤。大火腾空而起，三名军人忍不住高温钻出了装甲车，顿时遭到民众围殴。在场学生竭力保护，将他们送到位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急救站。一位学生被群众误伤，头破血流。

眼看着熊熊火焰迅速吞噬着装甲车，我不知道应该为此感到高兴还是惋惜，唯有广场失守在即的感觉越来越清晰。

零点五十分许，无数颗照明弹和信号弹从四面八方飞向天安门广场上空，偌大的广场顿时被照耀得如同白昼，俨然成为决战在即的战场。

童年的记忆被唤醒。六十年代末，在文化大革命全国性武斗期间，我的家乡温州是全国闻名的武斗地区，那时的我对枪声和死亡已习以为常。使我惊讶的是，从未有过类似经历的青年学生们，此时此刻也表现出异常的镇静，没有人惊慌失措，更没有人因为害怕而哭泣。

随着枪声的临近，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面临空前的考验和挑战。越来越多的学生要求拿起一切可能的武器进行殊死的抗争，尤其是那些来自屠杀现场的学生和市民，情绪极为激烈，理智已被极度的悲愤所取代。他们破口大骂依然秩序井然地静坐在纪念碑底座一带的学生：“你们难道坐在这里等死吗？你们难道还对那群野兽抱有幻想吗？都到了什幺时候了，还不上去拚了！为了保护你们牺牲了多少人，你们知道吗？”甚至有人挥舞棍棒威吓学生。的确，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为了保护天安门广场上和平请愿的学生，北京市民的牺牲已经足够惨重。这些斥责的话语强烈刺痛着在场每一位人的心，冲动的情绪像旋风般传来。

一名浑身是血的北京大学学生疯了似地冲上纪念碑底座，不断大声地呼喊着：“给我机枪！快给我机枪！我要去杀尽那群畜牲！我要为死难同学复仇……”他根本无法如愿，那些早些时候被学生和市民所搜捡到的军人故意遗弃的无法使用的枪支，早已由广场学生指挥部有组织地送交给公安部门。他只有失望地抱头痛哭，神情令人心酸。

在广场学生指挥部里，以柴玲为首的学生领袖们经受着巨大的压力和考验。一批批学生和市民冲进来，要求学生领袖们正视军队开枪屠杀和学生市民伤亡的现实，放弃不抵抗的宗旨，号召并带领大家进行暴力抗争。在持续的刺激下，不断哭泣的柴玲曾一度冲动得难以自制，一把夺过广播员的话筒，对广场上的学生大声疾呼：“无耻的政府已经大开杀戒，同学们，我的同学们，你们一切有能力抵抗的人，拿起任何可以作抵抗的东西，到广场边缘去，准备自卫、准备反抗！”柴玲的举动当即遭到在场青年教师的劝止。此时此刻，这些学生领袖的一举一动，都将关系到广场上数以千计的年轻生命的安危，责任重大，远远超出了他们这般年龄所能承受的限度。

柴玲终于冷静下来了，在最后关口，她和李禄等广场学生指挥部的成员们，这些历来被认定为激进派的学生代表人物，决定继续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呼吁学生放下手中的任何可被视为武器的东西。

学生领袖和各高校在场的青年教师纷纷下到学生队伍中间，反复宣讲：我们的宗旨始终是和平、理性和非暴力，我们曾为此作出过许多努力，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继续坚持这个宗旨。让我们以和平来迎接暴力，让我们以平静来迎接死亡，让我们以理性来迎接愚昧。

我带领纠察队员在纪念碑底座一带将一些石块、汽水瓶子和棍棒等不是武器的武器收集到一起，集中管理，以防止个别人在激愤之余有违和平请愿的宗旨。纪念碑一带的学生手中已经没有任何可以称作武器的东西，哪怕是一块石头或一个汽水瓶子，军队所面对的是一群赤手空拳的和平请愿者。

四周的枪声越响越近，牺牲的气氛笼罩了整个广场和每一个人的心灵。在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柴玲的带领下，全体人员起立，庄严地宣誓：“我宣誓，为了推进祖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了祖国的真正的繁荣昌盛，为了伟大的祖国不为一小撮阴谋家颠覆，为了十一亿人民不在白色恐怖下丧生，我要用年轻的生命誓死保卫天安门广场，保卫人民共和国。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我们愿用年轻生命，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紧接着，一阵悲壮的《国际歌》声响起：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真正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歌声盖过了广场四周密集的枪声，也驱走了人们心中残存的最后一丝恐惧和犹豫。

这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幕。

此时此刻，人们无不热泪盈眶，热血沸腾，洋溢着为真理而献身的神圣情感。学生们纷纷前来与我紧紧拥抱，表示最后的情感。在生与死的临界点许多学生不顾自身的安危，恳切地劝我离去，说：“你是我们尊敬的老师，我们不愿让你冒任何生命风险。”

面对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年轻学生，我除了激动，只是感到悲哀和羞愧。悲哀的是，这些属于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年青一代，却将直面冷对血腥镇压的危险。羞愧的是，此时此刻，除了极少数与学生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的高校教师之外，已见不到其它知识界人士。多年来，许多知识界精英分子一直对学生鼓吹民主，在八九民运期间他们也曾信誓旦旦地宣称绝不背叛爱国学生用鲜血和生命所开拓的争取民主的事业，绝不以任何借口为自己的怯懦开脱，绝不再重复以往的屈辱，绝不向专制屈服，而如今，当真正需要为真理进行最后的斗争时，他们又身在何处？他们的道德勇气又何在？

凌晨一时三十分许，大批军人终于杀出一条血路，沿西长安街抵达天安门广场北面的天安门城楼前，集结在金水桥一带。这支最先到达的军队是属于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的所谓"红军团"。这支部队在抵达天安门广场北端之初，即大肆射杀集结在西观礼台附近、长安街和广场北端的学生和市民。数以百计的学生和市民为了躲避枪弹，慌不择路地躲进了横跨长安街的地下信道。

我久久眺望着天安门城楼上高高悬挂的巨幅毛泽东画像，心情痛苦而复杂。四十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在那儿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如今，就在毛泽东的眼皮底下，共和国的人民却一个个倒在所谓人民子弟兵的枪口下……

几乎与此同时，在天安门广场南面，近千名荷枪实弹的军人途经永定门、宣武门，从前门方向抵达人民大会堂南侧。大批学生和市民纷纷退入天安门广场，向纪念碑一带靠拢，有不少人先后中弹倒下。

另有一批军人集结在纪念碑南侧的“毛主席纪念堂”和前门箭楼之间，人数有三、四千之众，配备着装甲车和坦克。

在天安门广场东面，近千名军人集结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一带。数以百计的学生和市民试图接近他们，加以宣传劝导，但受到军人端枪阻吓，未能奏效。一位年仅十五、六岁的少年在人群中大哭，诉说他的哥哥被军人打死了，要冲上去与军人拚命，被香港女学生李兰菊拦住了。当李兰菊再次发现这位少年时，他已全身鲜血躺在一位工人的怀里，于是李兰菊当场悲愤得晕过去，被送入位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临时急救站。

在天安门广场西面，一向紧闭的人民大会堂东侧大门突然敞开，数以千计的军人潮水般地涌出，源源不断。在军方安排的摄影灯光的映照下，只见一片密密麻麻、闪闪发光的钢盔在晃动，犹如无边无际的海洋。（据六四事件后解放军总政治部编着的《戒严一日》一书透露，当时集结在人民大会堂里的军队是一个集团军和一个炮兵旅。）这批军人集结在人民大会堂东侧一带。

从人民大会堂里突然冒出如此众多的军人，令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终于醒悟，中共当局血腥镇压计划蓄谋已久，他们早已通过北京城地底下的战备信道调兵遣将，将数以万计的军人送到人民大会堂、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等处，做好了武力清理天安门广场的所有准备。至于连日来在大街上所进行的军人赤手空拳徒步天安门进发的行动，无非是转移人们视线，制造军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既显示了军人仁慈克制的虚伪假像，又有利于寻找血腥镇压的口实。中共当局的阴谋狡诈，是常人所很难体察的。至此，天安门广场已经完全处于四、五万军人的严密封锁包围之下，以武力清理并占领天安门广场作为胜利目标的军队，开始将枪口直接瞄准纪念碑一带的学生。

外界通常认为天安门广场清场开始于凌晨四时三十分，其实，在军队抵达广场之初的凌晨一时三十分许，清场行动即已开始，因为在军队抵达之初，即有许多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范围内伤亡，陆续被送入位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前的临时急救站。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研究生程仁兴就是在此时被枪杀身亡的。

紧随着军队对天安门广场包围圈的形成，安置于人民大会堂处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最后通牒式的紧急通告。该通告称“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人民解放军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

临近凌晨二时，集结在人民大会堂前的军人开始对着纪念碑上空开枪，一排排子弹呼啸着从我们的头顶不远处飞过。起初，我们总是下意识地放低身子行走，后来就习以为常了。一些记者开始撤离纪念碑底座。

两名学生在广场西北角受到枪伤，一位伤在手部，一位伤在眉部。这两名受伤学生被及时地送入位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前的临时急救站急救。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名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焦急地跑来告诉我，有部分政法大学的学生怎幺也不愿离开帐篷。于是，我急匆匆赶到纪念碑东侧的政法大学帐篷，里面果真尚有十多名学生或躺或靠地在睡觉休息。情急之下，我利用教师的权威，喝斥他们集结到纪念碑一带的队伍中去。

来回奔走之际，我发现附近的帐篷里或多或少也有学生在睡觉。

凌晨二时许，集结在金水桥前的军队派出一支特种部队小分队清理广场北面边沿地带。位于天安门广场西北角的北京工人自治会总部首当其冲，帐篷起火，逐渐蔓延为冲天火焰。工自联总部原先处在天安门城楼西观礼台，在屠杀事件发生后，工人弟兄出于保护纪念碑一带学生的考虑，将总部迁移到广场西北角。

一位幸免于难的工人弟兄手提一只黑色小箱子来到纪念碑底座，但因身分不明而遭到学生拦阻。我下去询问，得知他想将小箱子交由学生指挥部保管。我告诉他，就目前情形看，学生指挥部并非安全之地，还是带着它离开广场为好。

我由衷地敬佩北京的工人弟兄们，他们虽然文化素质不是很高，也不善于辞令，但是，他们却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惊人的英勇无私精神。在八九民运中，最具道德勇气，牺牲最惨重的不是学生，更不是知识界人士，而是北京市的工人弟兄和市民。为了保护广场上和平请愿的学生，他们用血肉之躯阻挡着武装到牙齿的军队，浴血奋战，奋不顾身。那一晚，有一队为数三十来人的工人纠察队与我们在纪念碑底座协同执行任务。当血腥镇压的枪声响起后，这些工人纠察人员陆续奔向西长安街。大约在凌晨一时许，一位浑身是血的青年工人回到纪念碑底座，泣不成声地说，他是唯一的生存者，其它的工人弟兄都英勇牺牲了……。此时，这支工人纠察队在纪念碑底座仅剩下的两位女青年，甩掉披在身上的旧军大衣，情绪极为冲动地就要冲向西长安街。我和学生哭劝她俩，不让她俩前行。她俩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泣不成声地说：“弟兄们都死了，我们不能贪生不去呀……”最终她俩还是随着那位浑身是血的小青年走了，而且再也没有回来。

继工自联总部之后，坚守“民主女神”塑像的学生也遭到戒严部队小分队的扫荡。广场四周再也见不到学生和市民，纪念碑已成为狂风巨浪的孤岛，失去了所有的屏障。广场学生指挥部放弃了原先的所在地——位于纪念碑底座下东北侧的绝食团广播站，撤至位于纪念碑底座最高层东南角的学运广播站。

学生领袖们还在做最后的努力，通过学运之声广播站不断地向四周的军人发出呼吁：“我们是和平请愿，是为了祖国的民主自由，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请你们顺从人民的意愿，不要对和平请愿的学生采取武力……”“广场上的解放军官兵们，你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和平请愿……”。

学生们在做和平抗争到底的准备，有学生送来一桶桶水，让大家将手中的口罩、毛巾放进水桶中浸透，以防护催泪瓦斯。另有一些人在搜集棉被、棉大衣，用来铺在纪念碑外围的地上，以阻止装甲车和坦克前进。据说，装甲车和坦克的履带遇上软绵绵的棉被和棉大衣会无法前进。这不知是谁的发明创造。

凌晨二时三十分，广场副总指挥封从德发表广播讲话：“同学们，这是最后的斗争，我们必须以我们的勇气和策略坚持到最后！此时，如果我们搞一些武力抵抗，势必被法西斯政府找到镇压的口实，那幺，他们就可以欺骗世界，而我们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如果我们坚持和平请愿，也许牺牲一部分人，但是，全世界都会彻底看穿这个政府的真实面目！”

紧接着，刘晓波等四名绝食知识分子也先后发表广播讲话，呼吁学生在最后一刻一定要坚持采取非暴力的抵抗方式，放下手中的棍棒、汽水瓶子和石块等不能算是武器的武器。

突然间，一名纠察队员匆匆跑来告诉我，在纪念碑底座最高层的南侧出现了枪支，是几位工人弟兄架设的。我闻讯急忙带着几名纠察队员赶过去。侯德健、刘晓波也已闻讯赶至。只见一挺机枪架设在纪念碑底座最高层西南角，枪上覆盖着棉被，枪口朝西。几位工人弟兄在旁严密监视着，不时用钢管敲打枪身，警告谁都不许靠近，否则他们将以钢管自卫。在我们犹豫之时，侯德健已上前抱住一位年约二十岁的青年，自我介绍说：“我是侯德健。”也许是由于侯德健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那帮工人弟兄并未动武。那位被抱住的小青年喊了一声“侯哥”，便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他哭着说，他们是一群最早也最坚决支持学生的人，为了阻挡军车，保护学生，他们的许多伙伴都牺牲了，他自己也被打得遍体鳞伤。大家闻言都忍不住落泪。侯德健边安慰边把那位小青年拉走了。我和刘晓波等人留在原地继续说服他的工人弟兄。

经过再三劝说，我们终于得到了工人弟兄的谅解，拿到了这挺从装甲车上卸下来的机枪。另一位工人弟兄又主动交来了一支原先藏在附近帐篷里的步枪，这支步枪没有子弹。

我们回到纪念碑底座北侧，当着中外记者的面，由刘晓波将枪支在纪念碑的护栏上砸毁了。一位外国记者用摄像机录下了毁枪的整个过程。

毁枪行动，再次重申了我们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宗旨，向全世界宣告，我们是一群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即使面对残酷的血腥镇压，我们仍然坚持和平请愿的宗旨，我们愿意以流血为代价，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宗旨坚持到底。

凌晨三时许，在绝食棚内，四名绝食知识分子就当前的局势继续着紧张的讨论。在座的有几位高校青年教师。大家逐渐达成一个共识，这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屠杀行动，不能再对结局抱美好的幻想了。血已经流得够多的了，应当想尽一切办法避免更多的流血，争取和平撤离广场。但是，他们一时还找不到切实可行的撤退方案。这时候，北京红十字会的两名医生建议，由侯德健等人出面在他们的陪同下乘救护车出广场与戒严部队谈判，以争取学生和平撤离广场的许诺与时间。

随后，刘晓波、侯德健等人匆匆走进学生指挥部，准备与学生领袖们商议撤离广场事宜。因为请愿静坐的主体是学生，广场的控制权在学生手里，没有学生领袖的参与，谈判就没有代表性。然而，学生领袖并不采纳和平撤离广场的建议，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轻易主动撤离广场有违初衷，等于将先前数以百万计的学生和市民的呐喊以及三千名学生绝食的成果付诸流水，这样做，对不起已经流血牺牲的市民和学生；二是即使主动撤离广场，还有秋后算帐的问题，历史已多次证明中共并不是宽容大量之辈，与其以后束手待毙被清算，倒不如现在放手一搏，坚持到底。

时间已是凌晨三时许，再也没有什幺商议回旋的余地。四周的军队蠢蠢欲动，武力攻占广场的行动随时会发生。刘晓波等人只好放弃争取学生领袖共同参与谈判撤离广场的努力，决定先由他们自己出面去与戒严部队接触谈判，在取得一定的承诺后，再回头继续争取学生领袖的认可，带领学生主动撤离广场。

凌晨三时三十分许，侯德健和周舵作为绝食知识分子的代表，在两位红十字会医生的陪同下，从纪念碑底座西侧出口下去，寻找戒严部队谈判和平撤离事宜。

选择侯德健当代表，主要是借重他的知名度，他那张脸在大陆就是最有效的通行证，也许可以在军人面前增加安全系数。选择周舵当代表，则是因为他那副文质彬彬的书生相，加上他说话慢条斯理有逻辑性，不象刘晓波容易情绪冲动，说话又结巴。

侯德健一行与戒严部队接触的经过不是我的耳力和目力所能及的，只好借助侯德健本人事后的一段自述：

才到广场的东北角，我们就看见了，整条长安街都已摆好了冲锋阵形的数以万计的部队，急救车立刻停住了，我们急忙下车往部队跑去，当时我们停车的周围已无人影，不知道部队已在这儿待了多久了，一见我们跑来，立刻引起了一阵叽叽咔咔的子弹上膛声，中间夹着叫骂喊住的声音，我们立即停住了脚步，医生急忙表明身分，并介绍我是侯德健，希望能与指挥官说话，激动的士兵稍稍缓和，也听得见议论我的名字的声音，听不清楚，但感觉并无恶意。 

指挥官离我们不很远，听清我们的来意后，与四五个军人一齐走上来，他看起来很正常，就像平日常见的那种四十多岁，曾经很结实而今略显发福的三颗星的高级军官，他与我们握手的时候，显得很平静，一点也不急躁，他的手很厚、很软、也很热，我觉得他认真地听了我们的请求，刚开始时他有点严肃（不能称凶）地要求我们先停止绝食，我和周舵回答他我们已然停止了，之后他的态度一直很温和，他表示需要请求总部，就在他走回部队中没五分钟，广场上的灯突然熄了，我没看表，不知是部队清场的信号，抑或是日常惯例的清晨五点熄灯，因为当时我们惊恐极了，几乎所有的士兵又急躁起来，扳动枪械，又开始叫吼，还有些迫不及待的不停地用鞋子猛踩地下的碎瓶子，有的拣了瓶子用力地扔向已无人的广场边缘，我们四个人站在空旷的广场东北角上，极为突出，前后左右都不敢动，还是医生比较镇定，劝大家站着别动，一方面把双手举起来高声喊叫请他们快一点，三分钟不到，指挥官又来了，告诉我们总部已同意我们的请求，最安全的撤退方向是东南口，在我们的询问下，他告诉我们是部队的政委，姓纪，番号我记不得了，因为我们需要这些材料去说服同学，在谈判中我记得政委还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成功地说服大家撤离广场，我们将立下一个大功，我个人认为他这句话是真诚的没有什幺其它含义。 

有了保证，我们飞也似地跑回纪念碑上……

凌晨四时，广场上的全部灯光突然一齐熄灭，黑暗笼罩了整个广场，顿时造成极强烈的恐怖气氛。人们的共同心理感受是：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

于是，悲壮的《国际歌》再次响起。放声高歌的人们安然端坐着，手挽着手，肩并着肩，没有一丝骚动，异常平静地等待着最后时刻的来临。刘苏里镇定而自豪地对我说：“几十年来第一次这幺轰轰烈烈地干了一场，咱们哥俩今天就是死也值了。”

黑暗中，最后几名中外记者撤离了纪念碑底座。也有部分学生随着市民零零散散地离开纪念碑一带，从前门方向撤离广场。最后坚持留在纪念碑一带的除了为数不多的高校青年教师外，几乎是清一色的学生，人数约有五、六千人，绝大部分集中在纪念碑北侧。

此时，在纪念碑西侧大约二、三十来米，有人用棉被、帐篷布等物点起了几堆篝火，火苗在风的吹动下闪烁。在广场的东北角，也有一团火焰在闪动，似乎是先前被民众放火燃烧的装甲车的余火。

在熄灯后不久，早已列阵于金水桥前的装甲车和坦克开始向广场推进。借助隐约的火光，只见广场北端中央的“民主女神”塑像首当其冲，在强烈的撞击下轰然倾倒，然后是一座座的帐篷被辗倒，连同帐篷内为数不详的学生，这些疲惫已极的学生尚在梦乡之中。

我的心也被辗碎了。

许多局外人不相信在那样紧张的气氛下还有学生在帐篷里睡觉，完全是因为没有亲身经历广场那一段艰难困苦的日子的缘故。我的两位学生虽然被我从帐篷中强行拉到纪念碑一带，但直到撤离广场为止，仍处在朦胧的睡意之中，对后来撤出广场的经过毫无记忆。这两位学生自五月十三日绝食以来就没有离开过广场，疲惫得不能再疲惫。中共当局在六四事件摄制的题为“北京风波真相”的纪录影片中，就曾提到在学生队伍被迫撤离之后，有一名叫吴斌的学生在帐篷里被军人唤醒。

转眼间一辆重型坦克已经推进到纪念碑前，撞倒了纪念碑底座前最西侧的一根铁旗杆。粗大而结实的铁旗杆，在坦克这个钢铁庞然大物面前，犹如弱不经风的嫩芽，轻易地就被折断了。

由于是黑暗，帐篷的遮挡和心理的紧张，几乎是在看见铁旗杆倒下的同时，我才发现这个赫然出现在眼皮底下的庞然大物。这辆坦克在黑暗中出现得太突然了，坐在铁旗杆附近的学生根本来不及移动。

约在熄灯后十分钟左右，侯德健一行急如星火似地来到学生指挥部的帐篷内，匆匆向学生领袖们介绍与戒严部队接触的情况，并继续劝导学生领袖们带队撤离广场。

四时三十分，广场上的灯重新点亮。从人民大会堂处的官方广播中传出戒严部队的通告。通告称：“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

这个通告的播放，纯属当局欺世盗名，以掩盖血腥清场的真相。如前所述，血腥清场其实在凌晨一时三十分军队抵达广场之初即已开始，射杀驱逐广场边沿地区的学生和市民（包括北京工人自治会所在的广场西北角、“民主女神”塑像所在的广场北部中端），难道就不是清场？坦克快速推进到纪念碑前，辗倒“民主女神”塑像、铁旗杆、帐篷以及帐篷内睡觉的学生，难道也不算是清场？

在播放这个通告的同时，还播放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关于迅速恢复天安门广场的正常秩序的通告。

灯亮之际，数以万计的军人，已经从广场东、西、北三个方面潮水般地涌向纪念碑底座。由于身后阻隔着纪念碑，我看不见南面的情景，但事后据纪念碑南侧的学生反映，在纪念碑南侧同时也有数以千计的军人向纪念碑底座逼近，并伴有大量的坦克和装甲车。

凌晨四时三十二分，侯德健等人发表广播讲话，向在场学生介绍与戒严部队接触谈判的情景，并发出和平撤退的呼吁。直到此时，广大学生才得知侯德健等人与戒严部队谈判撤离这件事。侯德健讲话的大意是：在没有经过同学们同意之前，我擅自作主，去与戒严部队谈判撤离，希望大家谅解。血已经流得够多的了，不能再流血了，呼吁同学们和平撤离广场。

侯德健的讲话激起了在场学生的强烈反响，四周发出一阵阵怒骂声，几乎是侯德健每讲一句话就被骂一句。许多学生怒不可遏，斥责侯德健是叛徒、怕死鬼、软骨头。有人站起来大声喊叫：“侯德健，你快滚蛋吧！别影响我们了！”一些学生甚至冲进广播站，或是抢夺话筒，或是要痛打侯德健。

周舵和刘晓波随后也发表了广播讲话，内容大致与侯德健相同，主要是呼吁学生和平撤离广场。

此时，在纪念碑东侧也开始有大批装甲车逼近，发出一阵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历史博物馆一带的军人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齐声呼喊：“快点撤！快点撤！”

军队和学生双方都处于极度的愤怒与紧张状态之中，在这种情景下双方一旦稍有冲突，就会导致大量人的死亡。我和几位高校青年教师纷纷不约而同地出面安抚学生的情绪，呼吁大家保持镇定和秩序，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在军队到达之后，谁也不许有过激言行，尽量避免流血冲突。

北京大学青年教师陈坡在呼吁学生保持镇定和秩序的同时，慷慨激昂地表示要与学生生死与共，誓死捍卫民主运动的成果，决不向独裁专制者屈服。他鼓励说：同学们，我们的身后就是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能在这里流血牺牲，这是我们的光荣和骄傲。四周的坦克、装甲车以及密集的枪声，进一步衬托出他的豪气。此情此景，使我感慨万分。过去同在北大读研究生时对他有所误解，认定他属于只动口不动手的虚弱书生，以至于不屑与他来往。陈坡在六四事件后身陷牢狱。

我逐一叮嘱守在纪念碑底座最高一级台阶上的特别纠察队员们，在最后时刻，一定要尽忠职守，将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坚持到底。望着眼前这些熟悉而可爱的学生，想到自己再也无法尽到保护的职责，心情极为痛苦。唯一可以自慰的是，在生死考验之际，我与自己的学生们在一起，我没有恐惧和退缩。

军队开始逼近纪念碑。走在最前列的是一批身穿迷彩服、头戴钢盔的军人，平端冲锋枪，手指紧扣着板机，如临大敌，成战斗队形，弯着腰，以蛇字形向前推进。面对着手无寸铁、静坐不动的和平请愿学生，他们采用这种战场上的姿态，实在是令人可笑又可恨。其后是成千上万的军人和少量的防暴警察，也都是全副武装。最后才是督阵的坦克和装甲车。

学生们面对逼近的军队，没有丝毫的慌乱，只是不约而同地对着军队做出Ｖ字形手势，使劲地挥动着。

军队在距离学生队伍不到十米处停下并迅速布好阵式。最前面是一排机关枪，约二十挺，架在地上，机枪手趴在地上，枪口紧紧瞄准学生队伍。其后是一排排冲锋枪手，第一排蹲着，后面几排站着，枪口也紧紧瞄准学生队伍。最后面是人数众多、阵容更为庞大的方阵，其中夹杂着少量手持电警棍和又长又粗棍棒的防暴警察。

这是一付典型的镇压阵式。

在侯德健等人的影响下，面对严峻的局势，学生领袖们坚守不撤的决心似乎有所动摇，他们难以承担数以千计学生安危的重责，最终决定在场学生立刻用口头表决方式决定是坚守还是撤离。广场副总指挥封从德在广播中解释说，在目前危急情景下，我们已经不可能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决定，只能采用最简单的口头表决方式，具体做法是，我在广播中喊叫一、二、三后，主张撤离的同学就喊“撤离”两字，主张坚守的同学就喊“坚守”两字，少数服从多数，以声音的强弱来决定。口头表决的结果是坚守的声音远远越过撤离的呼声，在纪念碑北侧几乎就听不到撤离的声音，学生们还对眼前的军人做着Ｖ字形手势，情绪高涨。然而，学生领袖们还是倾向于撤离。

正当学生领袖们准备具体布置实施撤退行动之时，军人鸣枪冲上纪念碑底座，因而使侯德健等人力图促使学生和平撤离广场的良好愿望成为泡影。

凌晨四时四十分许，在纪念碑北侧，一支人数约四十人左右的军队突击队冲入学生队伍。他们身穿迷彩服，端着冲锋枪，紧贴着纪念碑底座两侧的汉白玉栏杆的边沿，冲上纪念碑底座的最高层。这批士兵异常凶狠，目透凶光，一边不断地对空鸣枪警告，一边用枪托猛击坐在地上纹丝不动的学生，开出一条通往纪念碑底座最高层的信道。他们抢夺学生手中和身边的物品予以毁坏，其中包括录音机、照相机等。当场就有数十名学生头破血流，包括女学生，许多人倒地不起。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没有任何反抗行为，甚至都没张嘴呼喊口号。这也正是这批人士能够迅速跨过数千名学生，冲上纪念碑底座最高层的原因。

与此同时，在纪念碑东侧，也有数十名军人突击队端枪冲上纪念碑底座最高层。

这批士兵迅速占据了纪念碑底座最高层的四角，端枪对准绑在纪念碑上的喇叭一阵猛射，喇叭当即被打烂了。呼吁撤退的声音消失了。随后，军人又迅速扯下挂在纪念碑上的横幅，拆除绝食棚。从我身后的纪念碑东南角广场指挥部所在地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我心为之一紧，默默地想：指挥部完了！更担心的是学生领袖和坚守在那里的纠察队员们的安全。

一些学生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对着士兵们呼喊：不要对纪念碑开枪，那是人民共和国英雄的纪念碑呀！而招来的则是更为密集的枪声。

我与特别纠察队的成员们坐在纪念碑底座北面的最高一级台阶上，当军人冲上来后，已经从最后一道防线变为第一线，首当其冲。端枪的军人分排在我们的身后，枪口几乎紧贴着我们的后背，生与死已经没有界线。我的思维一片空白，始终回响着一个声音：死吧，死吧，给我一梭子子弹，让我痛痛快快地死吧。我只是刹那间想到我守寡多年的老母亲，想到苦苦爱恋多年的姑娘。

军人不断地施暴，时而对我们用枪托砸、枪管捅和大脚踢，时而在我们的头顶端枪一通乱放，枪声震耳欲聋。在持续不断的暴力下，几乎没有人不受到伤害，我的腰部也受了伤。不少人先后被砸下或踢下最高一级台阶，但都坚强地爬起来，一声不响地依旧坐回原处，一动不动，甚至都不屑于回头望一眼军人。

指挥这支突击队的是一位上尉军官，年纪约三十岁，右手拿着手枪，左手拿着对讲机。较之士兵，这位军官的态度还算温和，始终没见他动用武力。他站在我们的身后，不停焦急地催促：“你们快走吧！快走吧！不走的话，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接到了命令，无论如何必须完成清场任务。”语气中似乎带有恳求，或许他怀有恻隐之心，不希望见到更多的学生流血。

相比之下，我们的遭遇还算是幸运的，那些位于纪念碑底座之下的学生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数十人的突击队，而是数以千计的军人和防暴警察。那些军人和防暴警察在当局所谓的“反革命暴徒凶残地绑架和杀害解放军官兵”的欺骗煽动下，早已对学生充满了仇恨，认为学生们是祸根。此时，这些军人和防暴警察正如出山的猛虎，凶狠地扑向学生队伍，用棍棒、枪托和刺刀进行猛烈的袭击。场面的暴烈，令人终生难忘。

坐在纪念碑底座下学生队伍最前列的大多是来自外地的学生，他们在北京宣布戒严后坚持不走，表明他们是八九民运中最坚决的一群人，坚守到底的呼声远胜于北京学生。在军人和防暴警察的猛烈袭击下，许多学生当即头破血流，倒地不起。

但周围的学生依然端坐不动，甚至都没有去扶持或观察一下身旁倒下的同学。因为在当时的气氛下，只是时间有先有后而已，所以对周围的流血似乎已经麻木。

军人和防暴警察潮水般地涌入学生队伍，端坐不动的学生被无情地践踏，惨叫声此起彼伏，撕心裂肺。

伤亡急剧增加，尤其是由于受到践踏，部分学生终于被迫站起来，但依然坚持不撤，而军人和防暴警察的袭击也仍未停止。那些坚持不站起来或根本就来不及站起来的学生，则受到更为严重的践踏。

此时，我已与几位纠察队员一起被军人打下了最高一级台阶，但依然坐在稍低几级的台阶。坐在我身旁的是与我同一学校的青年教师刘苏里。

暴力在肆虐，每一秒钟都在流血。然而，纪念碑北侧的学生们依然坚持不撤，同时，他们坚持着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没有一个人有过任何过分的言行。

凌晨五时许，侯德健、周舵等人从纪念碑底座南侧过来，出现在纪念碑北侧的学生队伍中。他们边走边去拽那些依然端坐不动的学生，大声疾呼快走，想尽量多带动一些学生撤离。然而，他们的努力并未引起多大的回响，只有纪念碑东北侧的学生随同他们从纪念碑东北角往外撤。

大约也在此时，柴玲、李录、封从德等学生领袖随着纪念碑南侧的学生队伍从东南侧撤离广场。当军人突击队端枪冲上纪念碑底座时，柴玲等人即撤离位于学运之声广播站内的指挥部，隐身于纪念碑南侧的学生队伍中。

天已经朦朦发亮，视线开始逐渐清晰，也许是到了当局给军队下达的清场时限快到了，纪念碑底座下的军人也终于纷纷开枪了。顿时，纪念碑上下枪声响成一片，全是“哒哒哒”的点射，分辨不清是冲锋枪还是自动步枪。混乱中也看不清是否对准人群扫射。

于是，纪念碑底座第二层和第三层台阶上的部分学生终于站立起来，开始慌乱地从纪念碑东南角撤离。时间大约在凌晨五时十分至二十分之间。

我和纠察队员也站立起来，随着队伍向东南角移动。在我们的身旁，突击队的军人仍然不时地开枪，但我未看见他们朝人群开枪。

直到我们转过纪念碑东南角，挤在狭窄的所谓撤离信道口时，纪念碑底座第一层各级台阶以及台阶下的学生们仍未能够向外移动，因为前方的学生队伍尚未离去，正拥挤在东南角，队伍移动得极其缓慢。

纪念碑上下，枪声还在密集地响着。

在纪念碑东南角的所谓撤离信道口，学生队伍仍然受到猛烈袭击，不时有学生倒下。在我身边不远处，一位学生头部裂开了一道大口子，血流如注，用毛巾都捂不住。

纪念碑东南角方向是戒严部队曾经对侯德健等人允诺过的撤离信道，当局事后也反复如此强调。其实，东南角并不存在安全的信道。在这个位置，不仅有大量的装甲车、坦克以及军人的严密封锁和挤迫，而且还有高高低低的草坪栏杆和被装甲车坦克辗倒后的帐篷杂物等障碍。在撤离过程中，学生队伍拥挤不堪，甚至令人透不过气来。军人的袭击，更加剧了学生队伍的混乱和拥挤，不时有学生被挤倒或绊倒，并被无法止步的人流所践踏，耳边不时传来女学生凄厉的惨叫声，有心相救而无力可及，痛苦的心中刀绞，无以名状。

纪念碑南侧的学生队伍撤得稍早，人数也较少，情况可能会好些，但也谈不上是有组织的主动撤离。

与我同时从东南角撤离的学生，只是遭受到棍棒和枪托的袭击。而一些慌不择路，匆忙中脱队跑向历史博物馆方向的学生，则有人受到枪击。

学生队伍直到撤出纪念碑底座的范围，到了“毛主席纪念堂”东南侧一带，才显得不那幺拥挤。大家缓过一口气后，自然而然地走成了整齐的队伍。

我看到，在纪念碑与“毛主席纪念堂”之间的空地上站立着约四、五百名学生，一声不吭，打着几面旗帜，其中有一面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旗帜。这群学生默默地看着我们撤离，对我们的做出的Ｖ字手势也毫无回应。后来我听说，他们是一群誓死不撤离广场的学生，对我们撤离广场很不满。

当走过“毛主席纪念堂”的时候，我忍不住留恋地回顾天安门广场，学生队伍在密集的枪声中源源不断地撤出，并不时有学生退出队伍，集聚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旗帜下的人群之中。尽管心中悲愤异常，但我强忍住泪水，不想在军人面前示弱。学生们大多与我一样，紧咬牙关，两眼喷射着怒火。

在“毛主席纪念堂”与前门箭楼之间的开阔地，数以千计的军人在待命，配备着装甲车和坦克。

悲愤的学生队伍行进得非常缓慢。到了箭楼附近，街道两旁才出现群众，大约有数千人。他们不分男女老幼，全都泪水挂满双颊。见到学生悲愤的神态，他们强忍悲伤，安慰学生说“你们没有失败，你们总有一天会重新回到广场上来的！历史不会忘记你们！人民感谢你们！”面对这样的北京民众，我再也止不了泪水。

一位六十岁的老大爷一边悲伤地哭诉着：“我的儿子死了！我的儿子死了！……”一边对学生队伍哭喊着：“孩子们，不能忘记这笔血债！不能忘记呀，孩子们！……”

一些学生对着路边的群众跪下了，泣不成声地说：“我们对不起大家，我们没有尽到责任……”

当我们在箭楼附近路口拐向前门西大街之际，从身后的广场方向又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期间夹杂着一阵阵断断续续的《国际歌》声和口号声。不久，有学生从队伍后面追赶上来报讯，那群坚持不撤的学生惨遭枪杀。

在撤退的路上，不断见到血腥镇压所遗留的痕迹，鲜血斑斑，枪孔密麻。沿途不时遇上大批向天安门广场进发的军队，记得很清楚的是其中一支空降兵部队。为了对付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的学生，当局出动了除海军之外的各兵种部队。

清晨七时许，撤离广场的学生队伍行进到西长安街。我与中国政法大学约二十余名师生处在邮电大楼附近。长安街是中国最宽的马路，约宽七、八十米，属双行道，南北各分为快车道、慢车道、自行车道和人行道。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之间隔着一道高约一米二的绿色尖头栏栅。学生队伍当时有秩序地由东往西走在南边的自行车道上。就在这时候，三辆坦克从天安门广场方向一边喷放着淡黄色的烟雾，一边沿着正行走着数千名学生的自行车道快速地辗过来。这种淡黄色的烟雾像是催泪瓦斯，因为尽管它极富刺激性，但并不催人泪下，而是使人咳嗽不止。政法大学的一位青年女教师当场被熏晕过去，被学生送入医院急救。

尽管在广场上经历了血腥镇压，但学生们还是料想不到军队会残忍到用坦克继续追辗已经撤离广场，并正处在返校途中的和平学生队伍。慌乱之际，学生们纷纷翻越绿色尖头栏栅而躲避，不少人被关头栏栅刺伤或跌下来摔伤。最可怜的是那些柔弱无力的女学生，大多无法翻越高达一米二的栏栅，只好紧贴在栏栅旁，惊恐万状。

待坦克过去，比我们所处位置稍后的学生已惨遭不幸，十一名学生当场惨死，另有两名学生被辗断双腿。（事后得知，其中一名被辗断双腿的是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方政。）发生惨案的现场位置在六部口。

一位市民见义勇为，将其中五具死难学生的尸体运到中国政法大学，摆放在教学大楼前。这五名死难学生，一位来自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一位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位来自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的死难者是一位博士研究生，身上带有全家福的照片。另外两位死难学生的校籍不明，很可能是外地学生。

坦克追辗学生的惨案激怒了大家，许多人拣起路旁的石块，奋力抛向已经远去的坦克。

学生队伍经过重整后，继续沿长安街前行，在西单路口北拐转向西单大街，然后转向新街口。在新街口，学生队伍分为两路大军，一路以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为主，往北去，一路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人民大学为主，往东去。

自进入西单大街始，两旁的民众越来越多，情绪很激烈，纷纷痛斥军队的暴行，并热情地赞颂和鼓励学生。

在新街口，发生了一段令我难忘的小插曲，一位纠察队员遇上了通宵达旦寻找等待他的女朋友，泪流满面的姑娘小鸟似地飞扑上来，俩人当众紧紧相拥亲吻，以中国人罕见的方式庆贺劫后重逢。在为他俩庆幸的同时，我不禁想起那些长眠的学生，他们正值青春年华，前景无限美好，本来可以成为优秀的教师、科学家、工程师、作家，可以成为好丈夫、好妻子、好父亲、好母亲以至好爷爷、好奶奶，然而，为了民主和自由的事业，他们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想到此，《血染的风采》一歌的旋律在脑海中回旋，我带头唱起这首悲壮的歌曲：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
也许我的眼睛，再不能睁开，你是否理解，我沉默的情怀；
也许我长眠，再不能醒来，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脉；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土壤里，有我们付出的爱。

上午十时许，我们回到了自己的校园——中国政法大学。在校门口翘首以待的师生们，一拥而上，紧紧地拥抱着我们这些幸存者。校园内外，一片哭声。

我们还活着，我们是幸存者，但是，我们没有丝毫的欣喜和庆幸。面对着并排躺在教学大楼前的五具遇难学生尸体，我们齐唰唰地跪下，第一次放声痛哭。

泪眼朦胧中，那五具死难学生的尸体尚在滴血。一名死难学生的头颅被坦克压扁，绑在额头上的红布条深深地嵌入右侧面颊。

师生们尚在痛悼哭泣，而大批军人沿着校东门前的学院路推进过来，并对准政法大学校门上方横扫了一梭子子弹。

北京城枪声密集，血腥屠杀还在继续！

八九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