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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y 8, 2015

八九回忆:李大同《我参与起草新闻界请愿书的经过》

我参与起草新闻界请愿书的经过(节选)

李大同

……

我当时的思考是,本报内部的争论和分岐,实质上是我国现行新闻体制的弊端,与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的要求及广大新闻工作者要求改革这些弊端的愿望的摩擦。产生这种摩擦的重要原因之一,具体说来,就是新闻界尚未建立和形成对重大突发性新闻事件的符合新闻规律的快速、准确、灵活的多层次反馈机制。以上问题自一九八六年学潮后即成为我国新闻界和新闻理论界讨论并加以改造的重点,成为我国新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份。这项改革的具体成果,体现在对大兴安岭火灾、一些严重交通事故、拉萨骚乱等重大新闻的报导,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大大提高了中国新闻界在国内外公众中的威信。对以上取得的成果,国务院办公厅、中宣部曾在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关于改进突发事件报导工作的通知》中作了充份肯定,并提出了“要从引导国内外舆论,维护国内安定团结和我国的国际形象出发,本着中央关于‘提高开放程度,增大信息量’、‘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的精神”,继续努力改进突发事件报导工作的任务。

然而,这项重大改革毕竟尚处在探索阶段,还未形成制度化的机制,就突然面对这场规模空前浩大、背景空前复杂的学潮了。新闻界缺乏成熟的对策,只好再临时采用按统一指令,“不利的事件不报”的传统做法。这样做的客观效果,根据我所得到的信息,显然对平息局势弊大于利。

结果,对新闻媒介的抨击,成为学潮的重要口号;这种抨击得到相当多公众的共鸣;首都各主要新闻单位内部均就学潮报导方针发生激烈争论;一些新闻单位在内部压力下开始突破中央禁令;由于在我国新闻媒介上得不到关于这次学潮背景、状态和评论的足够信息,于是,“大道不通走小道”,“出口转内销”等方式传播的谣言不胫而走;收听《美国之音》、BBC等外台广播的各阶层人数激增。

我当时认为,这些情况表明,采用“不利的事情不报”的传统做法,使新闻媒介这个原来作为平息事态最有效的工具,反而成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因素,这不是事与愿违吗?所以我提出应当迅速修订学潮报导方针,这样才有利于稳定。

但是,这一涉及到新闻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不可能在一家新闻单位内独自解决,再在本报内部争论没有多大意义。但作为一名普通的新闻工作者,我,如何在这个问题上起作用,尽责任呢?当时我还没有想到恰当的方法和途径。四月二十九日,袁木在与首都部份大学生对话时说的一句话给了我启发。他传达了党和政府准备在各个层次上与社会各界广泛对话的愿望,说“对话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层次可高可低”。看完当时的对话录像以后,我觉得那场对话的水平很低。可见尽管大学生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文化水平,但他们受生活空间和阅历的限制,不可能对社会各个领域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有深切的体会,更不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看来,真正能够对我国改革和现代化事业起到制度化推进作用的对话,只能在党和政府与专业工作者之间开展。这时,我便萌生了就当前新闻界共同关心的若干问题与政府有关领导进行一次对话的念头。

四月三十日,当我否决了其他同志提出的“总辞职”倡议以后,就提出了对话的倡议。当即得到十几位部门负责人的赞同。于是,我开始考虑对话活动的安排。首先要争取不被误解或遭到不公正待遇,所以,我确定了几条原则,一是要站在帮助党中央改进工作的立场;二是意见和建议要以十三大精神为依据;三是不能像学生那样,提出众多的先决条件;四是要与学潮严格划清界限,只涉及新闻问题。考虑到本报总编辑徐祝庆同志的意见,我对活动以本报为主的原方案作了较大修正,决定广泛征求首都各新闻单位的意见,如对话倡议得不到多数新闻单位赞同,对话活动立即终止;如对话倡议得到赞同,但对话内容为非理性的激进方案所取代撤回倡议,并不再参与此事。

我起草了这封给党中央的信件,印了十几份,由我报记者叶研五月三日,带到了鲁迅博物馆。据叶研说,我们的东西魅力显然比他们的大,他们的《公开信》显得像“最后通牒”,而我们的则意味着一次行动。各单位要了我们的信,准备回去征求签名。结果把他们组织的会给冲乱了……据五月三日鲁博会议的主持者——《亚太经济时报》的罗立为介绍:

五月三日,原定是讨论《公开信》的事,在二楼会议室里。但不知道谁把消息透露出去,结果来了很多外国记者,四十多个外国记者,加上二百多个国内记者,房间里坐不下,我们只好把会挪到院子里草坪上开,请各报派一名代表参加,其他人与外国记者先在葡萄架下休息。我们议定了《公开信》的第二稿。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中国青年报》的叶研也拿出一个打印稿征集签名,引起了一阵小小的混乱。后来经人提醒,叶研表示对东道主《亚太经济时报》道歉,并提议是否可以考虑将两个东西揉在一起?同意。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了。以后又讨论了怎样送《请愿书》的问题。大家商定,五月四日中午十二点到新华社南门集合,然后到西交民巷的中国记协递交《请愿书》。当时也议论了如果学生游行,新闻界是否参加。大家的结论是,我们站在路旁表示声援。有人说,既然是“静站”,为什么不游?当时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大家并没有太重视这件事。



Friday, May 11, 2012

八九一日:5月11日,胡启立与青年记者对话、部分学生领袖决定发起绝食

1989年5月11日,响应青年记者的要求,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到《中国青年报》社参加了一个座谈会。记者请愿的领头人李大同做了关于新闻改革和对《世界经济导报》处理的意见。胡启立表示新闻改革非常重要,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他肯定对学运的报道会增加透明度、公开化。

最先要求对话的大学生却一直未能得到官方确实的答复,烦躁情绪开始激化。这天又有新的大字报出现呼吁绝食。高自联开会时也专门讨论了绝食的建议,内部争论非常激烈。但最终反对方占了上风,做出决议:“从这个阶段中央办公厅对对话团的反应来看,高联反对近阶段举行任何大规模的活动,只举行中、小规模活动。”

但也就在这天下午,王丹、吾尔开希、马少方、程真、王朝晖、王文等学生领袖在北大附近的一个小饭店自行集会,商讨决定由他们自己以个人名义发起绝食。他们认为即使高自联现在反对,一旦绝食开始也将不得不支持他们。

同一天,柴玲在与北大“作家班”的一些朋友商议后也决定要出来号召绝食。她对此非常兴奋,还对她丈夫封从德开玩笑说绝食只不过是一个象征性行动,到时候他们可以偷偷带一些面包等食品。


八九一日


Wednesday, May 9, 2012

八九一日:5月9日,新闻界千名记者联署对话请愿书

1989年5月9日,《中国青年报》的一些青年记者联合数十家北京新闻单位草拟了一份对话请愿书,抗议上海市委封杀《世界经济导报》以及撤销钦本立的主编职务、抗议政府对学运的新闻封锁压制,要求新闻自由和与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对话。他们征集到一千多名记者签名。下午,主要组织者李大同前往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递交了请愿书。

官方媒体的记者早在5月4日便进行过他们自己的抗议,但他们这天的行动无异于正半死不活中的学运提供了一个意外而急需的火花。北大、北师大的学生得到消息后立即骑车来到记协门口为记者助威。学生们并且决定第二天举行大规模骑自行车游行以向记者致敬、声援。


八九一日


Sunday, May 6, 2012

八九一日:5月6日,高自联领导层变动、对话团递交言辞温和的请愿书

1989年5月6日,北京的官方报纸突然焕然一新,正面报道学生运动。《中国青年报》报道了至少11个城市里发生的游行,描写为爱国行动。《人民日报》一篇报道中甚至引用了学生的一幅标语:“只要还有腐败,就国无宁日”,似乎开始赞赏该报自己所认定的“动乱”。

在北京绝大部分院校已经复课的形势下,北大学生通过按宿舍投票以64.2%的优势决定继续罢课。北师大随之也宣布继续罢课。它们成为仅有的继续罢课的学校,学生的主要理由是总得有人保持向政府施加压力争取对话。

这天下午,对话团的项小吉和沈彤前往信访局递交他们自己的对话要求。相比于高自联两天前的最后通牒,对话团的请求温和得多:他们没有规定预先条件,更没有设定期限。他们也得到友好的接待。


高自联这天也在变动。对前主席周勇军“擅自”宣布复课不满的常委代表决定把他正式开除。封从德、王丹各自向高自联和北大筹委会分别辞职,准备退出学运。从“躲藏”中复出的吾尔开希便理所当然地再度成为高自联主席。但在高自联中操持大量工作的主要还是王超华。


八九一日



Saturday, December 4, 2010

八九人物:刘宾雁

著名记者刘宾雁在1989年学生运动期间并不在北京。事实上,他那时正在美国访问讲学。他通过电视关注着那场运动,并且在海外成为其一个显著的发言人。

1925年出生的刘宾雁是在日本皇军统治下的东北度过他的青少年时光的。因为家庭贫困,他在9年级之后就不得不缀学。但他还是自学成才并培养出一辈子酷爱读书的热情。在1940年代,年轻的刘宾雁便投身抗日救亡,加入了当时处于地下的共产党。

建国后,刘宾雁在《中国青年报》里担任记者、编辑和党支部书记职务。1950年代中期,他发表了几篇针砭时政、揭露腐败的小说第一次给他带来了政治上的麻烦。他被开除出党,送到乡下劳动改造。

刘宾雁的文学生涯在20年后才得以复兴。他在1978年随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获得平反,恢复共产党籍并成为《人民日报》的特约记者。在整个1980年代,他发表了一系列轰动全国、有国际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品,揭露腐败的官僚。他的努力在平民大众中得到极大反响,被誉为“中国的良心”。但他的“报告文学”体裁也经常混淆事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这是中国文学领域的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

他的敢言也令邓小平不安。1987年1月,在一系列学生运动的风波之后,刘宾雁与方励之、王若望一起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被再度开除出党。

一年后,刘宾雁获准出国。在洛杉矶加州大学讲学期间,接待他的林培瑞教授记得他是中国来的“唯一一个对迪斯尼乐园不感兴趣的学者”。反之,“在很多日子里,他最喜欢呆的地方是一个由救世军开办的旧书店。他买了大堆大堆的25美分一本的旧书。他早就自学过英语和俄语,这时候他每天夜里读书,直到临晨3点。这些书从马尔科姆·艾克斯的思想到东欧社会主义的分析什么都有。”

整个1989年,刘宾雁隔着大洋关注着北京的学生运动。尽管他直接的影响力很有限,他在海外成为美国的媒体上一位不倦的啦啦队员。他也经常随便地透露来自他“在北京的朋友”的内部消息和他自己极其乐观的预测——其中大多数后来都被证明并不尽恰当。

刘宾雁的晚年深受癌症折磨,他曾多次给包括江泽民、胡锦涛和温家宝在内的中国领导人写信,希望能够叶落归根,回到他深爱的祖国。这些请求都如石沉大海。他最终于2005年12月5日在新泽西州的一家医院里辞世,终年80岁。

尽管他是一位持不同政见着,刘宾雁始终保存了对他包括“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的忠诚。他通过他的一篇作品把他的态度命名为“第二种忠诚”——同时保持忠诚和诚实。

他曾经告诉他妻子他希望将来在墓碑上写这么一行字:“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自己应该说的话。”

增补:刘宾雁逝世5年后,他的骨灰得以在北京安葬,但墓志铭被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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