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4月3日，八九学运领袖柴玲和封从德夫妇经过九个月的地下逃亡，终于抵达香港。他们在香港无线电视上露面，柴玲发表了简短讲话，感谢大家的期待、祝福和关怀：“无论你们在天上，在流亡途中，在监狱里，在海外，请接受我们，我先生跟我由衷的祝福。”
八九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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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April 2, 2016
Sunday, August 16, 2015
八九回忆：侯德健《六月四日撤离天安门广场时我的亲身经历》
六月四日撤离天安门广场时我的亲身经历
侯德健
在六月四日零时以后的三个小时内，天安门广场上弥漫着一股浓厚的牺牲、就义气氛，广场指挥部带领大家宣誓与天安门广场共存亡，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我还特地钻出绝食帐篷，与大家一齐宣誓，高呼打倒李鹏伪政府的口号。
尽管从六月三日早上便陆续传来士兵开枪，学生、工人、市民倒下的消息，血衣、子弹，然而大家仍无法想像手持半自动武器的士兵能冲着广场上和平非暴力静坐的人毫不犹豫地开枪，更难以想像装甲车能全速前进往人群身上压过去。还有不少愤怒或者可以说是乐观天真地以为士兵们只会以催泪弹、橡皮子弹，和电棒驱赶人群的人，还准备用手中的棍棒和他们拼搏。
谣言遍地各人誓死与共
已经一个多月了，在卫生、生活、休息各方面条件都非常恶劣的广场上坚持的同学们已经非常的疲倦了。同学们已经很难再冷静地分析情况，在不断升高地紧张气氛下作出理智的选择。广场上谣言遍地，一会是三十八军起义倒戈，一会是呼吁用棉被来破坏坦克的履带，一会是军人已经撤出，而唯一可信的事情只有从长安街西侧飞往东面的枪弹和信号弹的光火、咆哮，以及受伤和死亡的血衣。
刘晓波、周舵、高新和我在绝食棚内，在纪念碑的第三层（最高层）仍坚持绝食。门口的纠察队们，联合交来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的是，只要他们还有一人活着，就绝不放一个军警进我们的帐篷里来。晓波也以我们四人的名义写了一张与纠察队员共存亡的字条，让我们都签了名，由一位纠察队拿出去在帐篷外大声宣读 后，传来一阵坚定的掌声。最后还在碑上采访的几个外国记者不时地经过绝食棚，每次打招呼，每次拥抱，每次祝福、叮咛，都可能是最后一次似的。
全体安全撤离谈何容易
六月四日凌晨三时左右，恐怖气氛达到了最高点，广场上还能清醒思考问题的人已几乎没有半个，没有人因害怕而哭泣，而我却清楚地感觉到许多人的镇定都 是自己强迫出来的，实际上连我们四个三十多岁的人的情绪都已经无法自制地跟着广场上的气氛摆荡，高新与周舵实在看不下去了，他们决定或者把大家撤出广场， 并为此来征求晓波和我的意见，晓波是唯一坚持死守的人，最后只好同意我们三人的看法。就正当我们还不能斩钉截铁地作出决定的时候，纪念碑下的广场指挥部的喇叭里突然出来柴玲激动无法克制的柔弱的声音，告诉大家最后关头已到，愿走的人可离开广场，不愿走的人就留下来与广场共存亡。我们四个立即意识到这段话的危险性，这段话只能动摇大家原本害怕却团结的心，万一有许多人离开，广场势必混乱，而混乱势必引发士兵的杀机，且结果不论愿留的人必死无疑，愿走的人也未必能或者离开。我们四人决定劝说全体广场人员安全撤离的决定，就在这一秒钟内决定了。
决定安全撤离广场，却不见得就能办到，广场西侧，人民大会堂方向的枪声越来越近了，间中还有几发催泪弹落到离碑不足五十米处，而纪念碑四周的人约莫还有两万以内，这两万人如何能听我们的劝告，能听进去的人又如何能影响那些早已写好了遗书的人，只有大家一起行动才能保证最大多数的安全，而我们更不能一 拿着话筒便喊“走”，这么一喊，非但不能说服人，更有侮辱人的意思，而被侮辱的人因逆反心理更容易引发极端行为，于是程序就成了至关重要的技术问题。
多年来第一次眼中有泪
首先，必需要把纪念碑上的一切看起来是武器的东西全部放下，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我们四人由纠察队员的护送下由碑上来到碑东北角的广场指挥部时，指 挥部的喇叭坏了，我们四人在另一个帐篷内，集合了高联及广场指挥部的几位学生领袖，说明了来意，柴玲不置可否，我们当然不能强逼她同意撤，只准备以我们四个人的名义号召、说服大家。学生领袖们提到：对不起已经牺牲的市民同学以及秋后算帐两问题，都让我们说服了，柴玲又提出赵紫阳、阎明复希望同学们坚持到天亮，他们便能控制部队的传言，我们四人当时就反击了回去，这么多年轻的生命无论如何也不可以为这个不管是真是假的传言而牺牲。好在碑上还有另一座功率最低的扩音设备，好在这会儿同学们都集中到碑的四周，一位声音非常稳健也相当沉得住气的男同学（也许是李录或封从德），是他在这最后关头一直还能自我控制，尽量以自己的平稳的声音安定大家，也是他带着我们再度冲上纪念碑，接过其他同学正在播音的话筒，把我们四个介绍出来，于是我们开始了第一步：以和平非暴力的理想劝说大家放下一切可能被当作是武器的东西。
争取同学们的合作比较容易，几个支持我们观点的学生领袖和纠察队员，偷偷地告诉我们，在碑上有一挺轻机枪、两支半自动步枪、一把手枪，及一箱自制的啤酒瓶燃烧弹。
把住机枪的是几个工人，在碑的西南角最高一层上架着，用棉被盖着，几个工人手持钢管不停地敲打枪身，不准任何人接近，否则便用钢管自卫，见我们一群人冲了上去，立时戒备起来，我抱住了其中一个年纪约莫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告诉他我是侯德健，他喊了一声侯哥便痛哭起来，他哭着说，他们是最早也是最坚决 支持同学的，为了挡军车，为了保护同学，他们的同伴被军人打死了，自己也被打得遍体鳞伤，我抱着他也哭了，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哭泣，却只有声而没有泪。我把他拉回碑正北的绝食棚内，又跟了两个人进来，高新和晓波还在原地想办法说服工人弟兄，周舵与我在棚内连说带哄地，最后好不容易把我们整个安全撤离广场地计划都托出来，并报以万一解放军发现这支枪，则我们大家都得死，而且还死个武力暴乱不清不白的下场，小哥儿们，这才领我们去抱了机枪，又到一顶红色帐篷内去取一支没有子弹的步枪，荷枪的是东北处一位中等个头的壮实工人，交了枪以后，我们大家都抱在一起痛哭，我这时才希奇地感到自己的眼睛里有些泪水。
拿到了枪，晓波立刻走到记者面前，一面把枪捣毁，一面让记者拍照，一面重申我们的运动是和平的，是非暴力的，这会儿同学们也纷纷从碑下扔上来一些木棍等工具。
正当我们收了武器，四个人聚在帐篷里商量下一步序的时候，红十字会的两位医师，带来了好主意，他们建议由我们出面在他们的陪同下坐救护车出去找部队谈判，希望能争取大家撤退的承诺与时间，建议立即被接受了，我马上表示自己是最佳人选，因脸熟、最易被接受且最安全，后我选了周舵，一脸文质彬彬，讲起话 来慢条斯理却极有说服力的周舵，而晓波和高新则留在碑上一面继续收武器，一面安定大家的情绪。
戒严部队同意撤离请求
为了让军队认为我们是可以谈判的代表，我们决定请柴玲一起去，而柴玲以总指挥不能离开现场而作罢，一时间又找不到其他合适的同学一起去，时间已是三点半了，于是我们两人加两位医生，奔下纪念碑西侧，现挡了一辆急救车，往广场北面开去，有几个放心不下誓死保卫我们的纠察队员也上了车。才到广场的东北 角，我们就看见了，整条长安街都已摆好了冲锋的数以万计的部队，急救车立刻停住了，我们急忙下车往部队跑去，当时我们停车的周围已无人影，不知道部队已在 这儿待了多久了，一见我们跑来，立刻引起一阵叽叽咔咔的子弹上膛声，中间夹着叫骂喊住的声音，我们即停住了脚步，医师急忙表明身分，并介绍我是侯德健，希望能与指挥官说话，激动的士兵稍缓和，也听得见议论我名字的声音，听不清楚，但感觉并非敌意。指挥官离我们不很远，听清楚我们的来以后与四五个军人一起走 上来，他看起来很正常，就像平时常见的那种四十多岁，曾经很结实而今略显发福的三颗星的高级军官，他与我们握手的时候，显得很平静，一点也不急躁，他的手 很厚，很软也很热，我觉得他认真地听了我们的请求，刚开始他有点严肃（不能算凶）地要求我们先停止绝食，我和周舵回答我们已经停止了，之后他的态度一直很温和，他表示需要请示总部。就在他走回部队中没五分钟，广场上的灯突然熄了，我没看表，不知是部队清场信号，抑或是日常惯例的五点熄灯，因为当时我们惊恐极了，几乎所有的士兵又急躁起来，搬动枪机，又开始叫吼，还有些迫不及待不停地用鞋子猛踩地下的碎瓶子，有的拣了瓶子用力地扔向已无人的广场边缘。我们四 个人站在空旷的广场东北角上，极为突出，前后左右都不敢动，还是医生比较镇定，让大家站着别动，一方面把双手举起来高声喊叫请他们快一点。三分钟不到，指 挥官又来了，告诉我们总部已同意我们的请求，最安全的撤退方向是东南，在我们询问下，他告诉我们他是部队的政委，姓纪，番号我记不得了，因为我们需要这些材料去说服同学，在谈判中，我记得纪政委还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成功地说服大家撤离广场，我们将立下一个大功，我个人认为他这句话是真诚的，没有什么其他含义。
请大家为国保重活下去
有了保证，我们飞也似地跑回纪念碑上，拿起话筒便喊，大意是：在没经大家同意之前，我擅自作主，找到部队与之谈判，因我个人认为，血已经是流得够多的了，不能再死人了，我相信到这时候还留在广场上得人没有一个是怕死的，我更认为现在场上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如果我们就这么死在这儿，我们将对这个 国家、这个民族犯下不可宽恕的莫大罪恶，民主事业绝非短期间可以完成的，这次学生运动、全民民主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了，我们已经胜利了，我请大家为国保重，为民族、为民主事业活下去。
就在我说话的时候，纪念碑西侧的枪声和炮声（瓦斯）也越来越近，每当我说一句，碑下就有人骂我一句，我听不清楚，但相信是投降派等内容，我在喇叭中大喊，请大家怪我吧！请大家骂我们四个人吧！只要大家能安全离开广场，你们任怎么都行。
我接着：广场的东南口是撤退方向，撤退是我的建议，是否这么做请大家自己决定，而无论如何大家一起行动，我们四个人一定要亲眼看见大家撤走了之后才会离开广场，为了保证市民与工人的安全，大家务必一致行动，团结在一起行动，至于秋后算帐，则不管我们撤不撤都是要算的，而如果算起帐来的话，我们四个人也必定是最先要抓的，尤其是我这张大家都认识的脸想往那儿跑也跑不掉。周舵接过话筒又继续喊，他喊得比我更有条理些。而内容大致相同，晓波接着周舵表示同意我们的观点，更把我们的内容充实了许多，现场的气氛已有些改变，而枪声却越来越多、越近，我已看见有不少士兵乘车或步行从南面围拢来了，我担心这会影响 到同学们对部队承诺的信任，立刻拉了周舵与两位医生又往东北方向去请求部队克制再多给点时间。
军队坦克已进入广场了
这时北面的部队已经开动了，我们在广场中央位置与纪政委碰上了，纪政委比先前严肃多了，表示听到了我们的广播，但时间已到，他们的任务必须完成，并劝我们若带不走学生最好自己先走，我表示我们四人一定最后离开广场。若怕死的话，早拔腿跑了。不知是不是被我的话激怒了，纪政委身边的一位士兵胀红了脖子 瞪圆了眼珠，一副迫不及待，气急败坏的模样向我们狂吼，并用枪指着我们，我们眼见无法再说什么便急忙往回跑。
我们一面跑一面喊“快走”“往东南方向走”，已经有许多人开始撤了，当我跑上碑东面第二层时，见到一小队十几个士兵已冲上第三层正冲着碑上的喇叭开 枪、拼命的开枪、到处都是枪声，碑上的人很快走完了，有几个士兵正押在人群后面，我用手示意请他们把枪口朝天，其中有几个士兵照做，他们叫我的名字让我赶快走，态度很真诚，但也有些士兵很凶恶，我不敢说比例，因这会儿谁都很难把握自己，谁都很难冷静、正常。
我站在碑第一层台阶上，看着同学们排着队，打着旗，拥挤缓慢地向东南方向移动。忽然中间一段队伍不走了，我急忙大声喊“快走”，而这是我才听清楚他们正一起向我喊“一齐走”，我挥了挥手，转身在两位自始至终保护我的纠察队员的陪同下与周舵下了东面，转往北面。
同学们哭着喊我们不怪你
北面的人群竟仍文风不动地坐在地上，毫无撤走的打算，这下把我急坏了，我往正北，周舵向东北侧冲过去，见人就拉起来往外推，一面推一面喊：“你们只管怪我，骂我好了”，这时已没人骂我了，坐在地下的同学伸出手握着我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的声音更急了，直往里喊，“你们死在这儿有什么用”，“我也死在这又怎么样”，这会儿我再也忍不住了，一面哇哇地大哭，一面去拉那些还坐着的同学，当最后一批同学还没站起来时，一整队像人墙似的士兵持枪由西向我们逼来，与我们相距不到五米，同学们都站起来了，因为部队来得太急的原因，我们这最后一群竟像细口肥肚的瓶里往外倒水似的，竟拥挤得几乎无法移动脚步，我被两个纠察队左右架着，才能站住，这时我已几乎虚脱得快休克了，两天未进食，先前又拼了命地奔跑喊叫，这会儿，我真支持不住了，挤在人群中，我只感呼吸困 难。
忽然我们的队伍由西北面挤过来，有不少同学高喊不许打，不许打人，我夹在队伍中隔着人头看见几个便衣像防暴警察正挥动着手里的粗大木棍往队伍西北侧的同学们身上打下来，有同学当场头破血流，整条人龙往东北侧挤来，正巧赶上地上的铁栏杆，忽地一排人被绊倒，后面的人没能立即停止，便又横了上去，压了有 两三层，在左侧扶着我的纠察队员便是第二层，我们想拉他，他却拉着我从他身上踩了过去，这才没有倒在人堆里去，情况真是乱极了。
才待我挤出人堆，就听见晓波喊我，原来他因见不到我们三个，才逆行回来找我们，而其他两人已不见，因我与一纠察队都支持不住，晓波便扶着我们往历史博物馆西门边上的红十字医务站，这是我才知道自己只是虚脱，而救我的纠察队员地小腿骨已经折断，我不时回头往广场看了几眼，只见坦克在场上，有十来个学生在一架坦克旁扶着三个满身是血的人，陆续有不少伤员来到救护站，晓波扶我躺在一张行军床上，身边有些人在哭泣，天气转凉，有一个女生将她的红色大衣盖在我 身上，十多分钟以后，晓波告诉我队伍已经离开广场到了前门外街。而急救站也被士兵包围了，还没等我考虑下面该往那儿去，几个医生走过来，示意我躺下又把大 衣盖住了我的头，医生们让我放心，别动，我就这么躺在行军床上足足有一个半小时，到医院，已快八点了。
（原载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四日《香港经济日报》）
八九回忆
Thursday, June 4, 2015
八九回忆：吴仁华《天安门事件的最后一幕》
天安门事件的最后一幕
吴仁华
1990年5月发表于香港《当代》杂志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中午，北京大学廿九号楼，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最后一次会议，与会者有王军涛、王丹、老木、甘阳、刘苏里、杨涛等人。
当日，北京城的气氛已非常紧张，许多知识界知名人士已纷纷离开京城避风。
会议决定立即向天安门广场增派一支特别纠察队，任务是维护秩序，保护刘晓波、侯德健、高新等四位绝食请愿的知识分子和广场学生指挥部。于是，我和刘苏里主动请缨，保证迅速组织并带领一支特别纠察队赶赴天安门广场。
会议尚未结束，我与同校的青年教师刘苏里即勿勿赶回中国政法大学，通过学生自治会广播站，召集了四十多名男学生组成特别纠察队。
下午三时四十分许，我们抵达天安门广场，随即接管纪念碑底座最高层的纠察任务。此前，这一带的纠察线已经松驰得近乎消失，只有寥寥无几的市民纠察队员三三两两地散布着。
尽管局势已经急剧恶化，但我们与所有参加民主运动的学生和市民一样，赤手空拳，没有任何防卫武器，因而我们的宗旨始终是和平、理性和非暴力。在这个时候，我们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依然丝毫没有以暴易暴的准备。
晚六时许，一群愤怒的学生和市民送来一名化装进入天安门广场的军人。此时化装进入广场的军人和警察为数众多，任务是侦探广场上动态，尤其是侦探学生指挥部的动态，并趁机制造混乱，以便于血腥镇压。这名军人由于沿途一再受到学生和市民的谴责，已经惊恐得失去常态。我们急忙将他保护在纪念碑底座最高层西南角的帐篷里，并请来照料四名绝食知识分子的医生，帮助我们稳定他的情绪。我们在对他进行一番有关八九民运的真相和宗旨的宣传后，委托医生伺机用救护车将他安全送离天安门广场。
晚六时三十分，戒严部队指挥部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发出第一项紧急通告，该通告使用了“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字眼，显露出血腥镇压的苗头。但是，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并未引起应有的警觉，一切仍按既定的计划照常进行。
晚七时，广场学生指挥部在纪念碑南侧召开有关学生和市民被军人和武警所伤情况的新闻发布会。学生领袖柴玲、李录、封从德、吾尔开希主持出席了这次新闻发布会。
北京测绘出版社职员郑鲁滨的控诉发言令人印象深刻。郑鲁滨身为中共党员，六月三日下午三时十五分在人民大会堂南侧看见一群军人用武装带猛抽学生和市民，便冲上去抢救一位被军人击倒在地的老人，因此，也遭到军人的毒打，头部被军人用钢盔击破，血流如注，白衬衣几乎全被鲜血染成了红色。
广场上的秩序有些混乱，虽然在六月一日经过一次全面的整顿，搭起了香港同胞捐的帐篷，表面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但实际上的操作和管理仍然混乱，学生领袖们对管理广场有点力不从心。我们这些要坚守到翌日中午的特别纠察队员在晚八时后仍吃不上饭，而学生指挥部物资处却将大量的盒饭供给以各种理由来到纪念碑底座的人员。我一方面安排安抚纠察队员的情绪，一方面与物资处负责人交涉，甚至以撤走纠察队相威胁，但依然无济于事。直到很晚以后，我们才在香港物资供应站领到食物，每个人一个小面包，每两个人一小瓶软包装汽水。
晚九时五十分许，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联合发出了第二项紧急通告，要求北京市民呆在家中，不要上街，不要到天安门广场，以保证生命安全。
该通告让人联想起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流血事件时，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吴德在武力清理天安门广场前夕所发表的类似的广播讲话。回想当年，我曾可悲地信从了中共的宣传，从内心里拥护当局对所谓胆敢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首都借机闹事的反革命分子采取镇压行动。而今，我却置身于所谓的反革命分子之列，真不知道应该算是我的光荣，还是应该算是中共的悲哀。
第二项紧急通告已经明白无误地发出了血腥镇压讯号，任何只要稍具政治敏感的人，都应该能从中嗅到火药味。但由于自从五月十九日北京城实行戒严以来，天安门广场上一直回荡着“狼来了！狼来了！”的呼唤，而狼却始终没有出现。因而广场上的大多数人并未对此项通知引起应有的警觉。
纵观天安门广场，依然人山人海，四十年来深受中共当局压抑的群众象往常一样，尚在欢庆着盛大的节日。他们或是兴致勃勃地观赏着“民主女神”塑像，或是簇拥在纪念碑底座北侧四名绝食知识分子的绝食棚前，齐声而有节奏地呼喊着：“侯德健出来！侯德健出来！”渴望一睹著名作曲作词家侯德健之风采。当时的北京城曾流传着一句话：“先看女神后看猴（侯）”。
晚十时，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按原计划在“民主女神”塑像下举行开学典礼仪式，宣告正式成立，著名政治学者严家祺、作家赵瑜等人出席并致词。
晚十时十六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联合发出了措词更为严厉的第三项紧急通告，声称“解放军部队一定要按计划执行戒严任务，任何人不得阻挡。如遇阻挡，戒严部队将采取多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
罪恶的枪声终于回响了，时间是晚十一时许。当第一阵枪声从西长安街方向传入广场时，人们无不受到强烈的震撼。
紧接着，从北京城不同方向陆续响起枪声，而且越来越密集。眺望西长安街方向，熊熊火光冲天而起，染红了那一片夜空。
枪声揭开了中共当局蓄谋已久的血腥镇压的序幕，而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仪式则在枪声中匆匆落幕。
此后，一些人陆续来到广场学生指挥部报告军队在各处用真枪实弹屠杀和平学生和市民的情况。来者几乎全都满身血迹，或是自身受伤，或是救护他人所致。直到此时，广场上的人们才如梦初醒，中共当局不仅对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使用催泪弹、电警棍，而且使用真枪实弹、装甲车和坦克。所谓的人民子弟兵开始血腥屠杀人民！
午夜十二时，广场学生广播台播出了第一名学生死亡于西长安街军事博物馆前的噩耗。这是八九民运爆发以来第一次公布学生死亡的消息，引起了在场学生的强烈反响，悲愤情绪迅速弥漫。一位男生在广场中唱起了萧邦的《哀歌》：“沉沉浓雾，慢慢地升起，迷住我双眼和茫茫大地；有一支哀歌，在心中响起，我欲唱又止，把悲痛藏起……”如诉如泣的歌声回荡在广场的上空，数以千计的学生肃然端坐，唯有一行行泪水流淌着。
六月四日凌晨零时三十分许，广场中传出吾尔开希哭诉一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女生被射杀的经过，这名女生当晚随他一起从北师大校园出发。吾尔开希由于过度激愤，声音时断时续，终致完全消失。只听得广播中传来一阵忙乱的声音，有人焦急地呼叫着救护车。吾尔开希晕过去了。
广场学生指挥部在十二时过后作出了一项新的决定，副总指挥李录通过广播号召广场上的学生有秩序地向纪念碑集结，团结一致，准备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最后的抗争。
集结到纪念碑一带的学生约近万人。纪念碑北侧的人数最多，约有五、六千人，南侧次之，约一、二千人，东西两侧人数不多，各有数百人。此外，在广场四周边沿地带，尚分布着数以万计的学生和市民，约在七、八万之众。在帐篷内，也还有数目不详的学生睡觉休息。
在血腥镇压开始后，我亲自接待了几位来自屠杀现场的报讯者。
一位河北的十一岁的小男孩，来自虎坊桥一带，哭诉他在京当民工的哥哥被军人射杀。可怜的小男孩惊恐已极，怎幺也说不清在京的住处。我强忍泪水，安排人员护送他离开广场。
一位北京大学好友来自西单路口，愤愤指控军人杀人兽行。在西单路口，有一群约百名学生，打着两面旗帜，一面是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正规校旗，一面是临时自制的白底黑字的南京中医学院的旗帜。这群学生手挽手、肩并肩，对着杀气腾腾的军队迎面而去，反复齐声呼喊着一句口号：“为了可爱的祖国，我们已做好牺牲的准备！”劝阻军队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军人先是朝天放了一排子弹，时隔不到一分钟，即端枪向这群学生扫射。在密集的枪声中这群学生先后纷纷倒下。景状之惨烈，令两旁目睹者无不悲愤万分，不顾安危地怒斥军人：“畜牲！畜牲！”
一位北京市民来自五棵松一带，他叙述说，当军队坦克向天安门广场进发时，数以万计的人试图阻挡，但坦克毫不减速，冲向人墙。一名群众躲闪不及被冲倒，他的弟弟正欲上前枪救，后继的坦克依然全速前进，连续过了四十余辆坦克，地上只留下一片肉浆，惨不忍睹。（事后查明，这名死难者是航空航天部的干部。）
从屠杀现场不断传回的消息，对坚守在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造成强烈的刺激。一部分人忍受不了愤怒，准备奋起反抗，以暴易暴。他们四处寻找一切可以用作自卫武器的东西，包括石块，汽水瓶子和从帐篷上拆除下来的棍棒。人们陆续离开广场，冲向枪声最激烈的西长安街。
在六四屠杀事件中，部分北京市民和学生以暴易暴的行动，是无需否认的曾经发生过的事实。不过，就时间而言，军队血腥屠杀于前，学生和市民的反抗于后；就因果关系而言，军队的血腥屠杀是因，学生和市民的反抗是果。
六月四日凌晨零点十五分，一辆装甲车沿长安街从天安门城楼前由西往东急驶而过。数以万计的民众试图筑成人墙加以阻挡，但装甲车毫不减速。紧接着，又有一辆装甲车从同一线路快速驶过。愤怒的民众纷纷捡起石块投向装甲车，并有不少人挥舞着棍棒冲向装甲车，毫无惧色地抽打装甲车。对于装甲车这类钢铁怪物来说，这些举动近乎唐吉诃德斗风车，然而，这时并没有丝毫的喜剧色彩，只有撼动人心的悲壮。
这是当晚最初发生在广场视野之内的军方行动。
零点三十分，又有两辆装甲车从天安门广场南面的前门方向分别进入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大道，风驰电掣，横冲直撞，围绕着广场转了好几圈，向学生炫耀武力。其中一辆在辗过交通隔离墩和广场外沿的铁栅栏、企图进入广场东北端时发生了故障，骤然停车不动。愤怒的民众蜂拥而上，先是用棍棒撬砸，继而用棉被铺盖上去烧烤。大火腾空而起，三名军人忍不住高温钻出了装甲车，顿时遭到民众围殴。在场学生竭力保护，将他们送到位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急救站。一位学生被群众误伤，头破血流。
眼看着熊熊火焰迅速吞噬着装甲车，我不知道应该为此感到高兴还是惋惜，唯有广场失守在即的感觉越来越清晰。
零点五十分许，无数颗照明弹和信号弹从四面八方飞向天安门广场上空，偌大的广场顿时被照耀得如同白昼，俨然成为决战在即的战场。
童年的记忆被唤醒。六十年代末，在文化大革命全国性武斗期间，我的家乡温州是全国闻名的武斗地区，那时的我对枪声和死亡已习以为常。使我惊讶的是，从未有过类似经历的青年学生们，此时此刻也表现出异常的镇静，没有人惊慌失措，更没有人因为害怕而哭泣。
随着枪声的临近，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面临空前的考验和挑战。越来越多的学生要求拿起一切可能的武器进行殊死的抗争，尤其是那些来自屠杀现场的学生和市民，情绪极为激烈，理智已被极度的悲愤所取代。他们破口大骂依然秩序井然地静坐在纪念碑底座一带的学生：“你们难道坐在这里等死吗？你们难道还对那群野兽抱有幻想吗？都到了什幺时候了，还不上去拚了！为了保护你们牺牲了多少人，你们知道吗？”甚至有人挥舞棍棒威吓学生。的确，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为了保护天安门广场上和平请愿的学生，北京市民的牺牲已经足够惨重。这些斥责的话语强烈刺痛着在场每一位人的心，冲动的情绪像旋风般传来。
一名浑身是血的北京大学学生疯了似地冲上纪念碑底座，不断大声地呼喊着：“给我机枪！快给我机枪！我要去杀尽那群畜牲！我要为死难同学复仇……”他根本无法如愿，那些早些时候被学生和市民所搜捡到的军人故意遗弃的无法使用的枪支，早已由广场学生指挥部有组织地送交给公安部门。他只有失望地抱头痛哭，神情令人心酸。
在广场学生指挥部里，以柴玲为首的学生领袖们经受着巨大的压力和考验。一批批学生和市民冲进来，要求学生领袖们正视军队开枪屠杀和学生市民伤亡的现实，放弃不抵抗的宗旨，号召并带领大家进行暴力抗争。在持续的刺激下，不断哭泣的柴玲曾一度冲动得难以自制，一把夺过广播员的话筒，对广场上的学生大声疾呼：“无耻的政府已经大开杀戒，同学们，我的同学们，你们一切有能力抵抗的人，拿起任何可以作抵抗的东西，到广场边缘去，准备自卫、准备反抗！”柴玲的举动当即遭到在场青年教师的劝止。此时此刻，这些学生领袖的一举一动，都将关系到广场上数以千计的年轻生命的安危，责任重大，远远超出了他们这般年龄所能承受的限度。
柴玲终于冷静下来了，在最后关口，她和李禄等广场学生指挥部的成员们，这些历来被认定为激进派的学生代表人物，决定继续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呼吁学生放下手中的任何可被视为武器的东西。
学生领袖和各高校在场的青年教师纷纷下到学生队伍中间，反复宣讲：我们的宗旨始终是和平、理性和非暴力，我们曾为此作出过许多努力，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继续坚持这个宗旨。让我们以和平来迎接暴力，让我们以平静来迎接死亡，让我们以理性来迎接愚昧。
我带领纠察队员在纪念碑底座一带将一些石块、汽水瓶子和棍棒等不是武器的武器收集到一起，集中管理，以防止个别人在激愤之余有违和平请愿的宗旨。纪念碑一带的学生手中已经没有任何可以称作武器的东西，哪怕是一块石头或一个汽水瓶子，军队所面对的是一群赤手空拳的和平请愿者。
四周的枪声越响越近，牺牲的气氛笼罩了整个广场和每一个人的心灵。在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柴玲的带领下，全体人员起立，庄严地宣誓：“我宣誓，为了推进祖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了祖国的真正的繁荣昌盛，为了伟大的祖国不为一小撮阴谋家颠覆，为了十一亿人民不在白色恐怖下丧生，我要用年轻的生命誓死保卫天安门广场，保卫人民共和国。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我们愿用年轻生命，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紧接着，一阵悲壮的《国际歌》声响起：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歌声盖过了广场四周密集的枪声，也驱走了人们心中残存的最后一丝恐惧和犹豫。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真正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这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幕。
此时此刻，人们无不热泪盈眶，热血沸腾，洋溢着为真理而献身的神圣情感。学生们纷纷前来与我紧紧拥抱，表示最后的情感。在生与死的临界点许多学生不顾自身的安危，恳切地劝我离去，说：“你是我们尊敬的老师，我们不愿让你冒任何生命风险。”
面对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年轻学生，我除了激动，只是感到悲哀和羞愧。悲哀的是，这些属于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年青一代，却将直面冷对血腥镇压的危险。羞愧的是，此时此刻，除了极少数与学生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的高校教师之外，已见不到其它知识界人士。多年来，许多知识界精英分子一直对学生鼓吹民主，在八九民运期间他们也曾信誓旦旦地宣称绝不背叛爱国学生用鲜血和生命所开拓的争取民主的事业，绝不以任何借口为自己的怯懦开脱，绝不再重复以往的屈辱，绝不向专制屈服，而如今，当真正需要为真理进行最后的斗争时，他们又身在何处？他们的道德勇气又何在？
凌晨一时三十分许，大批军人终于杀出一条血路，沿西长安街抵达天安门广场北面的天安门城楼前，集结在金水桥一带。这支最先到达的军队是属于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的所谓"红军团"。这支部队在抵达天安门广场北端之初，即大肆射杀集结在西观礼台附近、长安街和广场北端的学生和市民。数以百计的学生和市民为了躲避枪弹，慌不择路地躲进了横跨长安街的地下信道。
我久久眺望着天安门城楼上高高悬挂的巨幅毛泽东画像，心情痛苦而复杂。四十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在那儿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如今，就在毛泽东的眼皮底下，共和国的人民却一个个倒在所谓人民子弟兵的枪口下……
几乎与此同时，在天安门广场南面，近千名荷枪实弹的军人途经永定门、宣武门，从前门方向抵达人民大会堂南侧。大批学生和市民纷纷退入天安门广场，向纪念碑一带靠拢，有不少人先后中弹倒下。
另有一批军人集结在纪念碑南侧的“毛主席纪念堂”和前门箭楼之间，人数有三、四千之众，配备着装甲车和坦克。
在天安门广场东面，近千名军人集结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一带。数以百计的学生和市民试图接近他们，加以宣传劝导，但受到军人端枪阻吓，未能奏效。一位年仅十五、六岁的少年在人群中大哭，诉说他的哥哥被军人打死了，要冲上去与军人拚命，被香港女学生李兰菊拦住了。当李兰菊再次发现这位少年时，他已全身鲜血躺在一位工人的怀里，于是李兰菊当场悲愤得晕过去，被送入位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临时急救站。
在天安门广场西面，一向紧闭的人民大会堂东侧大门突然敞开，数以千计的军人潮水般地涌出，源源不断。在军方安排的摄影灯光的映照下，只见一片密密麻麻、闪闪发光的钢盔在晃动，犹如无边无际的海洋。（据六四事件后解放军总政治部编着的《戒严一日》一书透露，当时集结在人民大会堂里的军队是一个集团军和一个炮兵旅。）这批军人集结在人民大会堂东侧一带。
从人民大会堂里突然冒出如此众多的军人，令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终于醒悟，中共当局血腥镇压计划蓄谋已久，他们早已通过北京城地底下的战备信道调兵遣将，将数以万计的军人送到人民大会堂、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等处，做好了武力清理天安门广场的所有准备。至于连日来在大街上所进行的军人赤手空拳徒步天安门进发的行动，无非是转移人们视线，制造军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既显示了军人仁慈克制的虚伪假像，又有利于寻找血腥镇压的口实。中共当局的阴谋狡诈，是常人所很难体察的。至此，天安门广场已经完全处于四、五万军人的严密封锁包围之下，以武力清理并占领天安门广场作为胜利目标的军队，开始将枪口直接瞄准纪念碑一带的学生。
外界通常认为天安门广场清场开始于凌晨四时三十分，其实，在军队抵达广场之初的凌晨一时三十分许，清场行动即已开始，因为在军队抵达之初，即有许多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范围内伤亡，陆续被送入位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前的临时急救站。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研究生程仁兴就是在此时被枪杀身亡的。
紧随着军队对天安门广场包围圈的形成，安置于人民大会堂处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最后通牒式的紧急通告。该通告称“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人民解放军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
临近凌晨二时，集结在人民大会堂前的军人开始对着纪念碑上空开枪，一排排子弹呼啸着从我们的头顶不远处飞过。起初，我们总是下意识地放低身子行走，后来就习以为常了。一些记者开始撤离纪念碑底座。
两名学生在广场西北角受到枪伤，一位伤在手部，一位伤在眉部。这两名受伤学生被及时地送入位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前的临时急救站急救。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名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焦急地跑来告诉我，有部分政法大学的学生怎幺也不愿离开帐篷。于是，我急匆匆赶到纪念碑东侧的政法大学帐篷，里面果真尚有十多名学生或躺或靠地在睡觉休息。情急之下，我利用教师的权威，喝斥他们集结到纪念碑一带的队伍中去。
来回奔走之际，我发现附近的帐篷里或多或少也有学生在睡觉。
凌晨二时许，集结在金水桥前的军队派出一支特种部队小分队清理广场北面边沿地带。位于天安门广场西北角的北京工人自治会总部首当其冲，帐篷起火，逐渐蔓延为冲天火焰。工自联总部原先处在天安门城楼西观礼台，在屠杀事件发生后，工人弟兄出于保护纪念碑一带学生的考虑，将总部迁移到广场西北角。
一位幸免于难的工人弟兄手提一只黑色小箱子来到纪念碑底座，但因身分不明而遭到学生拦阻。我下去询问，得知他想将小箱子交由学生指挥部保管。我告诉他，就目前情形看，学生指挥部并非安全之地，还是带着它离开广场为好。
我由衷地敬佩北京的工人弟兄们，他们虽然文化素质不是很高，也不善于辞令，但是，他们却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惊人的英勇无私精神。在八九民运中，最具道德勇气，牺牲最惨重的不是学生，更不是知识界人士，而是北京市的工人弟兄和市民。为了保护广场上和平请愿的学生，他们用血肉之躯阻挡着武装到牙齿的军队，浴血奋战，奋不顾身。那一晚，有一队为数三十来人的工人纠察队与我们在纪念碑底座协同执行任务。当血腥镇压的枪声响起后，这些工人纠察人员陆续奔向西长安街。大约在凌晨一时许，一位浑身是血的青年工人回到纪念碑底座，泣不成声地说，他是唯一的生存者，其它的工人弟兄都英勇牺牲了……。此时，这支工人纠察队在纪念碑底座仅剩下的两位女青年，甩掉披在身上的旧军大衣，情绪极为冲动地就要冲向西长安街。我和学生哭劝她俩，不让她俩前行。她俩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泣不成声地说：“弟兄们都死了，我们不能贪生不去呀……”最终她俩还是随着那位浑身是血的小青年走了，而且再也没有回来。
继工自联总部之后，坚守“民主女神”塑像的学生也遭到戒严部队小分队的扫荡。广场四周再也见不到学生和市民，纪念碑已成为狂风巨浪的孤岛，失去了所有的屏障。广场学生指挥部放弃了原先的所在地——位于纪念碑底座下东北侧的绝食团广播站，撤至位于纪念碑底座最高层东南角的学运广播站。
学生领袖们还在做最后的努力，通过学运之声广播站不断地向四周的军人发出呼吁：“我们是和平请愿，是为了祖国的民主自由，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请你们顺从人民的意愿，不要对和平请愿的学生采取武力……”“广场上的解放军官兵们，你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和平请愿……”。
学生们在做和平抗争到底的准备，有学生送来一桶桶水，让大家将手中的口罩、毛巾放进水桶中浸透，以防护催泪瓦斯。另有一些人在搜集棉被、棉大衣，用来铺在纪念碑外围的地上，以阻止装甲车和坦克前进。据说，装甲车和坦克的履带遇上软绵绵的棉被和棉大衣会无法前进。这不知是谁的发明创造。
凌晨二时三十分，广场副总指挥封从德发表广播讲话：“同学们，这是最后的斗争，我们必须以我们的勇气和策略坚持到最后！此时，如果我们搞一些武力抵抗，势必被法西斯政府找到镇压的口实，那幺，他们就可以欺骗世界，而我们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如果我们坚持和平请愿，也许牺牲一部分人，但是，全世界都会彻底看穿这个政府的真实面目！”
紧接着，刘晓波等四名绝食知识分子也先后发表广播讲话，呼吁学生在最后一刻一定要坚持采取非暴力的抵抗方式，放下手中的棍棒、汽水瓶子和石块等不能算是武器的武器。
突然间，一名纠察队员匆匆跑来告诉我，在纪念碑底座最高层的南侧出现了枪支，是几位工人弟兄架设的。我闻讯急忙带着几名纠察队员赶过去。侯德健、刘晓波也已闻讯赶至。只见一挺机枪架设在纪念碑底座最高层西南角，枪上覆盖着棉被，枪口朝西。几位工人弟兄在旁严密监视着，不时用钢管敲打枪身，警告谁都不许靠近，否则他们将以钢管自卫。在我们犹豫之时，侯德健已上前抱住一位年约二十岁的青年，自我介绍说：“我是侯德健。”也许是由于侯德健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那帮工人弟兄并未动武。那位被抱住的小青年喊了一声“侯哥”，便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他哭着说，他们是一群最早也最坚决支持学生的人，为了阻挡军车，保护学生，他们的许多伙伴都牺牲了，他自己也被打得遍体鳞伤。大家闻言都忍不住落泪。侯德健边安慰边把那位小青年拉走了。我和刘晓波等人留在原地继续说服他的工人弟兄。
经过再三劝说，我们终于得到了工人弟兄的谅解，拿到了这挺从装甲车上卸下来的机枪。另一位工人弟兄又主动交来了一支原先藏在附近帐篷里的步枪，这支步枪没有子弹。
我们回到纪念碑底座北侧，当着中外记者的面，由刘晓波将枪支在纪念碑的护栏上砸毁了。一位外国记者用摄像机录下了毁枪的整个过程。
毁枪行动，再次重申了我们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宗旨，向全世界宣告，我们是一群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即使面对残酷的血腥镇压，我们仍然坚持和平请愿的宗旨，我们愿意以流血为代价，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宗旨坚持到底。
凌晨三时许，在绝食棚内，四名绝食知识分子就当前的局势继续着紧张的讨论。在座的有几位高校青年教师。大家逐渐达成一个共识，这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屠杀行动，不能再对结局抱美好的幻想了。血已经流得够多的了，应当想尽一切办法避免更多的流血，争取和平撤离广场。但是，他们一时还找不到切实可行的撤退方案。这时候，北京红十字会的两名医生建议，由侯德健等人出面在他们的陪同下乘救护车出广场与戒严部队谈判，以争取学生和平撤离广场的许诺与时间。
随后，刘晓波、侯德健等人匆匆走进学生指挥部，准备与学生领袖们商议撤离广场事宜。因为请愿静坐的主体是学生，广场的控制权在学生手里，没有学生领袖的参与，谈判就没有代表性。然而，学生领袖并不采纳和平撤离广场的建议，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轻易主动撤离广场有违初衷，等于将先前数以百万计的学生和市民的呐喊以及三千名学生绝食的成果付诸流水，这样做，对不起已经流血牺牲的市民和学生；二是即使主动撤离广场，还有秋后算帐的问题，历史已多次证明中共并不是宽容大量之辈，与其以后束手待毙被清算，倒不如现在放手一搏，坚持到底。
时间已是凌晨三时许，再也没有什幺商议回旋的余地。四周的军队蠢蠢欲动，武力攻占广场的行动随时会发生。刘晓波等人只好放弃争取学生领袖共同参与谈判撤离广场的努力，决定先由他们自己出面去与戒严部队接触谈判，在取得一定的承诺后，再回头继续争取学生领袖的认可，带领学生主动撤离广场。
凌晨三时三十分许，侯德健和周舵作为绝食知识分子的代表，在两位红十字会医生的陪同下，从纪念碑底座西侧出口下去，寻找戒严部队谈判和平撤离事宜。
选择侯德健当代表，主要是借重他的知名度，他那张脸在大陆就是最有效的通行证，也许可以在军人面前增加安全系数。选择周舵当代表，则是因为他那副文质彬彬的书生相，加上他说话慢条斯理有逻辑性，不象刘晓波容易情绪冲动，说话又结巴。
侯德健一行与戒严部队接触的经过不是我的耳力和目力所能及的，只好借助侯德健本人事后的一段自述：
才到广场的东北角，我们就看见了，整条长安街都已摆好了冲锋阵形的数以万计的部队，急救车立刻停住了，我们急忙下车往部队跑去，当时我们停车的周围已无人影，不知道部队已在这儿待了多久了，一见我们跑来，立刻引起了一阵叽叽咔咔的子弹上膛声，中间夹着叫骂喊住的声音，我们立即停住了脚步，医生急忙表明身分，并介绍我是侯德健，希望能与指挥官说话，激动的士兵稍稍缓和，也听得见议论我的名字的声音，听不清楚，但感觉并无恶意。
指挥官离我们不很远，听清我们的来意后，与四五个军人一齐走上来，他看起来很正常，就像平日常见的那种四十多岁，曾经很结实而今略显发福的三颗星的高级军官，他与我们握手的时候，显得很平静，一点也不急躁，他的手很厚、很软、也很热，我觉得他认真地听了我们的请求，刚开始时他有点严肃（不能称凶）地要求我们先停止绝食，我和周舵回答他我们已然停止了，之后他的态度一直很温和，他表示需要请求总部，就在他走回部队中没五分钟，广场上的灯突然熄了，我没看表，不知是部队清场的信号，抑或是日常惯例的清晨五点熄灯，因为当时我们惊恐极了，几乎所有的士兵又急躁起来，扳动枪械，又开始叫吼，还有些迫不及待的不停地用鞋子猛踩地下的碎瓶子，有的拣了瓶子用力地扔向已无人的广场边缘，我们四个人站在空旷的广场东北角上，极为突出，前后左右都不敢动，还是医生比较镇定，劝大家站着别动，一方面把双手举起来高声喊叫请他们快一点，三分钟不到，指挥官又来了，告诉我们总部已同意我们的请求，最安全的撤退方向是东南口，在我们的询问下，他告诉我们是部队的政委，姓纪，番号我记不得了，因为我们需要这些材料去说服同学，在谈判中我记得政委还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成功地说服大家撤离广场，我们将立下一个大功，我个人认为他这句话是真诚的没有什幺其它含义。
有了保证，我们飞也似地跑回纪念碑上……
凌晨四时，广场上的全部灯光突然一齐熄灭，黑暗笼罩了整个广场，顿时造成极强烈的恐怖气氛。人们的共同心理感受是：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
于是，悲壮的《国际歌》再次响起。放声高歌的人们安然端坐着，手挽着手，肩并着肩，没有一丝骚动，异常平静地等待着最后时刻的来临。刘苏里镇定而自豪地对我说：“几十年来第一次这幺轰轰烈烈地干了一场，咱们哥俩今天就是死也值了。”
黑暗中，最后几名中外记者撤离了纪念碑底座。也有部分学生随着市民零零散散地离开纪念碑一带，从前门方向撤离广场。最后坚持留在纪念碑一带的除了为数不多的高校青年教师外，几乎是清一色的学生，人数约有五、六千人，绝大部分集中在纪念碑北侧。
此时，在纪念碑西侧大约二、三十来米，有人用棉被、帐篷布等物点起了几堆篝火，火苗在风的吹动下闪烁。在广场的东北角，也有一团火焰在闪动，似乎是先前被民众放火燃烧的装甲车的余火。
在熄灯后不久，早已列阵于金水桥前的装甲车和坦克开始向广场推进。借助隐约的火光，只见广场北端中央的“民主女神”塑像首当其冲，在强烈的撞击下轰然倾倒，然后是一座座的帐篷被辗倒，连同帐篷内为数不详的学生，这些疲惫已极的学生尚在梦乡之中。
我的心也被辗碎了。
许多局外人不相信在那样紧张的气氛下还有学生在帐篷里睡觉，完全是因为没有亲身经历广场那一段艰难困苦的日子的缘故。我的两位学生虽然被我从帐篷中强行拉到纪念碑一带，但直到撤离广场为止，仍处在朦胧的睡意之中，对后来撤出广场的经过毫无记忆。这两位学生自五月十三日绝食以来就没有离开过广场，疲惫得不能再疲惫。中共当局在六四事件摄制的题为“北京风波真相”的纪录影片中，就曾提到在学生队伍被迫撤离之后，有一名叫吴斌的学生在帐篷里被军人唤醒。
转眼间一辆重型坦克已经推进到纪念碑前，撞倒了纪念碑底座前最西侧的一根铁旗杆。粗大而结实的铁旗杆，在坦克这个钢铁庞然大物面前，犹如弱不经风的嫩芽，轻易地就被折断了。
由于是黑暗，帐篷的遮挡和心理的紧张，几乎是在看见铁旗杆倒下的同时，我才发现这个赫然出现在眼皮底下的庞然大物。这辆坦克在黑暗中出现得太突然了，坐在铁旗杆附近的学生根本来不及移动。
约在熄灯后十分钟左右，侯德健一行急如星火似地来到学生指挥部的帐篷内，匆匆向学生领袖们介绍与戒严部队接触的情况，并继续劝导学生领袖们带队撤离广场。
四时三十分，广场上的灯重新点亮。从人民大会堂处的官方广播中传出戒严部队的通告。通告称：“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
这个通告的播放，纯属当局欺世盗名，以掩盖血腥清场的真相。如前所述，血腥清场其实在凌晨一时三十分军队抵达广场之初即已开始，射杀驱逐广场边沿地区的学生和市民（包括北京工人自治会所在的广场西北角、“民主女神”塑像所在的广场北部中端），难道就不是清场？坦克快速推进到纪念碑前，辗倒“民主女神”塑像、铁旗杆、帐篷以及帐篷内睡觉的学生，难道也不算是清场？
在播放这个通告的同时，还播放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关于迅速恢复天安门广场的正常秩序的通告。
灯亮之际，数以万计的军人，已经从广场东、西、北三个方面潮水般地涌向纪念碑底座。由于身后阻隔着纪念碑，我看不见南面的情景，但事后据纪念碑南侧的学生反映，在纪念碑南侧同时也有数以千计的军人向纪念碑底座逼近，并伴有大量的坦克和装甲车。
凌晨四时三十二分，侯德健等人发表广播讲话，向在场学生介绍与戒严部队接触谈判的情景，并发出和平撤退的呼吁。直到此时，广大学生才得知侯德健等人与戒严部队谈判撤离这件事。侯德健讲话的大意是：在没有经过同学们同意之前，我擅自作主，去与戒严部队谈判撤离，希望大家谅解。血已经流得够多的了，不能再流血了，呼吁同学们和平撤离广场。
侯德健的讲话激起了在场学生的强烈反响，四周发出一阵阵怒骂声，几乎是侯德健每讲一句话就被骂一句。许多学生怒不可遏，斥责侯德健是叛徒、怕死鬼、软骨头。有人站起来大声喊叫：“侯德健，你快滚蛋吧！别影响我们了！”一些学生甚至冲进广播站，或是抢夺话筒，或是要痛打侯德健。
周舵和刘晓波随后也发表了广播讲话，内容大致与侯德健相同，主要是呼吁学生和平撤离广场。
此时，在纪念碑东侧也开始有大批装甲车逼近，发出一阵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历史博物馆一带的军人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齐声呼喊：“快点撤！快点撤！”
军队和学生双方都处于极度的愤怒与紧张状态之中，在这种情景下双方一旦稍有冲突，就会导致大量人的死亡。我和几位高校青年教师纷纷不约而同地出面安抚学生的情绪，呼吁大家保持镇定和秩序，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在军队到达之后，谁也不许有过激言行，尽量避免流血冲突。
北京大学青年教师陈坡在呼吁学生保持镇定和秩序的同时，慷慨激昂地表示要与学生生死与共，誓死捍卫民主运动的成果，决不向独裁专制者屈服。他鼓励说：同学们，我们的身后就是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能在这里流血牺牲，这是我们的光荣和骄傲。四周的坦克、装甲车以及密集的枪声，进一步衬托出他的豪气。此情此景，使我感慨万分。过去同在北大读研究生时对他有所误解，认定他属于只动口不动手的虚弱书生，以至于不屑与他来往。陈坡在六四事件后身陷牢狱。
我逐一叮嘱守在纪念碑底座最高一级台阶上的特别纠察队员们，在最后时刻，一定要尽忠职守，将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坚持到底。望着眼前这些熟悉而可爱的学生，想到自己再也无法尽到保护的职责，心情极为痛苦。唯一可以自慰的是，在生死考验之际，我与自己的学生们在一起，我没有恐惧和退缩。
军队开始逼近纪念碑。走在最前列的是一批身穿迷彩服、头戴钢盔的军人，平端冲锋枪，手指紧扣着板机，如临大敌，成战斗队形，弯着腰，以蛇字形向前推进。面对着手无寸铁、静坐不动的和平请愿学生，他们采用这种战场上的姿态，实在是令人可笑又可恨。其后是成千上万的军人和少量的防暴警察，也都是全副武装。最后才是督阵的坦克和装甲车。
学生们面对逼近的军队，没有丝毫的慌乱，只是不约而同地对着军队做出Ｖ字形手势，使劲地挥动着。
军队在距离学生队伍不到十米处停下并迅速布好阵式。最前面是一排机关枪，约二十挺，架在地上，机枪手趴在地上，枪口紧紧瞄准学生队伍。其后是一排排冲锋枪手，第一排蹲着，后面几排站着，枪口也紧紧瞄准学生队伍。最后面是人数众多、阵容更为庞大的方阵，其中夹杂着少量手持电警棍和又长又粗棍棒的防暴警察。
这是一付典型的镇压阵式。
在侯德健等人的影响下，面对严峻的局势，学生领袖们坚守不撤的决心似乎有所动摇，他们难以承担数以千计学生安危的重责，最终决定在场学生立刻用口头表决方式决定是坚守还是撤离。广场副总指挥封从德在广播中解释说，在目前危急情景下，我们已经不可能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决定，只能采用最简单的口头表决方式，具体做法是，我在广播中喊叫一、二、三后，主张撤离的同学就喊“撤离”两字，主张坚守的同学就喊“坚守”两字，少数服从多数，以声音的强弱来决定。口头表决的结果是坚守的声音远远越过撤离的呼声，在纪念碑北侧几乎就听不到撤离的声音，学生们还对眼前的军人做着Ｖ字形手势，情绪高涨。然而，学生领袖们还是倾向于撤离。
正当学生领袖们准备具体布置实施撤退行动之时，军人鸣枪冲上纪念碑底座，因而使侯德健等人力图促使学生和平撤离广场的良好愿望成为泡影。
凌晨四时四十分许，在纪念碑北侧，一支人数约四十人左右的军队突击队冲入学生队伍。他们身穿迷彩服，端着冲锋枪，紧贴着纪念碑底座两侧的汉白玉栏杆的边沿，冲上纪念碑底座的最高层。这批士兵异常凶狠，目透凶光，一边不断地对空鸣枪警告，一边用枪托猛击坐在地上纹丝不动的学生，开出一条通往纪念碑底座最高层的信道。他们抢夺学生手中和身边的物品予以毁坏，其中包括录音机、照相机等。当场就有数十名学生头破血流，包括女学生，许多人倒地不起。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没有任何反抗行为，甚至都没张嘴呼喊口号。这也正是这批人士能够迅速跨过数千名学生，冲上纪念碑底座最高层的原因。
与此同时，在纪念碑东侧，也有数十名军人突击队端枪冲上纪念碑底座最高层。
这批士兵迅速占据了纪念碑底座最高层的四角，端枪对准绑在纪念碑上的喇叭一阵猛射，喇叭当即被打烂了。呼吁撤退的声音消失了。随后，军人又迅速扯下挂在纪念碑上的横幅，拆除绝食棚。从我身后的纪念碑东南角广场指挥部所在地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我心为之一紧，默默地想：指挥部完了！更担心的是学生领袖和坚守在那里的纠察队员们的安全。
一些学生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对着士兵们呼喊：不要对纪念碑开枪，那是人民共和国英雄的纪念碑呀！而招来的则是更为密集的枪声。
我与特别纠察队的成员们坐在纪念碑底座北面的最高一级台阶上，当军人冲上来后，已经从最后一道防线变为第一线，首当其冲。端枪的军人分排在我们的身后，枪口几乎紧贴着我们的后背，生与死已经没有界线。我的思维一片空白，始终回响着一个声音：死吧，死吧，给我一梭子子弹，让我痛痛快快地死吧。我只是刹那间想到我守寡多年的老母亲，想到苦苦爱恋多年的姑娘。
军人不断地施暴，时而对我们用枪托砸、枪管捅和大脚踢，时而在我们的头顶端枪一通乱放，枪声震耳欲聋。在持续不断的暴力下，几乎没有人不受到伤害，我的腰部也受了伤。不少人先后被砸下或踢下最高一级台阶，但都坚强地爬起来，一声不响地依旧坐回原处，一动不动，甚至都不屑于回头望一眼军人。
指挥这支突击队的是一位上尉军官，年纪约三十岁，右手拿着手枪，左手拿着对讲机。较之士兵，这位军官的态度还算温和，始终没见他动用武力。他站在我们的身后，不停焦急地催促：“你们快走吧！快走吧！不走的话，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接到了命令，无论如何必须完成清场任务。”语气中似乎带有恳求，或许他怀有恻隐之心，不希望见到更多的学生流血。
相比之下，我们的遭遇还算是幸运的，那些位于纪念碑底座之下的学生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数十人的突击队，而是数以千计的军人和防暴警察。那些军人和防暴警察在当局所谓的“反革命暴徒凶残地绑架和杀害解放军官兵”的欺骗煽动下，早已对学生充满了仇恨，认为学生们是祸根。此时，这些军人和防暴警察正如出山的猛虎，凶狠地扑向学生队伍，用棍棒、枪托和刺刀进行猛烈的袭击。场面的暴烈，令人终生难忘。
坐在纪念碑底座下学生队伍最前列的大多是来自外地的学生，他们在北京宣布戒严后坚持不走，表明他们是八九民运中最坚决的一群人，坚守到底的呼声远胜于北京学生。在军人和防暴警察的猛烈袭击下，许多学生当即头破血流，倒地不起。
但周围的学生依然端坐不动，甚至都没有去扶持或观察一下身旁倒下的同学。因为在当时的气氛下，只是时间有先有后而已，所以对周围的流血似乎已经麻木。
军人和防暴警察潮水般地涌入学生队伍，端坐不动的学生被无情地践踏，惨叫声此起彼伏，撕心裂肺。
伤亡急剧增加，尤其是由于受到践踏，部分学生终于被迫站起来，但依然坚持不撤，而军人和防暴警察的袭击也仍未停止。那些坚持不站起来或根本就来不及站起来的学生，则受到更为严重的践踏。
此时，我已与几位纠察队员一起被军人打下了最高一级台阶，但依然坐在稍低几级的台阶。坐在我身旁的是与我同一学校的青年教师刘苏里。
暴力在肆虐，每一秒钟都在流血。然而，纪念碑北侧的学生们依然坚持不撤，同时，他们坚持着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没有一个人有过任何过分的言行。
凌晨五时许，侯德健、周舵等人从纪念碑底座南侧过来，出现在纪念碑北侧的学生队伍中。他们边走边去拽那些依然端坐不动的学生，大声疾呼快走，想尽量多带动一些学生撤离。然而，他们的努力并未引起多大的回响，只有纪念碑东北侧的学生随同他们从纪念碑东北角往外撤。
大约也在此时，柴玲、李录、封从德等学生领袖随着纪念碑南侧的学生队伍从东南侧撤离广场。当军人突击队端枪冲上纪念碑底座时，柴玲等人即撤离位于学运之声广播站内的指挥部，隐身于纪念碑南侧的学生队伍中。
天已经朦朦发亮，视线开始逐渐清晰，也许是到了当局给军队下达的清场时限快到了，纪念碑底座下的军人也终于纷纷开枪了。顿时，纪念碑上下枪声响成一片，全是“哒哒哒”的点射，分辨不清是冲锋枪还是自动步枪。混乱中也看不清是否对准人群扫射。
于是，纪念碑底座第二层和第三层台阶上的部分学生终于站立起来，开始慌乱地从纪念碑东南角撤离。时间大约在凌晨五时十分至二十分之间。
我和纠察队员也站立起来，随着队伍向东南角移动。在我们的身旁，突击队的军人仍然不时地开枪，但我未看见他们朝人群开枪。
直到我们转过纪念碑东南角，挤在狭窄的所谓撤离信道口时，纪念碑底座第一层各级台阶以及台阶下的学生们仍未能够向外移动，因为前方的学生队伍尚未离去，正拥挤在东南角，队伍移动得极其缓慢。
纪念碑上下，枪声还在密集地响着。
在纪念碑东南角的所谓撤离信道口，学生队伍仍然受到猛烈袭击，不时有学生倒下。在我身边不远处，一位学生头部裂开了一道大口子，血流如注，用毛巾都捂不住。
纪念碑东南角方向是戒严部队曾经对侯德健等人允诺过的撤离信道，当局事后也反复如此强调。其实，东南角并不存在安全的信道。在这个位置，不仅有大量的装甲车、坦克以及军人的严密封锁和挤迫，而且还有高高低低的草坪栏杆和被装甲车坦克辗倒后的帐篷杂物等障碍。在撤离过程中，学生队伍拥挤不堪，甚至令人透不过气来。军人的袭击，更加剧了学生队伍的混乱和拥挤，不时有学生被挤倒或绊倒，并被无法止步的人流所践踏，耳边不时传来女学生凄厉的惨叫声，有心相救而无力可及，痛苦的心中刀绞，无以名状。
纪念碑南侧的学生队伍撤得稍早，人数也较少，情况可能会好些，但也谈不上是有组织的主动撤离。
与我同时从东南角撤离的学生，只是遭受到棍棒和枪托的袭击。而一些慌不择路，匆忙中脱队跑向历史博物馆方向的学生，则有人受到枪击。
学生队伍直到撤出纪念碑底座的范围，到了“毛主席纪念堂”东南侧一带，才显得不那幺拥挤。大家缓过一口气后，自然而然地走成了整齐的队伍。
我看到，在纪念碑与“毛主席纪念堂”之间的空地上站立着约四、五百名学生，一声不吭，打着几面旗帜，其中有一面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旗帜。这群学生默默地看着我们撤离，对我们的做出的Ｖ字手势也毫无回应。后来我听说，他们是一群誓死不撤离广场的学生，对我们撤离广场很不满。
当走过“毛主席纪念堂”的时候，我忍不住留恋地回顾天安门广场，学生队伍在密集的枪声中源源不断地撤出，并不时有学生退出队伍，集聚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旗帜下的人群之中。尽管心中悲愤异常，但我强忍住泪水，不想在军人面前示弱。学生们大多与我一样，紧咬牙关，两眼喷射着怒火。
在“毛主席纪念堂”与前门箭楼之间的开阔地，数以千计的军人在待命，配备着装甲车和坦克。
悲愤的学生队伍行进得非常缓慢。到了箭楼附近，街道两旁才出现群众，大约有数千人。他们不分男女老幼，全都泪水挂满双颊。见到学生悲愤的神态，他们强忍悲伤，安慰学生说“你们没有失败，你们总有一天会重新回到广场上来的！历史不会忘记你们！人民感谢你们！”面对这样的北京民众，我再也止不了泪水。
一位六十岁的老大爷一边悲伤地哭诉着：“我的儿子死了！我的儿子死了！……”一边对学生队伍哭喊着：“孩子们，不能忘记这笔血债！不能忘记呀，孩子们！……”
一些学生对着路边的群众跪下了，泣不成声地说：“我们对不起大家，我们没有尽到责任……”
当我们在箭楼附近路口拐向前门西大街之际，从身后的广场方向又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期间夹杂着一阵阵断断续续的《国际歌》声和口号声。不久，有学生从队伍后面追赶上来报讯，那群坚持不撤的学生惨遭枪杀。
在撤退的路上，不断见到血腥镇压所遗留的痕迹，鲜血斑斑，枪孔密麻。沿途不时遇上大批向天安门广场进发的军队，记得很清楚的是其中一支空降兵部队。为了对付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的学生，当局出动了除海军之外的各兵种部队。
清晨七时许，撤离广场的学生队伍行进到西长安街。我与中国政法大学约二十余名师生处在邮电大楼附近。长安街是中国最宽的马路，约宽七、八十米，属双行道，南北各分为快车道、慢车道、自行车道和人行道。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之间隔着一道高约一米二的绿色尖头栏栅。学生队伍当时有秩序地由东往西走在南边的自行车道上。就在这时候，三辆坦克从天安门广场方向一边喷放着淡黄色的烟雾，一边沿着正行走着数千名学生的自行车道快速地辗过来。这种淡黄色的烟雾像是催泪瓦斯，因为尽管它极富刺激性，但并不催人泪下，而是使人咳嗽不止。政法大学的一位青年女教师当场被熏晕过去，被学生送入医院急救。
尽管在广场上经历了血腥镇压，但学生们还是料想不到军队会残忍到用坦克继续追辗已经撤离广场，并正处在返校途中的和平学生队伍。慌乱之际，学生们纷纷翻越绿色尖头栏栅而躲避，不少人被关头栏栅刺伤或跌下来摔伤。最可怜的是那些柔弱无力的女学生，大多无法翻越高达一米二的栏栅，只好紧贴在栏栅旁，惊恐万状。
待坦克过去，比我们所处位置稍后的学生已惨遭不幸，十一名学生当场惨死，另有两名学生被辗断双腿。（事后得知，其中一名被辗断双腿的是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方政。）发生惨案的现场位置在六部口。
一位市民见义勇为，将其中五具死难学生的尸体运到中国政法大学，摆放在教学大楼前。这五名死难学生，一位来自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一位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位来自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的死难者是一位博士研究生，身上带有全家福的照片。另外两位死难学生的校籍不明，很可能是外地学生。
坦克追辗学生的惨案激怒了大家，许多人拣起路旁的石块，奋力抛向已经远去的坦克。
学生队伍经过重整后，继续沿长安街前行，在西单路口北拐转向西单大街，然后转向新街口。在新街口，学生队伍分为两路大军，一路以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为主，往北去，一路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人民大学为主，往东去。
自进入西单大街始，两旁的民众越来越多，情绪很激烈，纷纷痛斥军队的暴行，并热情地赞颂和鼓励学生。
在新街口，发生了一段令我难忘的小插曲，一位纠察队员遇上了通宵达旦寻找等待他的女朋友，泪流满面的姑娘小鸟似地飞扑上来，俩人当众紧紧相拥亲吻，以中国人罕见的方式庆贺劫后重逢。在为他俩庆幸的同时，我不禁想起那些长眠的学生，他们正值青春年华，前景无限美好，本来可以成为优秀的教师、科学家、工程师、作家，可以成为好丈夫、好妻子、好父亲、好母亲以至好爷爷、好奶奶，然而，为了民主和自由的事业，他们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想到此，《血染的风采》一歌的旋律在脑海中回旋，我带头唱起这首悲壮的歌曲：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
也许我的眼睛，再不能睁开，你是否理解，我沉默的情怀；
也许我长眠，再不能醒来，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脉；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土壤里，有我们付出的爱。
上午十时许，我们回到了自己的校园——中国政法大学。在校门口翘首以待的师生们，一拥而上，紧紧地拥抱着我们这些幸存者。校园内外，一片哭声。
我们还活着，我们是幸存者，但是，我们没有丝毫的欣喜和庆幸。面对着并排躺在教学大楼前的五具遇难学生尸体，我们齐唰唰地跪下，第一次放声痛哭。
泪眼朦胧中，那五具死难学生的尸体尚在滴血。一名死难学生的头颅被坦克压扁，绑在额头上的红布条深深地嵌入右侧面颊。
师生们尚在痛悼哭泣，而大批军人沿着校东门前的学院路推进过来，并对准政法大学校门上方横扫了一梭子子弹。
北京城枪声密集，血腥屠杀还在继续！
Saturday, May 30, 2015
八九图片：1989年5月31日天安门广场和郊区农民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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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5月31日，来自香港的林耀强、岑建勋和柴玲、李禄和封从德（从左到右）在天安门广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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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5月31日，岑建勋和柴玲在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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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5月31日，岑建勋在北京大学校园。背景是学生抄录的《为自由》歌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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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5月31日的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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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5月31日，天安门广场上来自香港捐献的帐篷行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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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5月31日，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女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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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5月31日，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女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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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5月31日的新华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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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5月31日的新华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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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5月31日，北京郊区出现小规模的支持政府游行。 |
八九图片
Wednesday, May 13, 2015
八九图片：1989年5月14日绝食学生与阎明复对话
Sunday, October 27, 2013
马州法庭责成柴玲为恶意诉讼支付50多万律师费
这星期，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家法庭对柴玲及其公司的恶意诉讼行为作出惩罚性裁决，判其支付被告方50多万美元的律师和法庭费用。
2007年，柴玲通过她的“尖子班”公司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法庭上控告纪录片《天安门》的制作公司“长弓”。该纪录片在制作过程中曾经采访了许多当事人，但柴玲拒绝了卡玛的采访请求。纪录片便采用了柴玲在运动期间由美国留学生金培力协助制作的所谓“最后的话”录像带的片段（该录像带制作过程详见这里）。
因为柴玲该在录像中透露了其当时“期待流血”却自己“愿意求生”的想法，《天安门》在美国公映后对其形象有所打击。柴玲2007年起诉长弓公司，认为《天安门》网站上包含对其本人和尖子班公司负面内容的文章，损害了名誉；而那网页中采用“尖子班”作为提示搜索引擎的关键词之一，侵犯商标权。
2008年，法庭干脆利落地驳回了其诽谤的指控，认为网站刊登批评文章是言论自由的天经地义。但因为商标权比较有技术性，该指控进入诉讼。
封从德、方政、张健、熊焱、周锋锁、程真、郑义等八九学生领袖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支持柴玲诉讼，称其“为六四正名”；长弓公司则认为柴玲是试图用经济上拖垮长弓、令其破产的方式压制其言论自由，他们得到了众多中外知识分子（包括阿城、艾未未、廖亦武等）的联署支持。
2010年底，马州法庭裁决认为柴玲的商标权诉讼没有证据支持而驳回。2012年，柴玲继续上诉并再度失败。
麻州法庭这星期的裁决文件措辞颇为激烈，明确指出柴玲的诉讼行为是对法律程序的“滥用”：
2007年，柴玲通过她的“尖子班”公司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法庭上控告纪录片《天安门》的制作公司“长弓”。该纪录片在制作过程中曾经采访了许多当事人，但柴玲拒绝了卡玛的采访请求。纪录片便采用了柴玲在运动期间由美国留学生金培力协助制作的所谓“最后的话”录像带的片段（该录像带制作过程详见这里）。
因为柴玲该在录像中透露了其当时“期待流血”却自己“愿意求生”的想法，《天安门》在美国公映后对其形象有所打击。柴玲2007年起诉长弓公司，认为《天安门》网站上包含对其本人和尖子班公司负面内容的文章，损害了名誉；而那网页中采用“尖子班”作为提示搜索引擎的关键词之一，侵犯商标权。
2008年，法庭干脆利落地驳回了其诽谤的指控，认为网站刊登批评文章是言论自由的天经地义。但因为商标权比较有技术性，该指控进入诉讼。
封从德、方政、张健、熊焱、周锋锁、程真、郑义等八九学生领袖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支持柴玲诉讼，称其“为六四正名”；长弓公司则认为柴玲是试图用经济上拖垮长弓、令其破产的方式压制其言论自由，他们得到了众多中外知识分子（包括阿城、艾未未、廖亦武等）的联署支持。
2010年底，马州法庭裁决认为柴玲的商标权诉讼没有证据支持而驳回。2012年，柴玲继续上诉并再度失败。
麻州法庭这星期的裁决文件措辞颇为激烈，明确指出柴玲的诉讼行为是对法律程序的“滥用”：
滥用法庭程序的关键在于用诉讼的手段达到另一目的，也就是说，其目的并不是要在控告的名目上得到公正。这一案件的所有记录毫无疑问地表明这正是尖子班的企图。它将长弓拖进漫长、昂贵的法律程序，不是为了保护其商标不被滥用，而是压制对尖子班主要人物和公司运作的批评。为此，法庭裁决尖子班必须承担长弓公司51万1千943.12美元的律师和法庭费用。
The central element of abuse of process is the use of litigation for an ulterior purpose -- that is, a purpose other than to achieve relief for the wrong alleged. The overall record of this case leaves no doubt that that is exactly what Jenzabar did; it subjected Long Bow to protracted and costly litigation not to protect the good will of its trademark from misappropriation, but to suppress criticism of Jenzabar's principals and its corporate practices.
Tuesday, June 12, 2012
八九文件：21名学生领袖通缉令
北京市公安局搜捕高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
1989年6月13日
非法组织“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在北京煽动、组织反革命暴乱，现决定对其在逃的头头和骨干分子王丹等二十一人实施通缉（通缉名单及体貌特征、照片附后）。请接此通缉令后，立即部署查缉，发现后即予拘留，并即告北京市公安局。
通缉名单：
(1) 王丹，男，24岁，吉林人，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身高1.73米左右，尖下颇，头发较稀，门齿有洞龋，体态较瘦，戴近视镜，北京口音，嗓音沙哑。
(2) 吾尔开希（原名：吴尔凯西），男，1968年2月17日生、维吾尔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88级学生。身高1.74米，留中分头，头发稍黄，长脸型，大眼睛，厚嘴唇，皮肤较白，说话声音较粗，讲汉话，经常穿绿色军裤。
(3) 刘刚，男，28岁，吉林省辽源市人，原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现无业。身高1.65米左右，方脸，络腮胡，鬓角较长，东北口音。
(4) 柴玲，女，1966年4月15日生，汉族，山东省日照市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86级研究生，身高1.56米，圆脸，单眼皮，高颧骨，短发，皮肤较白。
(5) 周锋锁，男，1967年10月5日生，汉族，陕西省长安县人，清华大学物理系85级学生。身高1.76米，方脸型，尖下巴，眉毛较重。
(6) 翟伟民（曾用名翟为民），男，21岁，河南省新安县人，北京经济学院学生。身高1.68米，体型瘦，长瓜子脸，留寸头，单眼皮，面部皮肤稍黑，河南口音，乡音较重。
(9) 郑旭光，男，20岁，河南省密县人，家住西安市环城西路北巷56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身高1.81米，体重63公斤，长圆脸，单眼皮，尖下巴，大耳朵。
Tuesday, June 5, 2012
柴玲宽恕天安门屠杀凶手
在天安门大屠杀23周年之际，前学生领袖柴玲在英文《赫芬顿邮报》上撰文表示她已经宽恕了该惨案中的杀人凶手。
柴玲的文章具备浓厚的宗教色彩，频繁引用《圣经》语句，符合她两年前受洗后的思想状态。在阐述了她对人性的软弱的新认识并以耶稣为典范之后，她写道（原文为英语）：
另外一些前学生领袖，包括王丹、吾尔开希和柴玲的前夫封从德等，均迅速做出反应，声明他们不同意柴玲的态度。
附笔：不知道柴玲是否也宽恕了卡玛和制作纪录片《天安门》的长弓公司。她曾经大举缠讼该公司，失败后还扬言要继续诉讼下去。
柴玲的文章具备浓厚的宗教色彩，频繁引用《圣经》语句，符合她两年前受洗后的思想状态。在阐述了她对人性的软弱的新认识并以耶稣为典范之后，她写道（原文为英语）：
因为耶稣，我宽恕了他们。我宽恕邓小平和李鹏。我宽恕1989年杀进天安门广场的军人。我宽恕那些还在继续压制自由、实行残酷的一胎制政策的中国现今领导人。
我祈祷一种恩典的文化将在中国兴起，赋予所有人尊严和人性。我祈祷中国现今的领导人能追随耶稣，以怜悯和同情施政。我祈祷那些在压迫中受难的人不要寻求复仇，而是具备宽恕的勇气。宽恕不是为错误辩解，而是将裁判的权力回归上帝。
我明白这样的宽恕是与文化相违的。但这只是对耶稣所付出的宽恕的一个小小回报。而我在追随他的宽恕中充满了和平。只有当宽恕得以升扬，才能实现永久的和平。
另外一些前学生领袖，包括王丹、吾尔开希和柴玲的前夫封从德等，均迅速做出反应，声明他们不同意柴玲的态度。
附笔：不知道柴玲是否也宽恕了卡玛和制作纪录片《天安门》的长弓公司。她曾经大举缠讼该公司，失败后还扬言要继续诉讼下去。
Sunday, June 3, 2012
《天安门对峙》书摘：屠杀之夜
以下是《天安门对峙》第12章部分内容，描述天安门大屠杀之夜：
这座古老的首都曾经是由一道环绕整个城市的城墙所保护，城墙上开着一些城门可以控制进出的交通。古城墙的所在已经变成了现在的二环路，城门则被苜宿叶形的立交桥所取代。东西向的主街道、经过天安门的长安街在西面止于复兴门。但大路以复兴门大街的名义继续向前延伸。从复兴门再向西一小段就是前个夜晚因为一起交通事故引起过激烈骚动的木樨地大桥。
木樨地是大多数大学生骑自行车从他们位于北面的校园里下来拐弯去天安门广场的地点。在木樨地街口的西北角是军事博物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骄傲。沿着复兴门大街混杂着一些高层住宅楼和传统的大院。这些大院大部分是军队部门的住宿地。在这个特别的时刻，被动员起来的大学生正成千上万地汇集到这里，他们与从附近住宅楼里出来的几倍多的市民混合在一起，把公共汽车和卡车推到桥上作为路障，然后密密麻麻地站在后面以示抵抗。
这些平民完全不知道他们所要面对的是38军，一个当年在朝鲜战场上赢得其赫赫威名的王牌部队。戒严令颁发时，该军军长徐勤先少将因为拒绝执行命令而被解职。这支现在由代理军长张美远指挥着的部队需要证明自己的忠诚。人们更不知道这支部队在到达这里之前已经在从郊区逼近城市的过程中开过了火，枪杀了平民。
部队的先锋刚接近这里就警告性地开火了，子弹呼啸着从人群的头上掠过。虽然有人声嘶力竭地呼吁着要坚持非暴力原则，人们还是把砖块、瓶子和他们手里能抓到的任何东西向对面的士兵砸去。又是一排枪响。安装在坦克上面的机关枪也开火了。这一次不再是警告。许多人在街上倒下。就在人们互相传告着这肯定是橡皮子弹时他们的注意力被目光所及中的鲜血所凝固。在恐慌中，他们四散奔逃。
军人不时地暂停他们的射击。勇敢的市民在这间歇中冲向前去抬走倒下的或死或伤的躯体。他们用平板三轮车和其它一切可用的工具把他们运送到附近的医院里。
17岁的高中学生蒋捷连那天晚上被他母亲严禁出门。但他还是设法通过卫生间的窗户逃了出来。这位骄傲的年青人曾告诉过他妈妈，在这样的一个晚上，“重要的不是行动，而是参与”。在木樨地，他和一个朋友在听到枪声后在路边的一个草坪上丢弃了他们的自行车，怀着恐惧在一个花坛后面蹲下。就在嘈杂的枪声中，蒋捷连的朋友听到他轻声说了一句，“我可能中弹了。”他看到蒋捷连慢慢地站了起来，跌跌撞撞地向前走了两步就倒下了。他的衬衫立刻就浸满了鲜血。他是从背后被击中的，就在心脏的位置。直到一天以后他的遗体才被确认，他的父母才得悉噩耗。
留下了几十具尸体和几百位受伤者之后，军队冲过了木樨地。他们沿着长安街继续东进。在这条大街的两侧，学生和市民躲避在矮树丛后面依然跟随着军队。一路上，他们警告新来的人军队用的不是橡皮子弹。在枪响的间隙中，他们对着士兵大骂“法西斯”。当他们接近内城时，更多的市民涌向了街道的两侧。士兵们不断地开枪阻止他们靠近。有时候，坦克上的机关枪不由分说地朝着人群或高层住宅楼盲目扫射。有人在高楼上自己的家里中弹。
沈彤这时正在位于木樨地和天安门广场之间的闹市区西单附近的家里。在被柴玲拒绝之后，他已经完全离开了运动。在美国领事馆，他被告知可以在6月5日前来领取他的学生签证。但他也得知他父亲已经因为白血病住院了。在悲痛和负罪感的煎熬下，沈彤答应他母亲无论如何他这天晚上都会老实地留在家里。
当枪声可以清楚地从他这个紧邻长安街的小院子里面听到时，他知道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他刚一跑出去就在人行道上四处发现死去的和受伤的人体。然后他听到一阵低沉的轰鸣声，感觉到地面在他脚下振颠。一道无边无尽的由耀眼灯光组成的队列从西边接近。沈彤看见有几百人冲上街头设立路障，立刻就被机关枪的扫射打散。他数了一下，有46辆坦克和装甲车匆匆而过。携带着冲锋枪和棍棒的士兵在坦克边上行军。他们直冲着天安门广场而去。在一阵情绪冲动中，两个人从一个死去的平民身上剥下血衣，高举着走向士兵。沈彤和其他人也立即跟了上去。他们接近以后质问士兵的行为。就在愤怒的沈彤向士兵宣讲时，一位军官走过来举起手枪对准了他。沈彤在枪响时被人一把拉开，他身后站着的一个女孩应声倒下。沈彤记得看见她的脸变成了一个血窟窿。在人们惊慌奔逃时，士兵们冲了上来。回到了人行道的沈彤看见一个年轻人在栏杆下倒下后被几位士兵包围。在那人抬头时，士兵们以行刑队的姿态一齐开了火。那年轻人的鲜血和脑浆溅射到白色的栏杆上。
在38军由西路进军的同时，其他部队在另外的方向也遭遇了类似的抵抗。从东路和南路，军人遇到的是由工人和市民为主的群众。在王丹曾经自豪地观察他的游行的建国门，39军运送持有冲锋枪的士兵的军用卡车纵队被包围。这些士兵没有开枪而只是无望地坐在原地不动。然而在其它地点，部队在经过血腥冲突后得以强行向天安门广场推进。
在差不多相同的时刻，10点钟左右，天安门广场的人们最终确信了这个夜晚沉重的份量。西边夜空中的桔黄色亮光变得很强烈，间或有曳光弹从中穿过。他们这时可以清晰地听到的低沉的轰鸣声越来越近。人们还在涌进广场，许多人带来了开枪和死亡的消息。吴仁华估计这时候大约有10万人在广场。
尽管形势紧迫，好奇的北京市民依然拥挤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要求见到侯德健。他们被在纪念碑四周台阶上坐得水泄不通，现在已有成百上千之众的学生纠察队保持在一定距离之外。其他学生们则聚集在民主女神之下，张伯笠在那里为民主大学开了幕。他和柴玲一起象征性地剪了彩。就在张伯笠描述着他这个新学校的计划时，第3个官方的通告在他们的头上播放。这是一个冗长而又重复的通告，被大家自然地忽视了。
柴玲做了一个热情洋溢的演讲。模仿着40年前共产党最后胜利前夕的毛泽东，她宣告“越是黎明即将到来，黑暗就越是浓重，但黑暗之后将是一个全新的共和国的诞生！”严家其做了主题讲话。伴随着现在可以清楚地听到的枪声，严家其以他浓厚的口音滔滔不绝地讲述着民主和自由的概念达45分钟之久。他的讲话一结束，他和其他知识分子就立即被送出了广场。
死人的消息已经充斥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但还是第一名学生——他们自己人中间的一个——牺牲的消息给了他们最大的打击。突然之间，一切都变得太真实了。学生领袖们都静默着，柴玲开始哭泣。在午夜时分，学生广播站宣布了这位在木樨地殉难的北师大女生的名字。他们事先没有足够的远见准备哀乐的磁带。一位学生拿过麦克风深情地唱了一曲肖邦的《哀歌》。
吾尔开希那熟悉的声音接着出现了。他谈起那位他觉得是他认识的死去的同学。他的声音断断续续，最后突然就消失了。高音喇叭上传出一阵杂乱的噪音，然后有人说“吾尔开希……又……昏倒了”。那个被刻意强调的“又”字是对他经常在关键时刻昏倒的一个辛辣的讽刺。吾尔开希随即被一辆救护车带离了天安门广场。
在最初的震惊之后，学生们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正在开始的屠杀。大多数人安静地坐着，完全麻木了。有些人则变得神经质。在纪念碑的底座上，一伙学生和工人拿着刀和枪围住了柴玲。他们冲她叫喊着绝不要想撤退。“如果你敢在这个时候撤，我先毙了你。这么多人已经为你们学生死了，你要是再敢撤，我先毙了你。”他们一个个嘶叫着。学生纠察花了好一阵子才把这群愤怒的暴民推开。
马少方和梁擎暾却带着撤退的想法冲进了指挥部。他们告诉柴玲外面的学生都在问是不是该走的时候了。满脸泪水的柴玲瘫痪了也似地靠在帐篷里，看起来完全地无助。李禄却保持着镇静。“你们是什么意见呢？”他反问道。马少方和梁擎暾争辩说，因为戒严部队已经开枪杀人，他们面对的不再是可以理喻的政府。他们现在应该撤退，太多的生命悬于一线。
李禄和封从德不敢肯定是否有可能在这个时刻把天安门广场上的所有人带出去。他们判断他们大概已经差不多被完全包围了——如果还没有确实被包围的话。更安全的选择可能是让大家聚在一起，以免造成一个混乱的集体逃亡场面。封从德这时成为实际上的总指挥。他行动起来，在广播上指示在广场上的所有人都站起来，手拉着手，一起慢慢地向纪念碑聚集。
黑暗中的旗帜举了起来，人群跟着过来了。他们缓慢但有秩序地来到了纪念碑底座，坐在台阶和相邻的地面上。吴仁华再次查看了四周。他们大约有1万学生，半数以上坐在北边面对着天安门和长安街。看看远处，几万人仍然在广场的外围留着，他们大多数是工人和市民，混杂着一些学生。
在天安门广场中央，几百个帐篷依然井然有序地站立着。它们看起来像是一个被遗弃的鬼城。学生纠察在查看是否还有人在里面睡觉。马少方前往设立在广场西北角的工自联指挥部。在他能够劝说那里的工人撤到纪念碑与学生会合之前，他看见一群群激愤中的工人正冲向新华门——38军这时已经到达那里。工人们冲着他吼道，太多的兄弟姐妹已经死了，他们不能袖手旁观。
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在午夜过后15分钟时第一次见到军队的出现：两辆高速冲过来的装甲车。它们一下子就冲垮了长安街上的路障。大群的人慌忙地逃避，却还是保持在很近的距离内，向它们抛掷石块和金属棍棒。这两辆车子在被包围之前高速逃走了，消失在东边的黑暗里。
在欢呼声还未能消逝之际，又有两辆装甲车从南边呼啸着冲过来，预示着15军从那个方向的到来。这两辆车高速绕着广场的边界奔驰，再次在人群中造成一片混乱。在长安街附近，其中的一辆突然停住了，立刻就被愤怒的民众团团围住。土制的汽油瓶炸弹伴随着浸有汽油的棉被雨点般的向这个钢铁巨兽飞去。在一片歇斯底里的欢呼声中，它燃起了冲天的火焰。3名没有携带武器的士兵从里面恐惧地爬了出来，立刻就遭到无数的石块和棍棒的打击。人们冲上前拳脚相加，血从一名士兵的头上流淌下来。
张健那年只有18岁。作为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他是一个身体素质很好的年轻人，擅长田径和武术。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在张伦离去后被任命为学生纠察队长。张健在午夜时分带领一队学生纠察冲上长安街试图阻挡前进中的部队后就一直没有闲着。他们在遭到多人受伤之后败退下来，正好撞进装甲车在燃烧的场面。他们看到那3位军人的处境，立刻就毫不犹豫地插入人群紧紧地手挽着手形成一个保护圈。一些学生甚至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着军人。他们这样一起缓慢地走向一个红十字会的帐篷。暴民继续向他们冲来，一边抛掷物品和拳打脚踢，大部分都落在了学生的身上。
天安门广场现在看起来像是一个战场了。虽然还没有入侵部队的清晰迹象，但他们已经令人心悸的接近了。一伙又一伙的学生和市民在各种旗帜带领下冲出去阻挡军队，但更多的人是在他们的企图失败后退潮一般地涌回来。有些市民跟着士兵从木樨地和西单一路来到这里，他们要看看在天安门广场会发生什么，也许他们还能在这里帮助学生做最后的抵抗。
就在1点钟之前，无数的信号弹和曳光弹从广场外围的各个方向射入夜空，暂时性地照亮了整个地区。在外围的几万群众回头看到一动不动地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的学生。有些人变得无比愤怒，他们冲过来高声叫骂。在周围充满死亡的时候，他们不再接受学生“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他们指责学生天真、傲慢和胆怯。他们叫喊着，人都在那里为你们死了，你们难道就坐在那里等死？学生们安静地坐着不动。
封从德一直都注意着后勤方面的具体细节。他这时已经在纪念碑底座的最高层设立起一个新的广播站，准备了一个发电机和足够用一晚上的汽油。他选择把这个广播站设置在东南角，远离从长安街方向前来的军队主力。高音喇叭则被高高地放置在纪念碑上。这个广播站自然而然地成为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新址。
柴玲一晚上都在哭。她终于承受不住了。她跳起来抓起麦克风叫喊着要所有有能力的学生都拿起任何武器来保卫广场的边界。李禄立即掐断了广播，柴玲也及时地恢复了理智。当她再度讲话时，她已经从容冷静了。她讲了一个关于蚂蚁的寓言。当一群蚂蚁遭遇到山火灾难时，她告诉她的同学们说，蚂蚁会搅和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球形滚下山去。那些在外面的蚂蚁会被烧成灰烬，但它们的牺牲保证了它们这个族群的生存。现在这个时候，就在这里，她布道一般地说道，他们就是处在那个蚂蚁球的最外层，面对着肆虐的大火。她嘶哑的嗓音共振着：“同学们，我们是和平请愿。和平的最高原则是牺牲。同学们，只有我们的牺牲，才能换来这个人民共和国的新生。”
就在越来越近的枪声中，纪念碑周围的所有学生站起来在柴玲的带领下再度宣誓：
军队的主力终于在1点半时分出现在天安门广场。这是一支具备绝对优势和决心的力量。一阵激烈的枪声首先把聚集在西北角的人群驱散，那里工自联的一顶大帐篷也随之燃起大火。坦克和装甲车紧跟着进来，它们沿着长安街面向南方一字排开，上面的枪炮指向广场。
几乎就在同时，另一支部队从南面赶到。这是15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的空降兵队伍。他们通过前门一带的进攻是这个晚上的另一个血腥战场，仅次于沿着西长安街前进的38军。39军随后在东长安街上出现。从建国门过来的这支军队只遇到了一些象征性的抵抗。或者因为战术安排，或者因为官兵的克制，他们一直没有开火，也不是第一个到达天安门广场的。这时他们迅速占领了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前的目标阵地。最后，人民大会堂的所有大门都突然大开，大批的士兵从里面冲出来，潮水般地涌下长长的台阶。就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天安门广场被包围得水泄不通。里面的平民被允许离开但外面的再不能进入被封死的区域。随着他们战斗计划第一阶段的顺利完成，士兵就地休整等待着。有些部队通过齐唱军队歌曲来保持注意力的集中。外围的平民则以更强有力的高唱《国际歌》做回应。现场的气氛匪夷所思。
官方的高音喇叭再度开始播音。这又是一个新的通告：
撤还是不撤？人民英雄纪念碑那里的学生领袖们还在激烈地争论着。柴玲又哭了起来。她那含泪的声音在他们自己的高音喇叭里回响：“同学们，请镇静！同学们，请镇静！愿意撤离的同学现在可以撤离天安门广场，不愿意撤离的同学和我一起留下来，与天安门广场共存亡……这是最后的时刻！这是最后的时刻！”
四君子这时候还只绝食了1天多。他们在这个晚上的大部分时间一直安静地坐在帐篷里。但现在他们十分担心。如果一部分学生的确听从柴玲的话而离开，有可能在他们之间造成混乱，把一个已经失控的局面搅得更糟糕。但幸运的是，只有极少数的人离开了。刘晓波写了一张小条子在广播站播放，赢得了一片掌声。四君子誓言在最后一位学生离开之前他们绝不自己离开。
凌晨2点左右，天安门广场上突然响起一片枪声。子弹从纪念碑上的人的头上呼啸而过。这一轮警告性的扫射来自位于人民大会堂前面的步兵。接着，临近长安街的方位又响起了更猛烈的枪声，听起来尤其地恐怖。在北京饭店一个临街的阳台上，CNN的奇诺伊可以居高临下地看到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北部边缘。他紧握着一个麦克风正在急速地描述着楼下的场景：
在把那三名军人从他们燃烧着的装甲车旁救下来之后，张健又回到了广场的东北角。他和几百名学生和市民在那里与长安街上的军人对峙着。正在他们高呼口号时，一辆公共汽车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出来，冲进了士兵和平民之间的无人地带。子弹立即如雨般向它飞去，车子在一片刺耳的噪音中停下了。一具探照灯把被击毁了的汽车照得通明。张健看见士兵们从车上拽下几个人。他认出来其中一位是郭海峰，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秘书长。
郭海峰是当初胡耀邦追悼会后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跪谏的3位学生中的一个。在这个夜晚，他出去寻找汽油用以制作土制汽油弹。他们找到了一辆公共汽车，从里面取出汽油灌了几只瓶子。他们在返回天安门广场时遭遇到排枪射击。他成为第一个被抓获的学生领袖。
士兵们把他们的俘虏捆好，用链子拴在路旁的铁栏杆上。对面的平民发出一致的呼声：“放了他们！”“放了他们！”他们的要求换回了作为回答的又一轮扫射。张健附近有几个人倒在了地上。他再也抑制不住怒火，撕开自己的汗衫，走向一位指挥官叫道：“我们都是学生。我们没有武器……如果你们要杀人，就先向我开枪！”
距离他只有10米远的那位指挥官对着他举起了手枪，他接连开了3枪。其中两枪打中了张健的腿。张健还站立着，但已经摇摇欲坠。他盯视着指挥官的眼睛叫道，“再来一枪！你没能把我打倒。再来一枪！”然后，他倒下了。当他被抬上一辆小卡车时，他看到上面已经有了3位受伤的人。十几人把这辆已经毁坏了的车子推到一个医院，到那里时那3个人已经死了。
在纪念碑上，四君子知道已经到了他们必须施加一些成人的领导的时机了。刘晓波出来做了一个关于坚持非暴力的重要性的讲话。他刚开始不久就被告知在他们自己这边发现了一挺机关枪。他们一起赶到西南角发现那挺枪正支在石栏杆上，对准了人民大会堂方向。一伙拿着刀和棍棒的工人围成一圈保护着这个武器。他们声言他们已经亲眼看到太多的死亡，他们有权力反击。
侯德健利用他那尽人皆知的名字接近了这些暴躁中的年轻人，让他们稍微平静一些。在大量的说服工作之后，工人们交出了机关枪和另一把他们已经藏起来的自动步枪。刘晓波召集起还在现场的少数几位外国记者。在摄像镜头的记录下，他在石栏杆上砸毁了这些武器。
已经过了3点钟了。北大的一位学生领袖邵江找到周舵，带着哭声请求他想办法让学生撤离。四君子在帐篷里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在他们中间，只有刘晓波反对撤离。但其他三个人成功地说服了他。然后他们四人一起找到柴玲、李禄和封从德，发现这3人仍然在誓言绝不撤离。他们争辩说，太多的人已经死了，他们现在不能再逃跑。一位学生宣称赵紫阳和阎明复给他们传过话，要他们坚持到天亮。刘晓波发火了，他大声叫道他们不能把几千条性命押在一条谣言上。
封从德告诉侯德健说他们可以自己去试图与军队谈判，但不能代表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他进一步说，甚至指挥部也没法做出撤离的决定，这必须由全体学生定夺。
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四君子觉得他们必须自己负起责任来。周舵自愿出去寻找谈判的机会。他解释说他是四个人里最冷静的，而且具备鲜明的学者形象，可能会有帮助。但他需要侯德健与他同行。如果那些年轻的士兵有可能听说过他们之中一个名字的话，那就是侯德健。现场的两位医生也志愿陪同他们两人前往。他们的白大褂对防止士兵不顾一切的射击也可能会有帮助。
这样，3点半时，周舵、侯德健和那两位医生走下了纪念碑底座的台阶。他们在黑暗中挥舞着一件白衬衫，慢慢地进入广场上已经没人的地带。几位曾经宣誓过要保护四君子生命的学生纠察紧跟着他们。这一小群人在人民大会堂前面逗留了一阵，然后上了一辆救护车冲长安街而去。
他们下车接近军队的防线时立刻就听到一阵不安分的拉枪栓和子弹上膛的噪音。他们停下了。两位医生之一高声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说侯德健和他们在一起。侯德健可以听到对面对他的名字做出反应的嗡嗡声。他听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但觉得并不都是敌意。
一位指挥官在几名士兵的陪同下走了出来。他40来岁，军服上有带着三颗星的肩章显示着他的军阶。指挥官与他们每个人都握了手，说话很平静、客气。他要求他们先终止他们的绝食，侯德健和周舵立即回答说他们已经停止了。指挥官然后告诉他们他必须要请示上级，就走回部队的行列。
这是一个令人焦虑的时刻。在他们等待着的时候，侯德健回味到这位指挥官的手很厚实、柔软和温暖。突然间，天安门广场内部和四周的灯光一齐熄灭了。他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军队要开始其最后清场行动的信号。甚至对面的士兵也变得焦躁起来，有些人在高声叫喊着，其他人则挥舞着他们的枪支。两位医生保持着镇静，他们提醒每个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在紧张的几分钟之后，那位指挥官又走了出来。他告诉这几个人他们的撤退要求已经被批准。指挥官通告了他自己的名字和军衔，指示他们必须带领学生从东南角撤离。他强调说，无论如何他们都必须在天亮前离开广场。再次握手的时候，他对他们说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地劝说学生和平撤离，将是一项宝贵的成就。侯德健觉得这位指挥官是真诚的。
天安门广场内部和四周的灯光完全熄灭时是4点整。在这个完全没有月亮的夜晚，突降的黑暗和恐惧笼罩着每一个人。几乎自发地，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学生们又一次竭尽全力地高唱起《国际歌》。
在黑暗中，周舵和侯德健摸索着回来了。他们赶过去向柴玲、李禄和封从德通告，催促学生接受部队的条件立即撤离。学生领袖们却无法做出任何决定。
广场上的灯光就像它们熄灭时一样突然地再度亮起。这时已是4点半。吴仁华再次环顾四周，在黑暗的半小时中，相当多的人已经离去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外的广场上再也看不到一个平民的影子，纪念碑上的学生人数也骤减了一半。吴仁华估计大概还有五六千人坐在这里，一如既往地坚定。
从官方的高音喇叭里传来一个简明扼要的通告：
远处，一队队端着冲锋枪的士兵像战场上进攻一样以蛇形队列通过帐篷城向纪念碑袭来。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停下来检查帐篷的内部。在他们后面，坦克和装甲车开动了引擎，一字排开地向广场内推进。没过多久民主女神就在一辆坦克的威力下轰然塌陷。
再没有时间可浪费了。侯德健自己拿过麦克风向学生介绍了他们与部队的谈判。他道歉着说那完全是他自己个人的主意。但因为血腥的镇压还在继续，他祈求学生为了保存中国民主和未来的种子立即撤离。
几乎所有的学生直到此时都不知道已经有过谈判，他们的反应是迅速的。愤怒的嘘声和叫骂四处响起。一些学生冲了过来威胁着要痛打叛徒，赶他们出去。李禄不得不动员起学生纠察把这些人阻挡在留作指挥部的一小片地盘之外。
刘晓波和周舵相继讲话支持侯德健。他们三个人苦口婆心地轮流劝说着极端情绪化的人群，同时重复着他们自己的誓言：他们只会在所有学生都离开后自己才离开。邵江以高自联的名义宣读了一份要求撤退的呼吁。他刚刚自己在一张纸上匆匆写下来这几句话——高自联作为一个组织这时候已经不再有真实的存在。另外一个自称是工自联代表的人也发言支持撤离。
宝贵的时间正分分秒秒地流逝。就在演讲和辩论继续激烈进行的同时，前进中的军人已经靠得很近了。在距离学生仅几米远的地方，他们在地上设置了一排机关枪，机关枪手匍匐在地。后面是一排半蹲着的士兵，手里的冲锋枪瞄准着学生，其他的士兵站在后排，也都是持枪待发。他们的后面则是坦克和装甲车。一个集体屠杀的阵势已经准备就绪。在如此近的距离上面对着如此多的枪眼，学生们没有表现出惊慌失措。他们面无表情地看着士兵，前排的学生举起手，伸出两只手指打出胜利的手势。
坦克和装甲车加大油门，发出震耳欲聋、惊心动魄的轰鸣声。稍远处的军人采取了一个别扭的方式来表现他们的力量和没有耐心：他们集体有节奏地鼓掌，呼叫着，“快点撤！快点撤！”这番噪音混同起来，几乎淹没了学生仅有的几个高音喇叭。
在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里，总指挥柴玲还是不说话，失去了做任何决定的能力。23岁的研究生封从德觉得这是他的时刻，他的职责。他拿过麦克风宣布他们要做一个口头表决。他一遍又一遍地解释说，当他数到三时，所有人要一起喊叫，或者叫“撤退”或者叫“坚守”。他们将以声音的大小来做决定。
当时大约有6千人散布在纪念碑底部约有300平方米的范围内。封从德在广播站不可能听得到所有人的声音，更不要说准确地判断声音的大小了。超过半数的学生在北边直接面对着来临的军队，却离广播站很远。但他们别无选择。封从德在高音喇叭上大声地数着，“一、二、三！”所有人都高声呐喊。
在北边，吴仁华几乎听不到任何“撤退”的声音，那里的学生几乎就是面对着全副武装的士兵们骄傲地宣示着他们的决心：“坚守”。然而，在对面的东南角，却很难听得出两种声音的大小区别。李禄觉得他听到“撤退”的声音略高一些，封从德则觉得两个声音完全一样。然而，封从德毫不犹豫地宣布“撤退”的声音赢了。在那凌晨寒冷的空气中，他的声音清晰而干脆，“同学们，我们平日在这里学习民主，现在就要少数服从多数，分批撤出天安门广场。”
已经是5点20了。微弱的晨曦在东边的天空中出现。当东南角的学生站起来缓慢地向外走时，北边的学生激烈地抗议着。他们相信他们才是真正的大多数，应该坚守到天亮。那时候他们可以创造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部队不再等待。几个特种兵小分队分别从不同方向冲进了学生的行列。他们一边向台阶上挺进，一边对天开枪，吆喝着要学生坐着不动。学生没有动。他们静静地坐着，没有表现出一丝抵抗的意思。即使这样，一些人还是在这些士兵打开一条到达顶部的通道时遭到了他们枪托的撞击。士兵们到达最高层后立即就以一排子弹打哑了纪念碑上的高音喇叭，砸毁了下面的播音设备。从此，这里不会再有演讲、辩论或者投票了。
除了打开他们的通道之外，这些士兵并没有过度招惹学生。他们没有做任何试图逮捕领袖或其他人的举动。当学生冲他们叫喊时，他们以朝天开枪警告作为回答。在他们的指挥部被摧毁之后，封从德、李禄和柴玲在东南角开始组织撤退。他们附近的学生在各种旗帜之下聚集。学生纠察在两边再次手拉手组成人链。他们一起缓慢地下了台阶，向东南方向走去。每个人都在哭泣。
第一批学生在一踏上外面的地界时就立即站住了。封从德、李禄和柴玲一起赶到最前方。他们惊恐地发现路径被一排又一排的士兵所阻挡，他们的武器几乎直指学生的脸。然而，就在他们上前准备与士兵理论时，士兵们突然向两边闪开，让出了几米宽的一条通道。就在一个由冲锋枪和刺刀组成的森林之下，3位领袖带着他们的队伍穿过了包围圈。他们决定继续走在最前面，带路把学生们领回大学区。
学生领袖离开后，四君子绕过纪念碑来到北边，发现几千学生在那里仍然坐着纹丝不动，拒绝撤退。士兵们在用枪托砸，用军靴踢打。除了偶尔极度疼痛的嘶喊外，学生们继续以他们的沉默作为抵抗。
吴仁华发现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就在他的身后。这位30多岁的上尉从容镇静，没有参与他的士兵们的暴力行为。相反地，他持续对学生说话，几乎就在恳求他们，“你们快走吧！快走吧！不走的话，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接到了命令，无论如何必须完成清场任务。”吴仁华在眼角里还偷看到另一位士兵在默默流泪。
黎明在缓慢地来到。曙光在一片混合着由路障和垃圾燃烧所造成的黑烟的密云后面挣扎着。这个决定命运的早晨将不会有日出。在纪念碑的东南角，撤退的学生队伍速度非常慢。在北边，几百名学生仍然在越来越多的军人冲上台阶时坚持着自己的位置。殴打的强度增大了。大多数学生被踢打得不得不站了起来。但他们还坚持在原地，拒绝挪动。马少方发现自己正与另两位学生领袖杨朝晖和梁擎暾一起处在最外面的一排。士兵们正对着他们，把刺刀直接放置在他们的胸口上。看到自己身后的学生还没开始撤退，这3个人坚定地站着，并主动把自己的胸膛向刺刀尖头压过去。在他们愤怒的盯视下，士兵们退缩了。
侯德健和周舵到处奔跑，催促学生行动。周舵充分运用了自己的年龄和学者模样的权威在与学生的对喊中占了上风，并开始把他们向东南方向驱赶。突然之间，士兵们同时朝天开了枪。这一轮突如其来的扫射瞬时性地令人听觉失聪。还留在那里的学生终于开始移动了，他们互相拉扯着，甚至抬着极少数死硬分子。这是一个令人心惊胆颤的混乱过程。他们互相践踏着，有时候失足滚下。在他们四周，士兵们继续对天鸣枪，保持着那恐怖的压力。他们还踢打着他们觉得走得太慢的人。在学生中间，张伯笠感觉到极度的耻辱。他们曾经占领了14天的天安门广场终于丢失了。
东南角的开口对几千学生来说太窄小了。路上的各种残骸和边上的灌木丛使这里成为一个可怕的陷阱。杨朝晖被绊倒了，立刻就被许多双脚踏在地下。在那一片狼藉中没人能够听到他那微弱的呼救声。就在他失去活命的希望时，梁擎暾发现了他，以最大的努力阻止了人流把他拉了起来。
学生们在绕过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南方的毛主席纪念堂之后发现路径宽敞了起来。到处都是军人，到处也都是市民。市民们把学生同时既当作凯旋的队伍欢呼着又把他们作为战败撤离的队伍安慰着。他们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送给那些在混乱中丢失了鞋子的许多学生。有几位外国记者尽职地录下了这个历史性的瞬间。
在最前面，柴玲、李禄和封从德走在一起，带着他们的队伍在前门附近拐弯向西，然后由人民大会堂后面转向北。从那里他们从六部口上了长安街。在他们的后面，队伍延续了几乎3里长。六部口正是不到20小时以前警察运用催泪瓦斯夺回一车子武器的地点。李禄已经听到过大量平民与士兵在短短几个小时以前沿着西长安街那些惊人的战斗报告。但他这时没能在街上发现多少血腥战场的遗迹。
作为首都的主要交通要道，长安街东西两个方向都各有4条机动车道。道路两旁还各有另一条专供自行车用的很宽的道路。一道绿色的铁栏杆将自行车道与人行道分开。有些栏杆已经被拆毁作为路障使用了，但大多数仍然完好。学生领袖们带着他们的队伍在这里穿过长安街到其北边然后转弯沿着街向西行进。他们选择行走在自行车道里。
吴仁华与几个他的学生纠察走在接近队伍的最后边。就在他们终于在长安街上向西拐弯时，他们听到背后一阵有威胁的轰鸣声。吴仁华往后看去，惊异地发现3辆坦克正并排向他们冲来，一边发射着催泪弹。那淡黄色的烟雾又一次在空气中弥漫开来。学生原本有秩序的队伍顿时一片混乱。可是坦克并没有减速，最右边的一辆正行驶在自行车道上，直接推压向人群。几十位学生绝望地翻越着铁栏杆，大多数安全地抵达另一边的人行道，有些人则只能把身体紧紧地贴挂在铁栏杆上。在浓烟散开，坦克高速驶离以后，一个最可怕的场面在人们的眼前呈现。
一小段栏杆已经被推倒在地上，因为坦克的重量而扭曲。几具尸体横七竖八地爬在上面，有两个已经变形得几乎无法看出是人体的残骸。鲜红的血液和白色的脑浆混合着流到了街上。在那一瞬间，5人丧失了性命，另外9人身受重伤。
受伤者之一是方政，北京体育学院的一名学生。这位运动员在坦克冲过来时正在帮助一位被这个场面吓晕了的女同学。在最后的一刻他奋力把那个女孩推开了，他自己却只剩下翻滚出去的时间。他没有滚多远双腿就被那辆坦克的一条履带压住。在被坦克拖带了几米远后他才抓住铁栏杆把自己拉了出来并随即失去了意识。他的两条腿都不见了。他被送往医院，在命悬一线中活了下来。
终于是6月4日的清晨了。天安门广场变成了一个灾难性的战场遗迹，到处都是毁坏的帐篷和焚烧中的残骸。坦克和装甲车一个挨一个地停在边界上，把整个地区隔离了。直升飞机在空中俯视着。里面留下的只有穿着迷彩服的军人。传统的升旗仪式又一次开始了。在那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中，所有的士兵——他们有着与刚被他们驱逐的大学生们同样的年龄——都纹丝不动地立正，向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敬礼。
这座古老的首都曾经是由一道环绕整个城市的城墙所保护，城墙上开着一些城门可以控制进出的交通。古城墙的所在已经变成了现在的二环路，城门则被苜宿叶形的立交桥所取代。东西向的主街道、经过天安门的长安街在西面止于复兴门。但大路以复兴门大街的名义继续向前延伸。从复兴门再向西一小段就是前个夜晚因为一起交通事故引起过激烈骚动的木樨地大桥。
木樨地是大多数大学生骑自行车从他们位于北面的校园里下来拐弯去天安门广场的地点。在木樨地街口的西北角是军事博物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骄傲。沿着复兴门大街混杂着一些高层住宅楼和传统的大院。这些大院大部分是军队部门的住宿地。在这个特别的时刻，被动员起来的大学生正成千上万地汇集到这里，他们与从附近住宅楼里出来的几倍多的市民混合在一起，把公共汽车和卡车推到桥上作为路障，然后密密麻麻地站在后面以示抵抗。
这些平民完全不知道他们所要面对的是38军，一个当年在朝鲜战场上赢得其赫赫威名的王牌部队。戒严令颁发时，该军军长徐勤先少将因为拒绝执行命令而被解职。这支现在由代理军长张美远指挥着的部队需要证明自己的忠诚。人们更不知道这支部队在到达这里之前已经在从郊区逼近城市的过程中开过了火，枪杀了平民。
部队的先锋刚接近这里就警告性地开火了，子弹呼啸着从人群的头上掠过。虽然有人声嘶力竭地呼吁着要坚持非暴力原则，人们还是把砖块、瓶子和他们手里能抓到的任何东西向对面的士兵砸去。又是一排枪响。安装在坦克上面的机关枪也开火了。这一次不再是警告。许多人在街上倒下。就在人们互相传告着这肯定是橡皮子弹时他们的注意力被目光所及中的鲜血所凝固。在恐慌中，他们四散奔逃。
军人不时地暂停他们的射击。勇敢的市民在这间歇中冲向前去抬走倒下的或死或伤的躯体。他们用平板三轮车和其它一切可用的工具把他们运送到附近的医院里。
17岁的高中学生蒋捷连那天晚上被他母亲严禁出门。但他还是设法通过卫生间的窗户逃了出来。这位骄傲的年青人曾告诉过他妈妈，在这样的一个晚上，“重要的不是行动，而是参与”。在木樨地，他和一个朋友在听到枪声后在路边的一个草坪上丢弃了他们的自行车，怀着恐惧在一个花坛后面蹲下。就在嘈杂的枪声中，蒋捷连的朋友听到他轻声说了一句，“我可能中弹了。”他看到蒋捷连慢慢地站了起来，跌跌撞撞地向前走了两步就倒下了。他的衬衫立刻就浸满了鲜血。他是从背后被击中的，就在心脏的位置。直到一天以后他的遗体才被确认，他的父母才得悉噩耗。
留下了几十具尸体和几百位受伤者之后，军队冲过了木樨地。他们沿着长安街继续东进。在这条大街的两侧，学生和市民躲避在矮树丛后面依然跟随着军队。一路上，他们警告新来的人军队用的不是橡皮子弹。在枪响的间隙中，他们对着士兵大骂“法西斯”。当他们接近内城时，更多的市民涌向了街道的两侧。士兵们不断地开枪阻止他们靠近。有时候，坦克上的机关枪不由分说地朝着人群或高层住宅楼盲目扫射。有人在高楼上自己的家里中弹。
沈彤这时正在位于木樨地和天安门广场之间的闹市区西单附近的家里。在被柴玲拒绝之后，他已经完全离开了运动。在美国领事馆，他被告知可以在6月5日前来领取他的学生签证。但他也得知他父亲已经因为白血病住院了。在悲痛和负罪感的煎熬下，沈彤答应他母亲无论如何他这天晚上都会老实地留在家里。
当枪声可以清楚地从他这个紧邻长安街的小院子里面听到时，他知道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他刚一跑出去就在人行道上四处发现死去的和受伤的人体。然后他听到一阵低沉的轰鸣声，感觉到地面在他脚下振颠。一道无边无尽的由耀眼灯光组成的队列从西边接近。沈彤看见有几百人冲上街头设立路障，立刻就被机关枪的扫射打散。他数了一下，有46辆坦克和装甲车匆匆而过。携带着冲锋枪和棍棒的士兵在坦克边上行军。他们直冲着天安门广场而去。在一阵情绪冲动中，两个人从一个死去的平民身上剥下血衣，高举着走向士兵。沈彤和其他人也立即跟了上去。他们接近以后质问士兵的行为。就在愤怒的沈彤向士兵宣讲时，一位军官走过来举起手枪对准了他。沈彤在枪响时被人一把拉开，他身后站着的一个女孩应声倒下。沈彤记得看见她的脸变成了一个血窟窿。在人们惊慌奔逃时，士兵们冲了上来。回到了人行道的沈彤看见一个年轻人在栏杆下倒下后被几位士兵包围。在那人抬头时，士兵们以行刑队的姿态一齐开了火。那年轻人的鲜血和脑浆溅射到白色的栏杆上。
在38军由西路进军的同时，其他部队在另外的方向也遭遇了类似的抵抗。从东路和南路，军人遇到的是由工人和市民为主的群众。在王丹曾经自豪地观察他的游行的建国门，39军运送持有冲锋枪的士兵的军用卡车纵队被包围。这些士兵没有开枪而只是无望地坐在原地不动。然而在其它地点，部队在经过血腥冲突后得以强行向天安门广场推进。
在差不多相同的时刻，10点钟左右，天安门广场的人们最终确信了这个夜晚沉重的份量。西边夜空中的桔黄色亮光变得很强烈，间或有曳光弹从中穿过。他们这时可以清晰地听到的低沉的轰鸣声越来越近。人们还在涌进广场，许多人带来了开枪和死亡的消息。吴仁华估计这时候大约有10万人在广场。
尽管形势紧迫，好奇的北京市民依然拥挤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要求见到侯德健。他们被在纪念碑四周台阶上坐得水泄不通，现在已有成百上千之众的学生纠察队保持在一定距离之外。其他学生们则聚集在民主女神之下，张伯笠在那里为民主大学开了幕。他和柴玲一起象征性地剪了彩。就在张伯笠描述着他这个新学校的计划时，第3个官方的通告在他们的头上播放。这是一个冗长而又重复的通告，被大家自然地忽视了。
柴玲做了一个热情洋溢的演讲。模仿着40年前共产党最后胜利前夕的毛泽东，她宣告“越是黎明即将到来，黑暗就越是浓重，但黑暗之后将是一个全新的共和国的诞生！”严家其做了主题讲话。伴随着现在可以清楚地听到的枪声，严家其以他浓厚的口音滔滔不绝地讲述着民主和自由的概念达45分钟之久。他的讲话一结束，他和其他知识分子就立即被送出了广场。
死人的消息已经充斥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但还是第一名学生——他们自己人中间的一个——牺牲的消息给了他们最大的打击。突然之间，一切都变得太真实了。学生领袖们都静默着，柴玲开始哭泣。在午夜时分，学生广播站宣布了这位在木樨地殉难的北师大女生的名字。他们事先没有足够的远见准备哀乐的磁带。一位学生拿过麦克风深情地唱了一曲肖邦的《哀歌》。
吾尔开希那熟悉的声音接着出现了。他谈起那位他觉得是他认识的死去的同学。他的声音断断续续，最后突然就消失了。高音喇叭上传出一阵杂乱的噪音，然后有人说“吾尔开希……又……昏倒了”。那个被刻意强调的“又”字是对他经常在关键时刻昏倒的一个辛辣的讽刺。吾尔开希随即被一辆救护车带离了天安门广场。
在最初的震惊之后，学生们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正在开始的屠杀。大多数人安静地坐着，完全麻木了。有些人则变得神经质。在纪念碑的底座上，一伙学生和工人拿着刀和枪围住了柴玲。他们冲她叫喊着绝不要想撤退。“如果你敢在这个时候撤，我先毙了你。这么多人已经为你们学生死了，你要是再敢撤，我先毙了你。”他们一个个嘶叫着。学生纠察花了好一阵子才把这群愤怒的暴民推开。
马少方和梁擎暾却带着撤退的想法冲进了指挥部。他们告诉柴玲外面的学生都在问是不是该走的时候了。满脸泪水的柴玲瘫痪了也似地靠在帐篷里，看起来完全地无助。李禄却保持着镇静。“你们是什么意见呢？”他反问道。马少方和梁擎暾争辩说，因为戒严部队已经开枪杀人，他们面对的不再是可以理喻的政府。他们现在应该撤退，太多的生命悬于一线。
李禄和封从德不敢肯定是否有可能在这个时刻把天安门广场上的所有人带出去。他们判断他们大概已经差不多被完全包围了——如果还没有确实被包围的话。更安全的选择可能是让大家聚在一起，以免造成一个混乱的集体逃亡场面。封从德这时成为实际上的总指挥。他行动起来，在广播上指示在广场上的所有人都站起来，手拉着手，一起慢慢地向纪念碑聚集。
黑暗中的旗帜举了起来，人群跟着过来了。他们缓慢但有秩序地来到了纪念碑底座，坐在台阶和相邻的地面上。吴仁华再次查看了四周。他们大约有1万学生，半数以上坐在北边面对着天安门和长安街。看看远处，几万人仍然在广场的外围留着，他们大多数是工人和市民，混杂着一些学生。
在天安门广场中央，几百个帐篷依然井然有序地站立着。它们看起来像是一个被遗弃的鬼城。学生纠察在查看是否还有人在里面睡觉。马少方前往设立在广场西北角的工自联指挥部。在他能够劝说那里的工人撤到纪念碑与学生会合之前，他看见一群群激愤中的工人正冲向新华门——38军这时已经到达那里。工人们冲着他吼道，太多的兄弟姐妹已经死了，他们不能袖手旁观。
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在午夜过后15分钟时第一次见到军队的出现：两辆高速冲过来的装甲车。它们一下子就冲垮了长安街上的路障。大群的人慌忙地逃避，却还是保持在很近的距离内，向它们抛掷石块和金属棍棒。这两辆车子在被包围之前高速逃走了，消失在东边的黑暗里。
在欢呼声还未能消逝之际，又有两辆装甲车从南边呼啸着冲过来，预示着15军从那个方向的到来。这两辆车高速绕着广场的边界奔驰，再次在人群中造成一片混乱。在长安街附近，其中的一辆突然停住了，立刻就被愤怒的民众团团围住。土制的汽油瓶炸弹伴随着浸有汽油的棉被雨点般的向这个钢铁巨兽飞去。在一片歇斯底里的欢呼声中，它燃起了冲天的火焰。3名没有携带武器的士兵从里面恐惧地爬了出来，立刻就遭到无数的石块和棍棒的打击。人们冲上前拳脚相加，血从一名士兵的头上流淌下来。
张健那年只有18岁。作为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他是一个身体素质很好的年轻人，擅长田径和武术。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在张伦离去后被任命为学生纠察队长。张健在午夜时分带领一队学生纠察冲上长安街试图阻挡前进中的部队后就一直没有闲着。他们在遭到多人受伤之后败退下来，正好撞进装甲车在燃烧的场面。他们看到那3位军人的处境，立刻就毫不犹豫地插入人群紧紧地手挽着手形成一个保护圈。一些学生甚至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着军人。他们这样一起缓慢地走向一个红十字会的帐篷。暴民继续向他们冲来，一边抛掷物品和拳打脚踢，大部分都落在了学生的身上。
天安门广场现在看起来像是一个战场了。虽然还没有入侵部队的清晰迹象，但他们已经令人心悸的接近了。一伙又一伙的学生和市民在各种旗帜带领下冲出去阻挡军队，但更多的人是在他们的企图失败后退潮一般地涌回来。有些市民跟着士兵从木樨地和西单一路来到这里，他们要看看在天安门广场会发生什么，也许他们还能在这里帮助学生做最后的抵抗。
就在1点钟之前，无数的信号弹和曳光弹从广场外围的各个方向射入夜空，暂时性地照亮了整个地区。在外围的几万群众回头看到一动不动地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的学生。有些人变得无比愤怒，他们冲过来高声叫骂。在周围充满死亡的时候，他们不再接受学生“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他们指责学生天真、傲慢和胆怯。他们叫喊着，人都在那里为你们死了，你们难道就坐在那里等死？学生们安静地坐着不动。
封从德一直都注意着后勤方面的具体细节。他这时已经在纪念碑底座的最高层设立起一个新的广播站，准备了一个发电机和足够用一晚上的汽油。他选择把这个广播站设置在东南角，远离从长安街方向前来的军队主力。高音喇叭则被高高地放置在纪念碑上。这个广播站自然而然地成为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新址。
柴玲一晚上都在哭。她终于承受不住了。她跳起来抓起麦克风叫喊着要所有有能力的学生都拿起任何武器来保卫广场的边界。李禄立即掐断了广播，柴玲也及时地恢复了理智。当她再度讲话时，她已经从容冷静了。她讲了一个关于蚂蚁的寓言。当一群蚂蚁遭遇到山火灾难时，她告诉她的同学们说，蚂蚁会搅和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球形滚下山去。那些在外面的蚂蚁会被烧成灰烬，但它们的牺牲保证了它们这个族群的生存。现在这个时候，就在这里，她布道一般地说道，他们就是处在那个蚂蚁球的最外层，面对着肆虐的大火。她嘶哑的嗓音共振着：“同学们，我们是和平请愿。和平的最高原则是牺牲。同学们，只有我们的牺牲，才能换来这个人民共和国的新生。”
就在越来越近的枪声中，纪念碑周围的所有学生站起来在柴玲的带领下再度宣誓：
我宣誓，为了推进祖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了祖国真正的繁荣昌盛，为了伟大的祖国不被一小撮阴谋家所颠覆，为了十一亿人民不在白色恐怖下丧生，我要用年轻的生命誓死保卫天安门广场，保卫人民共和国。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我们愿用年轻的生命，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然后他们集体高唱《国际歌》。
军队的主力终于在1点半时分出现在天安门广场。这是一支具备绝对优势和决心的力量。一阵激烈的枪声首先把聚集在西北角的人群驱散，那里工自联的一顶大帐篷也随之燃起大火。坦克和装甲车紧跟着进来，它们沿着长安街面向南方一字排开，上面的枪炮指向广场。
几乎就在同时，另一支部队从南面赶到。这是15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的空降兵队伍。他们通过前门一带的进攻是这个晚上的另一个血腥战场，仅次于沿着西长安街前进的38军。39军随后在东长安街上出现。从建国门过来的这支军队只遇到了一些象征性的抵抗。或者因为战术安排，或者因为官兵的克制，他们一直没有开火，也不是第一个到达天安门广场的。这时他们迅速占领了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前的目标阵地。最后，人民大会堂的所有大门都突然大开，大批的士兵从里面冲出来，潮水般地涌下长长的台阶。就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天安门广场被包围得水泄不通。里面的平民被允许离开但外面的再不能进入被封死的区域。随着他们战斗计划第一阶段的顺利完成，士兵就地休整等待着。有些部队通过齐唱军队歌曲来保持注意力的集中。外围的平民则以更强有力的高唱《国际歌》做回应。现场的气氛匪夷所思。
官方的高音喇叭再度开始播音。这又是一个新的通告：
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疯狂袭击解放军指战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解放军官兵，妄想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解放军多日来保持了高度克制，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首都公民要遵守戒严令规定，并同解放军密切配合，坚决捍卫宪法，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首都的安全。凡不听劝告者，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全由自己负责。这是“反革命暴乱”这个词的第一次出现，其含义是广场的形势已经从“动乱”升级到了“暴乱”。戒严部队现在是在与国家和人民的敌人战斗。这个最新的通告不停地重复播送了很长时间，大大地提高了威胁的程度。
撤还是不撤？人民英雄纪念碑那里的学生领袖们还在激烈地争论着。柴玲又哭了起来。她那含泪的声音在他们自己的高音喇叭里回响：“同学们，请镇静！同学们，请镇静！愿意撤离的同学现在可以撤离天安门广场，不愿意撤离的同学和我一起留下来，与天安门广场共存亡……这是最后的时刻！这是最后的时刻！”
四君子这时候还只绝食了1天多。他们在这个晚上的大部分时间一直安静地坐在帐篷里。但现在他们十分担心。如果一部分学生的确听从柴玲的话而离开，有可能在他们之间造成混乱，把一个已经失控的局面搅得更糟糕。但幸运的是，只有极少数的人离开了。刘晓波写了一张小条子在广播站播放，赢得了一片掌声。四君子誓言在最后一位学生离开之前他们绝不自己离开。
凌晨2点左右，天安门广场上突然响起一片枪声。子弹从纪念碑上的人的头上呼啸而过。这一轮警告性的扫射来自位于人民大会堂前面的步兵。接着，临近长安街的方位又响起了更猛烈的枪声，听起来尤其地恐怖。在北京饭店一个临街的阳台上，CNN的奇诺伊可以居高临下地看到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北部边缘。他紧握着一个麦克风正在急速地描述着楼下的场景：
军队在直接向抗议者开枪！人们在街上奔跑，他们尽可能快地蹬踏着自行车。人们在从街上冲刺下来。这是绝对的恐慌，这是绝对的恐慌！他们现在转向小胡同，他们处于绝对的恐怖之中。我可以看到有人在背着一个受伤的人。我所在的地方前面有一辆救护车。
伤亡的躯体到处都是。
在把那三名军人从他们燃烧着的装甲车旁救下来之后，张健又回到了广场的东北角。他和几百名学生和市民在那里与长安街上的军人对峙着。正在他们高呼口号时，一辆公共汽车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出来，冲进了士兵和平民之间的无人地带。子弹立即如雨般向它飞去，车子在一片刺耳的噪音中停下了。一具探照灯把被击毁了的汽车照得通明。张健看见士兵们从车上拽下几个人。他认出来其中一位是郭海峰，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秘书长。
郭海峰是当初胡耀邦追悼会后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跪谏的3位学生中的一个。在这个夜晚，他出去寻找汽油用以制作土制汽油弹。他们找到了一辆公共汽车，从里面取出汽油灌了几只瓶子。他们在返回天安门广场时遭遇到排枪射击。他成为第一个被抓获的学生领袖。
士兵们把他们的俘虏捆好，用链子拴在路旁的铁栏杆上。对面的平民发出一致的呼声：“放了他们！”“放了他们！”他们的要求换回了作为回答的又一轮扫射。张健附近有几个人倒在了地上。他再也抑制不住怒火，撕开自己的汗衫，走向一位指挥官叫道：“我们都是学生。我们没有武器……如果你们要杀人，就先向我开枪！”
距离他只有10米远的那位指挥官对着他举起了手枪，他接连开了3枪。其中两枪打中了张健的腿。张健还站立着，但已经摇摇欲坠。他盯视着指挥官的眼睛叫道，“再来一枪！你没能把我打倒。再来一枪！”然后，他倒下了。当他被抬上一辆小卡车时，他看到上面已经有了3位受伤的人。十几人把这辆已经毁坏了的车子推到一个医院，到那里时那3个人已经死了。
在纪念碑上，四君子知道已经到了他们必须施加一些成人的领导的时机了。刘晓波出来做了一个关于坚持非暴力的重要性的讲话。他刚开始不久就被告知在他们自己这边发现了一挺机关枪。他们一起赶到西南角发现那挺枪正支在石栏杆上，对准了人民大会堂方向。一伙拿着刀和棍棒的工人围成一圈保护着这个武器。他们声言他们已经亲眼看到太多的死亡，他们有权力反击。
侯德健利用他那尽人皆知的名字接近了这些暴躁中的年轻人，让他们稍微平静一些。在大量的说服工作之后，工人们交出了机关枪和另一把他们已经藏起来的自动步枪。刘晓波召集起还在现场的少数几位外国记者。在摄像镜头的记录下，他在石栏杆上砸毁了这些武器。
已经过了3点钟了。北大的一位学生领袖邵江找到周舵，带着哭声请求他想办法让学生撤离。四君子在帐篷里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在他们中间，只有刘晓波反对撤离。但其他三个人成功地说服了他。然后他们四人一起找到柴玲、李禄和封从德，发现这3人仍然在誓言绝不撤离。他们争辩说，太多的人已经死了，他们现在不能再逃跑。一位学生宣称赵紫阳和阎明复给他们传过话，要他们坚持到天亮。刘晓波发火了，他大声叫道他们不能把几千条性命押在一条谣言上。
封从德告诉侯德健说他们可以自己去试图与军队谈判，但不能代表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他进一步说，甚至指挥部也没法做出撤离的决定，这必须由全体学生定夺。
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四君子觉得他们必须自己负起责任来。周舵自愿出去寻找谈判的机会。他解释说他是四个人里最冷静的，而且具备鲜明的学者形象，可能会有帮助。但他需要侯德健与他同行。如果那些年轻的士兵有可能听说过他们之中一个名字的话，那就是侯德健。现场的两位医生也志愿陪同他们两人前往。他们的白大褂对防止士兵不顾一切的射击也可能会有帮助。
这样，3点半时，周舵、侯德健和那两位医生走下了纪念碑底座的台阶。他们在黑暗中挥舞着一件白衬衫，慢慢地进入广场上已经没人的地带。几位曾经宣誓过要保护四君子生命的学生纠察紧跟着他们。这一小群人在人民大会堂前面逗留了一阵，然后上了一辆救护车冲长安街而去。
他们下车接近军队的防线时立刻就听到一阵不安分的拉枪栓和子弹上膛的噪音。他们停下了。两位医生之一高声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说侯德健和他们在一起。侯德健可以听到对面对他的名字做出反应的嗡嗡声。他听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但觉得并不都是敌意。
一位指挥官在几名士兵的陪同下走了出来。他40来岁，军服上有带着三颗星的肩章显示着他的军阶。指挥官与他们每个人都握了手，说话很平静、客气。他要求他们先终止他们的绝食，侯德健和周舵立即回答说他们已经停止了。指挥官然后告诉他们他必须要请示上级，就走回部队的行列。
这是一个令人焦虑的时刻。在他们等待着的时候，侯德健回味到这位指挥官的手很厚实、柔软和温暖。突然间，天安门广场内部和四周的灯光一齐熄灭了。他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军队要开始其最后清场行动的信号。甚至对面的士兵也变得焦躁起来，有些人在高声叫喊着，其他人则挥舞着他们的枪支。两位医生保持着镇静，他们提醒每个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在紧张的几分钟之后，那位指挥官又走了出来。他告诉这几个人他们的撤退要求已经被批准。指挥官通告了他自己的名字和军衔，指示他们必须带领学生从东南角撤离。他强调说，无论如何他们都必须在天亮前离开广场。再次握手的时候，他对他们说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地劝说学生和平撤离，将是一项宝贵的成就。侯德健觉得这位指挥官是真诚的。
天安门广场内部和四周的灯光完全熄灭时是4点整。在这个完全没有月亮的夜晚，突降的黑暗和恐惧笼罩着每一个人。几乎自发地，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学生们又一次竭尽全力地高唱起《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在人民共和国长大的几代人所看过的电影里，共产党的英雄在面临就义时都会高唱或演奏《国际歌》。对这个新的一代来说，现在是轮到他们的时候了，尽管他们面对的却正是共产党政权的坦克和枪炮。这无关紧要，他们高声而自豪地唱着《国际歌》，这个共产主义的主旋律。歌词颇具讽刺意味地符合着这个夜晚的现实：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
就一定要实现！激昂的大合唱似乎驱除了随着黑暗而来的恐怖。1万左右的学生手拉着手坐着，感受到和平和力量。他们将垃圾堆积起来点起几个小篝火。这些细小的火焰映照着远处装甲车残骸上燃烧的火光，形成一个鬼魅般的映像。
在黑暗中，周舵和侯德健摸索着回来了。他们赶过去向柴玲、李禄和封从德通告，催促学生接受部队的条件立即撤离。学生领袖们却无法做出任何决定。
广场上的灯光就像它们熄灭时一样突然地再度亮起。这时已是4点半。吴仁华再次环顾四周，在黑暗的半小时中，相当多的人已经离去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外的广场上再也看不到一个平民的影子，纪念碑上的学生人数也骤减了一半。吴仁华估计大概还有五六千人坐在这里，一如既往地坚定。
从官方的高音喇叭里传来一个简明扼要的通告：
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其后是一个更长的通告，命令所有人立即离开现场。这是最后的通牒了。
远处，一队队端着冲锋枪的士兵像战场上进攻一样以蛇形队列通过帐篷城向纪念碑袭来。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停下来检查帐篷的内部。在他们后面，坦克和装甲车开动了引擎，一字排开地向广场内推进。没过多久民主女神就在一辆坦克的威力下轰然塌陷。
再没有时间可浪费了。侯德健自己拿过麦克风向学生介绍了他们与部队的谈判。他道歉着说那完全是他自己个人的主意。但因为血腥的镇压还在继续，他祈求学生为了保存中国民主和未来的种子立即撤离。
几乎所有的学生直到此时都不知道已经有过谈判，他们的反应是迅速的。愤怒的嘘声和叫骂四处响起。一些学生冲了过来威胁着要痛打叛徒，赶他们出去。李禄不得不动员起学生纠察把这些人阻挡在留作指挥部的一小片地盘之外。
刘晓波和周舵相继讲话支持侯德健。他们三个人苦口婆心地轮流劝说着极端情绪化的人群，同时重复着他们自己的誓言：他们只会在所有学生都离开后自己才离开。邵江以高自联的名义宣读了一份要求撤退的呼吁。他刚刚自己在一张纸上匆匆写下来这几句话——高自联作为一个组织这时候已经不再有真实的存在。另外一个自称是工自联代表的人也发言支持撤离。
宝贵的时间正分分秒秒地流逝。就在演讲和辩论继续激烈进行的同时，前进中的军人已经靠得很近了。在距离学生仅几米远的地方，他们在地上设置了一排机关枪，机关枪手匍匐在地。后面是一排半蹲着的士兵，手里的冲锋枪瞄准着学生，其他的士兵站在后排，也都是持枪待发。他们的后面则是坦克和装甲车。一个集体屠杀的阵势已经准备就绪。在如此近的距离上面对着如此多的枪眼，学生们没有表现出惊慌失措。他们面无表情地看着士兵，前排的学生举起手，伸出两只手指打出胜利的手势。
坦克和装甲车加大油门，发出震耳欲聋、惊心动魄的轰鸣声。稍远处的军人采取了一个别扭的方式来表现他们的力量和没有耐心：他们集体有节奏地鼓掌，呼叫着，“快点撤！快点撤！”这番噪音混同起来，几乎淹没了学生仅有的几个高音喇叭。
在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里，总指挥柴玲还是不说话，失去了做任何决定的能力。23岁的研究生封从德觉得这是他的时刻，他的职责。他拿过麦克风宣布他们要做一个口头表决。他一遍又一遍地解释说，当他数到三时，所有人要一起喊叫，或者叫“撤退”或者叫“坚守”。他们将以声音的大小来做决定。
当时大约有6千人散布在纪念碑底部约有300平方米的范围内。封从德在广播站不可能听得到所有人的声音，更不要说准确地判断声音的大小了。超过半数的学生在北边直接面对着来临的军队，却离广播站很远。但他们别无选择。封从德在高音喇叭上大声地数着，“一、二、三！”所有人都高声呐喊。
在北边，吴仁华几乎听不到任何“撤退”的声音，那里的学生几乎就是面对着全副武装的士兵们骄傲地宣示着他们的决心：“坚守”。然而，在对面的东南角，却很难听得出两种声音的大小区别。李禄觉得他听到“撤退”的声音略高一些，封从德则觉得两个声音完全一样。然而，封从德毫不犹豫地宣布“撤退”的声音赢了。在那凌晨寒冷的空气中，他的声音清晰而干脆，“同学们，我们平日在这里学习民主，现在就要少数服从多数，分批撤出天安门广场。”
已经是5点20了。微弱的晨曦在东边的天空中出现。当东南角的学生站起来缓慢地向外走时，北边的学生激烈地抗议着。他们相信他们才是真正的大多数，应该坚守到天亮。那时候他们可以创造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部队不再等待。几个特种兵小分队分别从不同方向冲进了学生的行列。他们一边向台阶上挺进，一边对天开枪，吆喝着要学生坐着不动。学生没有动。他们静静地坐着，没有表现出一丝抵抗的意思。即使这样，一些人还是在这些士兵打开一条到达顶部的通道时遭到了他们枪托的撞击。士兵们到达最高层后立即就以一排子弹打哑了纪念碑上的高音喇叭，砸毁了下面的播音设备。从此，这里不会再有演讲、辩论或者投票了。
除了打开他们的通道之外，这些士兵并没有过度招惹学生。他们没有做任何试图逮捕领袖或其他人的举动。当学生冲他们叫喊时，他们以朝天开枪警告作为回答。在他们的指挥部被摧毁之后，封从德、李禄和柴玲在东南角开始组织撤退。他们附近的学生在各种旗帜之下聚集。学生纠察在两边再次手拉手组成人链。他们一起缓慢地下了台阶，向东南方向走去。每个人都在哭泣。
第一批学生在一踏上外面的地界时就立即站住了。封从德、李禄和柴玲一起赶到最前方。他们惊恐地发现路径被一排又一排的士兵所阻挡，他们的武器几乎直指学生的脸。然而，就在他们上前准备与士兵理论时，士兵们突然向两边闪开，让出了几米宽的一条通道。就在一个由冲锋枪和刺刀组成的森林之下，3位领袖带着他们的队伍穿过了包围圈。他们决定继续走在最前面，带路把学生们领回大学区。
学生领袖离开后，四君子绕过纪念碑来到北边，发现几千学生在那里仍然坐着纹丝不动，拒绝撤退。士兵们在用枪托砸，用军靴踢打。除了偶尔极度疼痛的嘶喊外，学生们继续以他们的沉默作为抵抗。
吴仁华发现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就在他的身后。这位30多岁的上尉从容镇静，没有参与他的士兵们的暴力行为。相反地，他持续对学生说话，几乎就在恳求他们，“你们快走吧！快走吧！不走的话，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接到了命令，无论如何必须完成清场任务。”吴仁华在眼角里还偷看到另一位士兵在默默流泪。
黎明在缓慢地来到。曙光在一片混合着由路障和垃圾燃烧所造成的黑烟的密云后面挣扎着。这个决定命运的早晨将不会有日出。在纪念碑的东南角，撤退的学生队伍速度非常慢。在北边，几百名学生仍然在越来越多的军人冲上台阶时坚持着自己的位置。殴打的强度增大了。大多数学生被踢打得不得不站了起来。但他们还坚持在原地，拒绝挪动。马少方发现自己正与另两位学生领袖杨朝晖和梁擎暾一起处在最外面的一排。士兵们正对着他们，把刺刀直接放置在他们的胸口上。看到自己身后的学生还没开始撤退，这3个人坚定地站着，并主动把自己的胸膛向刺刀尖头压过去。在他们愤怒的盯视下，士兵们退缩了。
侯德健和周舵到处奔跑，催促学生行动。周舵充分运用了自己的年龄和学者模样的权威在与学生的对喊中占了上风，并开始把他们向东南方向驱赶。突然之间，士兵们同时朝天开了枪。这一轮突如其来的扫射瞬时性地令人听觉失聪。还留在那里的学生终于开始移动了，他们互相拉扯着，甚至抬着极少数死硬分子。这是一个令人心惊胆颤的混乱过程。他们互相践踏着，有时候失足滚下。在他们四周，士兵们继续对天鸣枪，保持着那恐怖的压力。他们还踢打着他们觉得走得太慢的人。在学生中间，张伯笠感觉到极度的耻辱。他们曾经占领了14天的天安门广场终于丢失了。
东南角的开口对几千学生来说太窄小了。路上的各种残骸和边上的灌木丛使这里成为一个可怕的陷阱。杨朝晖被绊倒了，立刻就被许多双脚踏在地下。在那一片狼藉中没人能够听到他那微弱的呼救声。就在他失去活命的希望时，梁擎暾发现了他，以最大的努力阻止了人流把他拉了起来。
学生们在绕过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南方的毛主席纪念堂之后发现路径宽敞了起来。到处都是军人，到处也都是市民。市民们把学生同时既当作凯旋的队伍欢呼着又把他们作为战败撤离的队伍安慰着。他们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送给那些在混乱中丢失了鞋子的许多学生。有几位外国记者尽职地录下了这个历史性的瞬间。
在最前面，柴玲、李禄和封从德走在一起，带着他们的队伍在前门附近拐弯向西，然后由人民大会堂后面转向北。从那里他们从六部口上了长安街。在他们的后面，队伍延续了几乎3里长。六部口正是不到20小时以前警察运用催泪瓦斯夺回一车子武器的地点。李禄已经听到过大量平民与士兵在短短几个小时以前沿着西长安街那些惊人的战斗报告。但他这时没能在街上发现多少血腥战场的遗迹。
作为首都的主要交通要道，长安街东西两个方向都各有4条机动车道。道路两旁还各有另一条专供自行车用的很宽的道路。一道绿色的铁栏杆将自行车道与人行道分开。有些栏杆已经被拆毁作为路障使用了，但大多数仍然完好。学生领袖们带着他们的队伍在这里穿过长安街到其北边然后转弯沿着街向西行进。他们选择行走在自行车道里。
吴仁华与几个他的学生纠察走在接近队伍的最后边。就在他们终于在长安街上向西拐弯时，他们听到背后一阵有威胁的轰鸣声。吴仁华往后看去，惊异地发现3辆坦克正并排向他们冲来，一边发射着催泪弹。那淡黄色的烟雾又一次在空气中弥漫开来。学生原本有秩序的队伍顿时一片混乱。可是坦克并没有减速，最右边的一辆正行驶在自行车道上，直接推压向人群。几十位学生绝望地翻越着铁栏杆，大多数安全地抵达另一边的人行道，有些人则只能把身体紧紧地贴挂在铁栏杆上。在浓烟散开，坦克高速驶离以后，一个最可怕的场面在人们的眼前呈现。
一小段栏杆已经被推倒在地上，因为坦克的重量而扭曲。几具尸体横七竖八地爬在上面，有两个已经变形得几乎无法看出是人体的残骸。鲜红的血液和白色的脑浆混合着流到了街上。在那一瞬间，5人丧失了性命，另外9人身受重伤。
受伤者之一是方政，北京体育学院的一名学生。这位运动员在坦克冲过来时正在帮助一位被这个场面吓晕了的女同学。在最后的一刻他奋力把那个女孩推开了，他自己却只剩下翻滚出去的时间。他没有滚多远双腿就被那辆坦克的一条履带压住。在被坦克拖带了几米远后他才抓住铁栏杆把自己拉了出来并随即失去了意识。他的两条腿都不见了。他被送往医院，在命悬一线中活了下来。
终于是6月4日的清晨了。天安门广场变成了一个灾难性的战场遗迹，到处都是毁坏的帐篷和焚烧中的残骸。坦克和装甲车一个挨一个地停在边界上，把整个地区隔离了。直升飞机在空中俯视着。里面留下的只有穿着迷彩服的军人。传统的升旗仪式又一次开始了。在那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中，所有的士兵——他们有着与刚被他们驱逐的大学生们同样的年龄——都纹丝不动地立正，向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敬礼。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前进！前进！进！
Saturday, June 2, 2012
《天安门对峙》书摘：刘晓波及四君子绝食
以下是《天安门对峙》第12章部分内容，描述四君子绝食过程：
没有几个人注意到“飞虎队”那喧闹的引擎轰鸣声已经消失好几天了。直到5月30日，政府宣布那个摩托车团伙的十几名领头人已经以“宣扬暴力、搅乱公共秩序”罪名被拘留。这消息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大多数人还是把那些人看作是不值得同情的不良青年。
工自联在得知他们的几位领袖分别被强拽进汽车里拉走时倒是立刻就采取了行动。他们请求学生支援。工自联的主席韩东方与李进进一起带着学生和工人游行到公安部大楼。在一整天的静坐示威以后，他们通过谈判成功地赢得了被劫持的工人的释放。还是没有人想到询问“飞虎队”的案子。
就像他之前的刘刚，王军涛现在看到他的影响力正在急速化解。他那个华盛顿式领导风格的宏大构想在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失败中灰飞烟灭了。首都联席会议搬到了大学区，很快地变得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大多数著名的知识分子已经不见了。他们或者离开首都去了外地，或者是就地躲藏起来了。王军涛也是同样的悲观。他告诉陈子明这应该是他们为不可避免的流血结局做准备的时候了。
王军涛指示他们社经所的人员为运动中的领袖制作假证件。他在城市的郊区安排了一系列的安全居所，并拼凑了一个逐步从市内向外撤离的初步计划。他甚至采取措施把刘刚和张伦——社经所卷入运动最深的两位成员——撤了出来送往郊区。陈子明对即将到来的危险却没有同样地深信不疑，他觉得这场运动已经达到了如此的规模使得血腥镇压的可能性已经几乎消失了。
国际儿童节在6月1日来到。占据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尝试着扮演起大哥哥大姐姐的角色。他们打扫了广场，准备了一些小礼物来迎接年幼的访客。孩子们随着父母前来观看市里最新的旅游热点：民主女神。但这个天真的日子并没有一个好的开端。李禄被从睡梦中叫醒时得知封从德和柴玲已经被绑架。他赶了过去发现那两人在一个帐篷里被捂着嘴捆绑着。李禄摸清情况后判断这不是政府的行动，而是他们自己内部一小部分人的反叛。这是已经有过很多次的试图推翻他们领导地位的“政变”中最激烈的表现。李禄不动声色地召集来学生纠察队解决了争端。但是，他们领导层的内斗显然已经达到了令人心悸的程度。
刘晓波非常伤心。在首都联席会议头几天那短暂的兴奋之后，他看到知识分子又纷纷回到了他们原有的行为方式。他们在看到第一个危险的苗头时就大规模地逃避了。很多人躲了起来，其他人则因为确信他们无法左右被激进学生控制的天安门广场的局势而放弃了希望。在他看来，没有人在承担责任。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深远传统，这个群体因此被无数代人不无根据地看作是无能和无望的一群。
作为一个在《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发表的当口毅然回到北京的人，刘晓波相信这是一个需要明确地站稳立场的时刻。他知道他必须完全地把自己投入到运动中去才能希望对运动有发生影响的可能。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采取一个激烈的行动：绝食。
王军涛并不同意绝食，但在刘晓波的劝说下接受了他的提议。为了避免再次造成一个激进的闹剧，他们决定只是开始一场由知名的知识分子举行的象征性的接力绝食。当一个团队结束他们的绝食后，另一个继续下去。这样，他们可以在天安门广场持续地展示一些著名的名字和形象，保证把这场占据延续到那个宝贵的6月20日。
麻烦的是已经没有几位著名的知识分子还留在他们中间可供选择了。刘晓波只找到周舵——一位已经在幕后做了许多工作的中年知识分子——和高新——北师大的前校报主编。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有任何知名度可言。但他们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个急需的鼎鼎大名：侯德健。
侯德健是在七十年代台湾的大学校园里以创作被称为“校园歌曲”的短小民歌成名的。1978年，当美国放弃台湾改而与中国大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时，年轻的侯德健创作了歌曲《龙的传人》来表达台湾人民的痛苦和决心。尽管有着这样的渊源，这首歌两年后在大陆演唱后一夜之间风靡全国。“龙的传人”突然成为中国人传统认同的同义词。
侯德健却对他自己在台湾的前途并不看好。他背着叛国的罪名离开了台湾，来到北京定居，在一个更大的观众中培植他的名声。他没料到自己的这一冒险会在此时把他带进天安门广场的对峙。侯德健刚在香港参加了一场支持北京学生的音乐会后回到北京。他已经有了另一场音乐会的安排，所以他只能绝食48小时。他的同伴都誓言要绝食72小时。
6月2日下午，他们这4位被称之为“四君子”的人一起走进了天安门广场。他们宣读了一份自己的宣言，其中包含着针对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抨击：
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呼吁！我们忏悔！
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
在李鹏政府非理性的军事暴力高压之下，中国知识界必须结束几千年遗传下来的只动口而不动手的软骨症，以行动抗议军管；以行动呼吁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诞生；以行动忏悔由我们长期的软弱所犯下的过失。这个冗长的宣言继续着，同时批评政府和激进学生的失误，指责他们的非理性情绪已经将危机持续升级。它最后骄傲地宣布“我们没有敌人”，希望“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没有人注意这份宣言。成千上万的民众向天安门广场涌来。他们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侯德健。北京市民有了一个新的理由前来这里：“先看女神后看猴（侯）”。可是即使是那个民主女神塑像也没法与一位流行乐巨星的真人竞争。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上的侯德健是一个瘦弱和害羞的角色，他被要求一遍又一遍地演唱他的歌曲。一次又一次地，他带领全场齐声高唱《龙的传人》。当他需要喘口气时，刘晓波试图做他的演讲。尽管仇恨没有能毒害他的智慧，“广场病”却做到了。面对着上万人疯狂的欢呼，那篇精心炮制的宣言里所包含的理性思维一下子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他以最大的热情赞扬学生，发誓要把他们的斗争坚持到最后一刻。不过他也没机会说太多，没有耐心的听众响亮地齐声呼唤着，“侯德健！”“侯德健！”
就这样，四君子的绝食迅速地变成了一场奇特的闹剧。
Friday, June 1, 2012
八九一日：6月1日，广场上绑架风波、刘晓波准备绝食
1989年6月1日临晨4点左右，几个人突然闯进封从德和柴玲在广场上休息的帐篷，将他们反绑起来，用毛巾堵上嘴。总指挥突然被绑架的消息不胫而走。李禄闻讯带着纠察队员赶来，发现绑架的领头人是当初一起发起绝食的学生王文。他们出于对柴玲和指挥部的不满，试图发起又一轮夺权政变。事件很快得以平息，并一度以政府的阴谋名义对外公布。虽然是虚惊一场，该事件也显示广场学生内斗已经恶化。
这天是国际儿童节。因为广场被占领，传统的少先队宣誓仪式被取消了，但还是很多孩子在大人陪同下来到广场观看民主女神雕像。占据广场的大学生们举行了一个仪式，准备了一些小礼物招待小客人。
北师大的教师刘晓波对广场学生的状况忧心如焚。为了获取学生的信任，他准备发起知识界名人在广场接力绝食活动，并说服了王军涛提供支持。但他们很快发现在京的“名人”大多数已经离开或躲藏起来，很难找到足够人接力。当晚，刘晓波还是在北师大门口演讲，宣布第二天下午自己将去广场绝食。
八九一日
这天是国际儿童节。因为广场被占领，传统的少先队宣誓仪式被取消了，但还是很多孩子在大人陪同下来到广场观看民主女神雕像。占据广场的大学生们举行了一个仪式，准备了一些小礼物招待小客人。
北师大的教师刘晓波对广场学生的状况忧心如焚。为了获取学生的信任，他准备发起知识界名人在广场接力绝食活动，并说服了王军涛提供支持。但他们很快发现在京的“名人”大多数已经离开或躲藏起来，很难找到足够人接力。当晚，刘晓波还是在北师大门口演讲，宣布第二天下午自己将去广场绝食。
八九一日
Sunday, May 27, 2012
《天安门对峙》书摘：撤退的决定和破产
5月27日早晨，刘刚带着一个明确的目的来到天安门广场。他必须把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领袖们拉到首都联席会议的会场来讨论未来的计划。李禄在第一天之后就再也没有参加过这个会议。他觉得那只是一个没用的胡闹。他偶尔倒会把柴玲支配去参加会议，让总指挥能够得以离开广场在那些没意义的会议中得到休息的机会。有了他自己的学生议会支持指挥部，李禄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参与首都联席会议。而刘刚已经明白，任何有关天安门广场的计划的成功与否都依赖于柴玲和李禄的首肯。
可是刘刚这天早上还是没法说服李禄去参加会议。柴玲和封从德两人倒是跟着他去了。这天正好是这些天来与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场合的封从德在人群中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他很惊讶地发现一直不在天安门广场的王丹却在这里承担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但他不认识因为有重要议程而专门来主持会议的王军涛。这天的安排是讨论王军涛4天前为大会开幕时指定的第二项重要任务：为这个运动提供一个清晰而统一的目标。
会议开始时先由柴玲简要介绍了当时的形势。出乎众人的意料，她提供的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破败景象。外地的新来者已经完全失控。他们组建了自己的学生组织与她的指挥部争权夺利。垃圾在堆积，广场是一片狼藉。柴玲极其疲惫，完全不像是一个随时准备保卫天安门广场的总指挥。杨涛的空校计划也被提出但没有收到什么反响。王丹觉得这个主意完全不现实。吾尔开希同意王丹的看法，但也表示他自己愿意到外地去宣传鼓动声援北京的力量。
王军涛把会议拉回到原来的议程。首都联席会议中的两位作家已经起草了又一篇声明，这次的题目很平实：《我们对时局的十点看法》。这是一个他们集体的观点和要求的大杂烩。令封从德和柴玲不安和难受的是这些知识分子随后开始了历时几个小时的字斟句酌的讨论。有一次，他们竟然为运动的起源是“纯粹自发”还是“基本自发”争议了很久。封从德注意到很多人在打瞌睡，他终于体会到了李禄对这个会议的那些看法。
王军涛为会议买来了肯塔基炸鸡做午餐。这对屋子里的大部分人来说是一顿奢侈的消费。像几乎所有人一样，柴玲对王军涛有一个非常好的印象。她发现他善于理解和支持对方，是在众人中她可以信任的极少数人之一。王军涛一直在留意地扮演着他心目中的华盛顿角色。他尽最大努力保证每个人都在会上有发言的机会，并避免表现出他自己的任何主观判断。即使是在听取一些他觉得是荒唐或无法同意的观点时，他也不停地微笑着，殷勤地点着头。他这一态度赢得了众多的朋友，保证了这个会议不至于分崩离析，但这个四面讨好的风格却也令他那些比较接近的朋友极为恼火。许多人公开指责着他没有原则。刘刚担心王军涛经常变更的立场会使他们失去许多宝贵的机会。
在吃午餐时，他们得到消息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已经从上海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支持戒严。这是他们又一个重大的挫折。
会议在下午继续讨论他们的《十点看法》。其中的第8点指出，如果人大常委会不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的话，占据天安门广场的行动将至少持续到6月20日——人大常委会开会的日子。就在大家对这一点没什么异议的时候封从德站起来发言了。他以主管财政的身份向大会提出他们的财政状况不可能再坚持3个星期。事实上，他说他觉得他们已经不可能再维持一两天。他接着解释了他们是如何在巨大的赤字状态下运行，要求已经离开广场的高自联立即把私自带走的捐款交还给广场。
与会者惊呆了。他们在想象革命和胜利的宏大远景时，从来没有注意过金钱和诸如买盒饭和面包这样的细微末节。在压力下，高自联负责财政的梁擎暾答应马上交出一部分捐款。但他同时声明他们手中的款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丰厚。按照封从德所报告的花钱速度，也绝不可能让他们坚持到6月20日。
王军涛并不觉得这个赤字会成为一个大问题，大笔的捐款已经从香港和台湾发出，指日可待。但封从德的数字加上柴玲早先的介绍已经把钟摆推向了尽早撤退的方向。在少数死硬派的失望中，会议很快决定把撤退日期改为3天以后的5月30日。这个日子是让指挥部有一两天的时间做好准备。这时所有人的眼光都投向柴玲，这位矮小而强硬的总指挥有着最后的决定权。
柴玲在这一时刻却是疲惫大大多于强硬。她温和地轻声发言。从绝食的一开始她的日子就很艰难。虽然他们尽了全力，天安门广场上的形势却依然令人难受。她已经受够了。是的，她举起手对会场说，她同意这个撤退计划。几乎所有人也都跟着举起了手，这个决定被记录为全票通过。
他们最后完成了对声明的讨论时已经是下午很晚的时候了。但会议还没有结束。北师大的文学和哲学讲师刘晓波建议说他们的运动需要有一位更引人注目的领袖，一个公众心目中的英雄，或者说是中国版的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式的人物。他宣告说，只有在有了这样的一位领袖之后，运动才能在从天安门广场撤退之后继续团结群众，坚持公民对抗行为。他心目中早已有了一位候选人，因此他立即就提名吾尔开希担任这个他命名为“人民发言人”的角色。
34岁的刘晓波过去一年里在挪威和美国旅行，讲授中国哲学和文学。这个春天里，他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访问，突然感受到了他必须回北京投入爆发中的运动那无可压抑的冲动。于是他立即登上了一架回国的飞机。正当他在东京机场转机的时候他得知了《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的发表。在那个关口，他犹豫了，不知道是应该继续前往北京还是飞回纽约。最后还是北京赢了。
回家后，他很高兴地看到他自己学校的学生正处于运动的中心。这时在这个会议上，他极力夸赞吾尔开希具备天生的领导人的风采和才能。吾尔开希也成竹在胸。他接着自己发言声称他是运动中最富有魅力，最有知名度的领袖。他看起来深受听众的认同。
封从德再也忍不住了。他气愤地反对这一提名，指控吾尔开希不成熟、缺乏经验，以及更严重的是，有着强烈的不顾规则擅自说话的作风。他指的是吾尔开希在天安门广场做的那些导致他被高自联开除的自以为是行为。吾尔开希对这些指控并没有反驳，他自我辩护说将来有了刘晓波这样的老师指导，他将能够做得更好。
这一切终于成为最后的一根稻草。封从德和柴玲再也没有耐心了。他们已经在这个会议上花了7个小时，是离开的时候了。临走时，柴玲宣布她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与这个会议不再有共识。就在他们怀着厌恶的心情走出会场时，吾尔开希作为“人民发言人”的提议被搁置了。王军涛追了出来试图安抚这一双愤怒的年轻人。
离开会场之后，封从德随即赶往北大去追讨高自联刚刚答应提供的捐款。柴玲独自一人前往天安门广场。她一直没法从脑海里剔除刘晓波和吾尔开希在会上的表现。她已经看到过太多的人试图从她手里抢夺领导权。从高自联到新来的外地学生，他们总是在试图发动“政变”，推翻她的指挥部，夺取权力。现在这个刚刚在几天之前还支持她的首都联席会议也转向与她作对了。就在她接近天安门广场时，她开始对3天以后撤退的决定有了严重的怀疑。
天安门广场在这一天也不是她的庇护所。就在她走进去的时候，所有悲哀的现实同时向她迎面扑来。这是一个肮脏、病态的所在，人们既疲惫又气愤。一位小男孩模样的学生纠察带着愤怒和厌恶的情绪对着她冲过来。他告诉她说他来自港口城市青岛。他们几百名同学一起前来参加运动。因为他们穿着统一的海员学院制服，他们全部被委派作为学生纠察，专门在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内圈的警戒线上站岗。他哭着对柴玲抱怨他们全都努力工作了好多天。但他们都看到了什么呢？“没有一件好事！”他叫道，我们看到你们这些领袖来来往往，没干一件实事。我们看到无数的内斗和腐败。我们一件好事都没看到！他告诉柴玲他的大部分同学都已经带着极度的失望回家了。只有十来个人还留在这里。为什么他自己还留在这里？他说，我就是不愿意放弃，“我就是想要看看，广场究竟能乱到什么程度，这个国家还有没有希望？”
小男孩的说出的话听起来就是柴玲早先在她自己激情澎湃时写下的《绝食宣言》的回响。她曾经用几乎就是同样的语句激励了几百位和后来的几千位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可是这次，这些语句掉转头冲着她来了。她自己的运动正在排斥她的追随者。她没有什么可以对这位男孩说的。她突然想起了她的丈夫封从德。有一次在谈论学生之间无休止的内斗时，他曾经自嘲道，“现在我明白李鹏为什么要戒严了。”这很悲哀，令人抑郁地悲哀。
柴玲很高兴地看到从人民英雄纪念碑那里迎上来的李禄。不过这个愉快的感觉也没有能持续多久。李禄一听到撤退的计划就觉得莫名其妙，“这个提案是从哪里来的？我们300多位学生代表投票要坚守广场才刚刚两天。你们怎么能这么快就推翻这个决定？这是违反民主原则的。”柴玲试图为这个决定辩护，但她自己也知道没什么说服力。李禄变得越来越气愤。他叫嚷道，如果他们现在撤退，就再也不可能把学生召集在一起。军队会完全控制局面。6月20日的人大常委会会议如果不被取消的话也只会是在刺刀之下举行！
当刘刚和其他一些首都联席会议的人员来到天安门广场时，他发现柴玲已经改变了主意。柴玲告诉他这是李禄的决定。刘刚立即找到李禄向他解释撤退的计划。他强调说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撤退，而是向校园做战略转移。李禄礼貌地倾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刘刚紧盯着李禄戴着的大墨镜，却看不到他的眼睛。他知道有麻烦了。
封从德在首都联席会议开会之前就已经安排过一个记者招待会，这在此时成为运动期间少有的一个大场面。几乎所有主要的学生领袖都难得地聚集一堂。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上，吾尔开希、王丹和柴玲站在中间。李禄、张伯笠、刘刚、王军涛和一些来自首都联席会议的知识分子席地坐在他们后面。领袖们的面前有好几排摄影镜头，准备好要记录历史性的时刻。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市民拥挤在记者后面。这阵势看起来不像是一个记者招待会，倒像是一个群众大会。
吾尔开希首先发言。他已经好多天没有在公众场合露面了，这天他看起来已经没有病痛的迹象，后面也不再有跟随着的氧气袋和护士。刘刚本来是安排他为运动的成就做一个总结作为引子，吾尔开希却把它当作了他自己再度出山的机会。快乐、轻松的他似乎随意地开始为他在5月21日凌晨嘶喊撤退的“昏头”决定做真诚的道歉。他说他很可能让运动失去了一个团结一致的黄金机会。他那自然流露的魅力征服了全场。这一次，他没有晕倒。
这是一个很难接续的表现。当王丹下一个站出来时，他看起来正好是满怀激情的吾尔开希的反面。生硬、平淡，带着一副几乎遮住他半张脸的大眼镜的王丹右手拿着麦克风，左手握着几张薄薄的纸。他艰难地阅读着在风中颤动着的稿纸，这就是那个冗长的《十点看法》。已经被吾尔开希激励起来的听众又恢复了平静。
王丹直到读到第8点时才得以稍微抓住大家的注意力。他稍停了一下，然后缓慢、轻轻地念到：“建议学生在5月30日撤出天安门广场。”王丹继续念着声明，人群中的学生们则互相交换着不解的目光和观点。
刘刚很是担心。他在王丹讲话的时候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个撤退方案，具体规划出学生如何从天安门广场游行出去。他知道大部分学生是从外地而来，他指示他们按照他们学校所在的地区前往指定的某个北京的大学校园。他把计划递给接下来要讲话的柴玲。
柴玲站起来的时候一只手里握着刘刚的纸条，另一只手接过了麦克风。她没有费神去看那纸条一眼，却平静地把它塞进牛仔裤的裤兜里。然后她说，“5月30日撤退的决定不是我们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做的。那也不是广场上学生的意愿。”她然后转过身来，手指着刘刚提高嗓门叫道：“是他们！那只是这些所谓精英知识分子的看法！”
记者招待会在一片糊涂的状态下匆匆结束。刘刚和“精英”们被迫躲进了一张帐篷。他们压不下心中的愤怒，私下里对柴玲恶言咒骂着。当那个《十点看法》最终被印刷分发时，第8点已经回到了原来的语言：“如果人大常委会不在最近几天召开紧急会议，广场的抗议将至少持续到6月20日。”
Saturday, May 26, 2012
八九一日：5月26日，广场学生议会投票决定继续坚持
1989年5月26日，首都联席会议继续开会讨论。广场上的声势开始再度走向低潮。杨涛为他的“空校行动”计划寻求支持。他已经取得柴玲和封从德的认可，但李禄没有买账。李禄把这个提议看作又一个诱使学生撤退的手段。
正是在这天临晨5点，李禄主持的广场学生营地会议在通宵开会之后，为是否撤退做了辩论和表决。这个相当于学生议会的组织这时候有将近300所院校的代表，大多数来自外地。表决结果是：
正是在这天临晨5点，李禄主持的广场学生营地会议在通宵开会之后，为是否撤退做了辩论和表决。这个相当于学生议会的组织这时候有将近300所院校的代表，大多数来自外地。表决结果是：
- 坚守广场，主动出击：162票，56%
- 积极对话，坚持广场：80票，27%
- 保持纯洁，不撤不谈：38票，13%
- 维持现状，自生自灭：8票，3%
这些选择项目中并没有明确的撤退一项，前两项选择也不具备实质区别。但投票的结果表明绝大多数代表愿意坚守。李禄把这个结果看作是学生团体对指挥部的授权。
Friday, May 25, 2012
八九一日：5月25日，广场走向平静和危机，杨涛提出空校建议
1989年5月25日，被堵截的戒严部队基本上全部后撤到郊区军营休整，继续占领着天安门广场的几万学生情绪开始从抗议转为轻松。广场上各种即兴的文艺演出此起彼落。
但对于刚成立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领导成员来说，他们的处境越发艰难。负责财务的封从德开始清理收支情况，发现帐目极其混乱，捐款没有统一管理。而且他意识到每天接受的捐款并不足以支付这么多学生的食物和其它支出。他们这个小共和国有着巨额的赤字，将难以为继。封从德决定在广场定期公布收支数目。
王丹也意识到占据广场的“消耗战”可能难以为继，他回到北大贴出大字报紧急呼吁筹委会组织队伍轮流去观察值班。而一直留在校园负责后勤支持工作的北大筹委会负责人杨涛这天来到广场，找到封从德等人建议“空校行动”：发动所有大学生离开校园回家乡，给戒严部队留下一个空城。
八九一日
但对于刚成立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领导成员来说，他们的处境越发艰难。负责财务的封从德开始清理收支情况，发现帐目极其混乱，捐款没有统一管理。而且他意识到每天接受的捐款并不足以支付这么多学生的食物和其它支出。他们这个小共和国有着巨额的赤字，将难以为继。封从德决定在广场定期公布收支数目。
王丹也意识到占据广场的“消耗战”可能难以为继，他回到北大贴出大字报紧急呼吁筹委会组织队伍轮流去观察值班。而一直留在校园负责后勤支持工作的北大筹委会负责人杨涛这天来到广场，找到封从德等人建议“空校行动”：发动所有大学生离开校园回家乡，给戒严部队留下一个空城。
八九一日
Tuesday, May 22, 2012
八九一日：5月22日，高自联再度失去广场领导权、知识界游行
吾尔开希在1989年5月22日凌晨两点左右在广播站大喊大叫要大家撤往使馆区的做法不仅使他自己完全失去学生中的信誉，也给正在竭力恢复领导地位的高自联一个致命打击。尽管此时吾尔开希早已不在高自联任职或活动，一般学生还是把他当作高自联的象征。
这天并没有出现传说中的镇压行动，戒严部队在城外一如既往地按兵不动。头天晚上悄悄离开广场的学生领袖陆续返回。张伯笠找到王超华要求开学生代表大会，他以高自联组织散乱、缺乏领导能力为名提议高自联撤离广场整顿。广场暂时由新组织的临时指挥部负责，在48小时后再交还给整顿好的高自联。王超华无可奈何，临时指挥部很快就成立了，基本上还是原先绝食指挥部的人马：柴玲任总指挥，李禄、封从德、张伯笠等副总指挥。
下午，首都知识界几千人再度上街游行，要求立即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罢免李鹏。四通公司总裁万润南则出面在国际饭店召集了上百名学生代表开会，建议学生立即撤离广场。他还与王丹私下谈话，但均未能取得效果。
傍晚，几十名青年知识分子在纪念碑下集会，商讨整顿广场秩序和领导权问题。他们可能并不知道已经有了个新的临时指挥部。王军涛承诺第二天拿出具体方案，建立新的组织。
八九一日
这天并没有出现传说中的镇压行动，戒严部队在城外一如既往地按兵不动。头天晚上悄悄离开广场的学生领袖陆续返回。张伯笠找到王超华要求开学生代表大会，他以高自联组织散乱、缺乏领导能力为名提议高自联撤离广场整顿。广场暂时由新组织的临时指挥部负责，在48小时后再交还给整顿好的高自联。王超华无可奈何，临时指挥部很快就成立了，基本上还是原先绝食指挥部的人马：柴玲任总指挥，李禄、封从德、张伯笠等副总指挥。
下午，首都知识界几千人再度上街游行，要求立即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罢免李鹏。四通公司总裁万润南则出面在国际饭店召集了上百名学生代表开会，建议学生立即撤离广场。他还与王丹私下谈话，但均未能取得效果。
傍晚，几十名青年知识分子在纪念碑下集会，商讨整顿广场秩序和领导权问题。他们可能并不知道已经有了个新的临时指挥部。王军涛承诺第二天拿出具体方案，建立新的组织。
八九一日
Monday, May 21, 2012
八九一日：5月21日，戒严部队被堵，北京进入僵持局面
1989年5月21日，被一直堵在郊外的戒严部队仍然没有急于突破的迹象。北京的市民开始习惯这样怪异的戒严状态。街上连警察都很少，一些地方是学生在自愿指挥交通。
人大常委会委员胡绩伟这天开始联络在首都的委员，试图提议召集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讨论戒严问题。在四通公司的包括曹思源和周舵等知识分子的协助下，他征集到50多位委员签名。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此时还在北美做国事访问。但要求他立即回国的呼声很高。
金观涛、严家其等十六位学者联署了一份《保卫宪法宣言》。
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仍然处于一片松散状态。王超华代表高自联召集各校代表开会，表决是否撤离广场。结果32票赞成撤退，14票反对，2票弃权。但这一决议并未能付诸实施。
李禄觉得镇压的危险正在迫近，便别出心裁地与女朋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婚礼。封从德和柴玲分别出任伴郎和伴娘，张伯笠证婚。这一临时举动为广场带来了一些生气。
“完婚”不久，李禄从捐款中为原绝食指挥部领导成员每人发放了一千元做“逃亡费”，合议当晚悄悄地离开广场。封从德、柴玲、张伯笠等人离去之后，李禄自己却在把“新娘”送走后独自留了下来，在纪念碑下坐了一夜。
吾尔开希却在这天见到自称为邓小平儿子邓朴方身边的人，被暗示当晚军队会镇压。他在临晨时分来到天安门广场通过学生广播站大呼撤退，要学生立即撤往使馆区。被突然惊醒的学生没有听从。
王军涛和陈子明这天决定要建立一个各界参与的联席会议来影响广场的学生。
八九一日
人大常委会委员胡绩伟这天开始联络在首都的委员，试图提议召集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讨论戒严问题。在四通公司的包括曹思源和周舵等知识分子的协助下，他征集到50多位委员签名。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此时还在北美做国事访问。但要求他立即回国的呼声很高。
金观涛、严家其等十六位学者联署了一份《保卫宪法宣言》。
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仍然处于一片松散状态。王超华代表高自联召集各校代表开会，表决是否撤离广场。结果32票赞成撤退，14票反对，2票弃权。但这一决议并未能付诸实施。
李禄觉得镇压的危险正在迫近，便别出心裁地与女朋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婚礼。封从德和柴玲分别出任伴郎和伴娘，张伯笠证婚。这一临时举动为广场带来了一些生气。
“完婚”不久，李禄从捐款中为原绝食指挥部领导成员每人发放了一千元做“逃亡费”，合议当晚悄悄地离开广场。封从德、柴玲、张伯笠等人离去之后，李禄自己却在把“新娘”送走后独自留了下来，在纪念碑下坐了一夜。
吾尔开希却在这天见到自称为邓小平儿子邓朴方身边的人，被暗示当晚军队会镇压。他在临晨时分来到天安门广场通过学生广播站大呼撤退，要学生立即撤往使馆区。被突然惊醒的学生没有听从。
王军涛和陈子明这天决定要建立一个各界参与的联席会议来影响广场的学生。
八九一日
Saturday, May 19, 2012
《天安门对峙》书摘：绝食的结束
以下是《天安门对峙》第10章部分内容，描述绝食结束的过程：
广场上的绝食指挥部这时已经扩充，增加了封从德和张伯笠为副总指挥。大家已经很清楚地看出总指挥自己很少做任何重要的决定。柴玲总是把这个任务完全托付给她最信任的副总指挥李禄。但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需要，她就会亲自做一次富有激情的演讲，聚集、鼓舞着人心。这天早晨，赵紫阳在他那个异乎寻常地来访时的讲话录音在指挥部汽车顶上的高音喇叭上反复播放着。一种绝望的感觉慢慢地渗入众人的心底，死亡或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的阴影正从天边逼过来。
到处都在流传各种谣言。那天下午，在新华门的吴仁华被一位呼唤着他的名字的中年人拽到一边。自从与绝食大本营分离后，吴仁华和他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已经在那里驻扎了好几天，完全封闭了这个中南海的正门。这位吴仁华以前认识的政府官员在为消息来源保密的条件下告诉他赵紫阳已经被撤职，北京马上就会实施戒严。吴仁华立刻派出一位信得过的学生纠察去广场报告这一消息。
几乎同时，张伯笠在与李禄交谈时看到两位知识分子来找他有急事。他们几乎是提着他穿过长安街来到天安门东边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在那里，他们告诉他戒严令将在这天午夜宣布，学生们务必停止他们的绝食活动。他们催促着说，如果绝食停止的话，也许还会有让戒严部队失去进入城市的理由的希望。
张伯笠自己对停止绝食没有意见，但这不是他所能决定的。于是他奔回广场，先与李禄交换了意见后又一起找到了柴玲。绝对出乎张伯笠意料的是他们俩都即刻同意了停止绝食。于是，他们通过高音喇叭宣布学生议会的全体会议要在一辆空着的公共汽车上召开。学生纠察队受命在汽车周围保持严密警戒，绝不允许任何人来打断这个会议。尤其是吾尔开希，如果他在这里出现的话。
汽车里，这次会议很反常地简短和顺利。有关即将颁布的戒严令的传谣没有被公开。柴玲和李禄完全以人道主义的理由提议立即停止绝食。有着他们的支持，又面临着致命的威胁，即使是先前最激进的代表们也没有怎么强力反对：173人投票支持停止绝食，28人反对，7票弃权。决定便这样做出了。
就在这时，吾尔开希暴怒地冲进了汽车，后面跟着几个举着还连在他身上的点滴药瓶的医生和护士。他一直在外面与学生纠察拼斗，纠察队在他的名望和决心面前最终不是对手。尽管他既不是指挥部成员又不是他学校的学生代表，吾尔开希对他被排除在会议之外极为不满。而他也有他的办法。作为北师大的最高领袖，他当场宣布撤了他学校的代表——一位名叫梁擎暾的学生领袖——的职位，由他自己顶上。全然不顾会议此时已经结束、决定已经做出的事实，作为新代表的吾尔开希坚持他有极其重要的新情报，必须重开会议讨论。直到此时吾尔开希才终于顾得上询问一句已经做出的决定是什么。当被告知是停止绝食时，他慢慢地举起了手，忠厚地说，“我同意。”
吾尔开希那天下午有了再去见一次阎明复的冲动。他和他的女朋友刘燕搭乘一辆救护车混进了统战部。经过一番努力，阎明复出来见了他并告诉了他即将戒严的消息。阎明复直接透露即将戒严消息的可能性不大，但那个下午有关戒严的传言也已经在北京和外地几个城市不胫而走。吾尔开希感觉到这个进展的分量，他立刻让刘燕去广场找尽可能多的绝食领袖到统战部来。他们需要与阎明复商量。
马少方和程真先到了，他们立刻就因为这个消息不知所措，哭着要绝水或自焚抗议。慈父一般的阎明复逐渐让他们安静下来。一会儿，王丹、项小吉、沈彤和另外一些人也赶到了，只有绝食指挥部的领导们不在场。他们不管这个，自己开了一个简短的会决定停止绝食。
阎明复很是松了一口气。他让统战部食堂为学生准备了一大锅面条。每个人都大口地吃着，尽管他们的复食决定既不正式又还没有公开宣布。这是他们年轻生命中最香甜的一顿饭，一个巨大的负担从他们嫩稚的肩膀上卸下了。在那一瞬间，即将到来的戒严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交谈着、笑着、互相合影和戏剧化地签名留念。吾尔开希手舞足蹈地踢翻了两只热水瓶，其爆炸声令所有人开怀大笑。然后，他们搭乘不同的汽车前往天安门广场，在那里吾尔开希要冲过学生纠察队才能把他们的决定告知学生议会。
柴玲、李禄、吾尔开希和学生议会都同意了，剩下的只是向成百上千的绝食者宣布的程序了。郑义已经起草了一个声明，柴玲在指挥部车内平静地宣读，它由车顶上的高音喇叭播送出去。
反应是迅速而混乱的。四周一片愤怒的“叛徒”和“学贼”的叫骂。许多人涌向汽车，他们砸着、摇晃着车子。就在李禄试图通过他的麦克风让大家安静下来时，封从德冲了进来。他刚从医院里回来就听说了学生议会的会议。他认为这个会议的召集不符合程序，参加的代表人数也不够，不足于作出这样关键性的决定。于是，他立刻又自己召集了一次会议。在这个虽然匆忙但还是兢兢业业地查点了人数的会议上，80%的代表投票反对停止绝食。柴玲、李禄和张伯笠对封从德的擅自行为极为愤慨，他们拒绝承认这个会议和投票结果。几名正副总指挥在指挥部的车上爆发了一场推推搡搡的争斗，以封从德气愤地辞职抗议而告终。
极其勉强地，绝食的终结终于成为事实。李禄仔细地安排学生纠察将虚弱的绝食学生送往医院或校园。其他人则选择留在广场。他们在慢慢地进食的同时决定在广场继续进行大规模的集体静坐。张伯笠被两个人几乎抬着奔向历史博物馆的门口，那里有一个电话机等着他。他拿起话筒自报姓名身份后，另一端的声音告诉他那是国务院，他们已经准备好录音。张伯笠对着电话朗读了他们的复食声明，然后把印好的声明散发给在场的几个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的记者。
中央电视台这一次效率异乎寻常地高。9点整，就在晚间新闻开始播送的时候，一行字幕在屏幕底部出现：“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已经停止绝食。”
广场上的绝食指挥部这时已经扩充，增加了封从德和张伯笠为副总指挥。大家已经很清楚地看出总指挥自己很少做任何重要的决定。柴玲总是把这个任务完全托付给她最信任的副总指挥李禄。但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需要，她就会亲自做一次富有激情的演讲，聚集、鼓舞着人心。这天早晨，赵紫阳在他那个异乎寻常地来访时的讲话录音在指挥部汽车顶上的高音喇叭上反复播放着。一种绝望的感觉慢慢地渗入众人的心底，死亡或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的阴影正从天边逼过来。
到处都在流传各种谣言。那天下午，在新华门的吴仁华被一位呼唤着他的名字的中年人拽到一边。自从与绝食大本营分离后，吴仁华和他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已经在那里驻扎了好几天，完全封闭了这个中南海的正门。这位吴仁华以前认识的政府官员在为消息来源保密的条件下告诉他赵紫阳已经被撤职，北京马上就会实施戒严。吴仁华立刻派出一位信得过的学生纠察去广场报告这一消息。
几乎同时，张伯笠在与李禄交谈时看到两位知识分子来找他有急事。他们几乎是提着他穿过长安街来到天安门东边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在那里，他们告诉他戒严令将在这天午夜宣布，学生们务必停止他们的绝食活动。他们催促着说，如果绝食停止的话，也许还会有让戒严部队失去进入城市的理由的希望。
张伯笠自己对停止绝食没有意见，但这不是他所能决定的。于是他奔回广场，先与李禄交换了意见后又一起找到了柴玲。绝对出乎张伯笠意料的是他们俩都即刻同意了停止绝食。于是，他们通过高音喇叭宣布学生议会的全体会议要在一辆空着的公共汽车上召开。学生纠察队受命在汽车周围保持严密警戒，绝不允许任何人来打断这个会议。尤其是吾尔开希，如果他在这里出现的话。
汽车里，这次会议很反常地简短和顺利。有关即将颁布的戒严令的传谣没有被公开。柴玲和李禄完全以人道主义的理由提议立即停止绝食。有着他们的支持，又面临着致命的威胁，即使是先前最激进的代表们也没有怎么强力反对：173人投票支持停止绝食，28人反对，7票弃权。决定便这样做出了。
就在这时，吾尔开希暴怒地冲进了汽车，后面跟着几个举着还连在他身上的点滴药瓶的医生和护士。他一直在外面与学生纠察拼斗，纠察队在他的名望和决心面前最终不是对手。尽管他既不是指挥部成员又不是他学校的学生代表，吾尔开希对他被排除在会议之外极为不满。而他也有他的办法。作为北师大的最高领袖，他当场宣布撤了他学校的代表——一位名叫梁擎暾的学生领袖——的职位，由他自己顶上。全然不顾会议此时已经结束、决定已经做出的事实，作为新代表的吾尔开希坚持他有极其重要的新情报，必须重开会议讨论。直到此时吾尔开希才终于顾得上询问一句已经做出的决定是什么。当被告知是停止绝食时，他慢慢地举起了手，忠厚地说，“我同意。”
吾尔开希那天下午有了再去见一次阎明复的冲动。他和他的女朋友刘燕搭乘一辆救护车混进了统战部。经过一番努力，阎明复出来见了他并告诉了他即将戒严的消息。阎明复直接透露即将戒严消息的可能性不大，但那个下午有关戒严的传言也已经在北京和外地几个城市不胫而走。吾尔开希感觉到这个进展的分量，他立刻让刘燕去广场找尽可能多的绝食领袖到统战部来。他们需要与阎明复商量。
马少方和程真先到了，他们立刻就因为这个消息不知所措，哭着要绝水或自焚抗议。慈父一般的阎明复逐渐让他们安静下来。一会儿，王丹、项小吉、沈彤和另外一些人也赶到了，只有绝食指挥部的领导们不在场。他们不管这个，自己开了一个简短的会决定停止绝食。
阎明复很是松了一口气。他让统战部食堂为学生准备了一大锅面条。每个人都大口地吃着，尽管他们的复食决定既不正式又还没有公开宣布。这是他们年轻生命中最香甜的一顿饭，一个巨大的负担从他们嫩稚的肩膀上卸下了。在那一瞬间，即将到来的戒严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交谈着、笑着、互相合影和戏剧化地签名留念。吾尔开希手舞足蹈地踢翻了两只热水瓶，其爆炸声令所有人开怀大笑。然后，他们搭乘不同的汽车前往天安门广场，在那里吾尔开希要冲过学生纠察队才能把他们的决定告知学生议会。
柴玲、李禄、吾尔开希和学生议会都同意了，剩下的只是向成百上千的绝食者宣布的程序了。郑义已经起草了一个声明，柴玲在指挥部车内平静地宣读，它由车顶上的高音喇叭播送出去。
反应是迅速而混乱的。四周一片愤怒的“叛徒”和“学贼”的叫骂。许多人涌向汽车，他们砸着、摇晃着车子。就在李禄试图通过他的麦克风让大家安静下来时，封从德冲了进来。他刚从医院里回来就听说了学生议会的会议。他认为这个会议的召集不符合程序，参加的代表人数也不够，不足于作出这样关键性的决定。于是，他立刻又自己召集了一次会议。在这个虽然匆忙但还是兢兢业业地查点了人数的会议上，80%的代表投票反对停止绝食。柴玲、李禄和张伯笠对封从德的擅自行为极为愤慨，他们拒绝承认这个会议和投票结果。几名正副总指挥在指挥部的车上爆发了一场推推搡搡的争斗，以封从德气愤地辞职抗议而告终。
极其勉强地，绝食的终结终于成为事实。李禄仔细地安排学生纠察将虚弱的绝食学生送往医院或校园。其他人则选择留在广场。他们在慢慢地进食的同时决定在广场继续进行大规模的集体静坐。张伯笠被两个人几乎抬着奔向历史博物馆的门口，那里有一个电话机等着他。他拿起话筒自报姓名身份后，另一端的声音告诉他那是国务院，他们已经准备好录音。张伯笠对着电话朗读了他们的复食声明，然后把印好的声明散发给在场的几个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的记者。
中央电视台这一次效率异乎寻常地高。9点整，就在晚间新闻开始播送的时候，一行字幕在屏幕底部出现：“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已经停止绝食。”
Monday, May 14, 2012
八九一日：5月14日，对话团、绝食学生与阎明复对话，十二学者上广场劝说学生
1989年5月14日一早，没有参加绝食的封从德来到广场。他在前一天买了一大块黑布，花了一晚上缝成一面大旗，上面用黄颜料写上“绝食”两个大字。他们在广场上把旗子悬挂在灯柱上，远远看去都很引人注目。然后他花了大半天设置一个临时广播站，播放各种磁带，包括柴玲朗读绝食书的录音。
阎明复这天代表政府做出了最大的让步：他同意与学生代表进行正式、平等的对话，以满足学生两大要求——“不是动乱、平等对话”——之中的一项。然而这个仓促而成的对话却由于双方之间缺乏信任、计划和沟通而失败。对话过程的详情请阅《天安门对峙》书摘片段。
对话失败后，十二位著名知识分子（戴晴、于浩成、李洪林、严家其、苏晓康、包遵信、温元凯、刘再复、苏玮、李泽厚、麦天枢、李陀）接受王超华邀请，由王丹等带到广场向绝食学生演讲。广场顿时人山人海，气氛热烈。戴晴朗读了一份他们刚刚写就的紧急呼吁。但当她以似乎居高临下的口吻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时，学生被激怒。学者们不得不在一片嘘声中撤离现场。
八九一日
阎明复这天代表政府做出了最大的让步：他同意与学生代表进行正式、平等的对话，以满足学生两大要求——“不是动乱、平等对话”——之中的一项。然而这个仓促而成的对话却由于双方之间缺乏信任、计划和沟通而失败。对话过程的详情请阅《天安门对峙》书摘片段。
对话失败后，十二位著名知识分子（戴晴、于浩成、李洪林、严家其、苏晓康、包遵信、温元凯、刘再复、苏玮、李泽厚、麦天枢、李陀）接受王超华邀请，由王丹等带到广场向绝食学生演讲。广场顿时人山人海，气氛热烈。戴晴朗读了一份他们刚刚写就的紧急呼吁。但当她以似乎居高临下的口吻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时，学生被激怒。学者们不得不在一片嘘声中撤离现场。
八九一日
《天安门对峙》书摘：与阎明复对话
以下是《天安门对峙》第8章部分内容，描述学生与阎明复对话过程：
就在同一个清晨，阎明复得到消息，已经有了戈尔巴乔夫的欢迎仪式不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决定。他很是震惊。这个高峰会议不仅仅是一个中国外交的里程碑，它还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新闻界人士来京采访。这样的一个决定比让政府直接在脸上挨一个耳光还要难堪。他表现得很愤怒，但依然还是抓住一丝希望。因为前一天晚上会议的鼓励，他觉得可能还有时间，但他必须采取更快更大胆地行动。
阎明复发现王丹、吾尔开希和王超华还在他的统战部大院里。他把他们都召进一个小会议室。阎明复平静却也很权威地告诉他们政府现在可以与他们进行正式的对话。学生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的代表，阎明复本人和另外几位部级官员将代表政府方面。
几位学生听到这话都难以置信。这是对他们的要求的一个极大的让步，也正是阎明复前一天晚上还没法做到的事。事实上，他是要完全地在学生们要求的条件下举行这场对话，这样他不仅承认了他们作为合法学生领袖的地位，也把他们当作了平等的对手。就在一个星期以前，国务院发言人袁木还信誓旦旦地向全世界宣告这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的。在震惊之余，王丹和吾尔开希嘟囔着抱怨政府方面代表的级别不够高，他们希望能有赵紫阳总书记或李鹏总理的参与。阎明复不吃这一套，他打断他们，激动地为他自己的级别辩护。学生们聪明地没有再坚持。
但他们还是有另一个要求：这场对话必须要现场直播。在中国，因为新闻检查的原因，极少有现场实况直播的活动。所有节目，从政府机关的运作到每年极受欢迎的春节联欢晚会，都是预先录制好，经过编辑之后才能通过电视向大众广播。不过学生领袖们对此别无选择。各种与阎明复接触有关的传言已经在天安门广场泛滥。绝食学生担心他们正在被人出卖。这些领袖告诉阎明复，如果没有现场直播的话，他们会失去自己人的信任。
这次轮到阎明复做出合情合理的表现。他并不反对这个要求，但不是很确定技术上是否能做得到。大多数电视转播器材都已经被用来为高峰会议作准备了，他们也许没有足够时间安排好实况转播。他建议采取一个折衷方案：对话过程全程录像。一旦一盘录像带录满了，它就立刻在学生的监督下密封起来传送到中央电视台播放。这样，虽然不是实况，对话过程也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延续下真实地播放。同时，学生们还可以自己用录音机录音，把录音带及时传送到天安门广场自己播放。
就在学生还在犹豫的当口，阎明复扔下了他的重磅炸弹：无论他们是否撤出天安门广场，戈尔巴乔夫的欢迎仪式可能都不会在那里举行。这消息立刻就解决了他们之间的争端。
政府会在这样重要的场合逼他们摊牌的可能性令王丹、吾尔开希和王超华很是担忧。他们从来没有准备干预国家的外事活动，也从来没想过这有可能真的发生。他们不但要为令国家丢脸承担责任，而且还会失去他们手中最大的一张王牌。如果没有了这张牌，这一切将如何收场？
王超华提出她可以去找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来劝说学生撤离。阎明复立刻就提供了帮助，他派了一辆车交给王超华使用。另一辆小客车随后被派往政法大学去接对话团。
因为她的家庭背景，王超华对首都的知识分子圈子很熟悉。她尤其与戴晴——面向知识分子的《光明日报》的一名著名记者——比较亲近。戴晴比阎明复小10岁，也同样是一名红色后代。在她父亲在早期革命中成为烈士之后，戴晴是由作为人民解放军中十大元帅之一，在粉碎“四人帮”的政变中举足轻重的叶剑英抚养成人的。不过戴晴很早就有了相当强的独立态度。她利用自己的背景所带来的保护优势出版了一系列与异议人士方励之观点相近的文章。她也通过自己单枪匹马唐吉诃德似的以环境保护为由反对三峡建坝的努力出了名。王超华小时候就认识了戴晴，后来大学毕业后在《光明日报》实习期间又与戴晴在同一个楼层工作过。
就在绝食决定被作出的那个晚上，王超华就曾经自己跑到戴晴的家里。她几乎没说什么话，就是在戴晴的小客厅里哭了一场。她当时就希望名声在外的戴晴能够为年轻的学生们提供一些急需的指导。
不过戴晴则一直有着她自己的打算。过去的十来天是新闻界最好的时光。在赵紫阳的庇护下，几十年的新闻管制政策几乎在一夜之间融解了。经过一些个人的努力，戴晴已经得到胡启立的首肯，可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整版出自有争议的著名知识分子的观点。这是一个几星期前还不可想象的机会。这时她正忙着召集这些知识分子开座谈会。她邀请的嘉宾中包括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如撰写了文化大革命历史的政治学家严家其和出版过一系列介绍西方思想的启蒙丛书的包遵信。一个月以前，一个类似但未经授权的为纪念胡耀邦逝世而召开的座谈会也包括了几乎同样的角色。那个会议的纪要发表在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上，结果报纸被关闭、主编被撤职。现在，戴晴得到了来自政治局常委委员的准许，可以做完全同样的事情。
王超华来到《光明日报》时戴晴正在招呼她那些杰出的客人们进入一间会议室。戴晴极度兴奋，她可以预见到印有这些人话语的报纸会在读者中引起多大的反响。然而，她对王超华的到来却是毫无准备。
戴晴只看了一眼王超华那张疲惫和忧愁的脸就知道她是为何而来的了。虽然她很是同情，戴晴还是不能容许她的小小座谈会被学生运动所劫持。尽管如此，她还是邀请王超华参加了会议并把她作为来自广场的学生领袖介绍给大家。但就在王超华能够说出几句话或流下一滴眼泪之前，戴晴抢先发话，强调这个座谈会的目的和重要性。她极为兴奋地宣布了她与胡启立达成的协议：《光明日报》上一整版！她的热情得到了很大的回应。对于她的听众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宣读他们已经准备好的发言稿。发言过程中几乎没有插话或讨论。王超华为他们缓慢沉闷的节奏和宏大空洞的语言感觉到无法忍受的痛楚。但她只能咬着嘴唇。她的家教使她对知识分子极为敬重，不可唐突造次。时间在慢慢地逝去。
终于，他们全部结束了他们准备好要说的话。作为礼貌，他们请王超华也说几句。王超华情不自禁了，她一句话还没能说出来时眼泪就顺着脸颊流淌不止。她以因颤抖而口齿不清的嗓音告诉大家天安门广场那里并不是这些知识分子在他们讲话里所幻想的那样一个光辉和历史性的事件。相反，形势极其严峻。在她讲话的过程中，她越来越因为自己的词不达意而难受。她为自己无法表达出她自己需要说出的意思而绝望。但通过她的泪眼，她可以感觉到屋子里许多人也在哭泣。在她请求知识分子们去广场劝说学生撤退时，每个人都积极地响应着，“对，我们必须去。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就在王超华恢复她的情感状态时，知识分子们已经开始做他们最拿手的事了。就在短短几分钟之内，他们起草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以一个父辈的态度表达作者们在听到绝食的消息后“非常理解、非常难过、非常担忧”。因为民主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实现，为了中国改革的长远利益和中苏最高级会晤，它恳请学生“发扬这次学潮中最可贵的理性精神，暂时撤离天安门广场”。
这里面“暂时”二字的确切含义并不是很清楚，不过似乎也不重要。因为声明在那之后便转换了语调，强调起他们自己对政府的态度来。它要求中央负责人立即发表公开讲话，宣布这次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并保证不对学生实行任何形式的秋后算账。它还要求政府承认学生的自治组织，保证不对绝食和静坐学生采取暴力行动。如果政府不能做到这些条件，声明的作者“将和同学们一道”，“坚定不移地奋斗下去”。
这最后的几句话也许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放进去安抚学生或满足作者的自我感觉。不过这也似乎显示出这些知识分子们已经准备自己参与运动，因此实际上抵消了声明中希望学生撤退的意图。他们提出的要求其实比学生还多，学生在这个时候已经把他们的要求简化为两条：“不是动乱，平等对话”。
王超华知道这个声明不大对劲，但在她的状态下她说不清楚具体是什么不对。她开始意识到她对这些知识分子的期望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他们与现实已经毫无指望地脱节了。她很犹豫地解释说她担心这样的一个声明不足于劝说学生撤退。她的声音很微弱，她也清楚她没法说服任何人。严家其对这个声明的语调已经很恼火。他拍着桌子说他们搞错了对象，“我不明白，现在咱们为什么要劝学生，现在要劝应该劝政府。”他愤怒地指控道。
王超华还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也许她能让这些知识分子与绝食的学生单独会次面。如果他们有可能私下里劝说柴玲，事情可能会更有希望。戴晴立即给统战部打电话安排，那里是这种会面最方便的地点。在电话的另一端，她只能听到有人在忙乱地叫嚷，说现在不可能做任何安排。于是戴晴又打了几个电话之后找到了一个场所。王超华立即又上了她那辆车子奔往统战部。她觉得她会在那里找到与阎明复对话中的柴玲。
但她对将要面临的场面丝毫没有思想准备。
终于到了对话团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这个组织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目的专门设立的，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星期。他们在每一个具体的课题上都有指定的发言人和一个支持的团队。他们甚至还做过练习和彩排。现在他们对与政府官员们面对面坐下来冷静和理性地讨论问题满怀信心甚至感觉自在。
不过要让这一切成为现实，项小吉和沈彤知道他们必须控制得住他们自己这边的人，尤其是绝食学生们。可他们没有多少实力可言。是绝食最终把阎明复拉到对话的桌子上的，现在已经不可能再把本来就不信任对话团的绝食学生拒之门外了。
另一方面，绝食学生也有着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对这一个能在电视上向全国播放的机会——即使是延迟的——兴奋莫名。这是一个让他们的声音得以广为传播的绝好时机！柴玲迅速从天安门广场收集了一批标语条幅送到统战部，其中就包括那幅“妈妈，我饿”的标语。她把它们放置在会议室里学生一边作为背景。她还带来了一盘自己朗读《绝食宣言》的录音带。如果他们有机会在对话中播放这盘录音带，它将向全国各地播放，永久地载入史册。
二楼的大会议室这时候已经被布置成一个类似外交谈判的场所。会场的中间是一张长长的椭圆桌子。阎明复这次不再坐在一端的首席，而是坐在政府一边的中间位置。他旁边是教委主任李铁映和另外10位部级官员。在桌子的另一边，沈彤坐在阎明复的正对面。项小吉则面向李铁映。他们旁边是一些对话团的指定发言人。项小吉特意落实了这样的安排以突显对话双方的平等地位。
王军涛呆在大院里的另一间屋子里，他和其他年轻的知识分子没有被邀请参加这场正式对话。也许在阎明复的眼里，他们已经完成了他所需要的使命。
会议室里的正式、外交般的气氛被站在对话团成员后面的一些绝食学生所打破。他们头戴标志性的发带，脸上带着肃穆的表情。项小吉已经与他们达成一个妥协，允许他们的一部分人在场，想必只是旁听的意思。会议桌上零零散散地有很多录音机，它们都已经开始在录音。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有一架录像机，上面有着中央电视台的标志。沈彤确定了录像机上的红灯在闪烁后开始了会议。
起初，对话是在友好、客气的气氛下进行的。对话团的发言人逐一表述了他们准备好的议案。阎明复和李铁映很认真地听着，也极为诚恳地回答了大多数问题。但很快地，项小吉和沈彤身前的桌面被他们后面站着的绝食学生递过来的小纸条所淹没。绝食学生正在失去耐心，他们要提出自己的看法。会议不久就偏离了原有的议题。坐在桌子两边的人都尽力保持耐心，但讨论越来越趋于漫无边际。
没多久，绝食学生已经不满足只是递条子了。有人提出这个会议应该直接听取他们的意见。吾尔开希插话说他手里正有一封绝食学生写给妈妈的一封家信。来自北师大同是绝食的发起人之一的女生程真没有征求许可便高声朗读了那封信。
柴玲一直都像平常一样很安静，但她因为吾尔开希的擅自行为很不高兴。那封信虽然感人却缺乏实质内容。她觉得吾尔开希浪费了一个极其宝贵的机会。会议继续进行下去的时候，柴玲觉得她没法再等下去了。她找到一个机会尖锐地质问阎明复：“你究竟认为学生运动是怎么样的？”被当场将了军的阎明复在保持诚实而又不越过既定界限之间挣扎着：“我个人非常愿意说你们是爱国的。但是我不能说。”
会场上又爆发了激烈的辩论。一只手指终于按下了一个录音机上的播放键。突然，柴玲朗读《绝食宣言》的情绪化声音充满了整个房间 ：
就像另一个开关也被按下了一样，嘈杂的屋子一下子安静了。在接下来令人心悸的十几分钟里，没有人发出任何声音，作出任何举动。屋里的每一个人，包括阎明复本人，都流泪了。项小吉和沈彤在桌子上互相握紧了手。
就在录音播放完的时候，绝食学生中间传出一个微弱的声音：“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政府不要指责我们挑起动乱。”
对话已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开始觉得很不安。他们曾经被告知已经达成的妥协，可以在一个小时的延迟后看到电视转播。但这会儿还是没有任何转播的迹象。
封从德已经在广场设立了一个新的广播站，把他们自己的高音喇叭高高地挂到了那里的旗杆上面。由于其他的绝食领袖都在对话现场，他在这里成了事实上的领导。焦虑的他不断地派出学生通讯员前往统战部查看，他们一个也没回来报信。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这时已经是7点钟，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节目时间。新闻里没有提到对话的消息。这成为最后的一根稻草。广场上所有的绝食学生都自发地聚集起来向只有一二公里远的统战部进发。他们一路上高呼口号，“停止对话！”“现场直播！”
王超华还没到达统战部就发现她的车子被街上汹涌的绝食学生所堵塞。她跳下车跑进去，看见项小吉正从会议室里出来。他们之间隔着一大群绝食学生，其中一些是封从德派来的通讯员。越来越多的学生在涌入。项小吉极力劝阻着人群不要冲击会议室，他很明显地难以为继。绝望中，他看到了王超华，知道她是一位比较成熟和理性的学生领袖。于是，他大声建议由王超华代表外面的学生进入会议室。外面的人群并不认识或信任王超华，他们要求另加两名绝食学生与她一起进去。
项小吉并不知道王超华这时已经晕头转向了。在这个折磨人的一整天之后，她已经弄不清楚究竟是在发生什么事。匆忙之间，他们3人破门而入，把里面的人都吓了一跳。王超华不待喘息就立刻大喊，“不要对话了。”她解释说外面没有电视转播，“在绝食团同学没有接受的时候，你们这种对话是不能接受的。马上停止。”
屋子里第二次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沈彤失控了，他站起来，猛地拍了一下桌子，然后直接指着阎明复的鼻子大叫，“为什么你不转播？你完全清楚没有转播的话我们没法继续！”
阎明复的脸变得惨白。他看起来的确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看看身旁的部长们，没能得到任何答案。过了艰难的一小会儿，他低声说，“如果我们不能继续，我们就不能继续了。”
他站起来慢慢地走了出去。
就在同一个清晨，阎明复得到消息，已经有了戈尔巴乔夫的欢迎仪式不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决定。他很是震惊。这个高峰会议不仅仅是一个中国外交的里程碑，它还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新闻界人士来京采访。这样的一个决定比让政府直接在脸上挨一个耳光还要难堪。他表现得很愤怒，但依然还是抓住一丝希望。因为前一天晚上会议的鼓励，他觉得可能还有时间，但他必须采取更快更大胆地行动。
阎明复发现王丹、吾尔开希和王超华还在他的统战部大院里。他把他们都召进一个小会议室。阎明复平静却也很权威地告诉他们政府现在可以与他们进行正式的对话。学生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的代表，阎明复本人和另外几位部级官员将代表政府方面。
几位学生听到这话都难以置信。这是对他们的要求的一个极大的让步，也正是阎明复前一天晚上还没法做到的事。事实上，他是要完全地在学生们要求的条件下举行这场对话，这样他不仅承认了他们作为合法学生领袖的地位，也把他们当作了平等的对手。就在一个星期以前，国务院发言人袁木还信誓旦旦地向全世界宣告这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的。在震惊之余，王丹和吾尔开希嘟囔着抱怨政府方面代表的级别不够高，他们希望能有赵紫阳总书记或李鹏总理的参与。阎明复不吃这一套，他打断他们，激动地为他自己的级别辩护。学生们聪明地没有再坚持。
但他们还是有另一个要求：这场对话必须要现场直播。在中国，因为新闻检查的原因，极少有现场实况直播的活动。所有节目，从政府机关的运作到每年极受欢迎的春节联欢晚会，都是预先录制好，经过编辑之后才能通过电视向大众广播。不过学生领袖们对此别无选择。各种与阎明复接触有关的传言已经在天安门广场泛滥。绝食学生担心他们正在被人出卖。这些领袖告诉阎明复，如果没有现场直播的话，他们会失去自己人的信任。
这次轮到阎明复做出合情合理的表现。他并不反对这个要求，但不是很确定技术上是否能做得到。大多数电视转播器材都已经被用来为高峰会议作准备了，他们也许没有足够时间安排好实况转播。他建议采取一个折衷方案：对话过程全程录像。一旦一盘录像带录满了，它就立刻在学生的监督下密封起来传送到中央电视台播放。这样，虽然不是实况，对话过程也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延续下真实地播放。同时，学生们还可以自己用录音机录音，把录音带及时传送到天安门广场自己播放。
就在学生还在犹豫的当口，阎明复扔下了他的重磅炸弹：无论他们是否撤出天安门广场，戈尔巴乔夫的欢迎仪式可能都不会在那里举行。这消息立刻就解决了他们之间的争端。
政府会在这样重要的场合逼他们摊牌的可能性令王丹、吾尔开希和王超华很是担忧。他们从来没有准备干预国家的外事活动，也从来没想过这有可能真的发生。他们不但要为令国家丢脸承担责任，而且还会失去他们手中最大的一张王牌。如果没有了这张牌，这一切将如何收场？
王超华提出她可以去找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来劝说学生撤离。阎明复立刻就提供了帮助，他派了一辆车交给王超华使用。另一辆小客车随后被派往政法大学去接对话团。
因为她的家庭背景，王超华对首都的知识分子圈子很熟悉。她尤其与戴晴——面向知识分子的《光明日报》的一名著名记者——比较亲近。戴晴比阎明复小10岁，也同样是一名红色后代。在她父亲在早期革命中成为烈士之后，戴晴是由作为人民解放军中十大元帅之一，在粉碎“四人帮”的政变中举足轻重的叶剑英抚养成人的。不过戴晴很早就有了相当强的独立态度。她利用自己的背景所带来的保护优势出版了一系列与异议人士方励之观点相近的文章。她也通过自己单枪匹马唐吉诃德似的以环境保护为由反对三峡建坝的努力出了名。王超华小时候就认识了戴晴，后来大学毕业后在《光明日报》实习期间又与戴晴在同一个楼层工作过。
就在绝食决定被作出的那个晚上，王超华就曾经自己跑到戴晴的家里。她几乎没说什么话，就是在戴晴的小客厅里哭了一场。她当时就希望名声在外的戴晴能够为年轻的学生们提供一些急需的指导。
不过戴晴则一直有着她自己的打算。过去的十来天是新闻界最好的时光。在赵紫阳的庇护下，几十年的新闻管制政策几乎在一夜之间融解了。经过一些个人的努力，戴晴已经得到胡启立的首肯，可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整版出自有争议的著名知识分子的观点。这是一个几星期前还不可想象的机会。这时她正忙着召集这些知识分子开座谈会。她邀请的嘉宾中包括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如撰写了文化大革命历史的政治学家严家其和出版过一系列介绍西方思想的启蒙丛书的包遵信。一个月以前，一个类似但未经授权的为纪念胡耀邦逝世而召开的座谈会也包括了几乎同样的角色。那个会议的纪要发表在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上，结果报纸被关闭、主编被撤职。现在，戴晴得到了来自政治局常委委员的准许，可以做完全同样的事情。
王超华来到《光明日报》时戴晴正在招呼她那些杰出的客人们进入一间会议室。戴晴极度兴奋，她可以预见到印有这些人话语的报纸会在读者中引起多大的反响。然而，她对王超华的到来却是毫无准备。
戴晴只看了一眼王超华那张疲惫和忧愁的脸就知道她是为何而来的了。虽然她很是同情，戴晴还是不能容许她的小小座谈会被学生运动所劫持。尽管如此，她还是邀请王超华参加了会议并把她作为来自广场的学生领袖介绍给大家。但就在王超华能够说出几句话或流下一滴眼泪之前，戴晴抢先发话，强调这个座谈会的目的和重要性。她极为兴奋地宣布了她与胡启立达成的协议：《光明日报》上一整版！她的热情得到了很大的回应。对于她的听众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宣读他们已经准备好的发言稿。发言过程中几乎没有插话或讨论。王超华为他们缓慢沉闷的节奏和宏大空洞的语言感觉到无法忍受的痛楚。但她只能咬着嘴唇。她的家教使她对知识分子极为敬重，不可唐突造次。时间在慢慢地逝去。
终于，他们全部结束了他们准备好要说的话。作为礼貌，他们请王超华也说几句。王超华情不自禁了，她一句话还没能说出来时眼泪就顺着脸颊流淌不止。她以因颤抖而口齿不清的嗓音告诉大家天安门广场那里并不是这些知识分子在他们讲话里所幻想的那样一个光辉和历史性的事件。相反，形势极其严峻。在她讲话的过程中，她越来越因为自己的词不达意而难受。她为自己无法表达出她自己需要说出的意思而绝望。但通过她的泪眼，她可以感觉到屋子里许多人也在哭泣。在她请求知识分子们去广场劝说学生撤退时，每个人都积极地响应着，“对，我们必须去。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就在王超华恢复她的情感状态时，知识分子们已经开始做他们最拿手的事了。就在短短几分钟之内，他们起草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以一个父辈的态度表达作者们在听到绝食的消息后“非常理解、非常难过、非常担忧”。因为民主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实现，为了中国改革的长远利益和中苏最高级会晤，它恳请学生“发扬这次学潮中最可贵的理性精神，暂时撤离天安门广场”。
这里面“暂时”二字的确切含义并不是很清楚，不过似乎也不重要。因为声明在那之后便转换了语调，强调起他们自己对政府的态度来。它要求中央负责人立即发表公开讲话，宣布这次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并保证不对学生实行任何形式的秋后算账。它还要求政府承认学生的自治组织，保证不对绝食和静坐学生采取暴力行动。如果政府不能做到这些条件，声明的作者“将和同学们一道”，“坚定不移地奋斗下去”。
这最后的几句话也许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放进去安抚学生或满足作者的自我感觉。不过这也似乎显示出这些知识分子们已经准备自己参与运动，因此实际上抵消了声明中希望学生撤退的意图。他们提出的要求其实比学生还多，学生在这个时候已经把他们的要求简化为两条：“不是动乱，平等对话”。
王超华知道这个声明不大对劲，但在她的状态下她说不清楚具体是什么不对。她开始意识到她对这些知识分子的期望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他们与现实已经毫无指望地脱节了。她很犹豫地解释说她担心这样的一个声明不足于劝说学生撤退。她的声音很微弱，她也清楚她没法说服任何人。严家其对这个声明的语调已经很恼火。他拍着桌子说他们搞错了对象，“我不明白，现在咱们为什么要劝学生，现在要劝应该劝政府。”他愤怒地指控道。
王超华还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也许她能让这些知识分子与绝食的学生单独会次面。如果他们有可能私下里劝说柴玲，事情可能会更有希望。戴晴立即给统战部打电话安排，那里是这种会面最方便的地点。在电话的另一端，她只能听到有人在忙乱地叫嚷，说现在不可能做任何安排。于是戴晴又打了几个电话之后找到了一个场所。王超华立即又上了她那辆车子奔往统战部。她觉得她会在那里找到与阎明复对话中的柴玲。
但她对将要面临的场面丝毫没有思想准备。
终于到了对话团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这个组织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目的专门设立的，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星期。他们在每一个具体的课题上都有指定的发言人和一个支持的团队。他们甚至还做过练习和彩排。现在他们对与政府官员们面对面坐下来冷静和理性地讨论问题满怀信心甚至感觉自在。
不过要让这一切成为现实，项小吉和沈彤知道他们必须控制得住他们自己这边的人，尤其是绝食学生们。可他们没有多少实力可言。是绝食最终把阎明复拉到对话的桌子上的，现在已经不可能再把本来就不信任对话团的绝食学生拒之门外了。
另一方面，绝食学生也有着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对这一个能在电视上向全国播放的机会——即使是延迟的——兴奋莫名。这是一个让他们的声音得以广为传播的绝好时机！柴玲迅速从天安门广场收集了一批标语条幅送到统战部，其中就包括那幅“妈妈，我饿”的标语。她把它们放置在会议室里学生一边作为背景。她还带来了一盘自己朗读《绝食宣言》的录音带。如果他们有机会在对话中播放这盘录音带，它将向全国各地播放，永久地载入史册。
二楼的大会议室这时候已经被布置成一个类似外交谈判的场所。会场的中间是一张长长的椭圆桌子。阎明复这次不再坐在一端的首席，而是坐在政府一边的中间位置。他旁边是教委主任李铁映和另外10位部级官员。在桌子的另一边，沈彤坐在阎明复的正对面。项小吉则面向李铁映。他们旁边是一些对话团的指定发言人。项小吉特意落实了这样的安排以突显对话双方的平等地位。
王军涛呆在大院里的另一间屋子里，他和其他年轻的知识分子没有被邀请参加这场正式对话。也许在阎明复的眼里，他们已经完成了他所需要的使命。
会议室里的正式、外交般的气氛被站在对话团成员后面的一些绝食学生所打破。他们头戴标志性的发带，脸上带着肃穆的表情。项小吉已经与他们达成一个妥协，允许他们的一部分人在场，想必只是旁听的意思。会议桌上零零散散地有很多录音机，它们都已经开始在录音。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有一架录像机，上面有着中央电视台的标志。沈彤确定了录像机上的红灯在闪烁后开始了会议。
起初，对话是在友好、客气的气氛下进行的。对话团的发言人逐一表述了他们准备好的议案。阎明复和李铁映很认真地听着，也极为诚恳地回答了大多数问题。但很快地，项小吉和沈彤身前的桌面被他们后面站着的绝食学生递过来的小纸条所淹没。绝食学生正在失去耐心，他们要提出自己的看法。会议不久就偏离了原有的议题。坐在桌子两边的人都尽力保持耐心，但讨论越来越趋于漫无边际。
没多久，绝食学生已经不满足只是递条子了。有人提出这个会议应该直接听取他们的意见。吾尔开希插话说他手里正有一封绝食学生写给妈妈的一封家信。来自北师大同是绝食的发起人之一的女生程真没有征求许可便高声朗读了那封信。
柴玲一直都像平常一样很安静，但她因为吾尔开希的擅自行为很不高兴。那封信虽然感人却缺乏实质内容。她觉得吾尔开希浪费了一个极其宝贵的机会。会议继续进行下去的时候，柴玲觉得她没法再等下去了。她找到一个机会尖锐地质问阎明复：“你究竟认为学生运动是怎么样的？”被当场将了军的阎明复在保持诚实而又不越过既定界限之间挣扎着：“我个人非常愿意说你们是爱国的。但是我不能说。”
会场上又爆发了激烈的辩论。一只手指终于按下了一个录音机上的播放键。突然，柴玲朗读《绝食宣言》的情绪化声音充满了整个房间 ：
我们想请求所有正直的中国公民，请求每个工人、农民、士兵、平民、知识分子、社会名流、政府官员、警察和那些给我们炮制罪名的人，把你们的手抚在你们的心上，问一问你们的良心，我们有什么罪？我们是动乱吗？我们罢课，我们游行，我们绝食，我们献身，到底是为了什么？可是，我们的感情却一再被玩弄，我们忍着饥饿追求真理却遭到军警毒打。学生代表跪求民主却被视而不见，平等对话的要求一再拖延，学生领袖身处危难。
就像另一个开关也被按下了一样，嘈杂的屋子一下子安静了。在接下来令人心悸的十几分钟里，没有人发出任何声音，作出任何举动。屋里的每一个人，包括阎明复本人，都流泪了。项小吉和沈彤在桌子上互相握紧了手。
我们不想死，我们想好好地活着，因为我们正是人生最美好之年龄；我们不想死，我们想好好学习，祖国还是这样的贫穷，我们似乎留下祖国就这样去死，死亡决不是我们的追求。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够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够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就没有权利去偷生。
就在录音播放完的时候，绝食学生中间传出一个微弱的声音：“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政府不要指责我们挑起动乱。”
对话已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开始觉得很不安。他们曾经被告知已经达成的妥协，可以在一个小时的延迟后看到电视转播。但这会儿还是没有任何转播的迹象。
封从德已经在广场设立了一个新的广播站，把他们自己的高音喇叭高高地挂到了那里的旗杆上面。由于其他的绝食领袖都在对话现场，他在这里成了事实上的领导。焦虑的他不断地派出学生通讯员前往统战部查看，他们一个也没回来报信。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这时已经是7点钟，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节目时间。新闻里没有提到对话的消息。这成为最后的一根稻草。广场上所有的绝食学生都自发地聚集起来向只有一二公里远的统战部进发。他们一路上高呼口号，“停止对话！”“现场直播！”
王超华还没到达统战部就发现她的车子被街上汹涌的绝食学生所堵塞。她跳下车跑进去，看见项小吉正从会议室里出来。他们之间隔着一大群绝食学生，其中一些是封从德派来的通讯员。越来越多的学生在涌入。项小吉极力劝阻着人群不要冲击会议室，他很明显地难以为继。绝望中，他看到了王超华，知道她是一位比较成熟和理性的学生领袖。于是，他大声建议由王超华代表外面的学生进入会议室。外面的人群并不认识或信任王超华，他们要求另加两名绝食学生与她一起进去。
项小吉并不知道王超华这时已经晕头转向了。在这个折磨人的一整天之后，她已经弄不清楚究竟是在发生什么事。匆忙之间，他们3人破门而入，把里面的人都吓了一跳。王超华不待喘息就立刻大喊，“不要对话了。”她解释说外面没有电视转播，“在绝食团同学没有接受的时候，你们这种对话是不能接受的。马上停止。”
屋子里第二次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沈彤失控了，他站起来，猛地拍了一下桌子，然后直接指着阎明复的鼻子大叫，“为什么你不转播？你完全清楚没有转播的话我们没法继续！”
阎明复的脸变得惨白。他看起来的确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看看身旁的部长们，没能得到任何答案。过了艰难的一小会儿，他低声说，“如果我们不能继续，我们就不能继续了。”
他站起来慢慢地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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