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一日：1991年1月27日，王丹、郭海峰等被判刑，刘晓波、熊焱等获释

1991年1月27日，北京市中级法院对一批参与八九民运的人士做出刑事判决：

1. 任畹丁：7年
2. 包遵信：5年
3. 王丹：4年
4. 郭海峰：4年
5. 姚军岭：2年

另外有一批则获得免于刑事处分决定，被释放：

1. 刘晓波
2. 陈涞
3. 李成焕
4. 刘苏里
5. 吕嘉民
6. 熊焱
7. 陈玻
8. 温杰
9. 丁小平

八九一日

八九图片：1989年6月4日，撤回学校的学生以各种方式纪念、抗议

1989年6月4日，学生展示机关枪子弹带。

1989年6月4日，熊焱在北大贴出退党声明。

八九图片

八九回忆：熊焱《向工人老大哥求教》

向工人老大哥求救

━记戒严后首钢特钢之行

熊焱

在中国大陆，工人阶级曾被亲热地称呼为“老大哥”，这并不完全是由于共产党说工人阶级是全国的领导阶级，也不尽是因为许多青年学生来自工人家庭；最主要的是在现代国家，尤其在大城市，工人阶级是全国最有力量的，在一个专制、不民主的国家里，在一个缺少公平正义的社会里，工人阶级一旦革起命来，恐怕真是"工人阶级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这一点没有人不清楚。
   
一、奔向何方？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千夫所指的中共总理李鹏宣布北京部分地区戒严。这个看似突然又好像一定会有的戒严令，连同五月炎夏的灼热，把本已烦燥的北京城彻底搞乱了。人们内心的紧张、急剧而又微妙的变化，当然不是三言两语所能描绘的。但是北京城里出现一个奇特的宏大意象∶
 
如果当时有人站在京城上空的云端，向下俯瞰，一个宏大而清晰的景象立刻出现，自戒严令以后，北京城像一颗特大爆炸中的炸弹，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向四周扩散，成万成千的人分成各小股奔向天安门广场以外的各个方向，去堵军车去说服军队不要进城，去工厂去机关向工人和其他各阶层人士诉说北京不能戒严，请求帮助支援学生运动。北京的司机们带着无比的兴奋和激动，义务为散向各方的人们效劳，需要去哪里就去哪里，哪里能去就去哪里。天使或者魔鬼或者奥林匹克山上的诸神路经京城上空见到此一景观，一定会慨叹真一人间胜景。五月热浪之下，百万人头攒动，进退自如，井然有序，像勃然生机的鲜花，亦像灿然耀眼的火焰。但是京城大地上的人群，却真是忙得像无头苍蝇一样，像一场大决战，却没有明确的敌人，没有进攻防御的武器，虽有百万之兵，却缺乏训练，更不必说有将帅调度；人们心中只有一些诚恳质朴却不明显的想法：戒严令是错误的，北京不能戒严，要赶快去堵军车，说服军队不要进城杀人，要去工厂、机关，喊来更多的人。但是去哪里，怎么去，去了做什么，来了人做什么并不清楚。这俯瞰的景观恰好与我们看大型蚂蚁窝相反，那成万成千的蚂蚁看上去像搞坏了的蜂窝，乱七八糟，而那单个蚂蚁可能是十分胸有成竹，慢条斯理而又有板有眼与他（她）的同伴们齐心合力分工合作。
 
我是构成那京城大景观当中的一员。由一个星期的绝食而累积成的对政府的失望和愤怒，到北京戒严后达到了沸腾之点。人们心里并不是不清楚，靠一场单纯的学生运动改变不了共产党政府。这一点年长的北京各阶层人士一开始就可能心中有数，青年学生在戒严后也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五月十八日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与李鹏等的见面，原以为提供了一个缓解紧张局势的机会，其实是李鹏政府戒严前的一个有意做作（当时很多人并不清楚，事后也有人不清楚，目前还有人不清楚）。戒严后，我的内心思想几乎发生了质的变化——对共产党不再抱希望（到六四大屠杀这变化完成），也认识到单纯的学运可能要告一段落了，去工厂发动工人的念头已经萌发。所以在五月二十日上午，决定在堵军车还是去工厂时我选择了后者。这也由于我当时是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即中国工运学院的教师（同时在北大法律系读研究生），又比一般同学更熟悉中共革命的历史。但去工厂不可能一人独去，总得有几个同学相伴才行。我跑到广场纪念碑脚下，见到一小队整装待发却不知去哪里，纠察队为首的正好是一位北大武术队员，我连忙抓住他说跟我走，去工厂。打着北大武术队的小红旗，跋山涉水般走出广场中心，来到人民大会堂东侧，又遇见对话团成员李鹏（当时戏称他“好李鹏”），他亦有想要去工厂，一下子我心强壮多了。等车成了最大的困难，当时的广场虽然有车水马龙的大卡车来往，却都挤满了奔向各处的学生市民。等啊等，没有一辆车能一下子装十几个学生，车没等到，我们的小队伍中已有几人爬上车去了别的地方。李鹏提议分两处等，我同意，但叮嘱一定要同去。这时来了一位北大中年教师，他正和他的妻子妻妹一边走一边看，见了我很高兴，我连忙请求老师与我们一起去工厂，他妻子面有难色说，正要回北大，但因为中年老师认识我，在我的劝说下同意，我还说现在车不通，说不定去了工厂以后回北大更方便。终于一辆卡车来了，可同时容纳五人。我们高兴极了，马上跳上去。那位北大武术队员很机灵，扯着嗓子对司机说，这位是与李鹏对过话的熊焱，上面还有一位老师，我们要去工厂发动工人。司机问去那里，我说去首钢。车上几十个学生（还有市民）都听出了我的湖南口音，也认出了我与我打招呼，他们原来想去堵军车，我情急生智说，咱们都去首钢吧。待发觉李鹏未上车后，车子已经开出一里了。克服千难万难的交通困难，司机把我们送到了首钢特钢，虽然沿途是人山人海，红旗招展，虽然戒严令炸翻了北京城，但远离天安门广场的首钢特钢看不出乱的迹象。不过工人们对四十多天来北京的情势还是很了解的。
 
二、秀才们的演讲
 
工厂保持着往日的工作秩序。时间大约上午十一点，我们几十人来到厂门口，铁栏杆大门紧锁的，旁边有一作传达室的进出之门，队伍刚刚站在门口，一下子就聚集来几百人了。人群安静下来，我似乎一下子又成了中心，来到门口，说明来意，请求能否开车让我们进去。我们虽然在那时成了全国信赖喜欢的人群，工厂毕竟是另一天地。我们耐心的轮番用诚恳礼貌的话请求开门。厂方说工厂有纪律不能开门。这时人越来越多，本厂的工人也聚起来了，人多声音就大，气氛就紧张了，再加上当时已经戒严，平静的工厂又快成了示威场面。一、二个勇敢性急的学生，已爬到了铁栏杆的顶上正翻身向厂里跳下，另一学生亦从铁杆底下的空档灵巧地进到了里面。最后与厂方达成协议，我们不从大铁门进，从小门进（多年后，才想出这正是中国人的聪明奥妙），等几百人走进了一半，不知怎么铁大门也就打开了。这时快到工厂中餐时间和交接班时间，进门后有空地类似花园，学生们轮番站出来讲演，我随身携带的一个半导体大喇叭筒把工厂又变成了一块“北大三角地”。
 
“工人老大哥，北京戒严了。李鹏政府不仅不对话，还要开枪杀学生，世上有这样的理吗？世上有这样的政府吗？”
 
“没有！”听众大声回答。“打倒李鹏，民主万岁！”

“戒严不得人心！”“打倒官倒！”人群喊起了囗号。
 
“今晚是最关键的一晚，请求工人老大哥去广场声援学生。”我的开场白虽然也吸引了听众，但只是刚刚开头而已。

“下面请其他同学讲一讲”。我放下话筒，退到一边，同时密切关注和寻找工人中的领头分子。
 
一个戴眼镜的高个子学生上去演讲。“工人老大哥，从长期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国家与一百五十年前的鸦片战争时期相比并没有进步，虽然，现在多了一些高楼大厦，多了一些现代机器，但是中国在国际上的排名还是很落后的。”
 
这位秀才的讲话可以从当时的报章中寻找到，虽然很正确，但在此刻此地此情此景，这些话没有得到响应，场面冷下来了。突然送来一个纸条，上面说天安门广场绝食团中有一女生绝食身亡，顿时人群中阵阵悲痛，形成第一波高潮，很多在场的女生都放声大哭，一片哭骂李鹏之声。
 
工人中许多大姐大嫂大娘们看着一个个悲痛而又疲倦的学生，听着学生们的演讲十分感动，他们大喊，“别说了！别说了！我们都知道了，我们什么都知道了，我们今晚就去！”
 
又有人送纸条来，说天安门广场有人自焚了，人群中滚过一阵无比的义愤，同学们停止了哭叫，工人们发出了怒吼：“打倒李鹏！”
 
在当时没有人思考这些消息来自何方，对不对。纸条传来，喇叭筒照念，于是有人哭来有人喊。也难怪那些不知从哪里来的消息，因为即使正规情报人员收集到的情报，据说也有四分之三不确实，何况当时那样宏大而混乱的场面呢？
 
最后是北大中年教师上去演讲。老师毕竟是老师，他的举止风度比学生从容优雅，演讲技巧娴熟，是当年我听过的即席演讲精短且成功的一次。
 
“工人老大哥，北京戒严了！咱们北京戒严了，这是我们北京人的耻辱！从清末到北洋政府，北京戒过严吗？北京有几十万军队虎视老百姓过吗？国民党在北京戒过严动过兵吗？连当年的日本鬼子，也不敢在咱京城戒严。我们北京人有一股豪气，谁敢戒严？赶他走！”他的话句句赢得热烈掌声。特钢厂的工人当然个个住在北京，这一声声的“北京”把工人们鼓动起来了，他继续说。
 
“北京的学生要求政府对话，要求惩办官倒，这是错的吗？这用得着戒严吗？党内斗争能拿咱老百姓开刀吗？戒严？我们北京人不答应！学生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不关心谁关心！工人老大哥！今晚我们要不要去广场声援学生？”
 
众人齐呼：“要去！要去！今晚就去！”这位老师擅长即席演讲，他的话像气浪，一层一层往上推，声势也一句比一句浓。
 
整个讲演大约一个半小时，工厂又到了上班时间，人群渐稀落起来。工人们送来包子，我们一边吃，一边在阴凉处坐下来休息。吃完饭，我与其他三名北大武术队员随在讲演中结识的三名青年工人来到他们的工会办公室，商讨今晚如何在广场声援学生，其他热心的未上班的大姐大嫂大娘们送来大批新毛巾、口罩（当时广场盛传戒严部队会武力清场，会放毒气弹）。
 
三、“老熊，工人说要带刀子”
 
工会办公室两间房除了几张老式陈旧沙发，几份报纸，什么也没有。三位年轻工人，热情机灵而又老练，把我们领到办公室里屋，压低声音说：“我们联络了几百人正准备去，以前也去过几次，因为厂里不允许，我们一般是下了班才以个人身份去。厂里说谁去开除谁，所以我们白天上班，晚上去。”一边说一边指给我角落里用过的横幅标语看。我说，我们能理解，但今天不同，今天是戒严第一天，有人说如果第一天戒严不成功，以后就好说了；所以今天就大家一同去，而是要打着红旗标语，造成声势。三位工人领袖中有一位身材高大、说话声壮。“你们学生都是爱国的，不过政府不会听你们的，要跟他们干才行。”很快我们达成了协议，他们说下班以后一定去，并已从其他管道得到通知，今晚北京工人都去广场声援，先在复兴门相会然后游行去广场，同时要求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下午和他们一同去。
 
商量好了以后，我们也想休息一下。但因第一次跨进大工厂，也很想到处看一看。一位老工人带我去一个车间。工人们虽然很忙，见了我也非常亲热的打招呼。我正在与他们交谈，那位机灵的北大武术队员匆匆走过来把我拉到一边，急促地说：“老熊，工人说要带刀子”。我们连忙出了车间来到工会办公室。那三位工人领袖都在，我直截了当说明带刀子不好。他们不同意。就这一问题争得面红耳赤。
 
我说：四十多天来这场运动之所以获得好评，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学生始终坚持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不仅我们真正认为流血冲突不好，也知道政府是狡猾的。它是要故意挑起事端或流血事件，来证明学生是坏的，找出镇压的理由，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带刀子。其中一位工人的话很直快：“不带刀子不行，那是些畜生，跟他们有什么理可讲！插了他们，看兵厉害还是工人厉害。”
 
另一位工人稍微冷静也很老练。
 
“不带刀子不行啊，我们工人说要去就要带刀子，要么不去。你们知道，一旦混乱起来，谁能救谁啊，我不杀人，自己防卫总可以吧，现在很乱。”
 
当时我们毕竟是第一次碰上这问题的青年学生，死守我们的道理：论暴力是打不过共产党的，所以只好坚持非暴力原则。记得当时广场上还发出传单说如果军队武力清场，我们的口号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读者同志们，在当日的大形势下，青年学生中大部分当真如此思想，这倒不是说青年学生特别高尚，而是当时完全形成了非暴力的共识，直到“六四”大屠杀，学生们捡到枪和子弹，还直往政府部门送。）
 
我反复讲述我前面讲过的不能带刀的道理，最后急了，只好说，这次是我们特地来请你们去的，万一带刀子出了问题，我们负不起责任。三位工人毕竟是同龄人，见我们十分诚恳又胆小，就答应去说服工人不带刀子。
 
我们稍稍安心，但还是紧张得很，怀疑他们还是会带刀子。十几个同学坐下来商量，觉得事情很严重，负不起责任，又觉得自己做错了事，可能还会影响整个学运。今天看来实际是我们经验不足，当时直线思维：刀子━暴力━杀人━偿命。不过除去青年秀才们的幼稚与单纯，那纯洁和诚朴还是实实在在的。八九学运虽然在“六四”大屠杀中结束，学生们（当然首先指那些学生“领袖们”）有经验不足，幼稚单纯的一面，而造成许多失误，酿成悲惨剧，但是开枪杀人的责任却是百分之百罪在共产党邓小平、李鹏之流。
 
一个同学建议我们可以先回广场，一方面广场有事要做，另一方面我们真的不知道工人们带不带刀子。回到工会办公室，我们说要提前回去，工人朋友当然同意。于是我们十几个人经过又一次千难万难的交通困难，下午回到了天安门广场。
 
四、结尾
 
大约七点多，在声势浩大的北京市工人游行队伍中，我们真的发现首钢特钢的工人，三位工人领袖走在特钢队伍前头，打着横幅标语。我们几个当然十分高兴，好像看到了自己的成果一样，上午怀疑紧张的心情一扫而空，虽然仔细一看，特钢工人身上个个别着一把又棱又角的刀，游行广场一周完以后，我把特钢的队伍带到金水桥附近安顿。当晚广场盛传军队要武力清场，要放毒气弹。我在那特定的气氛下，又青年意气做一回伯笠曾戏言我的“熊焱像元帅一样，当晚发布了许多命令，并说第二天还要检查。”（注：伯笠指的是我在前期北大筹委会的事情）我不知从哪里来的劲头和口才，把当时在周围的几百工人随机编成临时的班、排、连，并成立“当晚保卫广场指挥部”，我当时的口头禅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力量？因为我们没有组织起来？为什么他们有力量，因为他们组织起来了。编成班、排、连后，我即吩咐他们去守住各个地下铁道口。兵当然不是一天由一个人练成的。派出去守地道路口的班、排，除了“班长”、“排长”，回来报告过以外，其他人与人流与时光与流水一同走了。
 

八九回忆

八九回忆：难忘的八九年四月十九日（熊焱）

难忘的八九年四月十九日

熊焱

我虽然此时身在伊拉克巴格达附近，置身于几万美军将士之中，过着与古代战场无异的生活，但是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四月十九日，我是终生难忘的。在写完“又忆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一文后，我就构思要把八九年几件亲身经历的大事回忆记录下来，包括六三、六四，虽然过去我也零星回忆过。

今天这里下了一场小雨，雨水虽不多，但也下得沙土湿，略有泥巴状。沙漠里下了雨，这是我们头一次经历。我们虽不是那些沙漠探险或迷途沙漠的人，滴水如命，极度干渴，我们的矿泉水多如沙土，随手可得，身体上没有什么干渴感，但生活在沙漠这个大环境里，无一丝青草，无一朵鲜花，也无一丝阴云，心理上实际已有了干渴感。今天的小雨妙极达致心理滋润之感，有点让我们心理复苏的作用。“空山新雨后”，不敢说，却让我们忆起天上还有下雨这件事。真是洞中方一日，世上已百年。可是八九年的事，不管过去几百年，我的记忆随时可以提起那些永远难忘的经历。

八九年四月十五胡耀邦死后，第一天没什么动静，第二、三天开始热闹起来。作为“煽动者”，我四月十五日中午就去了天安门广场，第二天正好是礼拜天，又去了天安门广场，其时，已看到便衣警察与广场市民有些拉扯行为，但尚无有组织的行动。我们隐藏其中，“惟恐天下不乱”（此词本是贬义，姑且让我做褒义一次）。到四月十九日上午，北大三角地已是贴满大小字报，人心鼎沸，不过也不见有组织行动。下午，法律系的一位老师见到我，他曾是负责对我进行审查湖南人小字报的老师之一，人很不错。他把我拉到三角地靠食堂的角落，友好地、关心地而又郑重地叮嘱我：熊焱啊，你和别人不一样（言外之意是我已有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再有什么言行就离反革命不远了），不要具体参与，观察观察就行。我非常高兴地答应他并表示同意。

晚餐后，三角地聚集的人不散，挤得水泄不通。三角地的高音喇叭开始广播了。那是一种从共产党执政以来，每次镇压运动开始时惯用的语调和措词。反右文革我本人没有经历过，不过在北京大学的三年我每年都听过这样的广播：“一小撮阴谋分子，有组织有计划地煽动闹事，企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并反覆广播。

大约六点时，我听得心里的火气冒了上来。因为在前年、去年也如此讲，而我亲自所经历的明明不是什么“一小撮”而是北大90%以上的学生在关心祖国的命运和前途，也不是什么有阴谋有组织有计划，完全是自发的，自觉的关心社会和国家。这心中的火气一起，答应过老师的话就全忘了。

我跳了出来，站在北大三角地中间出来讲演。据王丹学友在他的书中所写，我乃是当晚第一个站出来讲演的人，（可以肯定地说，89年成立自治组织乃始于北大的4月19日晚），如此推论也就是89年全国第一个站出来搞组织的人（4月18北大已有同学去天安门游行）。不过我想他是在恭维我。

我站出来讲的第一句话就把三角地的几千人弄得开怀大笑。“同学们（停顿），我是有前科的人（同学们大笑）。去年，我说：‘政府是狡猾的’（大笑），讲得不好，政府是聪明的，（大笑）。”

很快，三角地的同学就认出了我是去年参加过学运的老运动员。我讲了几句以后，就有另外的同学轮番上凳讲演。很快就谈到了建立领导学运的组织一事。当初在三角地的同学们一再恳请当时的学生会、团委会出来领导这场学运，不过千呼万唤他们就是不出来。

万般无奈之下，在近万人的热烈气氛中才成立了北京大学学运筹委会。当晚出来担当的人不多，那些上去讲演的人就成为当然的第一届成员。

今天回过来看，叫许多人无法相信，在当时的中国不要说团组织当然由党控制，就是一个小小的学生会实际都是由党在控制。中国又没有自由的传统的长老会式的教会，所以政党专制，全盘操纵，老百姓竟不以为不正常。习惯成自然，这是中国专制长期统治的主要原因。

讲到长老教会，不要说美国的共和政体就是对殖民地内各长老教会的模仿，就是在台湾也成为极有启发性的事。当年蒋介石移驾宝岛台湾，在特殊形势下专制得不输大陆，甚至还有“万年国代”的特殊笑话。最有趣的是，就在台湾的长老教会里有定期的选举，有正规的加尔文式的代表制、长老制。那就是说在这些长老教会里，基督徒清清楚楚地知道什么叫选举，什么叫代表。政府不行民主制共和制，百姓先有了选举、代表，有了共和的真正概念，叫政府羞得不好意思。

但中国大陆不一样，老百姓并无此训练。这是今日中国最大的难处，政府若专制，不行民主，不搞共和，老百姓便不知从那里开始。要么沉默，要么革命之。却无法从现在开始一点一滴来做。因此，在中国普遍建立教会，乃是具有意义的事情。

我离开中国已十二年多了，不知道现在各大学里的学生会还是不是由党在控制。若是一个小小的学生会都不愿意让出来，让学生们学一点自我管理的经验和实践，这些学生毕业后到哪里去学习和实践，自我管理治理（Self-government）的机会呢？若一点都没有，待到他们执政掌权时,便以愚昧专制欺瞒为当然的统治方式，一代又一代专制无穷。

八九年四月十九日晚，我们成立了第一个全国学生自治会筹委会。这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是要在共产专制的控制下争取结社自由的尝试。一个社会若没有结社自由就不会有真正长久的言论自由；没有这些自由，社会是不健康和没有活力的，政府的腐败乃是必然的事情。社会中的人若没有自由，生命就要逊色90%。

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也专制得可怕，国内人民没有多少自由可言。现在萨达姆倒台了，联军来这里要帮助伊拉克人建立自由的社会、民主的政府，让他们有一个真正的宪法，并把政府的权力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制，还政于民。因为这是世界的潮流。

天安门运动过去15年了，中共当局极力封杀历史的真相，好叫后人遗忘。但真的能欺骗世人那么久吗？我看不能，中国人民总有一天会知道历史真相的，总会有一天知道自由是生命中最宝贵的成分，就像米酒中的酒一样。


八九回忆

马州法庭责成柴玲为恶意诉讼支付50多万律师费

这星期，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家法庭对柴玲及其公司的恶意诉讼行为作出惩罚性裁决，判其支付被告方50多万美元的律师和法庭费用。

2007年，柴玲通过她的“尖子班”公司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法庭上控告纪录片《天安门》的制作公司“长弓”。该纪录片在制作过程中曾经采访了许多当事人，但柴玲拒绝了卡玛的采访请求。纪录片便采用了柴玲在运动期间由美国留学生金培力协助制作的所谓“最后的话”录像带的片段（该录像带制作过程详见这里）。

因为柴玲该在录像中透露了其当时“期待流血”却自己“愿意求生”的想法，《天安门》在美国公映后对其形象有所打击。柴玲2007年起诉长弓公司，认为《天安门》网站上包含对其本人和尖子班公司负面内容的文章，损害了名誉；而那网页中采用“尖子班”作为提示搜索引擎的关键词之一，侵犯商标权。

2008年，法庭干脆利落地驳回了其诽谤的指控，认为网站刊登批评文章是言论自由的天经地义。但因为商标权比较有技术性，该指控进入诉讼。

封从德、方政、张健、熊焱、周锋锁、程真、郑义等八九学生领袖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支持柴玲诉讼，称其“为六四正名”；长弓公司则认为柴玲是试图用经济上拖垮长弓、令其破产的方式压制其言论自由，他们得到了众多中外知识分子（包括阿城、艾未未、廖亦武等）的联署支持。

2010年底，马州法庭裁决认为柴玲的商标权诉讼没有证据支持而驳回。2012年，柴玲继续上诉并再度失败。

麻州法庭这星期的裁决文件措辞颇为激烈，明确指出柴玲的诉讼行为是对法律程序的“滥用”：

滥用法庭程序的关键在于用诉讼的手段达到另一目的，也就是说，其目的并不是要在控告的名目上得到公正。这一案件的所有记录毫无疑问地表明这正是尖子班的企图。它将长弓拖进漫长、昂贵的法律程序，不是为了保护其商标不被滥用，而是压制对尖子班主要人物和公司运作的批评。
The central element of abuse of process is the use of litigation for an ulterior purpose -- that is, a purpose other than to achieve relief for the wrong alleged. The overall record of this case leaves no doubt that that is exactly what Jenzabar did; it subjected Long Bow to protracted and costly litigation not to protect the good will of its trademark from misappropriation, but to suppress criticism of Jenzabar's principals and its corporate practices.

为此，法庭裁决尖子班必须承担长弓公司51万1千943.12美元的律师和法庭费用。

八九一日：6月14日，周锋锁、熊焱、戴晴、高新被捕，马少方、熊炜自首

1989年6月14日，21名学生领袖通缉令颁布第二天便出现明显效果。名单上第5位清华学生周锋锁在逃回家乡后被其姐姐告发被诱捕。（周锋锁后来说明其姐系被骗。）第21位熊焱在逃跑途中的列车上被捕。而分别为第10、20位的马少方和熊炜则在这天选择向公安局投案自首。

在这天被捕的还有参与斡旋活动的戴晴和绝食“四君子”之一高新。

北京市公安局继续发出通缉令，通缉工自联领袖韩东方、贺力力和刘强。


八九一日

八九文件：21名学生领袖通缉令

北京市公安局搜捕高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

1989年6月13日

非法组织“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在北京煽动、组织反革命暴乱，现决定对其在逃的头头和骨干分子王丹等二十一人实施通缉（通缉名单及体貌特征、照片附后）。请接此通缉令后，立即部署查缉，发现后即予拘留，并即告北京市公安局。

通缉名单：

(1) 王丹，男，24岁，吉林人，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身高1.73米左右，尖下颇，头发较稀，门齿有洞龋，体态较瘦，戴近视镜，北京口音，嗓音沙哑。

(2) 吾尔开希（原名：吴尔凯西），男，1968年2月17日生、维吾尔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88级学生。身高1.74米，留中分头，头发稍黄，长脸型，大眼睛，厚嘴唇，皮肤较白，说话声音较粗，讲汉话，经常穿绿色军裤。

(3) 刘刚，男，28岁，吉林省辽源市人，原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现无业。身高1.65米左右，方脸，络腮胡，鬓角较长，东北口音。

(4) 柴玲，女，1966年4月15日生，汉族，山东省日照市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86级研究生，身高1.56米，圆脸，单眼皮，高颧骨，短发，皮肤较白。

(5) 周锋锁，男，1967年10月5日生，汉族，陕西省长安县人，清华大学物理系85级学生。身高1.76米，方脸型，尖下巴，眉毛较重。

(6) 翟伟民（曾用名翟为民），男，21岁，河南省新安县人，北京经济学院学生。身高1.68米，体型瘦，长瓜子脸，留寸头，单眼皮，面部皮肤稍黑，河南口音，乡音较重。

(7) 梁擘暾（又名梁兆二），男，1969年5月11日生，四川省蓬溪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87级学生。身高1.71米，身体较瘦，皮肤较黑，长方脸型，小眼睛，高鼻梁，嘴唇较厚，会讲普通话。

(8) 王正云，男，苦聪人，1968年10月生，家住云南省红河州金平县勐拉区南柯乡联防村。中央民族学院学生，身高1.67米，留大分头，瘦长脸，面色黑黄，并有小点疙瘩，云南口音。

(9) 郑旭光，男，20岁，河南省密县人，家住西安市环城西路北巷56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身高1.81米，体重63公斤，长圆脸，单眼皮，尖下巴，大耳朵。

(10) 马少方，男，1964年11月生，江苏省江都县人，北京电影学院夜大剧作班学生。身高1.67米左右，较瘦，长脸型，尖下巴，肤色较黑，戴近视镜。

(11) 杨涛，男，19岁，福建省福州市人，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身高1.70米左右，较瘦，高颧骨，双眼皮，戴眼镜，讲普通话。

(12) 王治新，男，1967年11月生，山西省介休县人，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家住山西榆次市纺织工业学校。身高1.69米左右，留长发，戴眼镜。

(13) 封从德，男，22岁，四川人，北京大学遥感所86级硕士研究生，身高1.70米左右，较瘦，脸色较黑，长偏分头，大鼻孔，背微驼。

(14) 王超华，女，37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身高1.63米左右，较瘦，脸型较长，脸色黑黄，三角眼，短发。

(15) 王有才，男，1966年6月生，浙江人，北京大学物理系代培研究生。

(16) 张志清，男，1964年6月生，山西省太原市人，中国政法大学第二学士班学生。

(17) 张伯笠，男，26岁，黑龙江省望奎县人，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身高1.75米左右，较胖，圆脸，双眼皮，翘鼻子，厚嘴唇，东北口音。

(18) 李禄，男，20岁左右，南京大学学生。身高1.74米左右，体型中等，方下巴，下牙突出。

(19) 张铭，男，1965年4月生，吉林省吉林市人，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学生。

(20) 熊炜，男，1966年7月生，湖北省应城县人，清华大学无线电系85级学生，住北京海淀马神庙一号47单元502。

(21) 熊焱，男，1964年9月生，湖南省双峰县人，北京大学法律系代培研究生，家住湖南双峰县杏子湖水医院。

八九文件

八九一日：5月20日，戒严部队被堵截在郊外

戒严令应该是在1989年5月20日早上10点开始实行。但那天北京城里并没有戒严部队的影子，唯一可见的是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流连地几架军用直升飞机，向下面散发戒严指挥部的传单。广场上密集的学生和民众则以口号和喧闹回应之。

前一晚上正是满月，进程的戒严部队也没有刻意伪装。满载士兵的军用卡车沿着几条大街大摇大摆地向京城开进，很快就被当地居民堵截。措手不及的军队没有使用武力，而是耐心地在民众包围中静待命令，忍受居民学生的谴责、辱骂和“教育”等等。包围军队的学生居民后来也为军人送水送食，基本上没有发生暴力行为。

部队被截的消息令广场上已经做好最坏打算的学生情绪沸腾。各种五花八门地组织均在发表声明谴责戒严令，并公开号召推翻李鹏政府。的确，几天前直指邓小平的标语口号消失了，作为戒严代表人物的李鹏则成为新的人民公敌。由个体户组成的摩托车“飞虎队”在街头穿梭，报告各地堵军车的形势。


中午，原来作为绝食指挥部的大型客车从天安门广场中心开出绕北京内城缓行。车顶上的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着郑义起草的《告全市人民书》，指戒严是“一场有预谋、有策划的反革命政变”。

事实上，绝食结束后，绝食指挥部已经不复存在。对话团也在戒严之后解散了，项小吉在这天干脆离开北京回家乡。原来的高自联在绝食期间被靠边之后突然又成为学运领导者。但此时的高自联也已成为空壳，只有王超华带着郑旭光、梁擎墩等人维持着。

其他学生则自发地组成宣传队到工厂试图煽动工人罢工。熊焱在首钢似乎得到有限的呼应。


八九一日

八九一日：5月18日，李鹏总理与绝食代表见面谈话

1989年5月18日，北京各行各业市民仍然持续上街游行支持绝食学生。著名摇滚乐明星崔健来到广场为绝食学生慰问演出。

头天晚上天气预报会有暴雨，对广场上已经绝食5天多的学生健康和安全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但北京市政府派出了70多辆大型客车，在广场北部整齐的停靠。经过一番努力，绝食学生全部转移到客车里。随之而来的大雨也把广场冲洗地干净得多，广场焕然一新。为了防止政府诡计，学生把最外侧的汽车轮胎泄了气。

临晨，赵紫阳、李鹏、胡启立等领导人到医院看望了接受治疗的绝食学生。但这天最大的惊奇是李鹏总理突然决定亲自会见学生代表。措手不及的学生仓促地召集了一些领袖，包括王丹、吾尔开希、王超华、熊焱等，却没有对话团或绝食指挥部的主要成员。他们商定由王丹和吾尔开希主讲。这次会面的详细经过请阅《天安门对峙》书摘和新华社通讯。

绝食指挥部也转移到一辆大客车里。李禄这天昏厥后大多数时间是在医院里度过，还在同一医院里见到也昏倒了的柴玲。李禄后来在自传里写道他以副总指挥的名义说服在医院里打点滴的绝食学生进食，并自己带了头。他后来又回到广场继续绝食。

一直在外围观察的陈子明和王军涛终于在这一天决定他们必须直接介入运动。他们以社经所的名义在蓟门饭店租了一层客房，召集著名知识分子开会研讨对策。但一系列会议未能达成什么共识，唯一的成果是集体到广场劝说放弃绝水和协助打扫卫生。


八九一日

八九文件：李鹏等会见绝食请愿学生代表

李鹏等会见绝食请愿学生代表

李鹏建议尽快把绝食同学安全送到各个医院去

学生代表坚持要求肯定这次学运尽早公开对话

〔新华社北京５月１８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鹏等领导同志于今天上午１１时至１２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的学生代表。

李鹏同志说，很高兴同大家见面。今天见面只谈一个题目，如何使绝食人员解除目前的困境。党和政府对这件事很关心，也为此事深感不安，担心这些同学的健康。先解决这个问题，以后有什么事都好商量。我们不是出于其它什么目的，主要是关心。你们年龄都不大，最大的二十二、三岁，我最小的孩子也比你们都大。我有三个孩子，没有一个搞“官倒”的，但都比你们年纪大。你们都如同是我们自己的孩子，都是亲骨肉。

北师大学生吾尔开希：李总理，这样下去，好象时间不够。我们应尽早进入实质性谈话。现在我想把我们的话说一下。您刚才说我们只谈一个问题，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不是您请我们来谈，而是我们广场这么多人请您出来谈，谈几个问题应该由我们来说。好在，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广场上现在已有许多人，有多少人晕倒了，您大概也清楚。我想重点是如何解决问题。昨天，赵紫阳同志书面谈话，我们都听了，也看了。为什么现在同学们都没有回去呢？我们认为，这还有点不够，很不够，我们提出的条件以及现在广场上的趋势您是知道的。

北京大学学生王丹：广场上的情况，我可以介绍一下。现在已有两千多人次晕倒。如何能使他们离开现场，停止绝食，必须全面解决我们提出的条件。上次同阎明复部长也谈过这个问题。政府一定要重视民心，尽快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的意见很明确，要使绝食同学离开现场，唯一的办法就是答应同学们提出的两个条件。

吾尔开希：您这么大年纪，我叫您李老师，我觉得是可以的。李老师，现在的问题并不是在于要说服我们这些人。我们很想让同学们离开广场，广场上现在并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９９．９％服从０．１％——如果有一个绝食的同学不离开广场，广场上其他几千个绝食学生也不会离开。

王丹：我们昨天对一百多个同学作了一次民意调查，阎明复同志来讲话之后，是不是同意撤离广场。调查结果是９９．９％的同学投票表示不撤离广场。在这里把我们的要求再明确一下，一、肯定这次学生运动是民主爱国运动，而不是所说的动乱；二、尽快对话，并现场直播。这两点如果政府能尽快圆满地回答，我们可以去现场向同学做工作，撤离广场。否则，我们很难做这样的工作。

吾尔开希：关于这两点，我还想说明一下，我们提出要尽快平反，否定社论，即第一，要求正面肯定这次学生运动，而且要反面地否定“四·二六”社论，否定是动乱。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说学生运动不是动乱。还有，应为这次运动定性。然后，可以想出几种办法，一、请赵紫阳同志或李鹏同志，最好是赵紫阳同志到广场去给同学直接讲话。二、人民日报发个社论，否定“四·二六”社论，向全国人民道歉，承认这次学生运动的伟大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尽量说服同学把绝食改成静坐，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解决问题。我们可以尽量说服，但我们还不敢说一定能够做到，但如果连这一点都不行的话，那后面的情况就很难说了。关于对话，应该是公开、平等、直接、真诚地同广大学生代表对话。这一点，国务院也说过，要对话，那么，我们这样提，为什么不可以？公开，就应有电视直播，这也是真正地公开，而且应有中外记者在场。关于平等这一点，应该是由有决策力的领导同志，与真正的、能影响学生运动的、直接由学生选出的代表对话，这才是直接、平等的意思。对话之中，不应再出现诸如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这样的说法”，“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也可以这么说，如果有些问题政治局会议未讨论到，而我们提出来了，应该马上再召集会议研究，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态度。

王丹：现在我们这些代表到这里来，实际是代表广场上绝食的同学，为他们的生命负责而来的，所以希望各位领导能对我们提出的两个问题表态。作为发起者和组织者，我们都为同学的生命安全担心。我想各位领导也会有同样的想法。基于这些想法，希望能对两个问题尽快明确。

吾尔开希：其他同学还有什么意见，赶快补充，因为我们时间不多。

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王志勇：希望尽快讨论。

北京大学学生熊焱：我们认为，不管政府方面还是其他方面是否承认它是爱国的民主运动，历史会承认的。但是，为什么还特别需要政府及其他各方面的承认呢？这代表了人民的一种愿望，想看看我们的政府到底是不是自己的政府。其实问题就在这里。第二，我们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我们都是有良心的人，有人性的人，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什么面子及其它什么东西都应放下来，只要是人民的政府，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人民是会拥护的。第三，我们对李鹏总理有意见，并不是对你个人有什么意见，对你有意见，因为你是共和国的总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生王超华：我同意刚才一个同学的说法，如果作出某种决议，但不代表广大同学的话，也是没有用处的。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王学珍：有不少北大同学在天安门广场。对同学们的行动，我们作为师长的，心里都很难过。我认为，我们广大同学是爱国的，是希望推进国家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广大同学不是代表动乱，这一点，希望政府能肯定。第二，希望政府的领导人，也希望总书记能到天安门广场，给同学们讲一讲，一方面表示理解同学们的心情，对于“官倒”、腐败现象，我们政府也已多次表示有决心解决。同时可把这些问题向同学们讲一讲，即没有人说广大同学的运动是一场动乱。我希望政府同广大同学配合，劝绝食同学回去。这样下去，对学生身体是不好的。中国的建设，民主政治的推进，都要靠青年人担负。

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王志新：民主、科学的口号已提７０年了，但一直未达目的，现在又喊出来了。我再赠给政府一句话，从４月２２日开始了请愿，结果你没有出来，５月１３日开始绝食直到现在。世界上有个惯例，绝食７天的时候，政府应该给予答复，连南非这样的国家都能做到。再一个问题，不知道政府有何想法，现在，加入游行队伍的有幼儿园的阿姨等，各种人都有。

王超华：我认为，同学们是在自觉地搞一场民主运动，争取宪法赋予的权利，这一点，我希望明确，如果仅仅说是爱国热情，那么在这种热情下，什么事也会干出来的。否则，无法解释这次运动中的冷静、理智、克制、秩序。

王丹：还有发言的没有？没有了，那么请领导表态。

李鹏：我提一点希望，当我们讲话时，不要打断。我们讲完后，如果谁还有意见，可以再讲，充分地讲。

北京大学学生邵江：学生运动可能已经形成一个全民运动，学生是比较理智的，但是我们不能保证全民运动是理智的。我想请你们讲讲，这种事态怎么办？

李鹏：你们讲完了吧，请铁映同志讲一讲。

李铁映：我作为国家教委负责人，已经与明复同志和大家讲过。关于与国家教委建立一些对话渠道，听取广大教师和学生的意见，对我们的工作提意见，这个问题，从国家教委来讲，没有能够建立一个正常的、多层次、多渠道的形式，能使大家有说话的机会，我们做得不够。

这次学潮发展到这样的规模，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因为，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全国范围内很大的一场事件，而且问题是一些政治问题，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事态还在发展。关于对这次学生游行示威的看法，我在两次对话中已经表示了。广大学生在运动当中，应该说表现了爱国的精神，应该说提出了很多意见，表达了爱国的愿望，但是很多事情并不能完全凭我们主观的想法和良好的愿望，要看事态的发展和历史的检验。大家都是反对动乱的，我们也反对，学生也反对，全国人民也反对，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局面。如果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什么事情都吹了，不管是经济建设也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也好。我们振兴中华的这个愿望，没有一个稳定的局势，或者继续通过改革建立长治久安的稳定的机制，没有一个稳定的和平的国际环境，我看中华民族的振兴只不过是一个愿望，或者说是一句空话。不管我们内部有多少问题的讨论和争论，都应在民主法制的范围内进行。我们有人民代表，我们有人大，还有各种各样的机制。对广场上的学生和广大学生的最大爱护，就是希望我们共同努力，在逐渐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建立一个能够真正实现振兴中华的这么一个机制，这是我们的历史的任务，这也就是我们十三大提出来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要达到的目的。现在事情的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同志们的主观愿望和良好的爱国热情。例如从昨天来看，全国已有１９个城市发生了不同情况的游行示威，有一些学生已从其他各地来到北京。现在广场上的那些学生已经不完全都是北京的学生。像这么一种秩序，已经不完全和我们的主观愿望相适应。为解决同学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已经举行几次对话。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来研究如何通过民主和法制的办法来加以解决。希望同学们能够认真思考，使我们在座的一些同学能够工作，使在广场上的同学尽快回到学校去。

阎明复：这些天来，我和同学们有过多次接触，我现在关心的唯一问题就是要救救在广场上绝食、体质非常虚弱、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孩子们。我想，问题的最终解决和绝食要分开，特别是没有参加绝食的同学，要爱护绝食的同学。我相信问题是会最终解决的。但是，今天就必须把一些身体非常虚弱的同学送到医院里去。我们应该达成一个协议，把这两个问题分开来谈，因为现在事态的发展正像我５月１３日晚和吾尔开希、王丹讲的，已经超出了发起人的善良愿望，已经不是你们能够影响得了的。５月１６日，我到广场上和同学们交换意见，我提出了３点：第一，请你们马上离开，把绝食的同学赶快送到医院去抢救；第二，我代表中央宣布，绝对不会对同学们“秋后算账”；第三，如果同学们不相信我的话，在人大常委会开会之前，我可以和同学们一起到学校里去。听说我走之后你们同学组织讨论，有些同学同意我的意见，但大部分同学不同意。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领导同志本想到广场上去看望同学们，因为没有与你们联系上，就没有办法进去，这一点你们可能都知道。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同学们自发产生的３个方面的组织，对局势的影响是越来越差了，现在事态的发展不是按你们的意愿进行的。事态会怎么发展，我们很担心。现在你们唯一可以影响的是，决定绝食的同学离开现场。党中央、国务院有诚意、有决心解决同学们提出的问题。现在人们关心的重要问题是孩子们的生命，对孩子们的生命要高度地重视，对孩子们的生命要负责。

陈希同：我来这里时，车子已经很难通行，所以晚到了。我作为北京的市长讲几句话。这几天事态的发展，同学们都已经看见了，广场上的游行大家也看见了。现在，许多人很关心这件事，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机关干部，都关心目前发生的事情。许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到市委、市政府，希望我们能够按照赵紫阳同志讲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大家知道，现在城市交通基本上瘫痪，生产受到极大的影响，有的工厂的一些工人也出来了，表示支持同学们。但多数群众希望不要再这样继续下去，希望安定下来。如果全城交通瘫痪了，供应中断了，会对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一点大家是很明白的。他们要我向同学们转达这个意见，现在，我转达了。

　现在，大家对绝食的同学都非常关心，医务工作者、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都十分关心绝食同学的健康，要求给他们以最大的方便条件，能够把绝食的同学顺利地送到医院。他们向我提出来，政治问题是政治问题，不要拿我们孩子的生命开玩笑，或者作为一个什么交换条件。我想，这一点希望同学们能了解。你们因为绝食，身体受到影响了，甚至于牺牲了生命，对国家、对个人都没有好处。我作为市长，就转达这两点意见，希望同学们多多协助，让红十字会能够履行他们的人道主义的义务，保证每个绝食同学的生命安全。我们市政府决心提供一切必要的手段，提供防雨、防寒设备，我们现在已经作了充分的准备。

李锡铭：我没有什么说的，现在首要的任务是不要有一个绝食的孩子生命受到威胁。要团结一致，先解决这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李鹏：我现在谈几点意见。大家愿意谈实质性问题，我首先谈实质性问题。我建议由中国和北京市的红十字会，负责把参加绝食的同学安全地送到各个医院去；我希望所有在广场上的其他同学予以协助和支持，这就是我的具体建议。同时，我要求北京市的和中央所属单位的各级医务人员，大力地抢救、护理参加绝食的同学们，以保证他们生命的绝对安全。不管我们之间有多少共同点，或者还有什么不同点，现在救人是第一位的。在这方面，政府责无旁贷，有责任。每一个在广场上的同学也应该从关心同学的立场出发，予以协助。我这个要求，不是讲等到绝食的同学在生命垂危的时候再把他们送走，而是现在就把他们送到医院去。我已经发出指示，要求各大医院想一切办法，腾出床位和必要的医疗条件，接待这些绝食的同学。这些天来，我们广大医务人员也是非常辛苦的，他们夜以继日地、精心地护理绝食的同学。今天上午，我和紫阳、乔石、启立等同志看望了在医院的部分同学。

第二点，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广大同学是在搞动乱。我们一直肯定大家的爱国热情、爱国愿望是好的，有很多事情是做得对的，提的很多意见也是我们政府希望解决的问题。我坦率地讲，你们对于解决这些问题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有些问题我们一直想解决，因为有许多阻力，未能及时解决，同学们极尖锐地提出了这些问题，能够帮助政府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这一点，我认为是积极的。但是，事态的发展，不以你们的善良的愿望、良好的想象和爱国的热情为转移。事实上现在北京已出现秩序混乱，并且波及到全国。我没有把这个责任加给同学们的想法，绝对没有这个意思。现在这个事态，已是客观存在。我可以告诉同学们，昨天京广铁路在武汉一段被堵塞了三个多小时，停止了铁路动脉的运输。现在有不少城市的社会闲杂人员，纷纷打着学生的旗号到北京来了。北京这几天，已经基本上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我再说一遍，绝没有把这个责任加给同学们的意思，我希望同学们想一想，这样下去最后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对全国人民负责的政府，我们不能对这种现象置之不理。我们要保护广大同学的生命安全，要保护工厂，保护社会主义的成果，保护我们的首都。这些话，你们愿意听也好，不愿意听也好，我很高兴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告诉大家。动乱，中国出现过很多次，原来很多人并不想搞动乱，但是最后发生了动乱。

第三点，现在是有一些机关的工作人员、市民、工人，甚至有我们国务院一些部门的人员上街游行，表示声援。我希望你们不要误解他们的意思，他们出于对你们的关心，是希望你们身体健康不要受到损害。但是这里面也有许多人的作法，我是不完全赞成的。如果他们劝你们吃点东西，喝点水，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劝你们尽快地离开广场，有话好和政府来商量，这完全是正确的。但是，也有不少人是在那里鼓励你们继续绝食，我不能说他们动机怎么样，但是这样做，我是不赞成的。作为一个政府的总理，不能不表明我的态度。

同志们提出了两个问题，我们是理解的。我作为政府的总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今天不讲，我会在适当的机会来讲这个问题，而且我也差不多讲了我的观点。如果今天一味要在这个问题上来纠缠，我认为是不合适的。如果你们认为你们自己在座的这些同学，不能够左右你们伙伴们的行动，那我就通过你们向在广场上绝食的同学发出呼吁，希望他们尽快结束绝食，尽快到医院去接受治疗。我再次代表党和政府向他们表示亲切的慰问，衷心希望他们能够接受政府对他们这一很简单、而且很紧迫的要求。

吾尔开希：非常抱歉，我刚才给您写了一个条子，我现在想提醒您，刚才说纠缠这个问题，我们学生现在只是从人道主义立场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一点，现在解决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说服我们在座的这些人，问题是在于怎么让他们离开。他们离开的条件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只有这一种可能性，这是客观现实。我们广场上如果有一个人不离开，再继续绝食的话，我们就很难保证其他的几千人离开。关于由红十字会解决这个问题，我请李总理和在座的领导同志们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的可行性。我现在再说一遍刚才说的话，咱们不要纠缠，这也是我们的意见。迅速答复我们的条件，因为广场上的同学正在挨饿，如果再不行，还在这个问题上纠缠的话，那么我们认为政府毫无解决问题的诚意，我们这些代表没有必要在这里再坐下去了。

王丹：如果李总理觉得会闹成动乱，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话，我可以代表广大同学说，应由政府来负全责。

熊焱：亲爱的李鹏同志，刚才您说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好像社会上有动乱的迹象，我要讲学生运动与动乱的关系。学生游行与动乱没有关系，望能及时解决。

阎明复：在今天这个对话中，大家的意见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了出来。李鹏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表示了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现在一个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尽快地使绝食的同学在红十字会的协助下，到医院里边去进行治疗。其他的问题，我们都有时间来解决。对话就到此结束。

王志新：这不是对话，而是见面。

阎明复：对，是见面。

首都部分高校负责人、专家教授也参加了会见。


八九文件

八九一日：5月7日，学运进入第一个低潮

1989年5月7日是星期天，也是平静的一日。这天的《人民日报》实事求是地报道了对话团前一天的对话要求，没有像过去那样嘲讽、拒绝。该报甚至引用赵紫阳的话说政府与学生之间的对话是有利的。

学运也在这个时候进入第一个“低潮”。大部分初期学运领袖纷纷辞职或淡出，学生组织成了半瘫痪状态。王丹、封从德、熊焱等相继退出之后，北大的筹委会改由杨涛主持。王超华觉得高自联已经垮了，不得不接受北大筹委会的邀请迁到北大共同行事。但这两个组织之间仍然有矛盾。

倒是对话团在兢兢业业地为期待中的对话做准备工作。


八九一日

八九一日：5月1日，北大筹委会领导频频变动

1989年5月1日，北京照常庆祝国际劳动节。不过由旗帜和鲜花装饰一新的天安门广场没有像往年那样置放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

一大早，高自联和北大筹委会在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有40多位海外记者参加。学生们重申了他们的“七条要求”，尤其强调要平等对话。

下午，沈彤离开北大去取一台有人捐献给广播站的中文打字机。而这时北大筹委会又一次进行改选。活跃人物王丹和沈彤的得票数最少。在两人之间最后一轮投票中王丹险胜。沈彤回校后才得知这个结果，很是气愤。

当晚沈彤和封从德一起参加了高自联的一个代表大会，对其秩序混乱也很为不满。封从德建议沈彤和熊焱一起作为北大代表参加正要组建的对话团。


八九一日

八九一日：4月24日，北大筹委会出师不利

1989年4月24日是星期一，胡耀邦追悼会后第一个上课的日子。但北京的各大院校里几乎没有任何学生去教室。八九学运中的第一场大规模罢课拉开了序幕。

学生倒也没闲着。北大的筹委会那天下午在该校五四操场召集全校学生大会，准备正式组建自己的学生组织。近万名学生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春日汇聚一堂。王丹、封从德、熊焱等筹委会成员站立在主席台上，分别作了简短讲话。但形势很快急转直下，当天刚被筹委会除名的丁小平和张智勇冲上主席台要求发言。台上为争抢麦克风而乱成一团。熊焱更当众宣布张智勇是官方派来的奸细。郭海峰、李进进等人试图劝说未果，台下的学生最终不欢而散。

北师大那边却没发生这样的麻烦。吾尔开希毫无悬念地当选为该校的学生自治会主席。


八九一日

八九一日：4月19日，北大成立筹委会；新华门再度发生冲突

1989年4月19日是星期三，北大的民主沙龙常规聚会的日子。鉴于形势，王丹决定把这天的沙龙设在三角地公开进行。傍晚时分，他在那里的橱窗下放了一个凳子。熊焱、封从德等几位学生便相继上去演讲。很快，聚集在一起的大约三千学生便用口头表决“罢免”了官方的学生会，决定成立自己的组织，并由当晚出来演讲的学生组成筹委会。筹委会的第一批成员中有丁小平、熊焱、封从德、杨涛、王丹、沈彤等人。

北大筹委会是八九民运也是近年来历次学运中成立的第一个学生自治组织。这个组织一直坚持到大屠杀，也没有来得及换成一个更正式的名称。


而那个晚上，其他学校的大量学生又一次聚集到新华门前，重复前一晚的抗议和与武警的推搡。政法大学的周勇军发表演讲、北师大的吾尔开希在学生阵列前站出来自报姓名，维持秩序，给当时在人群中的刘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在新华门的一角，著名作家郑义和北大作家班的张伯笠展示了写着“绝食”两个大字的床单，他们没有能吸引多少人注意。


这个晚上的抗议没有能持续多久。午夜过后，有了准备的武警用武装带和皮靴开路，很快冲散了人群。大部分学生被驱赶进在长安街上等待着的几辆公共汽车。冲突中一些车窗玻璃被砸碎，一部分学生受了伤，但都不重。但也在那一片混乱中，一名女生突然高喊了一声“打倒共产党！”吓坏了在场的所有人。她很快被附近的学生拽离现场。

被抓进汽车里的学生并没有被拘捕，车子把他们送到大学区附近便让他们自行回校了。也没有多少能够支持武警使用过分暴力的证据。然而，这场事件很快便以“四二零惨案”、“新华门血案”等醒目、煽情的标题在各大院校传开。被激怒的学生开始准备罢课和进一步的抗议行动。


也是在这一天，官方宣布胡耀邦的追悼会将于4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八九一日

柴玲控告《天安门》制作者告败

由卡玛等人主持的纪录片《天安门》自1996年6月在美国公共电视台播放之后在世界各地有强烈的影响，在相当的一个时期中成为1989年中国学生运动历史的唯一系统材料，至今仍然在很多大学里作为教材使用。

卡玛在《天安门》制作过程中采访了许多当事人，将他们事后的自述用在影片里。但她采访柴玲的要求被后者拒绝。于是影片中采用了柴玲在运动期间（1989年5月28日）通过美国学生金培力的帮助制作的“最后的话”录像带。这一录像带包括了柴玲当时“期待流血”但自己“作为个人，我愿意求生下去”的思想状态，为这位学生领袖的形象加上了一层不协调的色彩。

在多年的沉默之后，柴玲于2007年通过她的公司“尖子班”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法庭上控告《天安门》的制作公司“长弓”。她的诉状包括两个部分：其一是《天安门》网站上有包含对柴玲和尖子班负面内容的文章，损害了她和公司的名誉；其二是《天安门》网站上介绍柴玲现状的网页里采用了“尖子班”作为提示搜索引擎的关键词之一，使得该网页出现在搜索“尖子班”的结果中，侵犯了尖子班公司的商标权。

不出所料的是，关于诽谤的指控很快就被法庭于2008年8月直接驳回。但商标权的问题因为比较有技术性，法庭允许其进入诉讼过程。

长弓公司觉得柴玲控诉商标权的实际目的是凭借其背后的经济实力通过缠讼手段来达到让他们关闭网站甚至收回电影的目的。他们把这一诉讼看作是对言论自由的直接挑战。他们在网上的呼吁得到了众多中外知识分子的支持签名，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阿城、艾未未、廖亦武等人。

另一方面，柴玲的前夫封从德组织了一批1989年学生运动的领袖和学生以运动的“幸存者、参与者和支持者”名义针锋相对地发表了一封“为六四正名”的公开信。该信指责制片人“在影片中使用选择性的引述与诠释及错误的翻译”和“断章取义”。除封从德之外，在这封信上签名的还有方政、张健、熊焱、周封锁、程真、郑义等人。

就在柴玲正在挪威参加诺贝尔和平奖颁发仪式的这个星期，麻州法庭终于做出裁决，认为柴玲的商标权诉讼不具备证据支持。

熊焱为纪念八九六四征文

熊焱是八九年来自北大的学生领袖之一。他的名字在《天安门对峙》一书中直到后来与李鹏见面时才出现，这是因为写作英文书时为了不在开头时就引入过多的中文名字给读者添加困难的考虑。实际上，熊焱是从北大筹委会一开始就参与、领导了运动。英文版书中描述了他当时的活动，但没有提及名字，这个在中文版中会修改补充。

熊焱在为即将到来的二十一周年征文纪念。下面是他的征文启事，从自由中国论坛得来：

寻找心灵的激动
《八九六四文集》征稿启示
熊焱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感动了当时全世界许多爱好自由民主的人士。在当时的自由世界里，电视机前的人们，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为中国青年学生和广大市民的勇气和精神深深感动。可以说，许多从前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士，通过媒体了解天安门运动，从而对中国人有全新的了解。 在中国大陆，在那有限的几天新闻报道中，各省市的父老乡亲们都知道了自己的孩子们在北京游行示威，争最基本的权利自由和尊严。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曾感动全世界，全中国。虽然以中共六四大屠杀结束，但八九民运精神不死。

一场感动过全世界的历史大事件，今天回想起来心中仍隐然激动。可是二十年过去了，时间公正而又善良地把历史的秘密悄悄掩藏，为将来的良善提供机会。那被掩藏起来的东西需要细心去寻找，细心寻找也是构成生活意义的一部分。

我曾经见证过这样感人的事迹。在过去将近十七年的时间里，我有好几次碰到使我激动不已的事情。这些事发生在我生活的美国。几年前，我去军队的医院看牙科，一位大约和我年纪相当的牙科医生在和我闲聊中得知我来自北京，就问起一九八九天安门的事，当他得知我是参与者后，竟变得很激动。他对我说，他当年曾经深深地被北京的学生所感动，那时他正是医学院的学生，五十多天守在电视机前，留下很多眼泪，还写了许多诗篇。一个美国人，现在已是成名的医生，还记得当年的天 安门运动，还记得和保存自己为天安门写的诗篇，我被他感动，他被一九八九年天安门的学生和市民感动。更令我感慨的是这样的例子我遇到多次。

另一件事情发生在当时的北京学运期间。今天的年轻人也许不能知晓当时特殊的背景。我们在北京大学三角地的广播站，每夜都有言论自由的广播时间，那个自由，今天中国还没有。我最不能忘记的事情，像电影镜头历历在目。北大一些年长的老教授，在夜里，穿着深色的衣服，带着眼镜，悄悄地躲在树下，听三角地的广播，他们的眼泪也悄悄地流下来。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就上前去与一位老教授攀谈，当他认出我来后，就伸出手来与我相握，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因为在那个场合为老教授的处境我们不能说话，在那个心领神会的环境，我们不要说话。但我们双手 紧紧地握住，一次又一次的紧紧握住，用劲地握。一切都在不言中。

那是我终生不能忘记的场面。虽然现在中国的面貌和气氛已变，但存在中国人心中的梦想依旧一样。中国人的梦想无不希望结束一党专制，希望出现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

这样的事例无可计数。一件感动过全世界的历史大事，一定留下许多动人的事迹，八九精神依然存于人心之中，存于历史深处。

正是本着追寻历史原貌寻回八九六四精神的宗旨, 今天我们着手征集编辑《八九六四文集》。我们知道有关天安门八九六四事件的文章众多，作品浩繁，不是几百页或几十个作者可能陈述得完的。此次《八九六四文 集》第一卷主旨在于收集催萌当年感人历史、记录当年感人事件与人物和作品。如果可能，我们希望今后有机会从不同角度编出第二卷第三卷记载、剖析与发掘当年八九六四事件的《八九六四文集》，让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历史风貌能以文章的形式得到一次较全面的记载和整理。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心灵的激动！

此次活动投稿信箱为：xiongyan8964@gmail.com wuhan1010@hotmail.com，诚挚欢迎赐稿！

本书预定在2010年纪念六四事件21周年前出版。

作品特设一等奖一名，奖金 $1000.00 二等奖一名，奖金 $ 500 三等奖 二名，奖金各 $ 300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日

Xiong Y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