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人物：于浩成

法学家于浩成是满族人。他父亲曾经是五四时期的学生领袖，后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参加共产党地下组织活动。受其父亲和哥哥影响，于浩成早年便参加了共产党的革命活动。但他在党内的境遇并不美好，先在1947年被打成反党分子、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后又在1968年以反革命罪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三年。

七十年代末被平反后，于浩成担任群众出版社社长、《法学杂志》主编等职，逐渐在北京的知识界活跃。1988年他参与很快就夭折的《新启蒙》杂志创办活动，撰写了《人们应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一文。

1989年2月，于浩成参与北京科教界42人联署致中央领导公开信，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在此之后和整个八九民运期间，他始终参加了北京知识界发起的游行和其它活动，包括在5月14日学生发起绝食后与十二学者联署《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并上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

六四镇压之后，于浩成被开除党籍，关押一年半。他的主要罪状之一是曾经协助刘刚修改过新成立的学自联章程。

晚年的于浩成曾经受邀在美国多所大学访问，撰写了一些回忆文章。2008年，他名列《零八宪章》的第一批签署人。

于浩成于2015年11月14日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91岁。


八九人物

八九人物：陈子明

1952年1月出生的陈子明是随着中国的文革和改革时代成长的。他仅仅初中毕业时就加入了上山下乡的大潮在内蒙古插队6年。随后他成为工农兵学员，在1974年就读北京化工学院。但好景不长，他因为在私信中批评时政被告密而被开除学籍，定性为反革命被判劳动改造。

1976年4月，碰巧在北京的陈子明积极参与了北京市民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四五运动”，成为当时自发产生的群众谈判代表和领袖之一。他随后如期前往劳改农场，以至于错过了政府的追捕。四五运动平反后，他被恢复学籍，一度被政府誉为四五英雄。

然而，陈子明不久就又投入了北京的西单民主墙运动，创办民刊《北京之春》。1980年，他加入北京高校的竞选活动，得以当选海淀区人民代表。因为四五运动、民主墙、竞选，陈子明与胡平、王军涛等人被官方看作民间运动的“三朝元老”。

八十年代，陈子明借助改革开放带来的宽松环境，创办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社经所）——当时绝无仅有的民间思想库。该所逐渐发展到拥有自己的出版社、函授大学、杂志、民意调查等实业和研究机构，并集中了当时北京一大批因为参与民间运动而难以在体制内生存发展的青年知识分子。

八九民运爆发后，陈子明从一开始就关注运动的进展。他分别为刘刚成立高自联和政法大学学生游行提供资金和帮助学生确定口号。因为他的背景和社经所的事业，陈子明自己没有在运动中抛头露面。

绝食开始后，陈子明和王军涛利用社经所的人力财力在蓟门饭店联络知识分子，试图影响运动走向。王军涛和社经所人员由此介入政府与学生之间的斡旋以及后来的首都各界联席会议活动。陈子明自己则继续承担幕后工作。

八九运动被镇压后，陈子明和王军涛被政府指定为运动的黑手，分别被判刑13年，是整个运动中除了被判死刑的“打砸抢暴徒”之外判刑最重的。在服刑期间，陈子明被诊断患有癌症，几度保外就医。但他拒绝了政府让他出国就医的变相流放安排，坚持留在中国。

2002年，陈子明刑满获释。他主要的时间用于写作和社会活动，包括参与联署《零八宪章》。近几年，他曾被允许出国访问和就医。

2014年10月21日，陈子明因胰腺癌于北京病逝。

八九人物

八九人物：陈卫

1989年学生运动爆发时，陈卫还是北京理工大学（原北京工学院）的新生。他从一开始就积极投入于纪念胡耀邦的活动中，在学校里组织了治丧小组并带领约4000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追悼会。其后，他又参与组建了该校的学生自治联合会，组织参与了四二七大游行。

陈卫自己曾回忆说他在四月底时专程回家乡四川试图向那里的学生通报北京的形势。但他在5月初便又回到了北京，作为理工大学的代表参加了组建对话团，其后又参加了绝食，其间几度晕倒被送往医院抢救。

大屠杀那天晚上，陈卫参与了在街头堵截戒严部队的行动。后来他写道：

1989年6月4日早上3点45分时，面对着隆隆的军车还有车上戒严士兵手中不断喷出火舌的冲锋枪，我和许多学生和市民手挽手流着热泪高唱《国际歌》，将长长的戒严车队拦下来。我们分散开去做那些军人的思想工作。当我走到满是卡车的车队中一辆吉普车旁，显然里面是军官。与我曾手挽手走在游行队伍第一排的一个女孩走到吉普车跟前，她冲着里面说了一句，"你们的枪口可千万不要对准人民啊！"车内一个穿着白衬衣的人掏出手枪，对着女孩头部就是一枪。地点在民族文化宫。我不知道这个女孩的一切情况，但那一幕让我终生难忘。被杀者何其无辜！施暴者简直丧尽天良！逝者已不能言，我辈不能为其讨还公道，忍看刽子手站在烈士们的尸骸上弹冠相庆，又有何面目存在于世上，被世人耻笑。

（沈彤在其自传里曾提到一个非常类似的场景，时间和地点也很相近。）


屠杀之后，陈卫回到老家，因试图组建地下高自联而被捕，关押一年后才得以释放。他随后便开始了在监狱中进进出出的反叛生涯。1992年他因参与国内组党活动再度被判刑五年，出狱后一如既往地继续参与当地的组党活动，并加入了零八宪章的签署活动。今年2月份，他在四川的一轮镇压中被捕。

2011年12月23日，陈卫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9年。


八九人物

八九学生被判处十年徒刑

刘贤斌在1989年参与学生运动的具体活动几乎无人所知，但当时是人民大学3年级学生的他所做的已经足够令他在后来的镇压中被捕，并于1992年被判刑2年半。那是他第一次进监狱。

服刑之后，他又与当时也是刚被释放的学生领袖王丹一起在中国开展活动。1996年王丹再度被捕，在被判刑11年后不久就被流放美国。刘贤斌在国内留了下来。1998年，他参与了国内组建民主党的行动，被判刑13年。

这时他已经是在监狱里度过相当的青春年华了，但他还是没有退缩。新近出狱不久的他又投入了当时积极的零八宪章签名活动。2010年7月5日，他第三次被捕。

今天，刘贤斌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0年。他留给公众最后的话是他在法庭上的咆哮：“我无罪、我抗议！”

方励之： 刘晓波和对中国的幻觉

今天的《纽约时报》和世界其它大报均刊登了方励之撰写的评论文章。原文是英文，这里是中文翻译：

刘晓波和对中国的幻觉

方励之

我为诺贝尔委员会因为刘晓波为中国的人权所作的长期和非暴力的抗争而授予他和平奖之举衷心地喝彩。通过这一行动，该委员会向整个西方在1989年天安门屠杀之后所形成的一个危险的主流观点——经济的发展会必然导致中国的民主——提出了重新审视的挑战。

1990年代后期以及新世纪以来，这个论点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有些人无疑是坚信这一点，其他人也许发现这对他们的商业利益很便利。许多人则信任中国的高层执政者，这些执政者一直在试图说服外国投资者只要他们继续进行不与人权原则“挂钩”的投资，中国的一切就会按照她自己的步骤变得更好。

天安门已经过去20多年了。中国已经正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然而，并不激进的刘晓波和成千上万其他持不同政见者却因为只是要求已经被联合国供奉起来、被西方投资者在他们自己国家中是理所当然的基本权力在监狱中蹉跎岁月。虽然有着一个腾飞的经济，人权却并没有改善。

刘晓波自己过去20年中的经历本身就足以摧毁任何关于民主会作为财富增长的结果而自动出现的幻想。

我是在1980年代认识刘先生的，那时他是一个敢说话的年轻人。他在1989年参与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和平抗议并因此被判2年徒刑。从那时起直到1999年，他一直在劳改营、监狱、拘留所或软禁中出入。2008年，他发起了“零八宪章”请愿，呼吁中国遵从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他因此再度被捕，更被严酷地以“煽动颠覆国家”罪判处11年徒刑——尽管中国是该联合国宣言的一个签署者。

据人权组织的材料，中国现在有大约1400名政治、宗教或思想犯在监狱或劳改营里服役。他们的“罪行”包括身为地下政治或宗教组织、独立工会或非政府组织的成员。或者他们是因为参与罢工、抗议和公开发表不同政见而被捕。

这一无可辩驳的现实应该为那些还在相信中国的专制者会因为国家的富裕而改变他们对人权的漠视的人敲响警钟。无论中国的领导人已经把她的市场对外开放得多彻底，他们在残酷的政治理念上并没有后退过半步。

正相反，中国的独裁者对普世人权的价值观愈加轻视。在天安门之后的十年中，共产党政权曾经为了改善自身形象释放过100名政治犯。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国际社会的压力消失了，政府又回到其严酷镇压的老路上。

国际社会应该对中国违反国际条约的行为加以特别的关注。除了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国还在1988年签署了联合国禁止酷刑的条约。然而，酷刑、虐待和精神折磨在中国的拘留所和监狱中大规模应用。这包括殴打、长期单独关押、无法下咽的食物、过冷过热的环境和拒绝医药。

国家权力随着财富增长的同时，共产党也在违反自己的宪法上充满自信。例如，宪法第35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没有人会对政府经常违反这些权力有疑问。

20世纪上半叶日本不幸的历史显示，一个违反人权的崛起中的经济强国是对和平的威胁。

幸运的是，勇敢的诺贝尔委员会在繁荣中的中国面前再次揭示了这一关联。该委员会完全正确地将对人权的尊重和世界的和平联系起来。就像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所清楚地了解的那样，人权是“民族团结友好”的前提。

哈维尔提议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

前捷克持不同政见者和总统哈维尔今天在《纽约时报》意见版上发表来信，提议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刘晓波。该信签名者还包括另外两位三十年前参与《七七宪章》运动的捷克持不同政见者。

该读者来信把刘晓波在中国《零八宪章》上的努力称之为《七七宪章》的回响：

正像197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一样，中国政府的回应是迅速而野蛮的。几十位——如果不是几百位的话——签署者被讯问。一部分被认作是领袖的人被拘捕。职业升迁被取消，科研经费被拒绝，出国申请被驳回。报纸和出版社被命令将签署《零八宪章》的人列入【不许发表的】黑名单。最严重的是，作为《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的著名作家、持不同政见者刘晓波被拘捕。刘晓波早先已经因为支持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和平抗议而坐过5年牢。在与他妻子和律师只有有限接触的隔离关押一年之后，刘晓波被以煽动颠覆政府罪审判，并在2009年12月被判处11年徒刑。

虽然刘晓波被关押了，他的理念却不可能被囚禁。《零八宪章》描绘了中国的一个不同的前程，对官方任何有关改革的决定必须由国家做出的底线提出了挑战。她鼓励中国年轻一代参与政治，并大胆地主张法治和多党民主。她还为一系列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讨论和文章提供了出发点。

也许最重要的是，就像197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一样，《零八宪章》在社会不同阶层建立起了原先不存在的联系。一位签署者说，在《零八宪章》之前，“我们生活在一种分离、孤独的状态。我们没法向自己周围的人表达自己的个人经历”。

刘晓波和《零八宪章》正在改进这一状态。

这封读者来信的作者们“请求诺贝尔委员会褒奖刘晓波二十多年来为改革作出的不懈且和平的呼吁，使其成为这个尊贵奖项的第一位中国获得者”。

八九人物： 刘晓波

1989年时，刘晓波是一位34岁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文学和哲学教授。他当时正在以其对中国传统和文化的犀利批评在精英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崭露头角。

那年春天学生运动开始爆发时，他正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讲学，那是他游历几个国家的一站。他觉得他没法再继续置身国外了，就买了一张回北京的飞机票。四月二十七日，他正在东京机场转机的时候听到了《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的发表，把这个新兴的运动定性为“动乱”。觉察到前方的危险，他犹豫了。但最后他还是上了飞机回到北京。

在那里，他成了同一学校里的学生领袖吾尔开希的亲近朋友和幕僚。在五月二十七日首都联席会议上还提议要推举吾尔开希成为正式的中国的瓦文莎式的“人民发言人”。这个提议令学生领袖封从德和柴玲极为愤怒，是导致当时一个撤退计划失败的重要因素。

后来，刘晓波在看到大多数著名知识分子在感到政府惩戒的来临时选择躲避和逃亡的做法极为不满。为了取得能够直接影响学生的资格，他发起了有周舵、高新和侯德健参与的“四君子”绝食，并发表“我们没有敌人”的绝食宣言。他们的绝食在六月二日，大屠杀的一天多以前开始。

在大屠杀的那个夜晚，刘晓波和“四君子”中其他人都与学生一起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底座上。在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主导了砸毁在他们中间发现的一挺机关枪的行动，避免了发生与军队互相射击血战的可能性。刘晓波那天晚上起初是不赞成撤离的，但在被四君子的其他人说服之后，他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协助说服学生遵循撤退的计划而和平安全地撤出广场。

大屠杀之后，他被逮捕并一时被官方认定为运动的“黑手”。但在被关押20个月以后，他在被免予判刑的情况下得以释放。他后来写了很多有关那段时间的自我剖析的文章，对自己在强权之下没有完全能够做到坚持原则而悔恨。

在失去其大学教授职位之后，刘晓波成为一个自由撰稿者，经常在海外中文报刊上发表他对时政的看法。他还竭力参与援助1989年的大屠杀的受害者的工作。1996年十月份，他因为公开批评政府而服刑三年。

2008年，他发起并起草了“零八宪章”，为人权和自由选举呼吁。这份文件迄今已获取8000多人签名。

2009年12月25日，刘晓波被以“煽动颠覆政府罪”判处11年徒刑。

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因为他“为中国人权长期和非暴力的斗争”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2017年7月13日，刘晓波在服刑期间因肝癌晚期被短暂保外就医后去世。终年61岁。

八九人物

“零八宪章”签署人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

在刘晓波即将因为发起“零八宪章”活动面临审判之际，宪章的一部分签署人发表公开信要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公开信说：“如果判决刘晓波先生有‘罪’，也等同于判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只有和刘晓波先生同担刑罚。”

签署这封公开信的包括一些与1989年民主运动息息相关而至今仍在国内的名字：鲍彤、丁子霖、蒋培坤、陈子明、高瑜、周舵、马少方。

刘晓波可能会面临审判

因为“零八宪章”而在去年被隔离，并在今年六月份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的刘晓波已经一年没有能够公开露面了。英国卫报报道说他的案件终于被移交到检察院，似乎完成了案件侦查手续。下一步有可能就是审判和刑罚了。

有报道说刘晓波的律师已经获取北京市公安局的起诉意见书，其中表示“刘晓波伙同他人起草《零八宪章》罪行重大”。

刘晓波被正式逮捕

新华社报道说北京市公安局已经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刘晓波。刘晓波教授因为领导零八宪章活动于去年12月已经被隔离，至今半年多处于失去自由状态。

在1989年，刘晓波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四月份从美国回国参与当时的学生运动并在后期发动四君子绝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