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勇军的怪异案子
托马斯·凯洛格
2011年1月
2008年9月29日清晨，一个看起来没有确定国籍和证件的华裔中年人来到了香港。这个人带着一个名字叫王行祥的假造的马来西亚护照。当遭到询问时，他拒绝提供自己的真实姓名。他随身携带的包括银行卡和信用卡等物件也都带有王行祥的名字，其身上没有任何可以确定真实身份的材料。
该人先被移民官员讯问，他们没法得到他的名字或任何个人信息。他随后被香港警察讯问，警察看起来怀疑他试图诈骗银行。10月1日傍晚，这个人被从香港转交到深圳。然后他在深圳被关押7个月，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其后，他被转送到四川省遂宁市。但直到2009年5月公众才知道这位真名叫周勇军的人的确是在中国的监狱里。2009年11月，周勇军在四川省被以欺诈罪起诉，并在2010年1月判刑9年。他至今还在四川的监狱里服刑。
周勇军的案子非常怪异。作为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活跃分子，周勇军曾因为卷入1989年学生抗议而被关押差不多18个月。他被释放后就逃离了中国，在美国获得政治避难。2002年左右，他开始与流亡中的精神领袖张宏宝来往。后者是气功组织中功的创始人（中功与更著名的法轮功没有关联）。许多人猜测周勇军同时与海外民运分子和流亡气功组织的密切联系提升了中国政府对他的注意，而这些关系是他后来被从香港转移到中国的重要因素。
他这个案件本身的隐晦成分，加上最近一些足以加重他确曾参与欺诈银行行为的疑点的出现，掩盖了他在香港的遭遇所暴露出的对香港“一国两制”下的自立和诚信的关注。在他逗留香港的4天里，香港当局对他采取了虽然不违法，但还是与惯例不同的措施。自从周勇军被关押在广东的消息为人所知之后，香港自治政府多次拒绝提供其处理这一案件的信息，只是索然无味地重复政府关于移民的一般政策和重申拒绝对个例发表评论的立场。
周勇军的案件是这一类型中的第一个。据已知的材料，自从1997年主权转交以来，香港政府还从来没有把流亡活动分子移交给大陆官员的先例。政府对这一案例的处理手段应该与最近香港移民局拒绝一些流亡异议分子和政治活动家来港的行为联系起来看，而周勇军的案例更是进了一大步。
自从周勇军被关押在四川的消息公布后，一些重要的旁证表明周勇军可能的确是为了欺诈银行的目的来到香港。当周勇军意向作恶的可能性并不能免除香港自治政府的责任——如果后者确实因为政治上的考虑或与大陆政府不合适的接触导致了在这个案子上采取不同寻常的措施的话。在一国两制下建立的香港的自主和法制并不只是保护无辜者，它也保护罪犯。
谁是周勇军？
现年43岁的周勇军是四川蓬溪人，1989年春天学生抗议行为爆发时他是政法大学政治学系的学生。周勇军在那场抗议中有时担任了领导角色。他以作为在1989年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上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跪谏的三名学生之一而著名。抗议被政府在1989年6月4日临晨被政府残酷镇压了。周勇军在6月中被捕，被关押1年多。他在1991年1月获释，1992年6月逃出中国，于1993年2月到达美国。
周勇军在美国的最先的化身是作为一个流亡的政治活动家——这在天安门广场抗议后逃到美国和欧洲的中国人中很典型。在后来几年里，周勇军以纽约为基地在流亡政治圈子里保持活跃。
1998年12月，周勇军试图潜回大陆，在广州被捕。在广州关押6个月后，他被转送到四川，判刑3年劳改。2002年他被释放并被允许回到美国。
就是在他这次回到美国之后他的路途与张宏宝的发生了交叉。很可能是这一层联系才使得周勇军于2008年来到香港，并引起中国政府对他的强烈兴趣。
张宏宝是中国在1980年代中期气功热中涌现出的一批富有魅力的气功大师之一。他创立了自己气功模式，称之为中功。在1980年代后期，他在北京到处演讲，听众越来越多。到1990年时他实现了一定的知名度：一本在1990年出版的强调他的功力和教导的传记卖出了1千多万册。
张宏宝一心要把他的公共形象和众多的忠诚追随者转化为一架印钱机器。西方研究中国气功的专家大卫·奥恩比把他称之为“气功界的唐纳德·特兰普”。在1990年代初期，张宏宝建立了遍及全国的中功中心网络，这些中心既从事气功的教授和训练也售卖各种有关的产品，包括气功书籍和磁带、药物和茶。他的追随者数以百万计。他设立的全国性的金字塔结构保证了大笔的收入源源不断地流入他自己的钱袋。张宏宝还很注意与共产党官员搞好关系，他至少在那个时候没有对任何政治倾向表现过兴趣。
在蒙特利尔大学任教的奥恩比说：“那是完全的挣钱行为，他从一开始就市场化。”
张宏宝的中功也不是唯一的。成百上千的其他气功大师领导着他们自己的组织与张宏宝一起争抢追随者。这些中最著名的是法轮功，由颇具争议的李洪志带头。与高度集中和忙于挣钱的中功相比，法轮功至少在其初期是高度分散的。它不那么注重金钱（不收会费，任何人都可以加入）而更强调气功的精神元素。1992年建立之后，法轮功的人数火箭般上升，其几千万追随者不仅包括普通中国人还有中央政府高级领导人的亲戚。
党不高兴了
这样突飞猛进的发展不可能不引起共产党官员的警惕，党内许多人要求铲除这个他们看来是正在崛起的威胁。奥恩比说：“随着时间发展，出现了一些反对者。有人觉得这正在失去控制。”
1990年代中，党和气功组织间的摩擦逐渐扩展。李洪志在1995年听到领导层对他的活动的反感后离开了中国。在那之后，媒体上对法轮功的攻击成为家常便饭。例如，1996年6月，《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吧李洪志称之为“骗子”，把法轮功称之为“封建迷信”。几十篇类似文章在全国各地报刊上登载。
法轮功追随者在这些公开的攻击面前没有退缩，双方之间的冲突逐渐升级。1999年4月，法轮功在中国政府驻地的中南海举行的著名抗议只是当时一系列抗议行为中的最大者。那也成为骆驼背上最后一根稻草：政府里对法轮功任何遗留的同情都消失了，政府开始了镇压。
政府的镇压不仅扫除了法轮功，也殃及其它的气功组织，包括中功。张宏志在1994年化名逃离了中国，在2000年7月在关岛现身。他申请了政治避难，不久就来到了美国。看起来他至少把1990年代在中国所收敛到的财富的一部分带了出来。
同在流亡中的张宏宝和周勇军一开始是怎样联系上的并不为人所知。同样不清楚的是作为流亡政治活动分子的周勇军为什么要与一个张宏宝这样的半神人物搅在一起。在张宏宝死后提交给法庭的一些文件中，周勇军表示他于2003年1月搬到加州与张宏宝合作，自称为“特别智囊和助手”。
不管他们第一次接触的时机和原因，周勇军在张宏宝的流亡中功组织中的确卷得很深。周勇军把张宏宝称为“我的主人、导师和慈父般朋友”，经常提起他们俩每天几小时的对谈。周勇军写道：“我们的关系非常紧密。”张宏宝的流亡圈子里并不平静：他正与他以前的第二把手争斗得不可开交，也还一直为其非法的暴力行为的指控所困扰。2003年，张宏宝被控告殴打他的管家，他后来以更轻的罪名结案。但尽管有这些湍流，周勇军一直与张宏宝站在一起。当张宏宝于2006年7月死于车祸时，是周勇军在一个匆忙举行的记者会上讲话，暗示张宏宝的死亡背后可能有阴谋。
周勇军还成为张宏宝身后留下的巨额遗产争夺战中的一方。张宏宝死时有房地产和分存在几个不同国家银行账户上的存款。周勇军到香港正是在遗产争夺战进入白热化的背景下进行的。
正是张宏宝遗产争夺中出现的法律文件以及流亡的中功圈子所卷入的一些法律诉讼留下的文件强烈地表明周勇军不可能不知道“王行祥”这个名字背后的重要性。
王行祥是张宏宝在1990年代中期离开中国是所用的化名。他在一些存有从中国带出来的财富的银行账户上一直继续使用这个名字。在一些法庭文件中——其中有些包括了周勇军自己——王行祥是作为张宏宝的代号公开使用的。这一名字也出现在香港的一些银行账户上。很多人相信周勇军到香港就是为了获取这些账户。
周勇军的香港之行
2008年9月26日，周勇军离开他在加州的家前往亚洲。他没有告诉他的女朋友（他们一起有一个6个月的女儿）他的计划。当他被拘留和关押在中国的消息传出后，他女朋友公开表示周勇军在香港只是过路去四川探亲。
9月28日，周勇军从澳门抵达香港。他那个写有王行祥名字的假护照被发现了，他被香港移民局官员拘留。在这一期间，香港警察就一项针对王行祥名字下的账号发生的欺诈案件对他进行了讯问。这些讯问在港澳渡船码头的移民局办公室和香港警察局办公室都进行过。
这些银行欺诈案的讯问与过去一些从香港和其它地方王行祥名下的账户上取钱的企图有关。在2008年5月，也就是周勇军到达香港的4个月前，一个自称王行祥的人用一个在加拿大的地址给花旗银行香港分部发传真，要求把2百万港币转账到加拿大的一个账户。周勇军用同一名字进入香港至少使他在表面上与那个案子发生关联。
根据周勇军自己的说法，一名讯问过他的香港警察在10月1日晚上打电话告诉他不会起诉，很快会释放。这时已经被送往一家医院检查的周勇军被要求立即回到港澳渡船码头的警察局。周勇军说那个警察对他说：“我们的调查已经结束，我们不会对你起诉。我们会马上放你。你能不能不要在那里等医药，立即回来？”
10月1日晚8点多，周勇军说他被带进一辆小客车，里面有七八位香港移民局的官员。他以为他会被从渡船警察局直接送上渡船，但很快发现他们正驶往另一方向。周勇军说他们开了半个小时，穿过新界进入深圳，然后车停了，他被移交给一班大陆官员。周勇军在香港的时间便结束了。
在最低程度，周勇军在中国官员手下的遭遇显示了把有政治上敏感背景的人士送回大陆的潜在危险性。移交之后，周勇军的权力遭到多次践踏。虽然他在深圳关押期间很早就公开了他的真实身份，他仍然没能接触到律师或他的家庭成员。他在深圳被以王华的名字拘禁了7个月之久，与外界完全失去联系，这违反了中国的法律。周勇军在美国的律师李进进指控周勇军在深圳拘押期间遭到过虐待。
只是在2009年5月他被移送到四川遂宁市之后官方才正式承认周勇军在他们手里。他们开始了法律过程，并允许他有限度地接触律师和家人。周勇军案件的调查和审判过程都与中国的“政治”案件一样出现过众多的程序问题。
（原文后面的分析、展望和参考资料略。）
……直到今天，周勇军仍然坚持自己无辜。虽然难以置信，他声称他并不知道他持有的是一本有着他过去朋友的假名的假护照。就在周勇军经受在牢狱里的第三年时，人们不得不困惑也许他应该采取一个不同的策略：如果他决定完整地公开他到香港的目的，他是否能因为这一痛苦的诚实得到更多的同情，促使国际人士更愿意为他的案子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这也许很渺茫，但现在的周勇军又能在哪里找到他的希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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