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就在突尼斯人民走上街头的同时,“天安门”一词出现在国际新闻中的频率便大幅上升。幸运的是,这一严酷的预测没有在那里成为现实。在埃及,坦克的确出现在街头和解放广场。极为可能的是,埃及只是在最后时刻因为政府军官兵拒绝执行穆巴拉克的命令才幸免了“天安门”在那里的再现。几十位抗议民众在那里丧失了生命,但不是因为军队的直接介入。
只是在利比亚形势恶化到严峻的地步。因为卡达菲在一次语无伦次的演讲中直接提到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天安门”的关系被正式化了。在他那举世震惊的语句里,卡达菲试图利用那一段历史来为他今天的立场辩解:
坦克前面的人被碾碎了。中国的统一比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些人重要。当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时,坦克被派遣到那里去处理局势。这不是闹着玩的。我会尽一切可能保证这个国家不出现分裂。
当他的人民在他那“尽一切可能”之下死于政府军的枪弹之下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如何回应这一暴行展开了辩论。这把作为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和“天安门屠杀”发源地的中国放在了极为尴尬的处境。在几经犹豫之后,中国勉强地加入了其它国家的行列,投票赞成将卡达菲政府送交国际法庭并采取制裁行动。
很可能现在出现人民起义而未能与“天安门”联系起来的唯一地点是美国威斯康星州府麦迪逊。
同时,从初始的突尼斯运动中出现的“茉莉花革命”一词在中国成为敏感词。在中国的微博圈子里,很多短信在飞传,号召在许多大城市举行类似“快闪”的集会,首先在2月20日,后来又再次为2月27日的星期日。这两次行动中都没能看到大规模人群的出现。但其噪音之大已经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甚至(可能因为巧合)牵连到美国驻华大使。
还没有人正式站出来为这些短信居功或承担责任,但越来越明显的是它们可能源自海外的政治反对者,而不是刚开始报道的国内80后或90后的青年一代。的确,1989年学生领袖之一刘刚在一个互联网论坛里宣称他本人是始作俑者,并指责其他人劫持、篡改了“革命”的宗旨和计划。其他流亡的1989学生领袖,包括王丹、吾尔开希和王军涛,都热忱地在社交网络中宣传这一行动。吾尔开希在台北还参加了一个(照片上显示)只有十来人参与的支援活动。王军涛则两次带人在纽约市的时报广场高唱“茉莉花”歌曲。
至今对这一所谓的“中国茉莉花革命”最为重视的其实是中国政府部门。他们忙于屏蔽互联网上有关的信息传播,采取多种措施阻扰城市中心地带人群的聚集。在现场,警察的数目往往远远大于前来看热闹的群众。
然而在幕后,真实和严酷的威胁也在逼近。几天之内,十多位人权活跃分子被警察关押。现在还不清楚他们是否真的与这个幻象般的“革命”是否有任何关系。最为严重的是,著名的博客作家冉云飞和其他几个人被指控犯了“颠覆国家”或“煽动颠覆国家”罪——这些罪名在近几年中是政府对方异议人士的如意武器。他们将会面对长久的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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