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谈《论言论自由》的写作

胡平在1970年代写就，至1980年代才通过民主墙和北大竞选等民间渠道发表的《论言论自由》是中国那个时期民主运动中的一篇重要文献。这在《天安门对峙》中做过一些介绍，看这里和这里。

《论言论自由》最近被人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胡平为此写了一篇序言描述他当初写作这篇论文的历程。文中回忆该文是在1970年开始写作，1975年完成第一稿，1978年完成第四稿，其间试图通过大字报、油印散发等方式传播均未成功，直到1979年的民主墙。胡平在回顾当时的想法时写道：

我对我这篇《论言论自由》文章可能产生的影响抱很大的期望。我认为，中国正处在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时机。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全面地、准确地、透彻地阐明言 论自由原则，一般民众最容易理解、最容易接受。它很可能在一部分当权者中也引起共鸣；即便是那些不喜欢自由民主的当权者，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也不好公开出来 反对。我希望我这篇文章能使那些追求自由民主的人都意识到，现在正是鼓吹和宣扬言论自由的最好时机。如果我们都把阐述言论自由放在第一位，我们就可能使言 论自由问题成为舆论的热点话题。一旦言论自由原则深入人心，整个形势就会很不一样了。在历史上的某些时刻，思想可以发挥巨大的力量，它好比分水岭上的一块 石头，可以决定河流是注入太平洋还是注入大西洋。

应该说，《论言论自由》这篇文章还是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不少读到这篇文章的人，包括 一些民主墙的朋友和一些党内高层知识分子都对这篇文章很称赞。而且，正象我原先估计的那样，也没有哪个中共领导人对这篇文章表示反对。那时，有些中共领导 人在内部讲话里已经对民主墙运动中的某些口号和文章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并且还抓了一些人；但是他们都没有提到我这篇《论言论自由》。然而，让 我深感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引起的反响远远低于我的预期。讲言论自由问题的人还是太少了。言论自由问题没能成为当时舆论的焦点。我感到，一个宝贵的历史机会 正在失去。

一年以后，《论言论自由》在北大竞选中赢得极大的反响：

我贴出我的《竞选宣言》。在《竞选宣言》里，我强调，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国，县区级人民代表选举本身的意义很小，“但是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赋予这场选 举更丰富的内容、更鲜明的色彩和更深远的意义。它可以成为一次真正的民主训练，一次正式的民意考查，一座青年一代的公开论坛，一场伟大进军的光荣开端”。 这是一次用自己的力量推动历史前进的美好机会。“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抓住事物的根本。一个是竞选这种形式，一个是言论出版自由，有了这两个眼，民主这盘棋 就全活了”。

来自好几个系的几十个同学热情地为我助选，他们把我那篇六万多字的《论言论自由》长文抄成大字报贴在墙上，并且油印成 200份小册子，全校每一个班发了两份。在我的竞选演说与答辩会上，只有800 个座位的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挤进了1,600多人，连主席台上也挤满了人，只给我留下不到一平方米的空间。我的竞选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最后我以最高票 当选为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学生选区的人民代表。

《论言论自由》一文在民主墙时期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让我感到非常遗憾。这次，借助于竞选活动，这篇文章得到了热烈的支持和传播，自然让我感到很欣慰。不过，我并不感到特别乐观，因为现在的形势已经和民主墙时期不一样了。

北 京大学的选举在中共上层引起震动。这时的中共上层已经决意重新加强对思想言论的控制。他们对我这样的人和《论言论自由》这样的主张能够赢得北大学生的热烈 支持而深感不满。但是正象我预先估计的那样，他们也无法公开地对我打压。据说，当时的中共意识形态主管、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认真读了我的《论言论自由》后 承认：这篇文章“无懈可击。”于是，他们就对我采取了“冷处理”，在我毕业后两年之久不分配我工作。1981年夏，我顺利通过硕士论文答辩，但是直到 1983年夏天，我才获得一份正式工作，在北京出版社做编辑。一年半后，我的处境好转，转到北京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论言论自由》后来还在1986年在武汉《青年论坛》杂志出版，当时该杂志由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主持，王军涛那个时候也正在武汉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