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April 4, 2015

八九文件:《新五四》创刊号

1989年初,王丹和他的几位同学在北京大学创办了《新五四》杂志,于4月5日推出创刊号,刊有王丹撰写的发刊词和两篇文章以及其他作者的文稿。由于八九民运的爆发,该刊物没能继续办下去。

目录

  • 《新五四》宣言(代发刊词)——《新五四》编辑部
  • 社会主义的希望之星在东欧升起——王丹
  • 论反对派的言论自由——王丹
  • 危机与希望(时事述评)——高XX
  • 龙年经济形势的反思——陈XX
  • 近年北大学生运动的特点——武运学
  • 我们的民主观——丘XX


新五四宣言(代发刊词)

·《新五四》编辑部·

中国的改革走到了今天,已走过了太多的路口。有的人清醒;有的人已麻木;有的仍在前行;有的已在踌躇。然而现实总不给人以选择路口的权利,却总要让人站在路口上选择。就像今天这样不管人们情绪如何,现实还是把我们抛向了又一个抉择的路口:是返回到旧体制中去继续忍受黑暗和愚昧,还是迈向一个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世界?

人类历史以无情的过去向人们警示:一个民族的走向往往决定于抉择的一瞬间!任何犹疑和等待都将贻误我们又一次张开强劲风帆的时机!

现在至少我们已经可以认识到,做出这个抉择的权力根本不属于任何一个政治利益集团,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府,更不属于任何一个领袖。这个抉择权应当属于大家,属于人民!

中国目前的局势亟需我们再一次思考顾炎武的那句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七十年前,中国漫长黑夜的天空中开始闪现出普罗米修斯的精灵。民主与科学──这一口号激荡了千万颗年轻的心,他们觉悟到,推动民族迈入强国之林的责任在于自己──新青年。七十年后,精灵仍在翱翔,呼唤仍在激荡。要民主还是要专制?要科学还是要愚昧?要富强还是要落后?面对这个亘古的选择,四十年来的坎坷风雨,迫使我们从麻木中清醒。思想的躁动,如晚冬的河水,不断地撞击日益薄弱的冰层。

撞击就是希望!

希望会迎来黎明的曙光!

《新五四》的创办,就是我们的撞击,我们的希望!

我们认为,思想、言论的真正自由是天赋人权,它神圣不可侵犯;而多元化声音的存在是一个社会机体正常生长的必要养料。这将永远是本刊的办刊指导思想。


我们认为,使真理传播到人类的每一个角落,为独立的批判的声音,为深切的思虑,为正义的良心,为向权威无畏的挑战提供一个阵地,为一场新的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张扬呐喊的大旗,为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献出勇气和智慧,是每一个关心社会、关心民族前途与国家命运的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这将永远是本刊的办刊宗旨。

我们认为,感性的渲泄大潮固然可以捣动沉郁的沼泽,但理性的智慧之光更可以成为照亮沼泽上空黑暗的火炬,改革需要澎湃的热情,更需要睿智的思索。我们这个民族需要冷静地思考一下自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思考一下我们将要做些什么。这将永远是本刊的办刊风格。

我们愿团结所有支持改革、希望中国繁荣富强的朋友,去追求我们共同的理想。这个理想曾引导二百年前的法国人民摧毁了巴士底狱;曾引导七十年前的中国青年冲击封建专制的大门;也将引导今天的我们为建设一个高度民主、高度发达的新国家而奋战;它就是悬在黑暗、愚昧、专制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自由!

中国向何处去?我们向何处去?
  
历史将为我们的行动作出证明!


社会主义的希望之星在东欧升起

王 丹(《新五四》评论员)

三十三年前,苏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波匈事件、中国的“百花运动”曾一度使濒于黑暗的国际共运闪烁出了璀灿的光芒。遗憾的是,继之而来的是武力专制下的漫长压抑。今天,在东欧发生的事情,不能不使我们兴奋地感到,1956年之春的新鲜气息正在再度洋溢。

匈牙利社会工人党2月10日召开了中央全会,在公报中正式承认1956年纳吉事件是“真正的人民起义”,并正式确认了多党制,明确了政治体制多元化的目标。在匈牙利,不仅许多党派宣布成立或重新开始活动,国会中的非党人士还成立了“党外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都是在官方许可和人民呼吁的条件下形成的。

在波兰,圆桌会议已进入实质性谈判,团结工会、作家协会等反对派组织得到承认并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行动;2月10日波兰总理拉科夫斯基发表谈话,宣布波统一工人党正在“放弃对政权的垄断”。

在捷克斯洛伐克,尽管当局一直在犹豫顾盼,然而民间力量的活动始终频繁而又有声势。最近又有一千名文艺工作者上书总理阿达麦茨,要求释放一月中旬在布拉格示威活动中被捕的学生。

发生在东欧的事情至少可以给我们两点启示:一、放弃一党专政(或者名异实同的其它统治方式),实行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大势所趋。显然,出于对既得利益的保护而不肯推动对政治体制的彻底变革,是逆时代潮流而行的。二、波匈捷三国的形势发展如此之好,与长期以来来自民间和党内的反对派人士的不断积极努力是分不开的;正是由于他们在言论自由、人权保障等方面所作的长期不懈的努力,才使得社会中形成了健康的政治倾向气氛。同时也再一次有力地证明:民主不能靠赐予得来,而一定要靠自下而上来自人民的争取。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精英应该起先驱和领导作用。

我们认为,东欧波匈捷三国的道路,是社会主义国家摆脱严重危机的唯一途径,中国的政治发展应该从中得到启发和借鉴。不妨直言的是,只有在中国的不久的将来,一步步走入东欧现在发展的道路,一个高度民主、高度发达的国家才可能建设成功。


论反对派的言论自由
王丹

言论自由作为载入宪法的重要原则,长期以来却一直受到横暴和专制的践踏,这突出地表现在当局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对反对派言论的非法暴力限制。这种限制等于强制昭示这样一个公式:真理=无产阶级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党的世界观=党的领导机构的声明=最高领导人。显然,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无须辩驳。

限制反对派的言论自由可能基于这样几个认识:

①执政党或当局代表人民的利益,掌握著真理。

②反对派意见的荒谬会导致严重的社会不良后果,因而作为民众思想的指导者有责任限制它的传播。

③反对派的壮大会扰乱安定团结,破坏政治发展的正常秩序。

对上述第一个理由的反驳是:

A、真理不是绝对的,更不是单一的。无产阶级固然可能掌握真理,而资产阶级或少数派也可能掌握真理,这就是所谓“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即使反对派言论有明显错误,也无法确认其中绝对不含有任何一点儿真理,而任何一点真理都不应该受到窒息,不应该被以垄断的方式加以弱化。

B、如果真正掌握真理,就不会压制反对意见;相反,谬误的东西流传越广,越可使真理得到更确实、更广泛的证明,因为任何真理都是在与谬误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没有谬误作为对立,真理就会丧失赖以形成的基础。可见,限制反对派言论,既是软弱、缺乏自信的表现,又必然会阻碍真理的传播。

C、人民的利益是多元的,各个阶层都有各自的利益要求,作为人民利益代表的执政党所代表的不可能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它至多只能代表大部份人民的利益。而任何公民的正当权益都是神圣不可剥夺的,应该允许有表达出来的渠道。谁可以区分出反对派意见肯定不会代表一小部份人民的利益呢?而在无以区分的情况下限制反对派的言论,无异于压制人民对于自己利益的要求。

D、任何一个政党都不会由清一色的分子组成,作为一种群众性政治组织,其中必然混杂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包括想利用权力歪曲真理以愚弄百姓,从而满足个人欲望的野心家,对于这种人,如果没有来自外部的、批判性的、监督性的声音,只能导致他们肆无忌惮地进行歪曲真理的行动。因为即使在政党内部有制约机制,也有可能会被他们操纵从而无法发挥作用,何况在现实中国的一党专政的情况下,执政党内部根本无法形成制约、监督机构的有效运行。也就是说,限制反对言论,容易为混入党内的坏人滋生便利活动的土壤,而对一个党的统治破坏最大的,往往首先来自于它自身内部的腐化、黑暗,在和平时期的专政统治下尤其如此。可见,限制反对派言论,只可能助长真理的被歪曲。

E、真理也可以批评。事实上,真理并不只是指宏观的理论构想和行为原则,它也包括诸如“人吃饱了就不会饿著”这种“废话式的真理”。对于后者,我完全可以反其道而讲之,到处宣布人吃饱了还饿,然而不会有人惩罚我,限制我,只可能以为我是疯子而不理睬我。原因何在呢?显然因为我的这种反对派言论太过荒谬。那么,如果说反对派言论引起思想混乱的话,必然是因为其中也有令人可以接受的地方,这样就产生了两个问题──①少数人也许可以握有真理。②连过于荒谬的言论都不加以惩罚,而有一定价值在内的谬论却要加以限制性惩罚,这是不公平的。同样是真理,共产主义就不可以批评,这又是一个不公平。这两种不公平完全出自强权于其中的抉择,而只有依靠强权才能稳固的东西,还能说是真理吗?

对上述第二个理由的反驳是:

A、即使我们承认政府和执政党有责任惩罚异端、不健康的思想,实行所谓“政治领导”,那么,当这些反对派言论受到限制而得不到传播之时,它必然处于不为人所知的隐密状态。其结果是,连什么是异端思想都不清楚,又谈何惩罚呢?这种由于不允许反对派言论自由传播而导致其得不到及时惩罚,以后有可能会为害人民思想的后果,难道不应当由政府和执政党的压制言论自由来承担责任吗?可见,对反对派言论的限制,同时就是对反对派言论中错误思想的包庇。

B、政府的统治作为公民意志的代表,应该建立在与公民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而害怕反对派言论会引起不良后果,显然是对公民判断力的不信任和蔑视,只有反对“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的政府,才会去限制反对派的言论。

C、无论反对派言论多么错误,也应当允许其得以自由传播,因为在它并未得以传播之前,是否真的是错误的,只能是审查机构的判断结果,面对一种理论或信仰的价值判断是自然而多元化的,不可能有一定的代表。因而审查机构的判断结果无法代表大多数公民的判断。可见,只有允许充份自由地发布意见,才可能辨别出言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D、言论自由与个人财产一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马克思曾把结社、出版、集会等自由(当然也包括言论自由)比做“土壤、空气、光线和场地”。这个比喻的贴切就在于:它形象地表明,正如流氓、白痴、精神病患者也应享有空气、土壤光线一样,即使是反对现行制度的言论,也应具有得以在现行制度下传播的自由。

E、如果反对派自由引起了严重的不良后果,作为政府完全可以行使公民赋予的执法权力加以追惩,但绝不应事先加以限制。

对第三个理由的反驳是:

一个政治运行结构,其自身内部必然存在著种种矛盾,只有当矛盾之间相互制衡的时候,这个结构才能正常运行。相反,倘若以暴力试图扶助一个矛盾压倒另一个矛盾,其结果必然是结构失衡,从而导致社会动乱。几十年来我们限制反对派言论,打击一切异己力量,并没有建立起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恰恰相反,代之而来的却是十年动乱。可见,只有允许反对派言论得以自由传播,允许反对党和党内反对派存在,才是保证民主政治得以确立,从而确保社会政治生活秩序正常的正确途径。相反,限制言论自由正是导致社会动乱的症结所在。


有必要说明的是,我们并不主张言论的绝对自由,因为由于任何发展都必然受到自身内部种种限制,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反对任何来自外部的限制,尤其是以暴力手段强加于我们之上的限制。

在中国现在的新启蒙运动中,知识精英必须首先关注言论自由,并勇于对任何不公提出批评,包括政党、政府的决策行为在内。因为,作为知识分子,能对社会发生作用的只有言论,如果失去言论自由,知识分子无以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而不能站在独立的立场上持批评态度,就无法摆脱依附于政党和政府的“皮毛”地位,我们的命运将不会比四十年来有所改善。



危机与希望(时事述评)

高XX(《新五四》评论员)

四十年前,六亿中国人跟着一位领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走到今天,蓦然回首,我们不难发现该走的路还很长;经济发展居世界倒数二十位,与发达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之距离的日益拉大;教育的凋蔽;社会治安的江河日下等诸多问题依然困扰著我们这个吃了不少苦头的民族。十年前开始的改革是伟大的,但“摸著石头过河”摸到今天,改革也似已到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问题出在哪里?中国如何才能走上一条希望之路?

也许这是理论所解决不了的,但是,通过反省和沉思,许多仁人志士都一致肯定:中国要自新,政治是非改不可了;丢掉沉重的意识形态包袱,建设一个言论自由、舆论开放的社会环境以及一套效率高、决策民主的政治体制──这是中国自新的前提。因为首先它可使人民已经或正在丧失的信心得到恢复。不可想象一个士气低落、人心惶惶、不信任政府的民族能渡过它历史上罕见的难关。

最近政治形势的发展使我们可以欣慰的是:在价值失落、无望之叹四起,许多人或苟且蝇蝇或听天由命的时候,仍有人怀揣希望四处奔走、呐喊,而且声音日益强烈。

今年初,著名科学家方励之上书军委主席邓小平,建议在国庆四十周年之际大赦魏京生等所谓“政治犯”。

知名学者苏绍智“单刀赴会”。在十年改革理论研讨会上痛切直言了自己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不同意见,《世界经济导报》以整版篇幅刊发了发言摘要;

紧接着二月份,北岛、冰心、萧乾、王若水、吴祖光、李泽厚、张岱年、金观涛、冯亦代、汤一介、邵燕祥等三十三位思想界著名学者、著名作家,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响应方励之的呼吁;

据消息人士透露,中科院几十名著名科学家也正在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提出了全面加快民主化进程等几项建议……

有人指责这些举动是不合法的,这在一个缺乏民主规范的国家里不足为奇。但是应当指出,合法与否完全取决于宪法,而不取决于任何机构或个人。何况如果就是否合法一事严格深究的话,违法的又应当是谁呢?

一位诗人曾说“即使明天是世界的末日,我也要栽我的苹果树”。是的,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栽树的人,中华民族的末日才一次次被推迟;这一次,我们也坚信如此。

1989年3月4日

(作者为历史系中国史专业八八级本科生)


龙年经济形势的反思

陈XX(《新五四》评论员)

据88年统计公报公布:去年市场零售物价上涨率为18.5%,公民为此多付出的货币总额达一千多亿元。九个月之内,连续发生多次抢购风潮,导致银根吃紧、资金短缺;雪上加霜的是88年粮食大幅度减产,总量近90亿公斤,这对于有著十一亿张嘴的大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危险的红灯信号。然而由于去年的粮价上升同农民的期望及物价上涨率相差甚远,不愿交公粮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大量囤粮现象也时有发生。同时,原材料供应紧张,结果一方面出现短缺,而另一方面却减产倒闭,供求缺口越来越大。

回顾1988年,在既要四个坚持,还要不触动政府利益的前提下,要求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界人士也是大费了一番功夫。经济学家厉以宁对中国经济改革作过一个很深刻的估计──“中国经济改革如成功可能在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改革的失败在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七月份北戴河会议后突然宣布“价格改革不可绕过”、“天塌不下来”、“中国必须进行价格-工资改革”。很快就发生了抢购风潮,价格也迅速上升;各生产单位由于成本上升,纷纷告急,要求提高自己产品的价格,而降低其它商品价格。以通货膨胀为代价刺激生产也不失为一种经济策略,然而在中国缺乏市场基础的情况下,结果即是一种滞胀──通货膨胀与经济发展速度降低并存。天并没有塌下来,然而价格改革终于无限延期。有人曾就价改的结果质询主张改的经济学家,得到的回答是:中央宣布采取价改政策时我在国外,对于今天发生的事我不能负责任。那么,其艰难复杂的程度使一些市场、信息系统完备的国家都望而却步的价改,在中国贸然实施,到底是由谁决策和具体实施的呢?

紧接着发生的治理整顿是顺理成章的,然而矛盾仍未解决;粮价很低、原材料继续短缺,凭票供应的事日益增多;另一方面,老百姓的消费热并未降温。而外商们对中国政策变化的变幻莫测大伤脑筋,轻易不再敢贸然投资……

又一个龙年,似乎又开始了第二个轮回我们不得不警惕经济体制某种程度上的复归,它不可能带来过去的任何一点益处,而只能是中国历史上又一出痛彻心肺的悲剧。

而我们不能不痛心地注意着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已落后发达国家一个世纪,而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也正在拉大!

(作者系经济学院八七级本科生)


近年北大学生运动的特点

武运学

纵观近年来北大的学生运动,从“九一八”到“六八”,都不是外界认定的那样,“有人煽动”云云,确实都是自发的。这种自发性集中表现在参与者都以个人身份参加,没有什么组织性,绝大部份人也不愿意有什么组织性。也曾有人设想由现有学生组织出面组织,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关于这种无人愿意出面组织领导的情况,有人评论说这是因为在开始之前大家就都想到不可能成功。

其次是无私性。北大历次学生运动没有一次是因为学校伙食不好等个人利益而引发。虽然平时对于这些也很不满,但北大学生不愿意也不可能针对这些问题而团结起来。他们每次提出的目标都是诸如民主、自由等社会性问题,也愿意为理想去斗争和献身。同时又几乎没有任何家庭的负担,行动比较勇敢和坚决。有人就此评论说,缺乏利益要求,这是历次学生运动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再次是每次学生运动总有一种固定的模式。即一般是由某一外部因素触发,然后贴出大量大字报,经过大字报在一两周时间内的酝酿,最后提出的目标总是政治性的、全局性的、以号召游行招致失败而告终。最后总是学校当局加强控制,又开始了新的一轮循环。

再次是其超前性。北大学生接受现代文化教育,又富于理想主义,因而其所提目标具有超前性。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民主和自由是永恒的话题。这对于领导人来说显得比较“空”,对普通民众又显得非常玄,但对于北大学生则显得很实在,认为这是现代社会公民理所当然的权利。由于常常遭到新闻媒介的无端攻击和诽谤,他们对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的要求就非常迫切;由于认识到自己的民主权利不得完全行使,遭到有权力者的侵害,对于民主的希望就非常热切。

超前性的另一表现是北大学生思想比较敏锐,由于私心少也很愿意把自己的思考献于社会,但在当时却不为社会所理解,“九一八”提出反腐败、“元旦”时提出防止左的势力回潮、“六八”时提出社会危机,都遭到严厉批评和指责;但八六年初反腐败、八七年中反左、八八年提出“治理、整顿”都是在实现学生提出的要求,只不过当权者不愿意承认罢了。
  
另一个特点是与新闻机构的关系。由于实行新闻管制,每次学生运动发生的诱因之一就是新闻机构不客观、不公正,几乎每次学生所提出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新闻自由,但都以失败告终,反而扑来更加变本加厉的诬蔑和诽谤。实际上,国内新闻机构的记者很少被批准采访学生运动,至多做其官样文章。迄今关于北大学生运动的纪实文学作品只有两篇,一篇是作家理由所写的报告文学《元旦的震荡》,比较客观也较全面;另一篇是《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为明所写的《“六二”,北京大学流产纪实》,尽管这篇作品影响很大,但因其带着先入为主的框框,加上新闻管制的限制,只能说是一面之词,没有多大价值。

现有学生组织在历次学生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很值得研究。一方面这些组织都是官办组织,在关键时刻往往不与学生站在一起,因而也几乎没有什么威信可言。学生组织中的干部言行也很尴尬。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是学生,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与参加学生运动的学生相近,但又必须遵守纪律,不能参与,还只能说有关领导让说的话。在行动上他们尽量劝说同学,以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但也只能仅此而已。当然,也确有极个别人想借机往上爬,但这种人只能遭到同学们的唾弃。

未来北大学生运动将以何种面目出现很难预测,但可以预测到的一点是:北大学生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八七级政治学的同学们进行了一次关于民主的课堂讨论。这篇文章就是这次讨论的成果之一。我们发表此文旨在使讨论引向深入,欢迎大家参加讨论。


我们的民主观

丘XX

一、民主的现实必要性

除了少数人(主要是出于对民主含义的不同理解和时机的问题),几乎所有人都直接或间接地肯定了民主制在现行社会的必要性,但论证的角度又各有不同。

一些人走的是“天赋人权”的道路。御荔华认为:“民主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要求,因为人类社会里矛盾无所不在,有矛盾就必须解决,民主是唯一两全其美的方法。”张全在认为,把“自己管理自己”的原则推而广之,应用于集体、社会,“自然而然地成为迄今人类历史上而且将永远是最人道、最代表人类理想的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可能是出于他们的热情,也可能是为了说明民主的不容置疑性,他们宁愿使用超客观的说法,用神圣的却是虚渺的光环来替民主辩护。对此,我更赞同毕学工的意见:“民主只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其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因此,我们一方面只能把民主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另一方面还要认识到,它也不过是人类所采用的种种政治体系中的一个。

另一些人则是从民主的作用角度考虑。王朝晖认为,民主的作用是:“(1)很好地表达各种利益,(2)利益聚合达到统一的结果,(3)确立一种利益共识,(4)减轻利益冲突及其程度,(5)激起大众的创造积极性。”这主要是适应利益分化的条件下,如何既能表达人们的利益要求,又能调节他们的利益分化带来的矛盾,这种说法对现实来说,有助于撕下虚伪的人与人或人与社会间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打破旧的封建羁绊,正视人的利益。初明锋也谈了五大点必要性:“人性的需要;现实的急需;世界政治发展的大趋势;唤醒民众主人意识,防止异化;真正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他的说法,最核心的是现实的急需。现实社会要全面改革,不能不走民主化道路;改革的根本目标是人的解放,而人的解放又是民主的根本原则,殊途同归,民主化既是必要的手段,又是切实的目标。

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赵文权、吴小斌属于实用派。赵文权认为中国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现在提出的政治改革中的某些口号近似空想,不可能得到实现,在目前只能起到扰乱的作用。”吴小斌认为,改革政治与治理环境(文化、经济),不必深究应该谁先谁后,关键是看实际情况。联系当今中国的现实,先从经济入手很对,但现在已到了重点转移的时候。

二、民主与一党制

这个问题应该分两步说:(一)一党制对民主有哪些影响,(二)在现行的政党制下,我们应该怎样使它适应民主化。当然这也不是截然分开的。一般来说,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已经回答了第二个问题。

如果投票表决的话,我相信,我们中的多数都会对一党制投反对票。有的是因为“世界上民主制比较健全的国家全部都是多党制”;有的是出于政治多元化的考虑;还有的是因为看到一党专政带来的种种不利影响,这影响往往都很明显,都很严重,许多同学从不同角度对此作了分析。

杨旭明列举了一党制对民主政治的二方面破坏作用:

(一)政治制度方面:

①一党制往往导致一党独裁,缺乏正常监督和必要的竞争,最终只是专制和腐化。
②个人独裁,并缺乏相应的制约系统。
③没有公开化与规范化,缺乏与人民之间的有效的沟通系统。
④一党制下代议制失去了意义。

(二)政治文化方面:

①一党制挫败了人民参政的积极性。
②占垄断地位的官方意识成为评判是非的标准,禁锢了人们的头脑。

(三)社会经济方面:

①一党制多采用计划经济,不利于民主。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是多党制的基础,而多党制又是民主政治的前提。
②一党制表面上代表了一整个社会的经济利益,而实际上却只是代表了某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特殊利益,所以不可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公民的要求。
③教育成为说教式的政治宣传,使公民在强大的政治威力面前更加消极被动。


蒋希亮则是从民主必备的物质、法制、智力、心理及防卫五大条件入手,分析一党制不可能提供这些条件,甚至起到破坏作用。

① 物质条件:一党制下,经济制度僵化,效率低下。
② 法制条件:一党制内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压制批评,必然限制反对派和人民的言论自由,并使选举成为虚伪的形式。
③ 智力条件:统治者对人文教育远不及对实用教育热心,甚至宁可采取愚民政策。
④ 心理条件:加强了个人崇拜和服从意识的传统观念。
⑤ 防卫条件:由于缺乏必要的政党监督,使一党专制有可能走向极权化,从而破坏法制。

另外,还有不少人是从现实角度出发,认为当前一党专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同时一党制也往往导致非程序政治,使我们的决策带有很大主观性、盲目性。

杨蓉并没有使用一党制这个词,她认为现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不过她对此也持批评态度,多党合作制是不平等的合作制,缺乏应有的正常竞争机制,非执政的民主党派的监督和制约苍白无力,民主党派只能成为“拍手党”,因执政与非执政党间的不平等──有时民主党派甚至不能进行最低限度的参政──而容易发展成为执政党的附庸。

在展望未来的时候,蒋希亮对打破一党制充满信心。他说:“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利益的高度分化,正常内部也必然会产生利益分化,形成利益集团多元化。这样就具有了一种相互竞争、监督的作用。正常内部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妥协,在无形中可以起到推进民主进程的作用。”有相当多的人在谈到如何打破现行体制的时候,把着眼点放在了执政党内部的分化上。黄荔萍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中国要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在目前是不容易的,也是不太现实的。”比较实际一点的就是要在执政党即共产党内逐步建立一政治反对派体系,并从非程序政治走向程序政治。杨蓉则不排除出现反对党的可能,她为此辩护说:“我们强调建立政治反对体系,并不是针对人民利益的代表而建立一个非人民利益的代表,两个或多个人民利益的代表共存也是可行的,各政党各自为人民提出不同的政策选择,供人民选取,而各政党基于人民利益这一点上的相同,完全可以在竞争基础上发展直辖市合作关系。”此外,还有人希望通过公务员制度和选举使党政分开,军队中立使之不再成为一党的私有力量,由此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各党平等参政。

孟凡民在正常制度上的观点却是很独到的。他认为中国不适合建立多党制,其榜样就是东亚、东南亚的日本、新加坡以及台湾南朝鲜等等。中国和这些国家处于儒家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完全可以建立起同样的民主的一党制。至于说到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如贪污腐化、缺乏监督机制等等,跟一党制没有必然联系。他的话虽然还可商榷,但也说明了一个不容置疑的道理,就是政党制度毕竟只是一个手段,一个工具,它不是目标本身,也不可能必然地带来或阻碍目标的实现。如果这样想,我们也会说:不管白猫黑猫……

三、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非民主性

由于历史的惯性,我国在领导体制上沿袭并强化了革命时的高度集中、统一的做法,表现出决策等各种权力高度集中、随机性强、缺乏明确稳定性制度和规范等特点。可以这么说,我国的政治大厦是用有些不合格的材料建构起来的,这些材料缺少民主成份。

从整个政权体系看,我国社会是一个“高度一体化”政权,必然出现封闭性、体制僵化。具体表现为:

①党政一体化:以党代政,使党由组织政府的力量变为一个实在的政府机关,并凌驾于政府之上;

②议行一体化:人大成为橡皮图章后,其实形成了“免议而行”的局面,使行政权力缺乏监督制衡,易形成集权;

③政治经济一体化:用政策方式管理企业,生产受到很多非经济因素干扰,“权力经济”这个畸形产物的出现;

④政法一体化:履行社会调节机构功能的不是司法机构,“权大于法”的现象随处可见;

⑤政治社会一体化:社会的价值体系是由“强力疏导”或洗脑等工作来完成的(采取白糖+棍子手段),权力无孔不入。

总之,这种社会体系把人民固定在某一点上,每个人被动接受赐予的义务,而权利受到种种限制,这是个民主十分缺乏的社会。

(本文系根据“政治发展理论课”课堂讨论记录整理而成,本刊〔《新五四》〕在转引时有所删节,原文载于政治系八七级刊物《野火》)

(本文整理者为政治系八七级本科生)




No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