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天安门对峙》第七章中的部分内容，描述1989年绝食的发起过程：
就在沈彤在三角地发表他的看法的同一天，一张大字报在那里出现。这张署名为“一部分研究生”的大字报号召立即发起绝食抗议。它没有提供这个建议的缘由，但指出苏联领袖米哈伊儿戈尔巴乔夫将在一星期内来华做正式访问，现在正是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抗议活动能达到最大效果的绝好时机。
绝食的主意当然并不新鲜。过去的每次学生运动中都会在“抗议”、“游行”、“罢课”等口号中听到“绝食”的喊声。但那最多不过是一种情绪发泄，并不认真。可是，这次大家觉得似乎不太一样。
就在3个多星期以前，那位著名的作家郑义就曾经在一间宿舍里见到几位刚从胡耀邦追悼会上回来的年轻、疲倦而又愤怒的学生领袖。在上次新华门鼓动绝食失败后，郑义发现眼前的王丹、郭海峰、熊焱等人更能听得进他的想法。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作家，郑义戏剧化地描述着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亲身经历：“绝食，这是一个屡试不爽的强大的群众斗争武器。”他指点年轻的一代说，“如果当局实行军管，不准贴大字报，不准示威、请愿，不准出校门，便可立即宣布绝食。”他还为绝食的进展描绘了一个生动的场面：“只要有数十人宣布绝食，就会有数百上千人响应，就会有数万人围观，捐款捐物捐药。而绝食者的请愿条件便立即会成为全社会的议论中心。过24小时，体弱者开始昏倒；过48小时，开始大量昏倒；72小时是一个重要的临界点，每一分钟都会有救护车呼啸而去，穿梭不停的救护车将成为这座城市的主要景观。在政治高压下平素沉默不语的社会，立即会燃成愤怒的火山。”
郑义没有说72小时极限之后会发生什么。他所经历过的绝食都在那个时限之前解决了。学生们也没有想到要问这个问题。他们是新的一代，最优秀的最聪明的天之骄子，国家未来的希望。政府不可能坐视他们的绝食持续72小时以上，对他们的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在那以前肯定就会进行对话了。另外，不是说有国际法规定如果一个政府不在72小时之内回应绝食抗议，该政府便失去合法性吗？
学生领袖们为这可能的前景很激动，但在那个时刻他们还没能完全确信当时的形势已经急迫到可以或需要采取这样极端的战术的时候。绝食只能作为最后的杀手锏来尝试。
那个晚上之后的3个星期已经过去了。他们的耐心开始不够了。在北师大，吾尔开希也自5月8日起就一直在谈论绝食，他希望能给这个停滞不前的运动一个推动。
刘刚一直能够感受到他在自己一手创建的高自联里已经不再受欢迎了。作为一位非学生，他知道他的位置一直很尴尬。因此他尽量躲在幕后，努力为他们没完没了的会议帮助做后勤工作。当他需要推动一个想法时，他依赖一些比较熟悉的代表帮他说话。不过他发现他的话和他本人都越来越被忽视。在4月27日大游行的前夜，他曾经极力劝导学生不要走出校园。在兴奋的学生领袖眼里，后来的巨大成功已经证明他那保守的态度是错误的。这场运动虽然还只存在了几个星期，却已经滑出了他的掌心。
当绝食的想法逐步趋于现实时，刘刚坚决反对，力图阻止。这一次高自联同他站在了一边。不过那里的激烈辩论很快恶化到了互相扯嗓门争吵的地步。早先辞了职但这时已经回来了的马少方拍着桌子声称他有确实的情报说政府内部的改革派希望他们继续大闹，绝食应该能够帮助最高层的改革派占据上风。他没能让人信服。王超华提醒大家不要把他们的决定寄托在无根据的传言上。高自联随即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因为政府已经向对话团软化了态度，他们将不在近期组织任何大规模行动。高自联指示各个学校要按照“反对四二六社论，拥护赵紫阳五四讲话”的原则行事。
可是，发起大规模绝食这样的想法对一些人来说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就在高自联的会议之后，吾尔开希、王丹、马少方和其他几位代表一起来到北大附近的一间小饭馆吃晚饭。经过一场说服和讨论，他们就在餐桌上决定了要发起绝食，准备以独立于高自联的个人名义来发动。如果取得一定的势头的话，他们知道高自联将不得不附和。
他们也并不孤单。就在同一天晚上，柴玲自己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她激动地找到丈夫封从德，不住口地讲述着她刚才在张伯笠和他作家班的同学那里的一番谈论。他们已经商议好了一个绝食的计划。她还俏皮地说他们在绝食开始后准备偷带一些面包和巧克力，反正绝食只是一个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手段，并不需要那么认真。
柴玲已经在一年前毕业离开了北大，现在是北师大的心理学研究生。但因为丈夫的缘故，她呆在北大的时间远远超过在她自己的新学校。他们两人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北大的筹委会。柴玲虽然不是一名主要角色，却也一直负责着该组织的秘书处工作。
5月12日一早，王丹在北大遇见了柴玲，他们立即就决定合力推动绝食。北大筹委会没有附和。就像高自联一样，筹委会在几天前刚作出决议现在不是绝食的时机。不过，筹委会既不愿意也不可能直接阻止王丹和柴玲，因为他们是以个人的名义在推动这个行动。
王超华发现作为北高联公众形象的王丹和吾尔开希不顾组织刚通过的决议却以个人名义发起绝食时极为愤怒。她却也明白她现在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如果绝食的确爆发而她的高自联公开反对的话，这可能成为高自联作为一个学生领导组织的终结。因此她极为不情愿地同意按照绝食者的要求组织一些学生纠察队帮助维持秩序。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警戒线的话，几十位绝食者可以很容易地被警察赶走。
王超华仍然抱着劝阻的希望。她觉得她可以与这些年轻人谈话让他们头脑清醒一些。不过却是柴玲先找到了她来质问高自联的立场。她们的谈话立刻就崩了。柴玲非常激动，她极清楚地表明无论有没有高自联的支持，绝食都会进行。一股强烈的无助感淹没了王超华。
绝食的组织者决定第二天在天安门广场正式开始他们的行动。那将是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的两天以前，应该能给政府足够时间来做出反应。这个影响会太大了，政府将不可能置之不理。
作为共产主义阵营中的两个巨人的苏联和中国在六十年代曾经在一场举世瞩目的语言攻击、指责和意识形态冲突中背弃了她们兄弟般的友情而分道扬镳。那场论战发展成一段长时间的关系冻结，期间只有几次两国军队在边境线上的小规模武装冲突打破其静默。直到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在各自国家里推行改革和开放政策之后，两个国家才发现它们之间和解的需要和迫切性。这将是这两个邻居在40年间的第一次高峰会议，会带来两个共产党和两个国家之间关系的正常化。这已经被誉为邓小平改革政策的一项卓越成就。
不过，绝食号召在学生中的反响却远远不如预期。即使是在运动的热点北大，当天只有40位学生签名参与。其它校园更是寒酸，参加者很少达到两位数。傍晚时分，上千北大学生按惯例又聚集在三角地。他们争论着绝食的得失，反对的声音在占据上风。首要的原因是没有人能为这样一个绝望的行动提供一个像样的理由。
就在天黑下来的时候，柴玲拿到了麦克风。这是她第一次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她的声音低弱，但很坚定。她的话语常常因为激动和泪水中断。这个即兴的发言随意地从一个想法跳到另一个思路，似乎没有条理。但不知为什么这个声音抓住了人心，迫使每一个人全力倾听。在她讲话的过程中，向来喧嚣的三角地逐渐进入前所未有的寂静。
柴玲是以她自己的个人故事开讲的。像许多学生一样，她已经有了出国留学的计划，这时却感到强烈的负罪感和彷徨。她不知道在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出国是否是一种背叛行为。而另一方面，她又没法决定是否值得留在国内。她似乎被自己内心的挣扎所左右，便把绝食定位于她个人最后的努力，要看看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否还有希望：
我为什么要绝食？看着大家为复课不复课分成几派，我们在自耗。如果大家不愿意学习，谁都不会到北大、清华来。但是，即使你搞校园民主也好，搞新闻解放也好，只要动乱的帽子不摘，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所以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而现在已逐渐有“秋后算账”的形势，我们该怎么办？几年来，我们一次一次运动，一次一次不了了之，究竟是为什么？我们跟政府要民主、要自由，为什么总是要不来？而且，我们不断喊“人民万岁！”可是为什么警察来了，人民都撒鹰子跑？而且为什么我们喊“警察万岁”的时候，警察总是来打我们？为什么要绝食？就是我们想用这种方式，我们唯一的自由，来看看我们国家的面孔，看看人民的面孔。我要看看这个国家还值不值得我们去献身、去贡献。我们很幸运地有把我们养大成为大学生的父母。但现在是我们绝食的时候了。政府一次又一次地欺骗我们、不理我们。我们只是要求政府与我们谈话，说我们不是叛逆。我们这些孩子们准备去死了。我们这些孩子们准备用我们的生命去追求真理。我们这些孩子们准备牺牲我们自己。我们要为生而战。我们要以死的气概，为生而战。
在楼上的宿舍里，沈彤已经关了灯，准备在媒体中心忙碌了一天后睡一会儿觉。他躺在黑暗里，柴玲的声音通过就在他窗口的高音喇叭穿透了他的耳朵直达心底。作为对话团的领导，沈彤反对绝食，白天还为此与柴玲争执过。可是这个晚上，柴玲的声音重重地敲击着他。他发现眼泪在不自主地流淌，这是他在运动中第一次哭泣。他没法在床上躺下去了。他飞奔下楼，试图能够接近柴玲但被一群同样激动着的学生所阻挡。
的确，大多数人都在哭，包括一些年龄大的老师和研究生。他们中间有一位名叫白梦的作家班学员。白梦泪流满面地冲出校园为柴玲买了馄饨回来，他要求柴玲坐下来把她这个即兴讲话尽量凭记忆写下来。然后白梦花了整个晚上的时间润色，一篇《绝食宣言》就这样诞生了。同时，北大参与绝食的名单一下子膨胀过百。对许多学生来说，这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凌晨两点钟，项小吉、沈彤和对话团的其他成员们同时收到政府已经准备好与他们正式对话的口信，这时已经是他们递交请愿书的6天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