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柴玲的自传中文版《一心一意向自由》与英文版同时在香港出版。本人手头没有中文版,此书评是根据其英文版所作。
八九民运20多年以后,当时举世瞩目的学生领袖柴玲在去年秋天终于出版了自传《一心一意向自由》。该书问世时曾引起过一场不大不小的媒体轰动,主要是因为作者出人意外地披露她年轻时曾经有过4次堕胎经历,其中最后两次正好分别在那场运动之前后。轰动效应很快就消退了,书也就很少被人提起。仅有的几个书评多半来自宗教读者群,感兴趣的是柴玲皈依基督教的心灵历程。她在那场运动中的经历不过是作为背景提起,而20年前的那场运动则似乎已经没有多少可说的了。
从这本书里的确也很难获得对那场运动新的了解。《一心一意向自由》是作者至今的人生旅程的记录,但却没有能给读者提供足够的细节和深度来真正理解主人公理智和感情上的发展变化。尤其是作为八九民运后半期的主角,天安门广场上的“总指挥”,作者对于那场彻底改变了她自己和其他许多人命运的运动之描述最多只能说是极其粗糙,有时甚至近乎虚伪。
柴玲的天安门经历
在这本书里,柴玲将自己最初参加那场运动的动机归之于她对当时的丈夫、同样成了学生领袖的封从德的爱情和关切。她却对自己后来在绝食时取得几乎绝对的领袖地位以及成为广场上的总指挥的过程轻描淡写,没有提供具体的过程和动机。不过她倒是透露出她从运动一开始就因为被封从德以及他那个由男学生主导的领袖圈子所轻视、受到其不公平对待而耿耿于怀。
也许并非作者有意,这本书还是为柴玲当时的精神状态提供了一些原先未公开的线索。八九民运中有关柴玲的颇为令人不解的是她当时内心深处的绝望情绪。这在她发起绝食时的著名讲话(后来发展成《绝食书》)以及那个灾难性的“最后的话”录像中都表现得很明显。而那样的绝望心情虽然很感人、有鼓动力,却恰恰与当时的学生主体的心情和情绪完全不合拍。从这本书里我们才知道柴玲那两年正经受了一系列个人和家庭中的沉重打击。那时,她已经有了3次婚前堕胎经历(前两次与封从德无关)。她的母亲因为被错误地指控盗窃公物而精神失常。她在北大校园内几乎被认识的同学强奸(她因为昏厥并不确定是否的确被强奸)。此后又与学校保卫人员发生两次极其不愉快的冲突。在那之中她已经察觉到她与封从德的婚姻关系正岌岌可危。这一切累加起来,的确会使一个21岁的女孩觉得难以承受。柴玲号召绝食时认为那时已到“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要看看中国是否还有任何希望。这样的绝望情绪似乎更多地来源于其个人内心深处的悲哀。
同时,该书却很肤浅地在那场运动的许多关键时刻飞掠而过,没有提供她或其他人决策时的考量。的确,无论是绝食的开始和结束、与政府官员阎明复的对话、5月底撤出广场决定的破产、还是大屠杀那晚的最后时刻,我们这位“总指挥”在她自己的书里仍然显现得更像是一位旁观者或跟随者,与领导者的形象差之甚远。
柴玲倒是把好几页的篇幅专门用于她那个“最后的话”的录像。她的自我辩护带有很强的防守基调。她找借口说并不知道帮她录像的美国青年金培力(Phillip Cunningham)当时在为一家西方新闻社工作。她把录像中最引起争议的部分(所谓“期望流血”)归之于是从李禄(当时的副总指挥之一)那里听来的复述,并多次责怪李禄后来没能站出来为她承担这个责任。她并且声称金培力是未经允许擅自把录像公开给了后来制作纪录片《天安门》的人。
柴玲的可信度
这就引出了这本书内容上的准确和可信的问题。的确,柴玲当时可能不知道金培力的记者身份,但她完全清楚当时在场的另一位女士是香港的报刊记者,并在录像里回答了她的几个问题。金培力自己则回忆过柴玲在录像那天曾特地写了一个字条给他,授权他全面负责该录像的公开发行。他们当时就与在北京的几家西方媒体联系,但未能找到愿意接受的。也许金培力自己没有说实话,但这些过程在柴玲的这本书里却完全没有提及。而确凿的事实是,那个录像是在屠杀之后几天内就在香港公开播放的。纪录片《天安门》则在好几年之后才开始策划。
封从德在这本书面世之际便发表了一份个人声明,认为该书里诸多细节不实。他说在读到初稿时就发现了“上百错处”,并为作者提供了“三百多个批注”,希望能在出版前订正,但未见成效。当然,封从德自己并不是一个中立评论员——作为作者的前夫,他在书中被描绘为既英俊聪明又脾气大并且有虐待行为。
的确,书中所描述的八九民运期间有许多情节与现在所知的事实或者众多他人回忆中的共识不尽符合。该书后面仅列有极少数的注释,而那些注释对于作为验证作者故事的参考方面毫无帮助。
柴玲漂浮的人生
《一心一意向自由》从柴玲的童年到她最近皈依基督教,以从事反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慈善事业方式重返公共舞台为止叙述了她目前的一生。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生故事。她在中美两国都进入了最好的学校接受高等教育、领导了一场震惊世界的群众运动、与世界各地的国家领导及名人频繁往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创业者并将自己从一个无神论者转化成佛教徒然后又成为基督徒。
因为柴玲这样的背景,大多数读者会自然地期望在这本自传里看到一个强势的领袖性格。然而,尽管该书显然是在努力描绘一个坚强、自立的女性,但其所透露的却是一个经常被他人所左右的脆弱灵魂。这是一个漂浮中的人生故事。
柴玲自己的描述证实了很多人早已有的印象:虽然她在天安门广场是总指挥,她并不是运动的实际领袖,而只是一个傀儡。重要的决定大都由处于幕后的李禄作出。事实上,她在整个运动中的表现都带有强烈的被动色彩:她最初的参与是源自对封从德的感情。她发起绝食是因为受到几位研究生朋友的影响。她在运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否决她自己已经同意过的撤退计划——完全是李禄的意思。等等等等。至少从这本书里,我们没有看到作者在那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有很强的主见,而她偏偏占据了——并屡次执拗地拒绝放弃——那场运动最重要的领袖位置。
她还证实了她在绝大多数困难的时刻或抉择的当口只能哭哭啼啼。
在八九民运的历史之外,《一心一意向自由》的主题似乎便是作者走向基督教的旅途——一个在无神论环境下长大的女孩的精神觉醒。书题中所向往的“自由”既是摆脱在中国的共产党统治下的自由生活也是心灵得到新找到的基督上帝庇护下的解放。柴玲觉得她终于结束了自己的漂浮而达到了彼岸。她还曾经说过这本书是上帝在借她的手写作。然而她的皈依过程仍然很难令人信服或鼓舞,反而给人那不过是一个因为环境使然或方便的选择的印象。很多年以前,当柴玲和封从德在大屠杀后逃亡时,他们在国内南方得到一个佛教团体掩护。在与世隔离的条件下,两人都被那些人员感动,皈依成了佛教徒。而最近几年,柴玲又突然处于被包括他现在的丈夫、朋友和几位成为牧师的前学生领袖的很多虔诚基督徒的包围之中,她便又很快地发现了新上帝而成了基督徒。(与柴玲不同的是,封从德迄今仍坚定地信仰佛教。)
柴玲的自我感觉
在叙述她自己的故事时,柴玲经常表现出明显的选择性取材。她花了很大篇幅描述自己在美国毕业后寻找一份高调的咨询工作时因为那些公司害怕得罪中国政府所带来的困难。(她最后不得不接受一家公司以假名工作的无理要求——这个公司行为合法吗?)她觉得那是一个直接威胁到她在美国生存的巨大打击,却从未想到她完全可以去一些不与中国打交道的中小公司谋职。在抱怨这些困难时,她更对自己的背景和名声同样可能为她得以进入普林斯顿和哈佛这样的名校以及在她事业发展中所能利用的各种关系打开了大门这一点不置一词。
她一再强调在大屠杀的那个晚上她“带领”纪念碑下的学生撤出广场。但即使是在她自己的书里,所谓的“带领”不过只是她当时与其他在场的领袖一起走在了撤离队伍的最前面——而那时还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仍然在拒绝撤离。虽然她身为总指挥,那次撤退却是四君子提议、由侯德健和周舵不顾学生指挥部的反对去谈判、最后由封从德主持决策和组织而成的。
在她为自己“最后的话”辩护时,她继续指称外界对她个人的批评等同于对学生领袖的恶毒攻击,是给整个学生运动抹黑。(封从德多年来为柴玲辩护时也经常使用同样的语言。)然而她自己却毫无困难地把同样的批评转移到同样是学生领袖的李禄身上,然后怪罪李禄没有为身为总指挥的她承担责任。她对自己近年来发动针对纪录片《天安门》制作者的掠夺性诉讼更只是一笔轻轻带过。
柴玲的书
《一心一意向自由》追踪了柴玲的人生,为现今已有并在持续增长的与八九民运有关的书籍资料中增加了新的一册。但对于多数对那部分历史并不熟悉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可能很难读得仔细。作者似乎假设她的读者或者已经对背景耳熟能详或者不关心具体内容,在叙述时随意而不加解释地提出各种人名和事件。但该书可以在教会群体中找到合适的读者,他们对名人皈依宗教的故事总是百听不厌。其他人也可以在书中找到一些柴玲的背景故事以及她心理、情绪方面的线索。但如果作为历史资料,这本书却很遗憾地欠缺细节、深度以及可信度。
1 comment:
拜读您的书评。谢谢。
柴玲自传发表前,我一有机会就为她辩护,因为我支持八九民运,相信封從德,而他一直在力挺前妻。可柴以基督徒的名义再次露面后一再惊世骇俗,让我对她的评价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请看2009年的一篇评论:
三个女人三台戏 — 我看王容芬与柴玲http://blog.boxun.com/hero/201002/xupei/1_1.shtml
我的最新推文为:柴宽恕的自传与刘无敌的自传虽然相隔19年,可谓十分神似,都在以忏悔的名义抹黑他人,抬高自己,流露作者心理扭曲甚至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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