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书籍：《天安门的月亮》

金培力（Phillip Cunningham）的英文回忆录《天安门的月亮》从1989年5月3日——北京的大学生在准备纪念五四七十周年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前夕——开始。很快，作者就把我们带进一个匪夷所思的场景：他与摇滚明星崔健和来自台湾的经纪人老倪一起在深夜里来到北大的三角地察看大字报。在那里，崔健没敢下车，老倪假装与金培力说日语以掩盖身份。这样混合着隐秘、兴奋和恐惧的气氛由作者娓娓道来，逐渐把读者带进八九民运的深层。

围绕着八九民运已经有一些以第一手经历的回忆录。有些出自运动的领袖，他们往往更多地注重于他们如何“领导”学运而不是参与其中。有些来自外国记者，他们则是置身事外的观察者。金培力的书独特之处正在于他两者兼备：他本人既是一名默默无名的参与者（虽然因其“老外”的身份时常无奈何地被关注），又是一执着的观察者。而这两者的融合不断地令他焦虑和沮丧。当他在五四游行的队伍中行走或在五月十日自行车游行行列里行进时，他为当时运动的气氛提供了最真切的实地经历。而后来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雇佣协助他们的采访活动后，他得到更多的接近运动的机会但同时也为他自己作为记者所应保持的中立立场而深深苦恼。最后当坦克开始冲进广场时，他又曾一度彻底放弃中立，加入现场人群帮助设立路障，甚至亲自向坦克投掷了一块砖头。

与一些目睹了八九民运而自然而然地成为学运的啦啦队员或支持者的西方作者所著的同类书籍不同的是，金培力全书保持了冷静的视角。有时在面对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激动和狂乱时甚至显得排斥和玩世不恭。他对那场号称“自发”的运动从一开始就被少数自封、隐秘的所谓学生领袖所控制和广大学生表现出对对秩序和纪律的盲从非常不以为然和忧虑。

当他在北师大观察、采访正在集结准备去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时，他写道：

看到这些显然已经准备好奉献自己生命的虔诚的青年男女在回答问题时却只能给出千篇一律的现成答案——有时候甚至是在强大的同伴压力之下给出的雄伟答案——时是一种悲哀和沮丧。那些在边上点头赞许的人明白他们是在鼓励这些心理上迷茫、寻求承认的同学走上绝路吗？究竟又是为了什么？

如此尖刻的观察和可贵的见解在该书的叙事中比比皆是。当然我们并不确定那都是作者当时的想法还是带有事后的反思成果。


对于那些希望更深度地了解八九民运历史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对运动总指挥柴玲与作者一起制作那个著名的“最后的话”录像过程的详细描述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原始资料。柴玲自己对这个极富争议的事件细节一直保持沉默，金培力的这本书和他以前的一些回忆资料一起便构成了现在仅有的第一手记录。

金培力是在五月底一次陪伴BBC记者在广场采访时偶然与柴玲相遇的。那时候柴玲正在计划逃离广场，便寻求金培力的帮助。这本书里，金培力记载了一些至今尚不为人所广知的细节，对理解柴玲当时的心情会有所帮助：

• 柴玲第一次见到金培力时，便向他询问当时流传的英国大使馆准备给学生领袖提供庇护的说法是否有确实可能性。金培力答应为她打听。
• 柴玲专门手写了一张条子授权金培力作为她全权发言人，可能是为她的死或逃亡后做准备。
• 柴玲原先计划录完像后第二天早晨便同一位名叫王力（音译）的学生一起乘头班火车离开北京。她后来改变了主意，要再去看一眼广场。
• 虽然金培力一直觉得录像内容很危险，柴玲执意要尽快公开发表。他们一起联系了几家在京的西方媒体，但只有美国广播公司（ABC）有兴趣。
• 改变主意后的柴玲与封从德会合后他们依然准备在柴玲的录像在ABC播出前离开北京。（ABC后来没能及时播出该录像，当天只播出一个柴玲哭泣的小片段。）

封从德对上述一些有关他的说法表示了异议。他坚持当时并不知道柴玲的录像内容，也没有准备逃离北京。柴玲在其新出版的自传中则完全没有提及这些细节，但责怪金培力当时“擅自”公开了她的私下录像。


2010年出版的《天安门的月亮》其实是作者早先在1999年已经以《走向天空》为名发表过的笔记在全面重新组织和改写之后而大有进步的作品。但该书也不是没有缺陷。因为叙事从1989年5月3日的紧张气氛中开始（作者此前还在伦敦，因此没有亲身经历4月份的事件），其开端显得突兀，令人不知所措。作者对那年4月27日的大游行完全没有提及，而那场示威可以说比本书开始时的五四游行重要得多。

书中对八九学运的描述完全局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因此并不能提供运动的全景。（书中对柴玲录像过程的描述是唯一实质性地提到学生领袖的场合。）作者倒也试图通过他当时的几个朋友的经历和想法作为补充。虽然她们其中一位参与了绝食，那几位大学女生似乎只是运动中漫不经心的参与者或旁观者。所以，如果只是读这本书，读者很难了解八九学运的缘由和发展途径，尤其无法理解学生为什么要抗议——这也许也是作者的本意之一，因为即使是这样简单的问题其实也很难有现成答案。

但总的来说，《天安门的月亮》在记叙作为街头经历的八九民运上独树一帜，值得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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