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June 24, 2012

八九一日:6月24日,十三届四中全会闭幕,产生新的领导集团

1989年6月24日,中国共产党地十三届四中全会闭幕。会议通过了《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并进行了改选。原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出乎意料地成为八九之后的最高领袖。

因为八九民运被撤销一切职务的高级官员包括赵紫阳、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与江泽民一起获得荣升的还有宋平、李瑞环和丁关根。职务未变动的则有邓小平、乔石、万里和姚依林等。


这天,《北京日报》发表长篇署名文章将刘晓波指为八九民运的背后“黑手”。




Saturday, June 23, 2012

八九文件:《人民日报》6月23日社论

1989年6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与八九民运之初的四二六社论遥相呼应,试图为这段历史做最后结论:



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89年6月23

取得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之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在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重要讲话。通过结合这场斗争实际的学习、讨论,大家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何等的重要。

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指出:“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但是,长期以来,这四项基本原则没有被一贯地坚持,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它常常只是被当作一种“标准语言”引用在文件上,甚至被一些人视为“套话”、“空话”。一时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没有方向,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没有对象”等等模糊认识和讽刺挖苦之词,流行于街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则乘机泛滥。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就是这种泛滥的恶果。因此,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血的教训使我们认识到,在中国,要搞现代化,就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首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是我国近百年来的历史,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革命和建设的成就证明了的。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根本保证。我们搞改革,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是为了使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更好地自我完善和发展,更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改革开放,不是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而在这场反革命暴乱中,极少数煽动暴乱的阴谋分子,却是打着“改革”的幌子,企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心目中的“改革”,是要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来改造我们几千万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在这场暴乱中提出的“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等等,就说明了这一点。对于这种假改革之名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罪恶阴谋,必须坚决予以揭露。还必须看到,现在国际上有一股潮流,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我们要坚决顶住这股潮流,不然的话,社会主义的中国就要重新沦为国际资本主义的附庸。这是每一个有爱国之心的人都不能容忍的历史的倒退。

平息这场反革命暴乱的斗争还提醒了我们,决不可以放下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有力的武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停息,我们还不能高枕无忧。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这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科学论断。这次北京发生的从学潮到动乱,从动乱到暴乱的事件,就有着深刻的国内和国际背景,是阶级斗争存在和激化的一个典型表现。几年来,在一些人头脑当中,阶级斗争的观念完全消失了,他们对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之后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这个事实,失去了起码的警觉。有的人甚至对于在新形势下还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个原则觉得刺耳。这场反革命暴乱给了我们一个十分严重的教训。实践告诉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存在着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我们要遵循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研究在一定范围内阶级斗争的新的特点,总结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新的经验,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原则,坚定不移地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定不移地按照法律和法律程序办事,同极少数坚持与社会主义为敌的人进行有效的斗争。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历史结论。建设现代化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因为谁都不能否认,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一个统一、独立和强大的人民共和国,也不可能使中国人民获得解放,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这是个基本事实。不可否认,在领导现代化的事业中,党在工作指导上有过偏差和失误,党内确实存在着某些腐败现象,对这些问题,党中央是清醒的,是欢迎人民群众对党的工作中的缺点提出批评的,是愿意诚心诚意地纠正种种失误和缺点的,包括欢迎很尖锐的批评,支持揭发腐败现象、惩治腐败分子。这一点有目共睹。但是极少数坚持与人民为敌的人,趁机发泄对中国共产党的仇恨,污损党的形象,说什么“共产党烂透了”,蓄意煽动旨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反革命暴乱。对于他们的险恶用心,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在中国,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国家前途和民族的希望,什么改革、开放,什么现代化建设,都将变成一句空话,中国人民只能饱受动乱之苦。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我们的党完全有能力有勇气发挥自己的优势,纠正工作上的偏差和失误,消除各种消极现象,不断地把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推向前进。过去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党的失误,包括“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不都是中国共产党自己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纠正的吗?今后的历史也必将会证明这一点。一切愿意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共识。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我们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思想保证。国内外阶级敌人仇视、畏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因为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可战胜,他们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为了解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思想武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已经抛弃了过去一个时期里那种以形式主义、实用主义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强调要掌握它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强调要根据中国的情况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赋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蓬勃的活力。可是,几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一会这个“主义”,一会那个“思想”,掀起一股诋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浊浪,在思想界、理论界造成极大的混乱,严重毒害了一些青年的思想,在一段时间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似乎可以抛弃了。暴乱从反面给人们上了深刻的一课,使我们认识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永远也不能丢掉,任何其他“主义”、“思想”都不能代替它。当然,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不是要像过去那样咬文嚼字,搞教条主义,更不是僵化保守,而是要使我们的立场更加坚定,方向更加明确,使我们的思想更加活跃、更加解放,更加实事求是地去解决中国改革和建设中的各种问题。

平息反革命暴乱之后,痛定思痛,教训深刻。巨大的代价使人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党的十三大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两者缺一不可,一软一硬也不可,两点必须相称,两点必须并重,达到互相促进,相辅相成。

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重在教育。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和教育,要做得生动、实际,用细致的科学的道理,用历史的和现实的、正面的和反面的事实,来说服人。如果不结合实际,只凭干巴巴的说教,是不会有好效果的。现在,有了暴乱这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暴徒的凶残,敌人的险恶,血与火,伤与死,人民历历在目,看到了放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这样的结果。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紧密联系实际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的大好时机,只要从立场上、态度上、行动上真正重视了,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的工作一定会大有成效,关键在于全党的努力。


八九文件


Tuesday, June 19, 2012

八九文件:布什总统致邓小平密信

1989年6月20日,在试图与邓小平直接通话被拒绝后,美国总统布什亲自执笔给邓小平写了一封长信,提议高层秘密外交维护美中关系。该信由韩叙大使转交,邓小平立即便做了回应。
这封信后来在布什的书信集《祝好》中出版(该信也包括在《改变了的世界》一书中,但有些删减)。这里是翻译版(原文可见这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
邓小平阁下

1989年6月20日


亲爱的邓主席:

我以沉重的心情撰写这封信。我希望能有机会亲自与您讨论,但很遗憾无法做到。首先,我是怀着真诚的友谊精神写这封信的,我肯定您清楚这封信出自一位满怀激情地确信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良好关系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人之手。我有这样的感情已经很多年了。尽管现在的情势很困难,我对此感觉尤为强烈。

第二,我是作为一个对您为中国人民作出的个人奉献和为促进您那伟大国家进步的努力怀有极大敬意的人写这封信。非常滑稽的是,曾经在为中国带来改革和开放的过程中遭受几次挫败的您现在正面临一个充满了如此多的焦虑的形势。

我记得我们上次见面是您告诉我您正在从管理您那个国家的日常工作中隐退。但我也记得您那些难忘的话语:关于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的必要、对被“包围”和那些曾经加害于中国的人的忧虑,以及您对保证中国向前进的决心。我直接给您写信不是为了绕开中国的任何领导人。我只是作为朋友——一个真正的“老朋友”——写信。

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我写信请求您帮助保护这个我们俩都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关系。我已经非常努力避免把自己介入中国的内政之中。我已经非常努力避免看起来在指导中国应该如何处理自己的内部危机。我尊重我们两个社会、两个体制之间存在的区别。

我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怀有崇高的敬仰。你们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我也同样地请求您记住我这个年轻国家的立国原则。这些原则包括民主和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不受随意权力管辖的自由。对这些原则的崇尚不可避免地影响我们美国人对其它国家发生的事件的观察和反应。这不是出于傲慢的反应或把我们的信仰强加于人的愿望,而是出于我们对这些原则的不朽价值和他们的普适性的信念。

这就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根本问题。学生示威的那些早期日子——确实,包括中国军队早期对学生的态度——捕获了全世界人民的想象力。电视的奇迹将发生天安门广场的事件细节带到了每个家庭,不仅是西方国家而确实是全世界。早期的忍让和在处理示威时的克制为中国领导赢得了世界性的尊重。全世界的有识之士试图理解和同情那些必须维持秩序的领袖所面临的巨大问题,而他们也确实钦佩地看到这些领导的政策体现了他们的口号:“人民军队爱人民”。当中国领袖在学生“静坐”和混乱影响日常生活的情况下仍然耐心地坐下来会见学生时,他们为之欢呼。

我将把后来发生的事情留给历史书籍,但再一次说明全世界的人通过他们自己的眼睛看到了这场示威是如何在动乱和血腥中结束的。不同的国家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基于前述的原则,我作为合众国总统所采取的行动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如您所知,要求更强烈措施的呼声仍然非常强硬。我一直在抵制这样的呼吁,强调我不愿意看到你和我花费了巨大努力营建的这个关系被摧毁。我对美国人民解释说我不愿意通过经济制裁为中国人民增加不公平的负担。

还有方励之的问题。我一听到方励之在我们大使馆的消息就意识到这会在我们之间锲进一个引人注目的障碍。没有人鼓励方励之进入我们大使馆,但根据我们对国际法广为接受的理解我们也不能拒绝他的进入。

我知道这件事在今天的气候下对您来说极端重要,我知道这给您带来一个巨大的问题。这对我决心(希望您也同样地决心)将我们的关系拉回正常轨道很不利。

我们现在不可能在他的人身安全不能得到某种保证的情况下让他离开大使馆。过去其它地方类似的事例曾经经过很长时间才得以解决,或者政府悄悄地以驱逐的名义让该人出国。我只是希望您确信,我们希望这件棘手的问题能以一种既让您满意又不违背我们的基本原则的方式解决。当朋友之间出现困难时,我们必须找到能够协商的途径。

您在这里的那位能干的大使坚定并忠实地代表着贵国。我感觉李洁明也为我们在做同样的事情。但如果您更愿意通过某种特殊渠道联系,请告知我。

我考虑请求您接受一位能够完全代表我对这些事情发自内心的感触并能够完全坦诚发言的特使来访。如果您觉得这样一位特使会能有所帮助,请告知我。我们会全面合作保证这一行动得以完全保密。我已经坚持美国政府的各部门的言行完全遵从白宫的原则。在我们这样的开放体制内,有时候很难控制所有的泄密行为;但这封信在我私人档案之外不存在任何复制件——没有一份复制件。……

我以极大的尊重和深远地忧虑给您送这封信。我们必须保证这一重要的关系不再受到更多损害。请帮助我保持其强大。中国方面任何可以引据早期声明中关于和平解决抗议者进一步行动的声明都会在我们这里受到欢迎。对学生示威者的任何宽大处理都会获得世界范围的赞扬。我们决不能让这场悲剧的后果损害我们在过去十七年中耐心建立的这个至关重要的关系。自然,我会非常欢迎您亲自回复此信。这件事情太重要了,不能只靠我们那些官僚机构处理。

如前所述,我是以沉重的心情写这封信的,但我也是以只对值得尊重的朋友才有的坦率来写这封信的。

诚挚的,

乔治·布什




八九文件:布什总统日记摘抄

在(老)布什总统与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科特克劳夫特合著的回忆录《改变了的世界》里,布什包括了几则他在1989年6-7月间撰写的日记。当时他的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在如何维护美中关系之上。书中有更多的这方面内容。以下是布什日记的翻译版本(原文可见这里):


1989年6月5日
左派的【众议员斯蒂夫·】索拉兹和右派的【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要我们采取更激烈的行动。赫尔姆斯一直都厌恶这个关系,而索拉兹则总是要不管是谁都想推翻。他是那种对沙阿的推翻兴高采烈,全然不顾后面发生了什么的人。

我在早上8点与尼克松交谈。他说,“不要搅乱这个关系。已经发生的事情的确是处理得很糟糕,也是可悲,但还是要看得长远一些。”我告诉他我不准备召回【大使】李洁明,他觉得那很好。他不认为我们应该停止贸易【而应该做】一些象征性的事情。但我们在长远上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关系……这正是我在谴责暴力和滥用权力的同时准备努力去做的……从中国来的报告仍然很疯狂……有传言说“李鹏中了枪”,有传言说“邓小平死了”。这一切告诉我必须小心、镇静。

1989年6月10日
异议人士方励之在我们大使馆里,而且他妻子可能一直有不友好的势力在支持,这会令中国人更加愤怒。我们没有选择,只能让他进来,但这会成为中国人眼里的硬沙子。

在记者会上,我指出我们不能确定谁在管事,但昨天——记者会之后一天——邓小平和李鹏……露面了,现在的说法是完全是强硬派在管事。中国需要对改革和前进做一个明确的声明。如果他们能够做一个对发生的事情表示遗憾的声明就更好。但他们似乎正在准备死守、追捕学生、公布被虐待的士兵的照片……我要维护这个关系,但我也必须明确美国不能纵容这种粗暴践踏人权的行为。现在,由丹·拉瑟领军的电视新闻网正在渲染极富感情因素的任何内容,要……几乎断绝与中国的关系。我不愿这样。

1989年6月20日
……我正在向中国发信号表明我们希望保持关系,但这很困难。他们正在杀人,我们必须做出反应。我们必须站在这个国家所坚信的立场——人权,和平抗议的权力等等。昨天他们杀了三个被控在上海烧毁列车的人,但我希望他们不会以同样的暴力对待北京的学生组织者。异议人士方励之正在让这事变得更为棘手,方励之的儿子出现在杰西·赫尔姆斯主导的听证会上——愚蠢——这只是在让事情变得更坏。

已经是6月21日,星期三,早晨了。我告诉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我要问问韩叙他是否觉得【送特使访问】是否值得。我去开会了……就在那一个小时内,布伦特与韩叙通话,【韩叙】说他要过来。就在布伦特把见面安排好的几分钟之内——而我因为他还没机会来告诉我而不知情的情况下——我们接到一份媒体咨询,问总统是否要接见韩叙?完全不可思议。我走到布伦特的办公室去弄清情况。帕蒂·普蕾莎克是唯一有点知情的人。但她没想到的是,她在接到布伦特办公室电话时,似乎就正好被媒体旁听到了。糟糕透了。于是我们立即取消了会见。我们不能够公开举行这样的会见——那只会更加增强我们在这件事上的忧虑和注意力。

1989年6月24日
这是6月24日……非常让我们吃惊的是,星期四——也就是不到24小时之后——我们接到了【邓小平】的私人回复。他同意我遣送私人特使的提议。【现在问题是派谁?】吉姆·贝克不会愿意被挖墙角,所以我就考虑了很多替代者:基辛格和尼克松——他们虽然会是非常好的人选,但他们规格太高,也太容易走漏消息;【约翰·】赫尔德里奇或其他大使——级别太低;而李洁明——不行,因为异议人士方励之的缘故。我不能把李洁明挂起来丢脸,而我也不能挖贝克负责外交事务的墙角。我希望是采用认识邓小平的最好的专家——那是斯考克罗夫特。所以,星期六早晨,我想布伦特提议由他和伊格尔伯格去,他同意了;我给贝克打电话,他也同意;于是我们定下星期天下午开个会。

现在的计划是来一次秘密飞行,用一架没有标志的飞机进入中国的某个军用机场。这个非常敏感,中国正在狂轰美国干涉其内政,而我们正在批评中国——尽管没有像国会里某些人希望的那样强烈。如何处理这个关系一直是一个非常精巧的操作。中国又开始与苏联接近,而如果我们单方面走向他们对立面、隔离他们与西方的联系的话,他们可能会更坚决。邓小平还在忧虑被“包围”,我也一样。

异议人士方励之的事情真是可怕。情报圈里有一些苗头说他们可能会谴责他然后把他开【出国】,那将是现在最好的结局……至今为止我们处理该问题的方式一直得到合理的评价,布鲁姆菲尔德、弗利和李·汉密尔顿等人都很支持。参议院那边乱一些,劳埃德·本森今天告诉我他愿意帮忙。这事非常复杂,但我还是决心尽力维护这个关系——保持低调。我对中国对那些勇敢地站出来的学生和其他人的做法非常生气。我也对赵紫阳被废黜伤心。但我记得他对我们说过关于改革和“小心”的那番话。我把这个关系非常当作我自己的事情,我要以这样的态度处理。

1989年7月9日
现在是7月9日,我们已经进入飞往波兰的航程3小时了。下面是一望无际的碧蓝的大西洋,空军一号那闪亮着蓝银色的引擎正在我的右侧……中国仍然令我忧虑。我们没有能看到中国做我非常期望他们为解决目前关系紧张而应该做的任何事情。我想也没有任何其它西方国家看到。我觉得他们很高兴我在坚持我的立场。他们可以在前面说一些过头的话,但我会继续试图坚持这个立场,虽然我现在对自己把这个关系保持在正常轨道上的能力有所怀疑。只要中国试图说天安门广场没有大屠杀,除了中国军人以外没有人丧命,这件事情就不可能平静。


八九文件


八九一日:6月19日,韩东方自首,刘刚被捕

1989年6月19日上午,被通缉的工自联领袖韩东方在北京向公安局投案自首。傍晚,化装潜逃的刘刚在保定一个公园里休息时被当地警察识破而被捕。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开始镇压后的整顿。


八九一日


Thursday, June 14, 2012

八九一日:6月14日,周锋锁、熊焱、戴晴、高新被捕,马少方、熊炜自首

1989年6月14日,21名学生领袖通缉令颁布第二天便出现明显效果。名单上第5位清华学生周锋锁在逃回家乡后被其姐姐告发被诱捕。(周锋锁后来说明其姐系被骗。)第21位熊焱在逃跑途中的列车上被捕。而分别为第10、20位的马少方和熊炜则在这天选择向公安局投案自首。

在这天被捕的还有参与斡旋活动的戴晴和绝食“四君子”之一高新。

北京市公安局继续发出通缉令,通缉工自联领袖韩东方、贺力力和刘强。


八九一日

Tuesday, June 12, 2012

八九文件:21名学生领袖通缉令


北京市公安局搜捕高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
1989年6月13日

非法组织“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在北京煽动、组织反革命暴乱,现决定对其在逃的头头和骨干分子王丹等二十一人实施通缉(通缉名单及体貌特征、照片附后)。请接此通缉令后,立即部署查缉,发现后即予拘留,并即告北京市公安局。

通缉名单:

(1) 王丹,男,24岁,吉林人,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身高1.73米左右,尖下颇,头发较稀,门齿有洞龋,体态较瘦,戴近视镜,北京口音,嗓音沙哑。

(2) 吾尔开希(原名:吴尔凯西),男,1968年2月17日生、维吾尔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88级学生。身高1.74米,留中分头,头发稍黄,长脸型,大眼睛,厚嘴唇,皮肤较白,说话声音较粗,讲汉话,经常穿绿色军裤。

(3) 刘刚,男,28岁,吉林省辽源市人,原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现无业。身高1.65米左右,方脸,络腮胡,鬓角较长,东北口音。

(4) 柴玲,女,1966年4月15日生,汉族,山东省日照市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86级研究生,身高1.56米,圆脸,单眼皮,高颧骨,短发,皮肤较白。

(5) 周锋锁,男,1967年10月5日生,汉族,陕西省长安县人,清华大学物理系85级学生。身高1.76米,方脸型,尖下巴,眉毛较重。

(6) 翟伟民(曾用名翟为民),男,21岁,河南省新安县人,北京经济学院学生。身高1.68米,体型瘦,长瓜子脸,留寸头,单眼皮,面部皮肤稍黑,河南口音,乡音较重。

(7) 梁擘暾(又名梁兆二),男,1969年5月11日生,四川省蓬溪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87级学生。身高1.71米,身体较瘦,皮肤较黑,长方脸型,小眼睛,高鼻梁,嘴唇较厚,会讲普通话。

(8) 王正云,男,苦聪人,1968年10月生,家住云南省红河州金平县勐拉区南柯乡联防村。中央民族学院学生,身高1.67米,留大分头,瘦长脸,面色黑黄,并有小点疙瘩,云南口音。

(9) 郑旭光,男,20岁,河南省密县人,家住西安市环城西路北巷56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身高1.81米,体重63公斤,长圆脸,单眼皮,尖下巴,大耳朵。

(10) 马少方,男,1964年11月生,江苏省江都县人,北京电影学院夜大剧作班学生。身高1.67米左右,较瘦,长脸型,尖下巴,肤色较黑,戴近视镜。

(11) 杨涛,男,19岁,福建省福州市人,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身高1.70米左右,较瘦,高颧骨,双眼皮,戴眼镜,讲普通话。

(12) 王治新,男,1967年11月生,山西省介休县人,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家住山西榆次市纺织工业学校。身高1.69米左右,留长发,戴眼镜。

(13) 封从德,男,22岁,四川人,北京大学遥感所86级硕士研究生,身高1.70米左右,较瘦,脸色较黑,长偏分头,大鼻孔,背微驼。

(14) 王超华,女,37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身高1.63米左右,较瘦,脸型较长,脸色黑黄,三角眼,短发。

(15) 王有才,男,1966年6月生,浙江人,北京大学物理系代培研究生。

(16) 张志清,男,1964年6月生,山西省太原市人,中国政法大学第二学士班学生。

(17) 张伯笠,男,26岁,黑龙江省望奎县人,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身高1.75米左右,较胖,圆脸,双眼皮,翘鼻子,厚嘴唇,东北口音。

(18) 李禄,男,20岁左右,南京大学学生。身高1.74米左右,体型中等,方下巴,下牙突出。

(19) 张铭,男,1965年4月生,吉林省吉林市人,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学生。

(20) 熊炜,男,1966年7月生,湖北省应城县人,清华大学无线电系85级学生,住北京海淀马神庙一号47单元502。

(21) 熊焱,男,1964年9月生,湖南省双峰县人,北京大学法律系代培研究生,家住湖南双峰县杏子湖水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