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仁华的《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是2007年6月间出版的。以下是笔者当时所写的一个介绍性评论。笔者后来出版的《天安门对峙》“屠杀”一章中采用了这本书里相当一部分作者亲历的回忆。
二十个小时的历史记录
6/16/2007
在“六四”十八周年之际，当年的许多风云人物在“自由中国”论坛上聚在了一处，实现了十几年来绝无仅有的一次网上盛会。也在此时，风云人物之一吴仁华推出了他的新作《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
要说这位作者吴仁华，也是非同小可。八九年四月十七日，他就与几个青年老师一起将政法大学的学生们带出校门，形成了那年的第一次有组织的游行，为其后的轰轰烈烈拉开了序幕。当年高自联的创始人
刘刚后来在回忆那一段历史时说：“我知道，那会儿吴仁华也是政法大学民运的幕后‘高参’之一。我同吴仁华谈了成立跨校联合组织的计划，希望他能前往助威。吴仁华却认为他作为教师不便介入学生组织。我建议他以顾问身份参加会议，很遗憾，他最终还是没去。如果他去了，再假如他当时更果敢一些，我那天晚上就会把他推到高自联主席的位置上了。那么凭吴仁华的胆识和能力，我们一定会将高自联组建得更成功、更成熟、更稳健，会少犯许多错误。”
而在那年的六月三日，吴仁华又在危机时刻临阵请樱，组织带领了一个特别纠察队奔赴广场，担负保护当时绝食的知识分子“四君子”安全以及在保卫广场指挥部附近维持秩序的任务。也正是因为这一个机缘，当戒严部队大开杀戒、包围广场并实施清场之时，位处于人民英雄纪念碑最高层的作者，成为当时视野较好的直接目击者之一。那天晚上，由“四君子”提议并主导的准备与戒严部队谈判撤退的过程，更是在作者的身边进行。
后来，吴仁华在九零年三月冒死偷游到澳门，继而辗转到美国洛杉矶。在那里，他长期出任《新闻自由导报》主编，收集、整理并发表了大量关于六四的回忆材料。这本《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正是综合于他本人的亲身经历和多年来对有关资料孜孜不倦的收集之大成，因此极为可贵。
该书从六月三日中午作者在“首都各界联合会”上请缨组织特别纠察队奔赴天安门广场开始，到次日上午作者带领撤退下的纠察队员和学生们回到政法大学校园，集体跪祭死难者遗体的悲壮中结束，历历再现了那历史性的二十小时内发生的焦虑、英勇、悲伤和残暴，以及在那特定场合中时时出现的冷静和温情。全书按时间顺序分为25章，共520页，内容极为详尽。尤其与其它同类中文书籍所不同的是，书后附有82个注释，占20页。这些注释为正文中的引文提供了详细的出处和必要的说明及补充。非虚构类书籍后面有注释，是西方出版界的常规，但很遗憾的是，这在中文世界目前还是很新鲜，尤为可贵。
六四的镇压——或曰“清场”——的过程在书中按时间顺序一小时一小时地展开。由于描述的细致和资料的详尽，有时候读者会觉得那是在一分钟一分钟地慢镜头般进行，身临其境而爱莫能助，只能掩卷而叹息。但这也不是一本顺时间的流水帐。每当一个新的人物或事件出场之时，作者适时地拉开故事主线，通过回忆交待该人物或事件的背景，为那二十个小时中的个个场景提供必要的铺垫，也给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增添了不少血肉和情感。
作者身处纪念碑，虽然是最后清场过程的最佳观察点，却无法亲眼目睹戒严部队突进广场的过程。在这些时候，书中的描述是作者经年收集的众多亲历者回忆的一个大汇集。在木樨地、西单、六部口、前门、天安门广场外围的各个角落，零零散散的回忆在这本书里第一次融合成一个完整的画卷：英勇的北京市民们和工人、学生纠察队员们在坦克和装甲车面前冒着弹雨前赴后继，一次次组成人墙试图阻挡或延缓那无情的钢铁洪流的推进。医护人员和普通群众更是置生死以度外，不断地从死亡线上抢救出越来越多的伤员和遗体，用平板三轮车送到附近的医院。
也许，对于这本书的读者来说，这些都早已不是新闻。大部分的亲历者回忆可以在网上各个档案站里搜寻到。但是，把这些回忆通过时间和地点串联起来，汇集一起，这本书便又赋予这些回忆一种新的震撼。
“清场”，是这本书的主题，也是作者的亲历。这里，作者本人的视角和感受穿插着他人的回忆，涵盖了那个夜晚的广场的各个角落。我们看到从长安街上退回来报告军情的学生市民们近乎歇斯底里的控诉；我们看到在天安门前，学生们如何舍生忘死地救助陷入绝境的戒严士兵；我们看到学生领袖郭海峰等人如何被诬陷“企图烧毁天安门”；我们看到有些学生领袖很早就提出撤退的提议；我们看到学生的保卫广场指挥部在严峻关头陷于瘫痪，无力作出重大决策；我们看到“四君子”中的周舵和侯德健挺身而出，说服刘晓波并自愿穿过警戒线寻求戒严部队谈判；我们看到由封从德主导的口头表决如何功亏一篑，未能将全体学生统一地撤出广场；我们看到戒严部队如临大敌一般逼近纪念碑，对着手无寸铁的学生们架起了机关枪；我们看到当学生们撤出广场，列队回校的过程中，如何在六部口惨遭坦克的追压，当场压死学生十一名（现在查明确证的有五名），伤者无数。
我们更看到在那个凌晨，广场上全部熄灯的瞬间，在极度恐怖笼罩下，学生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放开喉咙高唱“国际歌”——共产党的主旋律在新一代人的身上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我们更看到在戒严部队开着枪粗暴地冲上纪念碑台阶时，学生们在枪托的打击下和军靴的践踏下仍然端坐不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们更看到在大部分学生撤离之后，还有一部分学生坚守广场，不知所终，也还有医护人员不屈不饶，与戒严部队针锋相对，保护伤员和学生最后离开广场。
我们也看到政法大学的一位学生纠察队员如何在六月三日与他的情侣依依相别，奔赴广场。他们又如何在次日凌晨的新街口重逢，当众拥抱。我们也真切地看到，在坦克、装甲车和机关枪的威慑下，在当局宣读清场通告和熄灯的期间，广场上原有的几万学生民众如何迅速地减少，只剩下在纪念碑下坚守的几千学生。在坦克和装甲车隔断了广场和外围之后，人民英雄纪念碑成了这次民主运动最后的一个孤岛。
为了留下历史的记录，《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不仅仅记叙了学生和市民们的英勇行为和悲壮遭遇，而且用了相当的篇幅描述戒严部队以及武装警察的部署和行动路线。既以充分的证据指出残暴的三十八军和十五空降军是当晚杀人最多的军种，也为历史留下了从三十八军原军长以下，各个军种中许多各级官兵自动地积极或消极抗命行为。
如果我们把目光集中于那个夜晚，这本书里对于当时学生的主体最后从纪念碑下撤离的整个过程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实的。在此之前，学生们在戒严部队的压力下最终达成协议，从广场东南角的预留出口“主动、有组织、有秩序”地撤离这个版本不仅是官方的口径，也似乎是大家的共识。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封从德在他自己的回忆中，也说明是在他根据当时口头表决而决定撤退以后，学生们就列队撤出了。然而吴仁华根据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表决后当即撤走的可能只是纪念碑南面和东面的少数学生，而作者所在的纪念碑北面是绝大多数学生的所在地，并没有能做到“主动撤离”。这部分学生是在戒严部队冲上纪念碑大打出手后才在侯德健和周舵等老师的劝说下不得不撤离的。撤离的过程更不是“有组织、有次序”，而是混乱不堪，险象环生的。高自联纠察队负责人杨朝晖便差点在撤离中被踩死。
作者在前言里开宗明义地说：“六四血腥屠杀已经过去十八年了。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事实真相至今仍然不明不白或争议不断。对于一起曾经震惊世界和改变了世界格局的重大历史事件而言，这是很不应该，也是令人颇为痛心的事情。”的确如此，在这十八年中，亲历者对当时各种事件的回忆还不是很多。现有的大部分记录，如由封从德主办的
“六四档案”，很多也只是泛泛而谈，而对一些细节讳莫如深。很多当事人因为种种顾忌更是保持缄默。十年以前，那些“种种原因”是合理的，因为很多当事人还在监狱里，或严控中。当今天，包括身在大陆的学运领袖们也能冲破封锁，在网上济济一堂之时，“种种原因”似乎不再是那么重要了。
然而，长期以来，对于那场被称为“民主丰碑”的运动，我们仍然还是不清楚很多事实细节，和许多重大决定的决策过程。也是因此，对于那场运动在操作层次上的评论，也一直停留在诸如“见好就收见坏就上”、“柴玲是否该骂”这样一些肤浅的争吵上，更惶恐能真正地为之总结经验教训，留於后世。
中国人看历史事件，有追究“真相”的习惯。而这种“真相”（truth）往往会带有价值判断在内，不一定是“事实”（fact）的本身。在“真相”已定或尚未可得时，却忽视事实，更对于追究事实中的细节及来龙去脉不屑一顾。然而，历史的真实，往往就在于无数的细节之中。
十八年了，也许我们不应该再满足于王丹提出的“政府有罪、学生有错”那一句话的评价。当我们还无法追究政府的罪责之时，也许我们自己可以复盘推演，仔细找出如果学生有错，错在何处。十八年了，记忆将不可避免地模糊，当事人也会越来越多地“淡出”，这项工作如果现在不作，将来只会越来越难。
也正是因为时间的流逝，六四已经逐渐退化成一个“历史的伤口”。吴仁华的这本力作，竟无法找到一个出版社出版，以至于作者不得不自己举债，自费注册出版社出版此书。书之得以出版，固为可喜可贺之事，然世态之炎凉，亦令人可叹可悲。
或许是因为自费出版的原因，本书在版面上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首先，这样的一本历史书籍，竟没有包括一张历史照片（封面封底除外），颇为遗憾。在这样的故事里，一张照片的确能胜过百千文字。在叙述军队进城和学生市民抗击时，如果能有一张北京市地图作为参考，可能会更为清晰。但好在这些照片地图资料也很容易能在网上找到，是以弥补。
书中还有大量从他人的回忆中引用的文字，引文只是在两头用引号标出，而没有在字体和排版上作出变化，这样在长篇引用时，有时很难分出引文是从哪里开始和结束。读者阅读时可能难以分清哪些是作者的亲历、创作，哪些是引用他人的回忆。作者在选取他人的回忆时似乎也没有细致地甄别，该书里包括了一些已经极可能是不真实或夸张的材料。
而更由于大气候所局限，《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也留下了许多悬而未解的问题：学生大部撤退後，留在广场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之间的那数百名誓死不撤的学生们下落如何？戒严部队的坦克大举进入广场、推倒民主女神像，碾压帐篷时，帐篷里是否还有熟睡的学生？现场一个目击者所描述的广场上一个学生迎着坦克不屈不饶地挥舞红旗直到被坦克压死的场景是否真实？作者感觉在最后关头自荐陪同侯德健周舵前往戒严部队谈判的两名医生“不像是寻常人”、“出奇地镇定和冷静”，他们的表现是因为作为医生的职业训练还是因为他们可能负有其他使命？
网友草根在得知吴仁华这本书出版之时写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当初想见识一下《春秋》到底是怎么伟大的作品，看了半天，原来是一本流水帐，。。。老吴的书，就是六四血债的账本。”是然。我们更期待着有更多这样的流水帐问世。也许，在六四二十周年到来之时，我们不至于依然停留在今天的位置，对许多重大事实细节不清楚，或继续地以讹传讹。
但现在的这本书，也绝不仅仅是一个账本。这是历史的一页，是一个永久的记录。
1987年，21岁的王有才来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当时学生运动的热点——就读研究生，可以说是赶上了天时地利。到北京之前，他在浙江大学读本科生时就参加了1986年那里兴起的学生运动。而刚到北大不久，他便介入1988年因为柴庆丰之死而引发的学潮，并加入了当时几个未来学生领袖组织的“行动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