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April 26, 2011

八九人物:王志勇

1989年的春天,政法大学的王志勇正和他的同学一样期待着即将到来的毕业典礼。对于一个从农村考上北京著名大学的他来说,大学毕业将是人生的一大里程碑。

那年的4月19日傍晚,他也和其他同学一起来到新华门,继续前一天没有成果的静坐和请愿活动。午夜过后,原本和平的抗议激化为冲突,学生被武警冲散。王志勇和另外两位同学离开了长安街准备从前门做地铁回校。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第二天他的一个同学撰写的大字报里可见:
四月十九日晚,我校王志勇等三名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动。二十日凌晨四点许,他们穿过长安街南侧街巷走上人民大会堂南侧街道准备直达地铁。走到一半,迎面来了两排武警。带队警官一声令下:“什么人?打!”几十名武警迅速分散包抄上来,几名警察不问青红皂白,蜂拥而上,专用带铁扣皮带抽打王的头部,并辅以拳打脚踢,致王志勇头颅破裂,缝三针,多处淤血,两眼充血,眼眶发乌,左眼无法睁开,当时无法做任何医学鉴定。惨不忍睹。王被打后,拼力跑至地铁口,昏坐在那儿,后被两个好心青年护送回校。
笔者近日与现在美国的王志勇取得了联系,他证实当时这个大字报描述的情形属实。第二天,他还在校园里展示了血衣,在学生自己的广播台通告自己被打的经历。

四月二十日凌晨学生与警察在新华门前的冲突曾被渲染为“四二零血案”,但当时学生受伤的并不很多。王志勇的遭遇——尽管地点上与新华门有一定距离——无疑是当时最严重的案例之一。也是迄今可以完全证实的唯一例子。(张伯笠在天安门广场旁曾看到几个警察在一个门洞里毒打一名学生,但无法确认。)上述大字报在北京各大学校园广泛传播,是促成学生罢课和进一步抗议活动的一大因素。

王志勇本人也没有因为这一遭遇而退出运动。他一直作为学生纠察队成员在运动中参与和服务。直到6月3日下午,他所在的纠察队完成值班任务随着陈小平撤下广场。他们在路经南池子街时就听见了远方的枪声。

大屠杀后,王志勇因为政法大学的极力保护没有遭受整肃。他在工作两年之后考入北京大学读研究生,获得硕士学位。1997年,他告别了律师生涯走上了传道的道路,并来到美国进修神学。他现在是在弗吉尼亚州担任牧师。


Monday, April 25, 2011

八九文件:四二六社论

在1989年学生运动中具有决定性历史意义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是首先在4月25日傍晚全国广播的。社论第二天一早在各大报纸头版登载,被称为“四二六社论”。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在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动中,广大共产党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和青年学生,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哀思,并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贡献力量。

在悼念活动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情况。极少数人借机制造谣言,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蛊惑群众袭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甚至还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在西安、长沙还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

考虑到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对于青年学生感情激动时某些不妥当的言行,党和政府采取了容忍和克制态度。在二十二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召开前,对于先期到达天安门广场的一些学生并没有按照惯例清场,而是要求他们遵守纪律,共同追悼胡耀邦同志。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保证了追悼大会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顺利进行。

但是,在追悼大会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污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公然违反宪法,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学校中成立非法组织,向学生会“夺权”,有的甚至抢占学校广播室;在有的高等学校中鼓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甚至强行阻止同学上课;盗用工人组织的名义,散发反动传单;并且四处串联,企图制造更大的事端。

这些事实证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如果对这场动乱姑息纵容,听之任之,将会出现严重的混乱局面,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所希望的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建设发展、控制物价、改善生活、反对腐败现象、建设民主与法制,都将化为泡影;甚至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丧失殆尽,全民族振兴中华的宏伟愿望也难以实现。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将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

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坚决维护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维护宪法,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决不允许成立任何非法组织;对以任何藉口侵犯合法学生组织权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对蓄意造谣进行诬陷者,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禁止非法游行示威,禁止到工厂、农村、学校进行串联;对于搞打、砸、抢、烧的人要依法制裁;要保护学生上课学习的正当权利。广大同学真诚地希望消除腐败,推进民主,这也是党和政府的要求,这些要求只能在党的领导下,加强治理整顿,积极推进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来实现。

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坚决地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这场斗争事关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成败,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要明辨是非,积极行动起来,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


Sunday, April 24, 2011

八九书籍索引


  1. 《一心一意向自由》,柴玲,2011年10月 
  2. 《从广场到秦城》,李进进,2011年6月 
  3. 《我的两个中国》,唐柏桥,2011年3月 
  4. 《天安门的月亮》,金培力,2010年11月 
  5. 《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吴仁华,2009年5月
  6. 《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吴仁华,2007年6月
  7. 《改变了的世界》,布什、斯科特克劳夫特,1998年9月

(这个网页将持续更新,汇集与八九民运有关的书籍介绍。)



八九书籍:《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

吴仁华的《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是2007年6月间出版的。以下是笔者当时所写的一个介绍性评论。笔者后来出版的《天安门对峙》“屠杀”一章中采用了这本书里相当一部分作者亲历的回忆。

二十个小时的历史记录
6/16/2007

在“六四”十八周年之际,当年的许多风云人物在“自由中国”论坛上聚在了一处,实现了十几年来绝无仅有的一次网上盛会。也在此时,风云人物之一吴仁华推出了他的新作《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

要说这位作者吴仁华,也是非同小可。八九年四月十七日,他就与几个青年老师一起将政法大学的学生们带出校门,形成了那年的第一次有组织的游行,为其后的轰轰烈烈拉开了序幕。当年高自联的创始人刘刚后来在回忆那一段历史时说:“我知道,那会儿吴仁华也是政法大学民运的幕后‘高参’之一。我同吴仁华谈了成立跨校联合组织的计划,希望他能前往助威。吴仁华却认为他作为教师不便介入学生组织。我建议他以顾问身份参加会议,很遗憾,他最终还是没去。如果他去了,再假如他当时更果敢一些,我那天晚上就会把他推到高自联主席的位置上了。那么凭吴仁华的胆识和能力,我们一定会将高自联组建得更成功、更成熟、更稳健,会少犯许多错误。”

而在那年的六月三日,吴仁华又在危机时刻临阵请樱,组织带领了一个特别纠察队奔赴广场,担负保护当时绝食的知识分子“四君子”安全以及在保卫广场指挥部附近维持秩序的任务。也正是因为这一个机缘,当戒严部队大开杀戒、包围广场并实施清场之时,位处于人民英雄纪念碑最高层的作者,成为当时视野较好的直接目击者之一。那天晚上,由“四君子”提议并主导的准备与戒严部队谈判撤退的过程,更是在作者的身边进行。

后来,吴仁华在九零年三月冒死偷游到澳门,继而辗转到美国洛杉矶。在那里,他长期出任《新闻自由导报》主编,收集、整理并发表了大量关于六四的回忆材料。这本《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正是综合于他本人的亲身经历和多年来对有关资料孜孜不倦的收集之大成,因此极为可贵。

该书从六月三日中午作者在“首都各界联合会”上请缨组织特别纠察队奔赴天安门广场开始,到次日上午作者带领撤退下的纠察队员和学生们回到政法大学校园,集体跪祭死难者遗体的悲壮中结束,历历再现了那历史性的二十小时内发生的焦虑、英勇、悲伤和残暴,以及在那特定场合中时时出现的冷静和温情。全书按时间顺序分为25章,共520页,内容极为详尽。尤其与其它同类中文书籍所不同的是,书后附有82个注释,占20页。这些注释为正文中的引文提供了详细的出处和必要的说明及补充。非虚构类书籍后面有注释,是西方出版界的常规,但很遗憾的是,这在中文世界目前还是很新鲜,尤为可贵。

六四的镇压——或曰“清场”——的过程在书中按时间顺序一小时一小时地展开。由于描述的细致和资料的详尽,有时候读者会觉得那是在一分钟一分钟地慢镜头般进行,身临其境而爱莫能助,只能掩卷而叹息。但这也不是一本顺时间的流水帐。每当一个新的人物或事件出场之时,作者适时地拉开故事主线,通过回忆交待该人物或事件的背景,为那二十个小时中的个个场景提供必要的铺垫,也给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增添了不少血肉和情感。

作者身处纪念碑,虽然是最后清场过程的最佳观察点,却无法亲眼目睹戒严部队突进广场的过程。在这些时候,书中的描述是作者经年收集的众多亲历者回忆的一个大汇集。在木樨地、西单、六部口、前门、天安门广场外围的各个角落,零零散散的回忆在这本书里第一次融合成一个完整的画卷:英勇的北京市民们和工人、学生纠察队员们在坦克和装甲车面前冒着弹雨前赴后继,一次次组成人墙试图阻挡或延缓那无情的钢铁洪流的推进。医护人员和普通群众更是置生死以度外,不断地从死亡线上抢救出越来越多的伤员和遗体,用平板三轮车送到附近的医院。

也许,对于这本书的读者来说,这些都早已不是新闻。大部分的亲历者回忆可以在网上各个档案站里搜寻到。但是,把这些回忆通过时间和地点串联起来,汇集一起,这本书便又赋予这些回忆一种新的震撼。

“清场”,是这本书的主题,也是作者的亲历。这里,作者本人的视角和感受穿插着他人的回忆,涵盖了那个夜晚的广场的各个角落。我们看到从长安街上退回来报告军情的学生市民们近乎歇斯底里的控诉;我们看到在天安门前,学生们如何舍生忘死地救助陷入绝境的戒严士兵;我们看到学生领袖郭海峰等人如何被诬陷“企图烧毁天安门”;我们看到有些学生领袖很早就提出撤退的提议;我们看到学生的保卫广场指挥部在严峻关头陷于瘫痪,无力作出重大决策;我们看到“四君子”中的周舵和侯德健挺身而出,说服刘晓波并自愿穿过警戒线寻求戒严部队谈判;我们看到由封从德主导的口头表决如何功亏一篑,未能将全体学生统一地撤出广场;我们看到戒严部队如临大敌一般逼近纪念碑,对着手无寸铁的学生们架起了机关枪;我们看到当学生们撤出广场,列队回校的过程中,如何在六部口惨遭坦克的追压,当场压死学生十一名(现在查明确证的有五名),伤者无数。

我们更看到在那个凌晨,广场上全部熄灯的瞬间,在极度恐怖笼罩下,学生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放开喉咙高唱“国际歌”——共产党的主旋律在新一代人的身上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我们更看到在戒严部队开着枪粗暴地冲上纪念碑台阶时,学生们在枪托的打击下和军靴的践踏下仍然端坐不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们更看到在大部分学生撤离之后,还有一部分学生坚守广场,不知所终,也还有医护人员不屈不饶,与戒严部队针锋相对,保护伤员和学生最后离开广场。

我们也看到政法大学的一位学生纠察队员如何在六月三日与他的情侣依依相别,奔赴广场。他们又如何在次日凌晨的新街口重逢,当众拥抱。我们也真切地看到,在坦克、装甲车和机关枪的威慑下,在当局宣读清场通告和熄灯的期间,广场上原有的几万学生民众如何迅速地减少,只剩下在纪念碑下坚守的几千学生。在坦克和装甲车隔断了广场和外围之后,人民英雄纪念碑成了这次民主运动最后的一个孤岛。

为了留下历史的记录,《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不仅仅记叙了学生和市民们的英勇行为和悲壮遭遇,而且用了相当的篇幅描述戒严部队以及武装警察的部署和行动路线。既以充分的证据指出残暴的三十八军和十五空降军是当晚杀人最多的军种,也为历史留下了从三十八军原军长以下,各个军种中许多各级官兵自动地积极或消极抗命行为。

如果我们把目光集中于那个夜晚,这本书里对于当时学生的主体最后从纪念碑下撤离的整个过程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实的。在此之前,学生们在戒严部队的压力下最终达成协议,从广场东南角的预留出口“主动、有组织、有秩序”地撤离这个版本不仅是官方的口径,也似乎是大家的共识。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封从德在他自己的回忆中,也说明是在他根据当时口头表决而决定撤退以后,学生们就列队撤出了。然而吴仁华根据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表决后当即撤走的可能只是纪念碑南面和东面的少数学生,而作者所在的纪念碑北面是绝大多数学生的所在地,并没有能做到“主动撤离”。这部分学生是在戒严部队冲上纪念碑大打出手后才在侯德健和周舵等老师的劝说下不得不撤离的。撤离的过程更不是“有组织、有次序”,而是混乱不堪,险象环生的。高自联纠察队负责人杨朝晖便差点在撤离中被踩死。

作者在前言里开宗明义地说:“六四血腥屠杀已经过去十八年了。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事实真相至今仍然不明不白或争议不断。对于一起曾经震惊世界和改变了世界格局的重大历史事件而言,这是很不应该,也是令人颇为痛心的事情。”的确如此,在这十八年中,亲历者对当时各种事件的回忆还不是很多。现有的大部分记录,如由封从德主办的“六四档案”,很多也只是泛泛而谈,而对一些细节讳莫如深。很多当事人因为种种顾忌更是保持缄默。十年以前,那些“种种原因”是合理的,因为很多当事人还在监狱里,或严控中。当今天,包括身在大陆的学运领袖们也能冲破封锁,在网上济济一堂之时,“种种原因”似乎不再是那么重要了。

然而,长期以来,对于那场被称为“民主丰碑”的运动,我们仍然还是不清楚很多事实细节,和许多重大决定的决策过程。也是因此,对于那场运动在操作层次上的评论,也一直停留在诸如“见好就收见坏就上”、“柴玲是否该骂”这样一些肤浅的争吵上,更惶恐能真正地为之总结经验教训,留於后世。


中国人看历史事件,有追究“真相”的习惯。而这种“真相”(truth)往往会带有价值判断在内,不一定是“事实”(fact)的本身。在“真相”已定或尚未可得时,却忽视事实,更对于追究事实中的细节及来龙去脉不屑一顾。然而,历史的真实,往往就在于无数的细节之中。

十八年了,也许我们不应该再满足于王丹提出的“政府有罪、学生有错”那一句话的评价。当我们还无法追究政府的罪责之时,也许我们自己可以复盘推演,仔细找出如果学生有错,错在何处。十八年了,记忆将不可避免地模糊,当事人也会越来越多地“淡出”,这项工作如果现在不作,将来只会越来越难。

也正是因为时间的流逝,六四已经逐渐退化成一个“历史的伤口”。吴仁华的这本力作,竟无法找到一个出版社出版,以至于作者不得不自己举债,自费注册出版社出版此书。书之得以出版,固为可喜可贺之事,然世态之炎凉,亦令人可叹可悲。

或许是因为自费出版的原因,本书在版面上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首先,这样的一本历史书籍,竟没有包括一张历史照片(封面封底除外),颇为遗憾。在这样的故事里,一张照片的确能胜过百千文字。在叙述军队进城和学生市民抗击时,如果能有一张北京市地图作为参考,可能会更为清晰。但好在这些照片地图资料也很容易能在网上找到,是以弥补。

书中还有大量从他人的回忆中引用的文字,引文只是在两头用引号标出,而没有在字体和排版上作出变化,这样在长篇引用时,有时很难分出引文是从哪里开始和结束。读者阅读时可能难以分清哪些是作者的亲历、创作,哪些是引用他人的回忆。作者在选取他人的回忆时似乎也没有细致地甄别,该书里包括了一些已经极可能是不真实或夸张的材料。

而更由于大气候所局限,《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也留下了许多悬而未解的问题:学生大部撤退後,留在广场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之间的那数百名誓死不撤的学生们下落如何?戒严部队的坦克大举进入广场、推倒民主女神像,碾压帐篷时,帐篷里是否还有熟睡的学生?现场一个目击者所描述的广场上一个学生迎着坦克不屈不饶地挥舞红旗直到被坦克压死的场景是否真实?作者感觉在最后关头自荐陪同侯德健周舵前往戒严部队谈判的两名医生“不像是寻常人”、“出奇地镇定和冷静”,他们的表现是因为作为医生的职业训练还是因为他们可能负有其他使命?

网友草根在得知吴仁华这本书出版之时写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当初想见识一下《春秋》到底是怎么伟大的作品,看了半天,原来是一本流水帐,。。。老吴的书,就是六四血债的账本。”是然。我们更期待着有更多这样的流水帐问世。也许,在六四二十周年到来之时,我们不至于依然停留在今天的位置,对许多重大事实细节不清楚,或继续地以讹传讹。

但现在的这本书,也绝不仅仅是一个账本。这是历史的一页,是一个永久的记录。

《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一书目前可以在网上订购


Saturday, April 23, 2011

八九人物:戈扬

1916年出生的戈扬是一位老革命。她原名树佩华,早在1930年代就参加了共产党,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040年代以后在新四军、新华社等部门主要从事新闻工作。

与党内众多的思想比较活跃的知识分子一样,戈扬早在1957年就成为右派,首度被开除党籍。直到邓小平改革的1978年她才得以复出工作,担任复刊的杂志《新观察》主编。该杂志很快成为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言论阵地。

1989年,胡耀邦逝世后,戈扬立即与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驻京记者张伟国一起组织了一个50多位知识分子参加的大型座谈会。主题是要“纠正胡耀邦所受的的不公正待遇、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的受害者平反”。座谈纪要在《世界经济导报》上以5个版面隆重推出,导致该报被查封,主编被撤职。

那年4月22日,戈扬参加了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里看到了外面广场上被警戒线拦阻在外的数万大学生群体。她日后写道:
赵紫阳为胡耀邦致完悼词后,我们排队向遗体告别。在我们走过人民大会堂的大玻璃门时,许多人都在那里停留片刻看看外面广场上坐着的成千上万学生。一排排的士兵手挽着手站在那里把我们和学生们隔离开来。我站在那里看着他们的时候感到愤怒。气氛很紧张。有些官员害怕学生会试图冲进大会堂。一个士兵走过来有礼貌地请我往前走。

我的司机走上来拉我的手。我回答说,“我就是要在这里站一会儿。我属于共产党,我在战争年代为党服务受过伤。我见到过很多事情,但我从来没见到过像你们这样的党员如此欺负学生。”

那个士兵听了以后就走开了。
出于那天的经历,她还写了一首小诗:【注】
一片土地分成两边,
中间隔着暴力的墙。
这边是冷漠的冰山,
那边是真情的海洋。
耀邦的尸体在这边,
耀邦的灵魂在那边。
我们都是来自那边,
没有那边哪有这边。

1989年5月14日,戈扬在天安门广场。

八九民运后期,戈扬离开北京参加在美国举行的一个学术会议。随着戒严令在北京的颁布,届时已是73岁高龄的戈扬决定滞美不归,开始了流亡生涯。天安门大屠杀后,她愤而退党:“我们当年参加的共产党,不是现在的这个党。我要和这个镇压人民的党决裂。”

晚年的戈扬依靠微薄的稿费和救济生活。2002年时,她与年轻时就相识但在战争年代失之交臂的著名学者司马璐在纽约再度相遇,重接连理。

2009年1月18日,戈扬在纽约去世,终年93岁。

【注】《天安门对峙》里引用这首诗的句子是没有找到原文,是从英文翻译中再翻译回来的。文字有出入。以后再版是修正。之前的段落也是译文。


Thursday, April 21, 2011

孔夫子已经离开了广场

看来天安门广场还是一个不适合孔夫子的场所——至少总目睽睽之下如此。三个月前,一座高大的孔子雕像在广场竖立。有人称之为是这个古老广场的一个崭新的文化地标。这位古老的哲学家和现代领袖毛泽东在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所在遥相呼应,引发了众多的感慨和评论。

然好景不长。孔子雕像已经悄悄地被搬走了,改放在博物馆边一个新建的“雕塑花园”的大院。只是广场的行人很难看到他了。

Sunday, April 17, 2011

八九文件:七条要求

1989年4月18日凌晨,来自北京大学的几百名学生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基座上。他们是前一个晚上来这里为胡耀邦敬献花圈的,已经呆了一晚上。王丹、郭海峰、李进进和张伯笠等后来成为学生领袖的人当时在场。他们在同学中汇集了向政府请愿的一系列要求:



和当时的众多文件一样,《七条要求》有几个不同的版本,但内容大同小异。上面图示中的七条是:
  1. 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
  2. 彻底否定反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3. 允许民间办报和言论自由;
  4. 公布领导人及其家属的收入及财产;
  5. 取消北京市的游行十条;
  6. 增加教育经费,改善知识分子待遇;
  7. 如实报道此次悼念活动。
这七条请愿要求最初是写成大字报形式。王丹和李进进在这一天分别将其交给人民大会堂里的人民代表。这《七条要求》后来在校园里广泛传播,成为学生运动早期的聚焦点。政府方面从来没有直接回应这些要求。

4月22日,在胡耀邦追悼会结束之后,三名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外面的台阶上高举着一份写有《七条要求》的大字报跪谏。

【王丹最近回忆说“七条要求”是他和邵江在17日晚游行去天安门广场路上拟定的。】


Saturday, April 16, 2011

王丹反驳有关他接受台湾捐款的媒体报道

现在正在台湾清华大学任教的前八九民运领袖王丹近日再度陷入有关他接受台湾捐款的媒体报道的困搅。因为这次的报道源自台湾颇有权威性的中央社发布的消息,刊登在《中国时报》上,比过去的民间传说更有影响力。该报道提出,
台湾高等法院审理前总统陈水扁国务费案,今天首度传唤大陆民运人士王丹、前外交部长黄志芳出庭。王丹在庭讯中坦承,曾收到陈水扁资助的40万美金。
报道接着说:“据了解,王丹在庭中坦承先后2次收到扁的捐款,每次20万美金,共收到40万美金。”

该消息在互联网上传开后的几小时之内,王丹立即作出了否定的回应。他发表声明指出该报道“基本内容完全不是事实”。他指出庭讯是秘密进行,没有媒体在场,中央社是在未向他求证的情况下发出的“这样的荒唐报道”,为此表示抗议。

虽然王丹在声明中表示因为案情涉及台湾机密,他将不再做更多的解释和回应,今天他还是在脸书上提供了更多的消息,并解释说一份更详细的文章将在星期一的《苹果日报》上面世。

王丹指出,他曾经接受的捐款来自中华民国政府,并非陈水扁私人所赠。他说,“作为海外民运力量,对于任何不附加政治条件,而且来源正当的政治捐助,我们都是欢迎的。”其次,他再度表明接受的捐款数额与中央社报道的“有很大的出入”,但因为必须遵守法庭的保密规定,他无法透露真实数目。在与网友的交流中,王丹一再强调所收捐款“都用于推动民主的事业上,相关账目非常清楚”,但为身在大陆的人士安全考虑,他不能公开账目。


陈水扁是台湾政府第一位非国民党籍的民选总统。他在任期间曾经以“国务费”开支的形式支持中国大陆流亡的海外民运人士。因为这些行动采用非公开、甚至私人转账的形式,存在帐目不清等严重问题。以至于陈水扁下台后被以贪污罪拘捕受审。这次传唤王丹的目的便是试图证明其国务费支出确有用途,非个人贪污。

另一方面,海外民运圈子里的财务情况也更是一笔糊涂账。几乎所有的民运组织——从最早的“中国民联”到最富裕的“中国人权”和“劳改基金会”——都曾经有过领导人贪污公款的丑闻。这些问题的调查大都因为其开支涉及资助大陆地下工作,不能公开的原因而不了了之。

王丹和王军涛均在陈水扁任内时流亡海外。几年前一度盛传台湾当时有所谓的“二王专案”资助他们。就在去年,长期由王丹担任社长的《中国之春》杂志因资金匮乏而停止发行印刷版。当时王丹曾经透露该刊的资助在马英九继任总统后便中断了。

Friday, April 15, 2011

八九文件:胡耀邦逝世讣告

胡耀邦逝世的消息由新华社于1989年4月15日发出。4月16日的《人民日报》以相对简单的排版形式登载了讣告。以下是讣告全文: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讣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沉痛宣告: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胡耀邦同志,1989年4月8日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经全力治疗,未能挽救,于1989年4月15日晨7时53分逝世,享年73岁。
  
胡耀邦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在青少年时期就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参加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9年至1945年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1946年至1949年任冀热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第四纵队政治委员,18兵团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他历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不顾个人安危,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78年他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表现出非凡的实事求是的胆略和勇气,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他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为推进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胡耀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一、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他曾担任过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他是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82年9月至1987年1月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是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胡耀邦同志的逝世,是我党和我国人民的巨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忠诚党的事业、鞠躬尽瘁、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献身精神;学习他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学习他谦虚好学、顾全大局、艰苦朴素的高贵品德,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胡耀邦同志永垂不朽!


Thursday, April 14, 2011

哈佛新生课程教授八九民运

刚刚进入哈佛的一年级新生今年有机会选修一门叫做“有理由的反叛——历史和记忆中的天安门”的课程。该课由何晓清讲师教授,涵盖整个八九民运的历史。

何晓清博士在1989年时还在中国,与那场运动有亲身经历和体会。在哈佛校报上,她回忆说在后来的镇压期间,“我们学会了通过撒谎来谋求生存”。

哈佛的这个课程是该校专门为新生举办的讲座系列之一。参与的学生在1989年是尚未出生。他们在课堂上与一些当年的学生领袖面对面座谈讨论,到哈佛的燕京图书馆研究那里收集的大量历史资料,还自己演示重现当年的场景。现在正值他们课业结束之际,他们自己在组织一个学术会议来宣读自己撰写的论文。

有14位学生参与了今年的课程。何博士说这是课程的满额人数。她还说该课程在今年秋季会继续为下一年的新生开办。

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中国的八九民运无疑是众多的历史、政治课程的一部分。但像这样完全以这一事件作为整个课程内容的课在哈佛——也可能在全世界——是第一次。

Friday, April 8, 2011

八九人物:艾未未

严格地说,艾未未并不能算是一位八九人物。1989年时的艾未未还是一个试图成为艺术家的年轻人,在美国纽约自由自在地生活着。他那时靠打工、在街头画肖像、拍新闻照片和在大西洋城赌牌养活自己。但在那年的5月份,他自己绝食了好几天,作为对在北京绝食的学生的支持。

几年后,他回到了北京。在天安门大屠杀5周年之际,他制作了一幅著名的照片,其中他未来的妻子在天安门这个神圣所在撩起裙子,露出底裤。
艾未未出生于1957年,他父亲是著名的诗人艾青。但艾未未从小没有享受到特权,却随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父母在偏远的新疆长大。直到七十年代末他们一家才得以回到北京。(1989年,当时已是79岁高龄的艾青坐着轮椅参加了抗议活动。)

1978年时艾未未成为著名的中央电影学院的美术学生。他很快就卷入当时的“星星画展”活动。那是一个前卫艺术团体,在民主墙运动中扮演了一个边缘角色。

艾未未的艺术生涯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突飞猛进。他通过在国外的一系列展出取得了国际声誉。在国内,他因为是设计“鸟巢”体育馆的团队成员而声名大噪。他在绘画、摄影、雕塑、建筑设计以及后来的博客作家方面都取得不俗的成就。

正是他的博客生涯把他逐步引向了危险的领域。他在把他从事前往艺术的放荡不羁风格运用到社会问题时遇到越来越多的麻烦。他深深地卷入了好几个热点,试图为地震、毒牛奶、政府骚扰等等的受害者提供一个声音。就连他的艺术作品也越来越明显地带有抗议迫害的象征意义。尽管他一直小心翼翼地在一个被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他也曾被残酷殴打,他在上海的工作室被强行拆除。

去年,《纽约客》为他做了长篇报道,题目叫“这并不美丽”。
艾未未可能终于把可被容忍的界线推到了极限。这星期,他在上海被拘捕。在多日的无消息和谣传之后,政府透露他们正在调查他的“经济犯罪”。


更新:在被关押三个月之后,艾未未与2011年6月22日获得“保释候审”。





Wednesday, April 6, 2011

美联社报道中国茉莉花革命背后推手

自从所谓的中国茉莉花革命在二月中开始以来,许多个人和组织都试图宣称自己是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因为最初的行动号召都是匿名发出的,几乎不可能确定谁才是真正的幕后发起人。

今天,美联社以一份独家报道也加入了这场纷争。他们报道了一个他们称之为“网上请愿背后的一组推手”,这组人由一位住在首尔的年轻中国学生带头:
这个小组是一个由20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中国人组成的网络,他们之中8人在中国,另外12人则分别居住在6个以上的国家里。

他们以突尼斯起义中用过的一个名称把自己叫做“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他们并不是唯一的呼吁抗议的组织,另外至少还有4个组织也冒了头。

通过对他们中4人的采访可以看到类似的演化过程:他们都是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对政府的专权和中国泛滥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现象不满的青年。突尼斯和埃及的起义令他们看到改变的可能。

“80后和90后的这一代已经肯定一党专制不会比他们更长寿,甚至不可能在他们有生之年继续下去。这是确实的。”这位瘦小、说话轻声细语的22岁的青年在首尔的一家咖啡店里对记者说。他在网上用一个叫做“森林智慧”的网名。
美联社还解释说这组人在网上的社交世界里有相当影响,不过他们邮件组里的一千多名成员大部分都在国外居住。他们还与流亡中的王军涛有联系。

但是,美联社的报道没有能够提供证据显示这组人的实际影响和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