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人物：陈希同

1930年出生的陈希同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时正在北京大学就读。那时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开始了他的基层干部生涯。到1980年代，他已经逐步进入了北京市政府并在1983年成为北京市市长。

1989年学生运动爆发后，陈希同和他所领导的市政府从一开始便采取了一种强硬立场，并帮助中央领导将运动定性为“动乱”。在那场运动期间，陈希同本人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比较例外的一次是出席了李鹏与部分学生领袖那场灾难性的会见，其中他只是一个不重要的角色。

1989年5月20日，李鹏总理发表戒严令之后，陈希同作为北京市长签署了一系列号令执行戒严。目前尚不清楚他在戒严期间以及后来的血腥屠杀中的确切角色。

屠杀之后，陈希同代表北京市政府向全国人大提交了一份《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迄今代表官方立场对那段历史最详细的正式记录。

八九之后，陈希同的地位显著上升，进入政治局而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但他的政坛生涯在1995年突然塌陷。他被指控贪污腐败，被撤除一切职务、开除出党、并被判16年徒刑。2004年起他一直在保外就医状态中。

陈希同于2013年6月2日因病在北京去世。



八九人物

八九人物：彭丽媛

1989年，中国未来的第一夫人在天安门广场为戒严部队演唱：

八九人物

八九人物：许良英

1920年出生的许良英的学生时代是在战争年代中度过的。他在投身革命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学业，师从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1957年，他很快成为“极右分子”，从大学里被潜回老家务农。在那黑暗的年代里，他埋头编译了整套《爱因斯坦文集》，终于在文革后的1976年得以出版，引起轰动。

1986年底，许良英、刘宾雁和方励之三人联名发起纪念反右运动30周年纪念讨论会。随后发生大规模学生运动。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被开除党籍。许良英只是因为名字被搞错而幸免于难。他曾去中科院党委自首以示抗议。

1986年，许良英、李淑娴、方励之、刘宾雁（自左到右）协商发起纪念反右30周年。

1988年，许良英成为刘刚在北大举办的民主沙龙的支持者，曾在沙龙上演讲。他与王丹等大学生活跃分子也关系密切。

1989年初，在方励之发表给邓小平的公开信后，许良英发起了北京科教界知名人士联署的公开信呼应。八九民运爆发后，许良英因为心脏病等缘故没有公开参与，但仍然被监控。屠杀后他拒绝逃亡，在北京尽力照顾如方政等六四遭难者。

许良英与2013年1月28日在北京去世，终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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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画展出现奇怪的“坦克人”照片

最近广州美术馆的一个画展上出现了一幅奇怪的1989年天安门屠杀中的“坦克人”照片，这在中国境内还是很少有的情形。

这个展品呈现了那张著名照片的两个不同版本，其一是原图，其二则在街道两边添加了大规模的旁观群众。图片下方有英文的说明：“上图：北京事件的原图。下图：北京事件修改后的图像。（鸣谢：加州大学尔湾分校）。”

展品的作者是艺术家张大力。据报道他自己评论说“我努力是他们在失踪了的暗处重新活过来，回到他们原来的位置。”

八九人物：胡绩伟

出生于1916年的胡绩伟是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和干部。从1950年代起便在《人民日报》从事新闻工作并长期担任其总编辑和社长职务，直到1983年9月因为当时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牵连而被迫辞职。其后，他主要担任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职务，热心于新闻立法工作。

1989年学生运动进入戒严状态后，政府一度呈现瘫痪局面。作为人大常委的胡绩伟试图运用这个长期以来只是“橡皮图章”，但纸面上拥有监督政府事务权力的机构改变政局。他通过四通公司的学者曹思源等人联络在京的人大常委联署要求立即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公开信，希图在会上审理戒严命令的合法性和讨论对运动的处理措施。虽然他们征集到足够的签名，紧急会议并未能如期召开。

胡绩伟同时还通过记者高瑜联络、接见广场上的学生领袖，劝他们撤退以便在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高瑜曾一度说服王丹，为其起草了撤退声明。但该努力亦未能奏效。

屠杀后，胡绩伟被撤销一切职务并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但他一直拒绝认错，几年前还曾经撰写过纪念胡耀邦和民主墙运动的回忆文章。据他的朋友私下透露，他晚年一直关心为八九民运平反的诉求。

胡绩伟于2012年9月16日因病逝世。他刚刚度过96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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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在天安门式的抗议面前让步

已经在十来天内连续进行大规模抗议的香港学生和市民昨天取得初步胜利，逼迫香港政府在其“德育及国民教育”计划上做出让步。这个由北京政府主导和支持的计划目的是要增强香港学生对大陆的认同和爱国情绪，但被当地学生广泛地看作是强制性的洗脑和政治灌输行动。

针对这个计划，几万香港学生连续在街头进行抗议活动，并在政府大楼前举行大规模的静坐和绝食。令人联想起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的情景。

八九书籍：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

《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是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亲历者吴仁华继其《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之后写作出版的第二本书。这本书出版于2009年，主要在香港和其它地方的中文书店里出售，也可以直接在网上订购。

作者在过去20多年中一直孜孜不倦地收集、整理八九民运的历史材料，尤其注重于六四血腥屠杀的决策和过程。这本书更是他基于“让刽子手有名有姓”的信条所作的努力，汇集了参与屠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兵种和部队的番号、行动过程和参与的官兵名单。

因为这样的内容，该书采取的是百科全书式的参考书结构。在作为引子的第一章后，每一后续章节以同样的结构介绍一个军种单位（集团军、军、师或其它机构）的历史概况、执行戒严任务和屠杀行动的过程、清场后的动向以及官兵名录。作者在前言里介绍说该书“提供了一份迄今为止最完整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各级指挥官升官进爵的名单，并第一次公布了一份参与北京戒严部队官兵名录”。作者估计被调遣参与该行动的军人总人数为“18万到25万”，而该书收集到的名单仅2000多人。相比之下，这个数字显得微不足道，却也反映出收集分析此类数据之艰难。

在上面两份名单之外，颇有意义的是其第一章中对“军人和武警的死亡情况”的收集和分析尤其是那15名被授予“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的军警：作者指出其中6人其实死于车祸、1人病逝，还有1人属于被友军误杀。

有关1989年军队方面的行动在历史学界早已引起过注意。美国学者提摩西·布鲁克在1992年出版的《镇压人民》（英文）一书便是一例。但像吴仁华这样详尽、系统地描述每个军种行动的资料还乏善可陈。

美中不足的是，作为资料汇集的《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存在一些专业上的问题。该书只附有极少量的参考资料来源。其大部分援引官方出版的《戒严一日》或类似资料，但对其中内容的可靠性没有做过说明。而书中的一些内容（比如第一章中描述赵紫阳、杨尚昆、邓小平等人决策过程中的对话和后面的官兵名单）则完全没有给出来源。

因为采取参考书结构，这本书的可读性不是很强。因为没有提供索引，查询起来也相当困难。因此读者可能局限于对八九学运历史研究或对军队行动本身有深度兴趣的人。但尽管有这些缺陷，该书仍不失为这段历史留下的一份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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