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April 30, 2015

八九图片:1989年5月1日北大筹委会记者会

1989年5月1日,北大筹委会举办记者招待会。中间念稿者是王丹,左下角着红衬衫者是孔庆东


八九图片

Tuesday, April 28, 2015

八九图片:1989年4月29日袁木主持与学生对话


1989年4月29日,袁木等领导与学生对话会场。

1989年4月29日,项小吉退出对话会场,在门外向记者表达抗议。

1989年4月29日,北京大学校园内大字报之一。

八九图片

Monday, April 27, 2015

八九图片:1989年4月28日晚,王丹、吾尔开希召开记者会

1989年4月28日晚,王丹(左一)、吾尔开希(左二)召开记者会。

八九图片

Sunday, April 26, 2015

八九图片:四二七大游行场景

1989年4月27日早晨,围在北京大学南门口等待的人群。

1989年4月27日早晨,北京大学游行队伍中校内向南门进发。

1989年4月27日,走出了校园的学生游行队伍。

1989年4月27日,人民大学游行队伍。
1989年4月27日,警察组织封锁线试图阻止学生游行队伍。

1989年4月27日,学生游行队伍与警察封锁线对峙。

1989年4月27日,学生与警察对峙。
1989年4月27日,学生游行队伍冲破警察封锁线。
1989年4月27日,天安门广场38军队伍。

1989年4月27日,学生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
1989年4月27日,学生欢呼从天安门撤退的警察。

1989年4月27日,长安街上浩浩荡荡的学生游行队伍。

1989年4月27日,北京街头浩浩荡荡的学生游行队伍。

1989年4月28日,学生在校园内贴出四二七大游行的路线图庆祝。

八九图片


八九一日:4月27日,四二七大游行

1989年4月27日可以说是八九民运中大学生抗议行动的最光辉的一天。在四二六社论和当局的强大压力下,几十万大学生走出了校园,冲破军警重重封锁线,在北京市民的欢呼声中走过长安街、天安门,环绕了整个北京城。

这一天的“主旋律”事件中《天安门对峙》书摘中有详尽描述。

也是在这一天,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被彻底关闭,人员被整肃。原来在美国访问的北师大青年教师刘晓波受国内学生运动感召回到北京。南京大学的一位本科生李禄也正启程北上。

这天下午,学生还在游行途中时,政府发声明表示将与学生展开对话。


八九一日


Saturday, April 25, 2015

八九图片:1989年4月26日高自联记者会

1989年4月26日,高自联在政法大学举行第一次记者会。

1989年4月26日,高自联在政法大学举行第一次记者会。

八九图片

Wednesday, April 22, 2015

八九回忆:一九八九年“高自联”成立的前前后后(刘刚)

一九八九年“高自联”成立的前前后后
刘刚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北京高校学生以哀悼纪念胡耀邦逝世为契机,发起了全国范围的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运动持续长达两个月,直至中共政权动用机枪坦克进行血腥的暴力镇压。八九民主运动虽然在中国被镇压了,但当年六四吹响的埋葬共产主义极权体制重建民主自由的号角,却立即响遍了全世界。六四后不久,柏林墙倒塌,前苏联解体,齐奥塞斯库被枪毙,前东欧共产主义专制国家全面土崩瓦解。我相信,中国的六四事件与东欧共产主义专制的崩溃不仅仅是前后接连发生的事件,而且是有必然联系的因果事件。可以说,一九八九年发生在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敲响共产主义的丧钟,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也改变了世界民主运动的进程。

在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中,起核心作用的组织是“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或“北高联”。中共政权在六四镇压后,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发布通辑令,所通辑的二十一名学生领袖几乎全部是高自联成员。足可见该组织在那次民主运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高自联在其成立成长过程中倾注了许多人的心血,更有大批成员遭到中共政权的长期关押和迫害。应子华为编撰《浴火重生》一书的屡次催促,我草写本文简单地回忆高自联成立的前前后后。

自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北京发生游行以后,我几乎每天都到天安门广场,密切观察运动的走向。更主要的是要发现在运动期间成长起来的学运骨干和领袖。至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会那一天,已有许多学生骨干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其中包括北师大的吾尔开希,政法大学的浦志强、周勇军,北大的张志勇、郭海峰。

我是在四月十九日夜里中南海门前的示威人群中初识吾尔开希的。那时的游行队伍中还鲜有人敢于站出来演讲或带头呼喊囗号示威,大多数人都是站在后面看热闹。可那天在中南海门前吾尔开希就勇敢地站了出来。围绕在他周围的那些护卫中南海的武警和便衣要远远多于真心支持他的学生。不时见到有身份不明的人频繁地找吾尔开希谈话,或是威胁或是恳请他立即回学校。我相信,那天的吾尔开希是绝对有胆有识的。我在那天午夜就找到了吾尔开希,并同他交换了联系办法。

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内召开,北京各高校学生数万人齐聚天安门广场进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此期间,有三名学生代表在大会堂台阶上下跪请愿,我随后了解到他们是政法大学的周勇军,北大的张志勇和郭海峰。同时,在示威队伍中,有一示威组织者因对学生下跪不满,竟以头击石,血流如注。此人当日头缠绷带,手持喇叭,嗓门如钟,人高马大。我认定他具有作领袖的潜质,随后便了解到他是政法大学的浦志强。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每时每刻都在寻找这样的民运骨干人才。但所发现之人大多集中在北大,例如王丹、邵江、熊焱等。而今在几天之内就一下冒出这许多杰出人才,我当时就想到一定要尽快将这些人都组织联合起来,这样才能将这场运动引向深入和成功。于是,我在四月二十三日,就逐个去联系上面提到的几个人,及其它学校的学生骨干。当天中午我到了吾尔开希在北师大的宿舍,向他简单介绍了我的尽快成立学生组织的想法。吾尔开希立即表示赞同。我们约定当晚七点先到圆明园南门外集合,然后再到我在那附近的宿舍召开会议。我建议他先作些准备,并由他主持当晚的会议。随后,我们俩分头去联系我们各自熟悉的各校骨干。

同吾尔开希分手后,我立即去了北大。我先找到王丹。当时王丹的宿舍里正有十多名学运骨干在开会,还有几个港台记者正在采访王丹。我同王丹简单介绍了关于成立联合学生组织的事,希望他能代表北大参加。王丹立即提出他参加的条件是北大能够拥有绝对多数的常委名额,比如说,如果总共有七个常委名额,北大至少占四名。我只是告诉他一切应通过民主程序决定,北大应成为遵守民主程序的模范,而不能到处搞大校沙文主义。见一时难以说服王丹,我便告别王丹,去找我熟悉的其他人。我未能找到郭海峰和张志勇,因为时间紧,我便委托我在北大的同学和好友黄海新去通知这些人当晚七点去我住处开会。另外,我也委托黄海新及其他人去通知清华及中科院的同学。

接着我又去了人大,但也没有找到我熟悉的人。我试图找到王将,他曾经在八七年学潮时同我一起被抓过。没找到王将,我就在他宿舍门外找了几个学生,希望他们能帮我通知他们学校的学运骨干于当晚去圆明园开会。

在中国政法大学,我先找到龚自忠。龚自忠是我主办北大民主沙龙时的主讲者之一。我让龚自忠帮我联系浦志强和周勇军。很遗憾我当时没有找到他们,但他们宿舍的同学答应我一定通知他们。我找到了王治新,同王治新谈得很多。我感到王治新是个可以信赖的人。

我随后去找陈小平,我当时并不认为陈小平能出面参与我成立的学生组织,但我希望能听取一下他的建议并希望他能推荐些人才。在陈小平的住处,我不曾找到陈小平,却碰巧遇到了吴仁华。我知道,那会儿吴仁华也是政法大学民运的幕后“高参”之一。我同吴仁华谈了成立跨校联合组织的计划,希望他能前往助威。吴仁华却认为他作为教师不便介入学生组织。我建议他以顾问身份参加会议,很遗憾,他最终还是没去。如果他去了,再假如他当时更果敢一些,我那天晚上就会把他推到高自联主席的位置上了。那么凭吴仁华的胆识和能力,我们一定会将高自联组建得更成功、更成熟、更稳健,会少犯许多错误。

我吃过晚饭,就匆匆地赶往圆明园南门外。继在北大开辟了每周三的"民主沙龙"后,我又在圆明园南门外每周五举办一次叫作“渊呜园”的聚会,寄希望于那里会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海德公园。北京的公安们对我们“渊呜园”聚会也是格外关照,有几次他们派来的坐在门里的便衣人数比我们在外面参加会的人还多。

当我赶到圆明园时,有一些学校的代表已经提前到了。我立即将先到的人领到我位于马路对面的宿舍。我当时除了在陈子明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供职,还同时在中科大研究生院的软科学研究所及国家教委属下的北京高联材料公司兼职。特别由于我发现那一段时间不断有公安便衣跟踪我,为了不给子明的研究所带来不必要的政治麻烦,也为了能更方便地主办北大“民主沙龙”及“渊呜园”沙龙,我索性从子明位于双泉堡的研究所宿舍搬出来,住到了在圆明园附近的北京高联材料公司。北京高联材料公司在那里有一个独立小院,一排小平房,我住其中一个房间,此外还有会议室和几间办公室。我就将各校代表领到了会议室。我安排了两名学生代表看守住小院的大铁门,每个出入的人一律检查学生证。当时有几个人自称是记者,被我拒之门外。其中有一位声称是《世界经济导报》张伟国的同事,希望能放行,但我要求两位纠察严格把门,不准放进任何不是我们通知的人。

陆陆续续的又来了几批人,总共来了大约六七十人罢。到七点钟,我让锁上大门,任何人不得出入。我们在会议室准时开会。我让与会的每个人登记,当时的那份登记名单很侥幸地被清华大学的宋立峰保存了下来,在十多年后又归还给我。如果当时就落入员警手里,相信会有更多的与会者被逮捕入狱。比如说我的同学黄海新及北大的张志勇等人就参加了那次会,但除了我,并没有别人认识他们,所以他们也一直未被逮捕。

七点钟刚过,我宣布开会,要求大家安静下来。这时坐在沙发上的清华研究生大声质问:“喂喂,谁能说一下今天的会是怎么回事?”我后来才知道那人叫宋立峰。“我来简单说一下”,我接过宋立峰的话,“我叫刘刚。我想大家大多都知道我,为了节省时间,我也就不更多地自我介绍了。”我实在是不好作太详细的自我介绍,我担心那会把很多人吓跑。“这里是我住的地方,我保证大家在这里开会安全。”我继续讲,“我们北京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已持续了一个星期。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我们有必要联系各个学校的骨干,尽快成立我们的跨校联合组织,使得我们在运动期间能够协调运作,统一纲领,统一行动。这就是召集大家来的目的,也是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我就讲这么多。下面我推荐由北师大的吾尔开希来主持会议。”大家随即都把目光移向了吾尔开希。吾尔开希正与他的北师大校友们嘀嘀咕咕地讨论着什么,听我说由他来主持会议,立即展开手里的纸片讲道:“我们要开短会。今天的会要进行这样几个程式,1、讨论通过组织名称,2、讨论通过组织章程,3、选举组织领导机构。大家对这几项会议程式有意见吗?”他环顾周围,没有人发表不同意见。“那么我们进行会议第一项,讨论通过组织名称。我建议的名称是‘北京高校学生自治临时联合会’,我们学生组织要纯学生化,防止社会其他阶层介入和利用学生运动。”

我一听吾尔开希建议的这名,就感到不够响亮。对于他的纯净学生组织的观点,我更感到是过于单纯和幼稚。“我提议叫‘团结青年联合会’。我认为学生运动的作用就是要像滚雪球一样将社会各阶层卷入到民主运动中来。我们的长远目标是民主自由,而不是自治。”

“好,我们现在有两个候选名字”,吾尔开希讲,“还有其他建议吗?如果有,我们现在只提名字,不允许作任何解释。”稍等了片刻,没有人建议其他的名称。“那么,我们就这两个名字进行举手表决。”表决的结果是吾尔开希提出的“北京高校学生自治临时联合会”获得了过半数通过。

通过了组织名称,吾尔开希又念了一下他预先准备的章程草案。大部分内容都类似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例如组织原则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等等。我还记得有一项叫作囗号是:民主、自由、人权。后来政法大学的同学提议增加一条法制。

吾尔开希宣布的组织领导结构是由五名常委组成,实行主席负责制,主席由选举产生。对此,我提出几点修正意见:第一是常委应实行单位常委制,即选出几所大学作为常任理事学校。第二是主席由常委学校轮流担任,任期一周,不设个人主席;每个学校派到高自联的代表最好频繁轮换;代表的责任是将各个学校高自联分会的决定和动议转达给高自联,并代表其学校参与高自联的会议和表决,以及将高自联的决定传达到本校。我的这些提议都是为了分散个人在政治运动中的风险,也是为了防止中共当局采取擒贼先擒王各个击破的战术。这些意见都被大家一致接受。

然后进行常委选举,先是选举了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政法大学作为常委学校。又有人(大概是石翁和马少方)提出中央民族学院作为少数民族院校代表、北京电影学院作为京郊八大艺术类院校代表进入常委会。也都被大家接受。

最后进行主席选举。那天参加会议的大多是大学本科生,那时年龄稍大些的都深知共产党整人的厉害,大多不敢公开介入这种有组织的反抗运动。那天参加会议的人中我感觉黄海新和浦志强是比较稳健成熟的。我知道黄海新不会冒这个头。所以在讨论章程时,我在私下里力劝浦志强出面代表政法大学竞选。但浦志强真心实意地认为他本人经验和能力都不足,不足以胜任主席一职。我转而求其次,让政法大学出席会议的六七人中推举一位候选人来。最后他们推举出周勇军。

在推举候选人时,北师大推举吾尔开希,我推荐政法大学的周勇军。我强调说我们在目前所选出的领导者要尽可能通晓法律,以便领导我们进行有理有力的合法斗争。两位候选人都作了简短而又非常精彩的竞选演说。最后举手表决结果是周勇军以微弱多数胜出。

其实,按照我当时的建议,由谁担任主席并不重要。同时,我也很敬佩吾尔开希的胆识。但我更希望由吾尔开希以外的其他人当选,这样就可以利用高自联主席职位培养造就更多的学生领袖。而对吾尔开希来说,他早已是过了河的卒子,是只能进不能退的了,不论他是不是当选主席,他都是公认的学生领袖了。而且我有一点担心,他一旦当选主席,一周后可能不会实行自动轮换。

选完主席后,我提议,自次日起,高自联在政法大学全日办公,各高校派代表到政法大学常驻高自联;四月二十四日在政法大学举办高自联成立新闻发布会。同时我提议政法大学由周勇军、王治新着手准备为我们的高自联履行申请注册登记手续。

最后,我提出由我联系法律界精英进一步完善章程草案,并联系其他各界人士组成顾问委员会和后援会,借此发动学生以外的其他团体的支持。吾尔开希还是坚决反对与非学生组织或个人合作,但同意由我去进一步修改章程。会议结束时大约是夜里十一点左右。

四月二十三日夜里及二十四日上午,我带着那份章程草案,分别谘询了方励之、陈子明、许良英、于浩成。记得方励之将“民主集中制”改成了“民主制”,许良英将“反对暴力”改成了“非暴力”,于浩成改了两个错别字,陈子明就只说了一句:如果需要资金就尽管说话。我那时不忍心牵连到子明,担心自己万一被抓进去,会把子明提供活动经费的事给供出来,所以就一分钱都没跟子明要。但我在那一天掏出了自己的两千元存款,为高自联买了第一台油印机和扩音机等设备。后来还了解到,于浩成为我们修改了两个错别字,竟被共产党关押审讯了两百多天。但那实在是不怪我,我在监狱中不曾供出他半个字。怪只怪他家住公安部部长楼,我出入时的登记都直接落到公安部手中了。

高自联成立后几乎每天都召开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四二七大游行、五四大游行,并在随后的运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关于高自联的其他有关活动,待以后有时间再慢慢交待罢。



八九图片:1989年4月23日,罢课、高自联及赵紫阳出国


1989年4月23日,北师大学生罢课

1989年4月23日,学生张贴罢课告示

1989年4月23日,学生代表参加高自联成立会议的签到表一页

1989年4月23日,赵紫阳(右)离京抵达朝鲜访问

八九图片

Tuesday, April 21, 2015

八九图片:1989年4月22日,北京学生参加追悼会并跪谏

政法大学学生进入广场

广场上的学生面对大会堂坐下等待追悼会召开,武警列队戒备

广场上等待追悼会召开的清华大学学生

广场上等待追悼会召开的大学生

政法大学学生在广场上高歌

追悼会开始,广场上学生站立默哀

人民大会堂内追悼会上遗体告别仪式

张志勇、郭海峰、周勇军(从左至右)在大会堂台阶上跪谏

跪谏的学生被其他学生劝回


八九图片


Monday, April 20, 2015

八九图片:1989年4月21日,学生游行去天安门广场参加追悼会

1989年4月21日晚上,北京大学生游行进入天安门广场参加翌日胡耀邦追悼会

八九图片

八九回忆:争取一个免于恐惧的社会(吾尔开希)

争取一个免于恐惧的社会

吾尔开希

几年以来,流亡异乡,心中最放不下的是我年近花甲的双亲,虽然自从八九年底开始就和他们保持着电话,通信联络,也从未忘记省下自己不多的零用金寄回家乡给父母亲治病,有朋友去新疆我总是恳求他们代我看望一下我日夜思念的父母,告诉他们,远方的儿子一切平安。但这一切并不能弥补不能见面的痛苦。去年夏天在台湾结婚,大喜日子的前一个晚上我和家里通了电话,听着我老母亲在电话的另一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我的心中充满悲伤。自己的婚事,我的父母亲居然不能参加,而这恰恰是他们在梦中都已描绘过无数次的一天呀!

把父母亲接出国的努力,我已持续了好几年了,至今仍无法如愿。去年(九四年)年底,我父亲因心脏病不得不来北京阜外医院,准备进行开心手术,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情绪,几天几夜,我卧不成寐,泪水在半夜浸湿我的枕头,这几年以来和家人联络的情形有如电影画面,映现在我脑海中。

八九年四月二十日学运刚刚开始,还未成任何气候,我与几个朋友秘密筹划借胡耀邦丧礼的机会,把学运组织化。中共北京市委在得知此一消息后短短二十个小时之内,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找到当时从新疆来北京就读中共中央党校的我的父亲,在四月二十一日中午派员随我父亲一道到北师大阻止我的行动,全市学生的誓师大会将于晚九时举行。那漫长的九个小时,我一方面处理着各种复杂的准备工作,一方面不断转移,从一个学生宿舍到另一个,每一分钟我都在痛苦中煎熬,我在躲避的是生我养我疼我爱我的亲生父亲呀!九点钟,当我站在北师大讲台上向聚集在那里的六万名大学同学宣布:“中国第一个公开的,民间政治组织成立”时,我立时被响彻云霄的欢呼声所围绕,奇怪的是,在如此震耳欲聋的声浪中,我却能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儿子!”我惊异地寻声望去。“你知道你在做什么?知道就好,知道就好。”我的父亲站在讲台脚下,离我很近的地方,我看到的他似乎一夜之间老了十岁,脸痛苦地扭曲着,我的心口一阵剧痛,我似乎感觉到那是父亲的心,也在剧痛。

那个晚上,我和我的同伴汇合一部分在北大、法大集结的学生,浩浩荡荡,约八万多人走向天安门。我在街道上,我在广场,我在人民会堂前,声嘶力竭地哭喊自由,我不敢想父亲那张脸,更不敢想,父亲是怎样从师大回到他的住处的,他一定哭了。

父亲是具有四十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翻译过包括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多位共产主义“伟人”的著作,给毛泽东作过翻译。文革期间,被毫不留情地整肃,造反派的折磨使他几乎瘫痪。他没有瘫痪,也保住了很多医生都宣布保不住了的腿,甚至最后扔掉了拐杖,令医生啧啧尔奈。我知道,他是靠了从我奶奶那里承袭的乐观积极的精神,是靠了他从小作放牛娃至后来一生从未放弃的勇敢与命运对抗的精神,重新站起来的。这种精神,曾鼓舞我从小就不怕强势,从高中时代就向强权挑战。那时,我知道,他站在我身后。我父亲的乐观勇敢使我在学运开始时勇敢地站出来,并没有太大的顾虑;作好了蹲大狱的准备,其它的,有我爸爸。可是当我在师大讲台上看到父亲那张因痛苦而扭曲的脸时,我找不到他的自信了:他一生站在强权的对面,现在他老了,当他的儿子要站在强权面前时,作父母的天性使他害怕,使他宁愿屈就于他对抗了一生的强权,全为保护他的儿子。现在是我站出来保护他的时候了,而我却使他担惊受怕。

学运如火如荼地延续了五十天。这期间,我们见了几次面,有一次在我宿舍,香港的几个记者,刚好在场。当我回答记者的问题时,深深地为这一场伟大的运动而骄傲,我看到我父亲的头高高地昂起,他也为他的儿子在骄傲吧!

更多的是担心,只有我们两人时,他抱住我,老泪纵横,说:“你不知道他们呀!你不知道这社会的复杂与恐怖”。

我绝食五天时,我母亲从新疆来到北京,她是坐了三天三夜火车赶来的。她见到我时,我正在医院,听说我妈妈要来,我洗了个澡。我已不记得上次洗澡是什么时候,每天在广场横爬滚打的我们,几乎已全都变了又脏又黑又瘦的泥猴,我妈妈见到我的样子一定很难过,我的脸色早已毫无任何血色,绝食已使我牙龈和嘴唇都变得惨白,我向护士要了一杯热水,忍着胃的巨痛把它灌下去,以使我的脸上略带红润。

母亲憔悴了很多,她不停地抚摸我的脸,彷佛我不是二十一岁而是十一岁。她从护士手中接过一碗我一直拒绝喝的稀饭,以沉稳却是不容置疑的态度,坚决地说:“从我得知你绝食到现在,我已绝食三天半了。”然后就像我小时生病时一样,把一汤匙稀饭递到我嘴边。我默默地张开了嘴,和着母亲的笑容吃下了五天以来第一口食物。

“六·四”屠杀之后那一两天,我百般努力让我父母得知我没有倒下,在近乎绝望的情绪中,通过了一位朋友,我得到父母亲带给我这样一个口信:“只要你活着,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们都活着等着与你见面。”我可以想像出父母亲说这话时的表情,这句话至今鼓舞着我,为我的理想,为和父母亲的再次见面而奋斗。

流亡的这几年,和父母通话时也经历了起初欲言又止,言辞闪烁,到前不久的一通电话,父亲畅所欲言的变化。

在那通电话中,我与父亲讨论中国的发展,他很虚心地问我:“国内很多人仍然认为,如果中国变成民主了,会天下大乱,也许会象台湾立法院打架一样乌烟瘴气,你们怎么回答?”

“爸爸,你记不记得学运初起时,北京市党委叫你到师大来劝阻我?”

“当然记得。”

“你为什么来阻止我?”

父亲想了想,说:“恐惧,怕你经历牢狱之灾,甚至被暗杀也不是不可能。”

“对,后来,你告诉我只要活着,几十年后见面也没问题时,你害怕吗?”

“反倒不怕了,心想只有不怕时,才能不死。”

“可后来在听到我成功出逃之前,你们是不是很怕?”

“怕得病倒了,儿子,我们在恐惧中熬了四十天。”

“我们后来在通话时,你还说些不要反政府之类的话,是为了什么?”

“还不是怕要监听。”

“我的朋友去看你时,你总是要大家说话小声是为什么?”

“邻居如果听到,会害怕与我们来往。”

“如果你们可以出来看我,这里的生活环境完全不同,我又没钱,你们也要从头学英语,怕不怕?”

“不怕,到了美国还有什么好怕的?”

“对了,爸爸,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说出我们所争取的,那就是一个人人可以免于恐惧的社会。”

父亲沉默许久,用激动的语气说出了他这几年在电话中最无惧的一句话:“祝你们争取一个没有恐惧的社会的努力早日成功。”


八九回忆

八九文件:包遵信等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公开信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胡耀邦先生是当代中国民主进程的象征,为政清廉的典范,人民大众的朋友,
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他坚决反对保守倒退,积极推进改革和开放,在人民群众中享
有崇高的威望。对胡耀邦先生的逝世,我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近日来,各界群众通过各种方式悼念胡耀邦先生。由于胡先生的民主形象深入
人心,北京高校学生们在悼念活动中提出了许多加快民主进程的要求。他们对领导
人的批评,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不能视为非法。新闻媒介应予客观公正的报导。

我们理解,学生们在这次悼念活动中提出的主要要求有:

一、继承胡耀邦遗志,加快中国民主化进程和政治体制改革。

二、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清除各级党政机关中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解决严
重的社会不公问题。

三、切实解决当前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软弱低效状态,实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
政府的责任制,不得以“集体负责”等任何藉口推卸个人责任。

四、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确保大众传播媒介的舆
论监督功能。

我们认为,上述要求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对于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凝
聚民心,共渡难关,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切实实现上述目标,也是造就长期安定
团结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认真听取学生的愿望和要求,
直接与学生们平等对话,吸取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历史教训;不能置之不理,
置之不理容易激起学生们的过激反应,不利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实现中华民族的
现代化大业。


此致

敬礼!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北京


签名:

包遵信、吴组缃、严家其、高 皋、李泽厚、于浩成、谢 冕、宗 璞、蔡仲德、
王 瑶、北 岛、苏晓康、王润生、谢选骏、荣 剑、陈宣良、远志明、何怀宏、
雷水生、郑 义、邓正来、梁治平、印红标、吴廷嘉、沈大德、魏明康、张 敏、
陈 波、张炳九、宋家钰、王照华、刘志琴、何志云、刘 东、周国平、戴 晴、
陈嘉映、朱 伟、王逸丹、樊 纲、赖长扬、吕宗力、史卫民、许良英、彭 卫、
杨百揆、苏 炜、田人隆、高尔强、林 英、赵越 、闵 铋、王 焱、孔捷生、
何绍伟、陈建功、荣伟菁、史铁生、王容芬、朱正琳、李 陀、赵世坚、王行之、
徐友渔、靳大成、方 鸣、邝 扬、秦孟周、王鲁湘、李春林、黄子平、陈平原、
钱理群、刘 林、张泽鸣、张暖忻、傅德惠、孙乃修、李书磊、柯云路、张世英、
周辅成、王太庆、钱碧湘、高伐林、陈小平、杨 晓、王军涛、高 瑜、刘卫华、
张大明、方尔加、黄宜民、林甘泉、舒 芜、许觉民、李学昆、沈斯亨、石 峻、
萧 前、方立天、王 颖、张立文、杨邦宪、卢兴基、何柞榕、张岱年、黄楠森、
张京媛、乐黛云、阎步克、赵庆培、林 庚、曾镇南、陈全荣、聂崎砥、陈燕谷、
尹慧珉、董乃斌、李 聃、袁 红、周发祥、樊 骏、杜书瀛、刘 纳、邢少涛、
贺兴安、刘福春、程 麻、吴 方、林 青、老高放、牛勇增、陈骏涛、何西来、
王 飙、裴效维、周永琴、王 信、胡 明、张国兴、李以建、杨世伟、杨煦生、
王志远、张卫平、孙炳珠、周 舵、于长江、贺为芳、谢 韬、赵一鹤、步近智、
童 超、李斌城、易谋远、胡宝国、吴丽娱、梁满仓、方积六、张海燕、胡厚宣、
孙 晓、姜广辉、马 怡、杨振红、王德胜、王树人、周礼全、喻柏林、王东成、
孙 津、贺 麟、李曙光、张明树、杨宪益、张 洁、郁 风、杨匡满、于慈江、
李 征、李丹慧、陈东林、吴 杰、胡友鸣、赵向阳、孙越生、常大林、董郁玉、
杨利川、张宗厚、陈兆钢、曹 兴、杨宇红、张勇进、王鉴岗、萧 锋、李永辉、
姬金铎、岳西宽


八九文件

Sunday, April 19, 2015

八九图片:1989年4月20日的大字报和游行


1989年4月20日大学校园里控诉警察暴行的大字报

1989年4月20日北大学生冒雨上街游行



Saturday, April 18, 2015

八九回忆:难忘的八九年四月十九日(熊焱)

难忘的八九年四月十九日
熊焱

我虽然此时身在伊拉克巴格达附近,置身于几万美军将士之中,过着与古代战场无异的生活,但是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四月十九日,我是终生难忘的。在写完“又忆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一文后,我就构思要把八九年几件亲身经历的大事回忆记录下来,包括六三、六四,虽然过去我也零星回忆过。

今天这里下了一场小雨,雨水虽不多,但也下得沙土湿,略有泥巴状。沙漠里下了雨,这是我们头一次经历。我们虽不是那些沙漠探险或迷途沙漠的人,滴水如命,极度干渴,我们的矿泉水多如沙土,随手可得,身体上没有什么干渴感,但生活在沙漠这个大环境里,无一丝青草,无一朵鲜花,也无一丝阴云,心理上实际已有了干渴感。今天的小雨妙极达致心理滋润之感,有点让我们心理复苏的作用。“空山新雨后”,不敢说,却让我们忆起天上还有下雨这件事。真是洞中方一日,世上已百年。可是八九年的事,不管过去几百年,我的记忆随时可以提起那些永远难忘的经历。

八九年四月十五胡耀邦死后,第一天没什么动静,第二、三天开始热闹起来。作为“煽动者”,我四月十五日中午就去了天安门广场,第二天正好是礼拜天,又去了天安门广场,其时,已看到便衣警察与广场市民有些拉扯行为,但尚无有组织的行动。我们隐藏其中,“惟恐天下不乱”(此词本是贬义,姑且让我做褒义一次)。到四月十九日上午,北大三角地已是贴满大小字报,人心鼎沸,不过也不见有组织行动。下午,法律系的一位老师见到我,他曾是负责对我进行审查湖南人小字报的老师之一,人很不错。他把我拉到三角地靠食堂的角落,友好地、关心地而又郑重地叮嘱我:熊焱啊,你和别人不一样(言外之意是我已有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再有什么言行就离反革命不远了),不要具体参与,观察观察就行。我非常高兴地答应他并表示同意。

晚餐后,三角地聚集的人不散,挤得水泄不通。三角地的高音喇叭开始广播了。那是一种从共产党执政以来,每次镇压运动开始时惯用的语调和措词。反右文革我本人没有经历过,不过在北京大学的三年我每年都听过这样的广播:“一小撮阴谋分子,有组织有计划地煽动闹事,企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并反覆广播。

大约六点时,我听得心里的火气冒了上来。因为在前年、去年也如此讲,而我亲自所经历的明明不是什么“一小撮”而是北大90%以上的学生在关心祖国的命运和前途,也不是什么有阴谋有组织有计划,完全是自发的,自觉的关心社会和国家。这心中的火气一起,答应过老师的话就全忘了。

我跳了出来,站在北大三角地中间出来讲演。据王丹学友在他的书中所写,我乃是当晚第一个站出来讲演的人,(可以肯定地说,89年成立自治组织乃始于北大的4月19日晚),如此推论也就是89年全国第一个站出来搞组织的人(4月18北大已有同学去天安门游行)。不过我想他是在恭维我。

我站出来讲的第一句话就把三角地的几千人弄得开怀大笑。“同学们(停顿),我是有前科的人(同学们大笑)。去年,我说:‘政府是狡猾的’(大笑),讲得不好,政府是聪明的,(大笑)。”

很快,三角地的同学就认出了我是去年参加过学运的老运动员。我讲了几句以后,就有另外的同学轮番上凳讲演。很快就谈到了建立领导学运的组织一事。当初在三角地的同学们一再恳请当时的学生会、团委会出来领导这场学运,不过千呼万唤他们就是不出来。

万般无奈之下,在近万人的热烈气氛中才成立了北京大学学运筹委会。当晚出来担当的人不多,那些上去讲演的人就成为当然的第一届成员。

今天回过来看,叫许多人无法相信,在当时的中国不要说团组织当然由党控制,就是一个小小的学生会实际都是由党在控制。中国又没有自由的传统的长老会式的教会,所以政党专制,全盘操纵,老百姓竟不以为不正常。习惯成自然,这是中国专制长期统治的主要原因。

讲到长老教会,不要说美国的共和政体就是对殖民地内各长老教会的模仿,就是在台湾也成为极有启发性的事。当年蒋介石移驾宝岛台湾,在特殊形势下专制得不输大陆,甚至还有“万年国代”的特殊笑话。最有趣的是,就在台湾的长老教会里有定期的选举,有正规的加尔文式的代表制、长老制。那就是说在这些长老教会里,基督徒清清楚楚地知道什么叫选举,什么叫代表。政府不行民主制共和制,百姓先有了选举、代表,有了共和的真正概念,叫政府羞得不好意思。

但中国大陆不一样,老百姓并无此训练。这是今日中国最大的难处,政府若专制,不行民主,不搞共和,老百姓便不知从那里开始。要么沉默,要么革命之。却无法从现在开始一点一滴来做。因此,在中国普遍建立教会,乃是具有意义的事情。

我离开中国已十二年多了,不知道现在各大学里的学生会还是不是由党在控制。若是一个小小的学生会都不愿意让出来,让学生们学一点自我管理的经验和实践,这些学生毕业后到哪里去学习和实践,自我管理治理(Self-government)的机会呢?若一点都没有,待到他们执政掌权时,便以愚昧专制欺瞒为当然的统治方式,一代又一代专制无穷。

八九年四月十九日晚,我们成立了第一个全国学生自治会筹委会。这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是要在共产专制的控制下争取结社自由的尝试。一个社会若没有结社自由就不会有真正长久的言论自由;没有这些自由,社会是不健康和没有活力的,政府的腐败乃是必然的事情。社会中的人若没有自由,生命就要逊色90%。

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也专制得可怕,国内人民没有多少自由可言。现在萨达姆倒台了,联军来这里要帮助伊拉克人建立自由的社会、民主的政府,让他们有一个真正的宪法,并把政府的权力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制,还政于民。因为这是世界的潮流。

天安门运动过去15年了,中共当局极力封杀历史的真相,好叫后人遗忘。但真的能欺骗世人那么久吗?我看不能,中国人民总有一天会知道历史真相的,总会有一天知道自由是生命中最宝贵的成分,就像米酒中的酒一样。


八九回忆

八九图片:1989年4月19日的天安门和新华门

1989年4月19日,中央美院学生将大幅胡耀邦画像放置在人们纪念碑上:

1989年4月19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这天晚上,新华门再度发生示威和冲突

政法大学周勇军在演讲

新华门前示威的人群

八九图片

八九回忆:记“八九”年第一次有组织的静坐(李进进)

记 “八九”年第一次有组织的静坐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八日在人民大会堂前发生了第一次对后来学生运动具有重大影响的静坐活动。这是继胡耀邦在四月十五日去世后第一次有组织的抗议活动。这次活动与“四、一九”和“四、二〇”新华门事件有直接的关系,对后来的绝食活动亦有间接的影响。这个事件发生的比较早,也由於后来大规模绝食活动具有更大的影响,故这次静坐活动虽有所报道,但在主要纪念文献中著述不多。“六四”屠杀后,海外第一本有影响的纪实文献“天安门一九八九”对此作了简单的记录:
悼念活动方开始两日,中共对校园便采取了隔离封锁的对策,严厉管制进出,这使学生将活动空间转向天安门广场。十七日夜,北大学生情绪高昂,突然掀起一阵砸瓶子(暗喻砸邓小平)的风潮,然后在一阵“游行去”的喊叫声中,上千名学生出发前往天安门。而后逐渐发展到十八日的人民大会堂静坐事件。事态进一步发展,次日凌晨,又发生了让中共领导人寝食不安的首度冲击新华门事件,学生直捣中共领导阶层居住的中南海,强烈要求与领导人对话。
这段描述基本是准确的。“四一八”静坐是“四一七“游行的继续和发展。但是,“四一七“游行前,北大的学生并没有砸瓶子,也就是说北大的学生当时并没有“砸”邓小平的想法。当时北大的学生只是在自己的宿舍里敲打自己的饭碗,传递一种号召的信息,并互相鼓励。可以说,整个“八九”学运就是从北大学生宿舍楼里敲碗声中开始的。

为什么这场运动是从这敲碗声中开始的?

八六年底全国各地学生陆续走上街头要求给予更多的自由和宽松的环境。北大学生也由此走上街头,聚集广场,最后和北京市委抗衡,并焚烧<<北京日报>>。事件虽被压下去,但学生们并没有服气。

一九八八年春,在中共“两会”期间,一些北大学生抓住一个能表达自己不满的机会,走上人民大会堂台阶给人民代表擦皮鞋。另外一件事是北大研究生会的“公开信”。当时,笔者刚刚走马上任北大研究生会主席。十来位研究生提出“从教育改革入手”,来表达政治参与的愿望。在第九届研究生会的参与下,我们在“三角地”贴出了一封写给“两会”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在当时轰动一时。虽然这件事不了了之,但从这件事上来看,学生们的政治诉求开始蓄发。

一九八八年六月,北大学生柴庆丰被校园附近的流氓用汽枪打死。此事在北大引起了又一次风波。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学生们又去了公安部和天安门。然而,这件事毕竟是一个刑事案件引发起来的,不好向政治诉求方向发展。

一九八八年秋,一种新的探讨政治改革热潮出现了。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子明和军涛当年在北京京丰宾馆举办的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的大型讨论会。笔者参加了会议。会后还请来了一批学者到北大,其中包括于浩成,包尊兴等。我们研究生会以他们为主举办了一个“现代化理论讨论会”。这次会议在北大有很大的影响。当然,北大当时还有许多别的活动,比如王丹组织的一系列活动。总之,八八年秋季那个学期,各种讲座,沙龙,和理论讨论会以及各种人物都涌进了北大。一场政治运动已经蓄意待发,只等机会。

胡耀邦的去世提供了这种机会。胡是“八六”年学生运动在共产党内的受压制者。胡的去世给学生们提供了表达积蓄了两年多的政治不满情绪的机会。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下午三时一刻钟左右,我正在北大三角地邮局里。北大研究生会的一位副主席告诉我:耀邦去世了。他补充了一句话:“又要闹事了”。我当时刚刚在香港做完我的博士研究课题,回到北京没有几天,头脑似乎有点麻木,不太相信会有什么大事发生。可当我从邮局出来后,在三角地的百货商店前,看到几个学生拿着标语急匆匆地走向三角地的报栏处,贴出来“耀邦永垂不朽”的大横幅。这幅悼念的大字横幅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耀邦去世的消息不超过几分钟。学生们的反应如此之快,令人难以置信。在这大字横幅后的一分钟之内,我又看到了第二幅悼念胡的标语。我可以说这两幅标语是整个八九民运中最早的悼胡大字报。

在我一个多小时后再次返回三角地时,悼念耀邦的大字报和小字报已经贴满了三角地报栏。大字报的内容已经远远超过了悼念的范围。如,“该走的不走,不该走的却走了”。四月十五、十六、十七日,整个北大学生的注意力都在三角地附近。通过大字报和演讲,学生门的情绪已经接近沸点。我已隐隐感觉到“该是出去的时候了。”

四月十七日晚饭后,我于其他几位博士研究生在我房间里闲谈,突然听到一阵一阵吵杂声。什么声音?原来是来自学生宿舍的敲碗声。这声音把我们不由自主地吸引到北大二十八号楼前。强烈的敲碗声夹杂着“游行去”的喊叫声,让人感到震撼。这声音大约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是这原始般的声音将上千人聚集到北大三角地,热血沸腾,情绪激昂。在学生们还不知下一步该如何做的时候,突然从二十八楼楼上降下一个巨幅挽联:“中国魂——部分北大校友暨师生敬挽”。

几位学生将这幅挽联沿四边托起并引导学生们绕校园而行。北大的学生们托着挽联在各个学生楼前转,目的在号召更多的学生参加游行。越来越多的学生聚集在这挽联周围,跟随它,走出校园,走向大街,一直走向天安门。

到达天安门时已是凌晨四时左右。巨幅“中国魂”挽联在上千人的注视下,由几名学生挂在了人民纪念碑上。随后学生们便开始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经过讨论,大家拟出了七条意见,并决定早上将意见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早上六时三十左右,推荐出的学生代表要求向全国人大办公厅对话,并递交书面的七条意见。这位学生代表就是王丹。他来回传递着与人大办公厅交涉的情况。交涉看来不顺利。学生们由於缺乏经验和具体的目标,於是大部分渐渐离去。只剩下约二百人坚守在人民大会堂正东边的空地上。我在站着,心里着急,为着场游行的结果而担心。

我没有参加以前几次的学潮。但我知道每次学生们走上街头后,缺乏组织,没有坚定的目标。游行抗议活动仅仅是一种政治宣泄。如果学生能有组织、有计划以及有目标地表达政治意愿,那么学潮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我跃跃欲试,想开一次先河。可是那一步如此的艰难。我当时刚从北大研究生会主席的位置上卸任。北大第十届研究生会是在我离开北京在香港做研究时提前召开的。当时北大党委已经对我失去了信任。原因是我做了几件“无组织无纪律”的事情。一是在上任不久便组织张贴了致“两会”的公开信。二是在八八年底组织了一次大型的“现代化理论讨论会”。我们请来了于浩成,包尊信,温元凯,等等。这些人多数都是“自由化”分子。第三件事是我擅自与台湾大学研究生协会发展关系,并在一九八九年二月在香港与台大研究生协会主席程千方和秘书长王俊彦会面。我们还签订了姊妹协会的协定。这触怒了保守的国家教委。所以北大党委趁我不在北京时提前换选。

风风雨雨的一九八八年耽误了我许多做学术研究的时间。从香港返回北京后,曾想安心坐下来做研究,完成我的博士学位。如果我迈出去组织非官方的学生运动,我清楚地知道,不仅我的博士学位可能拿不到,我也没有铁饭碗可吃。我内心犹豫,举棋不定,但又不忍离去。思前想后,突然一个观念出现在我的脑海:我无非是去做一个个体户好了。结论就是这么简单。当时根本没有料到后来发展的结果:坐班房并面临杀头的危险。

当我确定了去做个体户的底线后,我就毅然地走到了学生的面前,帮助他们进行一次有组织的抗议活动。我拍了几下手,以引起学生们的注意。然后我作了自我介绍。接着我发表了我的看法。我说“人大代表应当同学生们见面。我们也有权利向人民代表递交请愿书。这是我们的宪法权利。我是宪法学博士研究生,我意愿代表大家去递交请愿书。但是有一个条件,即如果人大代表接受了我们的请愿书,那么,我们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我们就应当离开。我们应当学会斗争的方式,做到有理, 有利,有节。”

我当时关心两个问题。一是,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学生们就会一哄而起,随后又一哄而散,不能形成有力量和有影响的学生运动。二是,如果学生们的请愿被接受了,那么学生们很可能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在没有长远目标的情况下,任何进一步的纠缠都是非理性的行为。所以我反复强调,学生要承守信诺。如果大家同意我的主张,我就代表大家去人民大会堂,如果不同意,我就离开。结果大家都同意了我的主张。於是,我就走向了人民大会堂。

我将我的北大研究生证出示给大会堂的警卫看并申明我是代表学生同有关方面谈判的。警卫让我进去了。我进入了人民大会堂里的一个会议室,那里已是坐满了人。我是学宪法的我向他们列举了宪法条款,指出人民代表有义务倾听人民群众的包括学生的意见。我说:人大办公厅应当接受学生的请愿。他们说,人大现在休会,代表不在北京。我们可以回到海淀区向海淀区的人大代表提意见。我回答道,北京市有许多全国人大代表。最后的焦点是:如果全国人大代表接受了请愿,学生会不会纠缠不清。我反复强调,学生已经承诺,递交请愿书后即回学校。他们不相信学生。双方相持不下。有人说要去研究一下。其实他们也在拖延时间,想进一步的了解我们这些人的背景。我非常生气,离开了会议室,并告诉他们我在大厅走廊里等他们的答复。

我在大厅里等着。我从来没有那么安静过,没有一点烦躁不安。两个小时就那么过去了。我深知,他们不会给我任何答案。他们所说的“研究一下”只不过是一个托辞而已。我胸有成竹:你们不是要研究吗,那好吧,我们会等你们的研究结果。我们会等一天,两天,三天,几天几夜,等它一年,哪怕就是我一个人,我也会等,直到有结果为止。我要和学生一起等,即静坐。

我走出大会堂。我非常感谢那些可爱的年轻学生。他们还是那么执着及坚定地坐在那里等我回来。我把谈判的结果告诉了大家。我告诉他们,人大办公厅的人员要研究,我们要在这儿等待结果。

稍会,我清理了一下思路并考虑了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如果我们在那儿等,我们就得有准备,很可能我们要等几天几夜,甚至更长。於是我就站起来向大家做简短的动员。我告诉了大家,我们可能不会在短时间得到任何答案。我们要等,可能要等很长的时间。我虽没有直接用“静坐”两个字,但已经告诉学生们我们在用一种静坐的方式请愿。同时,我将我们的静坐向外界披露。我要几个同学向全国通报,并向北大求援,要他们准备好棉大衣过夜。然后,我让人将挂在纪念碑上的“中国魂”挽联移到我们静坐的地方,大家围绕着挽联坐下来。


到了中午一点多钟,四月的太阳变得有些辣了而且学生们和我的的肚子也提意见了。这时,我就让几个学生拿几个纸盒子接受捐款。这可以说是八九学运中最早的捐款活动。由於往来的人较多,为了让人们了解我们,支持我们,我每隔约十五分钟就要站起来,将我们所做的前因后果做一番说明。路过的“叔叔”“阿姨”“大哥” “大姐”们被我们的执着精神所感动,纷纷解禳相助。

我们用捐来的钱买了盒饭充了饥,还买了笔墨纸张。我也得到一个手提扬声器,我可以讲话省点力了。

我们将学生请愿的“七条”写在白纸上并铺在地上,并不停的宣读这七条,以便让过往的围观的人们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七条的内容大意如下:
 
一,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未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 三,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四,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五,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六,取消北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十条”七,对此次活动作出公开的报道,见诸党政机关报。

从中午到下午五点,我们静坐活动显得比较“寂寞”。一是我们静坐的人为数不多,二是广场上的人成千上万。人们的注意力还是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悼胡的花圈和悼胡的有组织的队伍。同时北大的声援我们的队伍也迟迟未到。当时北大贴出来一张有关我们静坐的大字报,其中声称“李进进在天安门晕倒了”。后来方知,由於我要求他们带大军大衣,所以他们准备晚上来连夜战斗。

我正在焦急之中,突然一队打着“北京经济学院”大旗的学生在纪念碑献完花圈后,涌向我们静坐的地方。当时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前东侧广场上。他们大约有五百人左右。他们看到了地上的“白纸黑字”的“中国魂”。我不停地向他们宣讲我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於是加入了我们的静坐行列。他们有秩序的坐在“中国魂”的周围。由於我们的队伍“庞大”起来,再加上我不停的宣讲,加入静坐的人越来越多。到下午七点钟左右,在我的周围已达数千人。

这是一个数千人的聚会,没有事先的约定,又没有高音喇叭,更没有警察。维持秩序是一项急迫的任务。开始时,北大国政系教师陈玉国帮助维持秩序。在人数达到最多的时候,一位方脸宽肩的小伙子站起来用他那浑厚的嗓音和有力的拍掌声有节奏的叫喊:“坐下”,“坐下”。他就是王登跃。他边喊边拍掌维持秩序的照片刊登在《亚洲新闻周刊》一九八九年五月号的封面上。人们安静且有秩序地坐下。我继续用我那手提扬声器向四个方向重复的向大家演讲。回想起来,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时刻。几千人都那么安静地听我的演讲并期待着什么事情发生。这场合的安静和期待是对追求自由的力量的积蓄,是人们对自由的内心的呼喊。一种”天籁“将呼啸而下--如果自由不是恩赐的。

到了七点多钟,形势突然急转直下。当我在演讲的空隙,有人过来说,“人大”要同我们见面。我当即反应是“太晚了,可也是一个机会”。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我的面前。如果接受“人民代表”的接见,换句话说,人民代表接受了我们的请愿,我们就得履行我们的诺言:“回校园”。这样,我们刚刚形成的“千军万马”,就得立刻解散。如果不接受“接见”,我们将面临“食言”的局面,因为我们讲了一天“我们要人民代表接受我们的请愿”。现在他们来了,你又拒绝。当时,我没有任何人可以商量,因为我们没有组织也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时,我只有当机立断。我自己先去谈谈,然后审时度势,见机行动。

我需要得到静坐学生的同意。於是我有又向四个方向的静坐人群讲明情况。我先提醒大家,我们的目的是静坐,向人民代表提交我们的请愿,即“七条”意见。现在他们要“接见”我们,我们应不应当去?在我将情况讲明以后,我用反问句发问:我们学生应不应当遵守我们的诺言?齐声回答:是。我们学生是不是应当学会“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方式?齐声回答:是。如果人大代表按照我们的要求接受了我们的请愿,接受了“七条”,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不是就完成了?齐声回答:是。那么,你们同不同意我和他们现谈判?齐声回答:同意。

在得到群众的许可后,我就走向人民大会堂。当我到达人民大会堂高层台阶时,我反身一看,人民大会堂前已经形成了厚厚的人墙。至少有上万人。这种情形,我可重没有预想过。如果有人冲击人民大会堂,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

我一进入人民大会堂,有人就跟我谈话。我也不知到他们是谁。我当时有些激动,开口就是一番英雄气慨的语言:看,还是人民的力量大。我们等了十三个小时后,你们终於出来和我们谈判了。如果你们一大早就答应我们的要求,事情绝不会发展到现在的这样。现在,上万人在人民大会堂外,一旦发生什么意外,一切责任由你们负。

接待人员也顾不上和我争辩,单刀直入地说,几名人大代表已在会议室等待我们接受“七条”。他们让我赶紧过去,提交“请愿书”就了事。我当即拒绝。提交民主诉求不是我个人的事,是大夥儿的事。我不可能躲进小屋将事情了结。人民代表必须当着外面的群众接受我们的请愿“七条”。否则,静坐的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能愚弄他们。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他们同意人们代表在人们大会堂外接受我们的“七条”。可他们不同意人大代表到台阶下的群众中去。最后达成的协议是,人大代表必须站在中间台阶上接受我们的请愿。人民大会堂最高的台阶和最低的台阶恐怕有几十个台阶之差。如果站在最高的台阶上,那么,坐在最低台阶以下的上万群众什么也看不。但是让人大代表到最低的台阶上直接地和学生们见面,那不仅不安全而且这些人大代表无法摆脱学生们的“纠缠”。他们为了将事情尽快了结,同意了这个妥协方案。但是,我还得征求静坐的学生们的意见。

于是我又回到人群,将谈判的情况向人们作了简要的交代。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决定一定要大家同意。一是,我们应不应当提交“七条”,二是,如果提交了请愿书,我们是不是就应按照最早的承诺,结束静坐。我已经决定提交请愿书并结束静坐。现在看来我们失去一个同中国政府面对面合法抗争的最早和最好的机会。我可以找许多理由来拒绝谈判,不提交请愿书,并将静坐活动进行到一个动员全国人们参加的民主活动。如是这样,后来的绝食也就不会发生了。可是,我对当时的活动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也没有一个组织和团体可商量。我当时的最高思想境界是,让学生们学会一种斗争方式,学会有组织,有理智,有节制去进行民主斗争。

我回到静坐的群众中去。为了让静坐的学生同意结束静坐,我又不得不朝四个不同的方向发表演讲。当时我只能用反问的句子来争得一个肯定的答案。

“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要向人民代表提交请愿书,对不对?”“对”,齐声答道;“人民代表现在愿意接受我们的请愿书,我们交不交”?“交”,齐声高喊。“我们提交了请愿书以后,我们的任务就结束了,是不是”?“是”。“我们应不应当遵守我们的诺言”?“应当”。人民代表接受我们的‘七条’ 后,我们的静坐活动是不是就结束了,撤回学校,对不对”?“对”,齐声高喊。

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另外一个学生,后来才知道是郭海峰,一起走上人民大会堂的台阶。我手拿着用大毛笔字书写的“七条”,郭海峰拿着以人民大学的学生提出的“十条”。当我们走到中间台阶时,我停住不走了。我看到几个人民代表站在高层台阶上。结果工作人员赶紧用手招呼,让我往上走。而我却招呼他们下来,并说“人民代表是仆人,我们是主人。仆人应当下来接待主人”。这时一位人大代表,即著名的体育转播播音员宋世雄,大概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带头走下来了。其他两名代表也跟着走下来。他们是全国青联主席刘延东和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曹希平(?)。刘延东说,他们会向全国人大转交我们的请愿书。我用怀疑的口吻回答说“但愿如此”。事情就要告一段落了。

我又回到人群中,将情况向静坐的学生作了交代,并强调我们的任务已经结束。我在几名学生的护卫下离开了广场。原先一字排开的队伍,即刻变成三五一群的小团体。站在远处的人们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争先恐后的往里挤。

我花了约一个半小时回到北大。当时约晚上十时。我看到学生们一群群的往外走,而且多数都带着大衣。我一问方知,他们是去声援我去的。我在校门口告诉了一些学生,静坐已经结束了。由於他们不了解情况,而且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所以他们继续向天安门出发。

广场的情况在我走后变得有些混乱。静坐外围的学生和后来参加进来的人们不知道事情的进展。到了晚上声援的学生到达广场之后,又找不到组织者。后来我被告知,一部分不愿离去的学生,拉起那幅“中国魂”大挽联,冲向了新华门。新华门成了聚会的中心。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拉着挽联往新华门里冲,军警们一次一次地将人群堵回。最后,人们将那幅“中国魂”挽联扔进了新华门。到了凌晨,大批军警冲出来,连打带推地将群众冲散。这就是‘四、一九”新华门事件。当天晚上,不服气的人们又涌向新华门。军警们又同样地在凌晨将群众武力驱散。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说有人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国家的舆论机器开始为镇压编织口矢。这就是“四、二0” 新华门事件。

(原载博讯李进进文集



八九图片:1989年4月18日,学生在大会堂门口请愿

1989年4月18日,北大学生在王丹、李进进等带领下在人民大会堂门口台阶上静坐请愿

李进进用话筒向静坐的学生讲话,背景是“中国魂”条幅。

八九图片

八九纪念:布鲁塞尔自由火炬雕塑

纪念物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门口的火炬雕塑,显示多条手臂合力举起一只火炬。

布鲁塞尔的自由火炬雕塑
雕塑旁边有一个铭牌:


上面有多种文字书写的:
从星星般地弹孔中,流出了血红的黎明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比利时中国留学生

自由火炬与铭牌远景

自由火炬雕塑远景
照片摄于2015年4月16日

地点

地址:Boulevard du Triomphe 15, 1160 Auderghem, Belg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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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雕塑的底座上铭牌显示作者为林良材,当时在布鲁塞尔留学的台湾艺术家。雕塑建造的具体时间未知。



八九纪念

Friday, April 17,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