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18日凌晨,在天安门广场守候了一夜之后的北大学生只剩下了200来人。他们经过一番讨论,汇集出一份有“七条要求”的请愿书。(王丹回忆说“七条要求”是他和邵江在去天安门广场的路上时就已经拟好的。)
王丹和郭海峰带着大家转移到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王丹看到人数太少,遂打电话给北大的李淑娴教授,请她发动学生前来增援。(李淑娴那天上午在北大三角地以《广场上传来的电话》为题贴出通告,成为她和方励之是学运“黑手”的罪证之一。)
大会堂开门后,王丹和郭海峰进去向全国人大信访局递交请愿书,并希望能有人出来与学生对话。经过周折,信访局接受了请愿书。王丹向学生出示了收据后便自己回北大了。
但大会堂门口的学生并未散去,他们要求有人大代表出来当面接受请愿书。北大法律系研究生李进进站出来领导了接下来几乎长达一天的静坐请愿。为了更加引人注目,他们把纪念碑那里的大幅“中国魂”挽联搬过来展示在大会堂台阶上。参加静坐的人也越来越多。
李进进不时地进大会堂谈判。直到傍晚时分,人大代表刘延东、宋世雄和陶西平终于出面,在台阶上方众目睽睽之下接受了请愿书,但没有接近静坐的人群。李进进随即宣布静坐示威的目的已经达到,要求大家立即散去。他自己也马上离开了现场。
然而人群并没有消散。一群人高举着“中国魂”的挽联转而向新华门进发,在那里与从北大前来增援的大群学生会合,在新华门前聚集起来。他们在那里与守卫新华门的武警对峙,高喊“李鹏,出来!”。现场有过几番激烈推搡,“中国魂”挽联和几个花圈被扔进新华门,成为牺牲品。
当晚沈彤与他的几个“奥林匹亚科学院”同学也来到新华门。他们制作了几百张写有“耀邦遗言,阿斗误国”的传单在人群中散发,但没有得到反应。
这是八九年在新华门前的第一次请愿,拂晓之前人群自行散去。
八九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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