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May 5, 2015

八九回忆:王超华《五四复课之后》

五四复课之后

王超华


五月五日常委会罢免了周勇军的主席,又有若干常委辞职。五月六日中午的常委会不得不再次确认主席。这次没人推举我当正职了,似乎他们也觉出我难于号令众人。经郑旭光提名大家通过,吾尔开希又担任了主席。副主席好象就是郑旭光本人。郑旭光显然也对常委中存在的过强的个人表现欲不放心,提议规定主席的职责就是召集并主持会议,副主席的职责就是当主席不在时,代行主席职责。我很同意。开希对此自然感到失望,但只是苦笑着说,合着我就是个会议召集人。本来这天的会好象也通知在上午九点,但被民院常委打断了。他非常气愤地跑来质问我们,为什么把每天中午十二点的常委例会改到上午?为什么不通知他们来开会?面对他(当时我还认不准,不能肯定是否就是后来共同遭通缉的王正云)一副当然代表的理直气壮样子,无奈我只好解释说听说民院有三个组织,我们承认哪个都不合适,都可能伤了另两个,最好你们校内先联合了,因此就没通知。他否认了这种说法。当时大概还有些别的原因,于是会改在下午一点(?)到师大物理楼开。到那里才发现教室大半已坐了学生,我们只好到物理楼北面的草坪上团团坐下,推举主席就是在这里进行的。

组织工作方面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各校的组织在五四宣佈复课后趋于涣散。这个影响来得这么快是我们没料到的。这也是这两天常委会的重要内容之一。五月五日联络部派人送宣言,结果只联系上一小部分。五月五日下午我去法大了解对话团情况,记得只有十几个学校的代表到了。五月六日上午我曾督促联络部派人再跑一次,重点是让各校迅速派出对话代表。五月六日中午,联络部长和另一个小伙子一齐来到草坪上,来了就诉苦。他们说,很多中小型院校原本就没有正式的组织,预料可能要有大行动时,才有一两个热心人跑来打听消息。现在宣佈复课了,找上门去都没人愿出头。原来的热心人往往只愿意当联络员,不愿当组织者。引证一下我们学校的情况就可以知道,这种情况不足为奇。我自己就属于这种状况。不过我认为自己不愿在本校出头当组织者的主要原因不是怕担风险,而是自信不足。对类似竞选的争取群众支持的场合有怯意,对需要演说才能的场合有怯意。要说五四后对复课决议出笼情况作解释,我最该去的地方就是学校。可我几乎是下意识地迴避了。五一前我是又希望能证明自己有代表性,又害怕到群众中亲身证实代表性的过程。五一后我觉得代表性问题已解决,思想上轻松了不少。不过我校其他同学不愿公开出头的情况与一般中小规模院校是有共性的。这恰好说明了这次学潮并非“一次旨在推翻现政府的有组织行动”,我们从没象共产党建党初期那样打进各个学校秘密串联发展成员建立基层组织,再以此为渠道动员群众开展活动。群众是被现政府的不良政治动员起来的,而北高联则是各校自发成立的基层组织的一个鬆散的联合。高联的决策和行动无时不受基层群众的牵制和制约,绝非出于几个人在密室中的策划。因此,下面不主动,我们也就没了辙。我当时要求联络部五月六日下午无论如何再跑一遍各校,至少五月三日来开会签到的四十七所要都跑到,时间紧可以租一辆车。各校哪怕只能找到一位联络员,也要把他抓牢。五月六日上午我曾手写过一份通知,内容除了要求尽快派出对话代表外,还要求汇报本校校方和同学的各种反应,好象还写了我们对复课决议的宣传口径和对形势的简略分析。在这一周多的时间里,我用这种方式派联络部向各校发过数次通知,这是其中的头一次。因为要派若干人同时出发,我在西北楼四零零连写带抄好忙了一阵,深感总部没有自己的宣传工具办公设备的不便。这天下午,我只对通知内容略作了补充,便督促他们快去。那跟来的小伙子听我提到租车,插话说他已为高联的事动了好几次车了,希望能报销。先前我得知是他经常为开希租车时还想沾他的光呢,这会儿他倒想让我们报销了。我表示很难办到,就没再往下说。现在想起来总觉得这些事开希和郑旭光他们很少插言,似乎基本上只有我在操心。当时委託王志新管财务,结果碰到财务方面的事出面抵挡的还是我。他也没管过与各校联系健全组织的事。不过五月六日以后财务工作好象就移交人大的新常委负责了。我还曾见王志新和他两人在一起对账。后来我也找他了解过财务收支情况,得知联络部长和那个小伙子等人报了三百多元车费,他手中只剩下三百元人民币现金了。五四后的那一周多确实比较困难,属于低潮期。学潮两个月中有着明显的高潮低潮,只是事实上的高低起伏变化和政府后来大肆宣传的并不相同。从关于财务的记忆看,我参与的都是当“恶人”的事,对钱抠得紧,不愿花。其实并不是别人没管,只是别人没和我一块儿抠。这是应当补一句的。

这两天我们对五四后的形势和任务也做了分析。为了加强主动复课的意义,我们建议各校宣传这是学生对政府示以诚意,现在就看政府怎样办了。把对话团推到前台已是当时必须走的一步,大家同意对话团再送一份请愿书。事实上对话团已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动手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大约就是五月六日下午我去对话团时,他们正在朗读征求意见。为了在定稿后复印四份以便递交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四处,我和王志新还跑去想找法大复印室的老师帮忙。但那时已是四点多,又是周末,复印室已关门下班了。对话代表们很抓紧时间,找到了一辆小轿车,就让项小吉等几位代表拿着请愿书路上再找地方复印,匆匆出发了。出门时还在算计是否能在下班前送到各处。至于我五四晚上拟的那份稿,水平明显低于他们那份,我一字未提便给撕掉了。关于当时形势,在常委会和对话团的会上,我都提到了应对赵紫阳讲话作出反应,提到报上关于社会主义改革要过”市场关”与“民主关”的提法,认为这是信号,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值得庆贺,我们应当加以配合。我说,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周勇军仓促宣佈复课是歪打正着。对此,我们提出了“拥护赵紫阳五四讲话、反对四·二六社论”的口号。我记得这也是某次我手写通知的内容之一。至于复课决议,我们决定由北高联承担责任,向各校同学广作解释。对周勇军的指责只限于违反组织程序(因决议未形成文字,未经常委通过)不存在擅作决定的问题,但也提到对他四二六夜里的行为高联不承担责任,由他个人负责。总之,对改革形势看法比较乐观,但不愿放弃已开始的政治斗争。其实,如果当时还没动手组织对话团,这次学运会就此掩旗息鼓也未可知。在五月六日的常委会上,就有人反对坚持每天的常委例会,说是复课后形势变化了,一周开一次就可以了。这一条既没被完全否决也没被完全接受,最后只说有事随时通知。并且因为复课,也提到开会时间应改到晚上。可知赵紫阳五四讲话确实起到平息作用。但对话团刚成立又怎能没有下文呢?何况我们还想长期保留北高联这个组织。从另一方面讲,对话团的诞生也是在一系列情势作用下自然成熟的。如果不是知道存在一个高联和一个对话团,请愿还会继续,学生们也许不会那么顺利地接受复课。五月五日很多学校都有不少同学开始上课。老师们不管是否参加了罢教,对政治都更敏感。即使学生没来上课也在教室一直等到下课时间。因此报纸报道五月五日有百分之八十学生复课可能有夸大,但也说明一些问题。我们真正的失误是应该只提拥护五四讲话,不提反对四二六社论。要让中共在十天之内公开承认自己的一个重大决策是错误的,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过高目标。也就是说,对四二六社论,有四二七大游行作回答已经够了,完全不必再与政府纠缠。可惜我们都太缺乏政治斗争经验。


八九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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