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May 8, 2015

八九回忆:李大同《我参与起草新闻界请愿书的经过》

我参与起草新闻界请愿书的经过(节选)

李大同

……

我当时的思考是,本报内部的争论和分岐,实质上是我国现行新闻体制的弊端,与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的要求及广大新闻工作者要求改革这些弊端的愿望的摩擦。产生这种摩擦的重要原因之一,具体说来,就是新闻界尚未建立和形成对重大突发性新闻事件的符合新闻规律的快速、准确、灵活的多层次反馈机制。以上问题自一九八六年学潮后即成为我国新闻界和新闻理论界讨论并加以改造的重点,成为我国新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份。这项改革的具体成果,体现在对大兴安岭火灾、一些严重交通事故、拉萨骚乱等重大新闻的报导,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大大提高了中国新闻界在国内外公众中的威信。对以上取得的成果,国务院办公厅、中宣部曾在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关于改进突发事件报导工作的通知》中作了充份肯定,并提出了“要从引导国内外舆论,维护国内安定团结和我国的国际形象出发,本着中央关于‘提高开放程度,增大信息量’、‘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的精神”,继续努力改进突发事件报导工作的任务。

然而,这项重大改革毕竟尚处在探索阶段,还未形成制度化的机制,就突然面对这场规模空前浩大、背景空前复杂的学潮了。新闻界缺乏成熟的对策,只好再临时采用按统一指令,“不利的事件不报”的传统做法。这样做的客观效果,根据我所得到的信息,显然对平息局势弊大于利。

结果,对新闻媒介的抨击,成为学潮的重要口号;这种抨击得到相当多公众的共鸣;首都各主要新闻单位内部均就学潮报导方针发生激烈争论;一些新闻单位在内部压力下开始突破中央禁令;由于在我国新闻媒介上得不到关于这次学潮背景、状态和评论的足够信息,于是,“大道不通走小道”,“出口转内销”等方式传播的谣言不胫而走;收听《美国之音》、BBC等外台广播的各阶层人数激增。

我当时认为,这些情况表明,采用“不利的事情不报”的传统做法,使新闻媒介这个原来作为平息事态最有效的工具,反而成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因素,这不是事与愿违吗?所以我提出应当迅速修订学潮报导方针,这样才有利于稳定。

但是,这一涉及到新闻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不可能在一家新闻单位内独自解决,再在本报内部争论没有多大意义。但作为一名普通的新闻工作者,我,如何在这个问题上起作用,尽责任呢?当时我还没有想到恰当的方法和途径。四月二十九日,袁木在与首都部份大学生对话时说的一句话给了我启发。他传达了党和政府准备在各个层次上与社会各界广泛对话的愿望,说“对话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层次可高可低”。看完当时的对话录像以后,我觉得那场对话的水平很低。可见尽管大学生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文化水平,但他们受生活空间和阅历的限制,不可能对社会各个领域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有深切的体会,更不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看来,真正能够对我国改革和现代化事业起到制度化推进作用的对话,只能在党和政府与专业工作者之间开展。这时,我便萌生了就当前新闻界共同关心的若干问题与政府有关领导进行一次对话的念头。

四月三十日,当我否决了其他同志提出的“总辞职”倡议以后,就提出了对话的倡议。当即得到十几位部门负责人的赞同。于是,我开始考虑对话活动的安排。首先要争取不被误解或遭到不公正待遇,所以,我确定了几条原则,一是要站在帮助党中央改进工作的立场;二是意见和建议要以十三大精神为依据;三是不能像学生那样,提出众多的先决条件;四是要与学潮严格划清界限,只涉及新闻问题。考虑到本报总编辑徐祝庆同志的意见,我对活动以本报为主的原方案作了较大修正,决定广泛征求首都各新闻单位的意见,如对话倡议得不到多数新闻单位赞同,对话活动立即终止;如对话倡议得到赞同,但对话内容为非理性的激进方案所取代撤回倡议,并不再参与此事。

我起草了这封给党中央的信件,印了十几份,由我报记者叶研五月三日,带到了鲁迅博物馆。据叶研说,我们的东西魅力显然比他们的大,他们的《公开信》显得像“最后通牒”,而我们的则意味着一次行动。各单位要了我们的信,准备回去征求签名。结果把他们组织的会给冲乱了……据五月三日鲁博会议的主持者——《亚太经济时报》的罗立为介绍:

五月三日,原定是讨论《公开信》的事,在二楼会议室里。但不知道谁把消息透露出去,结果来了很多外国记者,四十多个外国记者,加上二百多个国内记者,房间里坐不下,我们只好把会挪到院子里草坪上开,请各报派一名代表参加,其他人与外国记者先在葡萄架下休息。我们议定了《公开信》的第二稿。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中国青年报》的叶研也拿出一个打印稿征集签名,引起了一阵小小的混乱。后来经人提醒,叶研表示对东道主《亚太经济时报》道歉,并提议是否可以考虑将两个东西揉在一起?同意。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了。以后又讨论了怎样送《请愿书》的问题。大家商定,五月四日中午十二点到新华社南门集合,然后到西交民巷的中国记协递交《请愿书》。当时也议论了如果学生游行,新闻界是否参加。大家的结论是,我们站在路旁表示声援。有人说,既然是“静站”,为什么不游?当时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大家并没有太重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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