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June 30, 2015

八九一日:7月1日,美国白宫特使秘密抵京举行高层会谈

1989年7月1日,美国总统布什的特使,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和外交部副部长伊格尔伯格(Larry Eagleburger),在北京进行短暂国事访问。他们会见了邓小平、李鹏、吴学谦、钱其琛等高级官员并举行了会谈。

六四屠杀后,美国政府公开宣布中断中美政府官方交流。但布什总统为了维护两国关系,私下给邓小平写了一封密信。得到回复后,他派出这两位大员秘密访华,其使命是面对面地交流双方看法,保持联络渠道的畅通。布什后来认为他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但对中国方面没有做出实质性回应感到忧虑

会谈中,杨尚昆的儿子客串记者,拍下了照片但没有公开。1989年12月,斯考克罗夫特再次访华时被媒体发现,白宫才不得不公开7月份这次高层接触的秘密。


八九一日


Monday, June 29, 2015

八九一日:6月30日,周舵被捕、陈希同做总结报告

1989年6月30日,“四君子”之一周舵在这天被捕。人大常委会开会,北京市长陈希同在会上做了长篇报告,该报告是官方对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总结性文件。


八九一日

Wednesday, June 24, 2015

八九文件:钱学森《人民的共同心愿》

人民的共同心愿 
——6月16日在学习邓小平同志讲话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
钱学森

今天我们中国科协在京常委举行一次学习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重要讲话的座谈会。

两个多月来,在我们首都北京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先是学潮,后来演变成为一场动乱,最后又进而变成一场反革命暴乱。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阶级斗争。现在,在我们国内,阶级矛盾并没有完全消灭,在一定范围内还是继续存在的。掀起这一场反革命暴乱的是极少数、极少数人,不会到人口的万分之一。他们有两个方面的人:其一是反革命暴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主要是极少数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而且搞政治阴谋的人,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人,向非法组织提供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其二是出面制造打砸、抢、烧等种种暴行的,主要是一些没有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一些政治性的流氓团伙,以及“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和其他社会渣滓。这些家伙都是我们的敌人,因为他们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对他们只有一条,就是坚决镇压。这是阶级斗争嘛!

自从6月4日凌晨以来,是谁胜利了?是这些反革命坏分子胜利了,还是我们中国人民胜利了?这是很清楚的。他们是极少数、极少数,一旦我们认清他们的嘴脸,他们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社会主义中国是推不倒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是推不倒的;这些反动派是必定要灭亡的。但这次暴乱也提醒我们: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而且往往是国内国际相呼应相勾结的,并且它将长期存在。这是我们的一点根本认识。

我们这几年的确问题不少,怪事丑事实在太多,但是这决不是大政方针的问题。邓主席这次讲话很明确,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完全正确;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完全正确。我对邓主席这段话完全拥护,完全赞成。既然方针政策完全正确,为什么在执行中出现这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跟这一次出现动乱,最后演变成反革命暴乱,恐怕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大家要想一想这个问题。也是邓主席说的,要回顾一下我们的过去,也要展望一下将来,要总结经验。我想,我们科协,大家都要考虑这个问题,研究研究我们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能够给我们的党,给我们国家提供什么好的建议。

邓主席讲,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确是这样的。这几年思想被搞得太乱了,这是一个全面性的问题。我这几天老是在考虑,我们科技知识界能做些什么。在科技界,大致上说,不同年龄层次的人,思想状况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很重要。大概60岁和60岁以上这一层次的特点是经过旧中国和新中国这两个历史阶段,其中不少人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呆过,认识资本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这些人大概对“美国之音”不会相信,看问题心里有一个底。其次大约是40岁左右的人,虽然说不上经过旧社会,但是他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他们吃过动乱的苦。这一点他们很清楚。在我们科技知识界里面,在这场风波中最需要帮助的,恐怕是20岁左右的人。他们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比较多,容易相信“美国之音”。我们中国科协是否要考虑,动员60岁以上的、40岁左右的人来做20岁左右的人的工作。请中国科协常委会宣传工作委员会研究研究,提出你们的看法,将来我们常委也可在这个问题上有个意见,给党和国家当个参谋。

最后,我在这里要对方励之这个民族败类表示愤怒声讨。两年以前,在1987年党中央、国务院春节团拜会上,我就指名道姓,说方励之鼓吹的全盘西化是彻头彻尾的谬论。不但如此,他以宇宙学权威自居,但他在宇宙学方面的许多理论观点也是错误的。就这么样的一个人,居然当选为中国科协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副理事长!这不是学术风气不正吗?我们要反思。是否请我们常委会的组织工作委员会和国内外学术交流委员会研究研究,考虑考虑这个问题。

总之,两个月来,在北京和全国不少地方发生了这场灾难,决不会只有负的一面,损失的一面,我们国家一定会总结经验教训。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充分表达了我们科技工作者的心愿,我们中国科协一定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中国科协的工作做好,为建设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出力。

原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28日



Tuesday, June 23, 2015

八九文件:李鹏《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

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

李鹏

我们这次党的第十三届四中全会,是根据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召开的,主要是讨论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的错误,并相应作出必要的组织处理。这是当前为了进一步平息动乱和稳定全国局势,巩固党的领导、维护全党的团结和党与人民的团结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现在我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就这个问题向全会提出报告,请同志们审议。

(一)

两个月来,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完全附庸于西方大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场动乱和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社会基础,也是同赵紫阳同志所采取的错误立场分不开的。

赵紫阳同志所犯错误的主要表现是:

第一,从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到四月二十二日治丧结束,他对悼念活动中出现的日益明显的动乱迹象,一直采取容忍和放纵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形成和发展。

胡耀邦同志逝世后,在首都的许多高等院校,由于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分子长期策划和背后操纵,悼念活动很快发展成为政治性的示威游行。一时间谣言四起,出现了大量的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攻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短短几天内,连续发生了聚众冲击中南海新华门的严重事件,出现了占领天安门广场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标志着首都的动乱局面已经形成,并很快波及全国许多城市。在西安、长沙和其他一些地方,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烧等犯罪活动。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中央和北京市许多同志都感到事情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多次向赵紫阳同志提出,中央应有明确的方针和对策,以便迅速制止事态的发展,但他那时只强调克制,只强调对话,回避对事件的性质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讨论,使党和政府丧失了制止动乱的时机。

这个期间,动乱制造者们通过学潮提出了一系列带纲领性的政治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彻底否定1987年初中央对胡耀邦同志辞职的处理;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在反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同这种要求相呼应,知识界长期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些人,连续在《世界经济导报》等单位举行的座谈会上,大肆鼓吹为胡耀邦同志“平反”,为反自由化“翻案”。这表明动乱一开始就表现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对于这种严重情况,赵紫阳同志从未讲过一句要反对或抵制的话,相反地在上海市委作出整顿《世界经济导报》的决定以后,他不仅不予支持,表示不闻不问,甚至责备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五月三日他在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前,尚昆、依林、锡铭等同志和我一再提出,在他的讲话中针对动乱中提出的纲领,应加上明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但都遭到他的拒绝。

第二,从赵紫阳同志四月二十三日出访朝鲜到五月四日会见亚行会议代表发表谈话,他采取两面手法,先是同意中央常委对动乱性质的判断和制止动乱的方针,随即把他反对中央方针的态度公开暴露于群众之中,使本来已开始趋向缓和的势态重新激化起来,使动乱朝着更加严重的方向发展。

赵紫阳同志出国访问后,中央常委于四月二十四日晚召开碰头会,听取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关于首都高校情况和社会动向的汇报。会议认为,当时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首都几十所高等院校已有六万学生罢课;有的继续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制造谣言,蛊惑人心;有的成立非法组织,抢占学校广播站,强制解散学生会;有的上街讲演,组织募捐,派人到工厂、中小学和外地串联,企图煽动全国性的罢课、罢工。形势十分严峻。会议一致认为,种种事态表明,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决定由北京市委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发动群众,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四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对中央常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对动乱的性质作了深刻分析。四月二十六日,根据常委决定和小平同志讲话精神,《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重要社论。党中央及时将常委决定和小平同志讲话电告正在朝鲜访问的赵紫阳同志,他当即回电中央:“常委并报小平同志,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

《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发表后,由于中央揭露了问题的实质,制止动乱的旗帜鲜明,起到了稳定首都和全国局势的作用。动乱策划者们的嚣张气焰被迫收敛,策略与口号迅速改变。在四月二十七日首都高校学生的游行示威中,大量攻击、谩骂的语言骤然消失,打出了“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大标语,并把先前“打倒腐败政府”、“打倒官僚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口号一下子改成了“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的口号。此后,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国务院各部委、北京市委和市政府负责人相继同学生对话,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到五月四日游行时,参加人数大为减少,学生情绪大为缓和,学潮组织者当天就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宣布游行告一段落的宣言。

赵紫阳同志从朝鲜回国后,在五月一日举行的常委会议上仍然表示同意四月二十四日常委的决定,认为前一段对学潮的处理是好的。但是,只过了两天,他突然改变了态度,指责根据常委决定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定性错误,提出要加以纠正。他的错误主张,受到了常委其他同志的抵制和反对。五月四日下午,他在事先没有征求常委任何同志意见的情况下,在会见参加亚行会议各国代表时,发表了一篇同中央的立场和方针完全不同的谈话,公开把中央内部分歧暴露于世。

赵紫阳同志的亚行讲话是完全错误的。第一,在已经出现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第二,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这场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第三,在已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在利用学潮搞动乱的情况下,他还只是说“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正因为这样,他这篇讲话的发表,就成了动乱急剧升级的转折点。那些搞动乱的人从中看到了中央的态度不一致,看到了中央有人公开支持他们,摸到了气候,找到了后台,于是更加有恃无恐,越闹越凶,越闹越大。

第三,从五月五日赵紫阳同志亚行讲话发表之后到五月十七日中央常委作出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之前,他顽固坚持对动乱采取退让政策,同时策动舆论扩大事态,把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

由于赵紫阳同志的亚行讲话和中央制止动乱的方针截然不同,动乱策划者们从中受到鼓舞,更加猖狂地进行种种活动,使本来已经趋向平缓的局势骤然逆转。五月六日上午,赵紫阳同志又同中央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负责同志谈话,向新闻界烧了一把火。他说,“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导,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他甚至还说,“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他在这里竟把明显的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说成是“国内人心所向”和“国际进步潮流”。他的这篇谈话向新闻界传达以后,使舆论上迅速出现了支持学潮和动乱的错误导向。首都乃至全国各地的游行示威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各种攻击、谩骂的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大量增加,内容更加恶毒和反动。这个时候,非法学生组织集中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彻底否定《人民日报》社论,承认学潮是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二是,承认学潮中非法成立的各种学生自治组织。动乱的策划者玩弄两面手法,一面表示愿意同政府“对话”,一面组织绝食活动,并于五月十三曰开始,煽动和挟持部分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把他们当作“人质”,作为实现其政治阴谋的“赌注”。由于学生绝食引起了社会的同情,加上舆论的错误导向,前往“声援”的人越来越多,从几万、十几万发展到几十万之众。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也因此而受到严重干扰,一些国事活动日程被迫变更,有的被迫取消。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会城市游行人数急剧增加,一批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游行,这是前所未有的。

在当时十分险恶的形势下,中央常委于十六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常委中的多数同志认为,面对险恶的形势,绝对不能退让,只能更加坚定地反对动乱,制止动乱。大家认为,如果承认《人民日报》社论有“错误”,承认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他们必然要强迫党和政府承认他们提出的一切错误的乃至反动的政治纲领,承认一切非法学生组织,进而成立其他非法组织,在中国搞反对派、反对党,要实行多党执政,最终迫使共产党下台,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这就是他们制造动乱的目的,不达目的,他们是绝不会罢休的。在如此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赵紫阳同志不听常委多数同志的意见,仍然坚持退让。他当时还曾提出,向学生承认社论是错误的,可以说社论稿曾发到朝鲜经他批准,由他承担责任。这是他耍弄的又一个手腕,理所当然地受到常委多数同志的拒绝。这个时候退让还是不退让,根本不是什么对学潮的态度温和一点还是严厉一点的问题,而是究竟要不要制止动乱的问题,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整个事态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当天晚上,赵紫阳同志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关于邓小平同志领导作用的谈话,更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他在会见的一开头就对戈尔巴乔夫说,“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他还说他是第一次公开透露了中国党的这个“决定”。他同戈尔巴乔夫谈话发表后第二天,游行示威的人数和对邓小平同志的攻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游行队伍中,“打倒邓小平”、“邓小平必须下台”等标语、横幅到处可见,口号声不断。在天安门广场还传出了邓小平已经辞职的谣言,一些人疯狂地放起了鞭炮。在这同时,“拥护赵紫阳”、“赵紫阳万岁”、 “赵紫阳荣升军委主席”等标语口号充斥于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

第四,五月十七日中央作出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之后,他完全置大局于不顾,破坏党的组织原则,破坏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采取了公开同党闹分裂的立场。

在五月十七日再次召开的中央常委会议上,赵紫阳同志仍然固执己见,坚持退让,多数同志坚决反对他的意见。大家认为,绝对不能再退了,再退就会发生全国性的动乱,几代人为之奋斗所取得的革命和建设成果就会被全部葬送掉。小平同志坚决支持中央常委中多数同志的意见。为了制止动乱,会议决定立即调集一部分军队进驻北京,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对此,赵紫阳同志说他无法执行,提出辞职。当受到严厉批评后,他虽然撤回了辞职请求,口头上表示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实际上却进行了完全同党相对立的分裂活动。

五月十九日凌晨,他到天安门广场去看望绝食的学生。他告诉学生学潮的性质、责任问题终究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实际上起了鼓励学生坚持绝食的作用。他还说“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不象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这样的一些话,既表明了他坚持同党相对抗的态度,又传递了他在中央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的信息。

五月十九日晚,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了中央关于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在这之前,中央常委从维护党的团结的大局出发,决定由他同李鹏同志一道在大会上发表一篇讲话,他不同意;接着,又请他主持大会,不讲话,他还是不同意;最后,请他只出席大会,他仍然不同意。这样,他就在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把他同党闹分裂的态度公开暴露在全党全国和全世界面前。

在五月二十日国务院下达戒严令之前,几乎所有奉命前来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都遭到了学生和社会闲杂人员的围堵,未能进入预定地点。大会召开前后,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单位中,被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是赵紫阳同志的“智囊”的一些人物,纷纷从幕后跳到幕前,四出串联,到天安门广场和街头巷尾发表煽动性演说,炮制和散发种种传单,掀起了一股反对戒严,打倒杨尚昆、打倒李鹏的反动浪潮。他们还大肆宣传唯有赵紫阳同志是爱护学生、反对腐败、推进民主和主张廉政的,进一步煽起了“还我紫阳”、“保卫紫阳”的鼓噪。

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后,动乱制造者们的一个重要斗争策略,就是逼迫人大常委会提前举行会议,作出撤销国务院戒严令的决定,并进而召开全国人大特别会议,罢免现政府。为此,四通公司研究所的一些人,四出活动,上下串连,知识界带头支持学生绝食的几个头面人物在香港报纸上发表文章,在海外制造舆论,给人大常委会施加压力。就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请假休息的赵紫阳同志未与常委商量,在五月二十一日个人同意发出电报,要万里同志中止去美国的访问,提前回国。赵紫阳同志与这些人配合如此默契,值得人们深思。

种种情况说明,赵紫阳同志对党采取的分裂行动,对动乱制造者们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舞。他们制造种种困难和障碍,严重干扰和破坏戒严命令的执行,干扰和破坏中央制止动乱和稳定局势的部署,终于导致六月三日在首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反革命暴乱。

我们认为,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赵紫阳同志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已不适宜继续担任他目前承担的重要工作。我们建议,本次会议作出决议,提请中央全会撤销赵紫阳同志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同时建议对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问题作出决定,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并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成员进行必要的调整。

(二)

这场动乱乃至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从国际环境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着资本主义世界渡过战后危机重新获得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得到比较大的发展时,一些人感到意外而产生困惑,甚至无视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存在的种种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对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伟大胜利和必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信念发生了动摇。与此同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进程中遇到许多困难,在决策上也有过严重失误,致使社会主义制度本来具有的优越性未能始终一贯地发挥出来。这就不能不影响到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影响到“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思潮相当严重地泛滥开来。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势力竭力鼓吹共产主义运动“已在瓦解”,可以“不战而胜”,有计划地通过种种渠道对社会主义国家加紧进行思想、政治渗透,支持和扶植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发展,力图动摇社会主义已经取得的阵地。这种“大气候”对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国在内的知识界、青年学生乃至党内同志所产生的严重影响,决不可以有丝毫的低估。

从国内环境来看,中国在粉碎“四人帮”后就出现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九年初在这股思潮刚刚冒头的时候,就旗帜鲜明地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尖锐地指出:如果动摇了四项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动摇了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以后,他又明确地提出了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任务。但是,多年来反对自由化的方针一直没有得到认真地贯彻执行,不仅实际措施很少,甚至口上讲得也很少。赵紫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逆流不但没有受到遏制,相反地愈益发展,以致泛滥成灾。有些人越来越猖狂,有的公开宣称社会主义的尝试和失败是二十世纪的一大遗产,有的公开发表所谓《私有制宣言》。在这场动乱乃至反革命暴乱中,一批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并从事政治阴谋活动的人,便成了动乱和暴乱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而长期纵容、鼓励和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赵紫阳同志之所以成为在党内支持动乱的代表人物,也就一点不奇怪了。

赵紫阳同志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在改革开放和建设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同时在指导思想上有明显错误,在实际工作中有不少缺点和失误。他的错误也有一个逐步发展和暴露的过程。当他的错误尚未象后来这样明显暴露的时候,党的十三大推举他担任了党的总书记。党只能在历史的实践检验中选择自己的领导人,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但是,赵紫阳同志辜负了党和人民的重托,他的错误在担任党的总书记以后不但没有得到克服,相反地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至在这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达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

赵紫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实际上放弃了四项基本原则,消极对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致使党的风气、社会风气继续恶化,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明显降低,党的战斗力大为削弱。邓小平同志最近指出,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了,艰苦朴素的作风丢掉了。这里说的教育失误,绝不是像赵紫阳同志一度解释的那样,仅仅是指党对教育事业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没有真正解决教育所需的投资和提高教师待遇,而主要是指对全体人民的政治思想教育严重忽视的问题。赵紫阳同志很少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更谈不上采取什么措施去落实了。1987年1月在他主持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公然说,今后四个坚持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其他三项可以不提或少提,当时就有同志提出必须强调坚持社会主义,他竟说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现在谁也讲不清。党不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样的领导难道还算得上是共产党的领导,难道还能不蜕化变质吗!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某些腐败现象十分不满,十分痛恨,对社会分配不公愤愤不平,但他却一再说发展商品经济初期腐败现象不可避免,还不加分析、不讲条件地鼓吹创收。这种错误的方针,使党克服腐败和加强廉政建设难以有效地进行。赵紫阳同志借口“改造”政治思想工作,诋毀和否定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甚至主张取消政工干部队伍。他在工作中实际上总是想淡化党的作用,不很好依靠党的各级组织进行工作,不强调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党在群众中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严重削弱。他在经济工作上也有不少重大失误。去年出现的明显通货膨胀,既有去年工作中的问题,也是多年来经济过热、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结果。正如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许多问题在三年前、五年前就出现了,如果那时就采取措施,损失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大。但是,赵紫阳同志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从来不作自我批评,也不接受别人对他的批评。这一切都说明,赵紫阳同志在这次动乱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决不是偶然的。

总之,这场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斗争反映到党内来有它的必然性。赵紫阳同志的严重错误既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有他自身的思想根源。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同志对他的错误有过批评,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毕竟对他监督不够,在这方面也是有责任的。今天,我们能够揭露并纠正赵紫阳同志的严重错误,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导集体是坚强有力的,是能够经受住任何艰巨复杂斗争的考验的。我们一定要从赵紫阳同志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进一步健全和加强党组织首先是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这对于我们党是至关重要的。

(三)

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粉碎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这场暴乱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迟早总会爆发,早爆发比晚爆发要好,现在爆发比将来爆发要好,损失要小得多。这是因为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包括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薄一波、王震等老同志都健在,他们在关键时刻对平息暴乱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他们在这场斗争中经受住了严峻的政治考验,实践证明他们不愧为英雄的人民子弟兵,不愧为人民民主专政坚强柱石,不愧为捍卫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钢铁长城。

邓小平同志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是我们总结过去,思考未来,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的纲领性文件。我们应当以这个讲话的精神为指针,系统吸取过去工作的经验教训,切实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克服党和政府严重脱离群众的倾向,加强同广大人民的密切联系,重振革命精神,恢复艰苦奋斗的传统,团结人民继续前进。对此,中央准备进行认真的研究讨论,作出相应的部署。这里,我们先提出以下一些初步的意见。

第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四项基本原财是立国之本,必须毫不动摇地、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绝不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我们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坚持正确的部分,纠正失误的部分,加强不足的部分,在经过认真的治理整顿之后,把我们的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搞得比过去更稳,更好,甚至更快。

第二、为了取得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彻底胜利,我们必须把清查反革命暴乱分子的工作进行到底,决不手软;我们要放手发动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依法惩处人民深恶痛绝的刑事犯罪分子,坚决打击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各种破坏活动,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第三、我们一定要从这次学潮、动乱乃至暴乱中吸取经验教训,加强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认真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并且长期地坚持下去,决不再象过去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那样走过场,决不半途而废。

第四、对于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切实加以纠正。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克服腐败,惩治官倒,清理整顿公司等人民最关心的问题,一定要在近期内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做出成效,以取信于民。

第五、在经济工作方面,要继续贯彻执行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特别要真正做到控制物价上涨幅度,争取农业有一个好收成,继续压缩基建规模和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加强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努力调整经济结构,克服目前面临的困难,保持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

第六、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我们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要进一步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特别是依法行使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同时要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努力创造安定、团结、民主的社会政治环境。

第七、对于我们平息反革命暴乱,西方和海外舆论大肆制造和传播谣言,在国际上主要是在美国和西欧国家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我们相信,谣言终将被识破,真象终将大白于天下。在这困难的时刻,我们全党全国人民更加需要团结一致,顶住外来的一切压力。已经站了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会在任何压力下屈服的。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对于某些国家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我们要有理有利有节地展开必要的斗争。

全党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我们一定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八九文件

Monday, June 22, 2015

八九一日:6月23日,新华社公开刘晓波被拘捕

1989年6月23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刘晓波因参加动乱被拘捕。其实,刘晓波是早在6月6日自己从躲避的外交公寓中出来后就已经被捕,但消息一直没有公开。

这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4月26日“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遥相呼应。


八九一日

八九文件:新华社《刘晓波参与动乱被拘留》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据北京市公安局提供的消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刘晓波去年11月去美国访问讲学,在美期间与反动组织“中国民联”头目胡平等人关系密切,曾为“中国民联”起草《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支持煽动学潮。今年4月27日,刘晓波从美国回北京直接参与并煽动动乱,已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审查。


八九文件

八九回忆:刘晓波《避难在外交公寓》

避难在外交公寓
《末日幸存者的独白》第三章第三节

侯德健躺在担架上,由四个协和医院的医生抬着。他的一双手垂下来,随担架晃来晃去。我走在担架边上,拉住侯德健的手,希望他能清醒过来,和我说点什么。但是德健一点反应也没有,那双手象死人的手,或象刚刚打过麻醉药完全失去知觉的手,任人摆布而没有一点儿感觉。我对抬担架的一位医生说:“德健是不是不行了?”医生把手伸进毛毯里,摸了一会儿说:“问题不大。”我说:“能快点走吗?我来帮你们抬。换换会快点儿。”那位医生说:“刘先生,你身体也很虚弱,还是我们抬吧。”说完,他们又叫来四名医生,替换正在抬担架的四个人,加快了脚步。就这样,八位医生交替着把侯德健从广场一直抬到协和医院。

在路过通向王府井大街的十字路中时,一辆公共汽车正在长安街上燃烧。车身倾斜,黑乎乎的浓烟飘向空中,油漆被烧焦后散着刺鼻的气味。被烧得发黑变形的铁皮,在火中不断扭曲,发出一种奇怪的声响,就象有什么东西被强行撕裂似的。王府井大街上空空荡荡,见不到一个行人,只有几名外国记者跟着我们拍照、录影。突然,一辆救护车停在侯德健躺着的担架旁。驾驶室里探出一个头问:“有垂危的伤员吗?担架上的是什么人,干脆上车,我们负责抢救。”抬担架的四个人停住了,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一个医生问我:“刘先生,怎么办?”我说:“还是抬着保险。上了车,德健就不知道被拉到哪去了,反而更危险。”医生点点头,示意抬担架的继续走。

协和医院的大门口围着几十人,这些人都是来探听自己的亲人、朋友、同学的下落的。医院的人劝他们不要急,查对也要慢慢来。我和王越红跟着侯德健的担架进了协和医院。德健被抬去检查身体,我和王越红在外面等着。我再次劝王越红回家,她仍然不肯。一会儿,德健在两位年轻医生的搀扶下出来了,虽然看上去脸色不好,但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医生把我们三个人领进一间小屋中,屋里有两层床和一张桌子,看来是供医生值夜班用的。医生们拿来面包、香肠、汽水、西瓜给我和德健吃。吃了些东西后,德健的气色逐渐恢复了正常。医生们劝我俩好好休息一下。王越红回家了。我和德健一头栽到床上,竟死死地睡了过去。

一阵敲门声把我惊醒,原来是王越红。她回家安排了一下又回来了。这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了。我叫醒德健,商量怎么办。我说:“这里不能长呆。我想回家。”德健说:“现在绝不能回家。一来街上太危险,二来你的家肯定被监视了,我们最好还是躲一躲。”我问:“去哪儿?”德健说:“外交公寓”。我说:“现在家里的人不知道我们的死活,一定要让家人知道我们是安全的。”德健说:“可以打电话通知家里人。”王越红插话:“你们俩出去太危险,还是由我去。”我俩把家里的电话和一个外国朋友的电话告诉了王越红。一会儿,王越红回来了,她说:“已经告诉陶力和程琳你俩很安全,请她们放心。那个外国朋友说,三点半他开车来协和医院接我们。”我们三人在那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焦急地等着,胡乱猜着周舵和高新的下落。两个医生一直陪着我们。下午三点二十五分,两个医生带我们走出了医院的大门。由于怕德健被人认出来,医生稍稍给他化了妆,穿上白大褂,戴上白帽子。医院的门口仍然聚集着许多人,从他们脸上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们寻找亲人的焦虑。

我们三个人在协和医院门口站了大概有十分钟左右,一辆挂着黑色牌照的红色轿车神奇地出现在我们身边。车门开了。我们立即上车。开车的人对德健讲着不太流利的汉语。这时,一群人围了上来,人群中突然有人喊:“侯德健!”汽车飞快地启动,甩开所有的人。

我们的车上了朝阳门立交桥,德健才笑着对开车的朋友说:“你是北京最勇敢的司机。”开车的人没有回答,表情严肃地盯着前方。东二环路上,几乎排满了军车,只有我们一辆载客的民用小轿车。我望着车窗外向后飞掠的军车,真为司机捏把汗。我一直在想:如果被截住怎么办?如果戒严部队向我们开枪怎么办?十分钟后,我们的车驶进建国门外交公寓的院子,一颗提着的心才放下来。

在等电梯时,那个外国朋友嘱咐我们不要说话。电梯的门开了,开电梯的中年妇女上下打量着我们三人。我顿时又紧张起来。以前就听说过:“在外交公寓为外国人服务的工作人员大都负有监视住户的使命”,“六·四”期间,这种监视肯定要加强。六月六日深夜,我离开外交公寓后,在街上被绑架式地抓住,就证明了从我进入外交公寓就已经被盯住了。

一进朋友家,我和德健就紧紧地抱住为我们开车的朋友,连声道谢,他的确是北京最勇敢的司机。我们避难的寓所还是我前些天见白杰明的地方,屋里的一切依然如故,同样是宽敞明亮的客厅,同样是色泽舒适的地毯和沙发,同样的酒、茶,同样的音乐……好象是这里的一切与昨晚的血雨腥风无关。但是,在我的眼中,这里的一切都有种异样的感觉,站也好,坐也罢,总感到心中空空,一点也不踏实,随时可能有恶运降临。唯一可以使自己镇静下来的方法就是洗澡。淋浴的喷头向我赤裸的身体上喷洒着密集的水珠,我毫无感觉地揉搓着自己的皮肤,仿佛不是在洗去几天来积满身上的污垢,而是在清除渗入心底的恐惧。我手下的肌体似乎是个远离我而去的无生命体,它感觉不到水滴,感觉不到温度,感觉不到有两双手轻轻地揉搓。尽管洗手间中很热,但我仍然不住地颤抖。我始终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离开了那层层把守的士兵,离开了那些毫无表情的目光,离开了闪亮的枪口。

从洗手间出来,走进客厅。我叫了一声,“德健,洗澡吧。”德健一动不动,好象没有听见我的声音。他蜷缩在一把靠窗的椅子里,呆呆地看着窗外。我走过去,站在他的背后,顺着他的视线向窗外望去。下面是建国门立交桥,桥上是排列整齐的军车和来回走动的士兵。

突然,门锁响起来,我和德健顿时紧张起来,不约而同地向门口望去。门开了,进来的是这个家的主人周思和琳达。他俩都是我们的朋友。四人相见,既惊且喜,他俩万万没有想到我和德健能如此安全地进到这里。我们四人紧紧拥抱,琳达哭了,泪水表达了她的担心、焦虑和意外的欣喜。

房间里的人一多,紧张的气氛自然就有所缓解。当只有我和德健时,我俩都不掩饰我们的恐惧,但是有了周思和琳达,我俩又毫无感觉地变得潇洒、超脱起来,好象我们不曾身处层层戒严部队的包围之中,不曾听到过枪声,不曾被士兵用枪口逼下纪念碑,我们只是听到别人说过广场的情况,现在只不过在向周思和琳达转述。尽管我的心还在剧烈地跳,我在讲述撤离的经过时尽力保持平静,偶尔还要玩点儿小幽默。德健更是一副超然于生死之外的神情,他讲到躺在担架上的感觉时说:“我已经死过一次了,葬礼都举行完了。”

吃过丰盛的晚餐,琳达坐在我和德健的对面,商量以后怎么办。琳达让我进澳大利亚使馆,我不同意;德健要我马上去广州,他在广州有一套房子,可以供我使用,我也没有同意。我说:“在我没有见到高新和周舵之前,我绝不离开北京。”反过来,我力劝德健离开北京去香港。德健开始时不同意,但到最后,还是我的话起了作用:“德健,我们四个人必须出去一个人,把六月四日的真相告诉全世界。这是我们的责任。而你出去的条件最充分。如果你也留在北京,也许人们一辈子也不会知道清场的事实。”德健同意了。

接下来琳达分别给陶力和程琳打了电话,告诉我和德健正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并嘱程琳准备好德健的护照,我们会派人去取。我又分别给高新和周舵打电话,想让他俩也来外交公寓。周舵家里的电话没人接。高新的未婚妻张小梅接了电话。我告诉她:要高新呆在家中不要出门,明天会有人开车去接他。

那天晚上,我们根本没睡。白杰明从澳大利亚打来长途,叙述了他在电视中见到的北京大屠杀的血腥场面。当琳达向我们转述时,我和德健都感到庆幸,当时的北京城,风暴之眼的纪念碑附近是最安全的。同时,我又隐约地感到不安,有一种道义上的犯罪感,总觉得死于戒严部队枪口下的人与我发起的绝食有关。一种挥之不去的推论总是跟着我,直到我被抓进秦城监狱,直到我获得自由,直到我走进坟墓:“如果我不发起绝食,就不会有新的运动高潮;如果没有新的高潮,政府也许会等待着学运的自我瓦解,不会进行强硬的清场;如果没有强硬的清场,北京市民就不会与军队发生正面的暴力冲突;也就不会有现在的暴力屠杀。”当我从秦城监狱出来后,多次向朋友和熟人谈到过这种想法,尽管他们都众口一辞地说清场早已决定,与我们的绝食无关,但我仍然放不下这心灵的重负。每每想起,都感到自己不自觉地和共产党一起策划了“六·四”大屠杀。
  
至今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晚上九点多钟,我的学生程真不知从哪打来了电话,问我是否安全,是否想尽快离开北京躲一躲,她说她可以安排一切。我告诉他我现在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谢谢她想着我。程真打来的电话使琳达非常紧张,说不定已经有人知道了我的下落。万一出现意外,对我和德健、对周思都没有好处。

晚上,窗外不时地传来枪声,有时密集,有时零星,有时近在几十米之内,有时好象从北京城的某个角落里响起。我们几个人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窗前度过的。一阵枪声响后,我们总要拉开窗帘的一角,小心翼翼地向外张望。六月五日凌晨二点多钟,我们看见有五十多辆坦克驶过建国门立交桥,向天安门方向开去。我们边听外电的广播,边议论着、猜测着北京的局势。英国BBC的华语节目,播放了对著名翻译家杨宪益的采访,杨老愤怒地说:“在中国的首都北京,用坦克、装甲车和全副武装的军队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和青年学生,是北洋军阀不敢为的,国民党不敢为的,连日本人也没有干过,但是今天共产党却干了。这样的政府,天理难容。”杨老的仗义直言令我们感动不已,因为我、琳达、德健都是杨老的朋友,曾多次去他家聊天、吃饭。我们的《六·二绝食宣言》的英译稿还请杨老帮过忙。“六·四后,由于他坚持自己的反对戒严和屠杀的立场,他被开除出党。
  
六月五日,又有几位澳大利亚在北京的公民避难于周思家中,准备乘六月七日的飞机回国,周思家成了一座难民营,但是是一座生活条件优裕的难民营。除了睡觉不太方便外,其他的条件还是满不错的。而且,高度的紧张和恐惧很难使人成眠,所以人多反而成了一件好事。六月五日一整天,琳达都在为从德健的家中取回德健的护照忙碌,打了无数次电话,托了无数多门路,结果还是没希望。琳达一闲下来就劝我进澳大利亚使馆,并且当即写了邀请信,以备在必要时得到澳大利亚使馆的签证。但是,我执意不肯去。我的理由是:绝食由我发起,至今不知道周舵的死活,也不知道高新的情况,如果我进使馆寻求政治避难或逃亡国外,而周舵和高新被捕,那我将在国外或使馆中背一辈子道德的十字架。琳达气愤地说:“到什么时侯了,还讲哥们义气。现在是能逃一个算一个。”我反问道:“那你为什么不先回国,非要和德健一起去香港干吗?你不也是出于对朋友的忠实吗?”琳达无言以对。后来,在监狱里,提审人员都对我有条件逃亡而没有逃表示敬佩,出狱后,也有朋友夸我这样做的勇气。但我以为,我这样做实在不值得夸耀。我之所以留在北京,没有进使馆避难或逃亡,完全不是出于留下来为“六·四”、为八九抗议运动、为死难者承担责任,而是为了狭义的哥们义气,为了自我良心的解脱。如果当时我、周舵、高新、德健四人都有条件逃亡国外,我想我就不会考虑留下来承担责任,肯定和他们三人一起逃亡海外,或避难于使馆。不是“六·四”中死难者的鲜血和生命留住了我,而是狭义的私情留住了我。宁愿不负朋友之谊而冒险,不愿为自己深深卷入其中的、结局悲惨的运动承担责任,这难道有什么正义、道义、高尚可言吗?绝对没有。
  
从外交公寓的窗户向下望,可以清楚地看到建国门立交桥上的军车和头戴钢盔、手持武器的士兵。中午十二点左右,十几辆军用卡车载着一车车士兵驶过立交桥,有的车上的士兵不断地向天空鸣枪。有一辆军车驶到立交桥的一半便停住了。司机下车和车上的士兵说了些什么,士兵们跳下车,截住后面开过来的军车上去了。显然,那辆停下来的军车出了毛病,孤零零地停在桥上。半个小时以后,几个市民来到军车旁,看着驾驶棚和车厢。他们用铁器砸开油箱,把汽油洒向驾驶室、车头和车厢。然后划着火柴,扔进驾驶室。顿时,火舌蓦然升起,从驾驶室的窗口向上升腾。过了一会儿,整个车身都开始燃烧。那几个烧车的人站在几十米外欣赏着他们的杰作。令我和德健奇怪的是,在这几个人烧车的全部过程中,立交桥上的戒严部队离他们只有二十来米的距离,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烧车。而那几个烧车的人一点恐惧感都没有,一切都干得从容、自信、毫不慌张。一开始,当我和德健看到他们在士兵的枪口下烧车,确实替他们捏了一把汗。但是,直到这辆车烧黑烧焦,也没有一个戒严部队的人出来干涉。这是不是戒严部队有意为之?是不是政府为了证明“反革命暴乱”而精心策划的阴谋。我被捕后,看官方的平暴录影,也见过类似的场面。在历史博物馆的马路上,一排军车开过,其中的一辆被人群截住,砸毁、点燃,但后面的军车好象没有看见一样,匆匆开过。据官方报导烧毁军车是所谓的“反革命暴乱”的证据之一,是不是官方有意拿出一些早该淘汰的破车让市民烧,烧得越多越好?
  
同时,戒严部队的士兵却对外交公寓的动静警惕万分。他们不让外国人站在阳台上录影、拍照,甚至不让外国人看。只要一发现有人站在阳台上,戒严部队就鸣枪警告。从窗口,我看见几个士兵追赶一个小伙子,一边追一边开枪。这时,有一个外国人站在阳台上录影,大概是想录下戒严部队开枪抓人的场面。那个外国人一出现在阳台上,几十个士兵一起跑过来,枪口对准那个外国人,大声道:“不准录影!”“赶快回去!”“再不回去,我们就不客气了!”过一会儿,一个当官的拿着手提式扩音器,冲着外交公寓的窗口反复喊话:“请你们不要录影,不要站在阳台上。不听劝告者,我们无法保证其人身安全,一切后果由自己负责。”
  
五日下午五点多,高新随周思来到外交公寓。一见到高新完整地站在我面前,我无法抑制地抱住他哭了,高新也掉下了眼泪。德健没有哭,但从他的表情中能看出他的激动。高新说:“我和程真、梁兆二一起走的,在六部口看见坦克碾死学生。有的士兵一边笑一边开枪,他们打红眼了。中午到了北师大,去陶力家,安慰了她一阵,吃过午饭,就回家了。陶力让你在外面躲一躲,能出国就出国,不要考虑她和孩子,这是陶力托我带给你的三千元钱。真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
  
高新还说:“昨天晚上枪声一响,陶力就到北师大东门前等你,从半夜十一点半一直等到天亮,等到从广场撤下来的学生全部返校。她没有找到你,以为你非死即伤,她哭得眼病又犯了。”
  
陶力,我的前妻,我儿子刘陶的母亲,无论是在我们没有离婚时,还是在我们离婚时,我都对不起她。除了我放荡的生活给予她心灵上、身体上的痛苦和绝望之外,我参与“八九抗议运动”的风风雨雨,也始终令她悬着心;在惊吓中度过了我回国后的日日夜夜。不管“八九抗议运动”的结果多么惨烈,不管我因此受了多少磨难,统统与陶力无关,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是我自己要回国、要投入、要绝食。我在外面风风火火,有刺激、有观众、有名声,即使受难也不会白付代价,即使死了也只能自己负责。而她呢?她得到的是什么呢?除了痛苦、惊吓、焦虑、揪心,除了疾病的折磨、抚养孩子的艰辛、卧床两年和病魔搏斗之外,她一无所得。当我在“八九抗议运动”中面对欢呼的人群时,我从未想到她和孩子;当我面对成群记者、闪光灯,自我感觉良好地讨论时事时,我从未想到过她的痛苦;当我在广场上和其他女人调情时,更没有想到过她那受过多次伤害的心灵还在滴血。因此,陶力与我离婚,无论在什么时侯、什么情况下都是理由充足的。象我这样生性放荡而又贪恋社会功名的人,根本就不配有家庭、不配做一个负责的丈夫和父亲,不配得到陶力的爱。接到离婚协议书时我所经受的痛苦完全是应该的,而且它还远远不能与陶力所承受的痛苦的深度相比。
  
在周思家吃过晚饭,除了没有任何目的的等待外,我们无事可干。德健出于道义上的激愤,提出由我们四人联名写一份面向世界的紧急呼吁,呼吁全世界主持正义的政府和公民在物质上、道义上谴责中国政府的法西斯暴行,支持“八九抗议运动”。德健说:“这个呼吁录成磁带,如果我能出去,就带到海外。如果我走不成,就交给琳达或其他人带出去。”我和高新开始时都有些犹豫。我觉得周舵不在场,不知他会怎么想。德健说:“没问题。我们四人在广场组织撤离时的一致是超人的,现在仍然如此。更重要的是,人权是国际性的,受到联合国的保护,我们的呼吁完全合法。”在德健的说服下,我和高新同意了。
  
呼吁书的起草自然由我执笔。草稿出来后,大家都觉得不够简练,太长。德健进行了删改,加上了杨宪益在接受BBC采访时说的那段话,最后由我订稿。《呼吁书》的大致内容如下:
由胡耀邦逝世所引发出的、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民主运动,是完全符合宪法的。此次运动一直遵循着理性、和平、非暴力的原则。但是,李鹏政府居然动用坦克、装甲车、军用卡车、飞机和全副武装的军队来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完全是法西斯行为,是八十年代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暴行。 
现在,大屠杀已经血染整个北京城,学生和市民仍然坚守着和平的非暴力的原则,它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的大觉醒。这种觉醒绝不是靠血腥的暴力所能镇压的。 
在中国现代史上,如此大规模地血染北京城还是第一次。北洋军阀没有干过,国民党政府没有干过,就连日本法西斯也没有干过,今天却由共产党干了,这样的政府,天理难容。 
为此,我们向全世界一切维护人权和民主的政府呼吁,向全球一切主持正义、维护和平、反对暴力的良知呼吁,给中国的法西斯政府以经济上、政治上、外交上、道义上的制裁,给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和“六·四”的受难者以一切形式的支持与声援。 
呼吁人:天安门广场的绝食者      
侯德健、高新、刘晓波、周舵      
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于北京
周舵的签名由我代笔。《呼吁书》写完后,由侯德健和高新分别对着录音机念一遍。琳达当时把《呼吁书》翻成了英文。我们商定,如果德健能出去,公开发表由四人签名的呼吁书要视我们三个留在北京的人的情况而定。如果我们三个人被抓,就只以德健一个人的名义发表:如果我们安全,就以我们四人的名誉发表。后来,由于六月六日的忙乱,《呼吁书》的原稿和录音带是否被带出国境,是否安全发表,我就不得而知了。

六月六日差不多一整天,大家都在为德健的护照和飞机票奔忙。上午九点多钟,高新冒险骑自行车去双榆树的德健家中取护照。从建国们到双榆树,几乎横穿了大半个北京城,我真为高新捏一把汗。一个小时后,高新从德健家打来电话,说程琳已经带着护照走了,肯定是她去了建国门外交公寓。果然,过了一会儿程琳打来电话,说她在国际大厦门口,带来了德健的护照。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是否让程琳上来。但是最后我们一致认为不能让程琳再卷进来了,少牵连一个人是一个人。于是,琳达和另一个澳大利亚的女孩儿下楼取回了护照。程琳想见德健而没能如愿,我想她肯定非常痛苦。六月六日的北京城还充满着恐怖气氛,人走在街上随时都有危险,程琳能孤身一人给德健送护照,已经是忘我的勇敢之举了,确实让人感动。我想,不管程琳和德健的关系到了多么不可挽回的地步,但是在当时或在以后,德健都应该感谢程琳能够冒着风险给他送护照。

高新从德健家里出来,就直接去昆仑饭店附近的一个民航售票处给德健取去香港的飞机票。这边桑哗和王越红带着护照和钱去和高新见面。我、德健、琳达和其他几个人在焦急地等待着。下午四点左右,高新打来电话,说一切都办妥,约定在澳大利亚使馆的门口见面,一会儿,周思从使馆回来,接在他家的几个澳大利亚人去使馆。德健又找到一个外国朋友的车一起去澳大利亚使馆。德健的飞机票是六月七号的,他必须在使馆住一夜,第二天和琳达一起飞往香港。在周思家中避难的所有的人,特别是琳达都劝我和他们一起走,躲进大使馆肯定更安全。但我执意不肯。我一定要等到高新和王越红回来,再商量怎么办。另外,我一直为不明下落的周舵悬着半颗心。

我看见他们忙碌着收拾东西。德健的行李最简单,只有一个小挎包。他把我叫过去,拿出他身上所有的人民币,共一千七百元交给我,他说:“我一出境,这钱也没用了。你们留在北京的人也许用得着。”

一阵忙乱过后,房间里一下安静下来,要走的人都聚到了门口,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我的身上,我知道分手的时侯到了。德健过来,仿佛特别不情愿地和我拥抱,他对我说:“小波,这次分手很难说什么时侯再见,你多保重。如能见到周舵,代我问候。如果你想开了,等高新回来,你们也一起来吧。”琳达哭着和我做最后的吻别,她的嘴唇贴在我脸上时,我感到一阵彻骨凉气,那是一种冰冷的悲哀,渺茫的离别,尽管她在不住地颤抖。直到门已打开,其他的人都走向电梯时,琳达还在说:“小波,跟我们一起走吧。”我固执地摇摇头。琳达的眼中掠过一种无可奈何的凄凉。我送他们到电梯门口,又和所有的人一一告别,最后我对他们说:“放心吧。我知道怎样保护自己。如果高新和王越红也能进大使馆,就代劝他们进去。如果不行,请你们开车把他俩送到这。”电梯的门开了,他们动作缓慢地上了电梯,当电梯的门缓缓地关上时,我看见德健负疚似地看着我,撇了撇嘴。

电梯开走了,我呆呆地站在走廊中,盯着那个闪着红光的倒三角,那垂直向下的形状让我想起一个大头朝下的人,正在被从无限的高处推下来,一头栽入无底的深渊。真不知道德健此去,是入天堂还是下地狱。

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回到周思家,关上门。忽然感到从未有过的冷飕飕的失落,仿佛在生死攸关之时我被最好的朋友抛弃了。尽管我心里清楚,谁也没有抛弃我,完全是我自己决定留下来,但是,我的意识的清醒已经无法控制那种浸透整个身心的失落感。偌大的房间,刚才还到处是人,是各种混合的气味,是各种嘈杂的声音,但是仅仅几分钟后,它空了,空得如此迅速、突然,如此不留余地;它静了,静得毫无道理、毫无感情。仿佛在我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挨了猝不及防的一击,还没等我有所反映,攻击者早已不见踪影。我的确懵了。

头脑里空空落落,外界无声音,内心里也没有窃窃私语,没有独白的词语,甚至没有任何可以称之为动的痕迹。唯一能作的就是双脚机械地移动,走遍周思家的角角落落。经过一大段可怕的空白之后,自己对自己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不能就这么等着,必须干点什么。”我的目光在房间里东游西荡,象轻飘飘的败叶没有着落。我坐在沙发上,拿起一本杂志,又放下。起身倒了一杯水,拿到嘴边又不想喝。我走进洗澡间,想解手,但又什么都尿不出来。我拧开水龙头,洗了把脸,想让自己清醒一下。擦脸时,偶尔在镜中看见自己,仿佛在看一个脏兮兮的陌生人,总也洗不干净。我又去洗脸,一连打了三次香皂,毛巾把脸皮擦得火辣辣的。突然,我想起了德健的眼睛那目光似乎是在做永久的告别。我猛地意识到,也许不会有任何人再走进这套公寓,我将一个人长期地生活在这里。不行,我一定要出去。我快步走向门口,但是恐怖逼迫我没有勇气开门。只要跨出去,我将无法回来。门是一条界限,门外的世界仿佛杀机四伏,到处都是陷阱,狰狞狠毒。

犹豫了几分钟,我退了回来。走进厨房,打开冰箱、看看有多少吃的东西。冰箱几乎是空的,只有冷冻室里有生的肉、鱼。我又打开冰柜,里边差不多有半柜各种肉食。我感到有点饿,又想到高新和王越红可能来,干脆开始做饭吧,为他俩做一顿烧牛肉。我拿出一块牛肉,放在案板上化冻。

一走进客厅,看见了放在一角的电话,我这才意识到我最应该干的是给周舵拨电话,拨通了周舵的电话,万万没有想到他居然在家,我叫他想办法过来,他说:“我们单独行动更安全,更方便。现在我白天回来看看,晚上躲出去。”我说:“我们最好见一面,看看以后怎么办。”周舵说:“哥们儿,以后怎么办。先老老实实呆上一阵子,现在不能做任何事。”我说:“一会儿高新也许来,我俩一起去找你。”周舵说:“太危险。找到了安全的地方就等着吧。我马上就要出去。德健怎么样?”我说:“德健已经去澳大利亚使馆了。他明天飞香港。”周舵问:“你为什么不和他一起走?你比他危险。”我说:“我们要逃一起逃,什么时侯见面?”周舵说:“这不是讲义气的时侯,能逃一个算一个。”我说:“反正知道你安全我就放心了。你要是能走就一个人走吧。我和高新再想办法。”周舵说:“就这样吧。多保重。”电话断了,我一怔,感到自己很累很累,真想躺下睡一觉。

大约七点多钟,有人敲门。我的心怦怦地跳着打开门,原来是高新和王越红。他俩在使馆门口把飞机票交给了德健,坐一个外国朋友的车回来了。我和高新坐下来商量怎么办,想来想去想不出好办法。大概到晚上九点钟左右,周思回来了。他说:“我回来取东西,还要接两个澳大利亚的人去使馆,明天回国。”我说:“我们三个马上就走。”周思说:“去哪?”高新说:“先到我家去吧。”周思说:“小波,你坐我的车,安全些。”我说:“我还是和他俩一起走吧。”高新说:“我和王越红骑自行车,你就坐周思的车吧。澳大利亚使馆就在我家对面。”

周思收拾好行装,我们一起下楼。我坐进周思的车。开车后,周思问我:“小波,你想进使馆吗?”我说:“不想。”周思问:“为什么?”我说:“周舵和高新怎么办?”周思摇摇头,不再说话了。车到大使馆门前,周思又一次问我:“小波,你想进去吗?这是最后的机会。”我说:“不,谢谢。”我拿起自己的东西下了车。

两个小时后,当我骑着自行车被拦路抢劫式地抓上公安局的警车后,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后悔,痛心疾首地后悔:我为什么没有进使馆?

(原载《北京之春》1993年8月号)


Sunday, June 21, 2015

八九一日:6月22日,北京处决七名打砸抢烧罪犯

1989年6月22日,七名被指控在“反革命暴乱”中犯打砸抢烧刑事罪行的罪犯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枪决

这些罪犯是在6月17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在短短五天里,他们的上诉被高级人民法院驳回。


八九一日

八九文件:新华社《北京七名罪犯被处决》

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遵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下达的执行死刑的命令,林昭荣、张文奎、陈坚、祖建军、王汉武、罗红军、班会杰7名在反革命暴乱中打砸抢烧被判处死刑的罪犯,今天上午已被市中级人民法院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林昭荣等7名罪犯,在6月17日被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后均不服原判,向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林昭荣放火案等7件上诉案,逐案进行了审理,听取了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自我辩护、最后陈述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对原判认定的事实、证据、适用法律以及整个审判程序进行了全面审查。

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各上诉人的罪行,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足以认定。上诉人在上诉审理中也供认不讳。林昭荣等在反革命暴乱中,打、砸、抢、烧,罪行特别严重,性质极为恶劣,社会危害极大,必须依法严惩。原判定罪量刑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据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3年9月7日依法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通知的规定,核准林昭荣、张文奎、陈坚、祖建军、王汉武、罗红军、班会杰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八九文件

八九文件:新华社《北京判处八名严重刑事犯死刑》

新华社北京六月十七日电 今天,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判处一批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期间进行打砸抢烧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放火犯林昭荣、陈坚、祖建军、王连禧、王汉武、张文奎、抢劫犯罗红军,流氓犯班会杰等八名罪犯,一审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北京市回民医院工人林昭荣,曾因流氓行为被强制劳动三年,在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期间,于1989年6月5日凌晨一时许窜到已戒严的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大桥附近,将戒严部队的运输车放火烧毁,并抢走车上的军衣七件。

聚众打砸抢的首要分子、抢劫犯罗红军是北京市公共汽车总工司的售票员,曾因殴打他人被行政拘留。1989年6月4日上午八时许,罗犯骑着平板三轮车窜到已实行戒严的北京宣武区右安门大桥附近,跳上一辆进城受阻的解放军戒严部队装有军用物资的军车,将汽车上的军衣、军被及压缩饼干等物资往车下乱扔,向围堵军车的人狂喊乱叫,扇动砸抢,并手持菜刀在汽车上乱砍乱剁。在罗犯的扇动下,大量军用物资被洗劫一空。罗犯趁机将军车上装载的军用棉被、蚊帐、雨衣、军服、军帽、军用胶布鞋、方便面、压缩饼干、录音磁带等大量物品抢走。

河北省新乐县农民班会杰,在北京做合同工期间,趁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之机,于1989年6月3日晚八时许,窜至已实行戒严的宣武区陶然亭游泳场西门附近,见执行戒严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二四0八部队的部分官兵正在行进,即伙同一些暴徒追赶战士进行谩骂和围打。班会杰向战士投掷砖头,并手持一条武装皮带,紧随部队用皮带铁头向多名战士的头部、脸部、胸部、背部等处凶狠抽打。班犯又伙同一伙暴徒围住战士岳海银进行残酷殴打,将岳海银打昏在地,右下颌面部形成贯通伤,右下颌骨骨折。班犯还伙同一伙暴徒将解放军战士温良磊截住,用武装带铁头部狠抽这位战士的胸、背部。

这批罪犯有的是本市农民、工人和无业人员,有的是外地流窜犯或农民,其中有多人因各种违法行为被处理过,或因犯罪潜逃来京。他们在反革命暴乱中,猖狂放火焚烧军车和公共汽车,穷凶极恶地持械殴打,残害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官兵,聚众为首抢劫军用物资。他们共烧毁军车和公共汽车六辆,打伤解放军官兵多人,抢走大量军用物资,犯罪气焰极为嚣张,情节和后果特别严重,危害极大。

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暴乱,严厉打击在反革命暴乱中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上述八名罪犯死刑。林昭荣等罪犯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八九文件

Friday, June 19, 2015

八九一日:6月20日,上海处决三人、布什总统给邓小平写密信

1989年6月20日,上海公安局宣判在光新路铁路道口参与骚乱、焚烧火车的徐国明、卞汉武、严雪荣三人死刑,执行处决。

美国白宫发言人这天发声明,布什总统指示美国政府停止参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的所有高层接触。然而就在同一天,布什给邓小平写了一封私信,通过外交渠道秘密送达,寻求维护中美关系。


八九一日


Monday, June 15, 2015

八九回忆:陶斯亮《我做知识分子工作的往事》

我做知识分子工作的往事
陶斯亮

20世纪80年代末在中央统战部工作时,我曾懵懵懂懂地认为“化敌为友”,“将圈外人拉进圈里来”是统战工作的高端之举。现在看,我是太理想主义了,实际上“左中右”的区分反而会加剧分裂,而“敌友”的边界极难划定。“化敌为友”看似正确但操作极难,尤其现在,意识形态上已是营垒对峙,再去区分“敌友”“圈内圈外”,只会更加撕裂中国社会。

而我,在统战部就干了一件自以为是的事儿。我一厢情愿地想将一些异见人士从“圈外”拉到“圈内”来,其中花心思最多的是方励之。
  
初识方励之

刘宾雁与我丈夫理由同为活跃于20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们很熟悉。文学界对刘宾雁的普遍看法是“一个好人”,因此刘宾雁得外号“笨人刘老大”(当时有部电影叫《笨人王老大》)。但他写报告文学主观意念强,主题放大,采访甚至不做笔记,所以往往使作品失真。他曾当过右派,提出过对党的“第二种忠诚”,独树一帜。1987年与方励之、王若望一起被开除出党。

1988年春,刘宾雁要赴美做访问学者,范曾在大都宾馆设饭局为他们夫妇送行。由于我丈夫的缘故,我俩也在受邀之列。我没想到那天出席的竟有方励之和于浩成!加上刘宾雁,是当时中国最受瞩目的不同政见者。此外还有大名鼎鼎的刘再复和文怀沙。

文怀沙是个老顽童,仙风道骨,妙语连珠,性格像年轻人那样活泼敏捷,席间他说了句让大家喝彩的话“再好的建筑也还是要修一个厕所的”。宾雁则永远都在那儿做忧国忧民状,大家认为“笨人刘老大”对他再适合不过。再复很纯朴,范曾说若不去接他,他是绝对找不到“大都”的。的确,我见他每次找电话打却往往进了厕所。再复说自己是“不可救药的国土崇拜者”。于浩成温和敦厚,无惊人之语,他由于反对“第三梯队”和“摸着石头过河”而成为争议人物。方励之话不多,显得有些矜持和微微的清高,不是能一眼望到底的人。无论什么场合,范曾永远是主角,谈笑风生,挥洒自如,狂气才气傲气兼融一身。他调侃我适合搞统战,哪怕是“獐头鼠目,三教九流”我都能团结。但他也遭到刘宾雁的调侃,说他讲话官方和学生都爱听,半开玩笑地称之为“范曾现象”。范曾望着这一桌人笑道:“倘若没有这桌人,中国会很寂寞的!”

在这一群人中,我最感兴趣的是方励之,产生了一种想接近和研究他的愿望。那时我刚刚去中央统战部,完全不懂统战工作的规矩和纪律,只是凭着一股热情和好奇心。我找出《方励之言论集》仔细看了一遍,抱着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态度去看的。看后我又琢磨了好几天,觉得他身上有3种成分:一是自然科学家,学术成就是高的,国家给了他很多荣誉;二是受西方影响很深;三是他具有反思批判精神。他12岁上初中时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后来在北大物理系入了党,在当时是名副其实的进步学生。文革10年被隔离关押期间,一方面继续他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也开始思考中国的问题所在,他是文革后最早的反思者之一。

方励之在80年代的言论放在今天真算不上惊世骇俗,至少他不全盘否定社会主义,不全盘否定共产党,更不否定中国。这些言论准确地反映了他当时的政治状态。接着我又看了方励之写的《哲学物理学的工具》一书。我一直有个朦胧看法:哲学家与物理学家往往是相通的,方励之证实了我的看法。我做了读书笔记:“一个灵魂活在广袤无际宇宙中之人,思维方式和对问题的认识,确与我们有不一样之处,比如,我们把信仰看得高于一切,而他们把真理看得高于信仰。我们为了信仰可以舍弃一切,甚至鲜血生命,而他们却随时为了真理而修正自己的信仰。当现实与信仰不符的时候,我们仍苦苦固守信仰,把信仰当作一种精神依托,甚至把自己腊封在信仰之中,而他们在信仰和现实不符的时候,不惜抛弃信仰而服从现实。”

当时觉得方励之的观点很新鲜大胆,现在我认为“信仰”与“真理”虽是不同的概念却也绝不是对立的。爱因斯坦和霍金都是发现真理的大科学家,但在信仰上他们一个选择了有神论,一个选择了无神论,谁都不会认为真理和信仰之间有高底对错之分。自古以来的仁人志士,哪一个不是脚踏信仰之坚实,仰望真理之浩瀚而慷慨赴死的!但有一点我深信不疑,那就是一切的过激都与真理背道而驰。方励之之所以将真理凌驾于信仰之上,是为他抛弃共产主义信仰找借口。最近看了篇他去美国后的访谈录,其中谈到他的共产主义信仰时,说了这么一段话:“共产主义是20世纪的一个潮流,也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插曲。我们也被卷进这个潮流里来了。从俄国的革命,到二三十年代,共产主义思想被很多知识分子接受,可以说是一个主流。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这个潮流的尾端,共产主义变成了理想,我们是理想主义者。我曾经在剑桥,剑桥是崇尚科学的,许多科学家都曾在那儿发展。在30年代的时候,剑桥有很多活动,是支持共产主义的,因为觉得共产主义主张平等,反对剥削,要实行社会主义,确实很吸引人。30年代剑桥的不少教授,你不能说他们没有知识,没有对人类的洞察,但从俄国的革命到二三十年代,共产主义思想被推崇,他们都相信了共产主义。到现在,80多岁的教授中,有些就是共产党员,或曾经是共产党员。”方励之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论述,比当前许多步他后尘者要客观得多。

方励之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很有影响力,搞懂他,对我了解知识分子有帮助,工作上也会多个视角。然而当时见方励之可是件“闯龙潭入虎穴”的事,再说了,我这个身份,他也未必愿见。刚好出现了契机,湖北作家祖慰来京出差,他是位超级大侃爷,我拿他当挡箭牌,让他陪我去见方励之。我对祖慰说,见方的本意是想试试能否拉近他与共产党的距离。聪明绝顶的祖慰心领神会。

那天的祖、方对话很精彩,祖慰滔滔不绝,名词术语像井喷一样。他表达了这么几个意思:1.方是用大尺度来观察宇宙的,对待政治和社会问题也应有大尺度思维,而不是将眼光停留在某项政策或某个领导人身上。2.在评价事物上要摈弃传统的“罪恶根源论”,不要将责任推给过去,推给别人,似乎只要找出这个根源,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事实上并非这么简单。3.做任何事都要保持内稳定(他特意用了这么个自然科学的术语)。

祖慰还用严家其的两个观点开导方,一是民主是个程序,民主与经济和文化发展无关,古希腊经济是奴隶制,但民主很发达。一般来说众人之见未必对,而独裁者往往是对的,民主的功能仅仅是能制约独裁者的错误。二是知识分子是由他的精英人物代表的,不仅三个臭皮匠顶不了一个诸葛亮,就是一万个臭皮匠也顶不了一个诸葛亮。

谈到当时的热门话题官商,方励之解释道,他并不笼统反对官商,官员和他们的子弟经商也没有什么不对,他只反对那种纯粹损人肥己的官倒行为。又说中国讲究中庸之道,走一步看两步固然保险,但却难以创新。而在科学上他喜欢走到极端,让事物本质充分显露,才能判断错在哪里。这是他自己的一种思维方法。

我暗想:在自然科学上也许可以搞极端,但在社会科学上能这么做吗?“反右”倒是挺合他的逻辑的,引蛇出洞,充分暴露,再一个个收拾。中央文革小组说要诱导对方犯错误,不也是这样的逻辑吗?

事后祖慰对我说,方励之比一般知识分子层次要高,他的政见并非意气用事,而是一种哲学上的反思。但方自我感觉太好了点,有点摆谱,这是浮浅的表现。

过了没两天方励之突然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是沈冲接的。小沈对我说“方励之找你”。这时全办公室的人都停下工作,眼盯着我。我心里嘀咕,这个方励之真是自我感觉太好了。他找我是台湾让他去做学术报告,希望通过我向上面请示。我向部里反映了这件事,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我认为这是台湾的一张政治牌,我们应接招出牌。很遗憾部里没通过,理由是目前不合时宜。

阎明复部长本是非常通情达理之人,这次不批方励之赴台是有原因的。前一段时间方在海外发表演讲,指名道姓说某领导人在海外有存款(这在80年代根本不可能,方是捕风捉影),检察院准备以诽谤罪起诉他。阎部长为这事十分着急,他认为诉诸法律会激化矛盾,于是紧急向主管统战工作的书记处书记和总书记赵紫阳反映了统战部的意见,被采纳。那场火刚扑灭,方又提出去台湾,自然让统战部为难。

几天后方励之又来电话说其他事,我趁机劝他好好研究学问,以科学为国效劳,别再乱说什么了。临了我脱口说了句:“要听话哦!”他也笑答:“你对我像对小孩似的。”

当了20年医生,“话疗”是我们的基本功,每当碰到不配合治疗的病人,“听话!”是我最常说的一句话,这就养成了对官场而言很另类的说话习惯。有次座谈会,吴祖光发言很激愤,说现在比国民党最腐败的时候更有过之。我凑过去笑着说:“吴老,您敢讲话,说明你对这个国家这个党还没有丧失信心,如果您彻底绝望了,肯定就不会再吭声了。”结果怒气冲冲的吴老一下子就乐了,笑说:“我是成心的,外国记者老来电话询问我是否安然无恙,所以我决定讲话,让外界看看。”但我这种随意说话的习惯有时也会弄巧成拙,有一次介绍包遵信,由于他是“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之一,所以我说他是社科院的“拳头产品”。没想到包遵信居然搞不懂“拳头”和“拳头产品”的区别,满脸不高兴地来质问我“拳头产品”啥意思。我赶忙安慰他:“拳头产品就是王牌产品,是顶好的意思!”他才满意地笑了。

方励之急剧右转弯

桀骜不驯的方励之却并不领会我们对他的好意,在改旗易帜的路上越走越远,他在港澳的“海外放言”陷许多为他说话的人于被动甚至尴尬。如他的“是非标准应高于爱国主义”,“中国要解散是目前中国的心态”,“打破地域文化做世界公民”……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绝对是反动透顶的言论,即便在现在也是不能被我和多数知识分子接受的。我用一句话表达了我的感受:“一只半夜乱叫的鸡!”这句话后来受到严厉批判,理由是“你的意思是鸡叫还是对的,只是时间早了”。

方励之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他在港澳的一时风光,在上层掀起了怎样的轩然大波,给中央统战部出了多大的难题。

1988年10月的一天,快下班时,阎部长召集李定、宋堃两位副部长,一局郑洪溪、孙楠两位局长以及熊运藻和我去他办公室紧急碰头,传达赵紫阳的批示。缘由是方励之在香港的讲话全面攻击内地的体制、政策和领导人,在上层引发众怒,有人主张法办他,中科院也决定停止方励之的赴美学术活动。中央另有一些同志包括阎(此时他已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则持温和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总书记批示道:“对方励之的处理,阎明复同志有新的考虑,看怎样处理合适?”我认为上边的态度是不言而喻的。这一次,统战部的老同志们取得了高度一致,他们主张对方励之一不起诉,二不限制出国参加学术活动,不再给海外反共势力口实,也不再给方励之政治资本。

在这里,我想多提几句我昔日的老领导阎明复同志。他并非官场出身,不谙政治权术。文革前他是中央领导人的俄语翻译,文革中在秦城监狱关押达7年之久,出狱后话都不会讲了。功勋卓著的父亲阎宝航及母亲、哥哥,著名的“阎家老店”多人死于文革。文革后阎明复出任《大百科全书》副总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任上没待多久就调升为统战部部长。因此不服气者有之,不认同他理念和做法的人更多,甚至有人写匿名信告他。他能积极进取地领导和开拓党的统战事业,他本人的党性和悟性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他不是那种无原则的老好人,而是一位优秀能干的部长。我曾听统战部研究室任涛主任说:“阎这个人真是聪明啊!他虽不是统战出身,但对统战口全局的工作很快就能上手。”
  
尽管如此,如果没有他的直接上司——仁厚明达的习仲勋的爱护和支持,他阎明复纵有再大的才干,在中国如此复杂的官场中也是寸步难行的。我本人也从习老对彭培根及其父彭鸿文老将军一些具体事情的处理上,感受到他娴熟的统战工作艺术和政治智慧。彭老先生原是国民党中将,著名抗日爱国将领,20世纪80年代初与儿子彭培根教授从海外举家返回祖国定居。在统战部门的关照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并安排住木樨地的部长楼。彭老先生希望放弃加拿大籍恢复中国籍,习仲勋亲自为他主持了改籍仪式。彭老要求彭培根也改回中国籍,被习老劝阻,他说培根是清华建筑系教授,要经常去海外开展学术活动,保留加拿大籍会方便些。如此的善解人意,使彭培根至今都是白皮黄瓤的“哈密瓜人”。1987年10月彭老去世,在习仲勋的关照下,葬礼可说是哀荣备至。《人民日报》发了讣告;习仲勋、薄一波、姚依林3位国家领导人出席,阎明复等多位统战部官员悉数到场,前去吊唁的人非常多。我对理由说,共产党内的政协委员绝对享受不到这个待遇。
  
2011年张治中的长女张素我去世,彭培根认为她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父亲去世得到习仲勋关照,规格很高,但张素我大姐的后事实在是说不过去,作为国民党元老同时又是共产党朋友的张治中的女儿,本人是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地位、影响都在我父亲之上,可她的遗体告别连个统战部部长都不去,失职啊!”彭培根这番对比耐人寻味。

说这些的意图是为了说明,我敢触碰敏感人物,底气完全来自老一辈革命家做出的榜样。
  
方励之越走越远

方励之就像酵母粉一样,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迅速引起发酵反应,不过,是截然不同的反应。彭培根在香港杂志《九十年代》上猛烈炮轰方励之,言辞之激烈可与方励之一拼:“我建议你花五年时间面壁,好好读读中国的书,之后才有资格说中国文化或来’亡中华文化’。否则,你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会被认为不学无术。”“像你这种言论(指让邓小平死),很有失身份,国际知名学者不是贩夫走卒啊!”方励之对彭培根的批评表示部分接受。

著名科学家、中科院赵院士说“我们那好几个教授都骂方励之,认为他不顾国家利益。他在学术上还是比较优秀的,但他的学术成就是国内给抬起来的。说方是中国的萨哈罗夫,不对。萨哈罗夫是苏联原子弹之父,方对中国绝没有像萨哈罗夫对苏联那样的贡献”。从英国回来的天文学家余×是方励之的同事,他说:“方励之说他去年写了150篇论文,要知道,一年能写一篇就不错了,有价值的甚至10年才能搞出一篇。但方反应敏捷,对世界上的新动态、新学术文章他很快就能写出评论和综述,宣传的效果大于学术的成果。他缺乏创造性的成就,天文台的人几乎都是这么看的。”还有一位知名文学刊物的编辑对我说:“方励之为了迎合外国人,有意识地往不同政见者方面靠,一心要摘取这个标签。”

另外一批人,如梁从诫就建议中央应派人与方对话,开除党籍可以,但应保留他科技大学副校长一职。他认为如果有一天逼得上边非把方抓起来不可,中国知识分子就会围绕对方的表态而分裂。中国科技大学一名教授也说,科大走了很多人,如果让方励之回去可稳住一批人。彭培根也向我反映,说方励之抱怨被开除党籍两年多来,无人找他谈话,甚至天文台都没有。我觉得这是个事,于是找总书记的秘书李树桥谈我的想法,我认为不接触、放任不管太消极,冷淡到何时?零摄氏度的冰块永远灭不了火,热水反而有可能。朴实的树桥说:谁也不管,谁都怕沾包也是个事。

1989年2月,又出了件惊爆大天的事,由诗人北岛发起,33人签名发出了一封给邓小平的公开信,要求大赦政治犯。签名者中有很多是六局的朋友,如金观涛、包遵信、吴祖光……。主管副部长宋堃叫六局另一副局长熊运藻去,一再叮嘱六局此时要谨慎,要与党保持一致。但局里同志都不同意在这种时刻采取消极的、坐观事态变化的态度,老熊说:“如果这种时刻我们无所作为是庸局,如果出了差错是败局,我们既不当庸局也不当败局!”

2月28日,方励之给我打电话,说他没有签字。北岛签名事件后,加重了我的紧迫感。方励之是当前政治风暴的“风眼”,我必须开诚布公地与他谈一次。我知道我在进行一次空前的冒险,但还是决心迎上去。

我去见阎明复部长,鼓起勇气说:“我想去见一下方励之。”他头都不抬地说:“可以,你去问问他,究竟想走多远?”几日来的千斤重压,他一句话就给解除了。

3月5日,我以官方身份正式去见方励之,我们谈了一个半小时,基本上是我问他答,两人都直来直去,但气氛一直平和。我上来便问他:“你难道真的因为恨共产党而恨这个国家和民族吗?”方答:“我好讲极端话,有那么股子语不惊人不过瘾的劲头。其实我也不是真的不要这个国家了,否则我为什么还要回来呢?不过‘世界公民’最早是马克思的观点,他提出工人阶级无祖国。我对开除我党籍有意见,我赞成学生们的言论,但我是最早对学生表示反对游行的(指1986年学潮),说我煽动学潮不是事实。”在谈到他参加布什总统宴会受阻一事时,他说:“其实你们完全不必动用警察阻止我,你让我的老师严济慈来劝我,他一拍桌子我会听的,但你们劝说不行,这是我一大弱点,可惜你们不掌握这个弱点。”我们还谈到“联署宣言”“压力集团”等问题,方都简明地表达了看法。最后,他表示想与当局对话。他说被开除党籍两年多没有任何人找他谈,连中科院也不谈。他让我带话给赵紫阳,共两点:一、认为他与共产党还不是对抗性的,我插话:“真是这样认为吗?”他连忙改口:“至少不是敌对性的吧!我对中国有清醒认识,中国不可能实行多党制,30年以后也许有可能。我这个人是思想型的不是行动型的,我不会搞什么组识,也不具备这个才干。”二、“经济形势越不好越应从政治上去平衡,困难时期毛主席不是还提倡开神仙会让高级知识分子说话吗!”

我也直率地对他说了一席话,我告诉他:“凡是来你这儿的都是赞同你的,但更多的人是不上你这儿来的,所以你只能听到知识分子中支持你的声音而听不到另外的声音。现在美国、我国台湾都在打方励之牌,希望你不要被利用。如果你仅仅是坚持自己的观点,我想多数人会理解。但思想观念上的问题不要和组织活动联系在一起,绝不能干超越法律底线的事情。”其实我此行的目地,就是要提醒他,当局对他容忍的底线在哪里。对我的“官腔”,方并无不悦,我想起赵院士的另一句话:“方不是小肚鸡肠之人。”

这次与方面谈后,我向阎做了汇报,阎说“近来事情有突破,中央同意我去见一批人,如吴祖光、金观涛等”,还说“总书记这个人真好啊!非常理解我们!”这增加了我给上边写信的信心。我在信中反映了方励之的要求,建议中央能责成阎明复找方谈一次。

见方励之后第6天,3月11日李树桥让我将信送到勤政殿,到了以后他让我看了份3月6日邓对赵的讲话记录,大意是对当前压力绝不让步,要赶快搞个办法,对方励之,不违法就不去管他,犯了法就抓起来。很显然,我的信已不可能有下文了。果然,后来由政治局委员芮杏文批示,让天文台找方谈次话,我这份扫兴啊!

不过,我的举动还是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小小微澜。六局颜立才告诉我,他奉阎部长之命去接许良英夫妇。许良英是中国杰出的科学史专家,爱因斯坦著作的中文译者,同时也是著名的持不同政见人士。他刚发起了一个42人的签名活动,要求开放民主,杜绝以言治罪,连王淦昌、钱临照这样的大科学家都签了名。在来部里的路上,许对小颜说他听方励之说统战部对他不错,与陶斯亮有交往。阎部长在见许良英时也说:“我们派人去做方励之的工作。”许说:“是陶斯亮同志吧?”

就在我为方励之“上蹿下跳”之时,祖慰告诉我说方励之对他说“与共产党的斗法犹如‘斗蛐蛐儿’玩”,这可真气着我了!这是对我们这些为他的权益而奔走的人的莫大污辱!他在我心目中天才科学家的形象一落千丈。
  
很快中国政局风云突变,再后来的事谁也预测不到,方励之终于走上了不归路。

现在回想起来,以我浅薄的官场资历,芝麻大点的官,居然自告奋勇去做方励之的工作,不是天真而是太傻了。不过从与方励之的几次接触中,我感到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新时期统战工作,执政党应该有自信与不同政见的人群接触沟通,用诚意去化解矛盾,至少表现出共产党的磊落胸怀。周总理能将杨显东、阎宝航这样虔诚的基督教徒引导到共产主义信仰上来,能让张治中这样的国民党元老留在北平参加新中国的成立大典,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以民族大义去唤回那些纵有不满却依然爱着这片土地的人们呢?1986年及前后的几年,在思想界极为动荡的形势下,我们把多数知识分子团结在改革开放的大旗下,效果是显著的。至于方励之,虽然影响力大,但在当时尚属极端,跟随者并未形成主流。而他选择的道路,受损失最大的恰恰是他自己。
  
金观涛淡泊隐退

六局的朋友中,另一对具有典型性的人物是金观涛、刘青峰夫妇,他们当时是极受瞩目之人。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是中国最早全面系统介绍西方新浪潮、人文哲学、历史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书籍,在当时知识分子中影响极大,称得上启蒙先锋。“精英”概念似乎就是在这个时候为我所关注。但在反自由化的大政治背景下,他们也备受争议。

我是在1988年9月中国文化书院的一次活动中认识金观涛的,没想到他如此的年轻、俊朗、热情、易处,双方都摈弃了偏见,他表示愿和统战部接触。不久六局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我打电话邀请他参加。他说:“我一向不愿参加会,是出了名的。但今后只要是你通知我一定出席。”

1989年3月7日,值班室通知,说胡启立办公室来电话,询问金观涛的情况,我们立即整理了一份材料递上去。看来我们发在内部刊物上的金观涛夫妇的发言有了回音。到晚上观涛告诉我,龚育之(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约他们谈话,我马上说这可能是上面的意思,你要如实反映知识分子的情况。3月13日刘青峰告诉我,龚育之接他们去中南海,与胡启立畅谈两小时,并共进午餐,谈得很融洽。

3月17日,我与六局韩燕去看望金观涛夫妇,他们反映,1988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心态发生了急剧变化,骂得很厉害,但仍承认共产党的领导。他俩还呼吁中央应建立联系渠道,能够听到真话。

又隔了一天,刘青峰对我说,很奇怪,刚接到台湾《联合时报》记者的电话,问她:“听说你们最近被统战了一次?一个大人物请你们吃了午饭?”刘告诉我:“海外传得很多,还说统战部也请我们去,联系最近几次事情都捅到海外,我感到这事不对头啊,有‘短路’!”他们夫妇以对我们示出诚意来表明一种政治态度,增大了我的信心。

1989年,金观涛夫妇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做学术交流,被当时的校长高锟(诺贝尔奖获得者)挽留,聘为中国文化研究所教授,从此远离了内地的视线,恢复了学者本色,波澜不惊地生活着。方励之到美国后成为亚利桑那大学终身教授,一直到死都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但是再也达不到在祖国时那般辉煌。

事实证明,我们内部一些人对方励之的“不接触”政策未见得好,而对金观涛以诚以礼相待也未见得不好。很显然,背离国家民族的知识分子只是极少数,愿意为国家服务的是绝大多数,问题仅仅在于我们向他们释放的是什么信号,我们有没有像转化张治中、杨显东、彭鸿文父子一样做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在他们身上下的功夫有老一辈革命家的百分之一吗?而知识分子在经济、社会、科技领域里所占的权重,却比那时候大了许多倍呀!在一个新媒体、自媒体蓬勃发展的时代,全球几乎互联互通,如果仍习惯于当“驼鸟”,那么我们终将被迫吞下自酿的苦酒。眼前的事实是,中国精英阶层已彻底分裂,很多人在意识形态上与我们决裂,甚至爱国主义这面大旗也难以聚拢他们了。即便这样,我们党仍应以最真诚的包容心,最高明的政治智慧,去冷静观察,沉着判断,保持信息畅通,建立各种层面和形式的对话渠道,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

朋友们对我说:“你是带着强烈感情色彩搞政治的!”当时没在意,现在回想起来还真说到点子上了!在以色列殉职的沈阳市前市长武迪生,才见过我两面就说:“你是个能将不那么美好的事情想象得特别美好的人。“太准确了!我知道他们指出的我性格上的特点,对搞政治的人来说是致命的。我从未动摇过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但我理解社会主义的精髓最崇高最神圣的是人道主义精神。在我意识深处,我从事的就是“人道的工作”,既然工作对象是人,那么平等、尊重、理解是最起码的。如果抱着“我要统你”的目的,那有谁愿意被你统呢?无疑,统战是项政治工作,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既然是政治工作,就要讲战略战术,要讲方针政策,可是我对我是“搞政治的”竟毫无感觉,完全没有进入角色。现在看我确实太幼稚了!所以注定我短命的官场生涯以失败而告终。

(作者为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兼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中国贫困聋儿救助行动主席)

原载 《炎黄春秋》2015年第6期   

  
八九回忆

八九一日:6月16日,杨涛被捕、袁木接受美国电视采访

1989年6月16日,北大学生领袖杨涛在甘肃被捕。

袁木接受美国NBC电视台新闻主持人Tom Brokaw采访,说明天安门清场过程中没有死人,但也解释了在整个镇压过程之外有歹徒和旁观者死亡。他还强调说,现代技术的发展可以让人们制造出不符事实的录像证据。

袁木采访的片段可以在台视新闻的这个档案观看。


八九一日

Sunday, June 14, 2015

八九图片:1989年6月15日,工人清扫人民英雄纪念碑

1989年6月15日,工人清扫学生撤出前最后聚集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准备重新开放天安门广场。


八九图片

八九人物:乔石


乔石出生于1924年的上海。还不到16岁时他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上海地下党的骨干并参与领导了当时的学生运动。

在1980年代早期,乔石的政坛生涯开始趋近顶峰,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组织部长、政法委员会书记等要职,成为政治局常委。多年来他一直负责党内人事和纪律检查工作。1988年他曾经去西藏视察工作,与1989年3月份的拉萨戒严有一定关联。

八九民运期间,乔石表现低调,除了几次作为中央领导集体露面的机会外没有单独发表过个人看法或公开的作为。六四屠杀后最初几天,新的领导团还未公布之前,海外媒体曾一度传言乔石作为各方面可以接受的中间人物将担任新的总书记。这个谣言很快不攻自破:尘埃落定之后的总书记人选是江泽民,而乔石不久接任了万里的人大委员长职位,与江泽民、李鹏一起构成新的领导集体。



1989年11月间,乔石曾率领中共代表团出访东欧,访问了处于巨变前夕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但还没到达捷克斯洛伐克时那里的共产党便已倒台。

八九之后的乔石一如既往地低调,直至退休。他于2015年6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八九人物

Thursday, June 11, 2015

八九文件:北京日报《美国之音的不光彩行径》

《美国之音》的不光采行径
《北京日报》评论员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二日)

1989年4月中旬以来,对中国首都北京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美国之音》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心。每天用三种节目,花十多个小时,进行喋喋不休的报道。可惜的是,人们只要稍加琢磨,就发现,《美国之音》的报道,实在经不住推敲。且把那些挑拨、煽动、攻击、中伤的言论放在一边,暂且不论,仅就编织谎言、造谣惑众这一条来说,真可说达到了登峰造极、令人吃惊的地步。对一个一向标榜“客观公正报道”、“恪守新闻道德”的官方传播机构来说,这种表演,是太不光采了。

北京学潮暴发之初,4月18日和19日,在极少数人的挑动下,接连发生部分学生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的事件。20日凌晨,治安警察在多数学生已经离去之后,将少数坚持不走的学生强行带上汽车,送回北京大学,没有拘捕一个人。而当天《美国之音》却造谣说:“星期四上午公安人员逮捕了大约二三百名在中南海正门静坐示威的学生”,后来又说“有300人被拘留”。国内立即有人呼应,编造了所谓“4·20惨案”的谣言,使学潮升级。

5月12日,《美国之音》报道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的时候,对于向北大学生讲话表示了兴趣。但中国政府拒绝了这种做法。”这纯粹是子虚乌有的捏造。我外交部证实,在中苏双方共同商定的戈尔巴乔夫访华日程中,根本就没有这项安排。

5月20日,国务院宣布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但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主要还停留在北京郊区。而《美国之音》却在当天的广播中造谣说:“中国军队乘坐装甲车,封锁了天安门广场。”这样的凭空捏造,其手法也实在是太拙劣了。

这一段时间,《美国之音》特别热衷于“报道”我国领导层的一些动向,尤其是军队领导层的动向。5月23日,它借刘宾雁之口说什么,“现在有100多个将领联名反对这种错误决定(即戒严),有很多省份和一些军师都明确表示,他们不承认李鹏政权,甚至称其为伪政权”。这是明目张胆地捏造事实,挑拨离间。实际上,全国各省市和各大军区都已先后致电党中央、国务院,表明了对中央决策的坚决拥护和支持。

就在当天,《美国之音》还广播了一条消息,也是借刘宾雁的口说,“参加天安门广场游行示威的人数,我相信早已超过了1000万”。这是天大的笑话。北京总共只有1000万人口,其中有300多万农民。即使城市人口中,也有几百万老人和娃娃,怎么可能都到天安门去游行呢?他们的这一报道,如果不是无知,那就是别有用心。

6月3日,北京的动乱发展成为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美国之音》难以掩饰他们的兴奋,作了大量的报道。我戒严部队一举平息了暴乱,《美国之音》又大肆造谣。它在6月5日的报道中说:“中国军队血腥屠杀……,造成数以千计的人死亡。据信至少有1400人于星期天凌晨前,在人民解放军血洗天安门的大屠杀中遇难。”事实果真是这样吗?当晚天安门清场时的许多目击者的谈话和已经公开播放的实况录像,完全戳穿了这一谎言。对广场静坐的学生不仅根本不存在“血洗”的问题,而且一个人也没有死亡。至于军队进城时部队和群众的死亡人数,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同志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得很明确,《美国之音》的夸大和渲染是别有用心的。

这几天,反革命暴乱已基本平定。军民之间、军队与军队之间团结一致,为恢复首都的正常秩序共同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成果。《美国之音》又怀着一种沮丧的心情,使尽力气造军队的谣。6月6日他们造谣说:“在忠于不同派系的军队之间,也发生了权力斗争”,“北京可能发生内战”。6月7日,又造谣说:“部署在北京西区执行戒严的军队与其他没有权力镇压示威者的军队,互相开火”。6月8日又造谣说:“前一天中国军队在北京市内抢占了有利地形,……等待和对立的军队交战。”这些海外奇谈,也许可以一时欺骗那些不明真相的人,或是为国内外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提供蛊惑人心的资料。而身临其境的每一个北京市民都能够出来说明,这完全是一派胡言。6月9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情况,更有力地证明,我们的党中央是团结的,我们的军队是统一的。

现在,《美国之音》又开动他的谣言机器,在学生中制造恐怖情绪。6月9日,《美国之音》宣称:“从星期四晚间在各个高等院校地区实行宵禁,不久公安人员就进入了北大。”在另一则报道中又说:“警察晚上进入了北京大学,带走了大约12名学生。”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戒严部队从没有宣布过在什么地方实行宵禁。所谓从北大带走学生,实际上是外地流窜人员和小偷潜入北大作案,该校保卫部门根据学生的检举,将这些坏人交由公安部门处理。

《美国之音》造的谣是实在太多了,表演也够充分了,为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推波助澜也真够卖力气了。现在,北京的秩序正在恢复,人心日趋稳定,《美国之音》也该休息一下了。不过,靠造谣过日子的《美国之音》如果不造谣,那是一天也混不下去的。下一步它还会编造出什么谎言,我们等着听吧。



Wednesday, June 10, 2015

八九人物:张德培(Michael Chang)

1989年6月11日,网球法国公开赛爆出大冷门,年仅17岁的华裔美国选手张德培夺得男子冠军。


张德培在获奖感言中说,“(愿)上帝保佑每一个人,尤其是中国的人民。”("God bless everybody, especially the people of China.")此时六四屠杀刚过一星期。

2008年,张德培被选入网球名人堂。他再一次回顾八九年的法网,透露说比赛的那两星期里,他打球之外的时间都泡在电视机前跟踪CNN对八九民运的报道。


八九人物

Monday, June 8, 2015

八九图片:1989年6月9日,邓小平露面和戒严中的北京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军官。


1989年6月9日,戒严部队清扫北京人行道。

1989年6月9日,戒严部队搜捕“暴徒”。

1989年6月9日,戒严中的天安门。


八九图片

Sunday, June 7, 2015

八九一日:6月8日,李鹏露面,柴玲录音,李卓人被捕

1989年6月8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鹏与国家副主席王震一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戒严部队官兵,这是镇压后政府高级领导第一次公开露面,显示领导层内部纷争已经平息。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布通告,敦促高自联、工自联的“头头”必须投案自首。指挥部还发布了举报电话,要求公民积极检举揭发暴乱分子。

从香港专程到北京送捐款的李卓人先生这天被捕,搜查到的捐款被没收。李卓人后来签署“悔过书”之后被释放回港。

这天,逃亡中的柴玲抵达武汉,在当地一些大学生协助下制作了一个录音带,控诉六四屠杀。该录音带在几天后被偷送到香港由媒体披露,影响很大。


八九一日

Thursday, June 4, 2015

《天安门对峙》书摘:序幕

序幕

壹九八九年6月5日,星期一,北京天气晴朗。初夏的阳光在这个古都的街道上铺上了一层温暖的色调。可是这个城市看起来很奇怪地空空荡荡,街上没有常见的公共汽车、自行车或行人。在横贯东西的长安街上,这样的空寂尤为显著。这条雄伟的大道有着8条汽车道和2条宽敞的自行车道,却几乎没有什么生命的迹象,像是在无尽的阳光之下的一块巨大的灰色混凝土板块。

远方的天空中有着丝丝缕缕的黑烟。烧毁的公共汽车和其它残骸沿着长安街处处可见。街面似乎是刚刚清洗过的,但在一些地方还是能够看到血迹。不时还有坦克和装甲车的出现,显示出这个早晨不是平常的一天。

一列坦克正从天安门广场缓缓地开出。在宽广、空旷的长安街上,这个坦克纵队大摇大摆地行驶在街道的正中央。然而,就在天安门广场东边不远的地方,坦克行列突然停止了行进。一个孤单而瘦长的人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站在了第一辆坦克的面前。附近北京饭店楼上的外国记者们挤在几个朝街的阳台上,他们无法相信自己眼皮底下的这个场面。他们的录像机和照相机不停地记录着。

记者们只能看到那个人的背影。他穿着白色的衬衫和深色的裤子,左手提着一件外衣,右手提着一只小塑料袋。他可能20岁左右,看起来像是一个平常的大学生或办公室职员。可是这会儿他正在长安街的中央,孤零零地站在一列行进中的坦克的面前。

当带队的坦克在那人的身前停下来的时候,那个年轻人的右手用力一挥,仿佛是在要求坦克走开。在那紧张的几秒钟里,人和坦克互相盯视着。带队的坦克后面再次冒出黑烟,它又启动了。坦克慢慢地向那人的左侧移动。那人毫不犹豫地跨了过去挡在路上。坦克又转向那人的右边。那一列坦克也像一条长蛇一样跟着左右摇摆。那人随着坦克移动,寸步不让。

当坦克再次停下时,那人做出了更大胆的举动。他爬上了坦克的炮台,上上下下寻找一个可以看见里面士兵的窗口。但他没能找到,于是不得已爬了下来。就在这时,几个市民冲了上来把他拽向街边的人行道。坦克队列便不再有干扰地继续前进了。

没有人知道那个人是谁。他的年龄表明他是刚刚掀起了一场这个国家中最为壮观的历史性事件而最终导致坦克车出现在首都的街头上的那一代人中的一员。就在不到两天以前,6月3日的晚上,成千上万装备着冲锋枪和机关枪的士兵伴随着重型坦克和装甲车杀过成群的民众占领了这个城市。上千的——如果不是上万的话——学生和市民在他们自己的军队面前丧失了生命。

这个人很可能是在七十年代接受他的小学和初中教育的。在他的学校生涯里,他毫无疑问地会被多次地教诲过他的国家所面临的威胁。美国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内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很早就作出过共产主义会在自身的“和平演变”中灭亡的预言。在中国,所有小学生都被反复地提醒过杜勒斯的话:共产主义国家的第三代或第四代的孩子将失去其理想的光环而转而反抗其体制。那指的正是这个站在一列坦克面前的人所属的那一代。

到1989年时,防止“和平演变”的教育已经随着历史发展逐渐消失了。然而“和平演变”却几乎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虽然它的到来显得突兀和偶然。在那个春天,十几万大学生们上街示威游行,要求自由和民主,以及与自己的政府平等对话。5月13日,这些学生中的几百人在国家的神圣中心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场令人心悸、持续一星期之久的绝食。5月20日,政府颁布了戒严令。然而,执行戒严的军队却被市民们堵截在城市郊区。学生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直到那个血腥的黑夜军人终于用坦克和机枪杀进了市区。

没有人知道那个站在坦克面前的人是否自己曾经就是一位绝食者,或者他是那些在戒严令的晚上用自己的身体阻挡在军队卡车面前的人之一,或者他曾经在6月3日晚上和6月4日白天亲眼目睹了对手无寸铁的市民的无谓屠杀。但显而易见,他已经看够了、听够了、感觉够了,以至于他必须自己站出来。

北京饭店里的外国记者匆匆忙忙地把他们刚刚获取的珍贵底片藏匿起来。一两天后,它们会被偷带出国境成为全世界媒介中的头条新闻。这个一个人面对着一列坦克的场面最终会成为1989年北京学生运动和天安门大屠杀中最广为所知的象征。这是一个恰当的象征,它体现出一种不屈不挠的对峙。在它的背后,有一个至今还未完全说出和被理解的故事。

在这样的时刻,记者们不由得会迷惑于在这个伟大首都的过去几个月中究竟都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件。甚至是在那之前的几年里——因为就在短短的10年以前,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度曾经是一个充满了希望和新生的地方。

八九图片:1989年6月5日,挡坦克的人

1989年6月5日,挡坦克的人。

1989年6月5日,挡坦克的人。

1989年6月5日,挡坦克的人(远处背景中)。

1989年6月5日,挡坦克的人。

1989年6月5日,挡坦克的人。

1989年6月5日,挡坦克的人被市民拉开。


八九图片

八九图片:1989年6月5日北京街头的坦克和戒严部队

1989年6月5日的建国门立交桥上部署的坦克。

1989年6月5日的建国门立交桥上部署的坦克。

1989年6月5日的建国门立交桥上部署的坦克。

1989年6月5日的建国门立交桥上部署的坦克。

1989年6月5日的建国门立交桥上部署的坦克。

1989年6月5日北京街头的戒严部队。

1989年6月5日北京街头的戒严部队。

1989年6月5日北京街头的戒严部队。

1989年6月5日北京街头的戒严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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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图片:1989年6月5日,北京学生和市民纪念遇难者

1989年6月5日,北京师范学院门口。

1989年6月5日,北京一个学院门口。

1989年6月5日,北京大学学生在校门口举行纪念仪式。

1989年6月5日,北京大学学生在校园内布置纪念白花。

1989年6月5日,北京市民在街头展示遇难者照片。

1989年6月5日,北京市民在街头为记者指示遇难者遗迹。


八九图片

八九回忆:周舵《血腥的黎明》

血腥的黎明
周舵
2009-5-22

听过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的朋友,应当都知道贝多芬的名言,“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我深爱贝多芬,当然,也就深受这句话的鼓舞。加上湖南人的热血,胸怀大志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就以为命运是可以由人掌握的。现在想来,这是多么浅薄狂妄啊(我是说我自己,不是说贝多芬)!

不是说人不能有所作为。我是说,你做的事再大,也只是我们人类眼中的大罢了。孙猴子一个跟头云十万八千里,本事不可谓不大,可他只不过是在如来佛手掌心里打转转。命运,就是如来佛的手掌啊!我下面要讲的六四亲历记,你可以看作是对于“命运(神意)与人的自由意志”这个大问题的一个小注脚。

前面说了,我从小受的是胸怀大志的教育。我上的中学清华附中,有一个了不起的校长万邦儒,我还清楚记得他是如何谆谆教诲,让我们“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但这“大志”和政治却毫不沾边。我受的家庭教育就是千万别弄那个东西,那个太危险了。我从小只有一个志愿,想当科学家。我的目标就是进北大物理系,非常明确,没有第二个目标。文革一来,把我的梦想打得粉碎,我只好重新寻找自己的人生道路。好不容易找到了,随后的“六四”又把我的人生道路彻底扭到了另外一个方向上去,是一个我从来没想要走的一条道路。居然走到一个dissident,持不同政见者这样一条道路,恰恰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

六.四之前,我前面的路真称得上是“条条道路通向飞黄腾达”。我本可以在任教的中央团校混入共产党内——当时的校长正是胡锦涛——以我的教学和科研能力,至少,当今团派出身的大官,会有一大半是我的学生加信徒。现在中国唯一的女省长,就是我当年的学生。我也可以留在北大,作费孝通先生的博士生,然后舒舒服服当一个北大的名教授。或者在四通集团再干上几年,发笔横财,当时我离副总裁的位置只有一步之遥。总而言之,从我自身的利益考虑,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去干六四这件要命的倒霉事。以当今中国的主流价值观看我这种人,简直就是疯子,神经病;或者,准白痴,脑残。

你问我后悔不后悔?不,绝不!要是我没干成最后这件事,我会后悔死,后悔到恨不能以头抢地。可是鬼使神差,这件事居然干成了。“六四”我做了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幸运,但也非常偶然。没有任何人事先估计到,我们能够就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把几千学生和市民安全带出广场。而且我要实事求是,非常坦率的说,上帝是用我的手做了这件事——不信教的朋友,你们可以不信上帝,但你们不能不信“鬼使神差”这句老话。意思是一样的。是我倡议的,我设计的方案,我拉上的侯德健去跟戒严部队谈判。没有任何人想到,包括我自己,这个事情到最后做得成。真是千钧一发,马上广场上就要大流血的时候。这不是奇迹是什么,这就是miracle。

我还是从头讲起吧。

学生闹事,是由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起的。为什么是胡耀邦?因为胡耀邦是被1986年底的学生闹事搞下台的,学生们觉得自己的命运和他连在了一起,也觉得对不起他。邓小平后半生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先后把胡和赵搞下台,亲手拆散邓胡赵这“改革开放三驾马车”,造成改革派的步步后退,保守派的步步进逼,六.四之后,邓一度几乎被保守势力逼入绝境。胡下台,李鹏上来,邓胡赵变成邓李赵,这马车还能跑吗?李鹏是什么人?大家都认为他既是个保守派,又是个低能儿,从六四期间他的表现看来,此人治国无能不假,但玩弄权术却颇有一套——大概是家传吧!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他居然野心大到想取赵而代之!六四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李鹏要付最主要的责任——是他在赵出国后带上李锡铭陈希同到邓面前煽风点火,误导邓讲出一篇昏话,搞出那个要命的“426社论”;是他一再阻挠赵对学潮的处理方案,一而再、再而三地激怒学生;是他那千夫所指的极其负面的形象,激起社会各界对中共决策层的极大反感,让中共的脸面扫地以尽!就是这么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却在中共这个昏昏然的干部体制内青云直上,弄得老百姓全都说,人民讨厌谁,共产党就热爱谁!我觉得真奇怪,为什么没有人到海牙国际法庭用“反人类罪”起诉这个家伙?在李鹏的去留问题上,中共这个体制已经完全丧失了起码的纠错能力,对人民的意愿没有丝毫的回应和尊重。李鹏可把邓小平,把中国共产党害惨了!或者不如说,是一党专政这个自封代表人民的专制体制,把中国,把中共,把邓都害惨了。

学潮起来,我的心理很矛盾。一方面,我希望学潮能冲击一下日益坐大的保守势力,另一方面,又担心学生适得其反,反而再把赵紫阳搞下台。4月二十几号,我特地通过北大社会学系原来的同事王汉生,找到北大的几个研究生,力劝他们这些年龄大,比较成熟的学生介入学潮,引导学潮往有理性、讲策略的方向走。我重点告诉他们一定要注意两条原则:第一,一定要和党内的改革派合作,矛头要对准保守势力;第二,不管对邓小平有多大的意见,一定不能把他推到对立面上去。否则学运必败!

可惜,没人听我这一套。他们告诉我,他们也努力过,没有用,实际情况是,谁温和理性讲策略,谁被轰下台,越是激进冲动的,越能得到大家的拥护。他们已经失望了,不想再干傻事。

从北大回来,我决定以《世界经济导报》和《亚太经济时报》两家报纸特约记者的身份,动员新闻界介入学潮,“掺沙子”,改变单一学潮的性质,以便让更理性成熟的社会力量起到引导作用。四月底,我和《经济学周报》的郑棣,《亚太经济时报》的柳军一起,在鲁迅博物馆发起了五.四新闻界大游行,和1013名记者的签名请愿。这是我在六四期间第一阶段所做的事,是我主动介入的。

这之后,我决定不再介入,只做一个旁观者。如果我什么都不做,我会问心有愧;但是,继续介入,一则风险太大,再则,我当时已经看出,所谓“掺沙子”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学运激进化的势头不是我们能够阻挡的。白白把自己赔上,对社会又毫无益处,这种傻事绝不能再干了。

万万没有想到,不介入也只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

回四通公司上了一个星期班,5月13号早晨,我一进办公室——当时我主管四通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兼管公关部——部下就告诉我,中共中央统战部六局陶斯亮刚刚来了电话,让我务必放下手边的一切事情,立刻赶到统战部,有急事商量。统战部在六部口,当时我配有专车,很快就到了。

当天,中共统战部里同时开着两个会。一个是由部长阎明复主持,胡启立参加的与新闻界的对话会。另一个是由知识分子局召集的想听取党外知识分子对时局看法的会。出席这个会的除了知识分子局副局长陶斯亮之外,还有我和郑也夫、李肃、章立凡(章乃器之子)等人。谈来谈去,大家出主意说请统战部出面,召集各方面学生代表来对话,劝他们停止绝食,陶斯亮说要请示阎明复。一会儿阎明复从胡启立的那个会上走过来了,他对大家说要商量个具体办法。阎明复对在座的人说:“中央领导对目前的局势很担心,戈尔巴乔夫访华是世界瞩目的历史事件,国际上非常关注。学生在这种时候占据广场,必然干扰这次重大外事活动,产生很坏的国际影响。青年学生的愿望是很好的。游行示威本来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香港的徐四民曾经去医院看我。我说,我个人的意见,目前中国正经历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的阵痛期。游行示威应当成为正当现象。我对前途有信心,你愁容满面干什么?当然,解决问题需要时间,要纳入法制轨道。示威是在没有其它渠道下的选择,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就好了。对此一定要大度,应当接请愿书。比如说要越过一座山,过去的习惯做法是放炮炸开,但也可以用机器挖隧道。香港有些报道对我不利,是不是要把我抬得很高,然后掉下来摔死?《虎报》说邓小平反思三件事:反自由化、物价闯关和学潮,说是我说出去的。哪有这回事?你们说中央分成保守派和改革派,这我不同意。在支持改革上,中央领导是意见一致的。但是对于许多具体问题、具体做法,不在第一线的同志有许多看法。时至今日,北京市仍然坚持原来的态度。我看北京市是一定要动手的。学生们再闹下去,可能引起北京市动手,造成全面的上街。把话说穿:要给那些你们认为是‘改革派’的人以喘息的时机,否则我们都完蛋,都下台。请在座的各位做做工作,劝劝学生识大体,顾大局,先撤出广场,有什么要求以后都好商量,通过协商和对话来解决。重大决策总要有个过程,不可能三天两天马上就作出决定。事情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学生们一味闹下去,将来难免要后悔。”

阎明复这一番话打动了在座的人。阎明复在吃午饭的时候还跟我们说:“学生们不了解情况,反对邓小平同志是不对的。小平同志实际上是你们所说的改革派的一堵挡风墙。没有他挡着,许多事情都不好办。”午饭后继续谈,我们建议閻明复直接和学生代表对话。閻明复当即同意,说事态紧急,最好是今天下午就谈。我们都表示来不及,晚上说不定可以。閻问,谁能帮我去联系学生代表?我看没人应声,就说,我去试试吧,您给我配三辆车。然后建议李肃、郑也夫和我兵分三路去找学生代表。

广场上学生山头林立,他们的情况大家都不熟悉,上哪儿去找他们的人,找谁?找来的人能不能代表学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干起来再说。我建议郑也夫去《经济学周报》社找王军涛,因为我知道军涛和政法大学的“对话团”有联系。又建议李肃和我一起跑西郊的八大院校。李肃有事,不久就先走了,我也只来得及跑了北大、清华和北师大。在这过程中,我才知道,当时学生组织共有三大山头:高自联,对话团和绝食团。

去了北大、清华之后,我到北师大找刘晓波,想要通过他找吾尔开希。把吾尔开希找到晓波家,已经将近七点。临上车,我对晓波假客气了一下,问他是不是也参加。我原以为他会拒绝的,没想到他欣然接受了!我心想,坏事了!因为我知道,阎明复是不可能接受他这个头号“黑手”的,而且很可能连累閻。事实上也果然如此,后来这成了阎被整肃的一大罪状。

七点半左右,我回到统战部,各路被找来的学生代表已经到了,有大约十余人。由团中央的刘延东带来的共青团和官方学生会代表大约二十人,作为中间人的我、李肃、郑也夫、王军涛、刘晓波、闵琦等,加上统战部的工作人员,共六十多人,把统战部第六会议室挤得满满的。

阎明复坐在长条会议桌一端的主席座位上,右手边坐着陶斯亮,左边位子空着。閻见我进来,指指空位,示意我过去。我摆摆手,却和刘晓波坐在了一起。阎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阎明复首先做了自我介绍,说自己也是学生出身,长期搞俄文翻译工作,文革中在秦城坐了八年牢,文革后当百科全书副总编,后来到人大常委会当副秘书长,一九八五年到统战部。他说学生们的合理要求,政府和中央都在研究。但是一定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不可能一夜之间变得尽善尽美。他说当天下午,赵紫阳、胡启立、温家宝和他一起已经应总工会的邀请和工人代表进行了对话。下周一准备和学生代表对话。他要求学生们尽快结束绝食,不要做出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接下来是学生代表发言,他们坚持要收回“四•二六”社论,要政府改变“动乱”的提法,承认学运是爱国民主运动。否则不会停止绝食。阎明复则反复说服学生结束绝食,以国家大局为重。

閻明复的真诚、坦率、善意和人格魅力感动了大家,但是,学生代表坚持不让步,而多数中间人的劝说也软弱无力。会议至午夜方散,大家没有取得任何一致意见。许多知情者认为,这次会议是整个学运期间,政府官员和学生代表对话中最能充分相互理解的一次,但其结果却让人极其失望。

閻明复要赶去开政治局会议,先告辞了。统战部安排了简单的夜宵,留下的人边吃边聊。刘延东是我的清华附中校友,我和她交换了看法,也是不得要领。看到王丹,吾尔开希,梁二,程真等几个学生代表要走,我赶过去,把他们拦在会议室门外。因为怕“秋后算账”,在会议桌上,我们知识分子所讲的话都是遮遮掩掩,点到为止,学生们年轻幼稚,领会不了。在私下场合,我可以直指核心。我讲了大约20分钟,居然把他们说服了!王丹当面答应我,回广场就动员同学撤离。我太高兴了,回来就告诉了陶斯亮,她又叫人电话通知了阎明复。我还以为大功告成了呢!

两、三点钟的样子,统战部派车送我和刘晓波回家。车开出去没多远,晓波说,不行,我还得回广场。后来他一直埋怨我说,要是那天晚上大家都去广场劝说学生撤离,是有可能成功的。

回到家,我一觉睡到下午。给统战部打电话,没有人接。后来陶斯亮说,到处找你找不到,你跑哪去了!那时没有手机,座机都很少,联系极不方便。晚饭后,我约上师弟刘世定去导师于光远先生家;从于先生家里出来,我们去了广场,才发现广场上已经人山人海!我很生气,心想这王丹兔崽子怎么搞的!费了好大劲把他找出来,我责问他为什么说话不算话,他很为难地说,我有什么办法?戴晴下午和十几个老师来劝了一大通,不也是没劝成吗!

回公司上了两天班,5月16号早晨,刚进办公室,就接到陶斯亮的电话,又是让我立即赶到统战部。我有点不耐烦了,我说,不是该做的都做了,该说的都说了吗?还干什么?她急了,说你就别啰嗦了,赶紧来吧!

到了统战部,陶斯亮让我再辛苦一趟,去把学生头们找来,閻部长还要再做一次努力。我拿着学生纠察队发给我的特别通行证进了广场,把当时的几个主要的学生领袖领到统战部。这回,閻明复对他们的态度大变,冷冷的,很严肃,还让他们在传达室坐了好一会冷板凳。当然,还是毫无成效。学生们仍然坚持不肯让步。

午饭后,统战部里聚集了一大群人,乱哄哄七嘴八舌,大家全都既着急又无奈。我们几个知识分子开始劝说阎明复干脆直接对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喊话,不要再指望那些学生领袖了。阎开始有些犹豫,问“有用吗?”我说,现在不是有用没用的问题,是您自己的历史定位问题!最终,阎同意试一试。但是,怎么去,到哪去找广播器材,阎的安全如何保证?大家又无计可施了。我心生一计,让统战部当时主事的张秘书长给急救站打电话,看看能不能坐救护车混进广场。张说对,立刻叫人打电话。问了几处,回话都是,救护车都在抢救绝食学生,派不出来!显然是不买帐。又卡住了。一计不成,我又生一计,问张秘书长统战部现在有没有面包车一类的车?她让人到院子里看了看,回来说有三辆车。我很高兴,说那就成了!您赶紧叫人准备一只开水桶,装上凉白开;再做两面旗子,一面写上“急救”,一面写“送水”,我们假装送水混进广场,就用学生的广播站发表广播讲话!张大喜,立刻让人准备,当即让我负责全部行动的指挥。

两辆车准备好,阎明复走出统战部大楼,两边是夹道欢送的人群,不少人还在抹眼泪,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气氛!阎是个很重感情的人,看了这番情景也很受感动,竟然冒出一句大逆不道的话:“豁出去了,我当一回中国共产党的纳吉!”我就在他身边,听得清清楚楚!

临上车,忽然冒出一个人,拼命往车上挤。统战部的工作人员用力拦住不让他上车。他说他是记者,这么重要的事,记者不能失职啊!我被他的敬业精神感动,就放他上了车。此人我后来才知道是唐师曾。

我们从中南海西门进去,穿过中南海,过金水桥,混进广场直扑广播站。学生纠察队涌上来护住我们,王丹、吾尔开希主持,然后,閻说了一番很感人的话,公开报道都有,无须我罗嗦了。他再三劝说学生撤离广场,再三保证绝不会秋后算账,如果同学们不相信,他可以做人质,和同学们一起回学校!我看见好多学生都在掉眼泪,但是很可悲,学生们还是不理会,坚持不撤。

阎讲完话,忽然冒出一群穿白衬衫的壮汉,一拥而上,把阎明复弄进一辆车,立刻开走了。这是中央警卫局来人保护他的——或者,是来阻止他的?不得而知。

我彻底失望了。回到统战部,吃过晚饭,我找了一间会议室闷头大睡。起来之后,百无聊赖地乱逛了一阵,后半夜,照例由统战部派车把我送回了家。


5月18号下午,我在公司上班,接到邓正来的电话,约我晚上八点钟去统战部会面。我准时到达,却没有看见邓正来,只看到他约来的柯云路等几个人。天正下着小雨,统战部里黑洞洞的。我把六局局长请出来,要求进去避避雨。看得出来,他不大情愿,但也不便拒绝,开了一间会议室让我们坐。几个人谈了一会,问了问情况。我从那位局长的态度和答话,以及各处传来的消息,判断赵紫阳很可能已经下台。

王军涛和陈子明这时也来了,还带来一辆中巴车。我们出了统战部,到车上继续商量。我说,看来赵已经不行了,鹰派马上就会动手。我们的斡旋彻底失败,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必须重新定位。无非两个选择:一是各回各的单位上班,再也不管了。这对我们自己最有利。我们都是共产党的总书记动员出来劝架的,秋后算账再怎么算,也算不到我们头上。另一个选择,就是站到学生一边去。后果是什么,不必我多说了,坐牢是跑不了的。我个人是要站到学生一边去的,因为,我们知识分子向来都是在他们后边指手画脚,不肯站到第一线去。现在,刀子已经架在学生们脖子上了,这种时候如果我们还是缩在后头,那我们知识分子也太可耻了!我并不同意学生们的很多做法,但我别无选择,只能和他们共命运了。

我的话把众人都打动了,大家一致同意我的立场,还委托我起草一份声明。最让我感动的是,大家还拿出一张纸,我一个字还没写,他们就事先把自己的名字签上了!当然,这份声明我根本没写,因为第二天就宣布戒严了,我不想连累这些朋友。

这是我的第二阶段,受命斡旋。接下来是第三阶段,绝食。

第二天,5月19号,我们二十几人在蓟门饭店开会,中间陈子明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回来神色凝重地说,接到一个非常可靠的消息,今天晚上要实行军管。你们哪位立刻帮着写个东西,把消息散出去?刘卫华指着我说,周舵笔头子快,让他写吧。二十分钟左右,我写出一个《告人民书》的草稿念给大家听,众人提了一点修改意见,陈子明马上派人送到北大,学生们印成传单,很快传遍了全北京城,吴学灿又用它印成了《人民日报》号外。

5月28号早晨,王军涛来电话,找我去人大附中院内的“中国文化书院”开会,“首都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每天在那里会面。席间刘晓波突然提出要去广场绝食,然后非拉着我去不可。我不要去干这个事。我完全想不通为什么他要干这个事。我说,你要考虑社会后果啊。社会后果无非就是两种,一种就是我们四个人——那时候还不知道几个人呢——去了之后,没有任何反应,没有任何响应,你不就跟跳梁小丑一样吗?然后自己弄到监狱里头不知道要呆多久,这不是大傻瓜吗?另一种可能,就像5月13号王丹他们绝食一样,把大家都煽动起来,然后你控制不了局面。这两种结果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我想不出来会有第三种结果。我说为什么要去干这个事,他讲了一大堆,也没能说服我。讲的那些我就不能公布了,那是我们的秘密。

到了5月29号晚上9点钟,刘晓波给我家里打来一个电话,说“你必须今天告诉我,去还是不去”。我又劝他说,你别干这个。他太太也哭得不行,求他不要去。他说“这事儿我干定了。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决定要做的事,谁劝也没用。哪怕最后就是我一个人去,我这事儿也干定了。”那我说“好吧”,没有办法说服他,我说“这样,你一个小时后再给我打电话,我给你明确答复。”就这一个小时,我觉得我就像哈姆雷特一样,To be or not to be。这是我一生当中最难做的一个决定。我甚至拿了一张纸,中间画了一道,去?还是不去。然后列举这些理由。我发现我根本没有理由要去。最后是由于两个理由,我决定我非去不可。第一,刘晓波从认识我不久就到处跟人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你一个最好的朋友要去干一个掉脑袋的事儿,要你陪着去,你能不去么?我从来就说,我周某人最看重的就是两个字,叫“仗义”。你没办法不去,这是第一。否则你整个人格就垮台了。那是我宁死也不能接受的一个前景。第二个理由就是,我觉得我去之后说不定能影响他。我要是不去,说不定他会干出什么疯狂的事儿。他的太太陶力当着我们两个的面——那是第二天了,在他们家,她说“听说你同意去了,我这心放下一半。也就你的话刘晓波还能听得进去。”最后事实上也就是这样,如果没有我去的话,他们三个一块死在里头,非常非常可能是这样。总之,我去绝食完全不是我的意愿。最后你发现你必须选择自己不愿做的事!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一个小时之后,我给刘晓波回了电话,告诉他我同意去绝食。他乐坏了,我趁势提出几个条件,一是一定要发表一篇宣言,说明我们的目的不是去煽动,是劝和,并且要借此宣传一种没有敌人的新的政治文化;我还提了两个口号,“我们没有敌人”,“中国的社会进步人人有责”。这就是我们《六.二绝食宣言》的起因,第二天我拟了个提纲,晓波执笔写的。再就是要严格遵守绝食规则,连糖水都不许喝!他全都一口答应。我问他还找谁,他说准备找侯德健。我问为什么找他?他说侯名气大,可以动员群众!我又问侯什么态度?他说还没找到呢,侯还在香港做他的录音带。

5月30号晚上,我们去机场接侯德健。他一路上都在问,你们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有什么意义?他实在搞不懂。他一个台湾人,对大陆的事情根本摸不着头脑。我们费了好大劲,最后又把刚刚起草好的《六.二绝食宣言》拿给他看,他才同意了。

6月2号下午,我们四个人先在侯德健家里集合,我看见李双江也在,李还表示要参加绝食。我说你不想活啦?你是军人啊,要上军事法庭的!下午四点左右,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在纪念碑平台上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先由刘晓波说明,绝食的目的是为了抗议戒严和军管。我们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要以和平的方式来显示民主力量的坚韧。我们认为戒严和军管是“阶级斗争”式的,以暴易暴的政治文化的体现。我们为此呼吁全体中国人,从现在开始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要求政府立即结束军管,并呼吁学生和政府双方重新以和平谈判、协商对话来解决双方的对立。

有记者问我们这样做是否考虑到后果。我说,所谓后果,无非是社会后果和个人后果。社会后果我当然担心,担心发生过激反应。我希望大家不要为这件事情过于激动。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四个人来饿三天罢了。至于个人后果,我们很可能会去坐牢。可政府不能关我们一辈子。我说我只担心自己的行动会牵累四通公司,希望政府不要因为我个人的行动而加罪四通,并说我已经辞职。侯德健讲了他几天前在香港参加港台百名大明星“民主歌声献中华”义演的盛况。三十万香港同胞为这次义演慷慨损献了一千三百万港币,他还把T恤衫上邓丽君、奚秀兰、张明敏、成龙等人的签名指给大家看。高新以一个中共党员的身份讲了他参加这次行动的意义。随后,我们到广场广播站去发表讲话。侯德健还大声呼吁学生们行动起来把广场清理干净。他再次讲香港的“民主歌声献中华”义演结束后,三十万香港市民从跑马场退场如何井然有序,如何没有在地上留下一片废纸垃圾。他还说他发现他写的歌曲“龙的传人”当中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龙的传人不限于“黑头发黄皮肤”。他很抱歉犯了这个错误,并且决定修改歌词,我则说,如果政府中的某些人能有侯德健这样自我批评的精神,中国的事情会好办得多。后来,侯德健领唱了“龙的传人”。

六月三日的白天一直很平静,我们四个人除了在中午举行过一次记者招待会之外,一直在帐篷里昏昏欲睡。傍晚时分,空气骤然紧张起来。解放军强行进城,在各处路口与群众发生冲突的消息不断传来。广场广播站开始教授学生们防备催泪瓦斯的方法,以及天晓得会不会奏效的,用汽油瓶、棉被(!)打坦克的方法。

十点钟前后,广场以外的四面八方突然枪声大作,而且越来越密集,尤其是西面木樨地方向。开始大家都认为打的是橡皮子弹,不久就有人跑来说,军队已经真的开了枪,然后不断有人在广场广播站失声痛哭,控诉当兵的如何残酷无情地杀人。只是广场上暂时还算平静。几个学生搀扶着一位满头血污,面无人色的军人挤过来,一边高喊着“别打,别打”。人们刚七手八脚把这人护送上救护车,忽听得纪念碑西北角人声鼎沸。刘晓波和我挤过去一看,原来是一群市民敢死队,带着几支冲锋枪上了平台,说是要在纪念碑上坚守。学生们拼命劝说,让他们不要以暴力对抗。这些小伙子哪里听得进去?他们怒吼着说:“你们不使用暴力,当兵的可不管你这一套!你不杀他们,他们可要杀你!”刘晓波、我和高新三个人和学生们一起把好话说尽,总算把他们请走了。临走时,这些人怒视着我们大吼道:“好吧,你们这些软骨头!我们走!我们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们?有你们后悔的时候。”

六.四凌晨,那时已经打枪打得一塌糊涂了。午夜一点钟,一辆装甲车开进广场,发出隆隆巨响,绕广场兜了一圈。枪声响得愈发密集,四面的天空这里那里不时划过一道道闪光的弹迹。广场东北角一片火光,看上去像是一辆公共汽车被点燃了。我们四个人想下去看看,被学生纠察队坚决阻止。学生们甚至不准我们离开帐篷一步,怕我们中了流弹。这些可爱的、好心的、英勇的、可又是自负的大孩子们,甚至认为他们有责任在这已经发生大流血的夜晚,保证我们这些成年人的安全!

广场的大喇叭里,一边是学生领袖柴玲在领头宣誓:“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我心里觉得好笑,什么“人民广场”!立刻让我联想起“人民币”、“人民银行”、“人民邮电”!什么“不可丢”,丢了又能怎样!全是共产党电影小说里学来的一套——另一边是政府在反复广播北京市政府的“通告”:“今晚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请你们马上离开广场,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这时,军队已经开枪打死了人,留在广场上的学生们也都准备了棍棒、菜刀和汽油瓶。双方的一场恶斗看来已成定局,广场上眼看就要血流成河了。

突然一个学生,北大的邵江,跑进来蹲在我面前,我听那声音都颤抖了。看不见他什么表情。他说,“周老师,太可怕了,完全不是大家事先估计的那样,真的是血流成河了!那些大兵简直疯了,跟疯狗一样,见人就开枪,根本不管男女老幼”。他说他刚刚从枪声最密集的几个地方跑了一圈回来。他说“周老师,求求你,现在能救同学的就是你们几个老师了。你千万想个办法救救大家。”我听了之后心想,我能救谁啊,我连自己都救不了啊!那天下午就有好多朋友来找我,包括王东、王苏波,我部队里的两个铁哥们儿,都是军队首长身边的人,穿上便衣进来跟我讲,说你必须要想办法出去,你不能呆在这儿,晚上要出大事儿。我问什么样的大事儿,他说要多大有多大!我不可能走啊,对不对?你自己跑了,像吾尔开希那样,那是一个人格垮台的事儿。那是不能做的。所以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两个字——等死。听天由命了。邵江说了之后,我先问他“你这个主意跟柴玲说了没有?”柴玲是“总指挥”啊。他嗤之以鼻,说柴玲?跟她说没用,根本说服不了她,她也说服不了同学。我心想,我是你们的客人啊,我怎么能够去指挥好几千同学呢?而且你们之间意见分歧对立那么严重,而且这么情绪化!我心想,我哪有那么大本事,怎么能说服你们大家?但是后来我决定,必须要试一试。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我试了,不成功,我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如果上帝要灭这些人,那是天意。但是我不试,我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再说四个人里我是老大啊!于是我就下了决心。先说服了高新,高新非常容易跟我一致,他说早就该撤了,就是他不敢说而已。谁说要撤谁就是叛徒。然后我们两个人再说服侯德健,最后再说服刘晓波。我们四个人意见一致之后,我设计了一个操作方案,一二三四,其中就包括跟戒严部队谈判,否则部队根本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一阵乱枪就把你打回来了。我们有一大堆学生纠察队负责保护——也不知道是保护还是控制,因为柴玲私下里跟身边的人说“这几个人都是来夺我的权的!”——不错,我们就是想夺她的权!所以后来王军涛设计了一个马拉松绝食,想要凝聚起一批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夺柴铃的权,否则毫无办法——这些学生纠察队一听说我们要跟戒严部队谈判,就说你们千万不能去!你们去了肯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争论得一塌糊涂。最后我急了,就说“没时间再争论了,这事儿我说了算!有任何后果我负责任!”然后我做了一个分工,我们四个人分成两拨。我说“晓波,你和高新留下,继续劝说同学,”因为同学们根本没同意撤呢。说“德健你跟我一块去谈判”,因为我心想这猴子等于一张活名片。谁知道什么周舵是谁,那还不是一枪就把你干掉了。你要说你是侯德健,他可能会手下留情。你来两个人,说是代表学生来谈判,谁知道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来谈判?你说话算数么?所以他必须跟我去。刘晓波还挺仗义的,非要说他跟侯德健一块去。侯德健就劝他“你这个人脾气太坏,弄不好跟人家吵起来,咱们全玩完。周舵看上去温文尔雅,不像个暴徒。还是我们俩去。”侯德健真不错,你想想这事跟他有什么关系,咱们好不容易把他弄上这条贼船来了,根本从始至终他都不知道干嘛来了,现在跟着我去干这要老命的事儿。然后我们有个保健医生——我们都是首长待遇——叫宋松的一个小伙子,就说“周老师,我们在人大会堂那儿停了一个救护车。我们把那车开来,给你们二位穿上白大褂,就伪装成红十字会什么的,然后去找戒严部队。”

正商量着,几个学生纠察队员气急败坏地跑进我们的绝食帐篷,说不好了,出大事了,老师们赶紧去看看吧!原来是又来了一批市民敢死队,带着一挺从坦克上拆下来的高射机枪,把学生纠察队赶开,把机枪架在纪念碑西侧的汉白玉栏杆上,对准人民大会堂,准备和军队拼命。这几个敢死队员已经处于半歇斯底里状态,手里拿着铁棒,谁敢上去就要敲死谁。我们使尽浑身解数劝说他们。这五个人又哭又喊,两眼通红,除了一心报仇,什么也不顾了。他们一边哭着,一边讲述军队如何凶残:“他们全是野兽,不是人!”讲述他们如何看着身边的伙伴一个个平白无故地给打得满身窟窿。“回去怎么向他们的父母交代?”“我也不想活了,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刘晓波本来就结巴,此时连打躬作揖都用上了。在劝说中,刘晓波提到广场上的大学生都是宝贵财富,说他们都应该替大学生的生命安全负责。这些人一听就火了,又大吼起来:“只有你们这些大学生是人?我们就不是人?我们为了谁?不是为了保护你们这些人,我们呆着好好的,为什么要往枪口上撞?你们倒是没事,可我们的人死了那么多,就白死了不成?”

我走到一个年纪看上去不到二十的小伙子面前,此时我们两人都已经泪流满面。我劝那年轻人冷静,千万要保重自己。那小伙子哽噎着告诉我,他十九岁,是个体户。他说他家里有父母在,还有一个姐姐。我说死了的人没法再活过来,你去死也救不活他们。你要是出了事情,你的父母亲还有姐姐会多难过?我们怎么向你的父母交代?千万千万别冲动,快离开这个地方回家去。

就这样,好歹劝这些市民敢死队把枪扔掉了,起初就扔在纪念碑上层的平台上,邵江过来对我说他受过军训,问我是不是把枪栓卸掉。我告诉他快去!一会儿,他回来告诉我,已经把枪栓卸掉,扔进垃圾堆里了。但是这人群里头还有好多抢在里边。一旦这里面枪声一响,那就根本不分青红皂白了,非常危险。当时我设计方案,第一个就是要把所有这些武器都收集起来。是不是真收集起来了,谁也没有把握。真的是千钧一发!

我们四个人回到绝食帐篷里继续商量。方案决定之后,立刻开始行动。我们首先找到柴玲和李禄,劝他们尽快组织学生撤离。出乎意料,没费什么力气就把他们说服了。接着由我向广场上的人喊话。我说:“亲爱的同学们,北京市民和各界同胞们,我是四通公司的周舵。刚才我们参加绝食的四个人和学生组织的领导成员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我们一致决定,马上组织和平撤离。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正规军,抵抗是毫无意义的。血已经流得够多了,不能再流更多的血了。在这里的全都是中国的精英,是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多保留一个人,多保存一滴血,中国的民主事业就多一份希望。我们强烈呼吁各校同学马上组织撤退。我们要求同学们马上集中到纪念碑的周围,马上放下手里的石头、棍棒,这一切不成其为武器的武器,坚持非暴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广场周围的解放军官兵们!你们不是人民的子弟兵吗?这里都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平民。我们强烈要求你们马上停止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停止自相残杀。我们正在动员同学们和平撤离,请你们配合,派代表来谈判。我们也将派代表去和你们谈判撤退。”

我把这番意思反复喊了两遍,刘晓波、侯德健和高新也都讲了话。我们随即听见一片呼喊反对的声音。反对意见最强烈的是纪念碑西南角上的人群。后来才知道那里大部分是市民。

我和侯德健正要出发去找戒严部队谈判,德健忽然说,是不是把柴玲拉上?我说你试试看吧。过了一会儿他跑回来,气愤地说,妈的,她不肯去,她说她是广场总指挥,不能离开!

我们从西面走下纪念碑,我就让小宋赶紧去找他说的那辆救护车,我和侯德健就在下面等他。等了好半天小宋才回来,等得我们心急火燎的。他垂头丧气地说“车不见了,衣服也没有”。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开来一辆中巴,我赶紧跑过去把它截住了,上去跟司机说我们要去找戒严部队谈判,你能不能帮个忙。这个司机真不错,那是多危险的事儿!他把车上人都劝下去之后,就问我们往哪儿开。我心想,我哪知道往哪开啊。除了我和侯德健、小宋,另外还有一个学生纠察队的学生陪着我们。他就讲,听说天安门前边金水桥那一带,停着的都是坦克。那就往那儿开吧!然后就往北开。当时天安门广场是这样,大家都知道,这边纪念碑,这边天安门,这边是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这边是人民大会堂,三面都是马路,马路和广场之间都有隔离栅栏,把马路和广场隔离开来。我们就往北边的隔离栅栏这边开。快到的时候,我们在车上正说话呢,司机一下急刹车停住了,说“几位先生,不能再往前开了。大兵在前面嚷嚷说再往前开就开枪了。你们几位自己走过去吧。”没有别的选择,就只能自己走过去了,就从这两个隔离栅栏的缺口这儿走过去,就是在劳动文化宫南边,现在这儿有个交通岗。就是往这个方向走,大概比这个交通岗再靠北边一点。这段路,大概也就100多米,我觉得简直就是走向地狱之路,恐怖之极。你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什么都看不见,黑乎乎的一片。只知道对面就是坦克,就是机枪。走到那之后,忽然就呼啦啦跳起一帮人,稀里哗啦,你也没法判断是什么声音,后来侯德健说是拉枪栓的声音。然后就听有声音高喊说“站住!不许再往前!再往前就开枪了!”我们赶紧停下来,扯着嗓子使劲玩命的喊:“别开枪!我们是来谈判的!我们是侯德健!”先把名字报出去,“赶紧把你们的指挥官叫出来,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事儿!”喊了半天,天保佑,真的是天保佑,居然没开枪。过了一会,跑近来一群人,十几个,全副武装,戴着钢盔,前边的当官的拿着手枪,后面大概是警卫员,拿着冲锋枪。为首的跑近前来,我一看,是一个上校,两道杠三颗星。先是吵架,吵了一通,他们说我们怎么来支持暴乱,我们说他什么人民子弟兵,杀这么多老百姓。然后我说,不能再吵了,现在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我们来就是为了避免更多的流血。你们是什么态度?他当即就表态说“我个人完全同意,但是我不能作主。”那当然,他当然不能作主。他说“你们几位就在这儿,千万别动。我马上去请示指挥部。”然后这十几个人就跑回去了。就在我们这几个人在那儿等答复的时候,广场上靠近纪念碑原本有一点昏黄的灯光,哗一下也全灭了,整个漆黑一片。没多久就见烧起几堆火。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看官方报道才知道,学生把垃圾什么的点着了,怕部队来偷袭他们,照明用的。他们三个就有点紧张了,问我怎么办。我说“没办法,必须在这儿等着。估计这就是开始清场的信号。”过一会他们跑过来了,说“你们赶紧回去,指挥部已经同意了,给你们在东南角留了通道。你们赶快回去带学生出去。”我们连滚带爬跑回去,因为我拖着侯德健,侯德健已经——他大概身体很坏,有胃病,平常又不大锻炼,我还经常跑个万米什么的,又绝食——他已经跑不动了,好不容易把他架回去。然后就开始动员学生,在广播站里广播。我就把学生吓唬了一大通,就说“不要抱有任何幻想。跟我们谈判的部队讲得非常清楚,得到的命令是不惜任何代价,可以使用任何手段,一定要在指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我只差没说,如果不撤出去的话,你们一个个都会死在这里头!我不敢说这个话,因为说不定这成为我将来一个反革命罪行。但是我觉得我已经把信息传达过去了,这话本身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因为在那之前,大家都以为,无非是来一大帮子人,把大家一顿臭揍,枪托子什么的,架走就完事了。根本没想到是这种结果,真的是机枪横扫,不分男女老幼,谁也没想到是这种结果。我们在广播里反复动员,我先讲,然后侯德健、刘晓波、高新全讲了,一定要让大家撤。学生还在争论撤还是不撤,把我急坏了。我就跟侯德健说,“不行,咱们能不能再去一次,看看他们能不能推迟行动的时间,哪怕给我们半个小时也好。”我们又跑回去,这时就剩三个人,小宋还跟着我们,又重复这个过程,又跟他们讲了半天。他们说没有任何可能。军令如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又说,你们赶快,如果学生不撤,奉劝你们几位自己赶快走,否则不能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侯德健跟他们说,你们大概已经听见了,我们已经在广播上讲了,我们一定最后走,哪怕广场上还留下一个学生,我们也不会走。分手时很客气,我记得还握了握手。

我们赶快跑回去,回去的时候才发现,学生已经开始撤了。我那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学生们打着旗唱着歌,非常荒诞的是唱着《国际歌》,唱着共产党的党歌。当时那个场面确实很悲壮。我们俩赶紧往纪念碑上跑,跑到第一层平台上,然后,因为也没仔细看,就被一个大兵拿枪一横就把我们拦住了。这个时候我一看,整个顶层平台上一片钢盔的反光,早已被部队占领了,在往下赶人。小宋赶紧上去跟他们解释,“谈判代表,刚跟你们达成协议了”等等。他也就没怎么样,反正不能让我们再往前走。我们是想去找刘晓波和高新。我们就回过头来,站在栏杆后面,面朝东,朝着历史博物馆方向。正在想怎么办呢,我们三个人,小宋还一直跟着我,就看见那些学生,很悲壮的,慢慢地往东南角撤。后来才知道,是封从德说大家表决,同意撤的就喊“同意”,不同意撤的就喊“不同意”,哪边声音大就按哪边办,少数服从多数。最后他说是同意撤的声音大。其实这是个好办法,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太教条主义。如果你在下面,你怎么知道哪边声音大?只有在上边才听得出来哪边声音大。他就非说是同意撤的声音大。就这样才说服了学生撤。

我们正在这儿站着看,正在想怎么办呢,突然学生们停住了——这时天开始微微有点亮了——然后有个学生喊“侯德健,一块走!”,他们把他认出来了。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担心我们被大兵俘虏,反正意思就是跟他们一块走,别再留。我们拼命劝他们快走,他们也不听。这样我们就赶紧跑下去,顺着学生队伍往队尾走,因为我们不是说了要最后走吗。转到纪念碑的北边,因为我们朝东站的,从东边跑下去,到北边一看,居然还有大片大片的学生,有的坐在草地上,有的坐在纪念碑的台阶上,就是死不肯走。少数服从多数,他们也不服从。把我急坏了。我和侯德健分头去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连哄带骂,连拉带扯,我刚把前边那个学生说服了,拉起来要走,后边就有一个声音喊“不许走!谁走谁是叛徒!”他马上就坐下了。把我气得当时就开骂了,把他臭骂一顿,大意是说,你可以死,这是你的权利,你的自由,但你有什么权力强迫其他同学死?万一你没死,你将来怎么向这些同学的父母交代?讲了很多,最后他不说话了。过了一会,他说了一句“走!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还是要找个理由。这样才大家全起来跟着走了。我正要跟着走呢,突然抬头一看,前面一大群军人,离得非常近了,挺着刺刀就过来了。我也没来得及多想,赶紧就跑过去,一边跑一边喊:“别开枪!别动手!同学正在撤退,”等等,喊的什么我现在也记不太清楚了。结果话音没落,一个东西就捅过来了,我也看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一下子就捅在我这边,就在心脏旁边的肋骨上。当时我就要窒息了,差点坐在地上。小宋跟着我,赶紧把我扶住了,然后就跟他解释,说这是周老师,谈判代表什么什么,当兵的根本不理这一套,嘴里骂着脏话照着他就是两下。后来小宋拿自行车把我驮到我家门口,我们两个还互相撩起来看伤。都在这里,非常准,就在心脏旁边这个肋骨上。后来听说那就是从越南前线下来的特种兵。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捅的,我现在还留着疤呢。然后赶紧,小宋就拉着我回过头,走在队伍最后,一点一点往前走,很慢。走了一段之后,小宋就使劲把我往人群里头推,还不断往后面看。我回头一看,顿时毛骨悚然,后面那枪口就对着我们后心!小宋就怕他们,你不管是什么,不小心走火还是什么,我们就没命了。他赶紧把我推到人群里。裹在人群里走了一段之后,我就从东边钻出来。这时候我和侯德健也失散了。我就想去找他们三个人。就见一辆坦克开过来,离得非常近,大概也就是三四十米这样,冒着浓烟。然后到这里它就停住了。停住之后,这些冲动的学生还在地上找瓶子找砖头要砸坦克。我赶紧把他们摁住,一边看坦克前边的舱盖里钻出来一个坦克兵,做这个手势——估计大概就是说,别废话,赶紧走吧。没开枪,也没扔催泪瓦斯什么的。因为我们已经在撤了。我顺着队伍来回跑了好几趟,想要找他们三个,谁也没看见。

我和小宋从广场出来,这时候天已经亮了。陆陆续续就有一些市民出来。人不多,站在马路边上,人人都在掉眼泪。然后跑过来一个中年人,像是30多岁的样子,一边哭着一边跟我讲,“实在对不起,我们真的是顶不住了!”我一听,眼泪就掉下来了。他一定是这整个那天晚上就是在拼命阻挡那些军队,他还跟我说对不起,我们没把他们挡住!

我和小宋从前门大街走到北京音乐堂,然后到六部口。到六部口那个路口,还是西单路口,记不清了,我在那儿站了半天,看一辆烧焦了的装甲运兵车。我还直纳闷,这么一个铁家伙怎么就被烧了呢。然后穿过马路就快到西单了,就在电报大楼附近。这时候,就从东边开来一辆坦克。后边坦克我没看见,后来才知道不止一辆。开得非常快,就在紧靠着人行道的马路上。我那时候也冲动了,也在拼命找砖头砸坦克,打得坦克乒乒乓乓的。幸好没开枪,一个催泪瓦斯扔过来;我们所有人在广场上都发了湿的口罩,我赶紧掏出来捂着鼻子,呛得一边咳嗽一边跑。这时候我才低头看见,整个马路人行道上都是血,半干的血迹,一滩一滩,一溜一溜的。那是我第二次看到流血。第一次是我去发表广播讲话。我说了还没两句,广播器材坏了。我坐在那儿等着他们学生满头大汗在那修的时候,想起来有一个学生送给我一顶钢盔,给我作纪念品。我就掏出来一看,里面全是血,估计是砖头砸的。把我恶心坏了,一甩就给丢到松墙那边去了。第二次就是在西单路上看到的血。这辆坦克开到西单路口,一个急转弯,从那边又开过去。后来听了很多见证人说,不知道这辆还是后边从东边开来的坦克,就在六部口那个路口,压死了13个学生。我认识的一个北大姓刘的职工子弟,一直不断跟我联系,他就是在那里被辗掉一只胳膊,现在装的是假肢。因为坦克开过来之后,学生们都排着队,这个十字路口所有的四边上,也有很高的隔离栅栏。所以坦克开过来的时候,就把他们挤在坦克和隔离栅栏之间了。前后都有人挡着,中间这些学生就根本没有地方跑,连辗带挤压,据说是死了13个学生。高新说他当时就在离我后边不远,他刚刚跑到这个路口,亲眼看到学生死伤。所以死人都是发生在广场的外围,唯独没有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后来许多人胡说八道,我6月5号上午还在街上看,就看到有人贴出来的传单,说一个自称清华大学的学生,他已经跑到香港了——真神速啊,可能是坐火箭——说他如何如何在广场里头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等等。不是柴玲说的,柴玲很晚才跑出去的。老外又根本不知道天安门广场是怎么回事,北京市地形他也不知道,一说“六.四”就是天安门事件、天安门大屠杀,那一定是在天安门。完全不对。这就像一个台风一样,周围是12级台风,就这个台风眼是风平浪静的。因为在部队还没有大开杀戒之前,我们就把学生和平的撤出来了。他们不是为了杀人,是想把我们这些人都赶走。没有必要在广场上再杀人了。

到了西单路口,小宋他家就住在西单,他说他从家里找个自行车把我驮回家去。从西单这个路口拐过来往北走——那是我第二次流眼泪——我站在那儿愣住了。我根本没想到这种情形!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马路当中是一片狼藉,就像经过一场大混战一样,废砖烂瓦,什么烂铁条自行车,乱七八糟一塌糊涂。但是你看两边商店的橱窗,没有一块破玻璃,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我当时心里就在想,天底下哪有这样的“暴乱”啊!没有一个人砸玻璃,到里头偷东西抢东西!你再想想看,比如说,我去美国之前,就在92年,洛杉矶大暴乱,你看看那是什么景象!那些人要抢南韩人的商店,韩国人在房顶上架着机枪跟他们对着干!天底下哪有北京六.四这样的“暴乱”啊!我心里想,北京人真是了不起,太伟大了!后来,每当我有点动摇,心情沮丧的时候,就用这件事激励自己,告诉自己说,我们中华民族一定会大有希望!

以上所说,就是我的六.四亲历记。

二十年过去了。每年六四,我都要例行绝食一天,纪念这个永世难忘的,惨烈的,血腥的黎明。

(本文引用了罗点点《天安门广场最后的故事》部分文字。该文的素材系由我提供)

"六。四"早晨从广场撤出来,一直陪同我的医生宋松家在西单,我在他家附近的公用电话亭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家里人快要急死了,说是一晚上都在接美国的来电,国外的报道都说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推土机在推死尸,等等,我表弟罗安邦一边打电话一边哭。小宋从家里取出自行车把我一直驮回家;在我家大门口,我们撩起外衣看伤,竟然都在同一个地方,就在紧挨心脏左边的肋骨上。小宋真是个了不起的小伙子,一直冒着生命危险守护着我,寸步不离。他后来去了美国,我们在波士顿又见了面。我随便吃了点东西,一觉睡到下午,傍晚时到中学同学王和那里暂避一晚,第二天骑自行车回家,一路上看传单,当我说那个自称的"清华大学学生"是在胡说时,旁边的人都怒视我,以为我是便衣特务!到四通公司一看,人去楼空,只有一个人值班;问万总在哪,说是已经离开北京。

不久接到刘晓波的电话,让我去和他们三人会合,他说是在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我一听就知道是外交官公寓。我拒绝了;一来他要出来接应我,对我们双方都不安全;再者,我也不愿接受老外的庇护。事实上我是对的;不久全北京的外国人都慌忙往回跑,侯德健进澳大利亚使馆政治避难,使馆也同意接受刘晓波,但不接受高新;晓波还挺仗义,表示这样的话他也不去了。那位收留两人的外交官很为难,说是你们可以留在这儿,冰箱里有吃的。这不是扯淡!冰箱里的东西能吃几天!于是两人只好出来;高新回了家,不久被捕,晓波一出外交官公寓就被抓走了。王军涛托甘阳打来电话,让我和他们一起走,我也谢绝了。人越多目标越大,越不安全。

当时我的想法很明确:就看老邓死没死。只要他活着,规矩就不会大乱,我至少不会被枪毙;要是他死了,那就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那我非跑不可。6月9号,证实邓没死,于是我决定就在家等着,哪也不去。后来实在拗不过家里人的劝说,在一位朋友的姐姐赵娅平家里藏到6月13号。在此期间,我把六四广场清场的情况详细写了下来,用国际邮件寄给了我在美国的姨妈,还居然寄到了。11号,我骑车进城查看情况,在地安门遇到老朋友张玉川,他见到我大吃一惊,说你疯了,还在北京瞎转悠,还不快跑!我说跑什么,总不至于枪毙了我。他说那可不一定!他把我领到家里,百般劝说,还把身上所有的钱、粮票和外汇卷都给了我,叫我务必快走!

躲在朋友家里总归不是办法,迟早会连累他们的。我终于决定逃亡外地。四通的两位同事帮我租了一辆小面包车,假装往烟台的分公司送货,计划6月13号出发。他们听说铁路盘查很严,公路的情况好一点,其实满不是这样,我们一路闯过了七道公安检查站!出发前一天,我特地赶到西单附近的文怡印刷厂,把我负责编辑的公司周年纪念刊全部资料交给他们,算是对我的工作善始善终,负责到底。那里的人感动坏了,一直说四通人的精神真是了不起!

13号下午,我和两位四通的同事,董文艺,和另一位——我不提他的名字了,就是他后来顶不住压力,把我出卖了——以及司机和他的助手,五个人往烟台出发。一天的车程,竟过了七道关卡,都是全副武装的警察在盘查每一辆车,和每一个人。幸亏那时还没有发我的通缉令,居然被我一一混过!在河北-山东交界的无棣县扣了我三个多小时,我还以为一定露馅了,趁着上厕所的机会,想要把日记嚼着吃了,没想到那么难吃,实在咽不下去,只好都吐在了茅坑里。

到了烟台,住进分公司近海别墅的二楼,除了吃、睡、看电视,就是去海边游泳。海边浴场的大喇叭不停地播放"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听得我不禁悲从中来!在我的祖国,"仇恨"才是主旋律,"爱"却何其少也!

25号,我买好去上海的火车卧铺票——全然没有目标,走一步算一步——来到火车站。站台上每隔十几米就是一个武警站岗,虎视眈眈地盯着每个人。来到车厢门口,列车员看了我的证件——我弄了一个假工作证,编了个假名字"刘勇"——笑了,说和他的名字一摸一样;又要看介绍信,说是必须是处级以上的干部才能坐卧铺——我买的还是硬卧,不是软卧!我当然没有;我问换硬座不行吗,他说不行,于是我只好灰溜溜地回到藏身之地。这是什么活见鬼的规定!

6月30号,小董说很抱歉,他必须回北京上班了,不能再陪我。晚上我给他做了顿好饭,九点多钟,分公司的小张骑摩托车送他去火车站。大约十点多,我正准备洗澡,忽然想起自行车还在外头马路边上,于是下楼想去把它推进来。刚出楼门口,几条黑影就迎了上来!近前一看,是警察和武警,据说来了好几卡车,早把我住的地方团团围住了。他们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反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回答"查户口".我把假证件掏出来给他们看,他们问,"你刚才在哪儿?"我说就在楼上啊!他们问"怎么没看见你?"我心里直好笑,显然,他们刚才已经偷偷摸进去了,居然没发现我!

小张养了一条极其凶恶的大狼狗,见人就咬。我原以为只要有外人进来,这狗东西一定狂吠不止,我好翻墙逃遁;谁想到,它是条警犬,警察养大的,见了警察格外亲。只见它围着警察脚边乱转,警察反倒害怕了,让我把它拴住。这就是后来谣传,我放狼狗咬警察的由头。

他们押着我,楼上楼下看了个遍,当然,谁也没找着。于是问我,这里还住着谁,都到哪去了。我说,一个人回北京,另一个去火车站送他。他们听了一愣,互相看了看——我立刻明白,他们一定认为回北京的是周舵!说不定我还能蒙混过关!不幸,送人的小张不久就回来了,坐在我身边,脸色煞白。警察盯着他问,你怎么这么紧张?我悄悄掐了他一下,替他解释,"小伙子这么年轻,他哪见过这阵势?怎能不紧张?"他们越看越不对,就把他叫到另一间屋子去了。我心想,这回算是完蛋了!

果然,过一会他们回来,满脸阴沉,二话不说,两个人从两边紧紧夹住我,把我押上楼,仔仔细细地搜查我的东西,很快就把我的身份证搜了出来。这两人把我押下楼,拿出手铐把我铐上,冲他们的头说,就是他!我还开玩笑说,原来你们找的就是我呀!他们瞪了我一眼,没说话。

过一会,他们拿出一张搜查证,让我签字。我一看,"罪名"一栏空着,当即说罪名都没有,我不能签!他们说那好办!先给我开了一张扣押物品清单,倒是一丝不苟,连几两粮票都写得清清楚楚。等了一会,搜查证拿回来了,罪名填的是"涉嫌参与发生在北京的反革命暴乱".既然是"涉嫌",那我可以签;一边说了一句,"什么反革命暴乱,荒唐!"他们回了一句,以后你就知道荒唐不荒唐了!我看到下面有一栏,是"被搜查人意见",拿起笔就要写;他们想阻止——显然是怕我乱骂一通——我没理会,写了一句"有关执行人员都能依法办事,我没有意见",他们看了很意外。这是我一贯的主张:警察也是人,只要他们有进步,就一定要及时表扬;这样他们才能不断进步,你也才能化敌为友。化敌为友,这才是最高的政治智慧!

我站在楼门外等着,一位小个子武警看守着我。他见旁边没人,就开始问长问短,言语中充满同情和关切。我趁机把六四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他一边听,一边叹气。

深夜,我被送进烟台公安局看守所。这地方是我到过的看守所里条件最好的,每间牢房都带洗漱间,顶上是铁丝网,可以晒太阳。关到7月4号,我被押往北京。

四个人看押我,两个武警,两个便衣;坐的居然是硬卧,同一间车厢里还有另一个乘客,是个小伙子,想必是早就被警告过,不看我们一眼,从头到尾在闷头大睡。旁边过道人来人往,也都避免看我们。白天,警察用车上的枕巾盖住我的手铐(真是欲盖弥彰!);晚上就把我的一只手铐住,手铐的另一只铐在茶几的立柱上。一日三餐,竟让我自己花钱买盒饭,他们自己只吃随身带的食品,连盒饭都舍不得买;比起现在猖狂蔓延的腐化,当时的政府工作人员真可以说是无比廉洁了!

第二天上午,为首的武警少尉正在看杂志,忽然过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士,二话不说,一屁股坐在了我的身边,开始没话找话,问东问西,问那位少尉穿的是什么制服,等等。那少尉一时间不知如何应对,支吾了两句,又低头看书。那女士勃然大怒——显然是故意找他们的麻烦——说"我是当老师的,我教了这么多学生,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没礼貌的,跟你说话,你不理不睬!"说着说着,忽然从身上掏出一个证件给我看,说"同学你看(她大概把我当成被捕的学生了),这是我的工作证,我是东北××学校的老师……"话音没落,那少尉一把把证件抢了过去,几个人把乘警叫来,把她带走了。我看到这幅场景,心中感叹不已——这就叫做"公道自在人心"啊!我不知道,那些没种的中国男人,在这位女侠面前是何感受!这位可敬的女士,不知现在何处?

傍晚到了北京,警察办完交接,北京市公安局一处(政治保卫处)的四个警察把我押上一辆切诺基,四个人把我夹在中间,往北疾驶。四个人沉着脸,一句话不说。我问,你们把我送到哪去?其中一个人回了一句,到地方你就知道了!

车开到远郊,往东拐上一条乡间土路,越走越偏僻。我心里"咯噔"一下,"别是把我悄悄毙了吧!"不知走了多远,来到一个大门前,迎面是一个大鱼缸,养着荷花;右手边是一座雕梁画栋,二层的中国古典式建筑。车开到楼前,警察把我领进一个房间;里面两张席梦思床,带卫生间,有电扇,但没有空调。直到这时,警察才和我说话,问我饿不饿,让我先泡个热水澡,马上就开饭。我泡在浴缸里直发蒙,不知道这共产党在玩什么花样。

洗完澡开饭,挺丰盛。吃完饭就开审了,一直审了一整夜。我说,我干的都是大有利于人民的事,所以没有设么可隐瞒的(其实当然大有必须隐瞒的!);他们说,那就好。审了几天,我自己的事说得差不多了,就让我说别人的事。我当即拒绝,表示别人的事你们去问他们自己,我不能瞎说。僵持了几天,他们说,既然这样,那就挪挪地方,把我送到了顺义看守所。那个鬼地方,是我所见过的看守所里最肮脏的;一间十几平米的牢房,关了将近二十个人,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拉肚子,不停地轮番在屋角的小便池里拉稀。每个人都在糊火柴盒,这样中午可以加餐;我拒绝加餐,当然也拒绝干活。最可恶的是,我有严重的胃溃疡,他们把我随身带的药没收了,不给我吃。

关了三天,我估计一处很快就会来人——看看我服不服。我心想,少来这一套,"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老周自有妙计。果然,第四天上午,一处两位审我的警察来了,笑哈哈地问我,老周啊,你怎么样啊,还好吧?我心说"好个屁",脸上也笑哈哈地说,你们这叫胡萝卜加大棒,恩威并施啊!好吧,你们也别费事了,给我纸笔,我给你们写就是了。他们大喜,自以为得计了。

落到警察手里,你最难办的就是必须随时判断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完全不说是不可能的,按照直到不久前的中国法律,这样你可能被警方神不知鬼不觉地关上一辈子,加上种种折磨。显然,这不是个办法。但是,你一旦说了,就可能把秘密越漏越多,这个分寸可不好把握。加上警察都受过专门训练,很会找你的漏洞,不断误导你做出错误判断,而且不给你时间去充分考虑。用笔写就有两大好处:第一,有充分的时间仔细考虑;第二,可以多多地写对自己有利的情况,因为警察的询问笔录都是专门记录对你不利的事。这就是老周的应对之道,反过来误导他们,让他们高兴去吧!——对不起了警察朋友们,尽管你们待我不薄,但我们毕竟是对立面哪!确实,最让我欣慰的是,没有一个朋友能够指责我出卖了他,连累了他!

实事求是说,我遇到的这些警察确实很不一般,算得上是整个中国公安系统当中最优秀的一部分;很文明,很有水平,还很有人情味。用他们一位姓高的处长的话说,"你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知识分子,是国家的财富,政府应当主要着眼于教育和挽救"——这些话,放在那种红色恐怖的时期,就算是很安慰人的了。可就是这样一批改革意识超前的人,后来却在他们内部的权力斗争中,被安上"代表了公安系统内一条右倾投降路线"的罪名,清洗出局!这就是共产党体制最大的危险,"逆淘汰",淘汰精英,留下奴才。

个别警察的表现更让我大大吃惊。有一次,看管我的警察悄悄问我,有没有信想要寄出去,他可以帮我忙。我担心是个圈套,不敢贸然尝试;反复想了一天,凭直觉不像是圈套,于是写了一封信给四通的部下,托他们把消息转告我家里——因为担心我家的地址已经被监控;我倒无所谓,对这位警察却很不利。这位可敬的警察居然冒了天大的风险帮我寄到了,反倒是收信人不敢去转告!后来和他熟悉了,我问他,你怎么这么大胆子,就不怕我举报你?那你可就大祸临头了!他说他敬佩我,相信我不会,知道我"够仗义"!这就叫人心所向啊!总会有那么一天,我要好好报答这位警察朋友,现在还做不到,会给他添大麻烦。还有一位女军医,偷偷把她家的地址电话告诉我,让我出去以后和她联系,可惜获释前我怕被搜出来,毁掉了——其实我的担心多余了,释放前根本没有搜查行李。

根据门后的一张纸,火警逃生图之类的,我了解到这地方叫做"潮白河管理处". 7月中旬,看到新闻里那些对刘晓波杀气腾腾的大批判,我很担心他会被枪毙;另一方面,我认为共产党不会垮台,而且,共产党垮台对于中国的民主化并非好事,那种敌我二分的仇恨和对立不应当长期持续下去——套用雷蒙。阿隆的名言:面对六。四屠杀这样的非正义不愤怒,可以说是没心肝;无止境地只有愤怒和仇恨,可以说是没头脑——于是提议由我们四个人出面作证,说明天安门广场清场的真相,交换条件是免于我们四个人、特别是刘晓波的刑事处分。这个提议居然被接受了——看管我的警察认为那绝对不可能;晓波后来告诉我,他获释前,他的预审员给他交了底,凡是在广场清场过程中"立了功"的,一律不判刑。我的做法,是耶非耶,留给后人评判吧。

7月30号,一整天天色都阴沉得可怕,大白天如同黑夜一般;到了下午,疾风暴雨,雷鸣闪电,炸雷就好像在头顶爆裂,震耳欲聋。晚饭后,警察进来,吩咐收拾东西,转移。对讲机里不断传来瘆人的命令:"×号车,检查武器!""×号车,准备!"在瓢泼大雨中,我们被押上警车,一人一辆,互相不能见面,照例是四个警察把我们夹在当中。据说有一个人当场被吓瘫了,跪地向警察求饶——不少人都以为要把我们拉出去枪决。

好几年之后,我才听说,这地方关的基本都是知识分子,被关的时间长短不一,不断有人进来,又不断有人出去,有些人只被关过一夜;有些曾经被关在这里的人放出去之后,就把消息吐露出去,于是就有还被关在这里的人的家属跑来要人,警方这才不得不转移。当然,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就是警方故意利用这种气氛恐吓我们。

当天转移到昌平县城的保险公司招待所,北侧四层的配楼被警方全部占用;仍然是双人标准间,一人一间,一个警察24小时陪住看守;有卫生间、地毯和窗式空调。不过,空调质量很差,开起来轰轰响。吃饭和警察一样,招待所有餐厅,他们先吃,然后给我们端上来在房间里吃。每一层关四个人,我的西边是包遵信,东边是李宏林,李的东边是曹思源。老包后来被送去秦城,我这一层的三个人,加上三层关的杨百揆,就是这地方最后被释放的四位知识分子。

幸亏我随身带了20本书——嘿,逃亡还带着20本书,不多见吧?——又托警察买了两三本,其中包括亨廷顿的《变动中社会的政治秩序》,所以日子还算好过。后来允许看电视和报纸了,但内容极其令人作呕,好像回到了文革时代。尤其是那些歌星明星,极尽阿谀逢迎之事,真是丑态毕露!你何苦来哉,这些都是你的历史记录啊!柴玲还说什么"流血才能唤起民众",我却没看到唤起了谁;直到获释若干年之后,还是只有我和高新、侯德健、刘晓波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在坚持发出抗议的声音。——对不起了朋友们,我不是说要求大家都这样做。多元社会,每个人都有自行选择的自由,我也知道许多朋友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做着有益的工作。我只是说,最低限度,在那种极端不正义的黑暗时期,你不可以去和非正义主动合作,和他们同流合污,替他们粉饰太平,欺骗民众!再放低一点标准,最最底限度,你在与他们合作时,至少应当在内心深处保留一份羞愧,一点自责!再放低一点,最最最低限度,至少,你不能颠倒是非黑白,把自己那一套鼠辈行径合理化甚至神圣化,反过来把英雄主义和理想情操践踏在脚下,大肆嘲弄!那样做,你还算是个人吗?你将怎样面对你自己的后代儿孙?你就用那一套无耻的下贱言行去教育他们吗?一个没有了灵魂的民族,对人类究竟有何益处?尤其是现在的大学生们,甚至是"中国民主发源地"的北大学生,公然毫无愧色地自称"我们现在都不关心政治",真叫可怜哪!我问他们,你们懂不懂什么叫"政治"?一种政治,是以政治为业,当政治家——没有人要你非干这一行不可;另一种政治,是关心国家大事,尽你的公民义务,你们如果连这种政治都不关心,那你们就不是现代社会的公民,而是专制政体下的臣民——甚至连臣民都不是,中国传统皇权专制社会的知识分子都知道"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你们哪里能比?你们就不过是奴才而已!中国的"精英"们竟然已经堕落到了这步田地,简直是旷古奇闻。

不错,我们一贯的主张是"没有敌人",是"真相与和解",主张"批评之前首先尝试作同情式的理解",但这不意味着抹杀是非善恶,不意味着对于明显的非正义、不人道和愚昧无知听之任之,毫无抗议和纠正。和解不是从天而降的,不是权势者恩赐的,它是众多的仁人志士不折不挠的行为抗争,和思想启蒙的结果。

10月1号,警察陪我们上山散步,晚上又开车拉我们进城看焰火(当然是每个人单独分隔开的)。在山上,警察开玩笑说,你可别跑啊,一边用手拍了拍屁股后边的手枪。我说,我不傻,我哪有子弹跑得快!有一次,这位警察大爷竟然粗心到了把他的手枪落在我桌子上的地步;我提醒他,他还自我解嘲说,你会用吗?我心想,老子不是玩枪的,老子是玩智慧的!

听说原本决定十。一以后就释放我们,结果发生了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崩溃,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决的事件,于是又多关了我们半年,直到90年5月9号。家人这时已经获准来探视,我借机会托师兄曹思源的太太把我的手稿偷带了出去。获释前的一段时间,看管已经很松了,我和老曹可以见面说话了。我这位师兄胃口极佳,每顿饭一大盆油腻腻的饭菜,我只能吃一少部分,余下大半盆都被他一扫而光;这还不算,他还要求我用"热得快"给他煮豆腐猪肝汤。难怪他会得脂肪肝。

5月9号,临获释前,警察拿出一张油印的,很粗糙的《悔过书》,很为难的样子说,你看,我们费了好大劲,好不容易为你争取到今天这个最好的结果(指不判刑,所谓"教育释放"),你就给个面子,把这个手续办了吧!就是个手续而已嘛!我把这东西的全文抄了下来,然后跟警察说,你们也知道,我根本无过可悔;不过,既然你们这么说,我就签了,因为人人都知道这是假的。我也没多想,就签了字——现在谁都明白,在外力胁迫下,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合同文件一律无效;可是我根本没有想到,这在许多没有法律常识的中国人眼里,仍然是个大问题!也许,这就是我这一辈子干的最让我后悔的一件大糗事,算是终于着了警察的道了!

回家之前,先把我送到四通公司,当时公司已经被北京市委派来的"工作组"接管。警察事先已经给我做过工作,让我冷静,不要发火——他们知道我的湖南人脾气。可是,听到那个姓郭的工作组组长说什么我已经辞职了,以后和四通没有关系了,等等,我还是火冒三丈,臭骂了一通,把门狠狠一摔,甩袖而去。不错,为了怕连累四通,我去绝食前特地给总裁万润南写了辞职书,但是他没有批准。四通工作组如果想开除我,必须自己做这个决定,自己承担责任。又想讨好上级,又不愿承担责任,也太无耻了吧!——事后冷静下来,觉得他们不愿担这个臭名声,也算是天良未泯,我未免反应过度了。直到现在,四通还欠着我一年的工资。

当天晚上10点多钟,侯德健和高新就找上门来;德健是89年七月份从澳大利亚使馆出来,高新是九月份获释的。过了几天,我们就开始策划六。四一周年纪念,6月1号要开一个大大的外国记者新闻发布会;这二位还声称要借此把周某人制造成"政治明星".据说当时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闻讯都纷纷买机票往北京赶来;很显然,共产党不会让我们的阴谋得逞,5月30号,警察半夜敲门,把我们再一次抓走,关进顺义宾馆。

我和这些一处的警察都成了老朋友了,所以也没有什么压力;他们也尽可能地带我们出去散心,溜旱冰之类的。实际上,他们对当局这种公然违法的做法很抵触,经常忍不住在我面前发泄不满;有一位负责我案子的警察姓卢,是当年对越作战的侦察英雄,在战场上被地雷炸掉半只脚,退役当了警察,他有一次甚至说,再这么把我们关下去,他就要辞职抗议!诸位,共产党可不是铁板一块啊!听说老卢早已退休,我说这些应该不会害了他吧。

关了18天,当局把我和高新放了,把侯德健送到福建,没收了所有的身份证件,塞上一条被扣押的台湾渔船,让船老大把他偷渡到台湾去。就这样,侯德健以偷渡罪回到台湾,被判了两年徒刑。这也该算是一件千古奇闻了!

这时,陆续有被关押的学生获释,开除了学籍又找不到工作,而且我自己也丢了生计,就想到在我当年插队的白洋淀投资建度假村,收容这些落难的学生。经朋友介绍,有人愿意投资。辛苦了一年多,工程建设到一半,政治局常委宋平在一次内部讲话中点我和温元凯的名,说我们是在"积累经济实力,将来再和共产党对着干";于是有关部门一连四次下来"调查"我。当然,马上就把投资方吓跑了,弄得我们欠了一屁股债,好几年都还不清。从此以后,我就成了一个烈性传染病带菌者,很难再找到工作;我自己也不愿意连累朋友,也就尽量自我约束,偶尔用假名字做点事。那时我家就像一个难民营,落难的学生凡是无处落脚的,纷纷经人介绍来我家暂住。我做了一大海碗炸酱,买了一大洗澡盆的干切面,大家就靠它凑合填饱肚子。

92年初,高新在美国帮我联系到作一年的哈佛大学访问学者,92年底,我来到美国。为了拿到护照,耗了半年多,据说过了三关——北京市公安局,公安部,还有哪儿,不知道——然后和我"约法三章",不能参加反动组织,不能污蔑公安部门,等等;否则就不让我回来。我是下定决心要回国的,所以很小心地遵守了约定,尽可能保持低调。

在哈佛呆了一年,又到洛杉矶的姨妈家住了一个月,我准备回国了。美国所有的亲戚都反对我的决定,姨妈和在台湾的舅舅老泪纵横地劝我不要回来,至少,拿个绿卡再回也不迟。他们说,你们一家,你自己,受共产党的罪还没受够啊?为什么还要回去?我说,我爱国啊!我表弟嗤之以鼻,你爱国,那个国家爱你吗?中国哪点好,值得你爱?——93年,正是六。四镇压之后最黑暗的时期,中国在全世界的形象糟糕到了极点,在全世界民主国家眼里,当时的中国干脆就是被世人唾弃的头号邪恶国家;加上我在美国刚刚一年,看到的都是美国的优点,在我看来,美国可以说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了,所以,实话实说,我简直看不出中国有哪一点比美国好。

坦率说,我爱中国,不是因为中国比美国可爱,是因为我和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和它的历史与文化血肉相连;是因为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的祖国和人民遭受了如此深重的苦难,让我深深地感觉到,自己肩上有一份不可推卸的沉重责任。也因为我留在美国不会对那个国家有任何贡献,我不过像一条蛔虫挂在人家肚子里罢了;美国不会有大变化了,而中国恰恰相反,每天都在变,而且,中国变成什么样子,很可能就取决于我们这一两代人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还因为六。四的经历使我多了一些自信,觉得确实有些事情,我做和不做可能会有区别。其实,人经常最难了解的是自己,六。四之前,我一直认为我就是个思想者,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竟然能够在5月13号组织阎明复和学生领袖的对话,5月16号策划和指挥阎明复去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特别是六。四凌晨的和平撤离,这些重要的关键时刻起到关键作用。坦白讲,改革开放初期,我曾经拼命想办法出国,我已经恨透了这个疯人院般的,全世界最坏的国家;是改革开放的新气象,是六。四惊心动魄的亲身经历改变了我的想法。所以,我也理解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对政治极端冷漠——深深的恐惧,和沉重的无奈感攫住了他们的心。我只是说,毕竟20年过去了,情况已经大不相同,公民意识正在觉醒,公民维权运动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宪政和法治开始有了一些眉目,现在的"不关心政治"已经越来越成为懦夫的借口,犬儒的托词,奴才的挡箭牌。

93年初,我回到北京。和王丹、刘晓波等人头一次见面,我就提醒大家,一定不要脱离主流社会,不要搞成一个自弹自唱、自我欣赏、自我封闭的小团伙,那是不会有前途的。但是,六。四镇压之后的江-李政权在政治上倒行逆施,反和平演变、反市场经济的调门甚嚣尘上,邓南巡后虽然有所收敛,意识形态的极左,媒体的铁腕控制,对批评意见的全面封杀却没有丝毫改变,整个国家除了经济领域,一片死气沉沉,令人窒息。因为没有人出头公开批评执政当局,我不得不和寥寥可数的几个"异议分子"担起这份责任,"不脱离主流社会"的良好愿望只得暂时搁置。

没多久,这个小圈子就让我越来越失望。

93年三月,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华,姿态空前强硬,中美关系濒临破裂,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岌岌可危。北京市公安局一处的处长高伟突然找我,问我"能不能帮个忙?不是帮我,也不是帮共产党——我知道在这方面我们的立场不同——是帮咱们的国家,帮中国人民;我知道你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不希望最惠国待遇被取消,那么做只会让中国的老百姓倒霉。你不是说,为了这个国家,你个人的荣辱在所不计吗?"他说,克里斯托弗一定要见王丹,上边——他只是说,是很高的层次;过了好几年,他才告诉我是江泽民在亲自坐镇——下令必须在明天5点之前把王丹带出北京,不然就抓他!真抓了他,最惠国待遇肯定完蛋了。他请我帮忙把王丹带走。

我深知此事非同小可。一旦传出去,什么样恶臭的脏水都会统统泼到我头上来。和中共的秘密警察合作!这样的罪名,想想都要让人不寒而栗!我沉吟良久,然后表示,我认同做这件事的正当性,我愿意做。但是,此事风险极大,搞不好我会背上一个大黑锅,这辈子就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我半开玩笑地说,要是你们让我成立组织,那就很好办,我请示一下组织就行了。我必须有个见证。我要和陈子明、刘晓波、闵琦四个人一起商量,听听他们的意见。

老高出去商量了一会,回来说,找陈子明绝对不行,可以把刘、闵找来。于是他们把晓波和闵琦接来,我把情况一五一十通报他们;晓波反对,理由是"这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的事";闵琦却同意我的意见。我说,你可想好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闵琦表示没问题。

就这样,我和闵琦一大早来到王丹家,说服他离开北京,三人到厦门住了十天。在厦门,我们通过外国媒体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第一,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不得不离开北京;第二,我们强烈呼吁美国国会延续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不出所料,刚刚回到北京,王丹就被许良英臭骂了一顿,然后,许就到处说"周舵是共产党的特务",等等。这么说吧,在这个民运圈子里,就没有人可以幸免被指为"中共特务"的恶名,其实真正的特务经常都是最激进,最"坚定",调子唱得最高的那些人。我从内心深处鄙视这整个一套小儿科,本人自认问心无愧,所以安之若素。是耶非耶,留待历史评价吧。

这年6月,我美国的表弟罗安邦回到天津开发区他所投资的一个中美合资电子公司,请我过去帮忙。我带上出狱后找不到工作的"六。四"被通缉学生马少芳来到天津。一周刚过,就被一大群不知何方人士24小时紧密跟踪监视,我们走到哪,他们跟到哪,晚上一辆车、几个人守在我们的住所外面。班是上不成了,我带着马少芳故意满天津城乱转,专找人多的地方去;这帮人时远时近跟着,到商店里就干脆贴身跟踪,我们打量他们,他们就恶狠狠地瞪着我们。

回到住处,我让马少芳去请他们的领导来家里面谈,先礼后兵嘛。马少芳回来说,他们态度极其恶劣,让他"滚回去"!我一听,登时怒火万丈,当即决定明天跟他们大干一场!

第二天早饭后,我骑上自行车,后座带着马少芳,先是在楼群里转圈子,他们的汽车开不进去,只好换上摩托车;我转过一个墙角停下来,他们急忙赶过来,我就掉转头迎面冲上去,他们又赶忙掉头往回跑,煞是狼狈。转了几圈,很开心,我挑了一个楼群当中人多的广场停下来,掏出相机,让马少芳站到我和这些跟踪的傢伙中间,假装给马少芳照相,想要给这些鬼魅的尊容留个影,作为历史记录。这下把他们彻底激怒了,一大群人冲上来,把我们两人团团围住,下手抢夺我的相机。我立刻高声大喊,"来人哪,有坏人抢东西啦!"周围的群众有几个胆大的想要过来帮忙,他们派人拦住,一个戴墨镜流里流气的傢伙把我的胶卷拉出来曝了光,把相机还给了我。我大骂,你们是哪来的不三不四的人,凭什么一天到晚跟着我,你们到底想干什么?瞧你这幅流里流气的样子,简直就是个流氓!这流氓居然恬不知耻地说,我就是流氓,你能怎么样?他们当中一个看上去是当头的,语气和缓地说,先生你也是见过世面的人,我们是谁你很清楚嘛!我说我不清楚!我要去公安局报案,要求保护!又指着那个戴墨镜的傢伙对他说,像这种流氓,你们也该清理清理门户了!这当头的怕把围观的群众都聚拢来,把事闹大了不好收场,开始和稀泥,说了些比较和解的话。我看目的达到,带着马少芳回家吃午饭,还睡了个午觉;然后又骑车带上他,进了附近一个人烟稠密的水上公园,故技重施,又假装给马少芳拍照,把跟踪的放在背景里一起照下来。这群人气急败坏,冲上来抢走了相机,这回不再还给我了。我照例高声大喊"抓坏人",然后扭住其中一个,让他们跟我一起找派出所。

来到公园派出所,我说我来报案,这些不三不四的人整天跟着我,不知想要干什么,还抢我东西,我要求保护。警察不明就里,拿出纸来就要记录,那个当头的上去跟他耳语几句,两人走进旁边屋子密谈去了。一会,警察走出来,装模作样地记录,姓名,职业,事由,等等;跟踪的人先走了;大家心照不宣,继续演戏。警察问我来天津之前的工作,我说是"运动员";他问做什么运动,我说"也就是时不时地去天安门广场遛一遛",马少芳在旁边听了直乐,警察没听懂,还一幅肃然起敬的样子。

警察把我的相机扣下,让我明天再来解决问题。

第三天,我到警察指定的某公安分局询问,他们耗了我整整一天,又让我明天再来。第四天又让我等了半天,给我买了午饭,让我到一间屋子睡个午觉。正在朦胧入梦时,有人推我,睁眼一看,是管我案子的北京公安局一处的那些"老朋友".接下来是谈判,最后达成协议,我保证不在天津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天津安全局同意不再干扰我工作。

几天之后,我表弟很为难地和我商量,说是天津市委书记亲自找他谈话,请他劝说我离开天津,说什么他们天津"庙小,容不下你表哥这尊神".不过十几天的功夫,我又失业了。

回到北京没几天,我家大门旁赫然出现一张通知,让我必须在7月的某一天搬家换房,因为中央民族学院要盖一座新楼,我父亲留给我的这一套教授住宅必须让给被拆迁的其他教授;如果到时不搬,就要"采取强制措施".我看后简直气炸了肺,知道这是明目张胆的政治歧视。我先是把整个教授楼的四个单元从上到下跑了一遍,果然,只有我这里贴着那份东西,而与我同样情况的一共有九户,他们门上却没有这个混蛋通知。当晚我就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大意是,本人刚刚在天津和安全局大打一架,丢了工作,正在气不打一处来,无处发泄,你们倒找上门来了!整个教授楼和我同样情况的一共九户,为什么只有我必须搬家?你们是赤裸裸的政治歧视!共产党口口声声说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你们睁开两眼看看全世界,有没有一个国家,哪怕是发展中国家,一个教授为国家服务了一辈子,连一套房子都留不下的?当初我要从中央团校调动工作去北大,团校收回我的住房,理由是我有住房,实际上只是住在父亲这里,现在你们又要连这套房子也收回,岂不是欺人太甚!最后我说,你们要是敢采取所谓的"强制措施",本人有"反措施"对付你们,谁敢非法侵犯我的合法权利,我这里有大棒、菜刀、开水、滚油伺候,谁敢露头,管教你们皮开肉烂!!

当天晚上,我就把这封信送到了中央民族学院的主管部门,又特地和几个朋友打好招呼,让他们召之即来,准备大干一架。

不料,几天之后,北京市公安局一处来人找我,告诉我他们已经和民院谈过,让他们不要做得太过分,"影响安定团结,国际影响也不好";他们对民院的领导说,"你们不了解这个人,他在六。四期间是立了大功的,要不是他在天安门广场,广场上会死很多人";又让我不要冲动,好好和校方谈——原来,中央民族学院居然把我的信当做"反动言论"交到了北京市公安局,让他们来"处理"我!据说民院还打算叫上派出所的警察,用电焊枪破坏我的防盗门,然后强行进入。如此穷凶极恶的,"新中国"的"高等学府"!

一处的警察临走前,一位科长私下和我说,"要按我的想法,再给你两套房子都不算多!"所以,有什么样的人民,才有什么样的政府。你与其责骂政府,不如反省自己,因为坏政府全都是被人民惯坏的!

我的上述维权经历,是不是可以给如今的维权运动提供若干启示?

房子总算保住了,工作仍然无法解决。我索性不再找工作,下决心发起了一个专门帮助贫困农村民办教师的社会公益项目——烛光工程。期间经历的种种苦辣辛酸难以言表,当时民间公益事业少之又少,"公民社会"干脆就几乎没有人知道,尤其是因为我本人不能公开露面,只能由夫人赵燕英出面推动,就更是难上加难。总而言之一句话:在中国,做坏事太容易,做好事太难太难!

以下摘录2003年烛光工程结束后,我们向理事会提交的《烛光工程工作报告》第一部分"工作概况回顾"的开头几段文字:

1995年3月,一群热心的社会人士,出于对教育事业的关注,对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状况的忧虑以及对乡村贫困教师(特别是民办、代课教师)的关注与同情,各尽所能、奔走呼吁,倡议发起烛光工程这一社会公益事业,旨在帮助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乡村贫困 教师减轻生活负担,提高业务素质。1998年4月,烛光工程交由中华慈善总会面向全社会正式启动。同年,世界宣明会与中华慈善总会达成协议,参与支持烛光工程的运做实施。

自1998年项目正式启动至2003年底,烛光工程共筹募到善款RMB 987.9万元, 图书70万册,折合人民币约200万元,另有价值150万元的教具、服装等物资。

截止目前,烛光工程项目涉及全国28个省份。项目总共投入资金816.7万元, 并向受助地区捐赠了价值约为350万元的支援物资。通过各个项目的直接受益人数为13000人次,间接受益人数愈10万人,受助学校千余所。

(详情可参看《烛光工程筹备记》)。

烛光工程被迫结束后,我才重新捡起在哈佛大学时的研究课题:《中国民主化的渐进道路——极端主义批判》,直到今天仍在继续这项研究。

回想我这一生,堪称跌宕起伏,丰富多彩。这里记录的只是很少一部分,急就章,权当"六。四"20周年的一篇小小纪念。


八九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