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May 2, 2015

八九文件:袁木等就高自联对话请愿书答记者问

就“请愿书”和对话等问题
袁木等答中外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今天上午说,政府与学生的对话应建立在互相信任和诚恳的基础上,不应有先决条件。

袁木是在全国记协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本社记者提问时说这番话的。

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镠、中共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出席记者招待会并回答了中外记者的问题。

本社记者问,昨天,一些高校学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部门递交了“请愿书”,提出有关与政府对话的问题,并要求今天中午以前作出答复,请问政府将如何答复?

袁木回答,昨天下午三时,中办和国办信访局负责同志在信访局接待站接受了这份“请愿书”。“请愿书”表示欢迎与政府对话,这一立场与政府是一致的。我上次与学生对话时就说过,政府愿意在不同层次、不同范围内,通过不同渠道与各种不同观点的同学对话。这种对话是为了沟通思想,增进了解,以利于促进问题的解决,而不是政府与学生之间不同对手的谈判。昨天部份学生的“请愿书”中对对话提出了一系列先决条件,而我早就说过,对话应建立在相互信任和诚恳的基础上,不应有先决条件。

袁木说,部份学生在“请愿书”中共提出十二条,核心的问题是三条。第一,他们要求对话排除经过民主程序选出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和各校的学生会、研究生会,提出不同意由他们组织的对话,而是要由在这次游行中非法组织起来的“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代表对话。把由学生经过民主、合法程序选举出的组织排除在外,而由非法成立的学生组织来参加对话,这是不合情理的,也不利于学生之间的团结,容易引起学生之间的纷争。政府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

袁木说,“请愿书”第二个核心问题是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为谈判的对手,甚至要超越政府之上。这不仅不合情理,而且表现了青年学生相当程度上的一种幼稚的冲动。“请愿书”不仅提出了对话前政府必须事先答应的条件,而且提出政府什么人参加对话必须经过他们同意。他们规定政府出席对话的应为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以上。我想,对这些要求公众舆论也是不会同意的。请大家想一想,他们这样的说法是否合情合理。

袁木说,第三,“请愿书”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并限期答复,还说如不按期答复,就要继续游行示威,这是最后通牒式的请愿,是带威胁性的。从“请愿书”中可以看出,确实有人在背后给学生出主意,挑起社会动乱。政府已多次说过,挑起动乱的是极少数人,广大青年学生要求促进民主、深化改革、反对贪污、惩治腐败是正当的,是合情合理的,与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政府是真心实意地爱护广大青年学生、关心他们成长的,也希望他们与背后挑起动乱的人分开。自觉分开的最好办法是尽快复课,停止示威游行这类活动。我们指出有极少数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恰恰表明了对广大青年学生的关心和爱护。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能够理解这一点。

美联社记者问,刚才提到在幕后挑起动乱的少数人是些什么人?是学生,还是其他什么人?政府对这些人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袁木答,我说学生上街游行,后面有极少数人出主意,蓄意制造动乱,我个人认为,这些人主要不是学生,但也不排除有极个别的学生。我们已经宣布,如果不触犯刑律,学生的一些过激言论和行动都不予以追究。但如果触犯刑律,就将按刑律追究。对于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我再次代表政府重申,要加以保护、爱护,给予充份理解。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问,亚洲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说,方励之主张外商利用人权作为投资条件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袁木回答,我已经看到了有关这方面的报道。方励之先生的这种主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任何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公民,任何一个真心诚意地主张中国改革开放的公民,任何一个真正希望中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富强起来的公民,都会作出他的判断。方先生一向打着主张中国改革开放的旗号,如果这篇报道是事实的话,那么这种主张同他打的旗号是否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呢?

袁木说,在中国正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发生某种动乱以及国家经济发生某些临时困难的时候,方先生提出这种主张,他的用心又是什么?请主持公正舆论的朋友们去判断。

袁木接着说,可能有些外国朋友看到了中国目前有些临时性动乱,而由此想到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会不会坚持。我在这里可以负责地说,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绝不变。一些暂时的动乱,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有决心加以制止。也许一些临时性的现象会在某些人的心理上投下一些阴影,造成一些对中国开放的暂时的影响。但历史的发展会证明,中国对外开放绝不会改变,而会越来越开放。这是我们既定的政策。

袁木重申,中国在实行开放政策的过程中,对于一切外国、外商在华投资,将绝对地保障他们的利益不受任何影响。不管中国发生什么情况,绝对保障外国、外商在华的合法利益。从这一点说,不仅中国公民不愿意中国动乱,一切真正关心中国,愿意和中国人作朋友的外国朋友,也都不愿意看到中国动乱。

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明天将有多少公安武警来对付学生的游行?是采用武力的、暴力的方法来镇压学生的游行,还是跟上次一样心平气和地对待学生的游行?

袁木说,关于游行示威,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中国公民有游行示威的权利,但也要遵守有关法律规定。譬如在北京必须遵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十项规定。我们不希望看到影响社会稳定的游行示威。如果一旦发生,我们将采取我们前一个时期已经采取的正确的态度和作法对待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北京市的负责人是否同意我的这个看法

袁立本表示,完全同意袁木同志的看法。

美国之音记者问,说学生背后有一些人活动,能否举出一些人和机构,方励之先生是否列入这类人?

袁木说,种种迹象表明,最近在北京高等院校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学生的罢课和示威游行,有极少数人在那里出谋划策。举一个例子来说,被中国政府宣布为反动组织的、设在美国的“中国民联”的一些成员,就是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对方励之先生的全部言行,我在这里不发表评论。我刚才的评论,只是对刚才那位记者先生所提到的问题而说的。至于那位记者先生问到的方励之先生应该划入哪一种人,我希望方励之先生以他自己的言行作出回答。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问,目前各国新闻舆论对中国学生的问题十分感兴趣,这一点是否对当局处理学生示威游行有一定影响?

袁木答,各国舆论的确对中国最近学生的行动表现出程度不等的关注。但是,关注和支持是两个概念。我已经注意到,目前一个时期以来,国际舆论对有关中国学生的行动作出了种种报道,从中我们看到,各种报道中表现出来的关注、角度、看法差异很大,但有一点是相当共同的,就是在处理学生游行示威的过程中,都认为,中国政府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措施。要说区别的话,从根本上说,有些舆论是企图在中国煽动动乱,希望这场动乱越闹越大;有的舆论则希望事态尽快平息下去。我赞成后一种舆论,而不赞成前一种。道理很简单。中国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使经济建设取得预期的目的,这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符合世界和平发展的潮流,符合世界人民的意愿。我们正是从这样的高度和大局来劝告青年学生们尽快复课,停止游行示威。我想,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生会懂得这个大局的。我还想说,有些学生在感情冲动的情况下,对有的道理一时接受不了,我们也不强求,但希望他们在行动上理智一点,冷静一点,认真想一想,政府并不是要与学生对立。在这个问题上,学校当局、合法选出的学生组织和许多同学在这方面作了很艰苦的工作,我对他们表示敬意。

何东昌接着说,非常赞成袁木同志的讲话。对支持我们的国际舆论表示感谢。4月19日、20日以前,有一段时间,大学里出现的大字报中和个别人的讲演中,发表过一些反对政府的言论。4月27日的游行中,学生们呼喊的口号是“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宪法”。对这两种对立的态度,有的舆论报道是不一样的。

香港《东方日报》记者问,为什么少数人可以挑动十几万人上街游行、罢课,其中是否有社会的背景和原因?

袁木回答,我认为,刚才香港这位记者先生讲的少数人能够挑动动乱,的确存在着深刻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思想的原因,情况是复杂的。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也有缺点和失误。譬如说,我们现在还有这样或那样的贪污、腐败现象,群众不满意。少数人就利用群众这种不满意挑动他们,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他说,我们今天的社会是复杂的。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本人就是坚持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一直顽固坚持这种立场。有些人就是要反对中国的宪法,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中国的各种规章秩序。有的人就是惟恐天下不乱,有的人就是要想在一场动乱中达到一些在安定条件下不能达到的目的。所以他们千方百计想挑起动乱。

袁木指出,据我所知,有一些人已经在我们的高等院校当中进行了几年的灌输种种错误思想、提出种种错误的政治纲领、进行种种非法的组织串联活动。希望这些人不要以为政府很天真,不了解这种情况。

何东昌说,我们的大学生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是好的,是善良的。但是,确实有人在背后企图挑动,绝大多数人是不愿意被他们挑动的。挑动的人里头公开提出的纲领性口号,就是要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当然,过去我们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间有某些缺点,譬如某些文章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这是应当改进的。但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政治概念,是主张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

他指出,在北京,包括外地的高等院校,有所谓7条要求,9条要求,共同点就在这里。4月18日清晨,有的学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演说中间也有这个内容。4月18日一些学生要求递交的“请愿书”中也有这个内容。这几位学生中间有的人就是在4月22日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东门外下跪,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来接请愿书的。作为国家教委副主任,我相信这几位同学的心地是善良的,有的仅仅是大学一年级学生。但是,我非常担心他们背后有人。

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问,你们是否准备在什么时候、准备以某种方式来同学生组织起来的那个包括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学生组织进行对话,甚至有可能这个对话是同承认这个组织联系在一起的?

袁木回答说,关于对话问题,我已多次表明了政府的态度。我们真心诚意地愿意同广大学生对话。为了方便政府和学生之间对话的进行,我们认为应该由广大同学经过民主法定的程序,并经过合法批准的全国学联、北京市学联以及各高校的学生会、研究生会作为组织者来组织学生进行对话。我们所以一再表明这个态度,正是因为我们尊重广大青年的民主权利。

袁木说,回顾历史,中国过去的一百多年中所以长期受外国人欺负,就是因为中国一盘散沙;回顾“文革”的沉痛教训,所以造成这样严重的动乱局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是因为在学校中,后来扩展到社会各方面,分成两派、三派、几派,使群众队伍严重分裂。

他指出,政府真心实意地、满腔热情地爱护我们的青年学生,尊重和理解他们的爱国热情。因此,在处理学生问题的时候,每一个步骤必须十分地慎重,不能有一点点不利于加强学生之间团结的作法。有些学生对现在合法的学生组织有这样那样的意见,完全可以给学校当局、给学生组织自身,或者给北京市的有关方面提出意见。不这样做,一时之间一部份人就成立这样那样的组织,不管什么组织,都要政府予以承认,并且同它对话,就会招致相当多的同学不满意,我们就要犯一个严重的挑起学生斗学生的历史性错误。这一点我们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也不能这样做。

何东昌补充说,学生联合会是中学生和大学生的代表选举产生的。大学的学生会、研究生会也是经过代表大会产生的,是有任期的。不到任期、不经过代表大会产生的,都不合乎法定的、民主程序。现在有的学生采取串联签名的方式来产生学生组织,这是不符合学生会的章程的。学生中其他的社团组织,必须经过学校当局或者北京市的民政局登记才是合法的。

汪家镠说,我完全同意袁木同志和东昌同志的讲话。在当前学生的情绪比较激动、意见比较分歧、正常的学习秩序没有恢复的情况下,采取不合乎民主程序的方式来产生学生的组织,是完全不利于学生团结的。我们的同学在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推进民主、反对腐败这一点上目标是一致的。她说,我们北京市学联和很多学校的学生会不赞成采取未经批准上街游行、罢课的方法,认为采取这种大民主的方法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而在游行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又呼吁政府对游行的学生采取宽容、克制的态度,并且也有一部份学生会的干部参加了游行,帮助维持秩序,这是顾全大局,爱护同学的表现,是理智和现实的选择。而有些学生拿这一点作为推翻市学联和各校学生会的理由是错误的。

香港虎报记者问,对少数有反对政府言论的人,政府是否考虑根据法律采取行动?如拘捕他们。

袁木说,对于在前一时期的动乱中,直接进行打砸抢烧违法行为的人,我们已经随时发现,随时拘捕了一些,比如在西安、长沙。虽然有一些没有露面,躲在背后,埋得很深,出主意,很恶毒的人,但在目前复杂的形势下,许多人被裹进了动乱,鱼龙混杂,难以分清。我们不准备现在采取措施。如果采取直接的拘捕之类的措施,那我们就是愚蠢的。我们采取这样的态度、立场和做法的根本原因,是我们从心眼里爱护我们的学生,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子弟。在鱼龙混杂的情况下,我们的任何行动都要十分慎重,不要伤害好人,尤其不要伤害我们关心和爱护的青年学生。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问,如果学生明天进行游行的话,政府是否采取措施防止他们接近明日在北京召开的“亚行年会”的代表。如果学生们能接触这些代表,他们将就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情况、现状说些什么?

袁木答,我认为,经过我们多次表明政府的态度,许多同学会认真思考。我希望,明天不要发生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但也许我的希望不一定能实现。但是我衷心希望并相信,既使明天举行了游行,广大同学对于在北京召开的“亚行年会”,他们会自觉地采取维护的态度,不会去扰乱。我想,同学们是会这样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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