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April 7, 2012

八九人物:方励之


方励之教授出生于1936年2月12日。在1940年代中期,年仅12岁的他就目睹了当时就读的北京四中的学生运动,并因此加入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1952年,他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毕业时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很快就在反右运动中遭受打击,被开除出党,下放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那时他年仅23岁。

正是在那个黑暗的时期方励之与他原来在北大的同学、同样也在反右中被开除党籍下放的李淑娴结了婚。他们俩在农村不同的地点务农,逐渐有了两个儿子。

文化大革命之后,方励之回到学界并在1980年代中期成为在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的教授和副校长。他在那里开创了中国相对论天体和宇宙学的研究工作,其研究小组的工作或有国际名声。但他更为人所知的是在各个大学里发表宣扬自由、民主、人权概念的激情演讲,用他那时频繁出国的所见所闻引导学生认识西方的先进体系。演讲的录音带在大学宿舍里被广泛复制、传播。那时,他鼓励青年学生入党,“在内部改造这个党”。

1986年12月,科技大学的学生因为对当时选举安排的不满酝酿抗议活动。方励之教授参加了学生游行前夕的一个大型集会,发表演讲赞扬学生对民主的追求:“民主是要靠从下而上争取的,不是靠从上而下赐予的。”但他同时还是试图劝阻学生上街游行没有成功,科大学生游行到市中心的省政府抗议。

几个星期之内,学生运动的浪潮席卷了南方多个城市,最终在上海和北京引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方励之再度被开除出党,剥夺在科技大学的所有职位。他被调回北京,在北京天文台任研究员。

1988年,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刘刚在北京大学发起运动,成功地推选李淑娴成为当地人民代表,也是作为向方励之一个致敬。那年5月4日,方励之和李淑娴夫妇还作为嘉宾参加了刘刚在北大组织的“民主沙龙”的第一次聚会并发表演讲。

1988年5月4日,北大学生组织民主沙龙,方励之夫妇(左二、左四)出席。

1989年1月,方励之突然打破沉默,发表了一封致邓小平呼吁大赦包括魏京生在内的政治犯的公开信。该信得到了一系列由著名知识分子联署的支持信件。2月份,他又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失望和希望》的檄文,宣告中国4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失败。该文分别在《纽约书评》和香港的报刊中发表,并由王丹和沈彤以大字报方式在北大张贴。此时的方励之已经放弃他当初从内部改造共产党的想法:“过去,我总是鼓励大家入党,在党内搞改革。但现在我明白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在体制外行动。我们必须使用一切办法推动改革。”

他的言论引起了广泛注意。也是那年2月,方励之和李淑娴受邀参加当时来访的布什总统在北京举办的国宴。他们在赴宴途中遭遇大群警察拦截,未能与会。


当八九学运由胡耀邦逝世引发之后,方励之为了避免给学运带来麻烦而没有直接露面。早期,他们夫妇私下里曾为刘刚、王丹等学生领袖做过指点,但屡次拒绝公开演讲。后来,他对学运的激进倾向很是不满:
一旦绝食开始后,运动就失去了控制。我就猜想政府会动用武力来结束。这些学生就是不懂。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长大的一代,从来没有看到过【共产】党大规模地杀人。这些学生喜欢《国际歌》里那句歌词:“这是最后的斗争”,可我对来我家里的每个人说这绝对不是那最后的斗争。他们觉得只要他们能把这场斗争坚持到底,他们就能够胜利。我不同意。

尽管如此,方励之和李淑娴还是被政府公开指为学运背后的“黑手”。5月31日,几个政府组织的小规模游行在北京郊区出现,那里“愤怒的农民”焚烧了方励之的模拟像。

那时,方励之已经在他离开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发现被紧密跟踪。6月3日晚上,大屠杀开始后不久,他便通过其美国朋友林培瑞联系美国大使馆并在一番周折后获得进入使馆避祸。很快,政府发布的带有两人相片的通缉令便铺天盖地而来。


他们在美国使馆躲避了近一年,其间中美两国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外交对峙。方励之在使馆里仍然从事其科学研究,并发表了一篇以美国外交信箱为地址的学术论文。他们最终被允许离开中国,经由英国来到美国。

刚到美国,方励之便因为公开批评美国政府在中国人权问题上存在双重标准而失去白宫的信任,并很快从公共视野中消失。他后来在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获得教授席位,在那里继续他的物理学研究。

除了极少数采访谈话,方励之一直回避对八九民运的细致讨论。他在海外参加了几个民运活动,但基本上避免了那个圈子里的纠纷和内斗。最近几年来,他撰写了一系列对其人生和科学睿智、感人的回忆文章,但还是绝少提到1989年。

方励之教授于2012年4月6日在其亚利桑那州图桑市的家里逝世,终年76岁。他离开了妻子李淑娴和长子。(曾经伴随他们去美国大使馆避难的次子方哲已于2007年遭遇车祸去世。)



八九人物





Tuesday, April 3, 2012

八九书籍:《天安门的月亮》



金培力(Phillip Cunningham)的英文回忆录《天安门的月亮》从1989年5月3日——北京的大学生在准备纪念五四七十周年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前夕——开始。很快,作者就把我们带进一个匪夷所思的场景:他与摇滚明星崔健和来自台湾的经纪人老倪一起在深夜里来到北大的三角地察看大字报。在那里,崔健没敢下车,老倪假装与金培力说日语以掩盖身份。这样混合着隐秘、兴奋和恐惧的气氛由作者娓娓道来,逐渐把读者带进八九民运的深层。

围绕着八九民运已经有一些以第一手经历的回忆录。有些出自运动的领袖,他们往往更多地注重于他们如何“领导”学运而不是参与其中。有些来自外国记者,他们则是置身事外的观察者。金培力的书独特之处正在于他两者兼备:他本人既是一名默默无名的参与者(虽然因其“老外”的身份时常无奈何地被关注),又是一执着的观察者。而这两者的融合不断地令他焦虑和沮丧。当他在五四游行的队伍中行走或在五月十日自行车游行行列里行进时,他为当时运动的气氛提供了最真切的实地经历。而后来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雇佣协助他们的采访活动后,他得到更多的接近运动的机会但同时也为他自己作为记者所应保持的中立立场而深深苦恼。最后当坦克开始冲进广场时,他又曾一度彻底放弃中立,加入现场人群帮助设立路障,甚至亲自向坦克投掷了一块砖头。

与一些目睹了八九民运而自然而然地成为学运的啦啦队员或支持者的西方作者所著的同类书籍不同的是,金培力全书保持了冷静的视角。有时在面对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激动和狂乱时甚至显得排斥和玩世不恭。他对那场号称“自发”的运动从一开始就被少数自封、隐秘的所谓学生领袖所控制和广大学生表现出对对秩序和纪律的盲从非常不以为然和忧虑。

当他在北师大观察、采访正在集结准备去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时,他写道:
看到这些显然已经准备好奉献自己生命的虔诚的青年男女在回答问题时却只能给出千篇一律的现成答案——有时候甚至是在强大的同伴压力之下给出的雄伟答案——时是一种悲哀和沮丧。那些在边上点头赞许的人明白他们是在鼓励这些心理上迷茫、寻求承认的同学走上绝路吗?究竟又是为了什么?
如此尖刻的观察和可贵的见解在该书的叙事中比比皆是。当然我们并不确定那都是作者当时的想法还是带有事后的反思成果。


对于那些希望更深度地了解八九民运历史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对运动总指挥柴玲与作者一起制作那个著名的“最后的话”录像过程的详细描述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原始资料。柴玲自己对这个极富争议的事件细节一直保持沉默,金培力的这本书和他以前的一些回忆资料一起便构成了现在仅有的第一手记录。

金培力是在五月底一次陪伴BBC记者在广场采访时偶然与柴玲相遇的。那时候柴玲正在计划逃离广场,便寻求金培力的帮助。这本书里,金培力记载了一些至今尚不为人所广知的细节,对理解柴玲当时的心情会有所帮助:

  • 柴玲第一次见到金培力时,便向他询问当时流传的英国大使馆准备给学生领袖提供庇护的说法是否有确实可能性。金培力答应为她打听。
  • 柴玲专门手写了一张条子授权金培力作为她全权发言人,可能是为她的死或逃亡后做准备。
  • 柴玲原先计划录完像后第二天早晨便同一位名叫王力(音译)的学生一起乘头班火车离开北京。她后来改变了主意,要再去看一眼广场。
  • 虽然金培力一直觉得录像内容很危险,柴玲执意要尽快公开发表。他们一起联系了几家在京的西方媒体,但只有美国广播公司(ABC)有兴趣。
  • 改变主意后的柴玲与封从德会合后他们依然准备在柴玲的录像在ABC播出前离开北京。(ABC后来没能及时播出该录像,当天只播出一个柴玲哭泣的小片段。)


封从德对上述一些有关他的说法表示了异议。他坚持当时并不知道柴玲的录像内容,也没有准备逃离北京。柴玲在其新出版的自传中则完全没有提及这些细节,但责怪金培力当时“擅自”公开了她的私下录像。


2010年出版的《天安门的月亮》其实是作者早先在1999年已经以《走向天空》为名发表过的笔记在全面重新组织和改写之后而大有进步的作品。但该书也不是没有缺陷。因为叙事从1989年5月3日的紧张气氛中开始(作者此前还在伦敦,因此没有亲身经历4月份的事件),其开端显得突兀,令人不知所措。作者对那年4月27日的大游行完全没有提及,而那场示威可以说比本书开始时的五四游行重要得多。

书中对八九学运的描述完全局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因此并不能提供运动的全景。(书中对柴玲录像过程的描述是唯一实质性地提到学生领袖的场合。)作者倒也试图通过他当时的几个朋友的经历和想法作为补充。虽然她们其中一位参与了绝食,那几位大学女生似乎只是运动中漫不经心的参与者或旁观者。所以,如果只是读这本书,读者很难了解八九学运的缘由和发展途径,尤其无法理解学生为什么要抗议——这也许也是作者的本意之一,因为即使是这样简单的问题其实也很难有现成答案。

但总的来说,《天安门的月亮》在记叙作为街头经历的八九民运上独树一帜,值得阅读。


八九书籍



八九人物:金培力(Phillip J. Cunningham)



金培力(Phillip Cunningham)喜欢说自己在1989年的中国是介于“内宾”和“外宾”之间的特殊角色。那年他居住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一所既不属于本土学生又不是外国留学生的宿舍楼里,但并不是该校的学生或职员。那时他名义上是美国密执安大学攻读中国现代史的研究生,却已经在中国游荡了好多年并没有做什么论文研究工作。他的小传说他“自1983年起便在中国四处打工,刚开始做旅游向导、翻译和长江上的游轮向导。后来又成为教师、媒体研究员和新闻界自由撰稿人”。

在那六年里,他熟悉了在中国生存的种种,可以说流利的汉语。(他另外还能说法语、日语和泰语,当然还有英语。)他在中国的经历也不那么寻常——他曾经“两次由于从事与外宾身份不符的活动(打擦边球、小事上违反规定)被拘留,并因此在公安局有了厚重的档案记录。”1987年春节时,他在北师大联欢会上表演了一曲摇滚风格的“东方红”,大受学生欢迎但在转播中被删除。

对八九民运历史感兴趣的人会知道金培力将作为帮助柴玲制作了那个“最后的话”录像的美国青年而永载史册。该录像带已经引发了大量的争议,成为人们窥视运动的最重要领导人之一当时的内在心理的一份重要历史记录。

1989年4月学运兴起时,金培力正在伦敦参与一项关于摇滚歌星崔健和刘源在王家阿尔伯特音乐厅首演的纪录片制作。回到北京后,他很快在其中国朋友的鼓动下参与了5月4日和10日两次游行,尽管他自己态度上很勉强。很快,他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聘请,以每天100美元的酬劳为他们在报道中苏高峰会议过程中提供向导和翻译服务。他对自己作为学运同情者和作为记者时必须保持的中立立场之间的矛盾一直困惑不安。当绝食学生在北师大聚集准备向天安门广场进发时,他正好带着BBC的记者来到那里,记录下历史性的瞬间。

正是作为BBC报道组的一员使他在5月底因为一个偶然机会见到正在私下准备自己逃离广场的学生总指挥柴玲。金培力的回忆录中说柴玲见面伊始就向他打听英国使馆决定给学生领袖提供庇护的流言的可信度并告诉他自己准备离开北京。

1989年5月26日,金培力与柴玲在天安门广场。

第二天一早,柴玲心情慌乱地来到北京饭店找金培力请求帮忙。他们与另一位学生和香港记者梁淑英一道开车到金培力的一位外国朋友家里为柴玲制作了那个录像。那天在车里,柴玲还专门给金培力写了一张字条,授权他作为自己的发言人。虽然此时金培力还在为BBC工作,他觉得该录像带内容过于重要,不应该由一家媒体独享。于是他们一起联系了在京的多家西方媒体但只有美国广播公司(ABC)有兴趣播放。(ABC后来也没能及时播放该录像带,因此录像带内容是在大屠杀之后才在香港首度问世。)

1989年5月28日,金培力与柴玲录制“最后的话”后在车里。

柴玲后来自己改了主意,并没有离开北京而是在天安门广场坚持到最后时刻。而6月3日夜晚,就在军队杀进广场之际,金培力也正在金水桥附近的长安街上协助BBC的记者组。他们在头两辆坦克高速冲进广场时试图拍摄那惊险混乱的场面。金培力竟不由自主地加入到“暴民”群里协助拆除栏杆搭建路障。他还在激情之下向坦克投掷了一块石头。稍后不久,他亲眼目睹了一群学生掩护从燃烧的坦克中爬出来的士兵的场面。但很快他和BBC记者们不得不撤回到他自己在北京饭店里租的房间。整个晚上,他们轮流守候在阳台上,但无法看到下面广场上发生的事件。

1989年之后,金培力在香港和日本从事了多年媒体工作。他后来还几次访问中国,发现那已经是一个与1989年是完全不同的国度。1999年,他以《伸向天空》的书名首次出版了自己1989年经历的回忆录。十年后,他将该书大幅度修改完善后以《天安门的月亮》书名再度出版。

金培力现在有自己的博客:Frontier International


八九人物


Wednesday, March 14, 2012

王军涛前妻侯晓天在北京

外媒Daily Beast最近载文报道王军涛前妻侯晓天以成功的商界女士身份返回北京工作的近况。 
侯晓天是王军涛当年在国内多年从事民运活动时的妻子。但她本人一直很低调,没有直接参与过这一类运动。唯一的例外是在王军涛因为八九民运被判刑13年之后,侯晓天四方奔走为其丈夫呼号,同时也积极呼吁世界关注中国人权尤其是政治犯待遇等问题。她本人也因此多次被政府短期拘捕。

王军涛在1994年获释后他们两人都流亡美国,但在1999年便离婚,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侯晓天在从哈佛获取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后到华尔街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金融分析师。她现在有了自己的研究和咨询公司。

该报道说侯晓天曾在1997年第一次试图回国但在北京机场被强行遣返。她后来与政府官员联系,强调自己“从来没有从事过反政府活动,只是要求中国实行自己的法律”。1999年,她得以允许归国访问。一年前,她更是在北京成立了她自己公司的办公室,并在很多场合相当活跃。

Tuesday, March 13, 2012

八九文件:43名知识分子致七届人大的公开信

1989年3月14日,43名知名知识分子联名签署致当时正在进行的七届人大第二次会议公开信。这是那年年初一系列要求特赦政治犯的公开信中的第四和最后一封。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值此国庆四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吁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按照建国以来的惯例,大赦一批在押人员。前不久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吁请释放魏京生等人,我们认为他们的请求是符合宪法、表达了民意的,在此,我们再次请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考虑这一要求。

戴 晴、苏 炜、徐友渔、赵世坚、史铁生、李 聃、张胜友、赵越胜、聂峙砥、
吴 方、孙乃修、周发祥、陈燕谷、许 明、靳大成、栾 勋、王行之、王 信、
安延明、张晓明、柳鸣九、苏国勋、查建英、毛崇杰、袁 红、林 岗、汪 晖、
陈嘉映、朱正琳、严家其、吴予敏、张暖忻、吴 彬、陈宣良、张 卫、郑也夫、
陈奎德、何怀宏、远志明、邝 杨、黎 鸣、李银河、周辅成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四日





Saturday, February 25, 2012

八九文件:北京科教界42人致中央领导公开信

1989年2月20日,北京科教界42人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民主化改革。与之前的方励之和文化界33人公开信不同的事,这封信篇幅比较长,要求比较细。但在呼吁释放思想犯时并没有要求特赦,也没有提及魏京生的名字。



北京科教界致中央领导的公开信

赵紫阳总书记、万里委员长、李先念主席、李鹏总理
并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务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思想解放为先导,以开放、改革为基本国策的我国现代化事业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尽管中间曾出现过一些曲折和失误,但总的发展方向还是顺应民心和世界历史潮流的,这个十年确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然而今天,改革在前进中遭到严重障碍:腐败成风,“官倒”猖獗,物价飞涨,人心涣散,教育、科学、文化事业面临严重危机。继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不为此忧心忡忡。为了使现代化事业不致夭折,我们这些长期战斗在科研、教育、文化第一线上的老年和中年知识分子,本着为国为民的社会责任感,以赤诚的爱国心,恳切地向你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在坚持开放、改革的前提下,尽力使政治体制改革(即政治民主化)同经济改革同步进行。因为世界历史经验和中国现实告诉我们,政治民主化(包括法治)是经济改革和整个现代化事业的必要保证。只有实现民主化,人民才能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难以避免的困难,全国人民会乐意共同承担,通过群策群力,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而且,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实现民主,在广大人民的监督和有效的舆论监督下,“为政清廉”才有可能实现。反之,不受人民监督的政权,就无法杜绝腐败现象。这一历史必然规律,早已为人所共知。

(二)政治民主化的首要条件,是切实保证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特别是保证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权利。只要人民能够畅所欲言,各种不同意见都可以公开发表,对任何领导人的批评不会受到打击报复,全国就会出现一个活跃、舒畅、和谐的局面,公民的民主意识就得以充分发扬,这是安定团结唯一可靠的保证,改革由此可以顺利前进。

(三)防止由于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言论和文字而治罪的历史悲剧重新出现,请责成有关部门释放一切因思想问题而被判刑或劳动教养的青年。不再因思想定罪,将为我国政治开创一个新纪元。

(四)对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却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教育和科学事业,应予以必要支持,尽可能增加教育经费和科研(尤其是基础研究)经费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提高知识份子(包括老、中、青和已离退休的)的生活待遇,使他们不致长期陷于困境。目前已有若干五十年代的一级教授申请困难补助,最近又有七十八岁二级高级工程师因生活困难而跳楼自杀身亡。这显然不利于现代化事业,也有损国家形象。

以上建议如蒙采纳,将是国家民族之大幸,七十年前“五四”运动先驱者所倡导的民主和科学得以在中华大地上真正发扬光大,也将为建国四十周年创造喜庆的气氛。

    此致

  敬礼

钱临照、王淦昌、施雅岚、许良英、过兴光、薛禹谷、叶笃正、黄宗甄、胡世华、
朱兆祥、周明镇、许国志、蒋丽金、孙克定、汪 容、刘源张、茅于轼、胡济民、
严仁赓、张宣三、杜汝楫、于浩成、张显扬、李洪林、包遵信、刘盛际、邵燕祥、
吴祖光、王来棣、顾知微、戈 扬、刘 辽、张昭庆、梁晓光、张崇华、厚美瑛、
吴国祯、蔡诗东、曹俊喜、萧淑熙、周礼全、梁志学




Sunday, February 12, 2012

八九文件:北京文化界33人公开信

1989年2月13日,北京文化界33人联署致人大常委会及中共中央公开信,支持一个多月前方励之个人写给邓小平的公开信。
八九民运后,有个别签名者声称其签名系伪造,或因不了解情况而受骗。



北京文化界致人大常委会及中共中央公开信

我们得悉方励之先生于一九八九年一月六日致邓小平主席的公开信后,深表关切。

我们认为,在建国四十周年和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将会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的和谐气氛,同时也是符合当今世界日益尊重人权的普遍潮流的。

北 岛、邵燕翔、牛 汉、老 木、吴祖光、李 陀、冰 心、张 洁、宗 璞、
吴组缃、汤一介、乐黛云、黄子平、张岱年、陈平原、严文井、刘 东、冯亦代、
萧 乾、苏晓康、金观涛、李泽厚、庞 朴、朱 伟、王 焱、包遵信、田壮壮、
刘青峰、芒 克、高 皋、苏绍智、王若水、陈 军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