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8日,逃亡途中的柴玲在武汉大学制作了一份录音带,由该校学生偷带到香港发表,影响巨大。柴玲在录音中控诉了大屠杀的悲惨,但也转述了一些她自己不可能看到或证实的夸张传言:
今天是西元1989年6月8日下午4时,我是柴玲,我是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我还活着。
关于6月2日至6月4日这段时间整个广场情况,我想我是最有资格的评论家,我也有责任把事实的真相告诉大家,告诉每一个同胞、每一个公民。
6月2日晚上10时左右,最初的讯号是一辆警车撞4个无辜的人,其中3个已经死了。此时紧接而来第二讯号是,一些士兵他们整车整车的放弃他们的枪枝军衣以及一些器材,丢给堵截军车的老百姓和我的同学,对这种行为,同学很警惕,把这些东西即时收在一齐,交给公安局,我们有收条为证。第三个讯号是当天6月3日下午2时10分在六部口和新华门同时出动大批军警殴打我们的同学和市民,当时我们的同学是站在车上用话筒对他们喊:“人民警察爱人民”,“人民警察不打人”,有一位同学他刚刚喊第一句话的时候,有一个军人冲上来,对他的腹部就是一脚,对着他骂他:谁他妈的爱你!迎头又是一棍,这孩子当时就倒下。
我说一下我们的位置,我是总指挥,当时在广场上设立一个广播站,这广播站是绝食团广播站,我一直坚守在那裡,通过广播指挥全场同学的行动,当然指挥部也有其他同学,像李禄、封从德等,我们不时都收到各方面告急,同学们市民们不断有被打的消息,被残害的消息传来。
那晚上8、9时一直到10时,情况愈来愈恶化,这样的消息传来不下10次,当晚我们指挥部在当晚7时8时左右,即时向记者举行了一个招待会,把我们所知道的真相全部告诉在场的中外记者,外国记者很少,因为据说一些大饭店——外国人住的大饭店,有军队军管,而且他们的房间已经被搜查,只零星的有一两个外国记者进入了广场。
指挥部发表了一个声明,我们提出的唯一口号就是“打倒李鹏伪政府”。
9时正,全体在天安门广场的同学,站起来举起右手宣誓:“我宣誓,为了推进祖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了祖国真正的繁荣昌盛,为了伟大的祖国,不为一小撮阴谋家颠覆,为了11亿人民不在白色恐怖中丧生,我宣誓我要用年轻的生命誓死保卫天安门、保卫共和国。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我们愿用年轻生命战斗到只有一个人。”
10时正,广场的民主大学正式开学,副总指挥张伯笠任民主大学的校长。各界人士对民主大学的成立表示了热烈祝贺。当时的情形是指挥部这边,连续收到各方的告急,情况非常紧张。而且广场另外北部我们民主大学成立的掌声雷动,民主大学设在自由女神附近。而周围东西长安街上一直血流成河。刽子手,那些27军士兵们,他们用坦克、冲锋枪、刺刀(催泪瓦斯已经过时了),对着哪怕只喊一句口号的人,哪怕只扔着一块砖头的人,他们用冲锋枪追打他们,所有在长安街上的尸体都在胸前血流一片。我们的同学跑到指挥部来,他们手上、胸上、他们腿上流血,是他们的同胞,生命的最后一滴血,他们亲自把这些同学抱在怀里。
我们自4月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以来,一直延绵到5月以来的全民运动,我们的原则宗旨是,以和平请愿,我们的斗争的原则是和平,很多同学、很多工人、市民,他们到我们指挥部来说,既然到这样了,应该拿起武器来,男的同学也很激愤,我们指挥部的同学告诉大家:我们是和平请愿,和平最高的原则就是牺牲。
我们就是这样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大家在《国际歌》声中缓缓的一个一个从帐篷中走出来,挽着手去纪念碑的北侧西侧南侧。大家静坐在那裡,用我们平静的目光,迎接刽子手的屠刀。我们在进行的是一场爱与恨的战争,而不是武力与战力的战争。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以和平为至高原则的民主爱国运动,最后的结果是,如果同学手裡拿着一些棍子、汽油瓶等等不是武器的武器,跟那些手持冲锋枪,开着坦克,这些已经发了疯没理性的士兵拼搏的话,那麽是我们整场民主运动最大的悲哀。
同学们就这样静静坐在那儿,躺着等待牺牲,这时候在指挥部的篷子里,四面有几个话筒,外面有几个喇叭的篷子里面,放着《龙的传人》歌曲,同学们和着歌声唱着,眼里含着泪水,大家互相拥抱着、握手着,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生命最后一刻到来了,为这个民族牺牲的时候到了。
有一个小同学,他叫王力,他只有15岁。在那个时候,他写了绝笔,我已经记不起那个绝笔具体的资料,我只记得他跟我说这样一句话:那时候很奇怪的,只可惜没时间。他说,有时候,爬来一个小虫子,爬着,他动脚想踩死牠,那小虫立刻就不动了。他才15岁,就开始考虑什么是死亡。共和国,你要记着,你要记住,这些为你奋斗的孩子们。
大约在凌晨两三点的时候,指挥部不得不放弃在纪念碑底下的广播站,撤到纪念碑下的广播站。我作为总指挥,在指挥部里的同学,围绕纪念碑四周,向同学们作最后动员,同学们就这样默默的坐着,他们说,我们就默默的坐着,我们第一排是最坚定的。同学们说,我们后面的人也默默的坐着,那怕第一排的同学被杀被打,我们都静静坐着,我们不动,我们绝不会杀人。
我跟大家讲了几句话。我跟大家说,有这麽一个古老的故事,有一群蚂蚁,大概有11亿,有一天,山上起火了,这些蚂蚁一定要到山下去才得救,这时候蚂蚁们团成一团滚下去。在外面的蚂蚁烧死了,但是有更多蚂蚁活下来。
同学们,我们在广场,我们已经站在这个民族最外层,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明白,只有我们牺牲才能换来这个共和国的生还。
同学们唱起《国际歌》,一遍又一遍的唱着,他们的手紧紧的挽着,到最后,四位绝食的同胞,侯德健、刘晓波、周舵等,他们实在按捺不下去了,他说:孩子们,你们不要再牺牲。
我们每一个同学都非常疲惫,他们去找军方谈判,找一个所谓负责戒严任务的指挥部的一个军方人士谈判说:我们撤离广场,但是希望你们保证同学们的安全,我们和平的撤离,这时候广场指挥部在徵求广大的同学意见以后,是撤还是留?决定把所有同学撤离。但是这个时候,这班刽子手没有信守诺言。在同学们撤离的时候,士兵们戴着钢盔,手持冲锋枪,已冲上纪念碑三层。没有等广场指挥部把撤离的决定告诉给大家,我们设在纪念碑的喇叭已经给打成蜂窝状。这是人民的纪念碑呀!是人民英雄的纪念碑呀!他们竟然向纪念碑开枪,其他的同学多数撤下来,都是哭着撤走。
市民们都说,不要哭。同学们说,我们会再来的,因为这是人民的广场。可是,我们事后才知道,仍然有些同学,他们对这个政府和解放军还抱有希望,他们以为顶多这支军队把大家强行架走。他们太疲劳了,还在帐篷裡酣睡的时候,可坦克把他们辗成肉饼。有人说,同学死了两百多,也有人说广场已经死了四千多,具体的数字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但是,那些在广场最外层的工人自治会的人,他们统统都死了,他们最少有二、三十个人。
据说,在同学们打算撤离的时候,这些坦克、装甲车把帐篷、棉衣洒上汽油,还有同学们的尸体,统统都焚烧,往后用清水洒地,广场不留一条痕迹。我们这次民主运动那个象征民主女神,也给他们辗成碎块。
我们手挽着手绕过毛泽东纪念堂,从广场南侧向西撤的时候,我们看到纪念堂南侧,坐着大概有上万个黑压压的戴着钢盔的士兵。同学们喊“狗”、“法西斯”。在我们往西撤离的时候,我们看到一排排的军队,他们跑步的向天安门广场集结。市民们、同学们咬牙切齿的喊:“法西斯”、“狗”、“畜牲”。那些士兵目不斜视,火速向广长跑去。我们经过六部口撤离的时候,指挥部的所有全体成员站在第一排,经过六部口。也就是6月3日下午,这裡发生过最初的一场血战的地方,瓦砖遍地,有烧毁的、砸扁的垃圾箱。我们从六部口一直走到长安街上,只见只有烧毁的车,地下是瓦砖,可以看到刚刚经历过一场恶战,但是没有一个尸体。事后我们才知道,这班法西斯,他们在前面用机关枪杀人,后面有士兵把尸体送往公共汽车上,送到三轮车上,有的人还没有死,没有断气,可是已经被活活的闷死了。这班法西斯把他们的罪恶,在光天化日下遮蔽得无影无踪。
我们要挺起我们的胸膛。我们要大游行,再回到广场上,这时候所有市民劝阻我们。他们说:孩子,你知道嘛,他们架着机枪,你们不要再牺牲了。我们只好从西单往西域去。
一个孩子哭着抓起碎砖要掷向运兵车,被旁边的学生们劝止。
在路上,我看见有一个母亲,嚎啕大哭,她的孩子已经死了。路上见到四具尸体,是市民的。愈往北走,愈接近我们学校,每一个市民眼裡都含着泪。
有的市民说:“我们买国库券,难道是为了让他们换子弹来屠杀无辜的人民吗?屠杀我们无辜的孩子吗?”我们后来收到各方面的消息,有同学传回来的消息,有市民告诉我们的消息,这帮刽子手他们是真杀呀!他们对着长安街两旁的居民区发上火箭炮,有孩子、老人统统丧生枪下。他们有甚麽罪?他们连口号都没有喊!一位朋友告诉我,他是凌晨两点钟在长安街上堵坦克的。他亲眼看到一位个子不高的女孩子,她的右手挥舞着站在坦克车前面,车从她的身上压过去了,她被辗成肉饼。我们这位同学右手挽着的同学,一颗子弹过来倒下了,左手挽着的同学一颗子弹过来又倒下了,他说:“我是死裡逃生啊!”
我们回来的路上,一位妈妈在找她的孩子,她说,我的孩子叫什么什么,他昨日也在,他在吗?妻子在找丈夫,老师在找同学……周围的机关上还挂着拥护党中央的正确决策(标语),同学们愤怒得扯下这些标语烧了。电台里还叫嚣着“军队开进北京是要制止一帮暴乱分子,是要维护首都秩序”。我想,我是最有资格说:我们这些学生是不是暴乱分子?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把你们的手放在你们的胸口上,你想一想:年青的孩子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坐在纪念碑的下麵,他们用目光迎接刽子手的屠刀的时候,他们是暴乱分子吗?如果是暴乱分子,他们还会这样静静地坐在那儿吗?法西斯到了甚麽样的程度,他们可以厚着脸皮昧着良心撒谎,扯天下之大谎!如果说那些拿着冲锋枪杀无辜市民的士兵是野兽、畜牲的话,那么这些坐在电视萤幕前、摄相机前撒谎的人他们是甚麽人?正当我们手挽手撤离广场的时候,一辆坦克车追过来向着同学放催泪瓦斯,坦克车就在同学身上压过去,在同学的腿上、颈上,许多个同学再也找不到完整的尸首了....谁是暴乱分子?
就这样,我们许多同学还是按照原来的步伐就这样走着,同学们戴起了口罩,催泪瓦斯刺得我们的喉咙干死。那些牺牲了生命的同学,还有什么能够收回他们的生命呢?他们永远地、永远地留在了长安街上。
我们这群从天安门广场回来的同学队伍缓缓地走到北大的校园里,因为有好多外地的同学,北大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床位,接待大家。可是我们非常非常难过,我们是活着的人,可是有更多的人留在了广场,留在了长安街上,永远地回不来了,永远、永远地回不来了!他们中有的很年青很年青,他们永远回不来了……自我们这群从天安门广场撤回来的同学队伍进入北大以后,从5月13日开始的首先是绝食以后改为静坐的和平请愿活动被迫结束。事后我们得到了情报说,6月3号晚上10点钟,李鹏下了3道命令:第一、军队可以开枪;第二、军队全速前进;必须在六月四日凌晨彻底收复广场;第三、对参加这次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格杀勿论。
同胞们,这就是现在仍然调进着军队、统治着中国上空的丧心病狂的伪政府!北京大屠杀正在进行,甚至全国各地的大屠杀也慢慢地开始,也在进行,但是同胞们,愈是黑暗的时候,黎明就要到来了;愈是法西斯丧心病狂镇压的时候,那么一个真正的人民的民主的共和国就要诞生了!民族存亡最后的关头已经到来了,同胞们,每一个有良心的公民们,每一个中国人,觉醒起来吧,最终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你的。以杨尚昆、李鹏、王震、薄一波为首的伪中央灭亡的日子不远了!
打倒法西斯!
打倒军人统治!
人民必胜!
共和国万岁!
八九文件
Monday, June 11, 2012
八九一日:6月11日,肖斌被捕、周勇军自首,方励之李淑娴被通缉
1989年6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正式发布了对方励之和李淑娴的通缉令。两人这时已经安全地躲避到美国大使馆。红色恐怖逐渐加剧,学自联第一任主席周勇军在这天选择到公安局投案自首。
这天被捕的还有一位名叫肖斌的大连市民。6月4日,肖斌在北京街头接受美国电视新闻采访,绘声绘色并很夸张地描述大屠杀场景,声称军队用机关枪扫射,至少杀了2万人等等。该电视信号被政府截获后在国内电视播放,全国通缉“造谣”罪犯。很快他被其同事认出、检举。在大连被捕。肖斌认罪道歉后被判处10年徒刑。
在逃亡途中的柴玲在武汉大学学生协助下录制了一段屠杀见证录音,在这天被偷运到香港公开播放,造成巨大影响。柴玲控诉了屠杀的罪恶,但也转述了一些夸张的传言。
在巴黎,美国华裔选手张德培爆冷门夺得法网公开赛冠军,感言愿上帝保佑中国人。
八九一日
这天被捕的还有一位名叫肖斌的大连市民。6月4日,肖斌在北京街头接受美国电视新闻采访,绘声绘色并很夸张地描述大屠杀场景,声称军队用机关枪扫射,至少杀了2万人等等。该电视信号被政府截获后在国内电视播放,全国通缉“造谣”罪犯。很快他被其同事认出、检举。在大连被捕。肖斌认罪道歉后被判处10年徒刑。
在逃亡途中的柴玲在武汉大学学生协助下录制了一段屠杀见证录音,在这天被偷运到香港公开播放,造成巨大影响。柴玲控诉了屠杀的罪恶,但也转述了一些夸张的传言。
在巴黎,美国华裔选手张德培爆冷门夺得法网公开赛冠军,感言愿上帝保佑中国人。
八九一日
八九文件:方励之李淑娴通缉令
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
1989年6月11日
方励之,男,1936年12月12日生,浙江省杭州市人,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身高1.72米左右,体态稍胖,留一边倒长发,方圆脸,戴近视眼镜,走路时挺胸抬头。
李淑娴,女,1935年1月28日生,安徽省嘉山县人,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身高1.60米左右,体态稍瘦,留短烫发,长圆脸,有明显雀斑,走路步伐较快。
方、李二犯畏罪潜逃,现予通缉。请各区、县公安机关接此通缉令后,立即部署查缉。并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机关协助查缉。发现方、李二犯,立即拘留,并即告北京市公安局。
八九文件
Saturday, June 9, 2012
八九文件: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军官讲话
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邓小平
(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
同志们辛苦了!
首先,我对在这场斗争中英勇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表示沉痛的哀悼!对在这场斗争中负伤的几千名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对所有参加这场斗争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致以亲切的问候!
我提议,大家起立,为死难的烈士们默哀!
利用这个机会,我讲几句话。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虽然有一些同志一时还不理解,但最终是会理解的,会支持中央这个决定的。
《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要修改的也是这两个字。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我们有一批老同志健在,包括军队,也有一批各个时期参加革命的骨干还在,因此,事情现在爆发,处理起来比较容易。处理这一事件的主要难点在于,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小撮坏人混杂在那么多青年学生和围观的群众中间,阵线一时分不清楚,使我们许多应该采取的行动难以出手。如果没有我们党这么多老同志支持,甚至连事件的性质都难以确定。一些同志不了解问题的性质,认为这只是单纯的对待群众的问题,实际上,对方不只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众,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不懂得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性质不清楚。我相信,经过认真做工作,能取得党内绝大多数同志对定性和处理的拥护。
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人民要求反腐败,我们当然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所谓反腐败的口号,我们也要当好话来接受。当然,这个口号仅仅是他们的一个陪衬,而其核心是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这次平息暴乱中,我们那么多同志负了伤,甚至牺牲了,武器也被抢去了,这是为什么?也是因为好人坏人混杂在一起,使我们有些应该采取的断然措施难于出手。处理这件事对我们军队是一次很严峻的政治考验,实践证明,我们的解放军考试合格,如果用坦克压过去,就会在全国造成是非不清。所以,我要感谢解放军指战员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暴乱事件。尽管损失是令人痛心的,但可以赢得人民,使是非不明的人改变观点。让大家看看,解放军究竟是什么人,有没有血洗天安门,流血的到底是谁。这个问题清楚了,就使我们取得了主动。虽然牺牲了许多同志非常令人痛心,但客观地分析事件的过程,人们就不得不承认,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这也有助于人民理解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所采取的方法,今后解放军遇到问题,采取措施,就都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了。这里顺便说一下,以后再不能让人把武器夺去了。总之,这是一个考验,考试是合格的。虽然军队里老同志不是很多了,战士们大都是十八、九岁、二十岁出头的娃娃,但他们仍然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在生命危险面前,他们没有忘记人民,没有忘记党的教导,没有忘记国家利益,面对死亡毫不含糊。慷慨赴死,从容就义,他们当之无愧。我讲考试合格,就是指军队仍然是人民子弟兵,这个性质合格。这个军队还是我们的老红军的传统。这次过的是真正的政治关、生死关,不容易呀!这表明,人民子弟兵真正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这表明,不管我们受到多么大的损失,不管如何更新换代,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最可爱的人!同时,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凶残,对他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应有。
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今天我不可能展开来讲,只是提出一个课题。
第一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正确不正确?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了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个“左”的目标?是否还要继续用它作为我们今后奋斗的目标?这些大的问题,必须作出明确、肯定的回答。我们第一个翻一番的目标已经完成了;第二个翻一番的目标计划用十二年完成;再往后五十年,要达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增长速度为百分之二点几就够了。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对此,我想我们做出的不是一个“左”的判断,制定的也不是一个过急的目标。因此,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应当说,我们所制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至少不能说是失败的。在六十一年后,一个十五亿人口的国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了不起的事情。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应该是能够做到的。不能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就说我们的战略目标错了。
第二个问题,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一九八○年元旦,我在政协讲话,讲了“四个保证”,其中有一条叫“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讲艰苦创业,后来日子稍微好一点,就提倡高消费,于是,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
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应该说我们上了一个台阶,尽管出现了通货膨胀等问题,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够。当然,改革开放必然会有西方的许多坏的影响进来,对此,我们从来没有估计不足。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讲这点,可能对我们以后制定方针政策有好处。还有,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嘛,确实很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灵。再是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我提出的这个建议,请常委研究。这也是个比较急迫的问题,总要接触的问题。
这是总结我们过去十年。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我们在改革中遇到的难题比在开放中遇到的难题要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实际上,西方国家也并不都是实行三权鼎立式的制度。美国骂我们镇压学生,他们处理国内学潮和骚乱,还不是出动了警察和军队,还不是抓人、流血?他们是镇压学生和人民,而我们则是平息反革命暴乱。他们有什么资格批评我们!今后,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倒是要注意,一个动态出现,不要使它蔓延。
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请大家认真考虑一下。至于一些做法,如投资方向、资金使用方向等,我赞成加强基础工业和农业。基础工业,无非是原材料工业、交通、能源等,要加强这方面的投资,要坚持十到二十年,宁肯欠债,也要加强。这也是开放,在这方面,胆子要大一些,不会有大的失误。多搞一点电,多搞一点铁路、公路、航运,能办很多事情。钢,外国人判断我们将来需要一亿二千万吨,现在我们接近六千万吨,还差一半。如果在现有企业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增加两千万吨,就可少进口钢材。借点外债用在这些方面,也叫改革开放。现在的问题不是改革开放政策对不对,搞不搞,而是如何搞,开哪方面,关哪方面。
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总之,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
利用这个机会,我就讲这一点。
八九文件
八九一日:6月9日,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军官
Wednesday, June 6, 2012
八九文件:6月6日袁木记者招待会
北京新华社报道
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六月六日下午在中南海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首都反革命暴乱的事实真相,内容如下:
袁木:今天举行一个国内记者招待会,主要是因为从六月三日凌晨以来,在首都发生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建国以来没有过的反革命暴乱。这件事引起了国内国外舆论的密切关注,所以国务院委托我请来了戒严部队某部政治部主任张工,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丁维俊,给大家提供这方面的有关情况。我们可以先讲一讲,大家有甚麽问题再问。
我先讲几点:
第一点,现在的局势。总的来看,六月三日凌晨极少数暴徒策动的一场反革命暴乱,在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斗下面,暴乱者的阴谋没有完全得逞,粉碎暴乱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或者说第一步的胜利。现在暴乱还没有完全平息,首都的局势仍然是相当严峻的。
第二点,暴乱发生之后,社会各界包括舆论界,对伤亡情况都很关心。国务院也很关心这件事,因此,让有关方面尽可能去调查了解,但是由于局势还不稳,秩序还相当溷乱,许多正常渠道还没有恢复,所以统计数字还不完全,经再三核实的不完全统计,情况是这样的:
- 解放军官兵受伤五千多人;
- 地方上(包括为非作歹的暴徒、围观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共伤二千多人;
- 死亡情况,军队和地方加在一起的初步统计数字是近三百人,其中包括部队的战士,包括罪有应得的歹徒,也包括误伤的群众。
- 除此之外,军队方面到目前为止还有四百名官兵失踪,生死不明,等将来局势稳定下来,有些可能生还,有些可能牺牲了。
大体情况就是这样。对这个数字,我已经再三说过不是很准确,但是有一个数字相对来说比较准确,是经过向各个大学了解的,就是到现在为止北京各个大学死亡的大学生二十三名。我预计随着事件的发展、局势的进一步稳定,各方面情况了解了,可能这些数字还会有变化。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首先给同志们通报一下。
再一点是关于天安门清理过程中的情况。这件事等会儿请张工同志来介绍,因为他当时在场,还有一段录相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大体的情况是,用原来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的形象语言,他们基本上是和平撤离的。
张工:或者说自动撤离。
袁木:自动撤离、和平撤离,学生自己提出来是和平撤离,后来双方达成了协议。具体情况张工同志可以讲一讲。
再一点,国务院认为,现在首都形势还很严峻,稳定全局,进一步恢复秩序,这是关係到首都的大局。首都有一千几百万人,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秩序不能恢复,就会给极少数暴徒、歹徒有可乘之机。据现在已经了解到的情况,他们还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打、砸、抢、烧、杀都有,公共汽车继续受到烧毁,路障还继续在搞;特别严重的是他们现在还要切断水源、切断电源,进一步把交通搞瘫痪,他们都还有这个计画,而且在一些地方还在进行着破坏活动。如果这个情况不改变,首都一千多万人民的生活无法保证。现在已经面临着市场供应严重短缺的问题,特别是日常的副食品、蔬菜的供应已经相当困难,如果烧的煤气也没有了,液化气也没有了,用电再发生困难,交通再进一步瘫痪,这个局面就更加严峻了。我们希望全首都人民都能和解放军同志、武警部队、公安干警一起,为迅速恢复正常的秩序来共同努力,有同志建议现在可以提一个口号:大家来保卫人民生活、保卫社会安全。现在人民生活秩序如果再不能够迅速恢复正常,群众的利益就更难保护了。再向远一点说,如果再乱,乱得更严重,原来就对社会主义、对我们国家怀有种种仇恨的这些歹徒们的阴谋得逞,中华人民共和国被颠覆,问题就更严重了。解放军同志、武警部队指战员、公安干警、广大人民群众之间本来就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利益应该是一致的。希望我们的舆论机构无论如何从这个大局出发,千方百计地使我们这种内部的矛盾不要再激化,大家都来共同地维护社会秩序。这样,为非作歹的、打砸抢烧杀的犯罪行为也容易暴露,也容易得到处置,违法分子也容易得到处理,整个秩序也可以得到维护。我们对暴乱的幕后组织者、策动者不能手软,因为他和我们之间的矛盾是敌对的矛盾,这个问题不明确、不进一步地解决,也就不能保护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广大群众,包括广大的青年学生,从学潮开始以来,都表示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没有出路的。这一点,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认识是一致的,因此我在这里呼吁:通过我们的舆论界尽可能地、更多地传递这样的信息,以消除各种误解,缓和各种可以缓和的矛盾。人民之间,人民和军队之间,人民和武警部队拾战员、公安干警之间,无论如何应该团结起来。为了使目前的局面得到改变,希望广大市民在现在溷乱的情况下不要再到街上围观。上班坚守岗位,下班就回家,不要在街上过多停留。这并不是为了限制人民的自由。戒严本来是为了恢复正常秩序,因为在目前这麽一个状况下,如果这些真正得到遵守,可能会比较快地把局面稳定下来。不稳定,很多事情都很难办,我们的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以及国家的建设都谈不到。现在把局势稳定下来,在各自的岗位上,各人都能做出一分贡献,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国务院领导同志要我在这里强调一下:一旦大局稳定,首都秩序恢复正常,我们政府同各界人士包括广大学生之间的对话就要继续进行,在各个层次上,通涸多种渠道、多种方式进行。各界人士包括青年学生在前一个时期提出的惩治官倒,克服腐败,推进民主建设等等这些意见,政府都要认真地考虑,并且通过对话认真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因为局势这样的严峻,本来开始考虑的一些事情的进程被打乱了。我想今后我们还是要弥补这方面的损失,能够尽快地把局势稳定下来,能够把党和政府工作中应该克服的种种缺点尽快加以克服。这也是广大群众的愿望。
张工:首先我想向新闻界的同志负责任地说明一个问题,并且也想通过大家使首都人民、全国人民明瞭,就是六月四日凌晨四时半至五时半,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任务的过程中,绝对没有打死一个学生和群众,也没有轧死轧伤一个人。
袁木:就是说没有用坦克、军车轧人。
张工:没有轧人,没有轧死轧伤一个人。当前社会上流传着一个说法叫做解放军“血洗了天安门广场”,还有的传说打死了多少多少人,并且在天安门广场焚尸,这纯粹是谣言,根本没有这个事情。我想这是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所製造的,希望大家不要相信这个谣言。现在谣言很多,我进门时就碰到这样一件事情,有人说我们的两个集团军为了“争夺”南苑机场,相互之间发生了激战,从昨晚一直打到现在,并且动用了大砲。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两个集团军根本就不在南苑机场,没有在那个地方,这种谣言纯粹是蛊惑人心的无稽之谈。
除了说明这个问题之外,我想把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过程简要地说明一下。六月四日凌晨一时半,部队到达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任务。在那个时候,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反覆用几个小时的时间(现在算起来大体用了三个多小时),反覆广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紧急通告。这个紧急通告指出了在六月三日到我们清场期间首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反革命暴乱,要求当时在广场的学生和群众尽快离开。经过反覆广播之后,大批的围观群众和在广场的群众逐渐离去,只剩下一部分人仍然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呆着。部队在正式清场以前,为了使更多的人离开这个场,再次广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通告。在反覆广播宣传之下,学生代表向我们戒严部队提出一个要求,能不能让他们和平撤退或者是自动撤退。戒严部队立即表示同意,并且又通过广播反覆向学生说明,戒严部队完全同意他们的要求,请他们自动地、和平地离开广场。这样,就有不少的学生比较有组织地打着旗,从东南方向离开了广场。
清场开始时,广场上的人已经比较少了。部队由天安门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推进,并且留下一个通道,让当时在广场的学生和群众能够自动地离去。直到学生和群众全部走完之后,我们部队的干部战士逐一地对他们临时搭起的帐篷进行了检查,看看里面有人没人。在确实弄清楚这些帐篷没有人之后,才用车辆把这些帐篷和各种障碍物,还有那个所谓的什麽女神像统统推倒。在清场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法组织“高自联”的头头,带着七个人,有的站在一辆装着两桶汽油的车上,有的手里提着装满汽油的瓶子,企图用这些东西来烧毁军车,并且要摘爆炸,还扬言要烧毁天安门城楼,当我们的干部战士发现他们之后,他们的车没有开,提着瓶子向金水桥方向跑,跑的过程中,我们把他们抓获了,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整个清场过程可以说是在强大的反覆的宣传之下,基本上是一种和平的撤退。这个过程很清楚,没有死一个人,没有轧伤一个人。
袁木:我们看看当时撤离的一段录相。
(看录像毕)
袁木:请张工同志继续讲吧。
张工:我再讲一点就是,我们戒严部队的全体官兵从五月二十日执行戒严任务以来,对围攻、殴打解放军战士和干部的群众,当然里面也有一部分是坏分子了,一直採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内,我们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我们有个部队在石景山古城到八角地带被围困三天三夜,根本吃不上饭,喝不上水,被打、被揪,有的军长、政委在你推我搡的情况下站了五个多小时,一直採取十分克制的态度。从六月三日晚到六月四日凌晨一点半,部队向天安门开进,遭到暴徒的疯狂袭击。大家刚才看到一些录相镜头,其实有些镜头是没法录的,来不及作这个事情。就部队反映的情况,有些暴徒使用的是钢筋棍、带钉子的大捧,装有汽油的自製的燃烧瓶。一些汽车、装甲车就是被这些东西烧毁的。他们还投掷了大量的石块、砖头、玻璃瓶,这些就像雨点般地打到部队指战员的脑袋上。好在我们部队戴着钢盔。许多同志到达天安门时,这儿打破一块,那儿伤了一块,这还都不计入受伤之列。还有一些极其坏的分子,从战士手中夺过枪就向战士开枪。因此,部队伤亡是比较大的。我们的战士在崇文门被他们抬到过街桥上摔下来,摔死还不算,还浇上汽油把战士烧焦,烧焦了以后就挂起来示众。除了伤亡比较大之外,我们一些装备也受到很大的破坏。暴徒们烧毁和破坏了我们各种军用车辆,就现在初步的不完全的统计,大概有几百辆。
袁木:有个统计是烧毁各种车辆五百几十辆。
袁立本:现在有的还没有统计上来,据初步的不完全统计,烧毁的车辆是五六百辆,其中军车是三六四辆,公共汽车是一零二辆,其他是一些运输车辆,包括麵包车、卡车等等。还有二零二辆公共汽车被推到路上作路障了。
张工:仅在军事博物馆以东被烧毁的装甲车、汽车就有一百多辆。各种枪枝被抢的有几百技(挺),现在很难说出具体的数字。现在我们巡逻的部队就看到有的暴徒骑着自行车,挎着冲锋枪。今天凌晨一点多钟,戒严部队在复兴门立交桥就遭到两股武装暴徒的开枪袭击。他们的头子已经抓住了,叫张军,二十二岁,是北京崇光製件厂工人,家就在石景山区住。据他讲他那里现在还关着四名军人,一名军官,三名士兵。这些事实能充分说明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说明了我们的首都当前发生的问题的的确确是非常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一伙暴徒的气燄可以说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二是说明了我们军队由于害怕误伤群众,因为这里有很多是受了他们煽动、听信了传说的群众,有些是围观、看热闹的群众,所以部队始终採取非常克制的态度。从我们的伤亡和装备所受的破坏来看,如果我们不是採取克制态度,根本就不会是现在这个状况,就不会有那麽多官兵伤工,也不会有那麽多武器装备被破坏、抢走,这是常识范围内的事情。军队如果不克制,手中有武器,不要那麽多的军队,就不会造成现在这样的情景。儘管六月三日晚上到六月四日凌晨已经是反革命暴乱了,我们部队被迫进行了一些自卫,也多数是对空鸣枪,万不得已时对空鸣枪,但是我们仍然是非常克制的,因为我们这支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他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袁木:请袁立本同志将暴乱发生之后所受到的损失,还有一些社会情况,一些暴徒还在那里策画搞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向大家介绍一下。
袁立本:简单地向大家介绍一下。由于现在各方面情况比较困难,形势依然很严峻,所以有些情况不一定全面。这次反击反革命暴乱取得初步胜利以后,首都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这伙暴徒现在变换了手法,不甘心失败,依然猖狂地进行反扑。现在大体上反映在这麽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继续造谣,蛊惑人心,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继续和政府作对,和人民作对。由于我们现在各方面条件受到一定限制,所以有些事实真相澄清起来有一定的困难,包括我们的报纸,这两天都送不出去。从昨天到今天,大概报纸都送不出去。
袁木:我们有两天看不到报了,连我们这儿也看不到报。
袁立本:现在的谣言针对着群众心理,有很大的蛊惑性。特别是在有些群众情绪比较激奋的时候,有很多问题比较难以冷静下来考虑。在崇文门菜市场门口过街天桥,从天桥上扔下来的那个解放军战士,后来被汽油活活烧死。就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人造谣,说这个战士是在杀死三个人以后,由于群众激愤把他打死的。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正好,咱们昨天早晨接到了家住在崇文门附近的一个女同志打来的电话,把事情的过程重新讲了讲。她说,她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反映祟文门一个战士被烧的情况。她说她是亲眼看到的。说几千人传谣,说这个战士打死了三个人,还说有个老太太给这个人跪下,这个人还把老太太打死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种事可能发生吗?这个女同志讲,实际情况是,六月四日晨五点左右,有三辆车,好像拉东西的,只看清楚一辆拖车上是大头菜。当三辆车经过祟文门时,有很多人往车上扔石头和瓶子。这时有两辆车调头回去了。但其中挂有拖车的那辆车比较长,没有及时调头,这时雨点般的石头往车上扔。开始,这位女同志还以为车上没人,光有司机。实际上车上有十一个人,这时他们完全可以开枪,但没有开枪,就看见他们跳下车往胡同里跑,跑的时候,这几个人开枪没开枪没着见,好像有枪,但枪不多。其中有一个人没跑了,被打死,又从祟文门天桥上扔下来,然后泼上汽油烧了。其实这个人根本没有打人。这个人如果有枪,他完全可以自卫,怎麽会落到这种地步。这个战士被活活打死,还说他打死了三个人,这人太冤枉了,死了还遭这麽多人的唾弃。她希望向戒严部队反映,能把这个事情调查清楚。所以现在这些谣言,造谣的固然很可恨,但是,有些听信谣言的,传得绘声绘色,如果深一问,你是看见的还是听见的,他又说不上来了。这些谣言很能蛊惑人心。
袁木:对在这次平息反革命暴乱中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装警察和公安干警,我们感到无比的悲痛。有些同志确实受到了惨无人道的残害。刚才同志们看到的这个录像,当然还有其它的材料,将来都可以公布,这是一。对于无辜的,只是去围观,只是去看热闹,并不是和人民解放军相对立的,也并不是参加暴乱,我想从录像上看,大多数恐怕还是这样的人,并不是所有的人在镜头上出现的都是在自觉地搞暴乱。在这样一个溷乱的状态下,好人坏人溷在一起,良莠不分,皂白不分,解放军在被迫、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採取一些断然措施,因此误伤了一些人。对这些被误伤的同志,在来以前,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就跟我说,对他们表示很不安,而且要查实他是哪个单位的,哪个机关的。现在有的是已经知道了。(袁立本:有的已经知道了)都要责成这些单位很好地、妥善地处理他们的后事。对于这一点,我也希望新闻界把国务院的这个态度传达给大家。当然有些人受暴徒的影响,不明真相,本来就对戒严有这样那样的不理解,有情绪,到时候也参加到了里头,向解放军扔一点石头,打几下,我说这种情况也会有。所以我也不认为,凡是参与围堵或偶尔袭扰一下解放军的都是暴徒。我不这麽看。我认为,对广大学生,都不能对他们这麽看,同暴徒要分开。围观的群众,不明真相的群众,要和极少数暴徒、歹徒分开。我们所说的歹徒、暴徒,策画反革命暴乱的,还是中共中央、国务院致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书中讲的那些。他们是在背后的策画者组织者,是一些同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一些人,是一些向非法组织洩露党和国家的绝对机密、重要机密的人,有些是在背后阴谋策画的人。这些人倒也不一定真正到大街上动手,他们往往是在背后阴谋策画。动手的是那些打砸抢分子,是那些流氓团伙,是那些劳改释放、劳教释放,刑满释放但又没有改造好的那些人,是那些外地流窜到北京犯法的人。我们决没有那个意思,笼统地把凡上了街的都称为暴徒。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所以我一开头就讲,现在的暴乱在性质上的确是一场反革命暴乱。所以说它是反革命暴乱,是因为有极少数暴徒、歹徒已经用极其残酷的、惨无人道的手段来对待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妄想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我想,那些围观的,一般不明真相的群众不会採取那样残酷的手段对待我们自己的部队。从那麽高的天桥上扔下来摔死了,还要烧,肠子都要挑出来,人打死了还要吊在那里示众。汽车里打死的,人都死了还要砸上几块石头,不是对解放军、共产党有刻骨仇恨的人是做不出来。这种人在我们国家是极少数。所以我们第一要明确这场暴乱是一场反革性质的暴乱。你看,使出来的一些手段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他们对解放军已经不仅是侮辱谩骂,不是一般地骂一骂,而是非常残酷,毫无一点人性。再说,一两天时间里有五百多辆汽车被烧、被砸、被毁,一辆汽车如果一般按十万元来算,五百多辆就是五千多万元,对国家的财产一点感情没有,决不是我们一般群众所能干得出来的。还抢劫了弹药、抢劫了枪枝。学校里有些学生就自动地把它交出来了。有一个学校就交出来四十多枝枪。如果这样的学生是暴徒,他怎麽能会交给你呢?肯定不是。但是,肯定有一些枪枝流传到了社会上。有的人就在大街上耀武扬威、明目张胆地挎着冲锋枪。打黑枪的也都有了。我并不是说被误伤的人都是打黑枪打的,那也不是实事求是。但确有打黑枪的。打了黑枪、然后又栽赃于解放军,这种情况确实是有的。因此我们好心的人们、善良的人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家团结起来去对付极少数暴徒。我诚恳地呼吁大家,第一,要认识这的确是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第二,要看到在我们首都的的确确存在着极少数惨无人道的暴徒。这些暴徒的所作所为不是好心的人们所能想像出来的。我们有些善良的人们,有些群众对解放军进城执行戒严任务,可能一时有些不大理解,我们都不能责怪他们。可能有时宣传解释得不够,舆论也跟不上,他也不大清楚,我们决不能把他们和暴徒溷同在一起。要把暴徒孤立起来,制止暴乱,对他们不手软,坚决地打击。人民群众呢,我们无论如何自己要和自己站在一起,和解放军站在一起,保证他们能正常地执行戒严任务,不要去干扰他们,不要去刺激他们,不要去挑起事端。这样,我想局面的稳定就一定容易得多。我们同反革命暴徒之间的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但是一个时期以来,根本就不讲阶级斗争,甚至于连政治斗争都不讲,什麽斗争都说没有啦,人与人之间统统是兄弟姊妹,让世界充满了爱。我不是说不要爱,我也不是说我们一般同志之间,人与人之间都不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但是我们这个社会是複杂的,我们这个社会里确实还存在着这麽一些坏人,这是个客观事实,他存在着,他对我们这个社会制度不满意,甚至可以说存在着刻骨的仇恨。当然也要讲,我们的工作确实也有失误,党和政府都有许多工作没做好,但是失误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人民非把党推翻不可,人民非要毁掉我们这个人民共和国不可呢?我觉得这是两回事。是绝对不同的两回事,并不是这样。而现在就有些人利用这个,煽动这个,再加上立本同志刚才讲的,他们製造种种谣言来蛊惑人心,因此非把一些本来是一种正常的对工作中某些不满,比如说对官倒,比如说对腐败现象的不满情绪,把你煽动到、引导到非要从根本上推翻共产党,否定我们这个社会制度不可。这就不行。我还要说,还要非常明确地说,儘管有些人有这样那样不满的情绪,受到了人家的挑动,这些同志也还是好的,无非是不太知道真相,这需要我们耐心地做一些工作。
这里我还要说一点,就是关于目前的国际舆论。现在舆论是不同的。应该说,对在中国首都发生的这场反革命暴乱以及制止这场暴乱的斗争,现在国际舆论的态度也不大一样。已经有人公开在那儿谴责我们了,而且有人提出了要不给我们这个,不给我们那个,要限制我们这个,限制我们那个,来对我们进行所谓的制裁了。对这一点,我来以前已经请示了国务院的领导同志,他让我在这里通过舆论界对这种情况说明两点。第一,我们不怕。不管他用什麽样的手段,谴责也罢,制裁也罢,要想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和人民决不答应。我们决不是软骨头。即使由于他们那样做使得我们遭受一些暂时困难,我们也要顶过去。我们这场制止动乱的斗争是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如果在这个问题上顶不住,你根本就不敢下手了,人民共和国都被颠覆了,你要他点贷款,要他给点什麽技术有什麽用?这是第一个态度。第二,我们希望国际舆论、外国政治家们、政府不要太近视了,应有一点长远观念。儘管我们现在困难,面临着严峻的时刻,党和国家可以说处在相当危急的关头,但中国的党和政府有能力、有办法、有决心克服这些困难。他们如果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我想,不致于在这个问题上採取那种专门刺激中国政府和人民感情的做法。我们也不愿看到这种情况。
招待会上,袁木等还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
八九文件
八九一日:6月6日,上海等地骚乱,袁木公布官方首批伤亡数字
1989年6月6日,首都局势渐趋稳定,但骚乱在外地多个城市展开。上海因为市民的游行示威和设置的路障而全面瘫痪。晚上那里出现大规模卧轨行动,并烧毁一辆旅客列车。成都出现打砸抢的集体暴力行为。南京则有上万人上街哀悼死者。境外,港台媒体传播“邓死、李伤、杨逃”的谣言。
在中国的外籍人士开始大规模撤离。各国的使馆领馆人员出动各种车辆运送侨民去机场。几个大国都派遣了专机到中国协助撤侨。
日本政府宣布暂停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活动,但没有实施经济制裁。英国政府重申1997年交还香港的日程不变。苏联政府则一枝独秀地表示同情和支持中国政府,谴责西方政府施加的外交压力。
下午,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主持记者招待会,首次公布官方统计的伤亡数字:总共300多人死亡,其中23名大学生。记者会上,戒严部队某部政治部主任张工则强调:
八九一日
在中国的外籍人士开始大规模撤离。各国的使馆领馆人员出动各种车辆运送侨民去机场。几个大国都派遣了专机到中国协助撤侨。
日本政府宣布暂停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活动,但没有实施经济制裁。英国政府重申1997年交还香港的日程不变。苏联政府则一枝独秀地表示同情和支持中国政府,谴责西方政府施加的外交压力。
下午,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主持记者招待会,首次公布官方统计的伤亡数字:总共300多人死亡,其中23名大学生。记者会上,戒严部队某部政治部主任张工则强调:
六月四日凌晨四时半至五时半,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任务的过程中,绝对没有打死一个学生和群众,也没有轧死轧伤一个人。这个说法后来被误解为政府宣称整个清场过程没有死人而遭到一致谴责。
八九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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