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一日：6月3日，危机四伏的一天，屠杀的开端

1989年6月3日，局势明显开始变化。大规模的军人队伍——身着白衬衫、绿军裤，赤手空拳——在北京各个街道出现。他们被发现后一般很快被学生和居民围堵。但这样的对峙场面越来越接近天安门广场，很多军队被围困在王府井一带或人民大会堂门前。被围的军人一般保持沉默，但也有少数肢体冲突导致的流血事件发生。

这天早晨，高瑜、曹思源分别被绑架逮捕，但在当时没有人知道。

中午，学生在新华门前拦截了一辆运送武器的汽车，再度把包括机关枪在内的武器放在车顶展示。很快，大量军人从新华门中冲出，施放催泪弹驱散人群，把武器抢回。这是八九民运期间第一次使用催泪弹。

下午，柴玲宣读动员令，号召学生和市民起来保卫天安门广场。

晚上，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市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大多数人还在围观和呼唤歌星侯德健。张伯笠在民主女神下准备“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而此时，全副武装的军人在装甲部队掩护下正在向北京内城挺近。

大约十点钟左右，枪声第一次从远处传来。航天部第2研究院283厂工人宋晓明在五棵松中弹遇难，可能是大屠杀的第一个牺牲者。市民和学生在西长安街和前门大街等地试图阻挡军队，伤亡惨重。

请阅《天安门对峙》书摘：屠杀之夜。


八九一日

《天安门对峙》书摘：刘晓波及四君子绝食

以下是《天安门对峙》第12章部分内容，描述四君子绝食过程：

没有几个人注意到“飞虎队”那喧闹的引擎轰鸣声已经消失好几天了。直到5月30日，政府宣布那个摩托车团伙的十几名领头人已经以“宣扬暴力、搅乱公共秩序”罪名被拘留。这消息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大多数人还是把那些人看作是不值得同情的不良青年。

工自联在得知他们的几位领袖分别被强拽进汽车里拉走时倒是立刻就采取了行动。他们请求学生支援。工自联的主席韩东方与李进进一起带着学生和工人游行到公安部大楼。在一整天的静坐示威以后，他们通过谈判成功地赢得了被劫持的工人的释放。还是没有人想到询问“飞虎队”的案子。

就像他之前的刘刚，王军涛现在看到他的影响力正在急速化解。他那个华盛顿式领导风格的宏大构想在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失败中灰飞烟灭了。首都联席会议搬到了大学区，很快地变得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大多数著名的知识分子已经不见了。他们或者离开首都去了外地，或者是就地躲藏起来了。王军涛也是同样的悲观。他告诉陈子明这应该是他们为不可避免的流血结局做准备的时候了。

王军涛指示他们社经所的人员为运动中的领袖制作假证件。他在城市的郊区安排了一系列的安全居所，并拼凑了一个逐步从市内向外撤离的初步计划。他甚至采取措施把刘刚和张伦——社经所卷入运动最深的两位成员——撤了出来送往郊区。陈子明对即将到来的危险却没有同样地深信不疑，他觉得这场运动已经达到了如此的规模使得血腥镇压的可能性已经几乎消失了。

国际儿童节在6月1日来到。占据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尝试着扮演起大哥哥大姐姐的角色。他们打扫了广场，准备了一些小礼物来迎接年幼的访客。孩子们随着父母前来观看市里最新的旅游热点：民主女神。但这个天真的日子并没有一个好的开端。李禄被从睡梦中叫醒时得知封从德和柴玲已经被绑架。他赶了过去发现那两人在一个帐篷里被捂着嘴捆绑着。李禄摸清情况后判断这不是政府的行动，而是他们自己内部一小部分人的反叛。这是已经有过很多次的试图推翻他们领导地位的“政变”中最激烈的表现。李禄不动声色地召集来学生纠察队解决了争端。但是，他们领导层的内斗显然已经达到了令人心悸的程度。


刘晓波非常伤心。在首都联席会议头几天那短暂的兴奋之后，他看到知识分子又纷纷回到了他们原有的行为方式。他们在看到第一个危险的苗头时就大规模地逃避了。很多人躲了起来，其他人则因为确信他们无法左右被激进学生控制的天安门广场的局势而放弃了希望。在他看来，没有人在承担责任。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深远传统，这个群体因此被无数代人不无根据地看作是无能和无望的一群。

作为一个在《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发表的当口毅然回到北京的人，刘晓波相信这是一个需要明确地站稳立场的时刻。他知道他必须完全地把自己投入到运动中去才能希望对运动有发生影响的可能。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采取一个激烈的行动：绝食。

王军涛并不同意绝食，但在刘晓波的劝说下接受了他的提议。为了避免再次造成一个激进的闹剧，他们决定只是开始一场由知名的知识分子举行的象征性的接力绝食。当一个团队结束他们的绝食后，另一个继续下去。这样，他们可以在天安门广场持续地展示一些著名的名字和形象，保证把这场占据延续到那个宝贵的6月20日。

麻烦的是已经没有几位著名的知识分子还留在他们中间可供选择了。刘晓波只找到周舵——一位已经在幕后做了许多工作的中年知识分子——和高新——北师大的前校报主编。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有任何知名度可言。但他们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个急需的鼎鼎大名：侯德健。

侯德健是在七十年代台湾的大学校园里以创作被称为“校园歌曲”的短小民歌成名的。1978年，当美国放弃台湾改而与中国大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时，年轻的侯德健创作了歌曲《龙的传人》来表达台湾人民的痛苦和决心。尽管有着这样的渊源，这首歌两年后在大陆演唱后一夜之间风靡全国。“龙的传人”突然成为中国人传统认同的同义词。

侯德健却对他自己在台湾的前途并不看好。他背着叛国的罪名离开了台湾，来到北京定居，在一个更大的观众中培植他的名声。他没料到自己的这一冒险会在此时把他带进天安门广场的对峙。侯德健刚在香港参加了一场支持北京学生的音乐会后回到北京。他已经有了另一场音乐会的安排，所以他只能绝食48小时。他的同伴都誓言要绝食72小时。


6月2日下午，他们这4位被称之为“四君子”的人一起走进了天安门广场。他们宣读了一份自己的宣言，其中包含着针对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抨击：

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呼吁！我们忏悔！ 

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 

在李鹏政府非理性的军事暴力高压之下，中国知识界必须结束几千年遗传下来的只动口而不动手的软骨症，以行动抗议军管；以行动呼吁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诞生；以行动忏悔由我们长期的软弱所犯下的过失。 

这个冗长的宣言继续着，同时批评政府和激进学生的失误，指责他们的非理性情绪已经将危机持续升级。它最后骄傲地宣布“我们没有敌人”，希望“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没有人注意这份宣言。成千上万的民众向天安门广场涌来。他们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侯德健。北京市民有了一个新的理由前来这里：“先看女神后看猴（侯）”。可是即使是那个民主女神塑像也没法与一位流行乐巨星的真人竞争。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上的侯德健是一个瘦弱和害羞的角色，他被要求一遍又一遍地演唱他的歌曲。一次又一次地，他带领全场齐声高唱《龙的传人》。当他需要喘口气时，刘晓波试图做他的演讲。尽管仇恨没有能毒害他的智慧，“广场病”却做到了。面对着上万人疯狂的欢呼，那篇精心炮制的宣言里所包含的理性思维一下子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他以最大的热情赞扬学生，发誓要把他们的斗争坚持到最后一刻。不过他也没机会说太多，没有耐心的听众响亮地齐声呼唤着，“侯德健！”“侯德健！”

就这样，四君子的绝食迅速地变成了一场奇特的闹剧。

八九一日：6月2日，四君子绝食、军队开始行动

1989年6月2日，天安门广场附近局势开始显露紧张。越来越多的士兵在周围出现，列队行走或跑步，但都没有携带武器。有些地方，学生和市民围堵军队，双方发生推搡。

早晨，几千名学生骑自行车到《北京日报》社焚烧了当天的报纸，抗议该报的报道立场。


下午，刘晓波带着高新、周舵和侯德健来到广场，正式宣告他们的绝食活动（详情请阅《天安门对峙书摘：四君子绝食）。刘晓波朗读了一份冗长的绝食宣言，分别批评政府和学生方面的激进、非理性行为。提出其“没有敌人”的理念。但这天属于侯德健，其明星魅力令其它所有一切失色。消息传开之后，大量的学生和市民重新涌入广场——先看女神后看“猴”。


晚上，一辆高速行驶的军用吉普车在木樨地失去控制冲向人行道，当场撞死3人。消息传到广场后被当成军队行动的讯号，几千名学生从广场冲向木樨地。一路上，他们在长安街上发现很多装运军队装备的民用车辆，缴获了大量钢盔、步枪和刺刀。学生把这些武器装备置放在公共汽车顶棚上展示给记者拍照。

郊区校园里，学生广播站呼吁学生前往天安门广场增援。戒严14天后，狼终于要来了。


八九一日

八九一日：6月1日，广场上绑架风波、刘晓波准备绝食

1989年6月1日临晨4点左右，几个人突然闯进封从德和柴玲在广场上休息的帐篷，将他们反绑起来，用毛巾堵上嘴。总指挥突然被绑架的消息不胫而走。李禄闻讯带着纠察队员赶来，发现绑架的领头人是当初一起发起绝食的学生王文。他们出于对柴玲和指挥部的不满，试图发起又一轮夺权政变。事件很快得以平息，并一度以政府的阴谋名义对外公布。虽然是虚惊一场，该事件也显示广场学生内斗已经恶化。

这天是国际儿童节。因为广场被占领，传统的少先队宣誓仪式被取消了，但还是很多孩子在大人陪同下来到广场观看民主女神雕像。占据广场的大学生们举行了一个仪式，准备了一些小礼物招待小客人。

北师大的教师刘晓波对广场学生的状况忧心如焚。为了获取学生的信任，他准备发起知识界名人在广场接力绝食活动，并说服了王军涛提供支持。但他们很快发现在京的“名人”大多数已经离开或躲藏起来，很难找到足够人接力。当晚，刘晓波还是在北师大门口演讲，宣布第二天下午自己将去广场绝食。


八九一日

八九一日：5月31日，首都联席会议瘫痪、北京郊区农民游行

1989年5月31日，民主女神塑像继续吸引好奇的北京市民来到广场。但在这里坚持的学生又一次陷入无组织管理的混乱境地。成立不久的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也好不了多少，那里的大部分著名知识分子都陆续离开或正在计划离开京城。

有关政府在暗中分别拘捕工人领袖和知识分子的消息频传。工自联和学生继续在北京公安局示威要求放人。

但在北京郊区，另一种示威活动首度出现。成百上千的农民、工人和市民举着支持政府的标语游行。有人还焚烧了方励之的模拟像。


八九一日

八九一日：5月30日，民主女神正式揭幕、工自联抗议公安局抓人

1989年5月30日上午，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为民主女神塑像举行了揭幕仪式。塑像的树立引发了民众的兴趣和好奇心，前来广场的人数又有所回升。

经过漫长的对峙，政府终于发出即将镇压的信号。这天，《北京日报》报道摩托车“飞虎队”的11名带头者已经被拘捕，该团体也解散了。这个消息没有引起人们注意。

引起了注意的是这天上午工自联的3名负责人沈银汉、钱玉民和白东平也被抓捕。韩东方、李进进和王超华得知消息后立即组织了几百名工人和学生在北京市公安局门口静坐抗议，要求放人。晚上，韩东方和李进进被允许进去谈判，结果赢得了那3人的获释。他们也没有关注“飞虎队”的案情。

据张伯笠说，这天他和李禄在北京饭店与戒严部队的代表有了直接接触。双方谈判没有任何结果。他们被告知军队很快会行动。


八九一日

八九一日：5月29日，柴玲重新担任总指挥，民主女神塑像运抵广场

1989年5月29日，广场形势再度陷入低潮，学生无所适从。这天的生机表现在大量的野营帐篷从香港运到，学生们将它们俺颜色分成阵列在广场上搭建起来，那里俨然成了一个安营扎寨的帐篷城。

柴玲在这天改变了原先准备独自逃亡的念头，回来又继续担任起总指挥职务——代职的杨涛只负责了一天便坚持不住辞职了。张伯笠也回到了广场，全力准备“民主大学”的开办。

傍晚，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将他们制作的民主女神塑像部件以几辆平板三轮车运到广场，搭起脚手架做最后组装。这一行动立即引起广泛兴趣。见美院学生对民主女神制作过程的回忆。


八九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