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十二学者上广场
王超华
八九年六四之后,我在中国国内躲藏了半年有余。躲藏期间,有感于中国政府对六四史实的歪曲宣传,曾写下十几万字的回忆。承蒙朋友们热心帮助,这些已部分发表于海外各种报刊。可能是由于其琐碎和缺少概括性评介,我的回忆很少引起读者注意。但我以为,近年来海外评价六四中的一个最大问题正在于概括多、概括草率,缺少对史实细节的搜 集和研究。因此我仍将继续努力于提供有足够细节的基本事实。这次提笔,是应陆铿先生之请,就戴晴对八九春夏之交的回忆中涉及我的部分作些相应的叙述,并非摘录我原有的回忆,因此增加了一些评述,以使读者了解我的心态和观点。这里写的主要是发生在五月十二日至十四日的事。虽然只有三天,重要细节却相当多,根本无法一一讲到,因此,我只能谈谈这三天中我与戴晴及其他一些知识分子接触的情况,其他方面的内容有待以后补充。
要绝食了
我相信,到现在也还相信,八九年五月的绝食能够形成具体计划并付诸行动,是和吾尔开希等人五月十一日夜里的聚会与策划分不开的。这是五月十二日上午绝食号召陡然在各校园公开的直接起因。我是在当天上午“北高联”(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的常委例会上得到消息的,当时我们正在讨论如何设法长期坚持民主活动。具体地说,正是在这个会上,我们得到了香港学联历年章程的三个不同版本,讨论布置了尽快完善高联章程的任务;也正是在这个会上,香港学联的朋友们第一次知会我们,一个台、港、大陆的学生联谊夏令营正在筹备申请之中。台港同学代表已有默契,一旦抵京,即行宣布他们在大陆方面的联谊对象是北高联。
形势仍然不确定,一切都可能有希望,一切都依赖于我们可能付出的坚韧不拔的努力。
然而,绝食的消息来了。而且,“绝食是同学们自发组织的,谁也没有权力阻止!”高联当然也包括在这个“谁”里面。高联“劝阻绝食”的决议是在我的倡议下作出的,但不到一个小时,我第一个尝到了碰壁的滋味——我的“劝阻”被柴玲打得落花流水,败下阵来。当我垂头丧气地回家时,心中的无可奈何之情真是难以形容。我不停地和脑子里的“假想对手”辩论,头昏脑胀之中,忽然想到,绝食的基本要素是以牺牲为号召,我反对现在绝食并不等于我害怕牺牲(典型中国人的思维。为什么我们应当不怕牺牲?一笑)。要是我拿着一把菜刀去三角地封从德他们的“民主论坛”广播站,当众剁下左手来,同学们就应该相信我,重新考虑绝食的行动!
可惜的是,无可奈何之情并不是绝望之情。我没能激动到那种程度,挣扎了半天也下不了这个剁手的决心。
这时,又一个忽然想到触动了我。胡耀邦追悼会后,柴玲曾满腔热忱地要我帮她和戴晴取得联系。戴晴!这才是真正有能力劝阻柴玲的人。我的直觉告诉我,戴晴一定会同意我的意见,她不会同意现在绝食。
傍晚时分,我骑车赶到戴晴住处。她不无惊讶地接待了我这个一坐下就抹眼泪的不速之客。不过,她确实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思,而且好象也确实同意我的看法。她挺诚恳地问我:“你觉得我现在能作什么?”我告诉她,现在北大有一个叫做“民主论坛”的公开讨论活动,每天晚上在著名的三角地举行。我说:“你最好能去演讲。你在学生当中有威信,你去一定能劝住他们。”我当时真是把扭转学生情绪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了,我想,我的姿势,我的语调和我的话,一定都显示着一种热切、急切的心情。她沉吟了一会儿,说:“我一个人去恐怕也不管用,我们可以多叫几个人一起去。”她问我:“汤一介行不行?”这回是我犹豫了。我和如今的大学生年龄差距太大,实在不知道他们崇拜什么人。要不是柴玲求过我,我对戴晴的实际威望也并没有把握——虽然我本人非常佩服她的文章,可这时我个人的衡量标准毫无意义,要知道的是学生会听谁的。我们家和汤一介、乐黛云夫妇曾有较多的交往,我就更拿不准青年学生如何看待他们了。她可能看出了我在犹豫,就说:“汤一介也不方便,他最近刚刚犯过心脏病,正在家休息。这样吧,我打电话找几个人试试。”
她到里屋去打电话,我在客厅,捧着一杯热茶,坐立不安。她第一次回来时,提到几个著名青年作家的名字,说:“一个人也找不到。我知道李陀他们今天晚上在一起起草一个‘五·一六宣言’,可是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她若有所思地说着,转了一圈,又接着去打电话。我一个人坐在那儿心里纳闷儿: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儿呀,还嫌不热闹吗?还要发宣言,还要叫“五·一六”,这不是存心火上加油吗?——最糟糕的是会给激进学生的绝望情绪火上加油。正想着呢,忽然注意到戴晴打电话的声音。她说:“家其,我这儿有一个学生,……”她讲完之后,似乎沉默了好长时间,才听到她再次说话:“那你是不会来了?好……好……”回到客厅,她对我解释:“我们这些人都有默契,不介入学生运动。严家其就是因为这个理由不愿意来。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晚上谁也找不到。我一个人去不会有用的。这样吧,”她可能注意到了我掩饰不住的失望,说,“你在这儿哭对我的压力太大,你先回去吧。我一定会尽力想办法。”我们还不知道,就在她到处都找不到人的时候,已经有好几个知识分子和北大教师跑去对学生演讲了,只不过不是要劝阻学生,而是被学生的决心所感动,去表示钦佩和支持。
告辞出门,我意识到她今天晚上不会去见学生了。这意味着我已失去了最后一个说服学生的可能性。我知道自己毫无演讲或煽动的能力,因此我自己绝没有对着一群热血沸腾的学生去泼冷水的信心和胆量——包括没有胆量去剁手,何况我还希望保持当时主要由我为代表的高联的形象和它已经十分脆弱的威信,所以,可以说,在离开戴晴家的时候,我已经决定不再反对绝食,把高联“劝阻”的立场改为“同情与理解”。
晚九点,原定常委再次碰头汇报“劝阻”的情况,又是在我的倡议下,变成了研究声援和保护绝食同学的措施,我同时起草了高联关于绝食的声明,对绝食同学表示“同情与理解”,并“呼吁”政府采取积极态度回应同学们的要求。这时,我们,至少是我,还企图在高联和绝食学生中间划一条线,企图使高联保持低姿态,为将来保存组织留后路。
我相信我离开以后戴晴一定又作了努力。但我不知道她作过什么样的努力。在校园里没有见到她的身影,这使我想到她并没有真的理解我的意思。在这种关键性的时刻,任何不直接面对群众的努力,都等于放弃努力。这在当时就是我的基本看法,也是我自己“放弃努力”的根本原因。
绝食尚未开始
五月十三日中午,多数高联常委仍坚持高联不应卷入绝食,于是仍留在北大开例会。我由于个人原因,声称要辞职,不再参加常委会,自告奋勇并征得大家同意,作为高联代表去协助绝食同学的组织工作。中午十二点以前,我赶到北师大,发现师大校园仍是冷冷清清,便找到广播站,和梁二(梁擎暾)一起布置绝食的宣传。正说着,刘晓波推门而入,叫道:“你们都在这儿,太好了!快跟我来,有重要的人要见你们!”我们两人随着面带兴奋之色的刘晓波来到他的住处,在那间用书柜作间壁的狭窄的学生宿舍里却只见到他的妻子。他有点不安,急着打电话询问;我们也有点不安,急着要回操场。这样坚持了一会儿,才等到了来人——原来是周舵。印象中他有点既兴奋又紧张,很简要地告诉我们,今天上午他们见到了统战部长阎明复,阎明复表示愿意和能负责的学生头头儿见面谈谈。他特别强调,“不是对话”,而是要和“有实际影响力的学生组织领导人”谈谈。谁属于这个范畴?我和梁二必须立即作出回答。很可能我仍在面对群众情绪却控制乏术的无力感冲击之下,当时脱口而出的回答是:“现在学生有三个组织,高联、对话团和绝食同学。要谈,就要三个方面都有代表。” 这是在绝食学生出发之前,是在绝食学生尚未形成自己独立的政治代表机构“绝食团”之前,而且是在吾尔开希等人仍力图造成“高联在组织绝食”的外界印象之时,政府方面(不管是改革派还是非改革派)恐怕对高联和绝食行动之间的实质关系并不知情……。(假如我不是这样回答,……) 另一方面,学生这两天造的舆论都是绝食队伍下午两点从师大出发,这些人一定要赶在学生出发之前通知我们,焉知不是试图将事态控制在形成既成事实之前?可是在他们表示接受我的建议之后,我接下来的话却是:“那就这样吧。我还要去操场帮着组织队伍呢!”丝毫没有意识到任何政治信息都包含着特定的政治姿态,我们——学生们必须以特定的行动作为反馈,才谈得上确有政治诉求,而且也才谈得上确实是在为实现自己的诉求而努力。
这种重大的政治机会曾在五月十七日再次出现,并且再次被我漫不经心地放过。
在政治局势微妙之际,当事人个人言行的是非功过只能留待历史与后人去评价。
走出刘晓波那个宿舍楼的大门,一辆小汽车缓缓驶来停下,从车中走出来的竟是戴晴。她一见我就和我见了她(一个普通读者见到大记者大作家)一样兴奋,刚打完招呼就对着另一辆车旁的人高叫:“李肃!李肃!这就是那个学生领袖!”那边的人正在跟楼里陆续走出的周舵刘晓波等人打招呼,没有过来,于是她向我提到了阎明复要见学生的消息。我说我们已经知道了,并想从她那儿得到些更具体的消息,这才知道她没有参加这天上午阎明复与青年知识分子的座谈会,她参加的是胡启立与新闻工作者的座谈。后来我才知道,正是在这个会上,胡启立允诺《光明日报》(或是允诺戴晴)可以用一个整版组织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座谈会。不过当时戴晴并未对我提及此事。
统战部
五月十三日晚与阎明复会见时,总共约有十六、七个学生出席,三方面的学生代表几乎是自然而然地分别在三处就座。此外还有二十来个人在场,我却大半都不认识。我认识的只是坐在我对面的刘晓波和周舵。甚至在场的人互相称名道姓时,我仍觉得毫无印象,不知道这些青年知识分子都是何等人物。印象中,我和刘晓波在这次会谈中是态度最强硬的两个发言者,我事后还曾为自己未能把握好分寸而后悔不已。但当时我并没意识到这一点,反倒在发言表态之后就以广场需有人负责为由,提前离开了会场。当时有另外两个同学和我一起提前退场,其中之一好象就是柴玲。
总之,从绝食正式进入日程以来,我就感到最重要的问题是与群众打交道,最关键的位置是直接面对群众。但是,尽管我意识到了争取群众的重要性,由于我生性对于群众场面的恐惧,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下意识地满足于“身在广场”,并没有能做出实际有效的努力和成绩来。撇开我个人后来的经历不谈(这点已超出本文内容),可以说,当时我对那些青年知识分子没有多加注意的原因之一,就是觉得这些人恐怕很难对绝食学生发生直接影响。我当时已经发现,作为绝食主要发起人的王丹和吾尔开希是准备通过谈判与政府达成某种妥协的,但柴玲等北大强硬派绝食学生根本不想和政府打任何交道。在阎明复的会议室里,柴玲一言未发。后半夜(五月十四日凌晨)广场学生中起了骚动,谣传吾尔开希和阎明复作交易,要求追查的主要是北大的强硬派学生(有趣的是,当时仍是由我这个高联代表出面调查澄清)。我以为,在政治官僚以及某些知识分子看来可能是举足轻重的政治表态性行为,对一门心思以牺牲自己为号召的青年学生几乎毫无影响,更不必说那些敏感微妙的政治辞令艺术了。这一点,在绝食第一天的夜里已经可见其端倪。
这一夜到天明,我曾数次奔波于广场与统战部之间。十四日上午,声援的人渐渐增多,我在人群中居然遇到了一个往日的朋友,很偶然地知道了当天下午在光明日报将举行一个著名自由知识分子的座谈会。当时,我还没有把这件事和我面临的困难直接联系起来。
几乎是紧接着,我们又有了一个机会与阎明复会面。这次是在一间小会议室。可以肯定的是柴玲、封从德等绝食坚定分子及对话团的同学都没去。在场的也许还有别人,但我只记得王丹、吾尔开希和我。我们三个坐在一边,阎明复坐在我们对面。
阎明复告诉我们,官方同意与学生正式开始对话,跟十三日上午信访办的答复不同,这次官方愿与学生指定的对话代表对话。官方代表包括李铁映、阎明复本人、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及其他官员…… 王丹和吾尔开希试图表示,官方的级别不够;阎明复有些晒色,说,李铁映是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我本人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你们觉得哪个级别还不够?我们无话可说,同意了。于是开始安排技术细节,对话团在哪里,有多少人,要个什么样的车去接,等等。自然就说到了如何使广场上的学生了解对话进展,这本来就是掌握局势最关键的技术问题之一。我们几个说,需要现场直播。他很干脆地表示不可能,说是对话地点就定在统战部,这里没有直播设备,而电视台的转播车又都去准备采访戈尔巴乔夫了,调不出来。我们实在是对控制学生情绪没有把握,僵持了一会儿,他表示,可以现场录像,由学生代表监督封存,送往中央电视台,保证当晚播出;学生可以现场录音,随时送往广场播放。
这个条件似乎可以接受了,但我们仍在支吾犹豫。他显然知道我们的难处在哪里,直截了当地说,中央已经决定,不管学生是否从天安门广场撤离,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都不会在广场举行了。现在撤不撤,完全是你们学生自己的事了。就算你们决定撤,你们有把握把学生带出来吗?印象中他甚至明确提到了我们“对局势的控制力”这几个字,我以为他是在对我们即将控制失效给以警告,但很可能当时他已流露出了我还无法体会的忧虑。不过,这几句话的严重性我们都领会了。顾不上在场人之间政治对手的关系,我们几个学生开始争论把队伍带出广场的可能。当时我心里一定很清楚自己对激进绝食学生的无能为力,才会再次恼火于王丹、吾尔开希发起绝食的不负责任。我提醒他们主要问题在那些如柴玲一样的强硬者,而且挺严厉地问王丹有没有把握说服他们。王丹也在紧张地思考,有些迟疑地回答我说,要是那些著名学者肯出面就好了。记得我还追问了一句,你觉得学生会听他们的话吗?当他给以肯定回答时,我马上说,我知道今天下午有一个座谈会,很多著名学者要出席,可以把他们请来!王丹不知有过多少次不成功的经历,狐疑地看着我,你能请得来吗?我说,既然没有别的办法了,那就必须想方设法把他们请来!接着,在大家的犹疑中,我就自告奋勇去当这个说客。阎明复在这期间本没有说话,只是观察着我们的混乱,此时才开口对我说,你可以坐统战部的车去。
找学者去!
所以,我是被统战部的车送到光明日报社的。
在报社门口就听到有人在谈论这个座谈会。跟着这些人,我很容易地找到了会场,在会场门口见到了戴晴。
在这天所有我能见到的著名人物中,戴晴是唯一的我与之有过个人接触的人,而且我相信她也是唯一一个了解我的学生“领袖”身份的人。虽然在光明日报社的大院里上过两年班,每天经过戴晴所在的评论部,我却分不清他们的两位部主任。所以,尽管我并不知道戴晴是这个会的策划人,我的希望却只能是她了。她显然对我的出现感到惊讶,我顾不得那许多,马上说明了来意:广场情况危急,我能不能进去和学者们讲一讲,请他们去广场劝学生撤离?她听了似乎没有犹豫,依旧是往日泼辣干练的样子,立即把我介绍给了座谈会主办者的“官方代表”,部主任陶铠,很顺利地把我从门口聚集的人群中引入会场。给我安排了一个座位后,戴晴向在座的人介绍了我。我满脑子只有自己着急的事,一看我的“广场身份”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马上就想开始呼吁,谁知眼泪还没来得及流出来,戴晴就说:你先坐一下,今天最重要的是把这个座谈会开好,我们发完言以后会给你时间介绍广场的情况。她的态度那么正式那么有权威,我一下就被镇住了,不敢再打断他们的会。
我坐在戴晴的对面。我的左边是李洪林,再过去好象还有刘再复等人。右面是谁却记不得了。隔了一个人是陶铠,然后就是坐在桌子端头的严家其。戴晴那一边作家比较多,苏晓康、李陀、麦天枢都在那边。温元凯好象也是在那边。评论部的一位青年负责录音。戴晴作开场白,除了谈到主题,还特别强调了第二天可以全文照登会议纪要,强调利用这个机会的重要性。然后名人们开始轮流发言,很有默契的样子,一人一次,当中也没有互相干扰或讨论。
开始时我真是如坐针毡,急躁难耐。我认为五四记者公开上街游行就是借着学潮的东风;现在胡启立允诺了一些新闻自由度,也和学潮的压力紧密相关。如果学潮控制不住,你们这个会开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退一步说,就算这次的纪要给你发了,你仍然是最没有保障的。(正是出于这种认识,我才在学潮一开始就提出请徐四民回国办私人报纸的要求,希望为这些名人们争取一个今后政府很难轻易取缔的言论园地。)面对当前的学潮危机,你们怎么还能坐得住清谈呢!
我急躁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绝食同学尚未形成自己有权威的、独立于高自联的组织架构,我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广场形势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我们赔不起这么多的时间。
再急也没办法,我只能坐在那儿听着。听着听着,我倒听出了点门道。实际上,整个会场似乎已经被我的出现影响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谈论着学潮的危机,“时局”无形中等同于学潮,是否已出乎戴晴之预料了呢?在发言中,包遵信的话给我的印象最深。他谈到,“危机”“危机”,既是“危”险又是“机”会,关键就看怎样处理了。这正是我要借助他们去做的事。他还说到这样一场运动的性质,认为说到底这是一场“护宪”运动,人民要求政府兑现宪法允诺的各项权利(类似的话其他学者也谈到了),这样的运动不仅会在历史上赢得与英国宪章运动类似的地位,而且有着宪章运动所不及的现代思想高度。这真使我茅塞顿开,情绪大涨。我亲身体会到自己的终日忙碌被名人高度评价时的满足,同时隐隐意识到这将是说服激进派学生的有力武器(我已在其他文章里谈过激进学生在五月四日至五月十一日之间的失落和绝望情绪),即,让他们有成就感和满足心态。我对这些名人的信心一时大增。
终于轮到我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戴晴记忆中会是温元凯提出到广场去劝学生,而对我有那么多溢美之词。我自己知道,从我奔这个会来的时候,我就是打着主意要把名人们拉到广场上去的。不过,我确实不善辞令,当时说得也是颠三倒四。除了企图说明激进学生的绝望情绪以外,记得我还试图强调学生随时会受到镇压,而这是非常危险的。确如戴晴所言,我从发言一开始就不停地掉眼泪,说到一半时,已有至少一半学者作家们在抽泣了。记不清是不是戴晴了,有人问我,你觉得我们能做些什么?你希望我们做些什么?我直截了当地说(不是温元凯),你们应当到广场去劝学生撤离,现在只有你们能说服学生。我那么急于将他们推出去,简直就没有余力象戴晴那样去注意这些人之间的异同。记得我身旁的李洪林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我们应当去,我们不能看着学生们被镇压…… 其他人也情绪激动地说着类似的话。
学者作家们的《紧急呼吁》大约就是这时开始起草的。确实是,有个什么人先念了一份草稿,大家还在琢磨如何反应时,又有人叫道:“晓康这儿也成了一稿了。”于是听苏晓康念,而且立即都倾向于这一篇。
我对这一稿也不是很满意,但又说不清哪里不对劲儿,只是在桌子对面征询的目光前,以我对激进学生的了解,搜肠刮肚地想着最有说服力的劝说角度。发现我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对劝说的想法,而且无法有效地影响作家们对呼吁稿的修改后,我又提出(又是我!),如果呼吁书就这样定稿的话,光有这么一篇文字恐怕不能起到说服学生撤离的作用,老师们最好先和最激进的学生见见面,要是这些学生能被说服,到广场上去就会比较有把握了。
如果不是戴晴点他的名,我也许还不会注意到,坐在桌子端部的严家其一手支头,低眉垂眼,一言不发。在嘈杂声中,戴晴的女声很引人注意:“家其,你的意见怎么样?”大家都静下来,目光集中在严家其身上,只见他抬起头,非常严正地说:“我不懂,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去劝学生!我们应当劝的是政府!”这真是一语惊人,太出乎我的意料了,我正以半权威的身份介绍我关于劝撤的想法,根本没想到这一招,当时就回了他一句:“你也得劝得动呀!”这话也是说了白说,没表示任何实质性的不同意见,相反,倒像是在支持他。结果,讨论的话题转到了政府让步的可能性上。我对这点没有信心,因此也不感兴趣,只记得此时已有人开始谈到赵或李出来见学生的可能,而且记忆中戴晴还挺认真地表示可以向这个方向努力。
在学者作家正式发言结束后的这片混乱中,戴晴打了若干次电话,与上层联系,设法安排一个与绝食学生代表见面的地点。开始说是在人民大会堂,我记得她就是在会议室里给人民大会堂拨了个电话,问清在哪个方向的门前等候等等细节。因为她打电话时的熟稔语气,我还联想到她广泛的上层交往。
他们决定要去了,我又开始出难题(确实又是我,我的这些主意真不是什么值得抢功的事)。我说,据头一天的经验,要是有一群头缠白布条的绝食学生往人民大会堂走,人群马上就会变成一个大尾巴跟在他们后面,他们壮烈牺牲的情绪就又抬上去下不来了。最好是找个安静点、没有这种外界干扰的地方。我这么说的时候,心里想的是统战部,并不知道此时统战部已成为热点中的热点,已被绝食学生和市民包围了。我的这个建议好象也已说出来了,因为我记得戴晴为此向统战部拨了一次电话。但是不行。这之后才得到通知,说是已安排到永定门外的国办、中办信访局去。我又嫌太远了,可是这回我的意见不起作用了。即使神通相当大的戴晴也无法(同时也不愿)再往这么几经周折的安排上加佐料了。
我应该去安排他们要见的学生代表去了,但我还没走。他们和阎明复通电话时我还在场。我记得戴晴明确地问对方:赵或者李出来见学生,有没有可能?而且严家其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严家其是赵紫阳智囊团的,他也许是对赵出来见学生有把握才提出这个问题的。但是,在那一刻,学者作家们看来并没有得到任何肯定的答复。可以肯定的是,阎明复愿意与学者作家们的斡旋配合,愿意提供可能的帮助,比如,提供车送绝食代表去与学者作家们会面。阎明复的这个态度我上午在统战部时就已经知道了。
我必须走了。坐着温元凯的朋友的车,我赶回了统战部。
什么叫斡旋?
万万没有料到,统战部等着我的是那样一幅混乱的场面。我好管闲事的“责任心”又开始作祟。对我来说,丢下这里不管去和绝食代表见那些名人,忽然成了不可接受的事。我抓住一位在高联兼职的北大同学,把召集代表的事交代给他了。面包车已在待命,我提的要求就是,一定要把柴玲拽上,一定要包括另外几个最强硬的北大同学。
这之后我在绝食同学和对话团之间的活动,是另一个过于复杂的话题,这里暂且不提。学者们来到统战部的时候我还在那里。我曾追着他们问谈得怎么样,得到的回答是,挺好,同学们很通情达理。正是这个看来过于顺利的回答引起了我的疑惑,使我忍不住要去找柴玲核实一下。
我是在广场找到柴玲的(能找到依靠的也是身为个中人的特殊嗅觉)。我问她见了戴晴他们没有,谈得怎么样。她既疲惫又不以为然地说:谈什么!以为我们什么都不懂,就会教训人!我心中一惊,忙追问她自己说了什么。她毫不在意地说:我什么都没说。我禁不住叫苦连天,心想,这一着棋算是完了。
我一直以为戴晴们将柴玲等人的沉默不语看作了认同,根据戴晴的回忆,还不是这么回事。我希望能有他人证实我的猜想:一定是王丹和柴玲一起去了,见面时学生方面主要是王丹在说话。可是这个见面说实在的不是为王丹这种态度的人安排的呀!但是这又不能只怪王丹——即使我的猜想被证实。柴玲在整个运动过程中有过不止一次的机会会见带有官方色彩或企图为官方斡旋的人,我一直以为,在这种场合中,一言不发是她行为举止的基本特征(很希望能见到她本人对这一判断的反馈)。除非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在会见时正面要求柴玲说出她的立场和观点,会见的各方一定会被假象蒙蔽,因为柴玲们回到广场以后进一步号召群众的手段之一就是,“有人在出卖我们的运动”,或是“有人在和政府作交易”。任何意义上的妥协都变成了与绝食牺牲相对照的一种罪孽。
这时天已黑下来,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学者作家们要来的消息已经传开。我费了好大劲向孙中山像旁旗杆下的广播站挤,途中还是被纠察队拦住,眼看着那十来个名人一个一个地被硬从涌来涌去几乎没有空隙的两堵肉墙中间塞过去。我试图借他们的光进去,他们自顾不暇气喘吁吁地表示无能为力,还告诉我,李泽厚因为有心脏病,受不了,已经离开了。人们的脸涨红着,似乎都变了形。在“保驾”的学生中,我竟连一个熟识的面孔都没发现。没有人可以把我带到中心圈内,我高联常委的身份也不起作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才挤到前面,找到一个紧挨中心的位置。说是“紧挨”,也只是能见到那一小圈人中面朝西的几位,其中似乎有包遵信,另外两个人却想不起是谁了——不是现在想不起,而是当时就不能确认。
学者们开始讲话了。我听到的都是我最怕听到的。在如潮的人群面前,他们选择的不是老师的立场,而是小学生的态度。“我们要向你们学习!”“我们和你们在一起!”很多谦虚的话以夫子式绝对真实的谦虚态度说出来,在“广场气氛”中无可避免地减轻了他们试图表述的理念的力量。令我着急的还有在他们的言谈中被突出的群众与政府的对立,特别是包遵信,重复地说:“政府还不出来见学生,这个政府就是一个无能的政府!(欢呼声、掌声)就是一个腐败的政府!(欢呼声、掌声)”我无法理解,这和我下午才听过的包遵信简直就不是一个人。我隔着纠察,声嘶力竭地对他们喊:“别讲这些!别喊口号!讲你们下午的发言!”他们中间不知是谁,也回过头来对我喊:“不行呀!没有时间讲那些!”
这些人中的大多数现在都在国外。我想我的这点记忆会被其中的某些人证实。
可悲的是,记忆不一定可靠。我和戴晴的记忆已经有了很多出入。如果这十几个当事人每人写出自己的回忆,那一定是十几种不同的版本。就说这些人在广场的演说吧,我记得当时确实“没有时间”让他们站起来又坐下地苦口婆心劝学生。他们只能每个人发言一次,一个一个轮流,和下午座谈会的轮流发言可以媲美。戴晴是在最后念那份《紧急呼吁》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以下两个细节。
其一,戴晴念呼吁书时提到,如果政府仍不能表现出诚意,“我们明天也要站到游行的行列中,和你们在一起!(大意)”和名人们说的好多其他的话一样,这句话也在广场上引起了欢呼声雷动,掌声雷动。现在看来,这有点像知识分子来向学生和群众表态。
其二,念完呼吁书了,欢呼完了,戴晴开始讲解学者作家们希望学生们做什么。她讲的时候,广场相当安静。她提到下午的座谈会和第二天的一个版面,但是很显然,在那种气氛中没有人能理解这个版面的意义。她还试着再次肯定学运的成绩,但语气并不激昂,人群也就保持着安静等她往下说。我当时真的觉得这种无法预料的成千上万人的暂时安静很可怕。终于,她开始说到让赵紫阳或李鹏出来见见大家,大家就撤回学校去。人群中有些骚动,但基本上还是安静的,有人大声问:他们出来说什么?戴晴似乎对这样的问题也没有准备,略停了停才说,让他们对大家说,同学们好!大家辛苦了!(她把声调提高)我们就回去,好不好?听得出来,她在极力设法让人们接受她的方案,这个“好不好”喊得甚至带有煽动性口吻。
这回人群真的开始骚动了。我记得,或者是,我当时觉得,人们像欢呼一样高喊着回答她:“不——好——!”我不记得在戴晴之后还有学者发言。而且,虽然好几个人都证实过,我也不记得封从德领着念《绝食宣言》的事。我在“不好”声中被心灰意懒的失败情绪笼罩了。
我大约花了个把小时才恢复过来。帮我恢复的有一次不知谁召集的高联常委就撤离问题的表决。也可能就是我自己召集的,但一定不是我自己提议的。这次同意撤离的表决结果因为“只有五个常委”参加而不被绝食同学接受。帮我恢复的另一个因素是有人跑来报告,学者作家们回到统战部后都哭了。这个消息刺激了我,使我感到对这些名人的一种责任,我要过话筒开始演讲。我讲到这些名人可能被抓“黑手”的处境,声称“他们”面临的危险比“我们”要大得多得多,我告诉群众“他们”都流下了眼泪的消息。我还讲到学生们应当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等等等等。其实我最想说的就是:“我们撤吧!”但是目睹了刚才的那一幕以后,我没有勇气说出这几个字。我不停地转弯抹角着,直到封从德觉得我在动摇军心,掐断了我的广播,我才找到了发泄口,对着他大叫起来:“你要对历史负责!”
若干日子后,我对一个新认识的北京市民提到这件事,他笑起来:“噢,原来你就是那个罗里罗嗦的女的呀!”我被他弄得哭笑不得。
话说回来,有哪个个人能对这段历史负责呢?!
八九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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