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工人老大哥求救
━记戒严后首钢特钢之行
熊焱
在中国大陆，工人阶级曾被亲热地称呼为“老大哥”，这并不完全是由于共产党说工人阶级是全国的领导阶级，也不尽是因为许多青年学生来自工人家庭；最主要的是在现代国家，尤其在大城市，工人阶级是全国最有力量的，在一个专制、不民主的国家里，在一个缺少公平正义的社会里，工人阶级一旦革起命来，恐怕真是"工人阶级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这一点没有人不清楚。
一、奔向何方？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千夫所指的中共总理李鹏宣布北京部分地区戒严。这个看似突然又好像一定会有的戒严令，连同五月炎夏的灼热，把本已烦燥的北京城彻底搞乱了。人们内心的紧张、急剧而又微妙的变化，当然不是三言两语所能描绘的。但是北京城里出现一个奇特的宏大意象∶
如果当时有人站在京城上空的云端，向下俯瞰，一个宏大而清晰的景象立刻出现，自戒严令以后，北京城像一颗特大爆炸中的炸弹，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向四周扩散，成万成千的人分成各小股奔向天安门广场以外的各个方向，去堵军车去说服军队不要进城，去工厂去机关向工人和其他各阶层人士诉说北京不能戒严，请求帮助支援学生运动。北京的司机们带着无比的兴奋和激动，义务为散向各方的人们效劳，需要去哪里就去哪里，哪里能去就去哪里。天使或者魔鬼或者奥林匹克山上的诸神路经京城上空见到此一景观，一定会慨叹真一人间胜景。五月热浪之下，百万人头攒动，进退自如，井然有序，像勃然生机的鲜花，亦像灿然耀眼的火焰。但是京城大地上的人群，却真是忙得像无头苍蝇一样，像一场大决战，却没有明确的敌人，没有进攻防御的武器，虽有百万之兵，却缺乏训练，更不必说有将帅调度；人们心中只有一些诚恳质朴却不明显的想法：戒严令是错误的，北京不能戒严，要赶快去堵军车，说服军队不要进城杀人，要去工厂、机关，喊来更多的人。但是去哪里，怎么去，去了做什么，来了人做什么并不清楚。这俯瞰的景观恰好与我们看大型蚂蚁窝相反，那成万成千的蚂蚁看上去像搞坏了的蜂窝，乱七八糟，而那单个蚂蚁可能是十分胸有成竹，慢条斯理而又有板有眼与他（她）的同伴们齐心合力分工合作。
我是构成那京城大景观当中的一员。由一个星期的绝食而累积成的对政府的失望和愤怒，到北京戒严后达到了沸腾之点。人们心里并不是不清楚，靠一场单纯的学生运动改变不了共产党政府。这一点年长的北京各阶层人士一开始就可能心中有数，青年学生在戒严后也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五月十八日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与李鹏等的见面，原以为提供了一个缓解紧张局势的机会，其实是李鹏政府戒严前的一个有意做作（当时很多人并不清楚，事后也有人不清楚，目前还有人不清楚）。戒严后，我的内心思想几乎发生了质的变化——对共产党不再抱希望（到六四大屠杀这变化完成），也认识到单纯的学运可能要告一段落了，去工厂发动工人的念头已经萌发。所以在五月二十日上午，决定在堵军车还是去工厂时我选择了后者。这也由于我当时是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即中国工运学院的教师（同时在北大法律系读研究生），又比一般同学更熟悉中共革命的历史。但去工厂不可能一人独去，总得有几个同学相伴才行。我跑到广场纪念碑脚下，见到一小队整装待发却不知去哪里，纠察队为首的正好是一位北大武术队员，我连忙抓住他说跟我走，去工厂。打着北大武术队的小红旗，跋山涉水般走出广场中心，来到人民大会堂东侧，又遇见对话团成员李鹏（当时戏称他“好李鹏”），他亦有想要去工厂，一下子我心强壮多了。等车成了最大的困难，当时的广场虽然有车水马龙的大卡车来往，却都挤满了奔向各处的学生市民。等啊等，没有一辆车能一下子装十几个学生，车没等到，我们的小队伍中已有几人爬上车去了别的地方。李鹏提议分两处等，我同意，但叮嘱一定要同去。这时来了一位北大中年教师，他正和他的妻子妻妹一边走一边看，见了我很高兴，我连忙请求老师与我们一起去工厂，他妻子面有难色说，正要回北大，但因为中年老师认识我，在我的劝说下同意，我还说现在车不通，说不定去了工厂以后回北大更方便。终于一辆卡车来了，可同时容纳五人。我们高兴极了，马上跳上去。那位北大武术队员很机灵，扯着嗓子对司机说，这位是与李鹏对过话的熊焱，上面还有一位老师，我们要去工厂发动工人。司机问去那里，我说去首钢。车上几十个学生（还有市民）都听出了我的湖南口音，也认出了我与我打招呼，他们原来想去堵军车，我情急生智说，咱们都去首钢吧。待发觉李鹏未上车后，车子已经开出一里了。克服千难万难的交通困难，司机把我们送到了首钢特钢，虽然沿途是人山人海，红旗招展，虽然戒严令炸翻了北京城，但远离天安门广场的首钢特钢看不出乱的迹象。不过工人们对四十多天来北京的情势还是很了解的。
二、秀才们的演讲
工厂保持着往日的工作秩序。时间大约上午十一点，我们几十人来到厂门口，铁栏杆大门紧锁的，旁边有一作传达室的进出之门，队伍刚刚站在门口，一下子就聚集来几百人了。人群安静下来，我似乎一下子又成了中心，来到门口，说明来意，请求能否开车让我们进去。我们虽然在那时成了全国信赖喜欢的人群，工厂毕竟是另一天地。我们耐心的轮番用诚恳礼貌的话请求开门。厂方说工厂有纪律不能开门。这时人越来越多，本厂的工人也聚起来了，人多声音就大，气氛就紧张了，再加上当时已经戒严，平静的工厂又快成了示威场面。一、二个勇敢性急的学生，已爬到了铁栏杆的顶上正翻身向厂里跳下，另一学生亦从铁杆底下的空档灵巧地进到了里面。最后与厂方达成协议，我们不从大铁门进，从小门进（多年后，才想出这正是中国人的聪明奥妙），等几百人走进了一半，不知怎么铁大门也就打开了。这时快到工厂中餐时间和交接班时间，进门后有空地类似花园，学生们轮番站出来讲演，我随身携带的一个半导体大喇叭筒把工厂又变成了一块“北大三角地”。
“工人老大哥，北京戒严了。李鹏政府不仅不对话，还要开枪杀学生，世上有这样的理吗？世上有这样的政府吗？”
“没有！”听众大声回答。“打倒李鹏，民主万岁！”
“戒严不得人心！”“打倒官倒！”人群喊起了囗号。
“今晚是最关键的一晚，请求工人老大哥去广场声援学生。”我的开场白虽然也吸引了听众，但只是刚刚开头而已。
“下面请其他同学讲一讲”。我放下话筒，退到一边，同时密切关注和寻找工人中的领头分子。
一个戴眼镜的高个子学生上去演讲。“工人老大哥，从长期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国家与一百五十年前的鸦片战争时期相比并没有进步，虽然，现在多了一些高楼大厦，多了一些现代机器，但是中国在国际上的排名还是很落后的。”
这位秀才的讲话可以从当时的报章中寻找到，虽然很正确，但在此刻此地此情此景，这些话没有得到响应，场面冷下来了。突然送来一个纸条，上面说天安门广场绝食团中有一女生绝食身亡，顿时人群中阵阵悲痛，形成第一波高潮，很多在场的女生都放声大哭，一片哭骂李鹏之声。
工人中许多大姐大嫂大娘们看着一个个悲痛而又疲倦的学生，听着学生们的演讲十分感动，他们大喊，“别说了！别说了！我们都知道了，我们什么都知道了，我们今晚就去！”
又有人送纸条来，说天安门广场有人自焚了，人群中滚过一阵无比的义愤，同学们停止了哭叫，工人们发出了怒吼：“打倒李鹏！”
在当时没有人思考这些消息来自何方，对不对。纸条传来，喇叭筒照念，于是有人哭来有人喊。也难怪那些不知从哪里来的消息，因为即使正规情报人员收集到的情报，据说也有四分之三不确实，何况当时那样宏大而混乱的场面呢？
最后是北大中年教师上去演讲。老师毕竟是老师，他的举止风度比学生从容优雅，演讲技巧娴熟，是当年我听过的即席演讲精短且成功的一次。
“工人老大哥，北京戒严了！咱们北京戒严了，这是我们北京人的耻辱！从清末到北洋政府，北京戒过严吗？北京有几十万军队虎视老百姓过吗？国民党在北京戒过严动过兵吗？连当年的日本鬼子，也不敢在咱京城戒严。我们北京人有一股豪气，谁敢戒严？赶他走！”他的话句句赢得热烈掌声。特钢厂的工人当然个个住在北京，这一声声的“北京”把工人们鼓动起来了，他继续说。
“北京的学生要求政府对话，要求惩办官倒，这是错的吗？这用得着戒严吗？党内斗争能拿咱老百姓开刀吗？戒严？我们北京人不答应！学生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不关心谁关心！工人老大哥！今晚我们要不要去广场声援学生？”
众人齐呼：“要去！要去！今晚就去！”这位老师擅长即席演讲，他的话像气浪，一层一层往上推，声势也一句比一句浓。
整个讲演大约一个半小时，工厂又到了上班时间，人群渐稀落起来。工人们送来包子，我们一边吃，一边在阴凉处坐下来休息。吃完饭，我与其他三名北大武术队员随在讲演中结识的三名青年工人来到他们的工会办公室，商讨今晚如何在广场声援学生，其他热心的未上班的大姐大嫂大娘们送来大批新毛巾、口罩（当时广场盛传戒严部队会武力清场，会放毒气弹）。
三、“老熊，工人说要带刀子”
工会办公室两间房除了几张老式陈旧沙发，几份报纸，什么也没有。三位年轻工人，热情机灵而又老练，把我们领到办公室里屋，压低声音说：“我们联络了几百人正准备去，以前也去过几次，因为厂里不允许，我们一般是下了班才以个人身份去。厂里说谁去开除谁，所以我们白天上班，晚上去。”一边说一边指给我角落里用过的横幅标语看。我说，我们能理解，但今天不同，今天是戒严第一天，有人说如果第一天戒严不成功，以后就好说了；所以今天就大家一同去，而是要打着红旗标语，造成声势。三位工人领袖中有一位身材高大、说话声壮。“你们学生都是爱国的，不过政府不会听你们的，要跟他们干才行。”很快我们达成了协议，他们说下班以后一定去，并已从其他管道得到通知，今晚北京工人都去广场声援，先在复兴门相会然后游行去广场，同时要求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下午和他们一同去。
商量好了以后，我们也想休息一下。但因第一次跨进大工厂，也很想到处看一看。一位老工人带我去一个车间。工人们虽然很忙，见了我也非常亲热的打招呼。我正在与他们交谈，那位机灵的北大武术队员匆匆走过来把我拉到一边，急促地说：“老熊，工人说要带刀子”。我们连忙出了车间来到工会办公室。那三位工人领袖都在，我直截了当说明带刀子不好。他们不同意。就这一问题争得面红耳赤。
我说：四十多天来这场运动之所以获得好评，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学生始终坚持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不仅我们真正认为流血冲突不好，也知道政府是狡猾的。它是要故意挑起事端或流血事件，来证明学生是坏的，找出镇压的理由，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带刀子。其中一位工人的话很直快：“不带刀子不行，那是些畜生，跟他们有什么理可讲！插了他们，看兵厉害还是工人厉害。”
另一位工人稍微冷静也很老练。
“不带刀子不行啊，我们工人说要去就要带刀子，要么不去。你们知道，一旦混乱起来，谁能救谁啊，我不杀人，自己防卫总可以吧，现在很乱。”
当时我们毕竟是第一次碰上这问题的青年学生，死守我们的道理：论暴力是打不过共产党的，所以只好坚持非暴力原则。记得当时广场上还发出传单说如果军队武力清场，我们的口号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读者同志们，在当日的大形势下，青年学生中大部分当真如此思想，这倒不是说青年学生特别高尚，而是当时完全形成了非暴力的共识，直到“六四”大屠杀，学生们捡到枪和子弹，还直往政府部门送。）
我反复讲述我前面讲过的不能带刀的道理，最后急了，只好说，这次是我们特地来请你们去的，万一带刀子出了问题，我们负不起责任。三位工人毕竟是同龄人，见我们十分诚恳又胆小，就答应去说服工人不带刀子。
我们稍稍安心，但还是紧张得很，怀疑他们还是会带刀子。十几个同学坐下来商量，觉得事情很严重，负不起责任，又觉得自己做错了事，可能还会影响整个学运。今天看来实际是我们经验不足，当时直线思维：刀子━暴力━杀人━偿命。不过除去青年秀才们的幼稚与单纯，那纯洁和诚朴还是实实在在的。八九学运虽然在“六四”大屠杀中结束，学生们（当然首先指那些学生“领袖们”）有经验不足，幼稚单纯的一面，而造成许多失误，酿成悲惨剧，但是开枪杀人的责任却是百分之百罪在共产党邓小平、李鹏之流。
一个同学建议我们可以先回广场，一方面广场有事要做，另一方面我们真的不知道工人们带不带刀子。回到工会办公室，我们说要提前回去，工人朋友当然同意。于是我们十几个人经过又一次千难万难的交通困难，下午回到了天安门广场。
四、结尾
大约七点多，在声势浩大的北京市工人游行队伍中，我们真的发现首钢特钢的工人，三位工人领袖走在特钢队伍前头，打着横幅标语。我们几个当然十分高兴，好像看到了自己的成果一样，上午怀疑紧张的心情一扫而空，虽然仔细一看，特钢工人身上个个别着一把又棱又角的刀，游行广场一周完以后，我把特钢的队伍带到金水桥附近安顿。当晚广场盛传军队要武力清场，要放毒气弹。我在那特定的气氛下，又青年意气做一回伯笠曾戏言我的“熊焱像元帅一样，当晚发布了许多命令，并说第二天还要检查。”（注：伯笠指的是我在前期北大筹委会的事情）我不知从哪里来的劲头和口才，把当时在周围的几百工人随机编成临时的班、排、连，并成立“当晚保卫广场指挥部”，我当时的口头禅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力量？因为我们没有组织起来？为什么他们有力量，因为他们组织起来了。编成班、排、连后，我即吩咐他们去守住各个地下铁道口。兵当然不是一天由一个人练成的。派出去守地道路口的班、排，除了“班长”、“排长”，回来报告过以外，其他人与人流与时光与流水一同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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