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决心采取果断又审慎的步骤
李锡铭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
北京四、五月间爆发的这场学潮,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也最为严重的一场学潮。我就这次学潮的过程,它所反映出来的政治斗争情况,以及在政治、经纪、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造成的损失,向到会同志作一简要的通报。
今年三月初在北大、清华等高校相继出现了一些没有署名的大小字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例如,有人写了所谓的“讨邓檄文”,公开叫嚣要“取消党派、取消四项基本原则”,“愤起讨贼”,把矛头直指邓小平同志。另一份题为“为中国人民悲哀”的小字报,认为现在的政府是“独裁专制”,号召大家“为自由而战”。还有一份题为“时代的召唤”的大字报,提出了“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和“用什么样的哲学体系去取代马列主义”的问题。在北大三角地,还贴出来一张所谓“致广大青年学生的一封信”,鼓吹在方励之领导下“为民主、自由、人权”而战。在社会上,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沙龙”也相继出现,频繁集会,十分活跃。方励之称赞这些集会“对当局采取完全抵制、彻底批判的态度”,“火药味很浓”,并且预言,“这种会连续开三次就要上街了”。四月十五日耀邦同志逝世,这些人认为时机已到,决心大闹一番。
当时社会上围绕耀邦同志的死因谣传很多,最多的是说“李鹏在政治局会议上大骂胡耀邦,胡被气死”,甚至谣传“胡耀邦是被邓小平的警卫人员开枪打死的”。许多学生不明真相,愤怒激动,各高等院校大小字报急剧增加。许多大小字报和标语、挽联等根本不是悼念耀邦同志,而是藉悼念之名,恶毒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四月十五日耀邦同志逝世的当天,北京大学就出现一张题为“赞耀邦——并致另一些人”的大字报,说中央批评耀邦同志的错误是“骂别人淫荡只因为自己阳痿”。清华大学等院校出现“李鹏辞职”、“撤换无能政府,推翻专制君主”等标语。四月十六日,人民大学出现“哭耀邦”的大字报,用谩骂的语句,对小平、紫阳、李鹏、尚昆、万里、先念、王震等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指名道姓地进行了逐个攻击。中央民族学院有人贴出标语,说“不该去的去了,该死的却没死”。四月十七日,中央民族学院贴出题为“快讯”的大字报,声称“北大、清华等二十多所在京院校均掀起了反三人(指邓小平、赵紫阳、李鹏)的浪潮,以悼念胡耀邦”。同一天,人民大学贴出“几条建议”的大字报,号召挽联、花圈都向天安门广场集中,联合成立首都各高校治丧委员会,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工作,废除专制制度,建立民主政治的新秩序。四月十八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现“告全体同胞书”,要求“取消共产党,实行多党制”,“取消各团体、军队、学校、单位的党支部和政工干部”。还有的提出要“邀请国民党回大陆建立两党政治”。许多大小字报用不堪入耳的下流语言咒骂邓小平同志,要求“打到邓小平,结束老人政治”。
仅仅两三天的上街,学潮迅猛发展。游行集会从校内扩展到校外,声势越来越大,政治口号也越来越明确。在极少数人的挑动下,上万学生走上街头,到天安门广场静坐。四月十八日、十九日深夜,接连发生两次建国以来所未有的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的事件。冲击过程中,现场有人呼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学校里还有人打出“火烧中南海”的横额。随后,就传出所谓“四二零惨案”的谣言。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的前夜,数万学生占领了天安门广场。追悼会的当天,又传出了李鹏同志先同意后拒绝接见学生的谣言,激起了青年学生的强烈不满。会后,就有人提出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的口号,造成了六万高校学生罢课的局面。同时,也开始了“五四大闹”的串联活动。
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后,善良的人们认为学潮总该告一段落,可以恢复正常了。恰恰相反,学潮不但没有平息,反而向着更加激化的方向发展。它的特点,一是学潮出现了向社会扩散的趋势。四月廿三日,有的大字报提出,“我们不只是要罢课;我们要高唱凯歌,以实际行动联合工友,打倒暴政。”接着,一些人到中学、工厂、商店、农场串联,散发、张贴传单,蓄意扩大事态,有的中学出现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标语,有的中学出现了“罢课罢学万岁”的大字报。许多高校学生上街讲演、散传单、搞募捐、开飞行集会,仅四月二十五日这一天,就有二十二所高校的部分学生搞了一百五十起这类活动,占全市高校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一。正是一些人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学校搞“夺权”活动。四月十九日北大部分学生公开宣布废除经选举产生的学生会和研究生会,成立“新学生组织筹备委员会”,四月二十日非法选举产生了“团结学生会筹委会”。政法大学出现了“罢黜现学生会主席”的大字报。许多学校相继建立了非法的学生“自治”组织。十几所院校发生了抢占办公室,抢占广播室的事件。四月二十二日晚,二十一所院校的部分学生串联,在圆明园开会成立了非法的“高校临时委员会”,后来改名为“北京市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成为这次学潮的指挥中心。学潮向着统一纲领、统一口号、统一组织、统一行动的方向发展。这时极少数人提出“南下北上”的口号,发动全国性的大串联。南京、武汉、西安、长沙、哈尔滨等地的高校都发现从北京去的学生;天津、河北、安徽、社会等地的学生也到北京去参加游行。与上述三个方面的活动相配合,学校内煽动性、攻击性的大小字报也不断升级。有的发表了“私有制宣言”,号召“让我们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去迎接共和国新的明天”。有的发出了推翻现政权的口号,提出“最近的目标则是要让渎职的李鹏辞职”。
在学潮规模日益扩大、情况日益复杂几近失控的情况下,政治局常委对形势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对问题的性质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揭露了极少数人企图利用学潮制造动乱的实质。
四月二十七日有三十八所高校三万多学生参加(不包括尾随、围观)的游行中,大量攻击谩骂的语言骤然消失,打出了“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等标语,提出了“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稳定物价”等要求,得到了街头群众的支持。四月二十九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等同志与学生代表对话,以及国务院部委负责人、北京市委、市政府负责人同所属院校学生代表对话,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在五·四游行的时候,人数大为减少(只有一万多人),情绪也不如过去激烈。在天安门广场宣读了“五四宣言”之后,学潮的组织者便宣布游行告一段落,次日复课,转向同政府对话。
当时,多数同学都愿意恢复正常秩序,希望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但是,由于中央领导同志对学潮有两种认识、两种评价和两种处理方式,舆论导向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出现了与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全然不同的基调,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感到困惑不解,无所适从。少数唯恐天下不乱的人看到有机可乘,重新活跃起来,时局骤然逆转。已经回落的学潮又转向激昂,新的攻击性大小字报不断增加,同政府对话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当时提出的主要要求:一是彻底否定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否定极少数人在学潮的掩盖下制造动乱的实质,承认这次学潮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二是承认学潮中非法成立的学生自治组织,政府只能同他们选出的代表对话,而不能同合法的学生组织的代表对话;三是给世界经济导报的总编辑钦本立平反;四是取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
在学潮的绝食过程中,党和政府怀着十分焦虑的心情,竭尽全力,在各方面作了力所能及的工作。
但是,这些努力并未使学潮得到缓解。相反,由于舆论的错误导向和竭力鼓动,由于极少数人的继续煽动,由于一部分学生的偏激情绪,由于广大群众的不明真相,学潮向更加激化的方向急剧发展。一时间,似乎不参加游行就“不爱国”。从十五日开始,上街游行的人越来越多,从几万、十几万发展到近百万,参加游行的不仅是大学生,工人、农民、机关干部、民主党派工作人员、以致中小学生和幼儿园的娃娃,一些司法专政机关的干警、个别军校的干部和战士。外地也有两万多人专程赶来北京声援绝食。这种作法,实际上是把绝食学生逼到一条“死路”上。
特别严重的是,在如此声势浩大、持续不断的游行示威中,极少数人更加肆无忌惮,重新提出各种攻击咒骂党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口号,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邓小平同志,有的甚至公然要求“邓小平下台”、“强烈要求小平退党”、“不要中国特色的摄政王”、“反对寡头统治结束老人政治”,有的横幅写着“邓小平狠心,赵紫阳滑头”“李鹏下台,谢国安民”,还有的横幅公开呼唤,““中国的瓦文萨(波兰团结工会领袖)你在哪里”。
所有这些尖锐地说明,现在已经扩大到全社会的这场学潮,绝不是什么一般的学潮,而是有人借学潮挑起动乱,是一场性质十分严重的政治斗争。
还有,在这次学潮中,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纷纷介入,更加说明了这场斗争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政治背景。
原非法组织“人权同盟”负责人、曾被我劳教过四年的任畹町,从这次学潮一开始就积极插手,多次在天安门广场和一些高等院校发表演讲。他说,“这次学潮,就是借胡耀邦逝世搞起来的”。他攻击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四十年是个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的四十年,攻击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是“十足的骗局”,攻击四项基本原则是“高悬于人民利益之上的利剑”,污蔑“开放改革和振兴民族只不过是挂在墙上的一幅画饼”,提醒学生“1989年学潮失败的原因就是没有联合工人”,主张工会“要脱离共产党的领导,成立真正的工会”。煽动“学生要联合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浴血奋战”。在演讲中,他还公然提出共产党和八大民主党派都领导不了中国人民。号召成立“自由民主党”。对任畹町的这些污蔑、攻击和煽动言论,有的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向全校进行了播放。
被我们宣布为非法的“中国民主联盟”成员胡平、陈军等人,联名于四月二十二日从纽约发出了“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不仅对学潮表示声援,而且为学生出谋划策。他们要求学生注意“巩固在这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力求以一个坚强的群体进行有效的活动”,要求学生“提出一些最基本的具体要求”,“目前应把彻底否定1987年的反自由化运动作为突破口”,“如果这些要求得不到相应的回复,应继续坚持抗议活动”,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多次运动‘有声势无结局’的循环不前局面”。同时,他们还建议学生“加强与各种新闻媒介的联系”,“加强与社会其他各界的联系……在运动中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要“努力落实校园内的自由”,“包括在校园内创立独立刊物”、“建立充分自治的各种社团、巩固校园内的表达自由”。煽动学生“随时准备采取张贴大字报和游行等方式”,同我们进行斗争。不仅如此,“中国民主联盟”的两个头头王炳章和汤光中也急急忙忙从纽约飞往东京,企图闯回北京,直接插手运动。
一些主张在中国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海外华人和知识分子推举方励之领衔,于四月十七日从哥伦比亚大学发回了“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政治宣言”,鼓吹“中国是全体人民的中国,绝不是一党一派的中国”,“现在是人民主动起来表明自己的政治要求的时候了”,“根本的问题在于人民必须拥有对执政党的选择权”。
国民党的中常委也于四月廿六日召开了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了大陆学潮的情况,认为“最近大陆学生要求自由民主的运动,已点燃起大陆同胞长期以来对中共暴政积怨的火苗,我政府与民众应有更积极、更主动的作法支持他们,使大陆早日民主与自由化”。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和中央社也接连写文章、发消息,或转发西方通讯社的报道,给学潮声援打气、喝采叫好,说什么“经验证明,不论在此地或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都已经失败。”
美国政府也竭力对我国内政进行干预。四月二十八日,美国白宫发言人费茨沃特发表讲话,支持中共学生举行的抗议活动。他说,美国总统布什“信奉中国正在表示的言论自由的原则和集会的权利”。还说,“鉴于中国学生有进行抗议的权利和有表达争取自由的民主行动的兴趣和权利,我们对此持支持态度”。
这次学潮时间之长,声势之大、牵动社会面之广、影响危祸之烈,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四次冲击新华门,多次占领天安门广场,这种情况就是十年内乱时期也没有过。上千人连续七天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这也是建国来历次学潮没出现过的现象。这次绝食选择了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时机,严重干扰了国家重大外事活动和损害了国家形象。由绝食引起的连续数天的数十万、上百万人游行,甚至超过了“文革”红卫兵大串联的时代,使无政府主义重新泛滥,国家的一些法律、法令形同虚设,造成了剧烈的社会震荡。特别是造谣中伤,恶毒诽谤,人身攻击,反民主反法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影响十分恶劣。
尤其严重的是,这次学潮不仅破坏了首都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而且也影响和破坏了全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全国近几天有二十多个大中城市有人上街游行,少则数千人,多则上万人。上海、太原等地也发生了绝食请愿。所有这些说明,我们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这次学潮很有可能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动乱,造成一发而不可收的形势,把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变成一个混乱不堪的、没有希望的中国。在这样的重要关头,为了党的命运,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也为了保护卷入学潮的广大高校学生,我们决心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采取既果断又审慎的步骤,尽快地把这场学潮平息下去。
八九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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