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妻子邀请朋友参加诺贝尔颁奖仪式

网上今天出现一封刘晓波妻子刘霞发出的公开信，感谢国际社会和朋友们对刘晓波多年的支持。刘霞在信中说她自10月8日起就处于软禁状态，与外界通信很困难。

刘霞还说已经接到诺贝尔委员会通知，但她能够前往领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她相信刘晓波会“希望朋友们能出席这个历史性的典礼”，因此列出了一份143人的邀请名单。名单上的人基本上现居国内。

名单上有相当一些积极参与了1989年学生运动的人物，包括：于浩成、鲍彤、李大同、刘苏里、齐志勇、周舵、高瑜、戴晴、郑旭光、王德邦、陈子明、江棋生、马少方、梁晓燕和浦志强。

八九文件：四君子绝食宣言

1989年5月底，学生运动处于低潮。学生绝食早已结束，戒严令已经颁布了好多天，戒严部队却被市民堵在城外。学生持续占据天安门广场，形势险峻，几次撤离的尝试都失败了。这时，北师大讲师刘晓波提出了知识分子接力绝食，亲身投入运动的建议。6月2日，他召集了侯德健、周舵和高新一起绝食，被称为“四君子”。

四君子的绝食宣言由刘晓波起草，该文件也是他第一次公开提出“我们没有敌人”的口号，这个观点他一直坚持至今。

四君子绝食宣言

6/2/1989

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呼吁！我们忏悔！

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

在李鹏政府非理性的军事暴力高压之下，中国知识界必须结束几千年遗传下来的只动口而不动手的软骨症，以行动抗议军管：以行动呼吁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诞生；以行动忏悔由于我们长期的软弱所犯下的过失。对于中华民族的落伍，我们人人都负有一份责任。

一、绝食的目的

此次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主运动，一直採取合法的、非暴力的、理性的和平方式来争取自由、民主和人权，但是，李鹏政府居然以几十万军队来压制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和各界民众。为此，我们绝食，不再是为了请愿，而是为了抗议戒严和军管！我们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是，我们不畏强暴，我们要以和平的方式来显示民间的民主力量的坚韧，以粉碎靠刺刀和谎言来维繫的不民主的秩序！这种对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各界民众实行戒严和军管的极端荒谬悖理的蠢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使共产党、政府和军队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毁于一旦!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及至近代，敌人意识成为中国人的遗传；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更把传统的仇恨心理、敌人意识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极端，此次军管也是「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的体现。为此，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在开始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妥协基础上的协商、讨论和表决。李鹏作为总理犯有重大失误，应该按照民主程序引咎辞职。 但是，李鹏不是我们的敌人，即使他下台，仍然具有一个公民应享有的权利，甚至可以拥有坚持错误主张的权利。我们呼吁，从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放弃旧的政治文化，开始新政治文化。我们要求政府立即结束军管，并呼吁学生和政府双方重新以和平谈判、协商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双方的对立。

此次学生运动，获得了空前的全社会各阶层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军管的实施，已把这次学生运动转变为全民的民主运动。但无法否认的是，有很多人对学生的支持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心和对政府的不满，而缺乏一种具有政治责任感的公民意识。为此，我们呼吁，全社会应该逐步地放弃旁观者和单纯的同情态度，建立公民意识。公民意识首先是政治权利平等的意识，每个公民都应该有自信：自己的政治权利与总理是平等的。其次，公民意识不只是正义感和同情心，更是理性化的参与意识，也就是政治责任感。每个人不只是同情与支持，而且要直接参与民主建设。最后，公民意识是承担责任和义务的自觉性。社会政治合理合法，有每个人的功劳：而社会政治不合理不合法。也有每个人的责任。自觉地参与社会政治和自觉地承担责任，是每个公民的天职。中国人必须明确：在民主化的政治中，每个人首先是公民，其次才是学生、教授、工人、干部、军人等。

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是在打倒一个旧皇帝而树立一个新皇帝的恶性循环中度过的。历史证明：某位失去民心的领导人的下台和某位深得民心的领导人的上台并不能解决中国政治的实质性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完美的救世主而是完善的民主制度。为此，我的呼吁：第一，全社会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起合法的民间自治组织，逐渐形成民间的政治力量对政府决策的制衡。因为民主的精髓是制衡。我们宁要十个相互制衡的魔鬼，也不要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天使。第二，通过罢免犯有严重失误的领导人，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罢免制度。谁上台和谁下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上台和怎样下台。非民主程序的任免只能导致独裁。

在此次运动中，政府和学生都有失误。政府的失误主要是在旧的「阶级斗争」式政治思维的支配下，站在广大学生和市民的对立面，致使冲突不断加剧；学生的失误主要是自身组织的建设太不完善，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非民主的因素。因此，我们呼吁，政府和学生双方都要进行冷静的自我反省。我们认为，就整体而言，此次运动中的错误主要在政府方面。游行、绝食等行动是人民表达自己意愿的民主方式，是完全合法合理的，根本就不是动乱。而政府方面无视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以一种专制政治的思维把此次运动定名为动乱，从而又引出了一连串的错误决策，致使运动一次次升级，对抗愈演愈烈。因而，真正乞製造动乱的是政府的错误决策，其严重程度不下于「文革」。只是由于学生和市民的克制，社会各界包括党、政、军有识之士的强烈呼吁，才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血事件。鉴于此，政府必须承认和反省这些错误，我们认为现在改正还不算太晚。政府应当从这次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当中汲取沉痛的教训，学会习惯于倾听人民的声音，习惯于人民用宪法赋予的权利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学会民主地治理国家。全民的民主运动正在教会政府怎样地以民主和法制来治理社会。 学生方面的失误主要表现在内部组织的溷乱、缺乏效率和民主程序。诸如，目标是民主的而手段、过程是非民主的；理论是民主的而处理具体问题是非民主的；缺乏合作精神，权力相互抵销，造成决策的零乱状态；财务上的溷乱，物质上的浪费；情感有馀而理性不足；特权意识有馀而平等意识不足；等等。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大都停留在意识形态化和口号化的水平上。只讲思想启蒙，不讲实际操作；只讲目标，而不讲手段、过程、程序。我们认为：民主政治的真正实现，是操作的过 程、手段和程序的民主化。为此，我们呼吁，中国人应该放弃传统的单纯意识形态化、口号化、目标化的空洞民主，而开始操作的过程、手段和程序的民主建设，把以思想启蒙为中心的民主运动转化为实际操作的民主运动，从每一件具体的事情做起。我们呼吁：学生方面要以整顿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为中心进行自我反省。

政府在决策方面的重大失误还表现在所谓的「一小撮」的提法上。通过绝食，我们要告诉国内外舆论界，所谓的「一小撮」是这样一类人：他们不是学生，但是他们作为有政治责任感的公民主动地参与了这次以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民主运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他们想用自己的智慧和行动让政府从政治文化、人格修养、道义力量等方面知所愧悔，公开承认并改正错误，并使学生的自治组织按照民主和法制程序日益完善。 必须承认，民主地治理国家，对每个中国公民来说都是陌生的，全体中国公民都必须从头学起。包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民众两方面的失误都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知错必认、知错必改，从错误中学习，把错误转化为积极的财富，在不断地改正错误中逐步地学会民主地治理我们的国家。

二、我们的基本口号　

1． 我们没有敌人！ 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2． 我们都需要反省！ 中国的落伍人人有责！

3． 我们首先是公民！

4． 我们不是寻找死亡！ 我们寻找真的生命！

三、绝食的地点、时间、规则　　

1. 地点：天安门广场人民纪念碑下

2. 时间：72小时，6月2日16时 —6月5日16时。

特殊说明：由于侯德健在6天后将赴香港製作唱片，所以他的绝食时间为48小时，从6月2日I6时 — 6月4日16时。

3. 规则：只喝白开水，不得进食、不得饮用含营养物质（糖、淀粉、脂肪、蛋白质）的饮料。

四、绝食人　　

刘晓波：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

周 舵：原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讲师、北京四通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

侯德健：著名词曲作家。

高 新：《师大周报》前主编、中共党员。

八九文件

八九文件索引

1. 方励之公开信 （1/6/1989）
2. 方励之：中国的失望和希望（2/2/1989）
3. 北京文化界33人公开信 （2/13/1989）
4. 北京科教界42人公开信 （2/26/1989）
5. 文化界给第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公开信（3/14/1989）
6. 胡耀邦逝世讣告（4/15/1989）
7. 七条要求（4/18/1989）
8. 陈明远：在北大三角地的演讲（4/23/1989）
9. 《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4/26/1989）
10. 赵紫阳五四讲话（5/3/1989）
11. 绝食书（5/13/1989）
12. 知识分子五一六宣言（5/16/1989）
13. 知识分子五一七宣言（5/17/1989）
14. 《人民日报》：历史将记住这一天（5/18/1989）
15. 新华社：李鹏等会见绝食请愿学生代表（5/18/1989）
16. 《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5/19/1989）
17. 赵紫阳在广场对绝食学生讲话（5/19/1989）
18. 李鹏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5/19/1989）
19. 李锡铭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5/19/1989）
20. 戒严令（5/20/1989）
21. 柴玲“最后的话”录像（5/28/1989）
22. 民主女神的制作经过 （5/1989）
23. 四君子绝食宣言（6/2/1989）
24. 北京电台对外播音（6/4/1989）
25. 袁木记者招待会（6/6/1989）
26. 柴玲逃亡途中录音（6/8/1989）
27. 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军官讲话（6/9/1989）
28. 方励之李淑娴通缉令（6/11/1989）
29. 21名学生领袖通缉令（6/13/1989）
30. 布什总统致邓小平密信（6/20/1989）
31. 《人民日报》社论：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6/23/1989）
32. 《北京日报》：抓住刘晓波的黑手 （6/24/1989）
33. 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6/30/1989）
34. 布什总统日记摘抄（6-7/1989）

方励之： 刘晓波和对中国的幻觉

今天的《纽约时报》和世界其它大报均刊登了方励之撰写的评论文章。原文是英文，这里是中文翻译：

刘晓波和对中国的幻觉

方励之

我为诺贝尔委员会因为刘晓波为中国的人权所作的长期和非暴力的抗争而授予他和平奖之举衷心地喝彩。通过这一行动，该委员会向整个西方在1989年天安门屠杀之后所形成的一个危险的主流观点——经济的发展会必然导致中国的民主——提出了重新审视的挑战。

1990年代后期以及新世纪以来，这个论点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有些人无疑是坚信这一点，其他人也许发现这对他们的商业利益很便利。许多人则信任中国的高层执政者，这些执政者一直在试图说服外国投资者只要他们继续进行不与人权原则“挂钩”的投资，中国的一切就会按照她自己的步骤变得更好。

天安门已经过去20多年了。中国已经正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然而，并不激进的刘晓波和成千上万其他持不同政见者却因为只是要求已经被联合国供奉起来、被西方投资者在他们自己国家中是理所当然的基本权力在监狱中蹉跎岁月。虽然有着一个腾飞的经济，人权却并没有改善。

刘晓波自己过去20年中的经历本身就足以摧毁任何关于民主会作为财富增长的结果而自动出现的幻想。

我是在1980年代认识刘先生的，那时他是一个敢说话的年轻人。他在1989年参与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和平抗议并因此被判2年徒刑。从那时起直到1999年，他一直在劳改营、监狱、拘留所或软禁中出入。2008年，他发起了“零八宪章”请愿，呼吁中国遵从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他因此再度被捕，更被严酷地以“煽动颠覆国家”罪判处11年徒刑——尽管中国是该联合国宣言的一个签署者。

据人权组织的材料，中国现在有大约1400名政治、宗教或思想犯在监狱或劳改营里服役。他们的“罪行”包括身为地下政治或宗教组织、独立工会或非政府组织的成员。或者他们是因为参与罢工、抗议和公开发表不同政见而被捕。

这一无可辩驳的现实应该为那些还在相信中国的专制者会因为国家的富裕而改变他们对人权的漠视的人敲响警钟。无论中国的领导人已经把她的市场对外开放得多彻底，他们在残酷的政治理念上并没有后退过半步。

正相反，中国的独裁者对普世人权的价值观愈加轻视。在天安门之后的十年中，共产党政权曾经为了改善自身形象释放过100名政治犯。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国际社会的压力消失了，政府又回到其严酷镇压的老路上。

国际社会应该对中国违反国际条约的行为加以特别的关注。除了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国还在1988年签署了联合国禁止酷刑的条约。然而，酷刑、虐待和精神折磨在中国的拘留所和监狱中大规模应用。这包括殴打、长期单独关押、无法下咽的食物、过冷过热的环境和拒绝医药。

国家权力随着财富增长的同时，共产党也在违反自己的宪法上充满自信。例如，宪法第35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没有人会对政府经常违反这些权力有疑问。

20世纪上半叶日本不幸的历史显示，一个违反人权的崛起中的经济强国是对和平的威胁。

幸运的是，勇敢的诺贝尔委员会在繁荣中的中国面前再次揭示了这一关联。该委员会完全正确地将对人权的尊重和世界的和平联系起来。就像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所清楚地了解的那样，人权是“民族团结友好”的前提。

1989年中的刘晓波

在无数人的关注中，中国正在狱中的异议人士刘晓波今天因“为中国人权长期的非暴力斗争”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当年身为北师大教师的刘晓波是1989年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尤其在运动后期发挥了独到的作用。在《天安门对峙》一书里（以下链接均为网络版初稿），刘晓波首先在1989年5月27日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上出现，他在会上推举学生领袖吾尔开希作为运动的“人民发言人”而未能成功，反而激怒了包括柴玲和封从德在内的其他学生领袖。

其后，刘晓波在6月2日展开了他自己的行动，发起并领导了所谓的“四君子”绝食。仅仅一天之后，在那个6月3日凌晨，刘晓波和四君子在坦克逼近之际劝说抗议学生，协助组织了最后的和平撤离。

屠杀之后，刘晓波被捕，一度被政府指定为运动背后的黑手。这一指控后来因缺乏证据被放弃，刘晓波在被关押二十个月之后，没有被正式判刑就释放了。

《北京之春》印刷版停刊

自称为海外唯一一份具有平面印刷版的民运刊物《北京之春》最近宣布暂停出版，其电子网络版还将继续存在。

在美国纽约出版的《北京之春》具有将近30年的历史。1982年，一位名叫王炳章的大陆留学生决定创办第一份海外异议出版物，他把该刊物命名为《中国之春》，取意于两年前被称之为“北京之春”的民主墙运动。王炳章后来还创办了“中国民联”组织。

1989年，中国民联发生内斗，王炳章与由他指定的接班人胡平分裂而被民联开除。王炳章带走了《中国之春》的名目和账户，但大部分编辑和作者随胡平留了下来。他们继而出版了《北京之春》。

后来，八九学生领袖王丹逃离大陆之后也加盟《北京之春》并任社长。王丹在为该杂志从台湾半官方的民主基金会获取资助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据王丹在他的Facebook网页上透露，该项资助也于2008年在马英九上台以后告断。

《北京之春》究竟拥有多少读者并不为人知。胡平和王丹对这一历史的中断都分别表示了惋惜。他们也表示要把网络版坚持下去。

李禄在中国

世界首富中的两位，巴菲特和盖兹，目前正在中国进行一项引人注目的商务和慈善访问活动。不过这次行动也有一个极其低调的成分，那就是前学生领袖、因为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而被列入21名通缉令名单的李禄也在访问团里。

李禄在前一阵子被报道说可能成为巴菲特的接班人。他在为巴菲特（以及盖兹）与中国新兴的电池和汽车公司比亚迪牵线上立下了汗马功劳。就在巴菲特和盖兹在深圳造访比亚迪时，李禄就是随行人员之一。

香港《明报》的一位记者描述现场保安十分严格，当地官员要求媒体不得拍摄巴菲特的随行人员，但他们可以看到李禄的身影。

另一方香港报纸《苹果日报》则还是发表了一幅李禄参与比亚迪高级经理合影的照片。

这是逃亡国外、被通缉的八九学生领袖中被允许回国的第一个确证的个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