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May 31, 2012

八九一日:5月31日,首都联席会议瘫痪、北京郊区农民游行

1989年5月31日,民主女神塑像继续吸引好奇的北京市民来到广场。但在这里坚持的学生又一次陷入无组织管理的混乱境地。成立不久的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也好不了多少,那里的大部分著名知识分子都陆续离开或正在计划离开京城。

有关政府在暗中分别拘捕工人领袖和知识分子的消息频传。工自联和学生继续在北京公安局示威要求放人。

但在北京郊区,另一种示威活动首度出现。成百上千的农民、工人和市民举着支持政府的标语游行。有人还焚烧了方励之的模拟像。


八九一日



Wednesday, May 30, 2012

八九一日:5月30日,民主女神正式揭幕、工自联抗议公安局抓人

1989年5月30日上午,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为民主女神塑像举行了揭幕仪式。塑像的树立引发了民众的兴趣和好奇心,前来广场的人数又有所回升。

经过漫长的对峙,政府终于发出即将镇压的信号。这天,《北京日报》报道摩托车“飞虎队”的11名带头者已经被拘捕,该团体也解散了。这个消息没有引起人们注意。

引起了注意的是这天上午工自联的3名负责人沈银汉、钱玉民和白东平也被抓捕。韩东方、李进进和王超华得知消息后立即组织了几百名工人和学生在北京市公安局门口静坐抗议,要求放人。晚上,韩东方和李进进被允许进去谈判,结果赢得了那3人的获释。他们也没有关注“飞虎队”的案情。

据张伯笠说,这天他和李禄在北京饭店与戒严部队的代表有了直接接触。双方谈判没有任何结果。他们被告知军队很快会行动。


八九一日



Tuesday, May 29, 2012

八九一日:5月29日,柴玲重新担任总指挥,民主女神塑像运抵广场

1989年5月29日,广场形势再度陷入低潮,学生无所适从。这天的生机表现在大量的野营帐篷从香港运到,学生们将它们俺颜色分成阵列在广场上搭建起来,那里俨然成了一个安营扎寨的帐篷城。

柴玲在这天改变了原先准备独自逃亡的念头,回来又继续担任起总指挥职务——代职的杨涛只负责了一天便坚持不住辞职了。张伯笠也回到了广场,全力准备“民主大学”的开办。

傍晚,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将他们制作的民主女神塑像部件以几辆平板三轮车运到广场,搭起脚手架做最后组装。这一行动立即引起广泛兴趣。见美院学生对民主女神制作过程的回忆


八九一日



贵州民众公开纪念六四

根据互联网《参与》网站报道,贵州民众今天在贵阳市人民广场举行了一次长达两小时的纪念天安门屠杀23周年的活动。这可能是此类活动第一次在国内公开场合进行。



照片显示的标语有“‘八九’、‘六四’廿三周年祭”、“追查凶手、停止政治迫害”和“强烈要求释放良心犯陈西”。

Monday, May 28, 2012

八九一日:5月28日,柴玲录制“最后的话”,全球游行

1989年5月28日,星期天,是原定的全球声援日。这天世界各地的大城市里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举办了不同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呼应北京的学生。但在北京,这天计划的活动却乏善可陈。学生分别在市区几个不同街道上进行小规模游行,不再有往日的风光。

撤退的决议被否决后,广场上的指挥部也变了样子。很多人在离开。一直在广场的郑义夫妇决定回太原了。张伯笠辞职要去学一本有关学运的专著。即使是总指挥柴玲本人也陷入了消沉和苦闷,决定辞职离去。她找到美国青年金培力,在他协助下录制了一盘“最后的话”录像带。这一学运重要文献过程请阅《天安门对峙》书摘:柴玲“最后的话”以及根据录像整理的文字记录

随后,柴玲正式辞去总指挥。她希望由李禄接替这个位置,但李禄没有响应。广场学生开会后决定暂时由杨涛负责。


八九一日


八九文件:柴玲“最后的话”录像


柴玲于1989年5月28日在金培力(BBC)协助下制作了一个被称为“最后的话”的录像,记叙她在学运期间的经历、想法和情绪。香港《天天日报》记者梁淑英也在场并参与提问。这个文字版本由封从德在《联合报》和卡玛的记录稿基础上根据录像整理,作为附录发表于其所著《天安门之争——六四的关键内情》书内。

我想这可能是我最后的几句话了。因为现在的形势就是越来越残酷。我叫柴玲,我今年23岁。我的生日很奇怪,(不清)4月15号,就是胡耀邦逝世的那一天。我家在山东,今年刚满23岁,八三年考北大的,北京大学,读了心理学。八七年考的北师大的研究生,学的是儿童心理。

我在这次运动中,是在4月22号站出来。就是4月18号,我就开始很关注这场运动。那天情况很紧急,同学们饿得很久了,一直等着李鹏出来接见大家,一直等着这个机会,参加一下追悼胡耀邦的追悼会。可是最后一拖再拖,同学们很愤怒,他们起来要冲进大会堂。我想要是冲进去的话,那天流血就要发生了,那时候我再也不能忍耐,我就站出来了。那时我嗓子已经哑了,我流着泪喊,隔着那个警察的那条防线拿着话筒喊,我说,处理学生关系的那些官员们。我说,学生委托我们过来看一看,请你们出来听听同学们的要求和呼声。没有人理睬。

那解放军说,你别再喊了,没有用,保护你的嗓子吧。他们有几个摘下水壶给我喝,那时候我已经20多个小时没有喝水,【抽泣】没有吃没有喝。大家的情绪越来越急躁。在最后的时候,我又是个女孩子,我马上追出去。我说,北大的同学拉起手来,我爱人他跟我在一块,北大同学一齐赶快撤离天安门广场。我想那时及时撤离,避免一场流血事件。从此以后,我就在北大的筹委会干一些事情。

那天我爱人封从德咬了指头,写了血书,写在手绢上。【哽咽】他写了一个人民,写了一个总理。他很难过,他说: “我,(哽咽)我怎么手上流不出很多血来?”(哭)他没有写完。【抽泣】

当我们的同学跪下,举着那个请愿状的时候,全场的同学都哭了。本来是弹劾政府的一些建议,居然我们必须跪着递上去,而且没有人理睬我们,没有人接收,同学们都哭了。【抽泣】

那天,后来我就在筹委会里工作。这个经历有很多,我想现在就不再多说了。【擦眼泪】

我的感觉就是说,参加筹委会的同学有热血的,有真诚的,也有个人目的的,有虚荣的。有的人在死亡面前是一副面孔,那么胆怯逃避;可在虚荣面前他又是另外一副面孔,那么功利。

5月4号那天,我们又举行了一次大的游行,那天本来想发表一个宣言,宣告中国新民主启蒙运动从此开始了。后来就是到了、当时5月4号大游行的五四的时候,已经去的同学比较少了,有一种疲倦感。没想到那天很糟糕,有一个作为市高联的,周——当时他是个常委吧——周勇军,他就宣布5月4号、5月5号复课。同学都说这课怎么复。当时场面搞得很糟糕,同学们当时很多很失望。也可以说这个时候宣告5月5号复课给全国的学运造成巨大的损失。同学很痛心说,这是有些人想用几亿美元想买都买不来的,就给他一句话全葬送了,他全自己说出来了。【抽泣】

后来北大的形势也转为低潮,同学复课的越来越多,同学在复课跟罢课之间产生相当大的内耗,内部消耗。


我觉得越来越苦闷。终于有一天我们认为,只能,必须,搞绝食了。也就是4月20……5月12号中午的时候。当时市高联的人拼命地反对我们,但是我跟北大的一些同学,我们一再坚持下来。作了一些安排。【杂音】一旦这个活动……【不清】最后呢,终于发起……【不清】因为我们很着急,觉得跟同学们沟通的渠道太少,同学们的热情在逐渐下降。那天晚上我看了看,因为要绝食,就征集绝食同学的签名,只有40多名同学。那一张小小的纸,我们这签名是贴出去的,贴在三角地。在这张小小的纸上写上为壮士,为勇士壮行。我一下感动了。后来我觉得很难过很难过。那天自由论坛上我就讲了我的话。

我说,我们绝这个食,就是想看看政府的面孔,看它是镇压,还是不理睬。这次绝食还要看看人民的面孔,看看中国还有没有良心,还有没有希望。

第二天,当天晚上,有些同学就很……【不清】我讲完以后,有一个同学,有一个男孩就上来,他说,“我以前很不屑于参加这种政治,我觉得我自认为是中国的毛泽东,今天我才感觉到我自己是那么渺小。我爱我的父母,但是我更爱我的祖国!”所以他说,“我要加入绝食。”

第二天,等第二天的时候报名,有200多个……我想想,也许是400多个

金培力:在北大?

在北大。最初我们坚定地参加绝食的只有北大、师大、还有北师院。

那天……【听不清】我们宣誓。我们扎着红带,我的衣服上写着----后来丢了,很遗憾----前面写着“柴玲绝食”;后面写着一个大的“哀”字,这边写着“有心报国”,这边写着“无力回天”。

当天,就是12号晚上,有一个女孩子找到我。她说,你们这种绝食宣言太官方了,太formal了。你该用你的生命来写一个绝食的宣言。当天,我们酝酿了好长好长时间。第二天上午,我们写了一个《绝食书》。这样的磁带录了很多,据说录了1000盘。我希望以后我们到筹委会——北大筹委会——也许能搞到。Eric也许有。

第二天,很多老师他们自己用钱来为我们这些绝食的同学来壮行,请我们去吃饭。那天我一直很悲哀很悲哀,因为我写了《绝食书》。那么呢,我吃不下东西去。当天12号晚上有个作家班的老师叫白梦,他说我在演讲的时候,他们都哭了.而且他匆匆忙忙地出去,给我们买了好多,特意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个体户那儿买了几大盘馄饨给我们吃。那个时候,我们很默契很默契。

而且我说了一句话,我们是在“以死的气概为了生而战。死亡绝不是我们的追求,死亡正期待着最永久最广泛的回声。我们用死,我们用生命,我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必将晴朗共和国的天空。”

中午12点半,同学们就出发了。到师大来集合,一块儿来准备绝食,我们走着【叹气】

金培力:这个绝食以前在中国是没有的?

没有的。

金培力:跟谁学的,是跟印度学的还是跟马丁·路德·金……【不清】绝食的主意从哪里来?

这个主意好象最初我们就有,后来大家发起了。我想大家酝酿了很久吧。是自发的。因为我们当时游行罢课政府都可以不理,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好用生命来呼唤一下,看看你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绝食最初是不到1000人。第一天晚上,慢慢地扩大到3000。各地的同学纷纷涌来,逐见规模。【不清】当时我在北大,我说我自荐为北大绝食团的召集人。因为我有一种责任感,我觉得北大的绝食我的演讲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想是这样不是居功,我觉得我必须为这400多个孩子的生命负责。

那天,我都谈。谈得很坦率地说,吾尔开希,在13号晚上阎明复又找我们去谈话。谈了一会儿,我们就很担忧。看天黑了,怕政府采取行动,我跟另外一个同学就退出了,他们在继续谈。当时绝食团的4个代表,对话团的4个代表,还有高联的几个代表,还有些老师们。我感觉吾尔开希被阎明复那种慈父形象完全感化了。当天就,就要求,反正就是戈尔巴乔夫14号那天来之前要求大家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对话,不清】

对。但是我觉得,当时我们很不情愿,而且我们一致决议不完不搬。因为,我想引用一位外国记者的话,他说:“人们都说,你们都在绝食了呀,还要你们怎么样?”可是好多同学忍痛搬过去了,有的人就是被架着过去的。【哭】我为什么那么痛心?是因为当时围观的群众很多,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下子弄过去了,一下子又散了。【抽泣】


第二天早上我,还有李禄找到我,就是现在的副总指挥。他很痛心,他说,“如果政府如此无赖下去,这样看着同学一个个这样消耗生命的话,那我们就采取更极端的措施。”他说,“我们就自焚。如果,如果,政府能够忍心眼看着这些孩子一个一个死掉的话,那么我们就作第一个死掉的人。”

我把这句话拿到广播站说了,我说我自己愿意做这个绝食团的总指挥吧。好像是,不记得怎么说的了。而参加这个绝食团唯一的资格就是在同学们牺牲之前你愿意首先牺牲自己来使更多的同学们活下去。

最初绝食团就很团结,很纯洁。大批大批的同学倒下去了。救护车声声地响。最初的时候我在前面,有一天看到同学昏倒了,被抬上救护车,我直想哭。【哭】

我不记得是哪一天,可能是第3天,第4天中午,有人冲击大会堂,当时外围纠察队员我们调不上来。然后我们就说,“绝食同学,【抽泣】我们,如果你还有体力的话,就站出来。我们去保护大会堂。”绝食同学都扎着白带子,饿了好多天了,我们冲过去,站在警、警察,隔在军队跟那个群众之间,插进来在这里边。然后对群众说,“你们想来冲大会堂。可以,从我们身躯上踏过去吧。”【哭】后来在记者招待会上我就说,我想我们呼吁记者跟我们在一起,给我们作一个公证人,来看看是谁在保卫大会堂。【抽泣】

当时没有意识到,我们就是可以,因为我们自己在参加绝食。就没有想,当时觉得广场的局面越来越庞大,而这时候市高联的一些领导人出来控制这个局面。而就在他们,我不想责怪什么人,但是我可以认为,市高联以前的一些领导同学首先没有领导素质。再一个动机并不是那么纯洁。对不起,我这样直说。当时我没有想到,后来当我们忍无可忍的时候,广场局面太乱了,而且绝食工作也基本上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觉得必须靠绝食团这个,起初这个团体。因为它一直这么坚定,来领导广场。

于是有一天我就跟市高联协商。召开联席会议的时候,我们要求要把领导权交给我们,由我们来领导。当我们真的领导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广场已经出现那种局面,就是各种组织层出不穷。市高联在他们在任期间换了182任主席,就那么几天。随便什么人就可召集一个会议,接着拉起一帮人来,然后把人清出去……【不清】又被别人否定掉,就这么弄来弄去。而学生中又出现什么呢?小的,学阀割据,小学阀,自己拉起一帮人作纠察,而他纠察队长可以说我是纠察总指挥什么的。同学的健康状况在急剧地恶化下去,【抽泣】市民工人的募捐情况很糟糕,越来越糟糕。那个卫生条件也越来越糟糕。而且那种,爆发大瘟疫的危险越来越加剧。同学情绪处于一种面临崩溃——很激动,不太理性,躁狂,容易发脾气。那时我们在收拾以前的市高联留下的那种,就是那种,“军阀混战”的残局。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不时收到各方面的告急消息。一会儿是今天这边一会儿是镇压,一会儿又是怎么怎么样。我们疲于制定各种应急措施。所以到现在,就是这么一个局面。

我们一再叮嘱同学,要精简机构,要坚守。我说一下现在的时局。现在已经到了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作为政府,作为李鹏,为什么这样?他通过这几天的事情,他由最初的4个省市支持他已经争取到27个省市,在党里面基本上获得统一。某些外地将军也慢慢都屈从他,或者至少表面上跟他们一致了。而且本来以前军方的力量已经争取到6个军区。而且在党内部中赵紫阳这一派比较容易改革思想和民主意识,或至少他们讲的话中符合群众对民主的要求,逐渐地遭到了清洗控制。

金培力:那么赵紫阳下去【不清】学生有没有合作,一起工作?

这个没有。特别是王丹。你知不知道【不清】但是至少他们可以【不清】清洗,死在中国。

金培力:阎明复呢?

阎明复肯定是要被清洗的。还有秦基伟之类的。鲍彤,我只知道一点。

而同学这边,就说,政府一方面逐渐形成铁板一块,而同学这边怎么样呢?市民的热情在降下去,市民人心出现动摇,甚至有些市民开始慰问解放军了。同学这边,首先大部分同学军心不稳,都很失望。他们不知道,说我们到底要要求什么,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有些同学就很伤心地走了,而且同学中出现了一些那样的情况。有的同学打着民主的旗号,实际上把募来的钱自己藏起来。而且又有些同学把市民给的钱拿去商店买东西。我这只是听说,但我想这个消息会有人证明的。

金培力:【不清】

对,对。更可怕的是,有些同学逐渐被政府收买。他们作为一种学生中的特务和奸细。这么跟他们讲,你们能让同学撤走的话,那你们就是人民的功臣,国家的功臣。人民会记得你,国家会记得你。如果有些死硬派不撤的话,那么周围的便衣你随时可以调动。

金培力:你们有感觉吗,就是说有学生叛徒?

绝对有感觉,而且我们有证据。

金培力:他们给多少钱?

钱我不太清楚。给他们什么样的许诺和交易不清楚。但有一次,我也有一次跟政府接触的机会。我在跟他们的谈话中感到他们带有一种强烈的暗示性。

金培力:这次学生运动有什么……最黑暗是哪一天?

最黑暗还没有到来呢。【沉默】

可好多同学都不明白,我们现在在广场这是我们最后唯一的阵地了。有人一再主张撤,这撤,唯一高兴的就是政府。我悲哀的是什么呢?我是总指挥,我一再要求这个权力,掌握这个权力,就是为了抵制这种妥协,这种投降派。而且有人作为北高联和外高联——外校的高联——他们又很愿意要这种权力。【沉默】

作为一些知识阶层的人,成立了一个知识联——各界联合会议、爱国维宪委员会。在昨天会上我很愤慨、很愤慨。因为我感觉到这些人也是在利用这次学运重新塑造他们的形象。我一再抵制这种倾向。【断】像刘晓波把吾尔开希……对不起,上面说的可以删一下吗?要推举他为运动发言人什么的。我在运动中对这类人有些看法。吾尔开希,就是他,曾经利用他的影响,他所处的那种领袖地位,对整个学运不断产生了很大的破坏作用。这已经发生两次了,最后一次给我们坚决抵制,而且罢免了。但现在他们有些人要重新树他这个形象。

金培力:吾尔开希是在【不清】

这个我们没有证据。感觉就是一些,或者是角度、思考方法不对。当时我跟我爱人封丛德,我们说:“对不起,我们感到我们跟这次会议的气氛整个很不协调,我们要求退出指挥部在这个各界联席会议上的席位。”

金培力:那么【不清】是最好、最团结的是哪一段时间?

最好、最团结的,就是绝食团最初的些段日子。那时民众也很支持,很关怀。那时唤醒的是市民的那种感性、感情,慈父心肠,慈母心肠。而且政府在绝食第7天的时候,对同学施加暴力,市民们自动地去用自己的躯体去阻拦军车。我想那是最辉煌的一页,一下子让市民看清了政府的嘴脸,法西斯的嘴脸。但现在他们通过种种控制,比如说扣除奖金,开除党籍,等等的这些东西把市民重新给统治住。

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政府这方面已经逐渐的稳固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坚持,等待看一看人民能不能真正团结起来,因为到最后只有是人民跟这个与人民作对的政府来较量了。

同学们老在问,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我们能达到什么要求。我心里觉得很悲哀。我没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的时候它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们真正才能团结起来。但是这种话怎么能跟同学们说?

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同学,有一些什么上层人士,什么什么人物名流,他们居然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完成自己的一些交易,拼命地在做这个工作,就是帮助政府,或者不让政府采取这种措施,而在政府最终狗急跳墙之前把我们瓦解掉,分化掉,让我们撤离广场。

如果真正是这样一种同学们自我崩溃、自我瓦解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要,要撤回原地的话,那么中国就会这样的一种情况:党内的所有的比较先进的什么思想有点民主意识的人,还有历次运动中,像什么四五运动、像什么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历次运动中没有被打下去的人,这次一下全被清洗干净。而且邓小平就说了,是有极少数的人,党内有,好像社会上也有,学生中也有一小撮。

金培力:那么【不清】,因为邓小平他们说,学生这些事为什么能发生,因为他们没有做他们的工作,没有加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我知道,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让我说吧。

他们就会认为,或者他们就会把以前的没有彻底进行的工作,像反自由化清除干净的工作继续做下去。把一大批这次运动中先进的领袖、学生领袖、和知识界的人物、社会上的人、各阶层的人士、还有党内的、军内的一些能与他们相抵制的,代表一些人民利益和呼声的这样一些人全部清洗干净,然后他们可以控制或军管新闻机构,重新把全国的局势稳定下来,终于恢复到一种表面上很安定、很统一的那种“大一统”状态,然后重新搞他们所谓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中国要、如果真是让他们得逞了,那么中国实际上要复辟、复辟40年,70年。因为如果这样一大批的人被屠杀、被监禁、被他们残害,多少年以后民众才敢站起来呢?不知道。

金培力:他们就是用谋杀、谋杀,还是从【不清】?

还有逮捕起来以后打,让你精神分裂,对待魏京生就是这种手段。【抽泣】

所以我觉得很悲哀。【抽泣】这些话没有办法直接跟同学讲。跟同学说,我们就是要在这里流血,用我们的鲜血和生命来唤起民众。同学们肯定会这样做的。但是,他们还是年轻的孩子们。【哭】

【断】

所以从知识界联合会回来以后,我就去与当时来负责保卫我们总部的纠察同学谈了一些。他们说我们不是来当纠察的,我们就想来看看,看看真正什么是民主?北京在干什么?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很失望。我们当一批纠察我们失望一批。我们整个组织究竟在干什么?还有一个同学说我们大批同学都走了,我们本来有五六百人,现在只剩下十多个人。说我们这些人都坚持下去,都是坚定分子。因为,有一个孩子跟我说:“我就是不甘心,我要看看究竟乱到什么程度。”

那天我从知识界联合会——就是昨天——回来的时候,我哭了。【哭】我感觉到我那么热爱广场上这几万万的孩子们。【哭】我有责任用我的生命坚持到底,但是我又觉得我很悲哀,我实在是无力回天。【哽咽】我一个人太有限了。那么多人争夺权力。我从来不迷恋权力,我只是为了,为了良心,我才不愿把这个权力放弃给那一小撮那种投降派和阴谋家。但是我不知道这些人为争夺这权力,【抽泣】而发起一次一次的攻势。我感觉到特别累。【哽咽】我就是想全中国的中国人、【抽泣】全世界的华人,我就是想说中国人,【抽泣】我们作为这个民族太不幸了,不要再自相残杀了。中国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哭】

金培力: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

这个感觉,【抽泣】在筹委会——也就是五月十几号以后——我就是越干越悲哀。大该4月二十几号时我就开始感觉到了。【抽泣】那时我想,我现在也想说但一直不愿说,因为中国人不能骂中国人。但我不得不说,就是,有时候我想,中国人我不值得为你奋斗!【哭】我不值得为你献身!【哭】

可是我又想到这次运动的确还有很多很多的,正直的、有良心的学生、工人、市民,也有知识界的人。

金培力:【不清】你知道很多人认为学生【不清】就是说,好多年没有这个精神【不清】

我知道。我想如果今后中国再次陷入黑暗时期,也许中国老百姓再一次受蒙蔽,再一次互相欺骗,彼此没有真正的感情和交流。我只是想说在海外的华人,你们有自由的环境和人身安全的时候,这个时候,【哭】我希望你们,能够首先做一个先进的中国人。因为你们有条件,有机会【哭】

【断】

我感觉到有时候他们只是想了解事情的过程。这事情中进行的这些人的心态。他们怎么想,他们的感受。【抽泣】这点让我觉得痛心,因为最伟大的不是这种表现,而是一种内在的、一种人性的展示。【哭】很少人去揭示这些东西。我有两个朋友,作为知识界,只有他们两个坚持到底。昨天晚上我才知道,好像是于浩成已经被逮捕了。【抽泣】

金培力:被逮捕了?

被逮捕了。

梁淑英: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我知道,从他们的嘴里知道。

金培力:从广场里面被捕?

不是的。他……

金培力:在外面?

可能在外面。

金培力:你是从政府官员的嘴里还是……?

就是从两个朋友那里。他们俩说,我们要撤,因为我们有个使命。我们要写一部书,要把这个、这过程中,因为我们亲自参加了这场运动,而且我们知道这运动最真实的是什么。他说我们的使命就是写一部书,争取这最后的机会写一部书,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他们说如果这部书发表了,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那么、那么我们就是被杀头也甘心了。【哭】

我昨天非常痛心。因为我、【哭】因为我,又一次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在出卖这场运动,在葬送这场运动。我感到很痛心的就是,最初绝食的这1000多名同学,【抽泣】我可以说他们的身体健康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摧残,而这些人【抽泣】要葬送这1000多名同学,还有后来成千上万的人民和同学他们用生命换来的一些成果.他们要葬送掉,就只是为了他们个人的目的、个人的希望、个人的私利【哭】【摇头】中国人……【哭】

昨天我跟我爱人说,我再也不愿在中国待下去了。我说我想到国外去,因为我学的是心理学。在绝食的第一天我就说过:“我们不是为死而战,而是为了生而战。因为民主不是一代人的事。”我现在更坚定这种信心,如果我有机会活下去的话,那么我会用毕生的精力在中国,从一个孩子降生的时候就跟他说,要作一个正直的人,有良心的、有独立人权和人格的中国人。我要用毕生的精力来培养一批真正的中国人,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这样做了。

我爱人说——在这之前、在参加运动之前,我们一直在联系去美国留学。他托福考的很高,630,很有希望——他说我只是想到国外去学习几年,中国四五年之内也许没有希望了。我想有机会出去之后我就学法律、社会学,等等。他说十年之后我要组织一批人写一部中国的宪法,一部人民的宪法。【电话铃响】【抽泣】

我知道我这时候要宣布我辞职,或者我引退,同学不会理解,会骂你。我不在乎,整个运动我挨了很多骂,【哭】我很淡然。

但是我希望如果我没有能力做这个工作,【哭】没有机会做这个工作,会有很多人去做这个工作,我用生命来呼吁。【哭】

梁淑英:那么你打算回去(不清)

你说什么?

梁淑英:就是你打算回去支持、成立【不清】?

没有。最近我一直感觉到特别悲哀。而且同学,就他们本身的民主素质也是相当差的。【哭】而且说句实在的,在我们倡议发起绝食这一天我心里就很明白不会有任何成果的。我早就知道。【哭】有些人、有些历史注定是失败的。【哭】我一直清楚这一点,但是我一直在努力,在给大家一个坚定的形象。我们在争取胜利,但我心里很明白。【抽泣】

【断】


金培力:绝食是你推动的?

绝食,它是在北大和师大的一些同学。他们倡议。但是在这之前我已经想过,但是我没有跟他们……因为当时我在想通过广播站跟同学交流思想,把大家热情都唤起来。后来当时王丹说要准备绝食,我马上就签了。而且……我当时……后来,有一个北京师范学院的同学,他叫杨朝辉,他也签了名,也是发起人之一。后来北高联的同学一再劝阻,他说时机不成熟,怎么怎么样。然后这孩子居然又、就又回来说,“你们不应该倡导绝食。虽然我是发起人之一,但我认为这样说不妥。”后来我们就强烈的跟他辩论说,“你怎么能这样,我们已经在做【不清】的工作,而且这个决定没有错。为什么改变主意?”后来我和北大几个同学一块去说服市高联,他们始终很抵制。市高联有些人是有投机倾向,可以这么说。后来当天晚上我跟另外一个叫邵江的同学,他本来13号要考托福,我也要考托福。我说,我请求你不要考了。他说好,我们去做市高联的工作,我相信有我有这个影响力。后来当天晚上他们市高联作了一个声明,说,用的字眼是对我们这场绝食运动他们表示“同情和理解”。在我们心理上,我们感觉到,很愤怒。为什么?你,【不清】你有什么资格来同情理解我们?要是,真正的态度应该是爱护保护同学、支持同学。这都是一些。我不是想指责任何一个人,我就想这场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的
【断】
觉得非常悲哀,好像中国就没有人材了。

金培力:你们对民主怎么理解?

民主,我没有怎么在理论上【不清】过民主,我想民主应该是很天然的一种要求和需要,使人们都会有自由的、有人权的保障。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我们可以自己有自己的政治观点,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民主也跟人权的解放,人格,独立和自尊的解放,人性的解放连在一起。

金培力:【不清】对话,跟政府对话,最终达到什么目的?【不清】

【叹气】对话对政府是一个强烈的挑战,因为它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强的对手。来自人民真正的呼声,人民要求、人民开始要求跟它公平地对话,要求监督他们一些政府领导的过程,人民要参与决策,要求检举不法行为,而不再像中国的那些“大一统”的黑暗统治。所以政府很害怕。它不敢、政府不敢,因为他们始终在竭力地维护他们在、他们几十年来苦心经营一种局面,一种对中国广大人民的蒙蔽和欺骗。我想民主最根本的,对每一个人来说就是自我的觉醒。

中国人的人性被压抑的很卑微,包括在这次运动中看得很清楚。好多同学就等着。就象外地的同学来了,我们要吃的,我们要住的,我们要什么什么,你们有什么新闻告诉我们?你们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我觉得很难过。你自己,你有双手,你有喉咙,你有眼睛,你可以听、看,你可以去说、去做,你可以丰衣足食,你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当然另一方面他们在尽力维持一种领导的权威,这也是对的,但实际上有些同学就很不负责任。他们很习惯于、习惯于一种封建的专制,两千多年来,我们要求民主,包括很多同学都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我想这次运动只能说是民主的启蒙运动。

金培力:你们对官倒、反腐败的问题怎么看?

官倒、反腐败是广大人民群众很强烈地要求政府作自我检讨,自我来监督政府的一些腐败现象。因为以前一直是什么党政一体、党军一体,公安也是一体的。没有任何能够强有力地,就是有一个独立的什么党,政府和其他的各党派也有领导关系,没有任何一个途径,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监督它,所以它可以为所欲为。【咳嗽】

金培力:去年人们谈论中国学生爱钱、爱赚钱,而不像以前的理想什么的。很多人也没想到,今年会这么大规模游行。你的看法怎样?你们的同学、中国的同学,他们这个非常伟大的潮流是从哪里来的?

我想在这之前,由于这个,整个体制改革措施的相当的失败,中国人开始逐渐失去了信仰。他们没有信念,就很功利地,很实际地满足于基本的生存要求。他们就靠这个,无信仰地生活着。这次整个运动也有一个,有很多很多的人产生,【不清】我想中国人重新找到一种信念,就是中国问题要靠中国人民来解决,而不是靠政府。也不是靠这个国际的什么舆论,必须靠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很多青年人、很多市民、很多工人和农民,也开始觉醒。【叹气】

金培力:你们有没有受到外面的影响?【不清】或是比较佩服或是比较不佩服历史上【不清】

没有,我想至少从我这。我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我很喜欢过一种安详的,有一些baby,有一些小动物的那样的,那种,我可以和孩子们在一起,搞自己的研究,来培养下一代。我很希望过这种很平静、安详的生活。我可以坦率地说,我没有、没有很多虚荣心,功利心。我,我和封丛德结婚,当时那时候很简陋。但我们很天然地满足这种,而且享受这种生活带来的安详和宁静。我们一直在——尽管很多人都在赚钱——但是,就是说我们也很艰苦,我们也拼命地赚钱。但我们不是为了赚钱而赚钱,而是为了……我们都很坚定,我们现在很艰苦,但是我们都是在搞事业,真正愿意献身事业那样。不知道你们理解不理解。

在此之前,我们一直认为靠知识救国。就是到了4月22号那一天,我觉得,我觉得那时候是一种良心。我参加运动始终是一种良心。因为我跟同学讲了,我们现在在这儿争取民主实际是在给每一个中国人在争取一份权利,他们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我特别想告诉每一位同学,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市民,每一个知识分子,甚至每一个便衣,每一个士兵,就是说我们同学拼着性命在争取的这个权利也有你们的一份。我想,如果是在大家舍生忘死争取这个权利的斗争中,我坐一边,不去冲锋陷阵,不去冒这个风险,但一旦这个权利到来的时候,我说,给我拿来吧,不要少了我的一份。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很惭愧,我做不出这种事情来。我想命中注定我就是这样一种角色。因为只要你有良心,你就会站出来,你就会走到这一步。

金培力:作为现代人,你们没有英雄吗?可佩服的英雄,历史上的英雄?

我想,谭嗣同。给大家一种感觉。他说,吾以吾血荐中华——我用我的鲜血来唤醒民众。我想在我们绝食的时候也是有这种感觉的。

金培力:绝食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到印度的甘地,或者美国的马丁·路德·金的影响?

我想,作为我来说,我想我的所有的作为都是很天然的。我以前对政治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也绝对不想作一个什么精神领袖什么的来献身。我想搞的就是我安心地搞我的事业,过一种很安详的生活。也许别的人有这种想法,也有很多思考。

金培力:那么,广场上发生了一个把毛泽东像挂下来【不清】因为这在中国,平常来说是极端可悲的【不清】佩服毛泽东【不清】?

毛泽东作为这个人来说,他不值得佩服。因为如果是毛泽东时代,这种残酷镇压也发生过,而且也会发生。我不欣赏他。

金培力:有人说把你们的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比,你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太低下。这是一场划时代的——我在13号参加绝食时我就跟同学讲。我想,我说作为我们每一个参加绝食的同学,作为我们每一个所谓的领袖,甚至作为政府每一个人,作为每一个全国人民,都没有想到,整个中国的学运已经起了划时代的飞跃。他们谁都不会想到,而沿用一种老性的思维,无论是政府还是学运领袖,他们总是在犯一些错误,就是他们用以前的偏见来衡量这次运动。

【断】


【哭】我父亲来过北京,那个时候是在五一的时候。我跟我爱人结婚的时候,我们俩感情上有时候有点磨擦,吵架什么的,回家的时候我就跟我父母讲。我父亲就很担心,他非常非常钟爱我。他就很担心,他很希望,带来好多吃的来看我们,就很希望能跟我们一快玩玩。因为五一,北京气候不错,把我妹妹也带来了。

但是他一来他就知道,我和小封,就是我爱人都已卷入这场学潮了。他一直很担心。而且我们一直忙在北大筹委会工作,没有时间陪他。那天晚上他说我要回家了,他说我得走,因为我觉得我在这也帮不上你什么忙。他说你怎么办,怎么跟我联系。我说我隔三天给你拍一封电报,跟你说我平安。以后我把这个事情委托一位朋友做这件事情。

临走时他突然说,【哭】他说,“万一,”他差点要哭,他说:“万一我收不到电报呢?”【哭】那时候我就说,“爸爸你就不要再来了,来北京也没有用了。”【哭】

我差点要扑上去,我差点要哭了。我爸爸拍拍我说,“不要这样,不要哭着告别,再见再见。”【哭】

他一直很难过。他去济南。我妹妹是读医科大学的。【抽泣】他说:“我用自己一生的心血培养了两个珍珠,怎么都卷进来了?”因为我妹妹他们也受了一些影响。她说,“我太佩服姐姐了。”她这样讲。我真……【抽泣】

我父亲,他一直非常要强、有责任心。他是个大夫,他本来可以在事业上很顺利。但最近一下裁军,结果部队就划入地方的编制,不再属于部队了。他们这一代人很希望,以前他们一直寄托一种平等的靠工作努力然后升级,一步步地,他就希望有自己事业上的要求。可是一下希望就没有了,而且大家很乱,都在赚钱,都在觉得怎样怎么样。他们觉得他们这一生的信念就这么一下子全垮了。我觉得我父亲他很悲哀,我经常替他们难过。【抽泣】我跟他讨论,他说不对,我们对国家还是很有感情的。他说我是农民的儿子,他能成就到今天,也是共产党的培养。我说我不相信他,我说共产党愚弄了你们这一代人,我说你们本来可以得到的更多更多。可是共产党嘛……

金培力:你父亲他能不能理解你吗?

他能理解。他说,我父亲就后来说,你们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他说,因为你们这一代没有我们这一代的经历,所以你们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我父亲是很开明的人。【哭】

金培力:(不清)

我很难过得就是,我父亲他很伤心。【哭】很伤心。因为在医院迁离的时候,使我家里受到一场大的灾难,就是我妈妈生了大病。【抽泣】从此我爸爸一个人在支撑家里的负担。【抽泣】有一次我回家,他,【哽咽】看到他摔东西。他说,【抽泣】“我觉得我再也支撑不下去了,我怎么办?”我也哭了。我不知道这对于一个中年人来说,一个家庭,一个……对不起,这些可不可以不要报道,好吗?
【断】
他其实在各方面都承受了很多、忍受很多。他是一个中国人。【哭】我觉得很对不起爸爸和妈妈。【哽咽】

我想【哭】活下去,就是为了他们。【抽泣】我愿意给他们一些慰籍。我觉得,【抽泣】如果我【抽泣】出事了,我父亲受不了,因为他跟我说过【电话铃响】:“我不再有什么祈求。我就是,我把我一生的希望寄托在你们三个宝贝上”——我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他说“你们三个是我的骄傲”。【抽泣】因为我妈妈那种精神上的疾病,不太稳定,也怕她住院以后也很孤独,她需要理解。而我在外读书,没有办法回去跟她交流。我弟弟还小,不太能。【不清】【哭】


金培力:如果你是政府呢,你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我想政府一定会疯狂地报复我们这些人的。因为中国人的报复心很强,我不抱任何幻想。

金培力:如果他们的处理是理想的方法,你希望,他们会不会对话?

不可能。

金培力:这样说就是作梦?

作梦。真是,白日作梦。

金培力:但是很明显你们还是希望解决几个问题的。

我当时,第一次对话不是中断了吗?当时我拿了五页的《绝食书》,我希望在对话时现场直播。我想放一下,让大家让全国人民听听我们绝食的同学怎么想,让他们了解我们为什么。我当时还报着幻想,我可以感化他们。

金培力:政府中有没有人支持你们?就是,心目中理解你们但不敢说?

肯定有这样的人的。而且我感觉到,如果人民的力量很坚强的话,政府就勉强维持这种统一地位很快就会土崩瓦解。包括那些投机派,也会站在人民这一边的。但是必须靠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团结起来。

金培力:你希望其它城市市民,什么上海、西安,也参加运动?

因为说句实在话,我觉得这场运动它很多地方都不太成熟。首先这个机会很偶然,谁也没想到胡耀邦会逝世。而且在这之前我们整个这个,就是中国人民,经历了思想很混乱,没有信念、没有理想这么一个阶段。这次整个的运动是学生和人民天然的一种民主意识的一种大暴露。知识界和理论界就远远的落后在这个之外。他们没有给这个运动提供任何一套成形的理论。而且我想这次最伟大的一个胜利就在于人们利益自发的一个大的展示。我相信天然的东西,我不相信现成的理论,我对理论、名人、权威全部没有迷信感。我不知道这样好还是不好,但我就是这样的人。

金培力:下一步呢?

下一步作为我个人,我愿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同学,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

不过我相信一次大的革命很快就要到来的。要是它敢采取下策的话——即使不敢采取下策——保留一些火种和力量,在下一次革命中我们一定会站出来。我虽然对政治没有兴趣,但我只要有良心,在下一次运动开始的时候,我想我还会再站出来,如果我还活着的话。

我想最终的就是推翻这个没有人性的、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动的政府,而建立一个人民自由的政府,而让中华人民真正地站起来,让一个人民的共和国真正地诞生。

金培力:对改革现代化的方式怎么样看?

我没有说,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改革不对头。因为它富起来的不是人民,而是那些有权势的那些人。这种改革虽然带来一些表面上的经济繁荣,但实际上把广大人民、广大知识分子都推上了一种没有希望,没有奔头的那种……我接触了各个层次的人,有些即使是得利者,如个体户,有些什么财团、企业家,还有那个很精明的学生,还有一些工人市民,都纷纷没有安全感。很多人都流到国外去。我觉得这个国家快亡了,快亡国了。到这种程度。

同学喊出了一个口号,说“人民是我们的人民,国家是我们的国家,我们不喊谁喊,我们不做谁做?”我想这次人民和同学都站起来,自己救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当时为什么我一直、在这之前我一直很愿意科学救国。

当时我参加运动的时候,也就是25号那天、在4月25日那天在筹委会,当时可能混进了便衣或什么。我们在聊天,我说政治犯判多少年?他说以前判3年,后来判5年,现在加到7年,后来加到17年。当时我很悲哀,我在想17年以后我出来就40岁了,很不甘心的呀。
【电话铃响】
那天正好我接到国外以前一个以前很要好的朋友来信,跟我说我不赞成大家都出国留学,但是心理学到国外来学,这是一定的。我一直是很愿意通过科学救国的。我觉得这场民主运动的最根本的胜利,不是只是为了希望,我觉得民主是保证大家的一种平等的自由的生存的权利和努力的方式,保证他们的成果得到承认,而不是被少数人给侵吞去,让每个人劳有所得,所有人都能够很平等很自觉地建设我们的国家,建设我们的民……发扬光大我们的民族。

但是我认为最根本的,就是在民主机制建立以后,还可以有一批人通过科学来真正救我们的国家。我一直这样想。但是这次我觉得,如果是这个没有人性的政府不推翻的话,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有希望,整个民族也不会有希望。

当时我是想,虽然我想去国外留学,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国家能解决自己问题,为什么要到国外去呢?为什么把我们的建设、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才华都献给国外?应该献给我们自己的民族,因为这个民族太贫困太落后了,需要很多人为她献身,为她奋斗。可是这个国家、这种统治、这种制度让那么多的人都走了。我们接触了各个阶层的人,都没有安全感,没有奔头,都喜欢去领到绿卡。

梁淑英:你看这你们30号撤出来有没有一些坚定分子继续留在广场?

30号撤离这个决议是所谓的爱国维宪各界会议决定的。他们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当时我也在,但是我没有很明确的意识到有这么大的危害力。同时,兴奋点集中于他们有一些人要通过这个运动树一些自己的形象,什么什么的。而且我没有坚决抵制这种东西。他们这些人决定在新闻招待会上发布,来不及再更改了。但是后来我们一再声明,还造成很坏的影响。但是可以说肯定有人坚持下去的,因为我就想告诉大家,现在广场是我们唯一的阵地了,我们再失守这个阵地话,那么中国就要复辟了,我想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判断。

梁淑英: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坚持吗?

我想我不会的。

梁淑英: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这样想。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自私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些工作,应该有人来接着干下去,因为这种民主运动不是一个人能干成的。这段话先不要披露,好吗?


金培力:你们最开始跟胡耀邦【不清】有什么关系?

这是一个借口,我想,借机。

金培力:4月26号那个社论……

四二六、26号社论,大家就说社论激起大家更大的义愤.因为以前从文革一直是这样,他们希望通过什么两报一刊来一篇社论,大家热情马上就打下去。他们这种办法来管得很有效,所以这次同样如法炮制,而那个新闻措辞【不清】都很一致。

金培力:和文革时一样?

就是。谁在搞文革?是我们同学?人民?还是他们少数人?仅仅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舆论工具,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求对话?也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人民的思想传播开来,他们绝对不会给这种机会的。【叹气】

金培力:你对外国报章、外国朋友有什么话?国外的。

国外的,我刚才已经说了。我就希望,我想,我以前曾经听到种种传说,说我们再坚持两天,戒严令还不撤除的话,那么布什就讲对邓小平的政府不予承认。【笑】还说中国的外交力量,他们就不再承认这个政府。 当时我们还曾报过幻想,认为通过外界舆论,能够促使我们的内部得到一些成果。但是今天我跟你讲,我觉得不对。可能政府大部份,他们有利益上的一些要求,他们在这方面不会这样的。但是我呼吁全世界的、有正义感的,良心——我不知在国外有没有这个字眼——他们如果能站起来,他们如果能分清是非,而且共同支持中国作为这样落后国家的这些很弱的、赤手空拳的学生和人民,他们这种民主救亡运动,通过他们的行动。

政府现在已经不要脸了。不怕舆论,不怕流血,什么都不怕了。当是如果全世界人民都抵制它,不再承认你这个政府,不再承认你们这一小撮,那么我想对中国人民应该是很大的支援。

金培力:我相信,国外的人民、老百姓一定很支持你们。可是我们的政府也不一定好。

我想是。

金培力:不要要求太高,因为政府是政府。我们的美国政府也不怎么好,美国政府不是人人都相信,站在你们这一边。因为我们美国和英国朋友都是非常非常崇拜你们的。【不清】而且我相信你们学生【不清】伟大成果,这算不了什么。

这种,我觉得太客气了,用中国话来讲。

我们在这之前,因为我们对出国报有幻想。我们的同学对我们讲,不要以为到了美国就是一个天国,不是的。到了那边华人很多的地方,中国人的劣根性又表现出来。他们又会互相的勾心斗角、不团结。我现在就特别想说,就说你们在国外有很好的、自由的、比中国好得多的自由民主的机会,你们千万不要再这样、再这样残杀。首先在国外的中国人、华人要团结起来。我希望他们能够这样,因为这么多的孩子,他们在用生命来争取。你们那些没有遭到生命危险的人,应该来做一些工作,至少消除一些隔阂和私虑,不要再孤立。为这个民族考虑考虑。11亿中国人民不能都亡。【哭】



八九文件





Sunday, May 27, 2012

《天安门对峙》书摘:撤退的决定和破产


5月27日早晨,刘刚带着一个明确的目的来到天安门广场。他必须把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领袖们拉到首都联席会议的会场来讨论未来的计划。李禄在第一天之后就再也没有参加过这个会议。他觉得那只是一个没用的胡闹。他偶尔倒会把柴玲支配去参加会议,让总指挥能够得以离开广场在那些没意义的会议中得到休息的机会。有了他自己的学生议会支持指挥部,李禄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参与首都联席会议。而刘刚已经明白,任何有关天安门广场的计划的成功与否都依赖于柴玲和李禄的首肯。

可是刘刚这天早上还是没法说服李禄去参加会议。柴玲和封从德两人倒是跟着他去了。这天正好是这些天来与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场合的封从德在人群中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他很惊讶地发现一直不在天安门广场的王丹却在这里承担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但他不认识因为有重要议程而专门来主持会议的王军涛。这天的安排是讨论王军涛4天前为大会开幕时指定的第二项重要任务:为这个运动提供一个清晰而统一的目标。

会议开始时先由柴玲简要介绍了当时的形势。出乎众人的意料,她提供的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破败景象。外地的新来者已经完全失控。他们组建了自己的学生组织与她的指挥部争权夺利。垃圾在堆积,广场是一片狼藉。柴玲极其疲惫,完全不像是一个随时准备保卫天安门广场的总指挥。杨涛的空校计划也被提出但没有收到什么反响。王丹觉得这个主意完全不现实。吾尔开希同意王丹的看法,但也表示他自己愿意到外地去宣传鼓动声援北京的力量。

王军涛把会议拉回到原来的议程。首都联席会议中的两位作家已经起草了又一篇声明,这次的题目很平实:《我们对时局的十点看法》。这是一个他们集体的观点和要求的大杂烩。令封从德和柴玲不安和难受的是这些知识分子随后开始了历时几个小时的字斟句酌的讨论。有一次,他们竟然为运动的起源是“纯粹自发”还是“基本自发”争议了很久。封从德注意到很多人在打瞌睡,他终于体会到了李禄对这个会议的那些看法。

王军涛为会议买来了肯塔基炸鸡做午餐。这对屋子里的大部分人来说是一顿奢侈的消费。像几乎所有人一样,柴玲对王军涛有一个非常好的印象。她发现他善于理解和支持对方,是在众人中她可以信任的极少数人之一。王军涛一直在留意地扮演着他心目中的华盛顿角色。他尽最大努力保证每个人都在会上有发言的机会,并避免表现出他自己的任何主观判断。即使是在听取一些他觉得是荒唐或无法同意的观点时,他也不停地微笑着,殷勤地点着头。他这一态度赢得了众多的朋友,保证了这个会议不至于分崩离析,但这个四面讨好的风格却也令他那些比较接近的朋友极为恼火。许多人公开指责着他没有原则。刘刚担心王军涛经常变更的立场会使他们失去许多宝贵的机会。

在吃午餐时,他们得到消息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已经从上海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支持戒严。这是他们又一个重大的挫折。


会议在下午继续讨论他们的《十点看法》。其中的第8点指出,如果人大常委会不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的话,占据天安门广场的行动将至少持续到6月20日——人大常委会开会的日子。就在大家对这一点没什么异议的时候封从德站起来发言了。他以主管财政的身份向大会提出他们的财政状况不可能再坚持3个星期。事实上,他说他觉得他们已经不可能再维持一两天。他接着解释了他们是如何在巨大的赤字状态下运行,要求已经离开广场的高自联立即把私自带走的捐款交还给广场。

与会者惊呆了。他们在想象革命和胜利的宏大远景时,从来没有注意过金钱和诸如买盒饭和面包这样的细微末节。在压力下,高自联负责财政的梁擎暾答应马上交出一部分捐款。但他同时声明他们手中的款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丰厚。按照封从德所报告的花钱速度,也绝不可能让他们坚持到6月20日。

王军涛并不觉得这个赤字会成为一个大问题,大笔的捐款已经从香港和台湾发出,指日可待。但封从德的数字加上柴玲早先的介绍已经把钟摆推向了尽早撤退的方向。在少数死硬派的失望中,会议很快决定把撤退日期改为3天以后的5月30日。这个日子是让指挥部有一两天的时间做好准备。这时所有人的眼光都投向柴玲,这位矮小而强硬的总指挥有着最后的决定权。

柴玲在这一时刻却是疲惫大大多于强硬。她温和地轻声发言。从绝食的一开始她的日子就很艰难。虽然他们尽了全力,天安门广场上的形势却依然令人难受。她已经受够了。是的,她举起手对会场说,她同意这个撤退计划。几乎所有人也都跟着举起了手,这个决定被记录为全票通过。


他们最后完成了对声明的讨论时已经是下午很晚的时候了。但会议还没有结束。北师大的文学和哲学讲师刘晓波建议说他们的运动需要有一位更引人注目的领袖,一个公众心目中的英雄,或者说是中国版的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式的人物。他宣告说,只有在有了这样的一位领袖之后,运动才能在从天安门广场撤退之后继续团结群众,坚持公民对抗行为。他心目中早已有了一位候选人,因此他立即就提名吾尔开希担任这个他命名为“人民发言人”的角色。

34岁的刘晓波过去一年里在挪威和美国旅行,讲授中国哲学和文学。这个春天里,他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访问,突然感受到了他必须回北京投入爆发中的运动那无可压抑的冲动。于是他立即登上了一架回国的飞机。正当他在东京机场转机的时候他得知了《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的发表。在那个关口,他犹豫了,不知道是应该继续前往北京还是飞回纽约。最后还是北京赢了。

回家后,他很高兴地看到他自己学校的学生正处于运动的中心。这时在这个会议上,他极力夸赞吾尔开希具备天生的领导人的风采和才能。吾尔开希也成竹在胸。他接着自己发言声称他是运动中最富有魅力,最有知名度的领袖。他看起来深受听众的认同。

封从德再也忍不住了。他气愤地反对这一提名,指控吾尔开希不成熟、缺乏经验,以及更严重的是,有着强烈的不顾规则擅自说话的作风。他指的是吾尔开希在天安门广场做的那些导致他被高自联开除的自以为是行为。吾尔开希对这些指控并没有反驳,他自我辩护说将来有了刘晓波这样的老师指导,他将能够做得更好。

这一切终于成为最后的一根稻草。封从德和柴玲再也没有耐心了。他们已经在这个会议上花了7个小时,是离开的时候了。临走时,柴玲宣布她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与这个会议不再有共识。就在他们怀着厌恶的心情走出会场时,吾尔开希作为“人民发言人”的提议被搁置了。王军涛追了出来试图安抚这一双愤怒的年轻人。


离开会场之后,封从德随即赶往北大去追讨高自联刚刚答应提供的捐款。柴玲独自一人前往天安门广场。她一直没法从脑海里剔除刘晓波和吾尔开希在会上的表现。她已经看到过太多的人试图从她手里抢夺领导权。从高自联到新来的外地学生,他们总是在试图发动“政变”,推翻她的指挥部,夺取权力。现在这个刚刚在几天之前还支持她的首都联席会议也转向与她作对了。就在她接近天安门广场时,她开始对3天以后撤退的决定有了严重的怀疑。

天安门广场在这一天也不是她的庇护所。就在她走进去的时候,所有悲哀的现实同时向她迎面扑来。这是一个肮脏、病态的所在,人们既疲惫又气愤。一位小男孩模样的学生纠察带着愤怒和厌恶的情绪对着她冲过来。他告诉她说他来自港口城市青岛。他们几百名同学一起前来参加运动。因为他们穿着统一的海员学院制服,他们全部被委派作为学生纠察,专门在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内圈的警戒线上站岗。他哭着对柴玲抱怨他们全都努力工作了好多天。但他们都看到了什么呢?“没有一件好事!”他叫道,我们看到你们这些领袖来来往往,没干一件实事。我们看到无数的内斗和腐败。我们一件好事都没看到!他告诉柴玲他的大部分同学都已经带着极度的失望回家了。只有十来个人还留在这里。为什么他自己还留在这里?他说,我就是不愿意放弃,“我就是想要看看,广场究竟能乱到什么程度,这个国家还有没有希望?”

小男孩的说出的话听起来就是柴玲早先在她自己激情澎湃时写下的《绝食宣言》的回响。她曾经用几乎就是同样的语句激励了几百位和后来的几千位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可是这次,这些语句掉转头冲着她来了。她自己的运动正在排斥她的追随者。她没有什么可以对这位男孩说的。她突然想起了她的丈夫封从德。有一次在谈论学生之间无休止的内斗时,他曾经自嘲道,“现在我明白李鹏为什么要戒严了。”这很悲哀,令人抑郁地悲哀。


柴玲很高兴地看到从人民英雄纪念碑那里迎上来的李禄。不过这个愉快的感觉也没有能持续多久。李禄一听到撤退的计划就觉得莫名其妙,“这个提案是从哪里来的?我们300多位学生代表投票要坚守广场才刚刚两天。你们怎么能这么快就推翻这个决定?这是违反民主原则的。”柴玲试图为这个决定辩护,但她自己也知道没什么说服力。李禄变得越来越气愤。他叫嚷道,如果他们现在撤退,就再也不可能把学生召集在一起。军队会完全控制局面。6月20日的人大常委会会议如果不被取消的话也只会是在刺刀之下举行!

当刘刚和其他一些首都联席会议的人员来到天安门广场时,他发现柴玲已经改变了主意。柴玲告诉他这是李禄的决定。刘刚立即找到李禄向他解释撤退的计划。他强调说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撤退,而是向校园做战略转移。李禄礼貌地倾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刘刚紧盯着李禄戴着的大墨镜,却看不到他的眼睛。他知道有麻烦了。

封从德在首都联席会议开会之前就已经安排过一个记者招待会,这在此时成为运动期间少有的一个大场面。几乎所有主要的学生领袖都难得地聚集一堂。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上,吾尔开希、王丹和柴玲站在中间。李禄、张伯笠、刘刚、王军涛和一些来自首都联席会议的知识分子席地坐在他们后面。领袖们的面前有好几排摄影镜头,准备好要记录历史性的时刻。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市民拥挤在记者后面。这阵势看起来不像是一个记者招待会,倒像是一个群众大会。

吾尔开希首先发言。他已经好多天没有在公众场合露面了,这天他看起来已经没有病痛的迹象,后面也不再有跟随着的氧气袋和护士。刘刚本来是安排他为运动的成就做一个总结作为引子,吾尔开希却把它当作了他自己再度出山的机会。快乐、轻松的他似乎随意地开始为他在5月21日凌晨嘶喊撤退的“昏头”决定做真诚的道歉。他说他很可能让运动失去了一个团结一致的黄金机会。他那自然流露的魅力征服了全场。这一次,他没有晕倒。

这是一个很难接续的表现。当王丹下一个站出来时,他看起来正好是满怀激情的吾尔开希的反面。生硬、平淡,带着一副几乎遮住他半张脸的大眼镜的王丹右手拿着麦克风,左手握着几张薄薄的纸。他艰难地阅读着在风中颤动着的稿纸,这就是那个冗长的《十点看法》。已经被吾尔开希激励起来的听众又恢复了平静。

王丹直到读到第8点时才得以稍微抓住大家的注意力。他稍停了一下,然后缓慢、轻轻地念到:“建议学生在5月30日撤出天安门广场。”王丹继续念着声明,人群中的学生们则互相交换着不解的目光和观点。

刘刚很是担心。他在王丹讲话的时候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个撤退方案,具体规划出学生如何从天安门广场游行出去。他知道大部分学生是从外地而来,他指示他们按照他们学校所在的地区前往指定的某个北京的大学校园。他把计划递给接下来要讲话的柴玲。

柴玲站起来的时候一只手里握着刘刚的纸条,另一只手接过了麦克风。她没有费神去看那纸条一眼,却平静地把它塞进牛仔裤的裤兜里。然后她说,“5月30日撤退的决定不是我们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做的。那也不是广场上学生的意愿。”她然后转过身来,手指着刘刚提高嗓门叫道:“是他们!那只是这些所谓精英知识分子的看法!”

记者招待会在一片糊涂的状态下匆匆结束。刘刚和“精英”们被迫躲进了一张帐篷。他们压不下心中的愤怒,私下里对柴玲恶言咒骂着。当那个《十点看法》最终被印刷分发时,第8点已经回到了原来的语言:“如果人大常委会不在最近几天召开紧急会议,广场的抗议将至少持续到6月20日。”


八九一日:5月27日,联席会议决定撤退但未果,万里支持戒严

1989年5月27日是运动的又一个关键日子,这天的首都联席会议仓促达成决议,建议学生从天安门广场撤退。这个《十点声明》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由王丹宣读。但在招待会现场,原先赞成撤离的总指挥柴玲因为李禄的反对而反戈一击,致使最可能做到的撤退过程失败。这个过程详细经过请阅《天安门对峙》书摘:撤退的决定和破产

也是这一天,众望所归但滞留上海的委员长万里终于打破沉默,发表了一个书面谈话,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重要决定”,并认为“国务院根据宪法第89条赋予的权力,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符合和维护宪法的”。同一天,政协主席李先念也做了公开表态

而在香港,众多演艺界明星举办了一场“民主歌声献中华”的大型义演,为北京学生募捐。成龙、邓丽君、梅艳芳、侯德健、卢冠廷、罗文等参加演出。


八九一日



Saturday, May 26, 2012

八九一日:5月26日,广场学生议会投票决定继续坚持

1989年5月26日,首都联席会议继续开会讨论。广场上的声势开始再度走向低潮。杨涛为他的“空校行动”计划寻求支持。他已经取得柴玲和封从德的认可,但李禄没有买账。李禄把这个提议看作又一个诱使学生撤退的手段。

正是在这天临晨5点,李禄主持的广场学生营地会议在通宵开会之后,为是否撤退做了辩论和表决。这个相当于学生议会的组织这时候有将近300所院校的代表,大多数来自外地。表决结果是:

  1. 坚守广场,主动出击:162票,56%
  2. 积极对话,坚持广场:80票,27%
  3. 保持纯洁,不撤不谈:38票,13%
  4. 维持现状,自生自灭:8票,3%
这些选择项目中并没有明确的撤退一项,前两项选择也不具备实质区别。但投票的结果表明绝大多数代表愿意坚守。李禄把这个结果看作是学生团体对指挥部的授权。





Friday, May 25, 2012

八九一日:5月25日,广场走向平静和危机,杨涛提出空校建议

1989年5月25日,被堵截的戒严部队基本上全部后撤到郊区军营休整,继续占领着天安门广场的几万学生情绪开始从抗议转为轻松。广场上各种即兴的文艺演出此起彼落。

但对于刚成立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领导成员来说,他们的处境越发艰难。负责财务的封从德开始清理收支情况,发现帐目极其混乱,捐款没有统一管理。而且他意识到每天接受的捐款并不足以支付这么多学生的食物和其它支出。他们这个小共和国有着巨额的赤字,将难以为继。封从德决定在广场定期公布收支数目。

王丹也意识到占据广场的“消耗战”可能难以为继,他回到北大贴出大字报紧急呼吁筹委会组织队伍轮流去观察值班。而一直留在校园负责后勤支持工作的北大筹委会负责人杨涛这天来到广场,找到封从德等人建议“空校行动”:发动所有大学生离开校园回家乡,给戒严部队留下一个空城。


八九一日


Thursday, May 24, 2012

八九一日:5月24日,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正式成立

1989年5月24日,已经在北京外围大路上被学生和民众围困好几天的戒严部队开始陆续后撤,进入郊区营地休整待命。首都城内一如既往,呈现无政府状态下的秩序井然。杨尚昆在中央军委紧急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公开了党内最高层发生分裂的情形。

这天的主要活动是在天安门广场。由首都联席会议推出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正式宣告成立。面对成千上万的学生,总指挥柴玲带领指挥部官员和学生纠察队成员庄严宣誓:“头可断、血可流,人民的广场不能丢。”王丹宣读了《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战》宣言。

指挥部的几个部委立即开始了整顿广场秩序的工作。他们合并了一直在针锋相对中的两个学生广播站、开始出版自己的日报、开展大扫除卫生工作并开始组织乐队搞文艺演出和舞会等等。张伯笠还开始筹划在广场举办“民主大学”。一时间,“天安门广场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八九一日



Wednesday, May 23, 2012

八九一日:5月23日,联席会议济济一堂、湖南三人污损毛泽东像

1989年5月23日一早,王军涛和一些社经所同僚便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和北京市内寻找各个组织的领导人物,用车运送到社科院马列主义研究所,在那里召开“首都各界联席会议”。这是八九民运中第一次参加范围极广的盛会。王军涛、陈子明、严家其、包遵信、郑义等著名知识分子均与会。学生方面有刘刚、王丹、吾尔开希、柴玲、李禄等等。王军涛尽了最大努力使这个会议能够包罗万象,包括说服很多人接受仍然被怀疑为特务的李禄。但还是有缺席者,最明显的便是刚刚被挤出广场会校园“整顿”的高自联。

联席会议几乎讨论了一整天,通过了一篇题为《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战》的宣言。然后又组成了一个新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出于形势稳定的考虑,王军涛不顾刘刚等人的反对,提议由柴玲出任总指挥。指挥部下面分设好几个部,大都由于社经所有关的青年知识分子负责。

会后,王军涛、刘刚、王丹、吾尔开希专程去北大通知王超华,劝阻正在整顿中的高自联返回广场的计划。高自联从此不再作为实质性的组织存在。


北京街头上持续着游行示威,外地来京的声援队伍明显增多。这天下午,天安门广场发生意外事件。来自湖南的余志坚、喻东晓和鲁德成三人在天安门城楼下突然向上面巨幅毛泽东肖像投掷颜料,污损了画面。在场的学生很快将三人控制。当时绝大多数领袖因为参加联席会议而不在场,只有周勇军、郭海峰等几个人在。他们仓促之间决定将三人押送公安局。


也在这天,一时间众望所归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终于提前回国。但他没(能)回到北京,而是在上海停留养病。


八九一日



Tuesday, May 22, 2012

八九一日:5月22日,高自联再度失去广场领导权、知识界游行

吾尔开希在1989年5月22日凌晨两点左右在广播站大喊大叫要大家撤往使馆区的做法不仅使他自己完全失去学生中的信誉,也给正在竭力恢复领导地位的高自联一个致命打击。尽管此时吾尔开希早已不在高自联任职或活动,一般学生还是把他当作高自联的象征。

这天并没有出现传说中的镇压行动,戒严部队在城外一如既往地按兵不动。头天晚上悄悄离开广场的学生领袖陆续返回。张伯笠找到王超华要求开学生代表大会,他以高自联组织散乱、缺乏领导能力为名提议高自联撤离广场整顿。广场暂时由新组织的临时指挥部负责,在48小时后再交还给整顿好的高自联。王超华无可奈何,临时指挥部很快就成立了,基本上还是原先绝食指挥部的人马:柴玲任总指挥,李禄、封从德、张伯笠等副总指挥。


下午,首都知识界几千人再度上街游行,要求立即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罢免李鹏。四通公司总裁万润南则出面在国际饭店召集了上百名学生代表开会,建议学生立即撤离广场。他还与王丹私下谈话,但均未能取得效果。

傍晚,几十名青年知识分子在纪念碑下集会,商讨整顿广场秩序和领导权问题。他们可能并不知道已经有了个新的临时指挥部。王军涛承诺第二天拿出具体方案,建立新的组织。


八九一日


Monday, May 21, 2012

八九一日:5月21日,戒严部队被堵,北京进入僵持局面

1989年5月21日,被一直堵在郊外的戒严部队仍然没有急于突破的迹象。北京的市民开始习惯这样怪异的戒严状态。街上连警察都很少,一些地方是学生在自愿指挥交通。

人大常委会委员胡绩伟这天开始联络在首都的委员,试图提议召集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讨论戒严问题。在四通公司的包括曹思源和周舵等知识分子的协助下,他征集到50多位委员签名。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此时还在北美做国事访问。但要求他立即回国的呼声很高。

金观涛、严家其等十六位学者联署了一份《保卫宪法宣言》


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仍然处于一片松散状态。王超华代表高自联召集各校代表开会,表决是否撤离广场。结果32票赞成撤退,14票反对,2票弃权。但这一决议并未能付诸实施。

李禄觉得镇压的危险正在迫近,便别出心裁地与女朋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婚礼。封从德和柴玲分别出任伴郎和伴娘,张伯笠证婚。这一临时举动为广场带来了一些生气。

“完婚”不久,李禄从捐款中为原绝食指挥部领导成员每人发放了一千元做“逃亡费”,合议当晚悄悄地离开广场。封从德、柴玲、张伯笠等人离去之后,李禄自己却在把“新娘”送走后独自留了下来,在纪念碑下坐了一夜。

吾尔开希却在这天见到自称为邓小平儿子邓朴方身边的人,被暗示当晚军队会镇压。他在临晨时分来到天安门广场通过学生广播站大呼撤退,要学生立即撤往使馆区。被突然惊醒的学生没有听从。

王军涛和陈子明这天决定要建立一个各界参与的联席会议来影响广场的学生。


八九一日


Sunday, May 20, 2012

八九一日:5月20日,戒严部队被堵截在郊外

戒严令应该是在1989年5月20日早上10点开始实行。但那天北京城里并没有戒严部队的影子,唯一可见的是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流连地几架军用直升飞机,向下面散发戒严指挥部的传单。广场上密集的学生和民众则以口号和喧闹回应之。

前一晚上正是满月,进程的戒严部队也没有刻意伪装。满载士兵的军用卡车沿着几条大街大摇大摆地向京城开进,很快就被当地居民堵截。措手不及的军队没有使用武力,而是耐心地在民众包围中静待命令,忍受居民学生的谴责、辱骂和“教育”等等。包围军队的学生居民后来也为军人送水送食,基本上没有发生暴力行为。

部队被截的消息令广场上已经做好最坏打算的学生情绪沸腾。各种五花八门地组织均在发表声明谴责戒严令,并公开号召推翻李鹏政府。的确,几天前直指邓小平的标语口号消失了,作为戒严代表人物的李鹏则成为新的人民公敌。由个体户组成的摩托车“飞虎队”在街头穿梭,报告各地堵军车的形势。


中午,原来作为绝食指挥部的大型客车从天安门广场中心开出绕北京内城缓行。车顶上的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着郑义起草的《告全市人民书》,指戒严是“一场有预谋、有策划的反革命政变”。

事实上,绝食结束后,绝食指挥部已经不复存在。对话团也在戒严之后解散了,项小吉在这天干脆离开北京回家乡。原来的高自联在绝食期间被靠边之后突然又成为学运领导者。但此时的高自联也已成为空壳,只有王超华带着郑旭光、梁擎墩等人维持着。

其他学生则自发地组成宣传队到工厂试图煽动工人罢工。熊焱在首钢似乎得到有限的呼应


八九一日


Saturday, May 19, 2012

八九文件:戒严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

鉴于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动乱,破坏了社会安定,破坏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为了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

国务院总理 李鹏
1989年5月20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
(第一号)

根据李鹏总理签署的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戒严令,为迅速制止社会动乱,维护首都正常的工作、生产、教学、科研、社会生活秩序,北京市人民政府特发布此令:

一、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对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石景山区、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实行戒严;

二、在戒严期间,严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和其他聚众妨害正常秩序的活动;

三、严禁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制造和散布谣言,进行串联、演讲,散发传单;煽动社会动乱;

四、严禁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严禁冲击广播、电视、通讯等重要单位,严禁破坏重要公共设施,严禁打、砸、抢、烧等一切破坏活动;

五、严禁骚扰各国驻华使馆和联合国驻京机构;

六、在戒严期间,发生上述应予禁止的活动,公安干警、武警部队和人民解放军执勤人员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

以上各项,望全体市民遵照执行。

市长 陈希同
1989年5月20日


(第二号)

为了执行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戒严令,维护首都的正常秩序,北京市人民政府特发布此令:

一、外国人必须遵守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李鹏总理签署的戒严令所发布的各项命令;

二、在戒严期间,外国人不准介入中国公民违反戒严令的活动;

三、违反以上规定时,执勤人员有权采取一切手段,予以制止。

市长 陈希同
1989年5月20日


(第三号)

在戒严期间,对记者采访特作如下规定:

一、严禁中外记者利用采访,进行调唆、煽动性宣传报道;

二、未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外国记者、港澳台记者不得进入机关、团体、学校、厂矿、企业、街道进行采访、拍照、录相等活动;

三、违反以上规定的,执勤人员有权制止。

市长 陈希同
1989年5月20日


八九文件



八九文件:李锡铭戒严前夕讲话

1989年5月19日晚,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讲话,代表官方立场回顾八九民运的过程,为戒严提供根据:


我们决心采取果断又审慎的步骤

李锡铭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


北京四、五月间爆发的这场学潮,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也最为严重的一场学潮。我就这次学潮的过程,它所反映出来的政治斗争情况,以及在政治、经纪、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造成的损失,向到会同志作一简要的通报。

今年三月初在北大、清华等高校相继出现了一些没有署名的大小字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例如,有人写了所谓的“讨邓檄文”,公开叫嚣要“取消党派、取消四项基本原则”,“愤起讨贼”,把矛头直指邓小平同志。另一份题为“为中国人民悲哀”的小字报,认为现在的政府是“独裁专制”,号召大家“为自由而战”。还有一份题为“时代的召唤”的大字报,提出了“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和“用什么样的哲学体系去取代马列主义”的问题。在北大三角地,还贴出来一张所谓“致广大青年学生的一封信”,鼓吹在方励之领导下“为民主、自由、人权”而战。在社会上,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沙龙”也相继出现,频繁集会,十分活跃。方励之称赞这些集会“对当局采取完全抵制、彻底批判的态度”,“火药味很浓”,并且预言,“这种会连续开三次就要上街了”。四月十五日耀邦同志逝世,这些人认为时机已到,决心大闹一番。

当时社会上围绕耀邦同志的死因谣传很多,最多的是说“李鹏在政治局会议上大骂胡耀邦,胡被气死”,甚至谣传“胡耀邦是被邓小平的警卫人员开枪打死的”。许多学生不明真相,愤怒激动,各高等院校大小字报急剧增加。许多大小字报和标语、挽联等根本不是悼念耀邦同志,而是藉悼念之名,恶毒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四月十五日耀邦同志逝世的当天,北京大学就出现一张题为“赞耀邦——并致另一些人”的大字报,说中央批评耀邦同志的错误是“骂别人淫荡只因为自己阳痿”。清华大学等院校出现“李鹏辞职”、“撤换无能政府,推翻专制君主”等标语。四月十六日,人民大学出现“哭耀邦”的大字报,用谩骂的语句,对小平、紫阳、李鹏、尚昆、万里、先念、王震等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指名道姓地进行了逐个攻击。中央民族学院有人贴出标语,说“不该去的去了,该死的却没死”。四月十七日,中央民族学院贴出题为“快讯”的大字报,声称“北大、清华等二十多所在京院校均掀起了反三人(指邓小平、赵紫阳、李鹏)的浪潮,以悼念胡耀邦”。同一天,人民大学贴出“几条建议”的大字报,号召挽联、花圈都向天安门广场集中,联合成立首都各高校治丧委员会,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工作,废除专制制度,建立民主政治的新秩序。四月十八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现“告全体同胞书”,要求“取消共产党,实行多党制”,“取消各团体、军队、学校、单位的党支部和政工干部”。还有的提出要“邀请国民党回大陆建立两党政治”。许多大小字报用不堪入耳的下流语言咒骂邓小平同志,要求“打到邓小平,结束老人政治”。

仅仅两三天的上街,学潮迅猛发展。游行集会从校内扩展到校外,声势越来越大,政治口号也越来越明确。在极少数人的挑动下,上万学生走上街头,到天安门广场静坐。四月十八日、十九日深夜,接连发生两次建国以来所未有的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的事件。冲击过程中,现场有人呼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学校里还有人打出“火烧中南海”的横额。随后,就传出所谓“四二零惨案”的谣言。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的前夜,数万学生占领了天安门广场。追悼会的当天,又传出了李鹏同志先同意后拒绝接见学生的谣言,激起了青年学生的强烈不满。会后,就有人提出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的口号,造成了六万高校学生罢课的局面。同时,也开始了“五四大闹”的串联活动。

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后,善良的人们认为学潮总该告一段落,可以恢复正常了。恰恰相反,学潮不但没有平息,反而向着更加激化的方向发展。它的特点,一是学潮出现了向社会扩散的趋势。四月廿三日,有的大字报提出,“我们不只是要罢课;我们要高唱凯歌,以实际行动联合工友,打倒暴政。”接着,一些人到中学、工厂、商店、农场串联,散发、张贴传单,蓄意扩大事态,有的中学出现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标语,有的中学出现了“罢课罢学万岁”的大字报。许多高校学生上街讲演、散传单、搞募捐、开飞行集会,仅四月二十五日这一天,就有二十二所高校的部分学生搞了一百五十起这类活动,占全市高校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一。正是一些人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学校搞“夺权”活动。四月十九日北大部分学生公开宣布废除经选举产生的学生会和研究生会,成立“新学生组织筹备委员会”,四月二十日非法选举产生了“团结学生会筹委会”。政法大学出现了“罢黜现学生会主席”的大字报。许多学校相继建立了非法的学生“自治”组织。十几所院校发生了抢占办公室,抢占广播室的事件。四月二十二日晚,二十一所院校的部分学生串联,在圆明园开会成立了非法的“高校临时委员会”,后来改名为“北京市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成为这次学潮的指挥中心。学潮向着统一纲领、统一口号、统一组织、统一行动的方向发展。这时极少数人提出“南下北上”的口号,发动全国性的大串联。南京、武汉、西安、长沙、哈尔滨等地的高校都发现从北京去的学生;天津、河北、安徽、社会等地的学生也到北京去参加游行。与上述三个方面的活动相配合,学校内煽动性、攻击性的大小字报也不断升级。有的发表了“私有制宣言”,号召“让我们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去迎接共和国新的明天”。有的发出了推翻现政权的口号,提出“最近的目标则是要让渎职的李鹏辞职”。

在学潮规模日益扩大、情况日益复杂几近失控的情况下,政治局常委对形势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对问题的性质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揭露了极少数人企图利用学潮制造动乱的实质。

四月二十七日有三十八所高校三万多学生参加(不包括尾随、围观)的游行中,大量攻击谩骂的语言骤然消失,打出了“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等标语,提出了“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稳定物价”等要求,得到了街头群众的支持。四月二十九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等同志与学生代表对话,以及国务院部委负责人、北京市委、市政府负责人同所属院校学生代表对话,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在五·四游行的时候,人数大为减少(只有一万多人),情绪也不如过去激烈。在天安门广场宣读了“五四宣言”之后,学潮的组织者便宣布游行告一段落,次日复课,转向同政府对话。

当时,多数同学都愿意恢复正常秩序,希望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但是,由于中央领导同志对学潮有两种认识、两种评价和两种处理方式,舆论导向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出现了与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全然不同的基调,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感到困惑不解,无所适从。少数唯恐天下不乱的人看到有机可乘,重新活跃起来,时局骤然逆转。已经回落的学潮又转向激昂,新的攻击性大小字报不断增加,同政府对话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当时提出的主要要求:一是彻底否定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否定极少数人在学潮的掩盖下制造动乱的实质,承认这次学潮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二是承认学潮中非法成立的学生自治组织,政府只能同他们选出的代表对话,而不能同合法的学生组织的代表对话;三是给世界经济导报的总编辑钦本立平反;四是取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

在学潮的绝食过程中,党和政府怀着十分焦虑的心情,竭尽全力,在各方面作了力所能及的工作。

但是,这些努力并未使学潮得到缓解。相反,由于舆论的错误导向和竭力鼓动,由于极少数人的继续煽动,由于一部分学生的偏激情绪,由于广大群众的不明真相,学潮向更加激化的方向急剧发展。一时间,似乎不参加游行就“不爱国”。从十五日开始,上街游行的人越来越多,从几万、十几万发展到近百万,参加游行的不仅是大学生,工人、农民、机关干部、民主党派工作人员、以致中小学生和幼儿园的娃娃,一些司法专政机关的干警、个别军校的干部和战士。外地也有两万多人专程赶来北京声援绝食。这种作法,实际上是把绝食学生逼到一条“死路”上。

特别严重的是,在如此声势浩大、持续不断的游行示威中,极少数人更加肆无忌惮,重新提出各种攻击咒骂党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口号,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邓小平同志,有的甚至公然要求“邓小平下台”、“强烈要求小平退党”、“不要中国特色的摄政王”、“反对寡头统治结束老人政治”,有的横幅写着“邓小平狠心,赵紫阳滑头”“李鹏下台,谢国安民”,还有的横幅公开呼唤,““中国的瓦文萨(波兰团结工会领袖)你在哪里”。

所有这些尖锐地说明,现在已经扩大到全社会的这场学潮,绝不是什么一般的学潮,而是有人借学潮挑起动乱,是一场性质十分严重的政治斗争。

还有,在这次学潮中,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纷纷介入,更加说明了这场斗争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政治背景。

原非法组织“人权同盟”负责人、曾被我劳教过四年的任畹町,从这次学潮一开始就积极插手,多次在天安门广场和一些高等院校发表演讲。他说,“这次学潮,就是借胡耀邦逝世搞起来的”。他攻击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四十年是个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的四十年,攻击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是“十足的骗局”,攻击四项基本原则是“高悬于人民利益之上的利剑”,污蔑“开放改革和振兴民族只不过是挂在墙上的一幅画饼”,提醒学生“1989年学潮失败的原因就是没有联合工人”,主张工会“要脱离共产党的领导,成立真正的工会”。煽动“学生要联合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浴血奋战”。在演讲中,他还公然提出共产党和八大民主党派都领导不了中国人民。号召成立“自由民主党”。对任畹町的这些污蔑、攻击和煽动言论,有的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向全校进行了播放。

被我们宣布为非法的“中国民主联盟”成员胡平、陈军等人,联名于四月二十二日从纽约发出了“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不仅对学潮表示声援,而且为学生出谋划策。他们要求学生注意“巩固在这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力求以一个坚强的群体进行有效的活动”,要求学生“提出一些最基本的具体要求”,“目前应把彻底否定1987年的反自由化运动作为突破口”,“如果这些要求得不到相应的回复,应继续坚持抗议活动”,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多次运动‘有声势无结局’的循环不前局面”。同时,他们还建议学生“加强与各种新闻媒介的联系”,“加强与社会其他各界的联系……在运动中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要“努力落实校园内的自由”,“包括在校园内创立独立刊物”、“建立充分自治的各种社团、巩固校园内的表达自由”。煽动学生“随时准备采取张贴大字报和游行等方式”,同我们进行斗争。不仅如此,“中国民主联盟”的两个头头王炳章和汤光中也急急忙忙从纽约飞往东京,企图闯回北京,直接插手运动。

一些主张在中国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海外华人和知识分子推举方励之领衔,于四月十七日从哥伦比亚大学发回了“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政治宣言”,鼓吹“中国是全体人民的中国,绝不是一党一派的中国”,“现在是人民主动起来表明自己的政治要求的时候了”,“根本的问题在于人民必须拥有对执政党的选择权”。

国民党的中常委也于四月廿六日召开了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了大陆学潮的情况,认为“最近大陆学生要求自由民主的运动,已点燃起大陆同胞长期以来对中共暴政积怨的火苗,我政府与民众应有更积极、更主动的作法支持他们,使大陆早日民主与自由化”。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和中央社也接连写文章、发消息,或转发西方通讯社的报道,给学潮声援打气、喝采叫好,说什么“经验证明,不论在此地或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都已经失败。”

美国政府也竭力对我国内政进行干预。四月二十八日,美国白宫发言人费茨沃特发表讲话,支持中共学生举行的抗议活动。他说,美国总统布什“信奉中国正在表示的言论自由的原则和集会的权利”。还说,“鉴于中国学生有进行抗议的权利和有表达争取自由的民主行动的兴趣和权利,我们对此持支持态度”。

这次学潮时间之长,声势之大、牵动社会面之广、影响危祸之烈,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四次冲击新华门,多次占领天安门广场,这种情况就是十年内乱时期也没有过。上千人连续七天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这也是建国来历次学潮没出现过的现象。这次绝食选择了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时机,严重干扰了国家重大外事活动和损害了国家形象。由绝食引起的连续数天的数十万、上百万人游行,甚至超过了“文革”红卫兵大串联的时代,使无政府主义重新泛滥,国家的一些法律、法令形同虚设,造成了剧烈的社会震荡。特别是造谣中伤,恶毒诽谤,人身攻击,反民主反法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影响十分恶劣。

尤其严重的是,这次学潮不仅破坏了首都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而且也影响和破坏了全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全国近几天有二十多个大中城市有人上街游行,少则数千人,多则上万人。上海、太原等地也发生了绝食请愿。所有这些说明,我们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这次学潮很有可能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动乱,造成一发而不可收的形势,把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变成一个混乱不堪的、没有希望的中国。在这样的重要关头,为了党的命运,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也为了保护卷入学潮的广大高校学生,我们决心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采取既果断又审慎的步骤,尽快地把这场学潮平息下去。


八九文件


八九一日:5月19日,赵紫阳告别、学生停止绝食、李鹏宣布戒严

1989年5月19日凌晨4点左右,寂静、昏暗的天安门广场外围突然出现骚动,总书记赵紫阳、总理李鹏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国务院秘书长罗干等助手和警卫陪同下突然出现在那里的学生中间。赵紫阳自己登上了一辆载满绝食学生的大客车,与学生握手、问好。在电视录像机面前,他拿着学生的扩音器做了简短的即兴讲话,说明他不是来对话的,而是劝告学生立即停止绝食。他给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一句“我们老了,无所谓”的感叹。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学生领袖在广场内部的指挥车里。在他们赶到之前,这些中央领导就像来时一样迅速、神秘地离去了。研究过赵紫阳讲话的录音后,他们意识到可怕的大事情已经在高层发生。

这一天,北京一些工人在学生的帮助下成立了工人自己的自治组织

有关即将实施戒严的谣言四处纷传,越来越具备可信度。作为赵紫阳智囊组织的“三所一会”联名发表了一份《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在广场上,吴仁华、张伯笠都分别得到“内部消息”。绝食指挥部召集紧急会议,很快决定立即终止绝食。(详情请阅《天安门对峙书摘:绝食的结束。)绝食学生被撤往医院或学校休养,但大部分学生留在广场继续静坐抗议。总指挥柴玲认为学生抢在戒严令之前主动终止绝食是学运的“一大胜利”。

当天夜晚,北京召集党政军干部会议。赵紫阳缺席,李鹏、李锡铭相继讲话。北京市长陈希同宣布:戒严将在次日早晨开始,但戒严部队当晚即进城执行任务。

广场上群起沸腾,《国际歌》和《国歌》此起彼落。学生和居民不断涌来,要在这里坚持到天亮。


八九一日



《天安门对峙》书摘:绝食的结束

以下是《天安门对峙》第10章部分内容,描述绝食结束的过程:


广场上的绝食指挥部这时已经扩充,增加了封从德和张伯笠为副总指挥。大家已经很清楚地看出总指挥自己很少做任何重要的决定。柴玲总是把这个任务完全托付给她最信任的副总指挥李禄。但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需要,她就会亲自做一次富有激情的演讲,聚集、鼓舞着人心。这天早晨,赵紫阳在他那个异乎寻常地来访时的讲话录音在指挥部汽车顶上的高音喇叭上反复播放着。一种绝望的感觉慢慢地渗入众人的心底,死亡或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的阴影正从天边逼过来。

到处都在流传各种谣言。那天下午,在新华门的吴仁华被一位呼唤着他的名字的中年人拽到一边。自从与绝食大本营分离后,吴仁华和他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已经在那里驻扎了好几天,完全封闭了这个中南海的正门。这位吴仁华以前认识的政府官员在为消息来源保密的条件下告诉他赵紫阳已经被撤职,北京马上就会实施戒严。吴仁华立刻派出一位信得过的学生纠察去广场报告这一消息。

几乎同时,张伯笠在与李禄交谈时看到两位知识分子来找他有急事。他们几乎是提着他穿过长安街来到天安门东边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在那里,他们告诉他戒严令将在这天午夜宣布,学生们务必停止他们的绝食活动。他们催促着说,如果绝食停止的话,也许还会有让戒严部队失去进入城市的理由的希望。

张伯笠自己对停止绝食没有意见,但这不是他所能决定的。于是他奔回广场,先与李禄交换了意见后又一起找到了柴玲。绝对出乎张伯笠意料的是他们俩都即刻同意了停止绝食。于是,他们通过高音喇叭宣布学生议会的全体会议要在一辆空着的公共汽车上召开。学生纠察队受命在汽车周围保持严密警戒,绝不允许任何人来打断这个会议。尤其是吾尔开希,如果他在这里出现的话。

汽车里,这次会议很反常地简短和顺利。有关即将颁布的戒严令的传谣没有被公开。柴玲和李禄完全以人道主义的理由提议立即停止绝食。有着他们的支持,又面临着致命的威胁,即使是先前最激进的代表们也没有怎么强力反对:173人投票支持停止绝食,28人反对,7票弃权。决定便这样做出了。

就在这时,吾尔开希暴怒地冲进了汽车,后面跟着几个举着还连在他身上的点滴药瓶的医生和护士。他一直在外面与学生纠察拼斗,纠察队在他的名望和决心面前最终不是对手。尽管他既不是指挥部成员又不是他学校的学生代表,吾尔开希对他被排除在会议之外极为不满。而他也有他的办法。作为北师大的最高领袖,他当场宣布撤了他学校的代表——一位名叫梁擎暾的学生领袖——的职位,由他自己顶上。全然不顾会议此时已经结束、决定已经做出的事实,作为新代表的吾尔开希坚持他有极其重要的新情报,必须重开会议讨论。直到此时吾尔开希才终于顾得上询问一句已经做出的决定是什么。当被告知是停止绝食时,他慢慢地举起了手,忠厚地说,“我同意。”

吾尔开希那天下午有了再去见一次阎明复的冲动。他和他的女朋友刘燕搭乘一辆救护车混进了统战部。经过一番努力,阎明复出来见了他并告诉了他即将戒严的消息。阎明复直接透露即将戒严消息的可能性不大,但那个下午有关戒严的传言也已经在北京和外地几个城市不胫而走。吾尔开希感觉到这个进展的分量,他立刻让刘燕去广场找尽可能多的绝食领袖到统战部来。他们需要与阎明复商量。

马少方和程真先到了,他们立刻就因为这个消息不知所措,哭着要绝水或自焚抗议。慈父一般的阎明复逐渐让他们安静下来。一会儿,王丹、项小吉、沈彤和另外一些人也赶到了,只有绝食指挥部的领导们不在场。他们不管这个,自己开了一个简短的会决定停止绝食。

阎明复很是松了一口气。他让统战部食堂为学生准备了一大锅面条。每个人都大口地吃着,尽管他们的复食决定既不正式又还没有公开宣布。这是他们年轻生命中最香甜的一顿饭,一个巨大的负担从他们嫩稚的肩膀上卸下了。在那一瞬间,即将到来的戒严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交谈着、笑着、互相合影和戏剧化地签名留念。吾尔开希手舞足蹈地踢翻了两只热水瓶,其爆炸声令所有人开怀大笑。然后,他们搭乘不同的汽车前往天安门广场,在那里吾尔开希要冲过学生纠察队才能把他们的决定告知学生议会。

柴玲、李禄、吾尔开希和学生议会都同意了,剩下的只是向成百上千的绝食者宣布的程序了。郑义已经起草了一个声明,柴玲在指挥部车内平静地宣读,它由车顶上的高音喇叭播送出去。

反应是迅速而混乱的。四周一片愤怒的“叛徒”和“学贼”的叫骂。许多人涌向汽车,他们砸着、摇晃着车子。就在李禄试图通过他的麦克风让大家安静下来时,封从德冲了进来。他刚从医院里回来就听说了学生议会的会议。他认为这个会议的召集不符合程序,参加的代表人数也不够,不足于作出这样关键性的决定。于是,他立刻又自己召集了一次会议。在这个虽然匆忙但还是兢兢业业地查点了人数的会议上,80%的代表投票反对停止绝食。柴玲、李禄和张伯笠对封从德的擅自行为极为愤慨,他们拒绝承认这个会议和投票结果。几名正副总指挥在指挥部的车上爆发了一场推推搡搡的争斗,以封从德气愤地辞职抗议而告终。

极其勉强地,绝食的终结终于成为事实。李禄仔细地安排学生纠察将虚弱的绝食学生送往医院或校园。其他人则选择留在广场。他们在慢慢地进食的同时决定在广场继续进行大规模的集体静坐。张伯笠被两个人几乎抬着奔向历史博物馆的门口,那里有一个电话机等着他。他拿起话筒自报姓名身份后,另一端的声音告诉他那是国务院,他们已经准备好录音。张伯笠对着电话朗读了他们的复食声明,然后把印好的声明散发给在场的几个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的记者。

中央电视台这一次效率异乎寻常地高。9点整,就在晚间新闻开始播送的时候,一行字幕在屏幕底部出现:“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已经停止绝食。”


八九文件:李鹏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1989年5月19日晚上,北京召开党政军干部大会,宣布实行戒严。这是李鹏总理在会上讲话:

李鹏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

同志们!

今天,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要求大家紧急动用起来,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恢复社会正常秩序,维护安定团结,以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刚才中共北京市委负责同志介绍的情况说明,当前首都形势相当严峻。无政府状态越来越严重,法制和纪律遭到破坏。本来,五月初以前,经过大量的工作,形势已趋于平稳,但进入五月以后,又更加动乱起来。卷入游行示威的学生和其他群众越来越多,许多高等学校陷于瘫痪,公共交通到处堵塞,党政领导机关受到冲击,社会治安恶化,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全市人民的生产、工作、学习等生活正常秩序。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中的一些国事活动安排,也因此而被迫变更或取消,极大地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声誉。

天安门广场部分学生绝食请愿的活动还在继续。他们的健康已经受到极大的损害,有的人生命已处于危险之中,实际上这是少数人拿同学作为“人质”,要挟、强迫党和政府答应他们的政治条件,连一点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讲了。党和政府一方面采取了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对绝食学生进行治疗和抢救;另一方面,多次向绝食学生的代表进行对话,并郑重表示今后将继续听取他们的意见,希望立即停止绝食,但都未能得到预期效果。在天安门广场人群拥挤,煽动性口号不断,和人群情绪极度激动的情况下,绝食学生代表也表示,他们已不能控制局势。现在,我们如果再不迅速结束这种状况,听任其发展下去,很难预料不出现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北京的事态还在发展,而且已经波及到了全国许多城市。在不少地方,游行示威的人越来越多。在有的地方,也发生了多次冲击当地党政领导机关的事件,发生了打、砸、抢、烧等严重违法破坏活动。最近,甚至铁路干线上的火车也遭到拦截,使交通被迫中断。种种情况表明,如再不迅速扭转局面,稳定局势,就会导致全国范围的大动乱。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和命运,已经面临严重的威胁。

我们的党和政府多次说过,广大青年学生的心灵是善良的,我们在主观愿望上是不想搞动乱的。他们有爱国热情,希望促进民主,整治腐败,这同党和政府要努力实现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和意见,意见对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起到积极作用。但是,任意采取游行、示威、罢课乃至绝食等方式,破坏了社会稳定,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事态的发展已经完全不以青年学生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正在越来越走向他们愿望的反面。

现在愈来愈清楚地看到,极少数极少数的人要通过动乱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这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公开打出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目的就是要取得肆无忌惮地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绝对自由。他们散布了大量谣言,攻击、诬蔑、漫骂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现在已经集中地把矛头指向为我们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邓小平同志,其目的就是要从组织上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依法产生的人民政府,彻底否定人民民主专政;他们四处煽风点火,秘密串联,鼓动成立各种非法组织,强迫党和政府承认,就是要为他们在中国建立反对派、反对党打下基础。如果他们的目的得逞,什么改革开放,什么民主法制,什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将成为泡影,中国将出现一次历史的倒退。一个很有前途的中国,会变成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中国。

我们所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揭露极少数人的政治阴谋,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广大青年学生同挑动动乱的极少数人区分开来,是出于对学生的爱护。前一段,我们在处理学潮问题上所以采取极大的宽容、克制的态度,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愿望和目的,不要伤害好人,特别不要伤害青年学生。而那些躲在背后策划和煽动动乱的极少数人,却以为党和政府软弱可欺,不断制造谣言,蛊惑群众,广大事态,导致首都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的形势法制得越来越严峻,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果断、坚决的措施来制止动乱。

必须强调,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要坚持保护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把他们同制造动乱的极少数人严格区别开来,对他们在学潮中的过激言行不予追究。不但如此,党和政府同广大学生和各界人士之间的对话,包括同参加过游行、示威、罢课、绝食的学生之间的对话,还将通过多种层次、多种渠道和多种形式广泛积极地进行,以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对学生们提出的合理要求,我们将给予明确的答复,对他们提出的合理批评和建议,如惩治官倒、消除腐败、克服官僚主义,我们将认真听取和采纳,以切实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在十分复杂的情况下,许多学校的负责同志、广大教师和同学们,为劝阻游行示威、维护学校的教学秩序,做了大量的极其艰苦的工作。广大公安干警和武装警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维护交通秩序、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作出了很大贡献;机关、工厂、商店和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坚持生产,坚持工作,为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对这一切,党和政府是感谢你们的,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现在,为了坚决制止动乱,迅速恢复秩序,我在这里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紧急呼吁:

一、目前还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希望你们立即停止绝食,离开广场,接受治疗,尽快恢复健康。

二、广大同学和社会各界,希望你们立即停止一切游行活动,并从人道主义出发,再也不要对绝食学生进行所谓的“声援”了。不管动机如何,再搞“声援”就是把他们推向绝路。

同志们!在今天的大会上,我还要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和衷共济,团结一致,立即行动起来,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制止动乱和稳定局势做出贡献。

各级党组织必须团结广大群众,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在稳定局势中充分发挥核心领导和战斗堡垒作用;

全体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不仅不参与任何损害安定团结的活动,而且要在团结群众、制止动乱中发挥先锋带头作用;

各级政府必须严肃政纪法纪,切实加强对所属地区和单位的领导和管理,认真抓好稳定局势以及各项改革和建设工作;

全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忠于职守,维护正常的工作秩序;

全体公安干警和武装警察要进一步努力维护交通秩序、社会秩序,强化社会治安,坚决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所有工商企业和事业单位要遵守劳动纪律,坚持进行正常的生产秩序;

各级各类学校都要坚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凡罢课的应一律无条件地复课。

同志们!

我们的党是执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为了对神圣的祖国负责,对全体人民负责,我们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迅速结束动乱,维护党的领导,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这样做,相信一定会得到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一定会得到肩负着宪法赋予的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和平劳动的光荣任务的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和拥护。同时我们业希望广大人民群众对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干警为维护首都正常秩序所做的努力给予全力支持。

同志们!

我们一定要在坚决维护安定团结的条件下,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努力清除各种腐败现象,为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八九文件




八九文件:赵紫阳广场讲话





1989年5月19日凌晨四时许,总书记赵紫阳和其他几位领导突然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并在外围一辆为绝食学生避雨的大客车里即席讲话。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下面是根据现场录像整理的讲话内容:

我给同学们讲几句话。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也不是请你们来原谅我们的,不是这样。我只是说,现在同学们的身体到了现在已经是非常虚弱了,你们现在绝食已经到了第九天【旁边学生更正】第七天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补偿的损害,对生命有危险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赶快结束这个绝食。就是赶快结束这个绝食。我也知道,你们这个绝食是要达到你们希望政府和党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满意的答覆。但是我觉得,要满意的答复,我们的对话渠道还是畅通的,那一些问题还是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终究可以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什么事情你们也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够在已经绝食九天到七天,现在还在坚持这一条,一定要达到满意了才停止绝食。但是那个时候就晚了,没法补偿了。

你们还年轻,同学们啊,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都已经老了,无所谓。国家和你们的父母把你们培养抚育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八岁、十几岁、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稍微理智地想一想。我今天不是来跟你们对话的。今天就是说,同学们能不能理智一些。现在是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严重的情况?你们都知道,现在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可以说忧心如焚。整个北京都在议论你们这个事情。另外你们也知道,北京的情况也不能在继续下去了。这么大的城市,也是首都,各方面严重的情况一天一天在增加。同志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个事情发展下去不能够控制,造成各方面影响,你看交通、运输、工作【换话筒时声音不清】。

总之,我就是这麽一个心意。你们停止绝食,中国政府绝不会这样子就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你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党会继续讨论。事实上,不管怎么样讲法,晚是晚了一些啦,事实上现在一些问题还在逐步地解决嘛。我今天就说这一些。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志们,同时说一说我的心情,希望同志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还有组织这个绝食的同志们,你们也冷静地想一想。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这个事。大家都这麽一股劲,年轻人嘛,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我也卧过轨,我也知道当时那个情况。不用想后果怎么样。但是事后一想……现在要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现在有六天了、七天了,真的要过八天、九天、十天吗?我说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你们就是为了未来这么一天,会达到你们满意这一天,你们也应该早结束。谢谢同志们,谢谢大家。


八九文件



Friday, May 18, 2012

八九一日:5月18日,李鹏总理与绝食代表见面谈话

1989年5月18日,北京各行各业市民仍然持续上街游行支持绝食学生

头天晚上天气预报会有暴雨,对广场上已经绝食5天多的学生健康和安全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但北京市政府派出了70多辆大型客车,在广场北部整齐的停靠。经过一番努力,绝食学生全部转移到客车里。随之而来的大雨也把广场冲洗地干净得多,广场焕然一新。为了防止政府诡计,学生把最外侧的汽车轮胎泄了气。

临晨,赵紫阳、李鹏、胡启立等领导人到医院看望了接受治疗的绝食学生。但这天最大的惊奇是李鹏总理突然决定亲自会见学生代表。措手不及的学生仓促地召集了一些领袖,包括王丹、吾尔开希、王超华、熊焱等,却没有对话团或绝食指挥部的主要成员。他们商定由王丹和吾尔开希主讲。这次会面的详细经过请阅《天安门对峙》书摘新华社通讯

绝食指挥部也转移到一辆大客车里。李禄这天昏厥后大多数时间是在医院里度过,还在同一医院里见到也昏倒了的柴玲。李禄后来在自传里写道他以副总指挥的名义说服在医院里打点滴的绝食学生进食,并自己带了头。他后来又回到广场继续绝食。

一直在外围观察的陈子明和王军涛终于在这一天决定他们必须直接介入运动。他们以社经所的名义在蓟门饭店租了一层客房,召集著名知识分子开会研讨对策。但一系列会议未能达成什么共识,唯一的成果是集体到广场劝说放弃绝水和协助打扫卫生。


八九一日


《天安门对峙》书摘:与李鹏见面

以下是《天安门对峙》第9章部分内容,描述绝食学生与李鹏的见面会议


当吾尔开希和学生代表一起被领进人民大会堂内的一间大型会议厅时,他还是穿着一件医院里的病号服,随身带着一只氧气袋。这间会议厅就像一个皇家宫殿,有着很高的天花板和宽敞的空间。房子中间是一圈舒适的沙发,被另一些排成环形的椅子一圈圈地围着。沙发之间有小巧的茶几,上面放着精美的花束和茶杯。沙发旁边还放置着麦克风,以便大家谈话。吾尔开希很奇怪地有了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这是新疆厅,以中国西北维吾尔人聚集的地区命名,那正是他曾经度过3年青春年华的地方。大厅里装饰着一些大型壁画,描绘着那个地区的壮丽风景和维吾尔族人的传统民风。这个会议厅通常是被政府官员用来接见从全国各地选拔而来的代表团的,可今天到来的却是一群瞪着大眼、衣冠不整并且饥肠辘辘的大学生。他们正在走进一个他们从来没有梦想过的场景。他们一个个局促地在圆圈一边的沙发上坐下等待,不知道他们等的是什么。

大约5分钟过后,李鹏总理出现在门口,他身后是一队政府高级官员,其中包括阎明复和李铁映。李鹏穿着一件灰色的“毛服”,一脸严肃。他走过来与学生逐一握手,不自在地尝试着做一点礼节性的交谈。他对王丹身上穿着的厚夹克很好奇,王丹解释说广场上的夜里很冷。吾尔开希的病号服也令他颇为惊诧。但总理依然显得沉闷不安。只有当一位学生声称是他的老乡的时候他才勉强露出些许笑容。终于,他在另一边面对王丹和吾尔开希的沙发上落座,示意会议开始。他向大家道歉他的迟到,解释说他们刚才在外面遭遇了交通堵塞。然后他指出这次会议只能有一个议题,那就是要在人道主义的原则上立即停止绝食。

这样没过一会儿吾尔开希就失去了耐心。他对李鹏的道歉极为不满,觉得他在暗示学生运动造成了交通秩序的混乱。就在李鹏还在继续他那居高临下的教训时,吾尔开希与王丹交换了一下眼色,当即打断了他的话:“李鹏总理,很抱歉我必须打断你。也许你觉得你只是晚了5分钟,但我要说,你晚了一个月!”吾尔开希指的是4月19日夜晚他带着学生在新华门高叫“李鹏,出来!”的时候。他接着指出是学生的压力迫使李鹏到这个会议上来的,因此,应该由学生来决定这次会议的议题。他的确说到了点子上,但同时,他的情绪也开始在影响到他的表现。

王丹一直保持着比较平静的姿态,他插入说要劝说学生停止绝食的唯一办法就是回应学生运动提出的那两个条件:“不是动乱,平等对话”。

即使有过粗暴的打断行为,吾尔开希和王丹似乎通过强调他们的优势和条件把会议放在了一个稳固的基点上。总理也在耐心和注意地倾听着。

然而,就在这时,吾尔开希开始情不自禁了。还没给对方一个回应的机会,他就继续畅谈起来,“您这么大年纪,我叫您李老师,我觉得是可以的。李老师,现在的问题并不是在于要说服我们这些人。我们很想让同学们离开广场,广场上现在并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99.9%服从0.1%:如果有一个绝食的同学不离开广场,广场上其他几千个绝食学生也不会离开。”

这是一个相当荒唐的论调。他不仅对总理个人和他的职位表现出不尊敬的态度,而且完全错误地代表了他自己的一方。广场的学生一直兢兢业业地在建立他们自己尚不成熟的民主程序。李禄组建的学生议会几乎每晚都会为是否停止绝食投票,每次都有90%左右的票数要坚持绝食。吾尔开希自己大部分时间没有在广场上,可能并不清楚这些事实。他把学生描述成处于绝望和失控的状态,也把自己置于死胡同之中。

王丹试图挽回影响。他平静地解释道,“我们昨天对100多个同学作了一次民意调查,阎明复同志来讲话之后,是不是同意撤离广场。调查结果是99.9%的同学投票表示不撤离广场。”他随即立刻又强调了学生的两项要求,“不是动乱,平等对话”。他说,如果这两个条件能得到满足,他们可以回广场做学生的工作,劝说他们撤离。

在其他学生受邀表达他们的看法时,吾尔开希不耐烦地催促他们尽快地和简短地说到点子上。但大部分人还只是在重复着同样的调子。这时候身为对话团成员的北大学生熊焱倒是确实地为他们的态度增强了分量。他异乎寻常地表达了一个清晰的观点,告诉官员们说形势实际上并不完全由政府决定:“不管政府方面还是其它方面是否承认它是爱国的民主运动,历史会承认的。但是,为什么还特别需要政府及其它各方面的承认呢?这代表了人民的一种愿望,想看看我们的政府到底是不是自己的政府。”坐在另一边的北大党委书记这时也忍不住插话,为他的学生说话。

自从一开始被打断之后,李鹏总理一直铁青着脸安静地坐着。看起来他似乎就是在等待学生自我毁灭,而他们确实也几次差点走到了这个边缘。当他确定了所有学生都有过发言的机会后,李鹏很有针对性地要求在他再次发言时不要被打断。

也许是不经意,他立刻就被一位学生打断了。李鹏强咽了一口气,没有直接表示不满。他转而请他的部长们为学生作答复。李铁映、阎明复和其他人相继做了简短发言,都没有偏离政府的既定立场。最后,李鹏又讲话了。他强调他关心的只是要把绝食学生送出广场,挽救他们的健康和生命。在解释《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时,他老调重弹,再次说明他们从来没有指责“绝大多数”学生要挑起动乱的意思,这自然还是留下了抓“一小撮”的可能性。

然后,在试图直接回复学生的两项要求的努力时,他提高了嗓门,说出了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话:
同志们提出了两个问题,我们是理解的。我作为政府的总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今天不讲,我会在适当的机会来讲这个问题,而且我也差不多讲了我的观点。
这样,他看起来就要结束这场讨论了。他最后一次请求学生停止绝食。对面一直紧抱着氧气袋正变得越来越虚弱的吾尔开希再次与总理争辩。王丹义正辞严地强调说,如果真的闹成动乱的话,应由政府来负全责。

结束这场会见是阎明复的职责。他告诉大家他刚收到一张来自天安门广场的纸条,要求王丹和吾尔开希立刻回去。就在他宣布说“对话到此结束”时,一位学生立即站起来抗议:“这不是对话,而是见面。”学生们还要明确他们对话的要求仍然没有被满足。阎明复对这个技术细节不甚关心,他随口同意道,“对,是见面。”

这个不是对话的见面延续了大约一个小时。

李鹏与每一位学生握手告别,但一直避免着正面的目光接触。他显得不安和不耐烦。吾尔开希已经在椅子里瘫倒了,几位学生护士正在围着他忙乎。当大家走出房间时,王超华还抱着一线希望。她转头对着房子另一端的阎明复高声大叫,“阎部长,阎部长,你给我一个钟头的时间。我回去,可能的话,我在那边工作能做好的话,我告诉你,你们再发《人民日报》相关的消息。”阎明复没有回应就走开了,一切都已经太晚、太微不足道了。

学生们自己走出了人民大会堂,告诉其他的领袖们他们的会见因为李鹏的固执己见而破裂了。没人对这个结果表示惊讶。但所有人这时候都很郁闷,看起来不会再有更多和平解决的机会了。

大部分学生和普通民众是在详细地报道了会见的过程的晚间新闻里得知这次见面会的。第二天的《人民日报》还刊载了谈话的记录。它们都相当地全面和真实,只删去了少许直接冲突的段落。政府的确并不需要做太多的剪辑——学生一方,尤其是吾尔开希,表现得粗鲁、傲慢和不敬。

王超华不由得遐想,假如这次会议是由项小吉和赵紫阳分别主导,而不是吾尔开希和李鹏,那该会是怎样的一个结果呢?

八九文件:李鹏等会见绝食请愿学生代表


李鹏等会见绝食请愿学生代表

李鹏建议尽快把绝食同学安全送到各个医院去
学生代表坚持要求肯定这次学运尽早公开对话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鹏等领导同志于今天上午11时至12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的学生代表。

李鹏同志说,很高兴同大家见面。今天见面只谈一个题目,如何使绝食人员解除目前的困境。党和政府对这件事很关心,也为此事深感不安,担心这些同学的健康。先解决这个问题,以后有什么事都好商量。我们不是出于其它什么目的,主要是关心。你们年龄都不大,最大的二十二、三岁,我最小的孩子也比你们都大。我有三个孩子,没有一个搞“官倒”的,但都比你们年纪大。你们都如同是我们自己的孩子,都是亲骨肉。

北师大学生吾尔开希:李总理,这样下去,好象时间不够。我们应尽早进入实质性谈话。现在我想把我们的话说一下。您刚才说我们只谈一个问题,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不是您请我们来谈,而是我们广场这么多人请您出来谈,谈几个问题应该由我们来说。好在,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广场上现在已有许多人,有多少人晕倒了,您大概也清楚。我想重点是如何解决问题。昨天,赵紫阳同志书面谈话,我们都听了,也看了。为什么现在同学们都没有回去呢?我们认为,这还有点不够,很不够,我们提出的条件以及现在广场上的趋势您是知道的。

北京大学学生王丹:广场上的情况,我可以介绍一下。现在已有两千多人次晕倒。如何能使他们离开现场,停止绝食,必须全面解决我们提出的条件。上次同阎明复部长也谈过这个问题。政府一定要重视民心,尽快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的意见很明确,要使绝食同学离开现场,唯一的办法就是答应同学们提出的两个条件。

吾尔开希:您这么大年纪,我叫您李老师,我觉得是可以的。李老师,现在的问题并不是在于要说服我们这些人。我们很想让同学们离开广场,广场上现在并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99.9%服从0.1%——如果有一个绝食的同学不离开广场,广场上其他几千个绝食学生也不会离开。

王丹:我们昨天对一百多个同学作了一次民意调查,阎明复同志来讲话之后,是不是同意撤离广场。调查结果是99.9%的同学投票表示不撤离广场。在这里把我们的要求再明确一下,一、肯定这次学生运动是民主爱国运动,而不是所说的动乱;二、尽快对话,并现场直播。这两点如果政府能尽快圆满地回答,我们可以去现场向同学做工作,撤离广场。否则,我们很难做这样的工作。

吾尔开希:关于这两点,我还想说明一下,我们提出要尽快平反,否定社论,即第一,要求正面肯定这次学生运动,而且要反面地否定“四·二六”社论,否定是动乱。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说学生运动不是动乱。还有,应为这次运动定性。然后,可以想出几种办法,一、请赵紫阳同志或李鹏同志,最好是赵紫阳同志到广场去给同学直接讲话。二、人民日报发个社论,否定“四·二六”社论,向全国人民道歉,承认这次学生运动的伟大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尽量说服同学把绝食改成静坐,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解决问题。我们可以尽量说服,但我们还不敢说一定能够做到,但如果连这一点都不行的话,那后面的情况就很难说了。关于对话,应该是公开、平等、直接、真诚地同广大学生代表对话。这一点,国务院也说过,要对话,那么,我们这样提,为什么不可以?公开,就应有电视直播,这也是真正地公开,而且应有中外记者在场。关于平等这一点,应该是由有决策力的领导同志,与真正的、能影响学生运动的、直接由学生选出的代表对话,这才是直接、平等的意思。对话之中,不应再出现诸如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这样的说法”,“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也可以这么说,如果有些问题政治局会议未讨论到,而我们提出来了,应该马上再召集会议研究,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态度。

王丹:现在我们这些代表到这里来,实际是代表广场上绝食的同学,为他们的生命负责而来的,所以希望各位领导能对我们提出的两个问题表态。作为发起者和组织者,我们都为同学的生命安全担心。我想各位领导也会有同样的想法。基于这些想法,希望能对两个问题尽快明确。

吾尔开希:其他同学还有什么意见,赶快补充,因为我们时间不多。

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王志勇:希望尽快讨论。

北京大学学生熊焱:我们认为,不管政府方面还是其他方面是否承认它是爱国的民主运动,历史会承认的。但是,为什么还特别需要政府及其他各方面的承认呢?这代表了人民的一种愿望,想看看我们的政府到底是不是自己的政府。其实问题就在这里。第二,我们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我们都是有良心的人,有人性的人,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什么面子及其它什么东西都应放下来,只要是人民的政府,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人民是会拥护的。第三,我们对李鹏总理有意见,并不是对你个人有什么意见,对你有意见,因为你是共和国的总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生王超华:我同意刚才一个同学的说法,如果作出某种决议,但不代表广大同学的话,也是没有用处的。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王学珍:有不少北大同学在天安门广场。对同学们的行动,我们作为师长的,心里都很难过。我认为,我们广大同学是爱国的,是希望推进国家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广大同学不是代表动乱,这一点,希望政府能肯定。第二,希望政府的领导人,也希望总书记能到天安门广场,给同学们讲一讲,一方面表示理解同学们的心情,对于“官倒”、腐败现象,我们政府也已多次表示有决心解决。同时可把这些问题向同学们讲一讲,即没有人说广大同学的运动是一场动乱。我希望政府同广大同学配合,劝绝食同学回去。这样下去,对学生身体是不好的。中国的建设,民主政治的推进,都要靠青年人担负。

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王志新:民主、科学的口号已提70年了,但一直未达目的,现在又喊出来了。我再赠给政府一句话,从4月22日开始了请愿,结果你没有出来,5月13日开始绝食直到现在。世界上有个惯例,绝食7天的时候,政府应该给予答复,连南非这样的国家都能做到。再一个问题,不知道政府有何想法,现在,加入游行队伍的有幼儿园的阿姨等,各种人都有。

王超华:我认为,同学们是在自觉地搞一场民主运动,争取宪法赋予的权利,这一点,我希望明确,如果仅仅说是爱国热情,那么在这种热情下,什么事也会干出来的。否则,无法解释这次运动中的冷静、理智、克制、秩序。

王丹:还有发言的没有?没有了,那么请领导表态。

李鹏:我提一点希望,当我们讲话时,不要打断。我们讲完后,如果谁还有意见,可以再讲,充分地讲。

北京大学学生邵江:学生运动可能已经形成一个全民运动,学生是比较理智的,但是我们不能保证全民运动是理智的。我想请你们讲讲,这种事态怎么办?

李鹏:你们讲完了吧,请铁映同志讲一讲。

李铁映:我作为国家教委负责人,已经与明复同志和大家讲过。关于与国家教委建立一些对话渠道,听取广大教师和学生的意见,对我们的工作提意见,这个问题,从国家教委来讲,没有能够建立一个正常的、多层次、多渠道的形式,能使大家有说话的机会,我们做得不够。

这次学潮发展到这样的规模,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因为,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全国范围内很大的一场事件,而且问题是一些政治问题,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事态还在发展。关于对这次学生游行示威的看法,我在两次对话中已经表示了。广大学生在运动当中,应该说表现了爱国的精神,应该说提出了很多意见,表达了爱国的愿望,但是很多事情并不能完全凭我们主观的想法和良好的愿望,要看事态的发展和历史的检验。大家都是反对动乱的,我们也反对,学生也反对,全国人民也反对,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局面。如果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什么事情都吹了,不管是经济建设也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也好。我们振兴中华的这个愿望,没有一个稳定的局势,或者继续通过改革建立长治久安的稳定的机制,没有一个稳定的和平的国际环境,我看中华民族的振兴只不过是一个愿望,或者说是一句空话。不管我们内部有多少问题的讨论和争论,都应在民主法制的范围内进行。我们有人民代表,我们有人大,还有各种各样的机制。对广场上的学生和广大学生的最大爱护,就是希望我们共同努力,在逐渐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建立一个能够真正实现振兴中华的这么一个机制,这是我们的历史的任务,这也就是我们十三大提出来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要达到的目的。现在事情的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同志们的主观愿望和良好的爱国热情。例如从昨天来看,全国已有19个城市发生了不同情况的游行示威,有一些学生已从其他各地来到北京。现在广场上的那些学生已经不完全都是北京的学生。像这么一种秩序,已经不完全和我们的主观愿望相适应。为解决同学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已经举行几次对话。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来研究如何通过民主和法制的办法来加以解决。希望同学们能够认真思考,使我们在座的一些同学能够工作,使在广场上的同学尽快回到学校去。

阎明复:这些天来,我和同学们有过多次接触,我现在关心的唯一问题就是要救救在广场上绝食、体质非常虚弱、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孩子们。我想,问题的最终解决和绝食要分开,特别是没有参加绝食的同学,要爱护绝食的同学。我相信问题是会最终解决的。但是,今天就必须把一些身体非常虚弱的同学送到医院里去。我们应该达成一个协议,把这两个问题分开来谈,因为现在事态的发展正像我5月13日晚和吾尔开希、王丹讲的,已经超出了发起人的善良愿望,已经不是你们能够影响得了的。5月16日,我到广场上和同学们交换意见,我提出了3点:第一,请你们马上离开,把绝食的同学赶快送到医院去抢救;第二,我代表中央宣布,绝对不会对同学们“秋后算账”;第三,如果同学们不相信我的话,在人大常委会开会之前,我可以和同学们一起到学校里去。听说我走之后你们同学组织讨论,有些同学同意我的意见,但大部分同学不同意。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领导同志本想到广场上去看望同学们,因为没有与你们联系上,就没有办法进去,这一点你们可能都知道。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同学们自发产生的3个方面的组织,对局势的影响是越来越差了,现在事态的发展不是按你们的意愿进行的。事态会怎么发展,我们很担心。现在你们唯一可以影响的是,决定绝食的同学离开现场。党中央、国务院有诚意、有决心解决同学们提出的问题。现在人们关心的重要问题是孩子们的生命,对孩子们的生命要高度地重视,对孩子们的生命要负责。

陈希同:我来这里时,车子已经很难通行,所以晚到了。我作为北京的市长讲几句话。这几天事态的发展,同学们都已经看见了,广场上的游行大家也看见了。现在,许多人很关心这件事,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机关干部,都关心目前发生的事情。许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到市委、市政府,希望我们能够按照赵紫阳同志讲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大家知道,现在城市交通基本上瘫痪,生产受到极大的影响,有的工厂的一些工人也出来了,表示支持同学们。但多数群众希望不要再这样继续下去,希望安定下来。如果全城交通瘫痪了,供应中断了,会对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一点大家是很明白的。他们要我向同学们转达这个意见,现在,我转达了。

 现在,大家对绝食的同学都非常关心,医务工作者、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都十分关心绝食同学的健康,要求给他们以最大的方便条件,能够把绝食的同学顺利地送到医院。他们向我提出来,政治问题是政治问题,不要拿我们孩子的生命开玩笑,或者作为一个什么交换条件。我想,这一点希望同学们能了解。你们因为绝食,身体受到影响了,甚至于牺牲了生命,对国家、对个人都没有好处。我作为市长,就转达这两点意见,希望同学们多多协助,让红十字会能够履行他们的人道主义的义务,保证每个绝食同学的生命安全。我们市政府决心提供一切必要的手段,提供防雨、防寒设备,我们现在已经作了充分的准备。

李锡铭:我没有什么说的,现在首要的任务是不要有一个绝食的孩子生命受到威胁。要团结一致,先解决这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李鹏:我现在谈几点意见。大家愿意谈实质性问题,我首先谈实质性问题。我建议由中国和北京市的红十字会,负责把参加绝食的同学安全地送到各个医院去;我希望所有在广场上的其他同学予以协助和支持,这就是我的具体建议。同时,我要求北京市的和中央所属单位的各级医务人员,大力地抢救、护理参加绝食的同学们,以保证他们生命的绝对安全。不管我们之间有多少共同点,或者还有什么不同点,现在救人是第一位的。在这方面,政府责无旁贷,有责任。每一个在广场上的同学也应该从关心同学的立场出发,予以协助。我这个要求,不是讲等到绝食的同学在生命垂危的时候再把他们送走,而是现在就把他们送到医院去。我已经发出指示,要求各大医院想一切办法,腾出床位和必要的医疗条件,接待这些绝食的同学。这些天来,我们广大医务人员也是非常辛苦的,他们夜以继日地、精心地护理绝食的同学。今天上午,我和紫阳、乔石、启立等同志看望了在医院的部分同学。

第二点,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广大同学是在搞动乱。我们一直肯定大家的爱国热情、爱国愿望是好的,有很多事情是做得对的,提的很多意见也是我们政府希望解决的问题。我坦率地讲,你们对于解决这些问题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有些问题我们一直想解决,因为有许多阻力,未能及时解决,同学们极尖锐地提出了这些问题,能够帮助政府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这一点,我认为是积极的。但是,事态的发展,不以你们的善良的愿望、良好的想象和爱国的热情为转移。事实上现在北京已出现秩序混乱,并且波及到全国。我没有把这个责任加给同学们的想法,绝对没有这个意思。现在这个事态,已是客观存在。我可以告诉同学们,昨天京广铁路在武汉一段被堵塞了三个多小时,停止了铁路动脉的运输。现在有不少城市的社会闲杂人员,纷纷打着学生的旗号到北京来了。北京这几天,已经基本上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我再说一遍,绝没有把这个责任加给同学们的意思,我希望同学们想一想,这样下去最后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对全国人民负责的政府,我们不能对这种现象置之不理。我们要保护广大同学的生命安全,要保护工厂,保护社会主义的成果,保护我们的首都。这些话,你们愿意听也好,不愿意听也好,我很高兴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告诉大家。动乱,中国出现过很多次,原来很多人并不想搞动乱,但是最后发生了动乱。

第三点,现在是有一些机关的工作人员、市民、工人,甚至有我们国务院一些部门的人员上街游行,表示声援。我希望你们不要误解他们的意思,他们出于对你们的关心,是希望你们身体健康不要受到损害。但是这里面也有许多人的作法,我是不完全赞成的。如果他们劝你们吃点东西,喝点水,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劝你们尽快地离开广场,有话好和政府来商量,这完全是正确的。但是,也有不少人是在那里鼓励你们继续绝食,我不能说他们动机怎么样,但是这样做,我是不赞成的。作为一个政府的总理,不能不表明我的态度。

同志们提出了两个问题,我们是理解的。我作为政府的总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今天不讲,我会在适当的机会来讲这个问题,而且我也差不多讲了我的观点。如果今天一味要在这个问题上来纠缠,我认为是不合适的。如果你们认为你们自己在座的这些同学,不能够左右你们伙伴们的行动,那我就通过你们向在广场上绝食的同学发出呼吁,希望他们尽快结束绝食,尽快到医院去接受治疗。我再次代表党和政府向他们表示亲切的慰问,衷心希望他们能够接受政府对他们这一很简单、而且很紧迫的要求。

吾尔开希:非常抱歉,我刚才给您写了一个条子,我现在想提醒您,刚才说纠缠这个问题,我们学生现在只是从人道主义立场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一点,现在解决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说服我们在座的这些人,问题是在于怎么让他们离开。他们离开的条件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只有这一种可能性,这是客观现实。我们广场上如果有一个人不离开,再继续绝食的话,我们就很难保证其他的几千人离开。关于由红十字会解决这个问题,我请李总理和在座的领导同志们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的可行性。我现在再说一遍刚才说的话,咱们不要纠缠,这也是我们的意见。迅速答复我们的条件,因为广场上的同学正在挨饿,如果再不行,还在这个问题上纠缠的话,那么我们认为政府毫无解决问题的诚意,我们这些代表没有必要在这里再坐下去了。

王丹:如果李总理觉得会闹成动乱,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话,我可以代表广大同学说,应由政府来负全责。

熊焱:亲爱的李鹏同志,刚才您说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好像社会上有动乱的迹象,我要讲学生运动与动乱的关系。学生游行与动乱没有关系,望能及时解决。

阎明复:在今天这个对话中,大家的意见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了出来。李鹏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表示了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现在一个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尽快地使绝食的同学在红十字会的协助下,到医院里边去进行治疗。其他的问题,我们都有时间来解决。对话就到此结束。

王志新:这不是对话,而是见面。

阎明复:对,是见面。

首都部分高校负责人、专家教授也参加了会见。


八九文件



Thursday, May 17, 2012

八九一日:5月17日,北京各界百万人游行支持绝食学生,运动目标转向邓小平

北京的大学生在学运期间一直期盼着能够通过他们的行动“唤醒民众”,将学运扩展为全民运动。这个意愿在1989年5月17日——绝食第5天——似乎真的实现了。这天从早晨到晚上,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挤满了络绎不绝的游行队伍,支持和声援大学生。参加游行的北京民众数以百万计,来自各行各业,包括首都的党政机关和警察院校。即使是《人民日报》也以热情洋溢的笔法报道了这条的情形:历史将记住这一天

总书记赵紫阳这天发表书面讲话,呼吁学生停止绝食并保证不对学生秋后算账。但他未能回应学生的要求。讲话也没有得到人们注意。

严家其和包遵信等知识分子因为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中透露的信息而把矛头对准邓小平。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宣读了五一七宣言,直指学运的焦点是“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誓言要结束老人政治。

柴玲、李禄等绝食领袖也发现他们的队伍已经失控。大量新人加入绝食行列,人数现在超过两千。他们一度计划凡绝食者昏倒被送到医院后便停止绝食,直到最后一人被送往医院便结束。这一想法在众多新加入的绝食者这一现实面前无法实行。更多的学生在谈论绝水、自焚等极端手段。形势处于失控的边缘


八九一日


八九文件:历史将记住这一天


历史,将记住这一天
首都各界5.17声援绝食学生大游行纪实
《人民日报》 1989年5月18日


北京,千千万万颗心悬系在天安门广场。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近百个小时过去了,在饥渴与烈日的煎熬下,在悲愤的情绪中,绝食的学生已有一千多人晕倒。

人体绝食的警戒线是三天,超过,就可能会以生命为代价。

“救救孩子!”、“救救国家!”万万千千的人从心底发出了沉重的呼喊。

一场浩大的,有上百万人参加的声援绝食学生的游行,终于在五月十七日爆发!

首都抖动了

整个首都抖动了。

上午起,一支支游行队伍从四面八方涌向长安街。东迄建国门立交桥,西至复兴门外十里长街变成了人的潮涌,旗的海洋。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汽车上,挂着醒目的条幅——“陈景润关心绝食学生”,它表达出知识界的一片爱心。游行队伍中,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韩大成郑重地说:“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记入中国史册!”

游行队伍中有钢铁工人、建筑工人、电子工人、机电工人、汽车工人……他们打出的横幅上大字书写着:“工人阶级是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坚强后盾!”

农民也来了。北京密云县的农民刘大爷告诉同行者:“我今年六十七岁了,这几天看电视,知道学生在遭罪,太可怜,我就出来了。”

佛教徒们也举着标语走进了广场,他们上前慰问学生,更望各界“慈悲为怀”。

“东北在呐喊!”——来自沈阳的大学生打着横幅出现了;“上海同北京同呼吸!”——上海的大学生代表走上了长安街。天津、河北、河南、浙江……许许多多的外地学生加入到游行队伍中。香港学联的代表携带着各校的捐款,也来到广场中心绝食同学的面前。

“救救学生,真诚对话”;“反对腐败,铲除官倒”;“癌症不除,国无宁日”……游行的人们大声发出响亮的呼喊,也公开表达出对祖国前途与命运的忧虑与希冀。

“人道”!中国革命博物馆高大建筑上飘扬着的写有这两个大字的旗帜,道出了广场上人们的心声。

人民的心愿

从早到晚,数百万人自发地涌上街头,数不清的企事业单位的游行队伍,尽管必不可免地带来某些街道的交通阻塞,但是,纵观整个游行活动,却是队伍严整,秩序井然,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和事故。

下午六时三十分,东长安街,工人队伍仍然络绎不绝向天安门进发。“北京汽车制造厂”、“北京印染厂”、“北京起重机厂”、“北京内燃机总厂”、“首都钢铁公司”……工人们亮出自己的厂名,高声呼出自己的心声:“我们工人来了!”“向学生致敬!”他们是刚刚下班,来不及脱下工作服,便加入了游行声援的行列。

在崇文门北街,北京市焦化厂的工人走下班车,展开旗帜,打出标语,迅速组成了一支游行队伍。他们是从京郊三十里外的工厂下班回城的,不奔家,不吃饭,喊着口号向天安门进发了。一位工人告诉记者:“我们不能停工,停工北京就没有煤气烧了,只能下班赶来游行。”

在北京站附近的公共汽车站,十路、二十路公共汽车的调度和司乘人员说:“我们这两路车都经过天安门广场,学运一个月来,出车是受到了影响,也耽误了一些乘客赶路。奇怪的是竟然没有听到多少怨言,而且没有发生一次伤人和死人的交通事故。”

在大北窑四路汽车站,约有二十多人在耐心地排队等车。游行队伍中有人向他们呼喊:“对不起,耽误你们乘车了!”回答是:“不怪你们,我们理解。”一位拎黑色提兜的妇女说得更有意味:“我是为游行助威的,只不过站在了站牌下。”

母亲在流泪

面对着奄奄一息的学生,人们再也忍不住了,千千万万的人,甚至是生命垂危的癌症患者,也前往天安门广场,向绝食学生伸出了援助之手。

北京三露厂几十位聋人职工举着写有“聋哑人支持你们”的横幅,默默地、比比画画地进入了天安门广场,走到绝食学生队伍面前,他们掏出了表达自己心意的字条:“同学们:你们的运动是正义的!你们的所有要求正是我们所有聋人多少年来想要说但无法说的话,因此,我们聋人的内心里非常感谢你们,支持你们。我们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们的心意,只好将我们通过劳动换来的钱送给你们,请收下我们的这点心意吧!”

整整一天,广场上不断广播着各党派、团体、机关和个人的声援信。此时,绝食指挥部的广播站正在播放解放军总医院的医护人员写来的慰问信。信中深情地说:“同学们已经五天没有进食,许多人晕倒了,我们对此万分难过,时刻都在挂念着你们。同学们,党心、军心、民心都向着你们,胜利属于你们,未来属于你们!”

中午,烈日炎炎,游行者挥汗如雨。

建国门至东单的街道,一些国营或集体餐馆、冷饮点的师傅们,以及住在临近的一些家庭主妇们,自动抬出茶桶,提出水壶,拿出冰糕、冷饮,免费供应路过的游行队伍。

一群小孩子捧着茶壶茶碗,一边义务递茶送水,一边高喊:“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辛苦了!”

绝食还在继续

轰轰烈烈的大游行,使正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及声援的学生感到极大欣慰。

记者问一位支撑着坐起来的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绝食的罗仕剑同学:“人民大众已经行动起来了,你们是否考虑需要结束绝食,离开天安门广场?”他说:“我认为光是人民觉醒还不够,还希望党的领导能拿出行动来,和人民站到一起。我们不希望党和人民脱离,为了党和人民的团结统一,我们还要继续绝食到底!”另一位名叫金国善的同学拿着当天的《人民日报》,指着谌容的文章说:“作为一位母亲,她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我的母亲也会这么说的。但是要我们结束绝食做不到。绝食是有明确目的的,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罗仕剑还告诉记者,五月四日曾收到父母从湖南老家寄来的信,要他回家。昨天,他在绝食现场给爸爸、妈妈回了一封信,随信寄去了一张报导学生运动的报纸,说明“人民是支持我们的”。他相信父母在理解了儿子的行动之后,一定会支持他们的。

中央戏剧学院有十二名绝食学生十六日上午开始绝水。在他们一旁立着舞美系同学制作的巨幅画像,上面画着裸体的母亲在祈求“救人”。北京市急救中心的医生痛苦地告诉记者:“最危险的是他们这几个人,如果再这样拖延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凌晨二时半,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的老教授慕百锁闻讯赶来看望绝水成员之一的儿子慕锋。慕百锁指着东侧第三个躺着的学生说:“那就是我的儿子。”这时,慕锋也艰难地抬起头望着白发苍苍的父亲,父子相互挥了挥手。

“我现在很激动,不能说出什么。我只告诉儿子,要听医生的话。”慕百锁对记者说:“我和老伴都不愿意孩子死去,我只有两个孩子啊!但我觉得为争取民主,献出儿子值得!”

中央美院副教授吴小昌,本来是来看望儿子的,可他决定从今天起开始绝食。他说:“我们知识分子不是穷得什么都没有了,还有胆量和勇气。我在这里感受到,一切都是这么美好和高尚!”

时至深夜,游行还在继续,绝食还在继续。

午夜,在热潮中翻滚了多日的天安门广场,飘起了细细的小雨。广场上,气温明显下降。但是,人心中的热潮是否降温了呢?一位身体虚弱的绝食学生说:“我们还在等待,但时间不多了……”

焦躁与理性同在,愤怒与期待同在,痛苦与希望同在……

五月十七日,历史,将记住这一天。


八九文件



八九文件:知识分子五一七宣言


知识分子五一七宣言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
严加其、包遵信、李南友等

从五月十六日下午二时起,三千馀名同学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一百小时的绝食,到现在已有七百多位同学晕倒。这是我们祖国历史上空前悲壮的事件。同学们要求否定《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要求现场直播和政府对话。面对我们祖国儿女一个又一个倒下去,同学们的正义要求迟迟得不到理睬,这就是绝食不能停止的根源。现在,我们祖国的问题已充分暴露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这就是,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这样一个不负责任和丧失人性的政府,不是共和国的政府,而是在一个独裁者权力下的政府。

清王朝已死亡七十六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没有这个独裁者说话,四月廿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就无法否定。在同学们进行了近一百小时的绝食斗争后,已别无选择,中国人民再也不能等待独裁者来承认错误,现在,只能靠同学们自己,靠人民自己。在今天,我们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从现在起,同学们一百小时的伟大绝食斗争已取得伟大的胜利。同学们已用自己的行动来宣布,这次学潮不是动乱,而是一场在中国最后埋葬独裁、埋葬帝制的、伟大爱国民主运动。

让我们高呼绝食斗争的伟大胜利!非暴力抗议精神万岁!

打倒个人独裁!独裁者没有好下场!

推倒四˙二六社论!

老人政治必须结束!

独裁者必须辞职!

大学生万岁!人民万岁!民主万岁!自由万岁!

 
八九文件


Wednesday, May 16, 2012

八九一日:5月16日,阎明复到广场做人质请求学生停止绝食,中苏高峰会议

1989年5月16日,绝食进入第四天。这天一早,柴玲和李禄召集各校绝食学生代表开会,正式投票选举了绝食指挥部领导,他俩分别为总指挥和副总指挥的安排才有了民意基础。指挥部加强了保护绝食学生的纠察队工作。纠察队员手拉手组成人墙,开辟一条从广场中心到长安街的“生命线”,保证救护车进出。

参加绝食的人数还在持续增长,早期参加绝食的学生多数昏厥,被送到医院打点滴。很多人在医院进食后重返广场继续绝食。广场中绝食圈子里也出现偷吃的现象。一些对此不满的激进学生因此鼓动绝食绝水,激化矛盾。政法大学的几位学生转移到新华门口进行他们自己的绝食绝水行动,后在该校老师吴仁华等劝说下改为绝食。

由严加其、包遵信等知识分子起草的《五一六宣言》已经征集到一千多签名,包括著名作家巴金、艾青、刘心武等。严加其在天安门广场宣读了这个宣言,指出学运是“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的历史契机”。

仍然处心积虑地试图化解这场危机的阎明复傍晚来到广场声泪俱下劝说学生,并提出自己可以留在广场做“人质”,以保证学生的要求会得到政府的回应。王丹、吾尔开希分别发言为阎明复人格担保。吾尔开希演讲时昏倒,由救护车送往医院。阎明复很奇怪地也借机离开了广场。

来访的戈尔巴乔夫这天分别会见了中国的政要邓小平、赵紫阳、李鹏等。赵紫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时向戈尔巴乔夫透露中共中央一直存在一个内部决议,即所有重大决策必须由邓小平把关。这个消息本身并不那么惊人,但赵紫阳的一些幕僚人物立即把它理解为赵紫阳向邓小平直接挑战的信号。


八九一日


八九文件:知识分子五一六宣言

知识分子五一六宣言


六十年代的《五一六通知》在中国人民心中无疑是一个专制与黑暗的象征。二十三年后的今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民主与光明的召唤。历史终于到了一个转折点。当前,一场以青年学生为先导的爱国民主运动正在全国崛起。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北京和祖国各地,大规模游行示威彼伏此起,波澜壮阔。数十万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抗议腐败,呼唤民主与法制,表达了工人、农民、军人、干部、知识分子及一切劳动阶层的共同意志。这是一次继承和超越五四精神的民族大觉醒。这是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的历史契机。

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走上了一条民族复兴的现代化道路。遗憾的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不力,初见成效的经济改革也严重受挫,腐败现象日趋严重,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全国人民寄予厚望的改革事业面临着重大危机。中国正处于一个严重的关头。在这个决定人民、国家和执政党命运的时刻,我们参加本声明签名的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特此于今天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郑重签署如下声明,公开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

一、我们认为,面对当前的学生运动,党和政府的某些领导是不够明智的。特别是在不久前,还存在着试图以高压和暴力来处理这场学生运动的迹象。历史的教训值得借鉴:一九一九年北京政府、三四十年代国民党政府以及七十年代末期四人帮等独裁政权都曾以暴力镇压学生运动,其结果无一例外,都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历史证明:镇压学生运动决无好下场。最近以来,党和政府开始表现出值得欢迎的理智。如果运用现代民主政治的规则,遵从民意,顺乎潮流,将出现一个民主的稳定的中国。反之,将极可能把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引向真正动乱的深渊。

二、以民主政治的形式处理目前的政治危机,其不可迴避的前提,就是必须承认在民主程序下产生的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反之,就与国家根本大法所规定的结社自由相抵触。一度把学生组织定性为“非法”的做法,结果只能激化矛盾,加剧危机。

三、导致这场政治危机的直接原因,恰恰是青年学生在这场爱国民主运动中强烈反对的腐败现象。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误并非仅仅是教育,更在于忽视了政治体制改革。未经根本触动的官本位、封建特权进入流通领域,才造成恶性腐败。这不仅吞噬了经济改革的成果,还动摇了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党和政府应该汲取深刻教训,切实按照人民的要求,果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废止特权,查禁“官倒”,消除腐败。

四、学运期间,以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为代表的新闻机构隐瞒事实真相,剥夺公民的知情权;中共上海市委停止《世界经济导报》主编钦本立职务。这些完全错误的做法,是对宪法的极大漠视。新闻自由是清除腐败,维护国家安定,促进社会发展的有效手段。不受监督制约的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不实行新闻自由,不准民间办报,一切关于开放改革的愿望与允诺只能是一纸空文。

五、把这次学生运动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是错误的。承认并保护公民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权利,是言论自由的基本涵义。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实质就是压制和打击不同的政治见解。只有一种声音的社会不是稳定的社会。党和政府有必要重温反胡风、反右、文化大革命、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的深刻教训,广开言路,与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全体人民共商国是,才有可能形成一个真正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六、所谓抓“一小撮”、“长鬍子”的幕后指使者的提法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公民,不论年龄大小,都拥有同等的政治地位,都有参政议政的政治权利。自由、民主、法治从来不是被赐予的。一切追求真理、热爱自由的人们,都应当为实现宪法所赋予我们每一个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而不懈努力。

我们已经来到一个历史的关头。

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已经再无机会可以丧失,再无后路可以退却。

富于爱国传统和忧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意识到自己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挺身而出,推进民主进程,为建设一个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的现代国家而奋斗!

人民万岁!

自由的、民主的中国万岁!

巴金、严家其、包遵信、刘再复、艾青、苏绍智、李泽厚、郑义、赵瑜、李陀、范曾、冯至、吴组缃、季羡林、王瑶、严文井、叶君健、杨宪益、李洪林、温元凯、张权、苏晓康、王鲁湘、汪曾祺、刘心武等一千余人联署。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于北京


八九文件


Tuesday, May 15, 2012

八九一日:5月15日,戈尔巴乔夫抵京,绝食指挥部成立

1989年5月15日,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抵达北京,开始两个共产党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性高峰会议。因为绝食学生依然占据天安门广场,欢迎仪式只能临时改在机场草率完成。豪华的外宾车队也因为学运带来的交通堵塞只能在北京小胡同内绕道。陆续来到北京采访这一国际事件的西方记者大都没能赶上采访机会,他们的注意力也很快转向广场上的学生。

与阎明复的对话崩溃后,绝食学生的处境顿时变得极为艰难。戈尔巴乔夫欢迎仪式的变动不仅是政府在国际上丢脸的事件,也是学生失去他们手中唯一底牌的标志。就在这条临晨,吾尔开希曾经在广场上的学生广播站声嘶力竭地呼吁绝食学生转移到广场一角,把人民大会堂前的空间让出来供举行欢迎仪式用。学生们很不情愿地挪了位置,但这一微不足道的举动并没能改变大局。

柴玲和李禄因为吾尔开希的自作主张大为恼火,他们决定与高自联分手,自己组建新的领导机构。上午,柴玲正式宣布绝食指挥部成立,自任总指挥并委任李禄为副总指挥。李禄在清点人数时发现当时加入绝食行列的学生已经超过一千人。


也是这天早晨,李铁映和阎明复再度与学生对话,但这次对方是官方的学联组织代表。两人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阎明复甚至表明学生四二七和五四两次大游行所代表的学运主流是肯定的,只是对“未向政府申请”表示遗憾。但这一表态并没能引起注意。

下午,郑义、严家其、包遵信等知识分子带领近万名首都知识界人士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他们的行动令广场出现人山人海的热烈场面。郑义和其他一些青年学者留在广场为学生做幕后参谋和秘书工作。

知识分子游行时拒绝了戴晴的参与,声称她是政府奸细。他们到广场后也立即指责“来路不明”的李禄为特务。(来自南京的李禄没有携带学生证,也没能证明他是学生。)同为绝食发起人的王文、马少方和程真等人出于对柴玲和李禄的不满发起第一次“政变”,试图推翻刚成立的指挥部但没有成功。这些行为令完全信任李禄的柴玲感情上深受打击。


这天晚上,大量民众曾一度聚集人民大会堂台阶,试图冲击正在举行国宴的大会堂。柴玲、李禄和吾尔开希等人带着绝食学生上去守护大会堂并在艰难中劝散了大伙。


八九一日


Monday, May 14, 2012

八九一日:5月14日,对话团、绝食学生与阎明复对话,十二学者上广场劝说学生

1989年5月14日一早,没有参加绝食的封从德来到广场。他在前一天买了一大块黑布,花了一晚上缝成一面大旗,上面用黄颜料写上“绝食”两个大字。他们在广场上把旗子悬挂在灯柱上,远远看去都很引人注目。然后他花了大半天设置一个临时广播站,播放各种磁带,包括柴玲朗读绝食书的录音。

阎明复这天代表政府做出了最大的让步:他同意与学生代表进行正式、平等的对话,以满足学生两大要求——“不是动乱、平等对话”——之中的一项。然而这个仓促而成的对话却由于双方之间缺乏信任、计划和沟通而失败。对话过程的详情请阅《天安门对峙》书摘片段。

对话失败后,十二位著名知识分子(戴晴、于浩成李洪林、严家其、苏晓康、包遵信、温元凯、刘再复、苏玮、李泽厚、麦天枢、李陀)接受王超华邀请,由王丹等带到广场向绝食学生演讲。广场顿时人山人海,气氛热烈。戴晴朗读了一份他们刚刚写就的紧急呼吁。但当她以似乎居高临下的口吻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时,学生被激怒。学者们不得不在一片嘘声中撤离现场。


八九一日



《天安门对峙》书摘:与阎明复对话

以下是《天安门对峙》第8章部分内容,描述学生与阎明复对话过程:


就在同一个清晨,阎明复得到消息,已经有了戈尔巴乔夫的欢迎仪式不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决定。他很是震惊。这个高峰会议不仅仅是一个中国外交的里程碑,它还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新闻界人士来京采访。这样的一个决定比让政府直接在脸上挨一个耳光还要难堪。他表现得很愤怒,但依然还是抓住一丝希望。因为前一天晚上会议的鼓励,他觉得可能还有时间,但他必须采取更快更大胆地行动。

阎明复发现王丹、吾尔开希和王超华还在他的统战部大院里。他把他们都召进一个小会议室。阎明复平静却也很权威地告诉他们政府现在可以与他们进行正式的对话。学生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的代表,阎明复本人和另外几位部级官员将代表政府方面。

几位学生听到这话都难以置信。这是对他们的要求的一个极大的让步,也正是阎明复前一天晚上还没法做到的事。事实上,他是要完全地在学生们要求的条件下举行这场对话,这样他不仅承认了他们作为合法学生领袖的地位,也把他们当作了平等的对手。就在一个星期以前,国务院发言人袁木还信誓旦旦地向全世界宣告这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的。在震惊之余,王丹和吾尔开希嘟囔着抱怨政府方面代表的级别不够高,他们希望能有赵紫阳总书记或李鹏总理的参与。阎明复不吃这一套,他打断他们,激动地为他自己的级别辩护。学生们聪明地没有再坚持。

但他们还是有另一个要求:这场对话必须要现场直播。在中国,因为新闻检查的原因,极少有现场实况直播的活动。所有节目,从政府机关的运作到每年极受欢迎的春节联欢晚会,都是预先录制好,经过编辑之后才能通过电视向大众广播。不过学生领袖们对此别无选择。各种与阎明复接触有关的传言已经在天安门广场泛滥。绝食学生担心他们正在被人出卖。这些领袖告诉阎明复,如果没有现场直播的话,他们会失去自己人的信任。

这次轮到阎明复做出合情合理的表现。他并不反对这个要求,但不是很确定技术上是否能做得到。大多数电视转播器材都已经被用来为高峰会议作准备了,他们也许没有足够时间安排好实况转播。他建议采取一个折衷方案:对话过程全程录像。一旦一盘录像带录满了,它就立刻在学生的监督下密封起来传送到中央电视台播放。这样,虽然不是实况,对话过程也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延续下真实地播放。同时,学生们还可以自己用录音机录音,把录音带及时传送到天安门广场自己播放。

就在学生还在犹豫的当口,阎明复扔下了他的重磅炸弹:无论他们是否撤出天安门广场,戈尔巴乔夫的欢迎仪式可能都不会在那里举行。这消息立刻就解决了他们之间的争端。

政府会在这样重要的场合逼他们摊牌的可能性令王丹、吾尔开希和王超华很是担忧。他们从来没有准备干预国家的外事活动,也从来没想过这有可能真的发生。他们不但要为令国家丢脸承担责任,而且还会失去他们手中最大的一张王牌。如果没有了这张牌,这一切将如何收场?

王超华提出她可以去找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来劝说学生撤离。阎明复立刻就提供了帮助,他派了一辆车交给王超华使用。另一辆小客车随后被派往政法大学去接对话团。

因为她的家庭背景,王超华对首都的知识分子圈子很熟悉。她尤其与戴晴——面向知识分子的《光明日报》的一名著名记者——比较亲近。戴晴比阎明复小10岁,也同样是一名红色后代。在她父亲在早期革命中成为烈士之后,戴晴是由作为人民解放军中十大元帅之一,在粉碎“四人帮”的政变中举足轻重的叶剑英抚养成人的。不过戴晴很早就有了相当强的独立态度。她利用自己的背景所带来的保护优势出版了一系列与异议人士方励之观点相近的文章。她也通过自己单枪匹马唐吉诃德似的以环境保护为由反对三峡建坝的努力出了名。王超华小时候就认识了戴晴,后来大学毕业后在《光明日报》实习期间又与戴晴在同一个楼层工作过。

就在绝食决定被作出的那个晚上,王超华就曾经自己跑到戴晴的家里。她几乎没说什么话,就是在戴晴的小客厅里哭了一场。她当时就希望名声在外的戴晴能够为年轻的学生们提供一些急需的指导。

不过戴晴则一直有着她自己的打算。过去的十来天是新闻界最好的时光。在赵紫阳的庇护下,几十年的新闻管制政策几乎在一夜之间融解了。经过一些个人的努力,戴晴已经得到胡启立的首肯,可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整版出自有争议的著名知识分子的观点。这是一个几星期前还不可想象的机会。这时她正忙着召集这些知识分子开座谈会。她邀请的嘉宾中包括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如撰写了文化大革命历史的政治学家严家其和出版过一系列介绍西方思想的启蒙丛书的包遵信。一个月以前,一个类似但未经授权的为纪念胡耀邦逝世而召开的座谈会也包括了几乎同样的角色。那个会议的纪要发表在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上,结果报纸被关闭、主编被撤职。现在,戴晴得到了来自政治局常委委员的准许,可以做完全同样的事情。

王超华来到《光明日报》时戴晴正在招呼她那些杰出的客人们进入一间会议室。戴晴极度兴奋,她可以预见到印有这些人话语的报纸会在读者中引起多大的反响。然而,她对王超华的到来却是毫无准备。

戴晴只看了一眼王超华那张疲惫和忧愁的脸就知道她是为何而来的了。虽然她很是同情,戴晴还是不能容许她的小小座谈会被学生运动所劫持。尽管如此,她还是邀请王超华参加了会议并把她作为来自广场的学生领袖介绍给大家。但就在王超华能够说出几句话或流下一滴眼泪之前,戴晴抢先发话,强调这个座谈会的目的和重要性。她极为兴奋地宣布了她与胡启立达成的协议:《光明日报》上一整版!她的热情得到了很大的回应。对于她的听众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宣读他们已经准备好的发言稿。发言过程中几乎没有插话或讨论。王超华为他们缓慢沉闷的节奏和宏大空洞的语言感觉到无法忍受的痛楚。但她只能咬着嘴唇。她的家教使她对知识分子极为敬重,不可唐突造次。时间在慢慢地逝去。

终于,他们全部结束了他们准备好要说的话。作为礼貌,他们请王超华也说几句。王超华情不自禁了,她一句话还没能说出来时眼泪就顺着脸颊流淌不止。她以因颤抖而口齿不清的嗓音告诉大家天安门广场那里并不是这些知识分子在他们讲话里所幻想的那样一个光辉和历史性的事件。相反,形势极其严峻。在她讲话的过程中,她越来越因为自己的词不达意而难受。她为自己无法表达出她自己需要说出的意思而绝望。但通过她的泪眼,她可以感觉到屋子里许多人也在哭泣。在她请求知识分子们去广场劝说学生撤退时,每个人都积极地响应着,“对,我们必须去。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就在王超华恢复她的情感状态时,知识分子们已经开始做他们最拿手的事了。就在短短几分钟之内,他们起草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以一个父辈的态度表达作者们在听到绝食的消息后“非常理解、非常难过、非常担忧”。因为民主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实现,为了中国改革的长远利益和中苏最高级会晤,它恳请学生“发扬这次学潮中最可贵的理性精神,暂时撤离天安门广场”。

这里面“暂时”二字的确切含义并不是很清楚,不过似乎也不重要。因为声明在那之后便转换了语调,强调起他们自己对政府的态度来。它要求中央负责人立即发表公开讲话,宣布这次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并保证不对学生实行任何形式的秋后算账。它还要求政府承认学生的自治组织,保证不对绝食和静坐学生采取暴力行动。如果政府不能做到这些条件,声明的作者“将和同学们一道”,“坚定不移地奋斗下去”。

这最后的几句话也许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放进去安抚学生或满足作者的自我感觉。不过这也似乎显示出这些知识分子们已经准备自己参与运动,因此实际上抵消了声明中希望学生撤退的意图。他们提出的要求其实比学生还多,学生在这个时候已经把他们的要求简化为两条:“不是动乱,平等对话”。

王超华知道这个声明不大对劲,但在她的状态下她说不清楚具体是什么不对。她开始意识到她对这些知识分子的期望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他们与现实已经毫无指望地脱节了。她很犹豫地解释说她担心这样的一个声明不足于劝说学生撤退。她的声音很微弱,她也清楚她没法说服任何人。严家其对这个声明的语调已经很恼火。他拍着桌子说他们搞错了对象,“我不明白,现在咱们为什么要劝学生,现在要劝应该劝政府。”他愤怒地指控道。

王超华还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也许她能让这些知识分子与绝食的学生单独会次面。如果他们有可能私下里劝说柴玲,事情可能会更有希望。戴晴立即给统战部打电话安排,那里是这种会面最方便的地点。在电话的另一端,她只能听到有人在忙乱地叫嚷,说现在不可能做任何安排。于是戴晴又打了几个电话之后找到了一个场所。王超华立即又上了她那辆车子奔往统战部。她觉得她会在那里找到与阎明复对话中的柴玲。

但她对将要面临的场面丝毫没有思想准备。


终于到了对话团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这个组织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目的专门设立的,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星期。他们在每一个具体的课题上都有指定的发言人和一个支持的团队。他们甚至还做过练习和彩排。现在他们对与政府官员们面对面坐下来冷静和理性地讨论问题满怀信心甚至感觉自在。

不过要让这一切成为现实,项小吉和沈彤知道他们必须控制得住他们自己这边的人,尤其是绝食学生们。可他们没有多少实力可言。是绝食最终把阎明复拉到对话的桌子上的,现在已经不可能再把本来就不信任对话团的绝食学生拒之门外了。

另一方面,绝食学生也有着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对这一个能在电视上向全国播放的机会——即使是延迟的——兴奋莫名。这是一个让他们的声音得以广为传播的绝好时机!柴玲迅速从天安门广场收集了一批标语条幅送到统战部,其中就包括那幅“妈妈,我饿”的标语。她把它们放置在会议室里学生一边作为背景。她还带来了一盘自己朗读《绝食宣言》的录音带。如果他们有机会在对话中播放这盘录音带,它将向全国各地播放,永久地载入史册。

二楼的大会议室这时候已经被布置成一个类似外交谈判的场所。会场的中间是一张长长的椭圆桌子。阎明复这次不再坐在一端的首席,而是坐在政府一边的中间位置。他旁边是教委主任李铁映和另外10位部级官员。在桌子的另一边,沈彤坐在阎明复的正对面。项小吉则面向李铁映。他们旁边是一些对话团的指定发言人。项小吉特意落实了这样的安排以突显对话双方的平等地位。

王军涛呆在大院里的另一间屋子里,他和其他年轻的知识分子没有被邀请参加这场正式对话。也许在阎明复的眼里,他们已经完成了他所需要的使命。

会议室里的正式、外交般的气氛被站在对话团成员后面的一些绝食学生所打破。他们头戴标志性的发带,脸上带着肃穆的表情。项小吉已经与他们达成一个妥协,允许他们的一部分人在场,想必只是旁听的意思。会议桌上零零散散地有很多录音机,它们都已经开始在录音。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有一架录像机,上面有着中央电视台的标志。沈彤确定了录像机上的红灯在闪烁后开始了会议。

起初,对话是在友好、客气的气氛下进行的。对话团的发言人逐一表述了他们准备好的议案。阎明复和李铁映很认真地听着,也极为诚恳地回答了大多数问题。但很快地,项小吉和沈彤身前的桌面被他们后面站着的绝食学生递过来的小纸条所淹没。绝食学生正在失去耐心,他们要提出自己的看法。会议不久就偏离了原有的议题。坐在桌子两边的人都尽力保持耐心,但讨论越来越趋于漫无边际。

没多久,绝食学生已经不满足只是递条子了。有人提出这个会议应该直接听取他们的意见。吾尔开希插话说他手里正有一封绝食学生写给妈妈的一封家信。来自北师大同是绝食的发起人之一的女生程真没有征求许可便高声朗读了那封信。

柴玲一直都像平常一样很安静,但她因为吾尔开希的擅自行为很不高兴。那封信虽然感人却缺乏实质内容。她觉得吾尔开希浪费了一个极其宝贵的机会。会议继续进行下去的时候,柴玲觉得她没法再等下去了。她找到一个机会尖锐地质问阎明复:“你究竟认为学生运动是怎么样的?”被当场将了军的阎明复在保持诚实而又不越过既定界限之间挣扎着:“我个人非常愿意说你们是爱国的。但是我不能说。”

会场上又爆发了激烈的辩论。一只手指终于按下了一个录音机上的播放键。突然,柴玲朗读《绝食宣言》的情绪化声音充满了整个房间 :
我们想请求所有正直的中国公民,请求每个工人、农民、士兵、平民、知识分子、社会名流、政府官员、警察和那些给我们炮制罪名的人,把你们的手抚在你们的心上,问一问你们的良心,我们有什么罪?我们是动乱吗?我们罢课,我们游行,我们绝食,我们献身,到底是为了什么?可是,我们的感情却一再被玩弄,我们忍着饥饿追求真理却遭到军警毒打。学生代表跪求民主却被视而不见,平等对话的要求一再拖延,学生领袖身处危难。

就像另一个开关也被按下了一样,嘈杂的屋子一下子安静了。在接下来令人心悸的十几分钟里,没有人发出任何声音,作出任何举动。屋里的每一个人,包括阎明复本人,都流泪了。项小吉和沈彤在桌子上互相握紧了手。
我们不想死,我们想好好地活着,因为我们正是人生最美好之年龄;我们不想死,我们想好好学习,祖国还是这样的贫穷,我们似乎留下祖国就这样去死,死亡决不是我们的追求。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够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够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就没有权利去偷生。

就在录音播放完的时候,绝食学生中间传出一个微弱的声音:“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政府不要指责我们挑起动乱。”

对话已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开始觉得很不安。他们曾经被告知已经达成的妥协,可以在一个小时的延迟后看到电视转播。但这会儿还是没有任何转播的迹象。

封从德已经在广场设立了一个新的广播站,把他们自己的高音喇叭高高地挂到了那里的旗杆上面。由于其他的绝食领袖都在对话现场,他在这里成了事实上的领导。焦虑的他不断地派出学生通讯员前往统战部查看,他们一个也没回来报信。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这时已经是7点钟,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节目时间。新闻里没有提到对话的消息。这成为最后的一根稻草。广场上所有的绝食学生都自发地聚集起来向只有一二公里远的统战部进发。他们一路上高呼口号,“停止对话!”“现场直播!”

王超华还没到达统战部就发现她的车子被街上汹涌的绝食学生所堵塞。她跳下车跑进去,看见项小吉正从会议室里出来。他们之间隔着一大群绝食学生,其中一些是封从德派来的通讯员。越来越多的学生在涌入。项小吉极力劝阻着人群不要冲击会议室,他很明显地难以为继。绝望中,他看到了王超华,知道她是一位比较成熟和理性的学生领袖。于是,他大声建议由王超华代表外面的学生进入会议室。外面的人群并不认识或信任王超华,他们要求另加两名绝食学生与她一起进去。

项小吉并不知道王超华这时已经晕头转向了。在这个折磨人的一整天之后,她已经弄不清楚究竟是在发生什么事。匆忙之间,他们3人破门而入,把里面的人都吓了一跳。王超华不待喘息就立刻大喊,“不要对话了。”她解释说外面没有电视转播,“在绝食团同学没有接受的时候,你们这种对话是不能接受的。马上停止。”

屋子里第二次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沈彤失控了,他站起来,猛地拍了一下桌子,然后直接指着阎明复的鼻子大叫,“为什么你不转播?你完全清楚没有转播的话我们没法继续!”

阎明复的脸变得惨白。他看起来的确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看看身旁的部长们,没能得到任何答案。过了艰难的一小会儿,他低声说,“如果我们不能继续,我们就不能继续了。”

他站起来慢慢地走了出去。



Sunday, May 13, 2012

八九一日:5月13日,绝食学生进入广场,阎明复试图斡旋

1989年5月13日一早,身心俱疲的王超华准备向高自联辞职时听到政府准备对话的消息。她出于责任感立即改变了主意。高自联也因为学生的绝食行动促成了政府对话的结果转而支持绝食。

这天早上北大南门附近很热闹,装饰了一些欢送绝食学生的标语和旗帜。作家班制作了一条巨幅标语:“壮士一去兮盼复还”。一些青年教师在那里的燕春园饭馆为学生提供“最后的午餐”。北大这时有100多位绝食学生,加上300多为他们服务的学生纠察,在柴玲带领下宣誓后便浩浩荡荡地出发。

政法大学的绝食学生由浦志强等人率领,该校老师吴仁华特地为他们买了烈酒壮行。吴仁华后来自己也加入了绝食行列。

各校的绝食学生在北师大校园里会合,总共有800多人。大部分来自北大、北师大、人大和政法大学。几乎有四分之一是女生。


同一天,赵紫阳、李鹏、胡启立等中央领导都在分别与工人、新闻界座谈对话。但学生对话团与政府的第一次正式接触还没开始就因为双方在代表人数、级别、名单等条件上达不成协议而不欢而散。国务院信访局取消了原定的对话计划。

但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却主动介入了事件。他在一个与知识分子对话的会上听取由统战部出面邀请学生对话的建议,紧急派车召集到周舵、郑也夫、刘晓波、陈小平、王军涛等知识分子,希望通过他们影响、斡旋绝食学生。


绝食学生在傍晚到达天安门广场安营扎寨。王丹、王超华和马少方在历史博物馆台阶上召开记者招待会,宣读了《绝食书》。北京市政府很快也安排红十字会的医务人员和市急救中心的两辆救护车进驻广场。

晚上,阎明复和他召集的知识分子与学生对话团和绝食学生在统战部第一次见面。学生方面参加者有王丹、吾尔开希、柴玲、王超华、项小吉、沈彤等。各方人员均发言交换了意见,但柴玲很快就自己离开会议回到了广场。阎明复保证会把大家的意见如实向中央汇报,但他们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这天晚上,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等著名知识分子在北大贴出题为《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呼吁知识分子参加声援绝食学生的大游行。

当晚,也在天安门广场的青年诗人骆一禾突发脑溢血不治去世。


八九一日



Saturday, May 12, 2012

八九文件:绝食书


绝食书


北京大学绝食团全体同学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


在这个阳光灿烂的五月里,我们绝食了。在这最美好的青春时刻,我们却不得不把一切生之美好绝然地留在身后了,但我们是多么的不情愿,多么的不甘心啊!

然而,国家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物价飞涨、官倒横流、强权高悬、官僚腐败、大批仁人志士流落海外,社会治安日趋混乱,在这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同胞们,一切有良心的同胞们,请听一听我们的呼声吧!

国家,是我们的国家,
人民,是我们的人民,
政府,是我们的的政府,
我们不喊,谁喊?
我们不干,谁干?

尽管我们的肩膀还很柔嫩,尽管死亡对于我们来说,还显得过于沉重,但是,我们去了,我们却不得不去了,历史这样要求我们。

我们最纯洁的爱国感情,我们最优秀的赤子心灵,却被说成是“动乱”,说成是“别有用心”,说成是“受一小撮人的利用”。

我们想请求所有正直的中国公民,请求每个工人、农民、士兵、平民、知识分子、社会名流、政府官员、警察和那些给我们炮制罪名的人,把你们的手抚在你们的心上,问一问你们的良心,我们有什么罪?我们是动乱吗?我们罢课,我们游行,我们绝食,我们献身,到底是为了什么?可是,我们的感情却一再被玩弄,我们忍着饥饿追求真理却遭到军警毒打……学生代表跪求民主却被视而不见,平等对话的要求一再拖延,学生领袖身处危难……

我们怎么办?

民主是人生最崇高的生存感情,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但这却需要我们用这些年轻的生命去换取,这难道是中华民族的自豪吗?

绝食乃不得已而为之,也不得不为之。

我们以死的气概,为了生而战。

但我们还是孩子,我们还是孩子啊!中国母亲,请认真看一眼你的儿女吧,虽然饥饿无情地摧残着他们的青春,当死亡正向他们逼近,您难道能够无动于衷吗?

我们不想死,我们想好好地活着,因为我们正是人生最美好之年龄;我们不想死,我们想好好学习,祖国还是这样的贫穷,我们似乎留下祖国就这样去死,死亡决不是我们的追求。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够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够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就没有权利去偷生。

当我们挨着饿时,爸爸妈妈们,你不要悲哀;当我们告别生命时,叔叔阿姨们,请不要伤心;我们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让我们能更好地活着;我们只有一个请求,请你们不要忘记,我们追求的绝不是死亡!因为民主不是几个人的事情,民主事业也绝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

死亡,在期待着最广泛而永久的回声。

人将去矣,其言也善;鸟将去矣,其鸣也哀。

别了,同仁,保重!死者和生者一样的忠诚。
别了,爱人,保重!舍不下你,也不得不告终。
别了,父母!请原谅,孩儿不能忠孝两全。
别了,人民!请允许我们以这样不得已的方式报忠。

我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必将晴朗共和国的天空。



八九文件



八九一日:5月12日,关于绝食的争执

1989年5月12日,绝食的话题成了焦点。已经决定以个人名义发动绝食的王丹和柴玲在北大决定联合行动,他们贴出通知征求参加者签名。但响应者寥寥,只有几十人签了名。高自联和北大筹委会分别发布公告反对发动绝食,指出那只是几位学生领袖的个人行为,不代表学运领导组织。

下午,王丹召集了民主沙龙。包遵信出席发表演讲,盛赞学运,称其标志着中国民主运动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成为民主沙龙的最后一次聚会。

当晚,王丹和柴玲在三角地通过学生广播站分别发表演讲,号召学生参加绝食。柴玲的即兴演讲抓住了在场听众的情感,引起极大反响。签名参加绝食的一下子增加到几百人。柴玲的演讲后来整理修改后成为著名的《绝食书》


反对绝食的高自联实际负责人王超华晚上去拜访戴晴,希望找到知名知识分子能够帮忙劝阻柴玲等人。戴晴打电话寻找时发现郑义、严家其等人正在忙于起草知识界“五一六声明”而无暇他顾。戴晴自己也没有答应王超华立即去劝阻学生的请求。

当天深夜,一直没能得到政府回复的对话团突然接到政府愿意与他们直接对话的讯息。


八九一日



Friday, May 11, 2012

八九一日:5月11日,胡启立与青年记者对话、部分学生领袖决定发起绝食

1989年5月11日,响应青年记者的要求,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到《中国青年报》社参加了一个座谈会。记者请愿的领头人李大同做了关于新闻改革和对《世界经济导报》处理的意见。胡启立表示新闻改革非常重要,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他肯定对学运的报道会增加透明度、公开化。

最先要求对话的大学生却一直未能得到官方确实的答复,烦躁情绪开始激化。这天又有新的大字报出现呼吁绝食。高自联开会时也专门讨论了绝食的建议,内部争论非常激烈。但最终反对方占了上风,做出决议:“从这个阶段中央办公厅对对话团的反应来看,高联反对近阶段举行任何大规模的活动,只举行中、小规模活动。”

但也就在这天下午,王丹、吾尔开希、马少方、程真、王朝晖、王文等学生领袖在北大附近的一个小饭店自行集会,商讨决定由他们自己以个人名义发起绝食。他们认为即使高自联现在反对,一旦绝食开始也将不得不支持他们。

同一天,柴玲在与北大“作家班”的一些朋友商议后也决定要出来号召绝食。她对此非常兴奋,还对她丈夫封从德开玩笑说绝食只不过是一个象征性行动,到时候他们可以偷偷带一些面包等食品。


八九一日


Thursday, May 10, 2012

八九一日:5月10日,学生大规模骑自行车游行抗议并酝酿绝食,人大常委会决定开会日期

1989年5月10日,北京各大报纸都公开报道了前一天青年记者要求对话的请愿活动。近万名大学生骑自行车上街游行声援,令北京一些路口一度交通中断。他们还专门前往《人民日报》社门口进行抗议活动。首都的许多著名作家和知识分子在郑义等人的组织下也出来参加了游行。晚上,戴晴和包遵信在人民大学演讲,盛赞学生四二七游行的胜利。

这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在6月20日召开常委会议,议程包括听取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和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这个日期在运动后期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处于学运低潮的学生烦躁情绪加剧。北大校园里陆续出现大字报号召绝食。吾尔开希在北师大也提出绝食的建议,希望能够给这个停滞不前的运动一个推动。


八九一日


Wednesday, May 9, 2012

八九一日:5月9日,新闻界千名记者联署对话请愿书

1989年5月9日,《中国青年报》的一些青年记者联合数十家北京新闻单位草拟了一份对话请愿书,抗议上海市委封杀《世界经济导报》以及撤销钦本立的主编职务、抗议政府对学运的新闻封锁压制,要求新闻自由和与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对话。他们征集到一千多名记者签名。下午,主要组织者李大同前往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递交了请愿书

官方媒体的记者早在5月4日便进行过他们自己的抗议,但他们这天的行动无异于正半死不活中的学运提供了一个意外而急需的火花。北大、北师大的学生得到消息后立即骑车来到记协门口为记者助威。学生们并且决定第二天举行大规模骑自行车游行以向记者致敬、声援。


八九一日


Tuesday, May 8, 2012

八九一日:5月8日,北大、北师大继续罢课

1989年5月8日(星期一)的一大早,北大筹委会便正式宣布了通过全校学生投票作出的继续罢课的决定,并广播了复课条件。这时只有北大和北师大两所学校在坚持罢课。但即使是在北大,也有近一半学生在正常上课。

下午,项小吉和沈彤与对话团代表一起再度走访国务院信访接待站查询对话请愿的答复。信访局以友好的态度接待了他们,说明党和政府领导正在准备与各界人士进行对话,但没有直接答复与学生对话的安排。

高自联这天也发表声明鼓励大学生在校园内巩固民主化的成果,维护校园内的言论自由和学生自治组织。


八九一日



Monday, May 7, 2012

八九一日:5月7日,学运进入第一个低潮

1989年5月7日是星期天,也是平静的一日。这天的《人民日报》实事求是地报道了对话团前一天的对话要求,没有像过去那样嘲讽、拒绝。该报甚至引用赵紫阳的话说政府与学生之间的对话是有利的。

学运也在这个时候进入第一个“低潮”。大部分初期学运领袖纷纷辞职或淡出,学生组织成了半瘫痪状态。王丹、封从德、熊焱等相继退出之后,北大的筹委会改由杨涛主持。王超华觉得高自联已经垮了,不得不接受北大筹委会的邀请迁到北大共同行事。但这两个组织之间仍然有矛盾。

倒是对话团在兢兢业业地为期待中的对话做准备工作


八九一日



Sunday, May 6, 2012

八九一日:5月6日,高自联领导层变动、对话团递交言辞温和的请愿书

1989年5月6日,北京的官方报纸突然焕然一新,正面报道学生运动。《中国青年报》报道了至少11个城市里发生的游行,描写为爱国行动。《人民日报》一篇报道中甚至引用了学生的一幅标语:“只要还有腐败,就国无宁日”,似乎开始赞赏该报自己所认定的“动乱”

在北京绝大部分院校已经复课的形势下,北大学生通过按宿舍投票以64.2%的优势决定继续罢课。北师大随之也宣布继续罢课。它们成为仅有的继续罢课的学校,学生的主要理由是总得有人保持向政府施加压力争取对话。

这天下午,对话团的项小吉和沈彤前往信访局递交他们自己的对话要求。相比于高自联两天前的最后通牒,对话团的请求温和得多:他们没有规定预先条件,更没有设定期限。他们也得到友好的接待。


高自联这天也在变动。对前主席周勇军“擅自”宣布复课不满的常委代表决定把他正式开除。封从德、王丹各自向高自联和北大筹委会分别辞职,准备退出学运。从“躲藏”中复出的吾尔开希便理所当然地再度成为高自联主席。但在高自联中操持大量工作的主要还是王超华。


八九一日



Saturday, May 5, 2012

八九一日:5月5日,官方正面报道学生游行,多数院校开始复课

1989年5月5日是星期五,五四大游行之后,绝大多数院校的学生开始复课。官方统计数字说北京高校已有80%学生复课,但北大则只有50%。北大校园里,复课的决定很快便成为当天傍晚三角地争论的焦点。在没有明显的共识情况下,筹委会宣布将举行一次全校投票,决定是否复课。

这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关于学生五四游行简短但正面的报道


八九一日


Friday, May 4, 2012

八九一日:5月4日,全国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

1989年5月4日原来是很多人期待已久的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日。但在刚刚经过了自己的四二七大游行的学生们来说,这个日子已经失去了一些光彩。只是高自联因为给政府的最后通牒被拒,只能再度发起一场大游行。

北京的五四游行规模仍然很大,也再度冲破多重警察人墙的封堵。但相对四二七来说少了悲壮、多了庆祝,几乎从头到尾都是胜利凯旋的气氛。学生们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就地集会。王超华朗读了一份《新五四宣言》。那天负责音响器材的高自联前主席周勇军出乎意外地宣布罢课抗议胜利结束,呼吁学生立即全面复课。

几百名青年记者也在当天举行了自己的游行抗议,呼吁新闻自由。这一天,北京之外的十几个大城市也爆发了相当规模的学生游行,呼应北京学生。上海学生在游行结束后还在市政府举行静坐。


这天下午,总书记赵紫阳在接见在北京开会的亚洲开发银行代表时再度发表公开讲话。他强调中国没有发生动乱,也不会发生动乱。这个说法似乎与《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背道而驰。


八九一日

Thursday, May 3, 2012

八九文件:赵紫阳五四讲话


在建设和改革的新时代进一步发扬五四精神
──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日

青年朋友们,同学们,同志们!

五四运动70周年,是中国青年的伟大节日,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节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40周年快要到来的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新时代已达10年的今天,在全国人民、全国青年需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同心同德,克服困难,维护社会安定,推进建设和改革的今天,我们来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进一步发扬五四精神,具有重大的意义。

五四运动首先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吸引广大青年和各界人民投入这次运动的最普遍最深刻的原因,是他们对国家危亡和民族命运的强烈关切,对建立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热情向往。五四运动又是一次伟大的新文化运动,伟大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那时的广大青年开始用新的眼光看自己,看中国,看世界。一部份最有觉悟的青年知识分子,通过对各种社会政治学说和救亡方案的探索和比较,通过对世界潮流的观察和思考,终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在1921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长时期的坚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这个人民大革命的进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进程,也是五四的爱国、民主和科学精神不断发扬的进程。

人民革命的胜利,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100年的时间,我们的中心任务是破坏──破坏阻碍中国前进的旧制度。中国建立以后,中心的任务转到了建设──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从破坏到建设,这是中国人民历史使命的极其深刻的转变。我们过去没有能够充份自觉地有效地实现这个转变,“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更是一场完全违背历史要求的大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全党全国人民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且围绕建设,提出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这样,我们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新时代。

我们现在纪念五四运动,就应当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即建设的要求,继承和发扬五四的爱国、民主和科学精神,使它们具有新的内容,达到新的高度。

我们今天讲爱国,就是要把中国建设好,实现四化,振兴中华。就是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和支柱,通过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学教育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繁荣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科学的文化──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说,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指在政治上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支配和反动阶级的统治,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了。现在我们还要说,中国人民站起来这个任务并没有最后完成。只有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中国才能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上,在综合国力的世界较量中,完全站起来。也只有在这样的奋斗过程中,社会主义优越性才能在中国大地上逐步地充份显示出来。我们一定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使它形成强大的凝聚力,鼓舞起亿万青年的献身精神,鼓舞起广大工人、农民、技术人员、教师、学生、记者、医生、科学家、文艺家、企业家、国家公务人员和人民解放军官兵等各行各业劳动者的献身精神,为建设一个富强的、民主的、文明的伟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我们今天讲民主和科学,也同样要紧紧围绕并服务于建设的目标。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工程,必然是整个社会改造和整个民族素质提高的伟大工程。我们要改变落后状态,要摆脱贫穷,要克服愚昧,要把社会生活和人民意识中种种不民主不科学的思想和习惯,一步一步地加以消除。要在十一亿人口的大国里,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改革建设的一切工作中,发扬民主精神,建设民主制度,发扬科学精神,按照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办事,并使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逐步地得到极大的发展。没有民主,没有科学,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过程中,学习民主,发扬民主,学习科学,尊重科学,是摆在我们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极其重要的任务,也是摆在全国人民和全国青年面前的极其重要的任务。

同志们,我们宏伟艰巨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任务,只有在稳定的而不是动乱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才能顺利地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党的正确方针政策之所以能够贯彻实施,改革和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大家都切身感受到的成效,最重要的一条是保持了社会的稳定。这是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维护的结果。全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各民族、各党派、各界人士,都为稳定出了力,也都从稳定受了益。在稳定这个事关全局的问题上形成共识,同心协力,不容易呵!身在稳定之中,有时不大觉得稳定之可贵,但是,如果一旦失去稳定,就会痛悔莫及!我们渴望办成的事,就一件也办不成;连已经取得的成就,也会毁于一旦。如果把稳定破坏了,能得到什么呢?能得到民主和科学的进步吗?能得到改革和建设的果实吗?能得到中国的振兴吗?都不能!只能得到动乱。动乱的日子难道我们过得还少吗?从1840年到今年150年间,我们只争取到20几年安稳日子。其余120多年,110年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搞得乱七八糟,还有10多年被林彪、“四人帮”和我们自己的主观指导失误闹得人心惶惶。如今大家共同感到欣慰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确确实实过了10年好日子。如果再发生动乱,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和无政府状态,乱了人心,乱了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学习秩序、工作秩,乱了人民自己,闹得国无宁日,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就会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如果出现那种局面,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希望的建设、改革、民主、科学,就一概都谈不上。不仅如此,那些反民主反科学的东西,愚昧甚至野蛮的东西,就会泛滥和横行。全党、全国人民、全国青年都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坚决维护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稳定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使我们的民主走上一条有秩序的法制化的正道。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同时,也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秩序。这是一种建立在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民主政治新秩序,无疑是现代化建设和改革所必需的,也是维护社会政治环境的稳定所必需的。稳定,渐进,理智,秩序,法制,这是建设和改革的要求,也是民主和科学的要求。按照这样的要求去想问题,做工作,我们的事业就能取得胜利。

我们宏伟艰巨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任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和坚强的领导下,才能扎扎实实地推进。我们的党,是坚持并且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党,是坚持改革、坚持开放的党,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党,是依靠青年、依靠人民的党。68年来,我们党在为中国人民作出历史性的伟大贡献的同时,也犯过大大小小各种错误。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我们党是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的生机蓬勃的党。广大群众包括广大学生希望推进民主政治,要求惩处贪污腐败,发展教育和科学,这也正是我们党的主张。中国共产党之心,是同人民之心、青年之心连在一起的。让我们大家互相沟通,互相理解,在安定团结、同舟共济的气氛中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吧!我们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在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我们的社会,我们整个民族,正在经历深刻的改造。我们党也正在经历深刻的改造,这种改造的目的,当然不是要改掉我们党的性质和固有的优势,而是要使我们党能够更好地担负起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任。中国的建设、改革、民主、科学,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会成为泡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的今天,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没有中国的前途和希望。要讲五四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这就是最重要的一条规律。懂得并且尊重这条规律,我们的事业就能胜利。

同志们!当年五四运动的先驱者们,反复地表达了这样的信念:青春中华之创造,全靠青年之觉醒。他们对青年的信任与期望,他们的这种远大眼光和乐观主义,在我们今天观察中国青年和中国命运的时候,同样是极其重要的。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时候,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党和人民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邓小平同志十分关心和爱护青年一代,对当代青年在改革和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寄予殷切的厚望,他说:“青年一代的成长,正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0年中,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作为时代的主旋律,始终召唤着青年一代跟随党在伟大的历史事业中前进。

青年要在建设中树立开拓进取的探索精神。没有探索就没有创造,没有创造就不能推进建设和改革。青年人要求发挥自己的潜能,实现自我的价值,这种积极性应当受到保护,使青年能够在现代化事业的大海洋中乘风破浪,锻炼自己,提高自己。青年人爱思索,勇于探寻各种新知,这正是他们的可贵之处。没有思索,怎么能够前进呢?没有各种新知,就不能丰富自己,并进行比较。在思索过程中,难免有偏颇和迷惘。但是,只要有爱国精神,把自己的责任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只要有民主精神,把个人的作用同集体的力量联系起来,只要有科学精神,把美好的理想同现实的条件联系起来,那就一定能够通过自己的思考和探索,克服自己的弱点和不足,体验到人民的真正利益和要求,体验到时代的呼唤和潮流,体验自己的努力同前辈努力的历史联系,体验到自己对国家未来负有的崇高使命。这样,青年就一定能够越来越深刻地理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必然性,越来越深刻地理解坚持改革开放总方针总政策的历史必然性,从整个国家的前途中认清自己的道路。

青年要在建设中树立脚踏实地的艰苦奋斗精神。把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长期的、极为艰难复杂的伟大事业,需要我们全民族几代人进行持久的努力。历史注定了你们这一代青年,只能是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艰苦创业、埋头苦干的一代。改革和建设没有快捷方式可走,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人民尤其是青年的劳动和奋斗。我们需要的是坚韧不拔、扎扎实实的长期奋斗。认清历史的使命,清醒,理智,坚毅,沉着,实事求是,艰苦奋斗,这是当代中国青年最可贵最需要的质量。
共青团作为我国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在近70年青年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在改革开放十年全面开创青年工作新局面的实践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要更加重视、关心和支持青年团的工作,共青团也要不辜负党的希望,联合青联和学联等青年团体,同最广大的青年群众保持密切的、生动活泼的联系,更好地发挥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作用,党和政府同青年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青年利益和要求的社会代表作用,把共青团真正建设成为引导青年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从现在起,再过11年,我们就要跨入21世纪了。未来是属于青年的。处于世纪之交的青年一代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党寄希望于你们,人民寄希望于你们!全国青年们,全国同胞们,让我们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排除万难,为中华的振兴而共同奋斗! 

(原载《人民日报》1989年5月4日)


八九文件


八九一日:5月3日,袁木拒绝高自联对话请愿、高自联投票举行五四游行

1989年5月3日一早,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出乎意料地在高自联最后通牒指定的期限之前举行记者会,对他们的要求作出了正式答复。但政府的态度并没有改变,袁木重申政府不可能承认高自联这样的“非法”学生组织,并表示政府不会在威胁面前让步。

在回答记者问题时,袁木还专门针对方励之的言论表示异议。

高自联随即在下午开会讨论第二天(也就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日)游行的计划。此时学生运动已经出现疲软苗头。大多数学生代表要求复课,而有一些比较小的学校实际上已经自行复课了。还有一些学校则需要组织纠察队劝阻其他学生去上课。高自联内部对再次游行也有很大异议。他们讨论了几种替代方案,均觉得不理想。最后在辩论之后投票,以多数票决定游行。复课的提议也多次被提出和讨论,却没能作出正式决定。

同时,学生对话团也在这一天正式成立,由各所学校派出的代表组成(大部分为研究生)。政法大学的项小吉和北大的沈彤被选为共同召集人。他们决定与“激进的”高自联保持距离,分小组研究各个专题,准备与政府进行有实质内容的、理性的对话。


那天下午,总书记赵紫阳胡耀邦追悼会后第一次公开露面,在首都纪念五四运动的集会上做了讲话。这个讲话针对学生运动时调子比较温和,没有提到四二六社论中的定论。


晚上,十几位官方媒体的青年记者也自行集会,决定第二天上街举行自己的游行抗议活动,要求新闻自由。


八九一日